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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寶楨（1820年－1886年），字稚璜，祖籍江西臨川，貴州平遠（今貴州省畢節市織金縣）牛場鎮人。晚清著名政治人物，鹽業改革者，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等名列清“中興名臣”。因贈“太子太保”，謚“文誠”，世人又稱其“丁宮保”“丁文誠公”。

丁寶楨生于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二十八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舉人，咸豐三年（1853年）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武英殿協修。同年喪母，回鄉丁憂。咸豐四年（1854年）至九年（1859年）居鄉，參與鎮壓平遠、獨山等地教軍和苗民起義。咸豐十年（1860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參與對太平軍的作戰。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調任長沙府知府；十一月，特旨署理陜西省按察使，未及履任，即于次年（1863年）正月改授山東省按察使，又次年（1864年）遷任山東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東巡撫，光緒二年（1876年）擢[zhuó]升四川總督。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二十一日，卒于成都四川總督任上，享年66歲。清廷追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文誠”，入祀賢良祠，并準予在山東、四川省、貴州省建祠。次年，靈柩歸葬于山東省濟南府歷城區華山之南、辛甸村西北的“丁家林地”（今濟南市歷城區全福立交橋東）。

丁寶楨為官生涯，正值晚清內憂外患、國勢日蹙、政治黑暗、亂象迭起之際，能以報國為民為己任，勇于擔當、清廉剛正。任山東巡撫期間，兩治黃河水患，創辦山東首家官辦工業企業山東機器制造局，成立尚志書院和山東首家官書局。任四川總督十年間，改革鹽政、整飭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興辦洋務抵御外侮，政績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其一生勇于任事、政績頗著，為官清廉、深得民心。曾組織纂[zuǎn]修《四川鹽法志》。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丁寶楨祖籍江西撫州，其曾祖父丁公俊為生員，祖父丁必榮曾任四川昭化縣知縣，父親丁世為鎮遠縣府學訓導。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二十八日辰時，丁寶楨生于平遠州牛場鄉老屋。

四歲發蒙，始習中國傳統文化。十三歲參加州考，名列第三。十四歲參加院試，受到學使陳鐵橋嘉獎。十八歲第一次參加鄉試落榜，同歲與夫人諶氏完婚。二十歲、二十一歲，又兩度參加鄉試，均薦而不售。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三年（1843年），二十四歲，以一等第一名補生，參加鄉試，以第二十名考中舉人。二十五歲、二十六歲，兩次赴京參加會試，均落榜。二十七歲至二十九歲，在平遠州城的文昌閣設館講學。三十歲解散學館，閑居鄉里。三十一歲，赴京參加會試，仍未上榜；同年，父親丁世棻在鎮遠縣病故，扶柩回鄉，丁憂守制。

咸豐三年（1853年），三十四歲，以會試第二百二十四名，考取貢士；以殿試二甲第十一名，考取進士；以朝考一等第二十七名，選為庶吉士；后因考課優異，以一等第一名，授武英殿協修。同年九月回鄉省親，十一月母親魏夫人亡故，居鄉丁憂。

軍功起家

咸豐四年（1854年），遵義桐梓人楊隆喜率眾起義，戰亂蔓及平遠。在籍為母守孝的丁寶楨散家財招團勇，練鄉兵，協助官府鎮壓起義，自此開始辦理軍務。五年（1855年），楊隆喜在黔西市活動，距牛場五十里，附近的劉保保起事響應。丁寶楨率鄉勇八百，生擒劉保保，又與楊隆喜開戰，生擒楊老大王、史八千歲等九人，楊隆喜遁走，平遠遂安。清廷論軍功加丁寶楨五品銜，并賞戴藍翎[líng]。

咸豐六年（1856年），貴州教軍、苗民紛紛起義，威逼貴陽。其時，丁寶楨已服闕，準備返京，巡撫蔣霨[wèi]遠奏請朝廷，讓他留下來協防省城。朝廷允奏，免其散館，授以編修。丁寶楨遂擴招兵勇至四千余人，解了平越州城和都勻府城之圍，克復清平、獨山諸城。其間，云貴總督恒春不懂軍務、剛愎自用，拒聽丁寶楨諫言，致戰事失利，遭彈劾后自縊而亡。

咸豐八年（1858年），丁寶楨以軍功被朝廷記名，備任知府。咸豐十年（1860年）正月，授湖南岳州府知府。當時官府已拖欠丁寶楨所部軍餉十數萬，實在難以籌集，丁寶楨只用五百金即遣散了舊部，相與泣別，無一人滋事。同年九月，進入湖南省，正逢太平軍石達開部襲擾，丁寶楨受命督軍抗御。次年（1861年）六月，丁寶楨到達岳州就任，復招募鄉勇守城，并掘地得到當年吳三桂所鑄大炮數百門，從而逼退了已連克湖北十幾個州縣、進逼岳州的太平軍陳玉成部。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經湖南巡撫毛鴻賓奏準，丁寶楨調任長沙府知府；十一月，清廷特旨命其署理陜西省按察使，未及履任，即于次年（1863年）正月升任山東按察使。命其招募軍隊，隨剿在山東起義的捻軍。時年，丁寶楨四十四歲。

