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晚清經學家、文學家。
1852年（咸豐二年），王闿運中秀才。咸豐七年（1857年），中舉人。咸豐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運入京會試，未入第，但考試中作《萍始生賦》，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聲名鵲起。后任愛新覺羅·肅順家庭教師，又入曾國藩幕府。不久，王闿運返回湖南省衡陽市石門縣，致力于學術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年（即1864—1876）的歸隱期間內，創(chuàng)作了《湘軍志》一書。光緒五年（1879年），入川擔任尊經書院山長。出川后先后主講于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后授徒于湘綺樓中。晚年清政府授命其翰林院檢討和翰林院侍講銜，辛亥革命后他任清史館館長。民國三年（1914年）王闿運受袁世凱聘請擔任國史館的館長，從事國史編修工作，并兼任參議院的參政。然而，隨著辛亥革命后的復辟浪潮越來越強烈，王闿運辭職。民國五年（1916年），83歲高齡的王闿運在家鄉(xiāng)無疾而終。
王闿運在經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卓有建樹，著有《湘綺樓詩集、文集、日記》等，在同治、光緒、宣統(tǒng)及民國時代，他被視為湖湘派的領軍人物。他對民族情感的關注，對獨立人格的崇尚，對民主意識的追求，以及經世致用的學風等，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學生和后繼者中得以弘揚。他的影響不僅在湖南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產生直接作用，而且還間接地影響了全國。此外，王闿運所倡導的湖湘文化精神，對后世也產生深遠的影響。清代長沙市宿儒熊少牧和湖南督學張金鏞對王闿運都對其有極高評價，熊少牧認為王闿運才氣甚高，連作為宿儒的自己都要避讓三舍；張金在審閱王闿運的試卷時更認為，王闿運是奇才，他日必能以文雄天下。
人生經歷
早年經歷
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1月19日，王闿運出生于長沙府善化縣學宮巷（今長沙市天心區(qū)化龍池一帶），初名開運。其先祖于明代自自山西太原至贛州市，明中葉又遷居衡陽市，居數世后，徙居湘潭市城。王闿運三歲時，在母親蔡氏的教導下開始學習識字，并熟悉古代的歌謠和唐代的五言詩。王闿運六歲時喪父，體弱多病。七歲時，王闿運遵祖母之命進入私塾讀書，接觸《論語》和《孟子》等經典的啟蒙讀物。兩年后，王閭[lǘ]運已能背誦五經并且能撰寫文章。然而，由于家境的貧困，他十歲時不得不從私塾退學。轉而，他在叔父王麟的指導下學習，專攻八股文和文章寫作的技巧。
王闿運十二歲那年，由于祖母去世并為其安葬，王家不得不出售學宮巷的幾處房產，并租住在別處，家境變得更加困難。同年，他的叔父王麟應聘成為宜章縣的學官，王闿運隨叔父開始游學生涯。然而，由于王麟歷年應州縣書記之聘，來往無常，1846年（清代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六年），年僅十五歲時決定留在家中照顧母親，不再隨叔父外出。
求學交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王闿運成為長沙市學者劉煥藻的學生，并在浣月山房攻讀。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羅熙贊、劉采九等文學造詣深厚的人士，與他們廣泛交流。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王闿運開始在營盤街的戴祠學習。同年，他參加童子試，因寫下“月落夢無痕”一句，詩詞愛好者鄧輔綸和鄧繹兄弟專程拜訪他并與其建立友誼。次年，王闿運離開戴祠，從長沙北門搬到城南，并在城南書院旁聽。咸豐元年（1851年），王闿運參與貢生李壽蓉等人組織“蘭林詞社”，舉人龍汝霖、秀才鄧繹、貢生鄧輔綸也參與其中，他們五人被稱為“湘中五子”。1852年（咸豐二年），王闿運在縣試中名列第一，中秀才。同年，他應鄧輔綸兄弟的邀請，前往江西南昌。在那里，他結識了年長他四十歲的長洲人孫月坡，從他那里接受詞作啟蒙。此時，太平軍圍困長沙市，清廷命湖南省在籍吏部侍郎曾國藩幫辦本省團練，王闿運多次向他獻計，未被采納。次年，王闿運又前往樂平，常與好友李仁元研論詩作。咸豐四年（1854年），李仁元與太平軍的交戰(zhàn)中身亡，王闿運寫下《夢伯元》一詩悼念他。
