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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軍泛指民國時期馮玉祥和楊虎城指揮的軍隊。馮玉祥早期擔任西北邊防督辦，所轄國民軍第1軍改稱為暫編西北陸軍，習慣上稱為“西北軍”。西北軍在中原大戰分化瓦解后，原馮玉祥部第21師師長楊虎城主政陜西省，其部隊沿用“西北軍”之稱。

1924年10月，時任直軍第3路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發動北京政變。政變后，皖系段祺瑞出任執政，劃察哈爾省、綏遠省、京兆和甘肅省等地歸馮玉祥，并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1925年3月，馮玉祥赴張家口市就任，將自己所屬部隊國民軍第1軍各部統轄于西北邊防督辦署，馮玉祥所部被稱為西北軍。1926年初，西北軍被直奉魯聯軍分割包圍，馮玉祥宣布下野，前往蘇聯訪問。西北軍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在南口戰役戰敗后，西北軍又潰退到綏遠河套地區。同年9月馮玉祥回國，在五原帶領西北軍誓師，宣布擁護三民主義及廣東國民政府，參加北伐戰爭。在鞏固后方根據地后，西北軍由潼關縣東進，在魯西、豫北、冀南戰場和張作霖、張宗昌奉、魯軍隊作戰，并在戰爭中倒向南京國民政府。北伐勝利不久，馮玉祥與蔣介石決裂。1929年，馮玉祥以“護黨救國”為名，與蔣介石所轄中央軍爆發戰爭。1930年，戰爭演變成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桂系在東起山東省、西至襄陽市、南迄長沙市，綿延數千里的戰線上展開的“中原大戰”。由于張學良率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入關助蔣，閻、馮戰敗下野，西北軍分化、瓦解。同年，原屬馮玉祥部第21師師長楊虎城占領西安市，并被蔣介石任命為陜西省政府主席，收拾西北局面，其部隊沿用西北軍的稱謂。1936年12月，楊虎城聯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事變和平解決后，楊虎城在1937年被迫辭職。西北軍再一次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改編，并在接下來的抗戰中進一步分化、解體。

西北軍擁有陸軍和空軍，陸軍在規模最大時有30余萬人，空軍規模較小，僅十余架飛機。馮玉祥具有樸素的愛國主義感情，招募的兵源以淳樸的農家子弟為主，相較于民國其他軍閥，西北軍的軍紀較好。西北軍從北洋政府勁旅到北京政變，從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主角到其余部在盧溝橋打響全國抗戰第一槍；軍隊中高級將領也往往政治立場迥異，因此西北軍在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極為獨特的角色，具有獨特的作用和影響。

建立背景

十九世紀末，列強大肆入侵中國，清政府為維持其統治實施軍事改革，開始逐步訓練新建陸軍以代替舊軍。負責訓練新軍的袁世凱歷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等要職，并以其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北洋派系，逐漸掌握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權。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在1912年以大總統身份執掌對全國的統治權，至1916年他因自立為帝而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中去世。之后，北洋政府軍閥分裂為直、皖、奉等不同的軍閥派系，彼此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沖突、紛爭混戰。

1924年10月，時任直軍第3路軍總司令的馮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戰爭發動北京政變，導致直系戰敗。政變后，皖系段祺瑞出任執政，劃察哈爾省、綏遠省、京兆和甘肅省等地歸馮玉祥，并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其所屬國民1軍改稱西北陸軍，歸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直轄，另令準西北陸軍增編為6個師3個旅。

發展歷程

西北軍前身

清王朝覆亡后，袁世凱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北京政府，編練左路備補軍，馮玉祥被委任為第2營營長。他奉命赴景縣招兵，建立了一支自已隊伍。1913年，左路備補軍改編為京衛軍，馮玉祥晉升為左翼1團團長，又赴河南城一帶招募新兵。在次年追剿白朗的戰斗中，馮團擴編為第16混成旅。之后，第16混成旅參與了倒袁斗爭、護法戰爭、直皖戰爭，并在戰后擴編為陸軍第11師，馮玉祥任師長兼陜西省督軍。1922年4月，馮玉祥率部參與直奉戰爭，此時他的兵力為第11師另3個混成旅（第7、8、25混成旅），共約35000人。馮部出潼關后，又增加21、22兩個旅，共1個師5個旅，約5萬人。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馮玉祥因吳佩孚數奪其地盤、又因為軍餉問題，與吳佩孚素有矛盾；同時他又受到國民黨革命思想影響，于1924年10月發動北京政變，參加政變的部隊改編為“國民軍”，暫定編為3個軍。馮玉祥部編為國民第1軍（第2軍、3軍分別為胡景翼、孫岳部），5個旅在戰爭中擴充為5個縱隊，統一歸國民軍第1軍建制，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

正式建立

北京政變后，馮玉祥在邀請孫中山北上的同時，為避免軍事上的孤立，又把皖系首領段祺瑞請了出來。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后，于1925年初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把察哈爾省、綏遠省、甘肅省和京兆地區作為國民軍第1軍的地盤。3月，馮玉祥赴張家口市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并將國民軍第1軍各部統轄于西北邊防督辦署，改稱為暫編西北陸軍，習慣上稱之為“西北軍”。西北軍之名，從這一年而固定，成為歷史上的名稱。

