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1860-1938），字蘇（、堪、盒），號太夷，別號海藏，晚年亦有號夜起，閩侯縣（今福州市）人。中國近現(xiàn)代詩人、詩學家、書法家，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
鄭孝胥八歲喪母，十七歲喪父。早年師從叔祖鄭世恭習舉業(yè)。清光緒八年（1882年）福建省鄉(xiāng)試中舉，后“三應會試不第”，光緒十五年（1889）六月，以舉人身份考取內(nèi)閣中書一職，開始仕宦。光緒十七年（1891年）隨使日本，歷任使館書記官、神戶大阪總領(lǐng)事等。回國后先后擔任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京漢鐵路南段總辦、督辦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邊務等職務。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被任命為湖南省布政使，還未到任，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朝統(tǒng)治被推翻后，鄭孝胥不事民國，以遜清遺老自居。民國十二年（1923年）經(jīng)遜帝溥儀的師傅陳寶琛引薦，進宮（紫禁城）輔助溥儀，次年被任命為內(nèi)務府總管大臣。此后開始跟隨溥儀，后在日本人的利用下，唆使溥儀于前往東北地區(qū)，建立傀儡政權(quán)，先后擔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滿洲帝國”總理大臣。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病逝于長春。
鄭孝胥擅詩詞、書法，在詩詞上有“同光體”領(lǐng)袖之稱，書法尤以楷書見長。書法家沙孟海評價他的字，“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023年5月，《國家文物局關(guān)于頒布1911年后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發(fā)布，其代表作被列入不準出境名單?！?a href="/hebeideji/1114058004690116564.html">鄭孝胥日記》的整理者勞德祖評價鄭孝胥的一生“生當封建末世，頗知民生疾苦，早歲奮發(fā)有為，深思力學。先后規(guī)劃甚多，成就殊鮮，終則以貞事一人為節(jié)操，以逆時代潮流而動為卓特，由遺老淪為國賊，助紂為虐，身敗名裂”。
人物生平
中舉入幕
清咸豐十年閏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鄭孝胥出生于蘇州市胥門，鄭家數(shù)代仕宦，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蘇州地區(qū)正值戰(zhàn)亂。鄭孝胥生未逾月，其父鄭守廉為避戰(zhàn)禍，便率全家回到祖籍福建老家后仍返京供職。
鄭孝胥“幼而英異”，四歲時就開始跟隨叔祖鄭世恭學習《爾雅》，“輒能上口”。清同治五年（1866年），時年七歲的鄭孝胥服侍母親赴京，與其弟鄭孝檉師從從福建士子李兆珍“授讀經(jīng)史”。其父鄭守廉對他的日常學習監(jiān)督甚嚴，每天的功課內(nèi)容都制定有嚴格的計劃。次年九月，鄭孝胥母親去世，其十七歲時，父親鄭守廉也于北京逝世。鄭孝胥遂回到福建省，繼續(xù)跟從叔祖習舉業(yè)。曾入沈葆楨幕府數(shù)月，期間，光緒五年（1879年）九月，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吳贊誠欣賞其才華，將次女婚配給鄭。
