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隋州龍門（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鎮(zhèn)）人，隋代大儒、思想家、教育家，其孫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王通從小讀書勤奮，精習《詩》《書》《禮》《樂》《春秋》，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學業(yè)已有所成。楊堅仁壽四年（604年），年方二十歲的王通到長安見隋文帝，提出“太平十二策”，沒有被采納。后來由于同鄉(xiāng)薛道衡的推薦，授以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郎。不久后棄官歸隱，于家鄉(xiāng)北山白牛溪授徒自給。遠近來受業(yè)的人很多，時稱“河汾門下”，當時王通還被尊為“王孔子”。隋朝廷四度征召，始終不仕。大業(yè)十三年（617年），王通病逝于龍門縣萬春鄉(xiāng)甘澤里第，弟子取《周易·坤卦·象辭》“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義，私謚為“文中子”。
王通著有《續(xù)書》《續(xù)詩》《元經(jīng)》《禮經(jīng)》《樂論》《贊易》等書，在唐代就已全部佚失，只有《中說》獨存。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時，為了考訂王通的生平，曾撰有長篇之《文中子補傳》。其主張有一個統(tǒng)一的道，支配天地人的運動，提出“以性制情”“窮理盡性”等作為道德修養(yǎng)的途徑和方法。其對以往的天人感應和讖緯神學持批判態(tài)度，以規(guī)律釋“命”的思想，對隋唐儒學變革起到了思想解放作用。除此之外，其對天人關系的重新詮釋、"三教可一"的主張以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重新發(fā)掘，對宋明理學起到了引導和啟示作用。
人物生平
王通的九代祖王寓，遭晉朝懷之亂，遷居江東。六代祖王玄則仕宋。玄則的孫子王，在蕭道成代宋之時，北來臣事北魏。拓跋宏太和年間，為太原市刺史，家河汾，稱晉陽穆公。王虬傳了三世，生王隆，是王通的父親。據(jù)說王隆傳王家的學業(yè)，教授弟子千余人。楊堅統(tǒng)一中國，王隆以國子博士待詔云龍門，曾獻過《興衰要論》七篇，未見重用。
楊堅開皇四年（584年），王通出生。少年時，王通就從父親受業(yè)。年稍長，又“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特別精習《詩》《書》《禮》《樂》《春秋》，其學業(yè)就在這一時期打下了基礎。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年方二十歲的王通抱著經(jīng)世救民的思想，不辭辛勞到長安見隋文帝，向隋文帝提出“太平十二策”，建議隋文帝實行尊王道、推霸略之術。隋文帝頗為賞識，但“公卿不悅”，所以未被采納。
王通未得重用，只是被派往偏僻的蜀郡，任蜀王侍讀等職。大業(yè)初年，王通從蜀郡歸鄉(xiāng)著述講學，決心弘揚儒學，明周、孔之道。此后，隋文帝、隋煬帝仍有征召，均未就。他曾用九年的時間鉆研六經(jīng)，撰《續(xù)六經(jīng)》。他在河汾之間聚徒講學，弟子數(shù)百，名重一時。時稱“河汾門下”，甚至有人稱他為當世孔子，或譽為“河汾道統(tǒng)”。大業(yè)十三年（617年），王通病逝于龍門縣萬春鄉(xiāng)甘澤里第，弟子取《周易·坤卦·象辭》“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義，私謚為“文中子”。
主要思想
哲學思想
天人論
王通認為，天、地、人三才相分，都是物質(zhì)實體，地位同等，只有在對待某一具體事物時，三者地位才有主次之分。天地人三才，也不僅僅是呈現(xiàn)在人們感官面前的蕩蕩蒼蒼、山川丘陵、圓首方足這些表面現(xiàn)象，在現(xiàn)象背后的是三才的精蘊：元氣、元形、元識。天是元氣，而元氣的變化就如同人們平常描述的神鬼一樣，變化莫測，神秘至奇。天作為元氣，是萬物之氣之所歸。地是一切有形的東西，是除天和人以外的所有東西。人是有認識、有思維、有理性的動物。在位置上，氣是天在上，地為形居下，人為識在天地之間。在功能上，天地人三才同等重要，既沒有主次，亦沒有先后。
天統(tǒng)元氣，而元氣之功能在于化生萬物；地統(tǒng)元形，而這個有形世界之功能在于養(yǎng)育萬物。人統(tǒng)元識，而唯有人才具有認識能力，其功能就在于使萬物趨于完善。天地之生化，萬物之運行，人之所利用，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在對待具體事物和具體實踐過程中，有時“天”居主導位置，有時“地”居主導地位，有時“人”居主導位置。在這里，王通用“中道”的哲學方法論對傳統(tǒng)“天人感應論”中“天”的權威進行了否定，認為人世間一切事物的發(fā)展變化都要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