南口之役

1926年初，盤踞在兩湖的吳佩乎同張作霖取得“諒解”，并聯合山東省的張宗昌、李景林直魯聯軍，組織了“討赤聯軍”，把國民軍分割包圍起來。馮玉祥為保存西北軍的實力，于同年元旦宣布下野，3月赴蘇聯訪問，西北軍由西北邊防代督辦張之江指揮。隨著國民軍第2軍在河南省挫敗，開封市、鄭州市、洛陽市等地均被吳佩乎占領；國民軍第3軍也被迫撤出天津市，退守京；西北軍遂成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于是在4月中旬撤出北京，退守南口。

當時的軍事部署是分成東西兩路，以鹿鐘麟為總司令的東路軍占領多倫縣，沽源縣、赤城縣、延慶區、南口鎮，蔚縣等處，在戰略上采取守勢；以宋哲元為總司令的西路軍由蔚縣起，經渾源縣、左云、右玉縣直達雁門，在戰略上取攻勢。這條戰線后面天鎮縣、大同市原是閻錫山晉綏軍駐守，是晉軍據守的要點。

西北軍退入南口后，約有15萬人，因駐地附近糧食不足，京包鐵路又無法穩定運輸，發生全軍給養不足。南口之役，西北軍沿著沙河、南口、延慶八達嶺布置了三道防線，由4月中旬守到8月15日。之后，由于前有吳佩孚率部聯合奉軍張學良、張宗昌進攻，后有閻錫山晉軍截擊，西北軍向西北的綏遠省、陜西省一帶潰退，接著再敗退到綏遠河套地區。部隊由于陣亡和潰退中無組織，部隊減員很大，但骨干基本上保存。重要將領韓復榘、石友三投往山西省閻錫山。

五原誓師

馮玉祥去蘇聯路經庫倫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顧孟余、徐謙和蘇聯顧問也到達該地與馮玉祥會面，共同商討救國救民的方略以及西北軍的政治主張和策略。馮玉祥擁護三民主義及廣東國民政府，抵莫斯科的第二天（5月10日）宣布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并為西北軍全體官兵履行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

西北軍到達五原縣（今屬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后，各將領紛紛電請馮玉祥早日歸國，主持大計，馮遂由蘇聯偕同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在1926年8月25日一起回國。原被商震收編的韓復榘、石友三兩人率領的5個師，聽到“老總”（當時舊將領對馮的背后稱呼）回來，全部攜帶武器返回西北軍當時駐地。9月15日馮玉祥到達五原，17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的宣言中有“中山主義，驅我而歸”之語，表示與南方革命軍合作無間，于是，西北革命軍與在湖南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成為南北呼應之局。

鞏固后方

當時直系劉鎮華正圍攻西安，國民軍2、3軍系的李云龍、楊虎城等已死守西安8個月，彈盡糧絕、破城在即。馮玉祥于是采納了由李大釗提出的“固甘援陜，聯晉圍豫”的軍事方針。他派遣孫連仲、劉汝明兩師分由包頭市、五原縣繞道寧夏回族自治區，直趨西安市，會同城中部隊內外夾攻劉鎮華部。在當年11月27日西安之圍解除，劉鎮華率部向東逃離。1927年1月，馮玉祥進駐西安。此時，甘肅省財政收入微薄，陜西省又常年處在地方割據之下，地方割據軍閥任意截留稅款，甘陜兩省財政困難。馮玉祥裁撤了兵站總督籌措糧餉的任務，派甘、陜兩省府督飭各道道尹，各縣縣長核實征購食糧，直接發給各部軍隊。之后，馮玉祥為掃除后方障礙，派出軍隊，分頭殲滅盤踞在陜西各道的大小地方軍閥。經過這一整頓，西北軍后方基礎得以鞏固。

北伐之役

5月1日，馮玉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總司令，從潼關出師北伐。當時第2集團軍分兵三路：宋哲元為北路軍總司令，由寧夏回族自治區向察、綏發展；岳維峻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豫西，馮玉祥自兼中央軍總司令，指向中原。其中，中央軍又分兵三路：孫連仲為右路軍，出紫荊關，向老河口市、南陽進攻；徐永昌為左路軍，率國民3軍假道山西省，直趨石家莊市；馮玉祥親自率領主力沿隴海路直取陜洛。但岳維峻、徐永昌的2、3軍均無進展，真正與敵軍作戰者，僅馮玉祥和孫連仲所指揮的西北軍。

當馮玉祥率軍由潼關東進時，吳佩乎已兵潰下野，奉軍擁入河南省。為策應馮軍東進，武漢國民政府曾派唐生智、張發奎兩個方面軍越過武勝關與奉軍主力張學良、韓麟春的3、4方面軍決戰于西平、上蔡之間。奉軍損失慘重，渡黃河北逃。唐、張兩軍攻克開封市、鄭州市；而馮軍亦擊破豫西張治公鎮嵩軍的抵抗，6月1日與唐生智部會師鄭州，重新調整部隊編制，與其共同沿著津浦鐵路的東西兩側向北推進。