光緒八年（1882），鄭孝胥回到福州市，參加鄉(xiāng)試，以第一名中舉人。后隨其岳父吳贊誠一家居于南京，吳贊誠與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為世交，故鄭孝胥在岳父去世后，赴天津市入李鴻章幕府，在水師營務處隨辦洋務，“月領(lǐng)三十六金”。此后，鄭曾先后三次赴京參加會試，均未考中。光緒十五年（1889）六月，鄭孝胥在“三應會試不第”的情況下，以舉人身份考取了內(nèi)閣中書一職，從此開始仕宦之路，不再參加科舉。
隨使東洋
光緒十七年（1891年），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方出任清政府駐日公使，李奏調(diào)鄭孝胥隨使，出任駐日使館書記官。該年四月，鄭孝胥登舟離滬，啟程赴日。駐日期間，李經(jīng)方對鄭孝胥頗為倚重。日本各界與駐日公使間的信件、詩文往來，李經(jīng)方大多請鄭孝胥代筆，信稿寫件也多由其主筆。李鴻章在致李經(jīng)方的信中，也盛贊鄭孝胥“文筆入古，人且清挺”。而鄭孝胥本人也十分謙遜，“且學習以備驅(qū)使”，每日閱覽舊案一二宗，處事循序漸進，辦理外務交涉思路清晰。后李經(jīng)方母親離世，李去職丁憂，由翰林院編修汪鳳藻暫時署理駐日公使，鄭孝胥得任神戶理事，開始在對日交涉中獨當一面。在任期間，每日公務繁忙，照會頻頻，但他辦理交涉井井有條，與各國領(lǐng)事往來密切，曾在日本八十番客寓宴請美、德、俄、法、葡等領(lǐng)事。鄭孝胥對涉及華人與日人訟訴的管轄權(quán)問題較為敏感，對華人的權(quán)益給與保護，處置果斷，具有一定的條約意識。在外事交涉中，始終堅持兩國對等地位，對于日方的不合理要求進行駁斥，交涉頗為得心應手。同時鄭對西式報刊如《申報》《字林滬報》時有閱讀，且有大段摘錄，思想漸趨開放。在任時屢有朝鮮人求助，鄭多給予幫助，朝人也視清代外交官為可托之人。鄭孝胥的外交才能亦受到汪鳳藻的賞識，稱贊他于一切交涉詞訟案件均能“慎持大體，經(jīng)理得宜”，同僚也譽其“政聲甚卓”。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fā)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jié)節(jié)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zhàn)爭。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該年七月鄭孝胥等人乘船下旗歸國，結(jié)束了駐日外交生涯。
回國任職
鄭孝胥回國后，對甲午中日戰(zhàn)局仍十分關(guān)注，他主戰(zhàn)甚堅，認為“朝廷能堅持力戰(zhàn)，不過數(shù)月，倭必自困?！睂η逭c日議和之事，不以為然，并著眼時局，有“開陸軍學堂及制造洋火藥局、魚雷快艇”的提議。后甲午戰(zhàn)爭，清政府戰(zhàn)敗和，鄭孝胥聽說要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后，痛心疾首，感慨“舉朝皆亡國之臣，天下事豈可復問”。
光緒二十年（1894年11月10日）十月，鄭孝胥面見兩江總督張之洞，進入張之洞幕，任督署洋務文案一職。不久，又升洋務局提調(diào)，并在商務局委差。張之洞非常賞識鄭的才華和談吐，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鄭孝胥還曾以張之洞保舉，受到光緒帝的召見，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因戊戌六君子遇害，而告假南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7月5日）五月，鄭孝胥在兩廣總督岑春煊的舉薦下，奉旨調(diào)任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邊防督辦，專門辦理廣西邊防事務。