主政山東

同治二年（1863年），丁寶楨初到山東，即去拜見在淄博市一帶統率官兵與捻軍作戰的欽差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自覺身份高貴，為人倨傲，接見督撫以下的官員從不設座。丁寶楨遞名帖求見，直言若王爺設座則覲[jìn]見，不給座位則不見。僧格林沁佩服丁寶楨剛強耿直，為之改變態度，以禮相待。山東巡撫閻敬銘聽聞此事，對丁寶楨頗為欣賞，在丁寶楨到任的那一天，親自到濟南市郊外迎接，從此倚為難得的人材。后來，僧格林沁命丁寶楨剿辦起義的黑旗軍宋景詩部，認為丁寶楨擅議招撫，上書彈劾。部議降三級調用，愛新覺羅·載淳改為革職留任。

同治三年（1864年），丁寶楨升任山東省布政使。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戰死于菏澤市，湖北、河南省、山東督撫及丁寶楨等被彈劾協同作戰不力，部議革職，同治帝加恩降其為四品頂戴留任。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任欽差大臣督辦三省軍務，赴山東繼續鎮壓捻軍。同治五年（1866年），御史朱鎮、給事中孫楫又搜集羅織了貽誤軍機、所部淫擄百姓等其他罪名彈劾丁寶楨，同治帝敕命曾國藩查辦。曾國藩調查后奏稱，丁寶楨帶兵剿賊是領命而行，功多過少，此前所參劾的事項多系傳聞，沒有實據。同治遂罷議，以防守省城等作戰有功，賞還丁寶楨二品頂戴。同年十一月，丁寶楨領命暫署山東巡撫一職。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山東巡撫閻敬銘因病乞休，舉薦丁寶楨接任，遂擢升山東巡撫。

丁寶楨升任巡撫時，李鴻章已接替曾國藩，任欽差大臣督辦鎮壓捻軍事務。東路捻軍賴文光部由萊陽市北進招遠市、龍口市，丁寶楨配合李鴻章的淮軍在膠萊河防守。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東捻軍突破丁寶楨部將王心安防區，渡河后從安丘市、臨朐縣[lín qú]南下。丁寶楨被革職留任，摘去頂戴。十月，東捻軍在壽光市一戰損失3萬余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總六塘河，南走至揚州市被捕殺。清廷下召丁寶楨官復原職，并賞頭品頂戴。

同治七年（1868年），西路捻軍張宗禹部自山西省入河南省，進至直隸定州，逼近京城。丁寶楨聞訊率兵馳援，搶在捻軍之前到達河間，與捻軍轉戰于雄縣、任丘市、高陽一帶，并攻陷饒陽城，逼捻軍向東南潰逃，后率部回軍東昌（今聊城市），嚴防捻軍入魯。當時，各路統兵將帥因行動遲緩受到朝廷切責，惟獨丁寶楨得到褒獎。后西捻軍覆滅，丁寶楨被賞加太子太保銜。

同治八年（1869年）秋，丁寶楨在山東省捕殺自稱受密遣南下江南的慈禧心腹、六品藍翎太監安德海，朝野震動。同治十年（1871年）、十三年（1874年），丁寶楨兩次組織修筑堤壩、疏導舊河，使黃河歸漕，水患消除。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丁寶楨著手加強山東海防，一邊在蓬萊、威海、煙臺市修建炮臺，一邊籌辦山東機器局以制造槍炮、彈藥。光緒元年（1875年），山東機器局在濟南市北郊洛口[luò kǒu]（今屬天橋區）破工動工。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機器局廠房大體完工，設備尚未安裝之際，丁寶楨被調任四川總督。慈禧題寫“國之寶楨”，贈予丁寶楨以示勉勵。

總督四川

光緒二年（1876年）十二月，丁寶楨進京入覲，恩賜紫禁城騎馬。三年（1877年）初，入川赴任。入川前，丁寶楨就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四川情況，入川后悉心體察，于當年三月上書朝廷，痛陳四川吏治腐敗、軍務廢弛、水利失修、鹽政紊亂、財庫空虛、邊疆不靖、教案迭出、經濟凋蔽、民不聊生的“敗壞情形”，隨即分別緩急，破除情面，開啟十年治蜀生涯。