當時武漢政府為了對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曾希望獲得馮玉祥的支持，為此便將唐、張兩軍力戰奪取的河南地盤，讓給了馮玉祥。但馮玉祥于6月16日在徐州市與蔣介石、李宗仁等會晤后，接受了蔣介石每月提供軍餉250萬元的條件，倒向南京政府，從而加速了兩湖的清共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垮臺。

徐州會議后，馮玉祥率先在第2集團軍中實行“清黨”，“禮送”共產黨人離開部隊，遣送蘇聯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回國。此后，馮玉祥即配合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于1928年4月大舉北伐攻奉。第2集團軍奉命沿京滬鐵路西側向北挺進。馮玉祥令孫良誠為前導，以第19師為先遣，由曹縣北進。第19師擊潰了據守馬頭集的直魯聯軍劉志陸部，俘虜了大部分劉志陸的軍隊官兵。19師在馬頭集休整后繼續北進，經東阿縣、平陰縣，進抵濟南市近郊，與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會師。之后，19師離開濟南，由齊河縣渡黃河，經腰站、故城和靜海區，6月初到達天津市近郊。馮玉祥在此時得悉：蔣介石已將河北省劃歸閻錫山，于是令孫良誠率部開回山東省，接山東省政府主席之職。那時，山東省境內，散兵游勇成群，勾結土匪，為害地方，馮玉祥成立山東省剿匪總部，孫良誠兼任總指揮。第2集團軍在馮玉祥指揮下，已先后攻占山東、河北及北京、天津地區的許多地方，迫使奉軍退出關外。同年6月，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取得了表面上的統一。在北伐戰役中，受輕重傷的官兵約3萬人，其中因重傷重病死亡的約1萬人。

撲滅樊李

1928年4月，北伐大軍正在魯西、豫北等地與奉、直、魯軍閥奮戰，駐在豫西的軍閥樊鐘秀受到張作霖的利誘，組織了號稱10萬人之眾，企圖襲擊洛陽市、鄭州市和華縣、孝義兩兵工廠，切斷西北軍的軍火來源。西北軍從魯西戰線臨時抽調石友三部，從柳河乘火車前往鄭州平亂。石友三率部沿著隴海鐵路由汜水鎮打到鞏義市。此時，宋哲元第4方面軍也向東，配合石友三進攻，迫使樊鐘秀逃向魯山縣、寶豐縣、方城一帶。在剿擊樊鐘秀軍的同時，原駐在陜西省的土著軍閥李云龍也趁機占領了底鎮，并企圖圍攻西安市，當時石、宋兩部無法西顧，馮玉祥遂由豫北彰德前線調回孫連仲的第2方面軍西進，擊潰了閿底鎮的李軍后，進入潼關，解決了西安之圍，這時宋哲元的第4方面軍在鏟平樊鐘秀軍后，也回師陜西，與孫連仲會合一舉清除了李云龍軍。

第一次反蔣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改組，馮玉祥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這時，第2集團軍已發展到擁有34個師、20個旅和15個團共約30萬人，統轄陜、甘、寧、青、豫、魯六省。蔣介石以裁軍建設為號召，召開編遣會議，他以“正統”自居，想借編遣會議削減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實力。馮玉祥眼看自己的第2集團軍將被大量裁減，稱病離開南京，到輝縣市百泉村隱居，他命令部屬加緊整備，以防蔣介石的武力壓迫。

1929年初，蔣介石與桂系交惡。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后，約馮玉祥倒蔣，馮玉祥部署重兵于豫東和豫南，其意圖是蔣戰敗即派兵渡江奪取南京，桂軍敗則派兵出武勝關奪取武漢。桂系在鄂失敗后，韓復榘、石友三兩軍曾一度推進到鄂北花園。蔣介石并在武漢召見韓、石，以犒賞軍隊為名，進行收買。李、白失敗退守廣西。5月，李宗仁又在梧州市通電反蔣，分兵兩路進攻廣東省。馮玉祥決計乘機反蔣，于5月中旬在陜西華陰召開軍事會議，自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會上他認為桂系之所以失敗，是由于戰線過長，李、白對將領失去控制之故，遂決定縮短戰線，放棄山東省、河南省地盤，將孫良誠、韓復、石友三等部撤退到陜西和豫西。然而，潼關縣以東駐軍除孫良誠部遵令撤回陜西省外，韓復榘、石友三先后以陜中荒旱，糧食奇缺為借口，拒不西進。蔣介石聞訊，分別任命韓復榘、石友三為河南、安徽省政府主席，進一步地對韓、石拉攏和收買，破壞西北軍集結計劃。之后，蔣介石又策動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先后叛馮。馮玉祥鑒及蔣介石破壞第2集團軍的整體，分化西北軍的將領，于5月通電下野，將兵權交給宋哲元。他自己赴太原市，訪晤閻錫山，密謀反蔣。馮到達太原后，被閻錫山軟禁在五臺建安村。