道論
天人合一或三才統(tǒng)一的最根本之點是道的統(tǒng)一。王通認為有一個統(tǒng)一的道，支配天地人的運動，是天地人都不能違反的，這便是《周易風水》所昭示的道。他主張要在人事上體會《易經(jīng)》所昭示的天地之道，有把人道當作天道的企圖，但在王通心目中天地之道與人之道并不完全一致。在王通眼中，道其實有作為規(guī)律的道和作為最高價值的道兩重含義。在他看來，作為規(guī)律的道無所不在，而作為最高價值的道只存在于德行之中，仁禮之中。人與道的關系，在道是規(guī)律的情況下，顯而易見是統(tǒng)一的，而在道是最高價值的情況下往往是分離的，甚至在孔子之后的一千年里都沒有實現(xiàn)統(tǒng)一。
理想人格論
王通的理想人格是內(nèi)有周孔的道德修養(yǎng)，外有三王的功業(yè)的人物，也就是說，他是圣人與王者的統(tǒng)一。王通既反對脫離內(nèi)圣的外王，認為那樣做就不是外王，充其量是低層次的事功，又反對脫離外王的內(nèi)圣，認為那樣做就不是內(nèi)圣，僅僅是自私自利的修習者。他認為出世入世必須統(tǒng)一，而且只有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才能統(tǒng)一。儒家的內(nèi)圣是仁義之道，儒家的外王是王道政治。仁義之道是王道政治的思想基礎，王道政治是仁義的完滿現(xiàn)實。這兩者之間不存在像玄學提出的名教與自然的對立，恰恰相反它們是完全一致的。
心性論
心性問題是道德修養(yǎng)的核心或本源問題，王通的倫理思想便是以此為基點而展開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項基本的品德。王通認為性為“五常之本”，性本善。而正因為人性本善，人性中具有仁義等品德，所以只要追求仁義，就一定能得到它們，成為仁義之人。
修養(yǎng)論
以性制情
王通認為人性本善，而惡的可能性包含在情中，并且明確提出“以性制情”的理論。所謂情即是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情感。情本身不能算是惡，但是讓感情任意發(fā)泄，該善的不善，該惡的不惡，就是惡了。要使情發(fā)得正當，必須“以性制情”。王通以陽喻性，以陰喻情，點出情隨性動，才能在情的岔路口上做出正確的抉擇。王通有時還用與道心對立的人心解釋過惡的產(chǎn)生，他認為惟危的人心有可能產(chǎn)生過、惡，君子要時時警惕自己，但對此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如果與他的情觀聯(lián)系起來看，道心可能指性或?qū)π缘恼J識，人心可能指情。
窮理盡性
在道德修養(yǎng)論上，王通還十分重視《易》的作用和“窮理盡性”的方法。他認為《易》中“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者的順序應是，先“知命”，再“窮理”，后“盡性”。要窮理，先要學《易》，用《易》來窮理。而要學《易》窮理，又必須先“知命”。所謂“命”，是指事物發(fā)展變化的客觀必然性。“知命”，也就是“知人事”，他認為必須先知人事之“命”，然后才能窮理，窮理就自然能盡人性，即盡人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本性。還由此提出“正其心”的要求。首先倡明“人心”“道心”的矛盾，以及防止“人心”泛濫，以擴充“道心”即“君子思過而預防之”的道德修養(yǎng)任務。王通這一觀點，對宋明理學的修養(yǎng)方法的形成與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思想
王道論
王通的學術活動和主張，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就是為了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他決心在佛教、道教蓬勃發(fā)展的進攻態(tài)勢下，振興已經(jīng)衰微的儒學，以明王道來挽回儒學的衰微被動局面。
他認為，所謂王道，就是“伊尹周公之道”“周公孔子之道”，亦即儒家之道。王道與現(xiàn)實政治相比，最大特點是主張仁政德治，任德不任刑。而王道主要靠人去弘揚，而人在于教化。人的教化則需要依賴于《詩》《書》《禮》《樂》等儒家經(jīng)典。王通認為，孔子借助于《尚書》《詩經(jīng)》《春秋》來講述歷史傳達長治久安之理，而且這三部書各有側(cè)重。王道最真切生動地體現(xiàn)在歷史活動中，要在對歷史的“索”“究”“考”中獲知帝王之制、興衰之由和邪正之跡。
仁政觀
王通主張要推行王道，就要“以德服人”，實行仁政，反對霸道。王通根據(jù)孟子的“仁政”學說，向統(tǒng)治者提出一些推行王道的原則。其中特別強調(diào)“遺身”。所謂遺身，就是要求統(tǒng)治者放棄自己的利害得失，努力做到無私、至公，以天下為已任。這是推行王道政治的關鍵所在。另外，還強調(diào)“推誠”。“推誠”的意思就是“以心化”，把道德教化作為統(tǒng)治的主要手段。
三教觀