鄭孝胥出任廣西邊防督辦時，廣西邊疆形勢嚴峻，中越邊境散兵游勇流竄，對抗官府。社會經(jīng)濟蕭條，文化落后，邊防軍力不足。鄭孝胥到任后，于光緒三十年（1904）十一月在龍州設(shè)立“邊防將弁學堂”，從清廷每年支援邊防的邊餉中撥付辦學經(jīng)費。招生對象半取軍中，半取邊裔弟子”。除進行操練外，還教授近代化軍事理論。使將弁學堂成為廣西第一所近代化意義上的軍事學堂。
次年，鄭孝胥又開始興辦近代教育，“為邊民興學”。成立龍舟學社，鄭任社長，負責學社的教習、教材和管理，聘請當?shù)卮T學人士為學生授課，訂購國文、筆算、習畫三類教科書。為使邊地學子開闊眼界，鄭孝胥還為學社訂閱《萬國公報》等期刊，還經(jīng)常給學社贈送各種新學圖書，并親到學堂向?qū)W生講演，宣傳新學。由于龍州地處邊地，人才荒蕪，師資有限，鄭孝胥還選派資助青年學子到日本或廣州市學習。
此外，鄭孝胥在任期間續(xù)辦龍州制造局、創(chuàng)設(shè)邊防醫(yī)院、成立通力局（運輸公司）、并采用官商合辦的方法，創(chuàng)辦新龍銀行，匯兌可達上海市。在鄭的經(jīng)營下，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邊境的軍事防御、醫(yī)療、教育、經(jīng)濟和交通得到了改善和發(fā)展，使廣西的近代化水平取得較大提升。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鄭孝胥辭去廣西邊防督辦一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鄭孝胥發(fā)起成立上海預備立憲公會并任會長。次年，還創(chuàng)辦日輝織呢廠，又受兩江總督托忒克·端方延請，"襄理軍事外交一切要政"。宣統(tǒng)元年（1909年），鄭孝胥赴沈陽市，為東三省總督錫良籌劃錦鐵路及葫蘆島市筑港事宜。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六月，鄭孝胥獲授湖南省布政使 ，但因該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fā)，鄭孝胥遂未到任。
逆勢而為
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鄭孝胥以清室遺老自居，寓居上海，不事民國。
民國十二年（1923年）鄭孝胥在帝師陳寶琛的引薦下，于8月奉召入京覲見溥儀，并得到溥儀的贊譽，“吾目中未嘗見如此人，惜不能常見之耳”。
鄭孝胥離京返滬后，溥儀欲清理產(chǎn)業(yè)，但左右無信任之人可用，遂召鄭孝胥來京“商倚辦”，任命為內(nèi)務府總管大臣，委以全權(quán)。上任三個月，鄭孝胥就為內(nèi)務府節(jié)省了上萬元開銷，并提出拍賣內(nèi)務府名下房產(chǎn)以增加經(jīng)費等。但其開源節(jié)流的工作辦法觸及內(nèi)務府官員們的既得利益，受到強烈抵制，甚至向民國政府造謠鄭孝胥另有所圖。后因工作推行艱難，事務繁雜，年過花甲的鄭孝胥便以身體不佳為由請辭。
民國十三年（1924年），北洋軍閥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驅(qū)逐出宮。在鄭孝胥等的前清遺老的策劃下，溥儀輾轉(zhuǎn)出逃日本公使館，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張園。次年2月，鄭孝胥入津，重回溥儀身邊，并被授以“駐津顧問兼總務處任事”一職。在此期間，鄭孝胥向溥儀鼓吹“三共論”，認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產(chǎn)主義、共產(chǎn)必然亡于共管，提出對于那些愿意幫助復辟的國家，應該給予特權(quán)。