科舉與教書生活
咸豐七年（1857年），王闿運參加鄉(xiāng)試，中第五名舉人。咸豐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運入京會試，在考試中，作《萍始生賦》，其出色的文筆使他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聲名鵲起，但并未入第。
考試結束后，王闿運深受京城的人文氣息所吸引，決定暫時駐留于此。他在法源寺定居，并于十月離開京城前往濟南市。期間，他結識了眾多時賢，甚至得到權重一時的愛新覺羅·肅順的賞識，受肅順聘，在其家中任教。不久后，他辭去職務。咸豐十一年（1861年），發(fā)生了“祺祥政變”，肅順等八位大臣被斬首。王闿運寫了《祺祥故事》，為肅順被殺辯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運曾入曾國藩幕府，但是由于意見不合，不久之后就離去了。他開始四處旅游，專門從事講學活動。不久后，王闿運因游幕和仕宦失意，選擇返回湖南省衡陽市石門縣，致力于學術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年（即1864—1876）的歸隱期間內，創(chuàng)作了《湘軍志》一書。同治十年（1871年），經過友人的勸說，王闿運再次前往京城參加會試。此行名義上是為了參加考試，但同時也借機尋訪知交。在京城期間，他游覽圓明園、故宮等地，作《圓明園詞》，令他在京城名聲鵲起。此外，他還參加了潘祖蔭和張之洞在龍樹寺舉辦的聚會，擴大了他的交友范圍。不久之后，王闿運作詩明志，決定永遠不再參加科舉考試。
光緒五年（1879年），王闿運應四川總督丁寶楨之邀來到成都市，擔任尊經書院的山長。不久后，王闿運離開成都回到湖南省，先后主持長沙思賢講舍和衡州船山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王闿運主辦了南昌高等學堂，但不久之后便辭去了這份工作，回到湘南的綺樓講學教授后學。
晚年生活
王闿運雖然在四十歲以后遠離科場，但晚年卻得到清政府賞賜的翰林院檢討和翰林院侍講銜。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湖南巡撫岑春蓂[cén chūn míng]奏薦耆[qí]儒，向清帝推薦王闿運，稱他學識深，通曉經典和文學。清帝任命王閭運為翰林院檢討。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正月，湖南巡撫楊文鼎傳達清廷的旨意，因王闿運在鄉(xiāng)試中舉、年事已高，特別增加授予他翰林院侍講的職銜。民國三年（1914年）王闿運受袁世凱聘請擔任國史館的館長，從事國史編修工作，并兼任參議院的參政。然而，隨著辛亥革命后的復辟浪潮越來越強烈，王闿運最終選擇了辭職。民國五年（1916年），83歲高齡的王闿運在家鄉(xiāng)無疾而終。
家族成員
人物成就
經學方面
王闿運以深入研究《公羊傳》而聞名。在他的學術生涯初期，他專注于研究《禮》，深入探討了三代的制度，并在20多歲時完成了《儀禮演》的13篇。隨后，他轉向對《公羊春秋》中的細節(jié)和深刻含義的探究，并弘揚了東漢時期學者何休的學說。王闿運對清代乾嘉時期學者的學術方法持批評態(tài)度。他認為i這些學者過于專注于經書的注釋和解釋，而忽視了學術辯論和文學價值。他遺憾地指出，由于過分重視經書的考證，這些學者的作品往往缺乏吸引力，以至于讀者在閱讀不到十行時就感到困倦。他強調，文學是智慧和禮儀的載體，是歷史的真實記錄，并且對人類語言具有重要價值。他警告說，如果忽視文學的修養(yǎng)，意義和藝術將會喪失。因此，在撰寫經書注解時，王闿運摒棄了宋代儒學的過度解釋和乾嘉學者對古注的過分依賴，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簡潔的闡述。對于那些他自己也難以理解的古籍文字，他不強行解釋。王闿運明確表示，他從事經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其深遠的內涵，以支持治理之道，寄托于國于民的憂患意識，保存古代的典籍，闡明古代的教導，并增強文學的力量。他致力于使讀者在閱讀經典時有所領悟和心靈的愉悅。
文學方面