在三教觀上，王通主張“三教可一”。對此，他從兩個方面辯證地進行論述。一方面，他認為三教“不可廢”，各教都有存在的理由，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都是有用的，都有輔政的內(nèi)容。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三教亦各有缺陷。他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應該像司馬談善于分析諸子各家長短那樣，知其弊，通其變，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觀點，也就是說三教可以相互取長補短，逐步走向合流。但王通還是主張在三教之中只有儒家思想能夠成為統(tǒng)治思想。主張在儒學的基礎上把三教統(tǒng)一起來，做到通其變，除其弊。以儒為主，以佛道為輔，構成一個統(tǒng)一的思想體系。
歷史思想
天命與歷史發(fā)展觀
王通把世道的發(fā)展由淳樸趨向于澆薄劃分為幾個階段。有所謂至治之代，那時“法懸而不犯”；有中代，特點是“議事而制”。在他看來人能使道發(fā)揚光大，假如人的行為合乎道，那么淳樸之復易如反掌。人的行為之好壞全在教化。我們有先王的教化為榜樣，有六經(jīng)為指南，對社會施以教化，使之合于道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他認為，世道一定能復歸于淳樸。
王通認為，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中，有所謂命運在起作用。命運又可稱為天命，但它并不是傳統(tǒng)天命觀所說的神秘的人類無法改變的力量。一定的人事活動過后，總有與之準確相應的結果出現(xiàn)，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這就是命，或日天命。因此，天命不是作為至上神的天對人下的命令，僅僅是人事活動的必然結果，正因如此人們在命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行動為自己作命。
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中除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問題，王通認為當一個人碰巧進入另一個人所作的命中時，就產(chǎn)生偶然性。一般地說個人生活中有偶然性，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不存在偶然性。治亂是全國性的長時期的狀態(tài)，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行動造成的運。這里面的差異是有人乘之，如劉啟乘文帝之治，靈帝承桓帝之亂，有人革之，如姬發(fā)革帝辛之命，隋煬帝變亂之政等等。但不管怎樣，運是“有定于此而應于彼”的，說不上偶然性。但在時和命（與運比，這是屬于個人的、短時間的狀況）中都包含兩種不同情況：“有行之者，有偶之者”“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就是說，窮達吉兇，有的是由自己的行動造成的（所謂自食其果），有的則與自己的行動無關，是偶然碰上的。
在社會生活中，既有命也有道。王通認為二者的關系是變動的、復雜的。三代以上大道流行，作命君王依道行事，那時道命一致。戰(zhàn)國以降君王無道，他們所作的命與道相反。雖然有許多仁人君子奔走呼號，企圖行道，但他們無權無勢，能做的僅僅是傳道而已，不能改變帝王所作之命。但在王通所處的時代，結果是道被命、運拋棄，在現(xiàn)實中無立足之地，只能存在于少數(shù)人的理想中。面對這種情況王通并不悲觀。他相信，將來必定會出現(xiàn)圣人，他在天下善施教化，使一切人都依道行事，那么命與道將重新一致，那就是理想改造了現(xiàn)實，現(xiàn)實實現(xiàn)了理想，亦即復歸于淳樸狀態(tài)。
主要著作
王通一生最大學術成就在《續(xù)六經(jīng)》，但早已佚失。以王通之名流傳至今的著作有兩種：一為《元經(jīng)》，為《中說》，均由北宋阮逸女注釋并刊行于世。宋本《元經(jīng)》已被證為阮逸偽造，《中說》雖涉及王通門人真?zhèn)慰甲C問題，但所記王通言論基本屬實。
《續(xù)六經(jīng)》
《續(xù)六經(jīng)》是文中子在大業(yè)初年回鄉(xiāng)之后，用了將近十年時間，傾其畢生精力撰著的六部典籍。它包括《續(xù)詩》（十卷）、《續(xù)書》（二十五卷）、《荀子·禮論》（十卷）、《樂論》（十卷）、《易贊》（十卷）和《元經(jīng)》（十五卷）六種，合稱《續(xù)六經(jīng)》或《王氏續(xù)六經(jīng)》。
其中《贊易》是對《易》進行新的解釋，《禮論》《樂論》則是對照周公之禮樂，說明后王種種非禮的錯誤。他用功最勤的是《續(xù)書》《續(xù)詩》和《元經(jīng)》。《續(xù)書》比照《尚書》舊例，選編從漢高祖至司馬炎時期的政府文件。《續(xù)詩》是按《詩經(jīng)》舊例，采集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等六代，自天子以至庶民的詩歌，按化（續(xù)大雅）、政（國風）、頌（續(xù)頌）、嘆（續(xù)變風、變雅）等類編，使人認識治亂之情，給以人孝出悌的道德教育。