西北軍將領對閻錫山背信棄義扣留馮玉祥極為憤慨，再加上陜、甘、寧青地方貧瘠，給養極其困難，都愿意投蔣打閻以打開出路。鹿鐘麟先是說服了已投蔣的韓復榘、石友三合力攻晉，后又向何應欽說明西北軍愿意攻晉。何應欽當即答應接濟軍火。閻錫山聞訊后，向馮玉祥表示，只要西北軍出兵，他就馬上出兵響應。這樣，西北軍將領就由攻閻為攻蔣。

7月間蔣介石派賀耀組到馮部點編，把馮部縮編為12個師，宋哲元為此委托劉郁芬到南京與蔣晤商，沒有結果。宋哲元秘電鹿鐘麟、劉郁芬脫身回防后，于10月10日發出討蔣通電，頒發命令：取消本軍第2集團軍的名義，恢復西北軍的旗號；以宋哲元為總司令，孫良誠為前敵總指揮。當時策定的作戰方略為：石敬亭、孫良誠、龐炳勛、宋哲元率西北軍主力打出潼關縣，沿隴海路東進，直下鄭、汴；孫連仲、劉汝明率兩個軍出紫荊關直撲南陽郡；張維璽、田金凱兩個軍出武關，循白河東進，威脅襄陽市。后兩路得手后進取武漢，與兩廣的張、桂聯軍取得聯系。

西北軍三路出動后，初戰得利。孫良誠指揮的正面各軍很快打敗守洛陽市的徐源泉軍，進抵登封市、新密市；宋哲元指揮的馮治安等軍攻下汝州市，劉汝明軍也進抵西峽；張維璽軍更進出于老河口市一帶。宋、孫兩路軍在防守隴海線黑石關要隘的龐炳勛第二路軍配合下，正待部署軍隊奪取許昌市和鄭州市。此時，蔣介石給閻錫山撥來月餉680萬元，并委為海陸軍副司令，閻在蔣重價收買之下，又倒向蔣介石方面，使西北軍士氣受到很大打擊。11月，孫良誠率部進抵登封、密縣一線與蔣軍展開激烈戰斗。雙方戰中，孫軍之一部在密縣附近被包圍，孫良誠為爭取時間等待援軍到達，一邊派人佯裝與蔣軍議和，一邊令被圍部隊乘機突圍。宋哲元誤認為孫與蔣有妥協，密令所部撤回新安縣，宋軍后撤，孫軍突圍向洛陽市方向撤退，蔣軍乘勢追擊。孫部倉促撤退中，陷于混亂，致全部重受到嚴重損失。孫良誠經洛陽，繼續退到新安時，宋哲元已退入潼關。12月，鹿鐘麟、劉郁芬返回后，鹿鐘麟接替宋哲元任總司令，劉郁芬任后方總司令兼主陜政。同時，吉鴻昌率軍由寧夏回族自治區趕到潼關就任潼關警備司令，西北軍始穩住了形勢，得以重整旗鼓。

中原大戰

1930年2月，馮玉祥又應閻錫山之請入晉共商反蔣。3月9日，馮玉祥由晉返陜，部署兵力，決定調集所有人馬分7路出擊。3月15日，馮、閻、桂系將領57人由鹿鐘麟領銜發出通電，要求蔣自省引退；并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樣、李宗仁和張學良為副總司令，領導反蔣。閻、馮、李4月1日分別通電就職，隨即西北軍30萬由陜西省入豫后，分赴隴海鐵路和平漢線戰場作戰；晉綏軍20萬人分6路投入津浦鐵路戰場和隴海線戰場；桂軍和張發奎軍3萬人分3路進攻湘鄂，南北呼應。5月1日，蔣介石下令討伐。于是東起山東省，西至襄陽市，南迄長沙市，綿延數千里的戰線上展開了一場大廝殺，史稱“蔣閻馮大戰”。

中原大戰中西北軍重心在豫東，西北軍的精銳部隊如孫良誠、孫連仲、吉鴻昌、張自忠、葛云龍等部，以及鄭大的騎兵軍都使用在豫東，而這方面又以孫良誠為總指揮。在大戰初期，西北軍與晉軍協同作戰，在隴海鐵路打退了劉峙第2軍團的進攻；在平漢線，西北軍擊敗了何成濟第6軍團;晉綏軍在津浦鐵路占領濟南市。三個戰場上都打了勝仗，促成汪精衛等人在北平市召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并另立“國民政府”，以閻錫山為主席。但隨之各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就加劇起來。馮玉祥曾欲長驅東進，襲擊蚌埠市和埇橋區，以截斷蔣軍后路，但因得不到閻錫山的給養而不能實施。后西北軍發動以徐州市為目標的“8月攻勢”也因配合作戰的晉軍行動遲緩而失利。馮玉祥將平漢、海兩線防線縮短集結兵力于鄭州市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以挽回頹勢，但閻錫山卻令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以保存實力，西北軍難以支持，只得退向豫北。