民國二十年（1931年），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占據(jù)了東北地區(qū)，為謀求利用溥儀在東北建立由關(guān)東軍操控的政權(quán)，進而達到獨占東北的目的，頻頻拉攏溥儀，但溥儀仍有所顧慮，曾連數(shù)日向鄭孝胥詢問“出行事宜”。而鄭認為，日本在東北惹出事端，“ 不迎圣駕，焉能收場” 。但隨后，鄭孝胥意識到日本人表里不一，認為溥儀赴東北風險太大，又勸溥儀慎重考慮。為此，日本關(guān)東軍不斷活動，關(guān)東軍參謀長土肥原賢二親自來津勸說溥儀，一面許諾溥儀在滿蒙成立“獨立帝國”“大清帝國行政主權(quán)等，均不成問題” ；一面又策劃使溥儀收到了藏在果籃里的炸彈、恐嚇信、威脅電話等。最終，鄭孝胥轉(zhuǎn)變態(tài)度，勸說溥儀“勿失日本之熱心”前往東北地區(qū)，該年11月10日，在鄭孝胥父子等人的陪同下，溥儀經(jīng)由白河偷渡至東北。
溥儀等抵達東北后，就處于日本關(guān)東軍的控制之下，溥儀君臣隨即就復辟問題不斷與關(guān)東軍展開談判。溥儀和鄭孝胥等人提出建立同前清一樣的君主制國家，但日本意圖扶植建立一個與清朝毫無關(guān)系的滿蒙自由國。溥儀與眾遺老們不愿面對事實，部分遺老還唱高調(diào)，非帝制不就。鄭孝胥則勸溥儀認清現(xiàn)實，暫時忍讓，再圖進取。最終，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在日本的扶植下，偽滿洲國成立，溥儀在長春市宣誓就任偽滿洲國執(zhí)政，年號“大同”，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
偽滿總理
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后，為了爭取偽滿洲國的自主權(quán)，鄭孝胥一再要求改變偽滿洲國政府日、滿系官員人數(shù)比例。1932年9月，鄭孝胥便以日本人把持，工作難度大為由請辭總理之職，關(guān)東軍方面為避免鄭辭職后造成的不良影響，作出了妥協(xié)，還撤換了與鄭有矛盾的偽滿洲國總務廳長駒井德三以換取鄭孝胥留任。當月，鄭孝胥與日本關(guān)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了《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偽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quán)。
由于在偽滿洲國建國問題上，鄭孝胥勸說溥儀向關(guān)東軍妥協(xié)，出任偽滿洲國的執(zhí)政而非偽皇帝，遭到了其他遺老們的指責，加之與日本人簽訂《日滿議定書》出賣主權(quán)，遭人詬病。留任偽滿洲國總理后，鄭孝胥迫切希望復辟清代，以洗刷賣國之名。他計劃在日本庇護下，開放國境，吸收各國資本，將偽滿洲國“發(fā)展成一個以孔孟之道為基礎(chǔ)的王道社會”，“消滅民國再造一個光輝的大清帝國”。為此，鄭孝胥不斷向關(guān)東軍將領(lǐng)提出恢復帝制的要求，次年，日本關(guān)東軍司令官菱刈隆稱日本政府已經(jīng)同意偽滿洲國實行帝制，溥儀加帝號為“大滿洲國皇帝”。該年12月，鄭孝胥被推舉為籌辦帝制委員會委員長。
但在溥儀就任偽滿洲國皇帝的典禮問題上，鄭孝胥與關(guān)東軍產(chǎn)生較大分歧。關(guān)東軍方面認為溥儀僅是就任偽滿洲國皇帝，而非大清皇帝。慶典要避免復辟清朝的嫌疑，不能穿龍袍、不能祭天、祭祖等，并以拒絕參加溥儀的即位典禮為要挾，鄭孝胥非常不滿，認為“若廢配天，則為悖禮”。他甚至欲辭去籌辦帝制委員會委員長之職，在鄭的交涉下，最終關(guān)東軍同意溥儀祭天時穿龍袍，但登極大典時必須穿偽滿洲國海陸空軍大元帥服。此外，關(guān)東軍要求溥儀的即位詔書，須指明“大滿洲國帝國”的成立，是“日本以天意協(xié)助”的結(jié)果，鄭孝胥則譏諷日本關(guān)東軍參謀“諸少年不諳文言文”。經(jīng)過鄭再三交涉修改后，詔書方才定稿。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溥儀在“新京”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改國號“滿洲國”為“大滿洲帝國”，由執(zhí)政改稱“皇帝”，改元“康德”，還兼任偽“滿洲帝國”陸海空軍大元帥。鄭孝胥出任偽“滿洲帝國”總理大臣。此后，日本人并未放棄加緊對偽滿的控制，鑒于鄭孝胥在多個場合發(fā)表抵觸日本控制的言論，阻礙“日滿一心一德”。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關(guān)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以鄭孝胥“倦勤思退”需要養(yǎng)老為名，由張景惠代替鄭孝胥出任偽滿總理。但為了掩蓋矛盾，避免影響，在鄭下臺后，仍被賜給“前官禮遇”。