《元經(jīng)》不是文件結集，而是王通本人的著作，是自司馬衷永熙元年（290年）至楊堅開皇十年（590年），共三百年的編年史。他認為這三百年，王道廢弛，天下大亂，沒有真帝，他要像圣人在《春秋》中所做的那樣，以褒貶代行賞罰。同時，這個時代群雄并起，紛紛稱帝，需要“征天命以正帝位”，確定正統(tǒng)，這是《元經(jīng)》的另一項任務。
《中說》
《中說》是隋朝王通的語錄，共十卷，因為王通的私謚為文中子，所以亦稱《文中子》。由其子福郊、福峙記述，為了抬高王通的地位，整理者刻意幕仿《論語》的口氣，使他看起來更像圣人；甚至偽造歷史，把隋末唐初一批名臣如魏徵、房玄齡、李靖、杜如晦等等都說成王通門人。該著作以氣、形、識分別作為天、地、人的特點。還提出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張，試圖從理論上調(diào)和“三教”。宋朝阮逸女作《文中子中說注》，有《四部叢刊》本《續(xù)古逸叢書》本。
影響
王通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位承前啟后式的人物，他不但總結批判了前代儒學，促進儒學逐步擺脫讖緯神學的束縛，還對宋明理學的開啟起到了引導作用。
促進儒學擺脫讖緯神學的束縛
在自然觀上，關于天人關系的探討是王通哲學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而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命論、天人感應論進行抨擊是王通學說的重點，從而使哲學意識形態(tài)由天人感應論向理學天理論的轉(zhuǎn)變邁進了一大步。他對天地人三才的重新解釋，明確地將其表述為氣、形、識，強調(diào)宇宙世界的物質(zhì)統(tǒng)一性和可知性。王通還認為由于人具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故在天地之中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能知"天地之理"。據(jù)此，他對傳統(tǒng)的天命論所宣揚的“自天之命""定于冥然，終然不變”的命定論觀點進行批判，認為是完全廢棄了人的作用。這便徹底否定了天的主宰性，否定了君權神授的神秘說教，將所謂“天道”回歸于“人道"突出了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對于隋唐儒學變革，儒學發(fā)展能走出困境，能夠擺脫傳統(tǒng)“天人感應論”和讖緯神學的束縛，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
開理學先河
王通的哲學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天人關系上，王通對天人關系的重新詮釋，深刻影響了后世的宋明理學家。自王通之后，宋明理學家在天人關系上，都主張“天人相通”。一方面，他們認為天與人不是絕對對立、彼此隔離的，而是息息相通的統(tǒng)一整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天是人倫理道德之本源，天道與人道應是合二為一的。
其次，在儒、佛、道三家關系問題上，王通第一個從當時思想界的大局出發(fā)，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張，為后來柳宗元吸取佛學的思想和宋明理學對佛、道二教思想的吸收開了先河，為儒家學說的改造和振興指明了方向。晚唐思想家和宋明理學家正是在執(zhí)行吸收佛、道二家精髓的思想路線后，完成了改造儒學的任務，大大增強了儒學的生命力。
最后，王通還第一次將《尚書·大禹謨》中的那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單獨提出來，作為倫理道德修養(yǎng)的基礎而被后來理學家奉為密旨。在心性修養(yǎng)的方法論上，他還主張“窮理盡性”，提出了“誠”與“靜”的概念，如“靜以思道”，“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zhèn)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等。這些，都有以啟宋明理學之先河。
親族
王績
王績（585—644年）唐朝詩人，字無功，號東皋子，絳州龍門（今河津市）人。隋朝儒者王通之弟。隋時任秘書省正字，出任六合縣丞，后棄官歸隱。唐高祖時，授太樂丞，又棄官。為人追求放逸，追慕阮籍、嵇康、陶潛，為詩亦多寫酒后情趣或田園閑適生活，自成一派。死前，預寫墓志，作品集有有《東皋子集》，又名《王無功集》。
王勃