蔣介石在戰事一開始，就爭取分化閻錫山和馮玉祥，并派出一批人從內部瓦解晉軍和西北軍。同年9月18日，張學良發出擁蔣通電，派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入關。第11師吉鴻昌接受在睢縣就任了“討逆軍22路總指揮”。其后，孫連仲在榮陽，梁冠英在清化，也分別就任了討逆軍26路和25路的總指揮。歷時7個月的“中原大戰”以馮、閻的敗北而告終。馮玉祥10月15日與閻錫山宣布聯袂下野后，寄居晉南汾陽的峪道河。西北軍從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蔣介石收編。

楊虎城主政陜西

中原大戰期間，于1929年4月投蔣的原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21師師長楊虎城，在蔣方何成濬指揮下對閻、馮作戰。7月間蔣升任他為討逆軍第17路總指揮。楊虎城率部自豫西轉戰入陜，11月占領西安市。大戰結束，蔣介石為收拾西北局面，任命楊虎城為陜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楊虎城的部隊已發展至6萬余人，并由單一步兵兵種發展成擁有炮、騎、工兵和通訊、衛生醫療保障部門的龐大軍事集團。

由于楊虎城的部隊也大多來自西北地區，而且一度歸屬馮玉祥，與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樣具有強烈的愛國反蔣傾向，所以在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解體后，楊虎城的部隊也被稱作“西北軍”。加上張學良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撤進關內后駐地與楊部交叉，且關系密切，把楊部稱為“西北軍”也有與東北軍對應和區別的意思。

在楊虎城的西北軍內部有進步、中間、反動三種力量，互相消長，左右著楊和軍隊的政治傾向。九一八事變后，在應否抗日問題上，三種力量進行著斗爭。1933年，當中國工農紅軍一部分到達川北、陜南時，進步力量推動楊與紅軍取得默契，迂回避戰。但后來破裂，終于發生沖突。1935年，楊奉令阻擊紅軍北上。當年1月楊調其42師馮欽哉部1個旅，企圖阻擊從鄂豫皖蘇區突圍進入陜南山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在蔡玉窯和葛牌鎮兩地被殲滅6個營。2月，楊又將3個警備旅全部用來對紅25軍作戰，并親到藍田縣指揮。3月，警2旅兩個團在佛平華陽地區被殲滅，旅長張鴻遠負傷。4月,警3旅5個營在水九間房地區被殲。7月，警1旅在秦嶺山區袁家溝口又被全殲，旅長唐嗣桐被俘。

在軍事上不斷受到打擊的情況下，經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全國人民抗日潮流的推動，楊虎城決定和張學良共同反對蔣介石“安內攘外”的政策。到1936年春，西北軍、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與中國工農紅軍實現了停戰，并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介石拒絕其建議，并調集嫡系部隊入陜，讓張、楊兩人將他們的軍隊調開，由中央軍“進剿”。于是，張、楊協商，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張、楊兩部密切合作，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發表對時局宣言，提出八項抗日救國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楊虎城于1937年4月被迫辭職，之后他“出洋考察”。西北軍再一次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的改編，并在接下來的抗戰中進一步分化、解體。

主要將領

馮玉祥

馮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原名基善，字煥章，河北省青縣興集鎮人，西北軍首領，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馮玉祥早年家境貧困，15歲入伍，先后跟隨淮軍和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屢有升遷。辛亥革命爆發后，馮玉祥參與州起義和討伐袁世凱的護法運動。1921年，他任陜西督軍，次年調入北京任陸軍檢閱使。1925年1月，馮玉祥被任命為西北邊防督辦，主政西北。1926年，因遭到吳佩孚、張作霖等人的聯合討伐，他被迫通電下野，訪問蘇聯。國民軍在南口被張作霖等人的聯軍打敗，馮玉祥獲悉后回國，于1926年9月17日進行“五原誓師”，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進行北伐。1927年，馮玉祥部被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他任總司令。北伐期間，馮玉祥部不斷擴張，并在他的率領下先后攻克河南、山東省、北京各地。1928年北伐結束后，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與蔣介石、晉系閻錫山、桂系李宗仁形成中國國民黨新軍閥的四大勢力。蔣、馮、閻、李為擴張自己的勢力矛盾日益加深，馮玉祥多次進行軍事反蔣，在中原大戰后敗落后，于1930年10月8日辭職下野，西北軍也隨之瓦解。抗日戰爭爆發后，馮玉祥在察哈爾省地區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后被蔣介石和日偽軍聯合消滅。此后，馮玉祥多在國民黨軍中任虛職，但他在各地進行演講，呼吁抗日。抗日戰爭勝利后，馮玉祥于1946年9月遷居美國。在美國期間，馮玉祥從各方面揭露蔣介石政府貪污腐敗、反動獨裁的種種罪行，被蔣介石限令回國。他于1948年7月，乘蘇聯輪船“勝利號”離開美國。9月1日，馮玉祥的郵輪在敖德薩附近的黑海起火，馮玉祥與小女兒遇難，享年66歲。1953年10月15日，馮玉祥的骨灰被安葬在泰山。