王闿運是一位多產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作品豐富多樣，涵蓋了詩歌和散文的各個領域。在詩歌方面，王閻運一生共創(chuàng)作了近千首詩，其內容可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對親友的贈詩、寄詩、送別、悼念等，如《送陳景雍應舉》。對自然景觀和名勝的描繪與抒情，例如《晚登南天門宿上封寺》、《祝融峰》和《朱陵洞瀑》等。對戰(zhàn)爭和社會動亂的記錄與描繪，如《馬將軍歌》中對湘軍陣亡將士的悼念。記敘歷史事件，如《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詳細記述了太平軍在湘東南的起義及其后被湘軍鎮(zhèn)壓的過程。而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王閻運的《湘綺樓詞鈔》收錄了近六十首詞，其內容與詩不同，或抒發(fā)內心感情，或感慨時間流逝，描述或日常生活，或是與朋友間的詩詞唱和。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王閻運的作品可分為奏疏、書信、注釋、序文、頌歌、哀歌、銘文、傳記等類型。雖然其內容主要是對權貴的吹捧和對封建道德的贊美，但在藝術上具有一定的特點。王闿運的散文用詞典雅，行文簡潔，人物描繪生動形象。此外，王闿運主張模擬漢魏六朝詩文，臨摹名篇，力求變化和創(chuàng)新；強調作家在作品中袒露自我的真性情，并藝術地控制和駕馭情感地表達；重視詩文的藝術形式，追求典雅的風格，反對枯淡。
從文學領域來看，湖湘派的詩人群體中，王闿運的影響力和對文化的貢獻是最為顯著的。在同治、光緒、宣統(tǒng)及民國時代，他被視為湖湘派的領軍人物。他對民族情感的關注，對獨立人格的崇尚，對民主意識的追求，以及經世致用的學風等，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學生和后繼者中得以弘揚。他的影響不僅在湖南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產生直接作用，而且還間接地影響了全國。此外，王闿運所倡導的湖湘文化精神，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代代相傳，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史學方面
王闿運他主編和定稿的地方志包括《桂陽州志》《東安縣志》《衡陽縣志》《湘潭縣志》等。其中，王闿運的成名之作是《湘軍志》，其史學思想在作此書時得以成熟。王闿運耗時七年，經過反復修改，最終在光緒七年底編寫完成了《湘軍志》一書。該書在記錄湘軍的戰(zhàn)功、歌頌將領曾國藩、羅澤南和彭玉麟等方面，也以客觀的態(tài)度記述了太平天國軍隊攻擊湘軍的情形，還記錄了湘軍初期多次戰(zhàn)敗的情況。此外，王闿運也講述了曾國荃率領湘軍攻占天京后，部隊燒殺擄掠、侵吞財物的違法行為。然而，該書一經印制，就引發(fā)了一些湘軍將領的反對和攻擊，他們認為這本書是“謗書”，指責王闿運記述了一些不應該公開的歷史事件。這種輿論壓力甚至導致王闿運不得不毀掉原版，以避免更大的爭議和負面影響。王闿運的史學實踐還表現(xiàn)在傳記、碑銘、墓志、《王氏交友傳》等一系列作品和著述中。王闿運的史學思想不是消極地、被動地反映著當時政治和文化， 成為政治、經濟的附庸， 而是積極地、主動地運用歷史研究為救亡服務， 以增強民族的自信心和必勝心。在當代史的研究中， 王闿運貫徹著封建正統(tǒng)史學思想， 面對社會危機， 似乎難以割舍君臣之義以及名節(jié)觀念。他的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階級色彩， 試圖尋找一種官民互動的平衡點。
教育方面
王闿運長期從事教育，先后執(zhí)教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和南昌江西大學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學生達數千人，其中名弟子楊銳、劉光弟、廖平、宋育仁、楊度、楊銳、齊白石等都卓有成就。王闿運的書院教育范圍相當廣泛，跨越了川湘兩省。他最初被四川省總督丁寶楨邀請，前往四川成都尊經書院擔任客主，后來返回湖南省，代郭嵩燾[guō sōng tāo]主講長沙思賢講舍，并應彭玉麟之聘擔任衡陽船山書院的教授。在湖南主教書院期間，王閭運也經常兼任瀏陽、桂陽縣等地書院的考官。從主掌書院的時間看，王闿運掌教書院時間比較長，其中尊經書院八年，思賢講舍近兩年，船山書院則長達二十開年。他的教學時間跨越了光緒初年到民國初年。從書院教育的影響看，王闿運將書院教育與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他對近代蜀、湘兩省學風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光緒初年，蜀中學風虛浮，只注重科舉之業(yè)，士林風氣沉湎于訟案之中，與時事不符。王闿運入主尊經書院后，將通經致用作為主要的教育宗旨，教授經、史、詞章等實用學問，并用禮義規(guī)范學生，使蜀中風氣明顯改變，形成了一種崇尚實學，重視應用的務實學風，也引領了四川書院改制之先聲。王闿運返湘后，擔任衡陽船山書院教授，積極倡導船山之學，培養(yǎng)了許多出色的學生。