王勃（649或650—676年）唐文學家，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王通之孫。麟德初應舉及第，授朝散郎。上元三年（676年）往南海探父，溺水受驚而死。善詩文，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并稱“初唐四杰”。王勃自幼聰敏好學，據(jù)《舊唐書》記載，他六歲即能寫文章，文筆流暢，被贊為“神童”。九歲時，王勃讀顏師古注《漢書》作《指瑕》十卷以糾正其錯。十六歲時，王勃應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他因做斗雞檄被趕出沛王府。之后，王勃歷時三年游覽巴蜀山川景物，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他返回長安后，求補得虢州參軍。在參軍任上，他因私殺官奴二次被貶。李治上元三年（676年）八月，他自交州探望父親返回時，不幸渡海水，驚悸而死。王勃在詩歌體裁上擅長五律和虞世南，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學成就是駢文，所作駢文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堪稱一時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閣序》等。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王子安集》。亦通《易》.著有《周易發(fā)揮》五卷，久佚不傳。新舊《唐書》皆有傳。
評價
晚唐文學家皮日休：“夫孟子、荀子、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
北宋音樂家阮逸：“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非諸子流矣。”
北宋理學先驅(qū)孫復：“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后成之于言。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北宋理學家程頤：“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
南宋理學家朱熹：“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
相關爭議
王通有無
由于《中說》非文中子自著，屬家人及弟子所為，書本身也存在錯亂之處，并且《隋書》未為文中子立傳，所以自司馬光開始，其后有洪邁、晁公武、朱熹、王應麟等對文中子及其著作的真?zhèn)螁栴}持有一定懷疑。當代學者尹協(xié)理和魏明所著《王通論》認為考證王通其人的有無，應當依據(jù)隋末和唐代人的著作。據(jù)保存下來的有限的歷史資料考查，宋威以前提及王通的人不僅存在，而且還為數(shù)不少。如唐貞觀年間任過禮部尚書的陳叔達、王通之弟王績、王通之孫唐初文壇“四杰”之一的王勃、晚唐文學家皮日休等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過王通其人，因而王通其人應是真實存在的。
《中說》真?zhèn)?/h3>
南宋的洪邁提出《中說》中提到了房玄齡魏徵、李靖、杜如晦、杜淹等唐初名臣都是王通的門人，但這些人卻不曾提及王通以及《中說·附錄》中有多處記載有出入等問題為理由，認為《中說》“為阮逸所作”。《王通論》則認為該說法理據(jù)不夠充分，僅可證明《中說》的某些部分存疑，但不能否認整部著作的真實性。明代初年的宋濂（1310—1381年）提出《中說》中的三件事與史實不合，一為“李德林請見”事，二為“江都區(qū)有變”事，三為“問禮于關朗”事。因而認為是王通之子王福郊、王福時偽造。《王通論》認為前兩件事確實是《中說》內(nèi)容的謬誤，后一件事則是附錄之誤，但是，兩件事或者更多一點的事與史實不合，并不能說明《中說》全部是偽作，也不能斷定是王福郊、王福時而不是別人所為。《王通論》認為唐代有許多人讀過并評論過《文中子中說》。他們關于王通思想和事跡的論述，絕大部分都與今本《中說》相一致，因而認定《中說》確為王通所做，只是后來混入了一些謬誤。
名言章句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吾所以憂也！——《中說·王道篇》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茍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中說·天地篇》
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嘆，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中說·事君篇》
參考資料 >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4-03-30
文中子中說 序.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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