罹疾而終
卸職后，鄭孝胥移居長春柳條路自筑的新宅，創(chuàng)辦“王道書院”，還著下《王道圖說》等眾多理論合集，日日忙于演講宣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3月6日，鄭孝胥在“王道書院”公開演講后，突患腸疾，于當月28日因十二指腸潰瘍死于長春柳條路寓所。
個人成就
詩歌
光緒十二年（1886年）鄭孝胥在北京時，與陳衍標榜“同光體”之名，宣稱指“同治、光緒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隨著后期大批文人的追捧，“同光體”逐漸成為一種成型的詩風。鄭孝胥詩學古趨向，在于謝靈運、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元好問諸家，它的特點是意度簡穆，韻味淡遠，造語生峭，清言見骨。其代表作為《海藏樓雜詩》。
書法
鄭孝胥不僅工詩，而且善書。在書法創(chuàng)作方面，鄭孝胥諸體皆通，猶以楷書見長，其書法創(chuàng)作作品種類較多、傳播較廣，具有一定影響，其寓居于滬上海市藏樓時期，求書者絡繹不絕，門庭若市，在上海、北京、東北等地留下了大量的匾額對聯(lián)。由其所書寫的“交通銀行”四字，至今仍在使用。
鄭孝胥書法早期以學習顏真卿、柳宗元為主，同時受到館閣體書法的影響，在其29歲出任內(nèi)閣中書后，在書法方面師從翁同龢，同時另辟蹊徑不斷拓展筆路，博采錢灃、何紹基等大家之所長。其后間習歐陽詢、柳公權(quán)、蘇軾諸家，參以六朝碑刻的筆意，在結(jié)體上，將魏碑的扁勢拉長為縱勢，把魏碑的峭利凌厲、拙率蘊藉之勢變成了端重敦實、肅壯雍和之姿，漸成一體。至晚年，鄭氏書法愈趨完善、成熟，書風雄健古茂、遒麗宏肆，氣勢酣暢，碑、帖之精華，陶熔筆端，為近代書法增添了新的審美形式和內(nèi)容。張謙曾評價鄭孝胥作品“早年靈巧略有不足，并無出彩之處；中年雄渾壯麗，遠超同代；晚年瑰瑋雄奇，比肩秦漢?！?/p>
書法字體上，鄭孝胥諸體皆通，以楷書見長，注重筆畫間的輕重對比，字勢偏長而蒼勁樸茂，風格清剛、遒勁、凝煉；由于篆書年代久遠、篆文難識，鄭孝胥曾稱“專習篆書，可俯視一切”，其作篆取法先秦兩漢篆書名跡，“平和節(jié)靜是其長，線條癡鈍是其短”，有自家風貌；鄭孝胥作隸，主張以漢為宗，筆法橫平豎直、鋪毫轉(zhuǎn)筆、雍容大度，筆勢勁瘦無波，風格以含古意、平正為上；在草書技法上，鄭孝胥講求“懸肘運指”，作草時還時常查閱《草韻》等工具書參悟。
相關(guān)評價
晚清名臣李鴻章：“文筆入古，人且清挺?！?/p>
清末大臣托忒克·端方：“在東三年，保護商民，維持權(quán)利，毅心敏腕，中外推重。”
近代社會活動家胡愈之：“甘心賣國的叛逆”。
偽滿洲國時期東北地區(qū)流傳的對聯(lián)：“認賊作父鄭孝胥，甘做牛馬殷汝耕?！?/p>
《鄭孝胥日記》的整理者勞德祖：“由遺老淪為國賊，助紂為虐，身敗名裂?！?/p>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 >
國家文物局關(guān)于頒布1911年后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國家文物局.2023-09-01
每天了解一位歷史名人——鄭孝胥.和政發(fā)布-今日頭條.2023-08-29
鄭孝胥 仕途夢斷成遺老.新京報.2023-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