楊虎城

楊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17日），原名楊忠祥、楊虎臣，小名楊久娃，陜西省蒲城縣人，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楊虎城出身農民家庭，他早年在家鄉組織反清革命組織“中秋會”。1914年，楊虎城因打死惡霸李被迫流亡，成為當地“刀客”集團首領。之后他加入陜西護國軍，反對袁世凱復辟。1917年，楊虎城加入靖國軍，任支隊司令。1924年，他加入國民黨，任陜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擊敗直系軍閥吳新田，升任國民軍第3軍第3師師長。1926年吳佩孚進攻陜西，楊虎城率部堅守西安8個月。

1927年，楊虎城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21師師長，率部參加北伐戰爭，后轉投蔣介石，任新編第14師師長。1930年，楊虎城任陜西省政府主席，主政陜西。“九一八事變”后，楊虎城奉蔣介石命阻擊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北上。1936年春，楊虎城、張學良違背蔣介石命令私下與紅25軍停戰，并公開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楊虎城和張學良在西安扣押蔣介石，提出八項抗日救國主張，要求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事變和平解決后，楊虎城在1937年4月被迫辭職，出洋考察；同年11月，楊虎城回國，隨即在南昌市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戴笠逮捕，后囚禁于南昌、長沙、貴州省、重慶市、貴陽等地長達12年時間。1949年9月17日，楊虎城及其兒女、隨員在重慶松林坡“戴公祠”被軍統特務毛人鳳下令殺害。重慶解放后，中國共產黨黨政軍人員找到了楊虎城及其家屬、隨員的遺骸，將他們的遺骸迎葬于西安韋曲少陵原，并舉行了隆重的公祭。

韓復榘

韓復榘(1890年-1938年)，字向方，直隸省順天府霸州煎茶鋪鎮(今霸州市)人。韓復榘19歲離家闖關東自謀生路，曾先后兩度投身馮玉祥軍中，跟隨其征戰成為馮玉祥的親信之一，個人也屢遷至師長。1927年其部編入國民革命軍戰斗序列，韓復榘任第2集團軍第3方面軍總指揮隨隊北伐，先后歷經蘭封大戰、會攻徐州市等戰役，并率先進入北京，成為北伐中第一個攻入北京之人。北伐結束后，在馮玉祥的保舉下，韓復榘出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一軍團總指揮，在軍閥混戰中兩次叛離馮玉祥倒向蔣介石，并率軍進攻山東地區抗擊晉綏軍。蔣閻馮大戰結束后，韓復榘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等職務，此后韓復榘主持山東政務長達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韓復榘先是主張抗日，1937年被日軍在黃河擊敗后，韓復榘開始消極抗戰，在濟南市進行逃跑準備。12月3日日軍進攻濟南，韓復榘一路潰逃，致使山東大半國土在幾日內淪陷。1938年1月，蔣介石誘使其到開封市參加軍事會議，于1月11日將其拘捕后交由軍事法庭進行審判，于1月24日對其執行槍決，時年47歲。韓復榘死后安葬于河南省南部的信陽雞公山。新中國成立后，由其家人移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石友三

石友三（1891年—1940年），乳名文會，字漢章，吉林省長春府長春縣（今長春市九臺區）人。1908年，石友三輟學從軍，服役于清軍第3鎮吳佩孚營。1912年，石友三投馮玉祥部，歷任營長、旅長、師長等職。1926年，國民軍在與直奉軍作戰中，石友三轉投閻錫山。馮玉祥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后，石友三又返回國民軍，任國民聯軍第6軍軍長兼援陜軍第5路總司令。1928年北伐期間，石友三被蔣介石重金收買，轉投國民政府，并任討逆第13路軍總指揮。同年10月，蔣介石又改任其為安徽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但未正式就任即被蔣介石調去攻打李宗仁和陳濟棠部。石友三于是炮轟擊南京城反蔣，之后他再次投靠閻錫山。

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討蔣，石友三又一次投奔馮玉祥，并任聯軍第4方面軍總司令、山東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期間，他見“討蔣”軍大勢已去，便攀附張學良，戰后，他任第13路軍總指揮，歸張學良節制。1931年5月，汪精衛、李宗仁在廣州市另組“國民政府”，石友三又與粵桂聯合反蔣，但被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于學忠部及蔣軍劉峙部擊潰，他逃往濟南市，依附韓復榘。1932年，石友三潛往天津市，在日軍的幫助下，在冀東一帶組織河北戰區“保安隊”。1936年，石友三被宋哲元委任為冀北保安司令。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石友三部改編為第1集團軍第181師，他任師長，之后他歷任第69軍軍長、第10軍團軍團長、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察哈爾省省政府主席等職。1940年4月，石友三任第39集團軍總司令，不久被授中將。之后，他秘密投日，并與日本人簽訂“共同防共協定”，配合日軍進犯八路軍根據地和邊區。12月，石友三在河南省濮陽市柳下屯被高樹勛活埋。