主要作品
書籍作品
人物軼事
看錯字
袁世凱為表現(xiàn)禮賢下士，對王闿運施以高規(guī)格接待，不僅陪王闿運游覽中南海、北海，還集合京城達官貴人，為王闿運設宴接風，宴會后用汽車送王闿運回去休息。袁世凱的秘書說：“這是新華門。”王闿運當即點頭說：我年紀大，老眼昏花，把這幾個字錯認成是“新莽門”了。其弦外之音，暗示袁世凱若蓄意稱帝，其下場可能和篡漢后建立新朝的王莽一樣短命。
侍嫗周媽
王闿運喪偶后，并未選擇再婚或納妾。然而，在年逾古稀之際，他仍堅持每晚由女性陪伴入睡，以助其安眠。由于對外界的女性并無興趣，這一任務便由他的老仆人承擔。其中，最為人知的是名叫周媽的仆人。在周媽出現(xiàn)之前，王闿運曾有其他仆人，但自周媽的到來，她便在王闿運的府邸里擔任了主要角色。王闿運對周媽極為依賴，不僅在睡眠和飲食上，而且周媽還負責打理他的頭發(fā)，梳理并用紅色頭繩系扎。袁世凱成為大總統(tǒng)后，并邀請王闿運擔任國史館館長。在前往北京的過程中，王闿運與周媽一同出行。他們在武漢停留時，湖北督軍王占元設宴款待，周媽也被邀請參加，令其他出席的官員感到尷尬。在北京，袁世凱舉行的宴會上，周媽也被安排坐在王闿運旁邊，并且王闿運對她倍加照顧。
然而，周媽開始在國史館的人員安排上插手，推薦自己的親戚。她利用與王闿運的親近關系，成為很多人通過她與王闿運接洽的渠道。開始的時候，據說周媽只把持館里的雜役，掃地打更等職責。 后來，只要是進館某職位的都要經過周媽門路，包括招募館員。一次，王闿運事先預定了進館人員，但是周媽另有人選，結果周媽的人頂替了王闿運安排的人員進館工作。盡管如此，王闿運也依然對周媽及其親近，家里家外和周媽如影隨形。
與此同時，帝制運動開始興起，王闿運害怕袁世凱帝制失敗自己成為短命朝廷臣子，但是又害怕帝制成功，到時新皇不能容納自己，于是就要像個天衣無縫的辦法辭去參政、國史館長的職位。而當時袁世凱正籌議帝制，想先以官眷越禮開刀來整飭綱紀。于是王闿運就借助這個機會大肆宣揚周媽貪婪無度，一邊又表示自己年老體衰須臾離不開周媽，自己只能辭職謝罪，于是向袁世凱提交辭呈，辭去國史館館長職務，并迅速離開北京。周媽因此失去了在京城的影響力和權勢，跟隨王闿運返回家鄉(xiāng)。
人物評價
清代長沙市宿儒熊少牧稱贊王闿運的才華：“吾生平未見此才，不獨吾當讓出一頭地，即古來作者，恐亦當退避三舍矣！”
清咸豐七年(1857)湖南省督學張金鏞審閱王闿運的試卷時稱：“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王闿運外貌：“廣額修眉，方頤后耳，有異常兒。”
《清史稿》：“幼好學，質魯，日誦不能及百言。”
王闿運自評：“余少小鈍弱，既冠涉學。”
王闿運的學生楊鈞：“王湘綺先生謂曾重伯為神童……重伯少而多知，湘綺為計時日，讀輩書若干，無論如何神速，亦不能到，故曰神童。”
王繼平教授認為 “以文為本 ,是王闿運學術思想的宗旨 。”
著名楚辭學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辭書目五種》一書中說：“清人《楚辭》之作，以戴震之平允，王闿運之奇邃，獨步當時，突過前人，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認為王闿運與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兩位楚辭學家，王闿運所撰之《楚辭釋》與戴震所撰之《屈原賦注》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兩部《楚辭》研究著作，由此可見，王闿運及其所撰《楚辭釋》在清代乃至整個中國楚辭歷史學上的地位。?
參考資料 >
四川人物｜蔣藍：帝王學的力推者王闿運（上）.百家號.2023-12-26
獨家整合丨古詩詞大熱之后，駢文也飚上新熱度.新湖南.2024-05-10
王闿運看錯字.人民政協(xié)網.2023-04-12
王闿運《楚辭釋》前言-湖南省文史研究館.湖南省文史研究館.202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