宋哲元

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0年4月5日），字明軒，樂陵市趙洪都村人，馮玉祥手下西北軍五虎之一。其父是清末貢生，以教書為生，有三子兩女，宋哲元居長。1907年，宋哲元考入北京武衛右軍隨營武備學堂。1913年后，在馮玉祥部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混成旅長、師長。1925年12月至1926年4月，宋哲元任熱河都統。1926年南口之役中，宋哲元改任西路軍總司令，率部奮力拼搏不及，轉攻陜西省。1927年11月，宋哲元任陜西省政府主席，19軍總指揮。1933年3月，宋哲元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擊日寇，血戰喜峰口，5月31日，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長城事變就此結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宋哲元率部隊奮起抗戰，任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后辭職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職。1940年，宋哲元病歿于綿陽市，國民政府下令追贈他為一級陸軍上將。有《宋哲元先生文集》行于世。

吉鴻昌

吉鴻昌（1895年—1934年），字世五，原名恒立，扶溝縣人。1895年，吉鴻昌出生于扶溝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13年，他參軍加入馮玉祥部，參與直奉戰爭、中原大戰等，得馮玉祥賞識，從士兵升任至軍長。1930年馮玉祥下野，西北軍接受改編，吉鴻昌任22路軍總指揮，兼任第30軍軍長。1931年，吉鴻昌離開部隊出國考察。1932年，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絡原西北軍中具有反蔣思想的將領，暗中組建人民抗日武裝自衛軍。次年，他參與察哈爾省民眾抗日同盟軍，收復康保縣、寶昌、沽原、多倫等地。1933年，吉鴻昌組織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年11月，他在天津市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抓捕。之后，他被從天津轉解到北平市陸軍監獄，1933年11月24日吉鴻昌在北平就義。

孫良誠

孫良誠（1893年6月22日—1951年5月10日），原名孫良臣。天津靜海區大和莊人。孫良誠自小務農，19歲時加入馮玉祥軍，1916年升為連長。次年，他參加平定丁巳復辟、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立下軍功，升任國民軍第1軍第2師第1旅旅長。1926年春，孫良誠鎮守蘭州市，逼退甘肅省聯軍，使甘肅成為國民軍大后方。之后他解救西安之圍，升為國民軍第4軍軍長。次年，孫良誠擔任第3路軍司令，率軍攻下洛陽市、開封市，被任命為第2集團軍第1方面軍總指揮；他擊敗豫北奉軍，鎮壓叛軍，率部占領津浦鐵路。1928年5月，孫良誠擔任山東省府委員兼省主席，發布治魯方針六條。之后，他聽從馮玉祥命離開山東省，兩次參與馮玉祥組織的反蔣戰爭。1930年，孫良誠部被收編，他未獲軍職，寓居天津市。1933年，孫良誠參與馮玉祥組織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擔任騎兵挺進軍軍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因收復多地遭蔣介石不滿，在蔣軍進攻中，孫良誠臨陣稱病，不再被馮玉祥重用。8月，孫良誠的軍隊被中國國民黨收編，他賦閑在家。1939年，孫良誠受命擔任冀察戰區游擊指揮官，由于聽從其命令的部隊較少，便轉而投靠日偽。1942年8月，孫良誠擔任偽開封綏靖主任，兩年后調任偽蘇北綏靖公署主任。1945年8月日軍投降后，孫良誠部被改編為國民黨第2路軍，他先后任第2路軍司令、暫編25師師長、第107軍軍長等職。1948年，國民黨命其在淮海戰役援助徐州市，孫良誠在解放軍和國民黨之間搖擺，后逃往南京，定居上海市。上海解放后，他被抓捕，關押在蘇州市獄中，1951年5月10日病死于此。

組織架構

編制沿革

空軍

第二次直奉戰爭后，西北軍取得直軍的“大小維梅”和“愛弗樓”飛機十余架。收得飛行人員鄧建中、曹寶清、歐陽璋、高在田、張畫一、徐國一、陳步洲、劉中檀、王貞等和西北軍在南苑航空學校學習飛行的慕成化、陳德全、苗福田、張國寶等共十余人，及機械員十余人，于1924年12月在清河成立西北邊防督辦署航空處，以王乃模為處長，鄧建中為副處長；1925年1月，改任鄧建中為處長，曹寶清為副處長。處內設教育、航務、機械、總務4科。

裝備

西北軍建軍之初既自無工廠，又無海口輸入。1925年以后，西北軍多次經天津海口運入的武器，都被奉軍扣留，不得已而求械于蘇俄。俄國駐華大使加拉罕自1925年4月至8月止，從庫倫所運的軍械，共為步槍1萬5千支，子彈1千5百萬發，新式輕機27挺，子彈75萬，手榴彈3萬枚。加上馮玉祥原有的槍械，步槍不下8萬支，子彈不下5千5百萬發。此外尚有汽車4百余輛，專供軍用運輸。唯一缺點，山野炮因交通不便，未聞另有接濟。以炮兵第1旅計，有火炮72尊，以各旅零星合計，也不過百尊大炮，作戰上是西北軍的弱點。

西北軍進入陜西省后，馮玉祥在西安市西南角設立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兵工廠。此外，為了制造軍火安全，馮玉祥部還把河南鞏縣孝義鎮原來兵工廠的破舊機器拆下來一部，搬到陜西華陰成立了華陰兵工廠。

之后，西北軍的武器除了在兩個小型兵工廠生產，以及戰場上繳獲外，仍主要靠購買。馮玉祥于1926年9月返回五原時，從蘇聯帶回可擴充20萬人以上的武器，由美國雷明頓（Remington Arms Company）公司出品的步槍、機關槍、重炮。

軍隊特點

較為排外

馮玉祥用人選將，必須以出身于左路備補軍和16混成旅者為限，其他派系出身的軍官，一律不用；即使國民軍2、3、4、5各軍來的軍官和軍隊，也一律排斥。外面投效的一般國內外軍事學校學生，絕大部分只是當幕僚、教官，帶兵的僅限少數。馮玉祥經營陜甘多年，很少起用當地有影響的上層人物，使其軍隊與地方地主階級無緊密聯系。

封建家長制的管理方式

西北軍中上層軍官如孫良誠、孫連仲、韓復榘、石友三等都是馮玉祥親自拔于行伍，從士兵逐級培養至高級將領。馮視他們如子侄，對他們實行一種家長式的支配方式。這些部下即使提拔到軍長、總指揮以后，他還動輒對之辱罵，罰跪，直呼其名，不注意給予應有的禮貌和尊重。

沒有明確政治主張

馮玉祥所受教育有限，成年后雖努力自學，但所讀書大多是中國古典小說、群書志要、經書、孫子兵法等中國歷史、軍事書籍，所掌握的西方歷史文化知識非常有限，缺乏新的社會政治知識，他的三民主義水平在國民黨中并不夠高。對西北軍來說，更嚴重的是，由于個人經歷和知識結構等原因，馮缺乏高級領導人所必須的全面判斷與綜合分析能力，不善于駕馭復雜的政治局面。而西北軍上層核心偏重軍事，輕視政治，偏重實戰經驗，輕視教育和知識的人員結構；使其在政治上缺乏必要的決策能力和發言權，無力對馮提供有益的幫助，進行必要的制約。這導致了西北軍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武裝部隊頭腦，所以一到大城市，部隊官兵經不住花花世界的引誘，很快都不聽從指揮。正如中原大戰后，國民黨高級將領何成濬所說：“中原大戰中的西北軍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敗的，而是被金錢打敗的。”

軍紀較其他軍閥好

馮玉祥出身于窮苦平民，對百姓疾苦十分關心，且具有強烈又直觀、樸素的愛國主義感情。他帶兵的方法以親兵、愛兵為主，常深入軍隊基層，考察軍隊教育以及生活實況。西北軍招募的兵源以淳樸的農家子弟為主，訓練中注重鍛煉體力，能吃苦耐勞；又受到馮玉祥盡心的愛國愛民方面的教育，所以軍隊紀律比較優于一般的軍閥軍隊。

作用和影響

西北軍在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極為獨特的角色，具有獨特的作用和影響。西北軍從北洋勁旅到“首都革命（北京政變）”，從中國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主角到其余部在盧溝橋打響全國抗戰第一槍；從“清黨”、“禮送”共產黨到“圍剿”工農紅軍，其余部從寧都舉義孤軍“投共”到邯鄲起義開啟倒戈熱潮。從西北軍軍營里，走出了一大批政治立場對立、命運結局各異的著名人物：宋哲元、韓復榘、馮治安、劉汝明、孫連仲等，他們是堅定的國民黨人；李達、趙博生、董振堂、吉鴻昌、張克俠、何基、孔從洲等，成了忠誠的共產黨員；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武士敏等，他們是抗戰烈士、民族英雄；劉郁芬、孫良誠、郝鵬舉、張嵐峰等，則淪為漢奸，民族罪人；還有吳化文、趙云祥、戴心寬、楊友伯等他們雖然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但最終覺悟投入了人民的懷抱。至于馮玉祥、楊虎城這兩位大小西北軍的首領，則從擁兵自雄的軍閥，轉變為獻身民主事業的進步人士。

后世評價

學者姜克夫在《民國軍事史第一卷》中評價：西北軍在民國軍閥部隊中，是一支紀律嚴明，戰斗力極強的部隊。

學者顧關林在《論西北軍的瓦解》中評價：西北軍是民國軍隊中的一支勁旅，素以能征慣戰聞名。它的瓦解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馮玉祥支配能力的喪失是關鍵。

學者吳恒長在《國共兩黨與西北軍》中評價：西北軍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極為獨特的角色。

原西北軍參議張知行在《西北軍練兵的一些特點》中評價：西北年的練兵方法，大體上雖然沿襲北洋政府軍隊的那一套老辦法。馮玉祥封建家長式的帶兵方法，在小圈子里（16混成旅）是可以起控制作用的；但到了大的集團（西北軍）原來那套舊的帶兵方法已失去維系軍隊的力量，內部的分化、腐化，就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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