上任伊始，丁寶楨即著手整飭吏治，裁撤“名為辦差、實充私槖[tuó]（口袋、袋子）”的夫馬局，革除總督、司道各級衙門節壽陋規，清理歷年民刑積案，大力懲辦貪官污吏，使吏治逐步澄清，民困大為緩解。隨后，又捉拿鹽梟，改革鹽政，于光緒三年（1877年）九月設立瀘州鹽運總局和各地分局，改“商運商銷”為“官運商銷”，至光緒九年（1883年）全川鹽政改革大體就緒，解決了官商勾結貪腐問題，平抑了鹽價，增加了財政收入；興修水利，治理都江堰，光緒三年（1877年）九月親臨勘查，認為都江堰多年失修，治理萬不可緩，遂用兩個冬季完成修護工程，并使都江堰歲修自此成為慣例；興辦洋務，創建四川機器局，光緒三年（1877年）入川前即做籌劃，當年三月設廠，次年（1878年）投產，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四川機器局承擔了支持抗法前線的任務；倡辦積谷，整頓倉政，光緒六年（1880年）在各州縣城鄉設置民辦社倉、濟倉，規定富庶糧戶每收谷百石，向社倉、濟倉積谷一石，儲藏備荒；整頓軍務，備防邊疆，革除四川省綠營和防軍“不事操練、恣意擾民、徒糜餉項”積弊，整編軍伍、裁汰將官、嚴明軍紀，同時增調兵力駐防巴塘縣和理塘縣，派員深入川、滇、藏邊境和印度，考察山川、地勢、道路和民情，繪制四川至西藏、云南與印度、緬甸的道路里程圖冊，以備戰時之需。

丁寶楨實施的整頓與改革，觸犯到州縣、省級乃至一些京官的既得利益，治蜀十年歷盡坎坷，幾度被參，多次降職。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丁寶楨因奏請起用已被革職的候補道員李耀南，被革職留任。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因修繕都江堰失當，遭參劾被降級留任。光緒七年（1881年）四月，復授四川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因惜才為云南巡撫唐炯求情，被降三級留任。

長眠齊魯

光緒十一年（1885年）八月，丁寶楨因手足麻木、頭目昏暈，奏請賞假四十日。十月初三，病勢加重，奏請開缺回籍就醫，朝廷駁回免職申請，賞假兩個月。后病情日見沉重，十一月二十九日又上書請求免職。光緒十二年（1886年）正月初三，朝廷下諭慰留，賞假兩個月，令他安心調養，不可萌退志。三月初四，假期又滿，不敢再行奏請開缺，遂上書銷假，強為支撐。四月二十一日，病逝于成都市，終年六十七歲。

清制，官員不準在任所置買田地。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丁寶楨原配夫人諶氏亡故于濟南市，四月，丁寶楨上書朝廷，稱自己在魯為官已九載，身邊親眷歲有病亡，而千里之外的原籍貴州平遠久遭兵亂，老家田廬盡數被毀，親族百無一存，歸葬殊為不易，請求在魯置地，將亡妻及已故之親眷，暫行淺。朝廷恩允，丁寶楨遂在濟南歷城華山之麓置地十畝，作為家族墓地；當地人稱之為“丁家林地”或“丁家林子”。丁寶楨故后，朝廷認為他對山東省感情頗深，詔準歸葬齊魯，追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文誠”，入祀賢良祠，并準予在山東、四川省、貴州省建祠。時任禮部尚書李端棻，奏請將丁寶楨與曾國藩、左宗棠等同舉為清“中興名臣”。

光緒十二年（1886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寶楨歸葬于“丁家林地”亡妻諶氏墓東。

主要成就

政治

嚴于治吏

在晚清督撫中，丁寶楨以嚴于治吏著稱，尤其是光緒三年（1877年）上任四川總督后，以整頓吏治為突破口，革除弊政、懲辦貪腐、建章立制，讓川蜀政風為之一新。四川夫馬局是清咸豐年間為鎮壓農民起義解決軍需供應而設立的“驛站”式機構，通過對糧戶橫征苛派，以支應過境官差人夫、馬匹和工食程儀等，民心積怨已久。丁寶楨率先拿它開刀，規定雅州至廣元市中間十數個州縣（系喇嘛藏差必由之道）的夫馬局酌情保留二成，其余各州縣夫馬局勒令自光緒三年（1877年）六月起全部裁撤；夫馬局撤銷后，官員因公出差，改由藩司另籌專款按路程遠近定額補給差旅費，從而堵住了地方官吏借口辦差而行貪腐的口子。針對刑政不修、冤獄不斷的情況，丁寶楨嚴令以光緒三年（1877年）四月初一為界，要求每月新案結案達到九成、舊案帶結五成，完不成的官員予以記過或撤職查辦。在清理積案的同時，又清理整頓與民刑案件有關的“招解犯人”“命案驗尸”“緝捕盜賊”發生的所謂“三費”，設立“三費局”，制定“三費”收支章程，刻石立碑，接受監督。此舉得到清廷表彰，諭令全國推廣。針對各級官府衙門例行向下屬收受節壽規費等不良風氣，丁寶楨以身作則，從總督衙署開始，將所有應酬規費全數革降，推行定額公費津貼制度，對各級衙門所需經費予以公開補貼，經費全部從鹽政改革帶來的利稅中撥補。為澄清吏治，丁寶楨還大力懲辦貪官。他出任四川總督后不久，就將主管全省司法的按察使方濬頤[fāng jùn yí]、主管財稅的兩任鹽茶道傅慶貽和蔡逢年三個高官參劾革職，并奏請將清政府授予按察使銜、賞二品頂戴的不法官商王余照革職拿辦，同時還參劾查辦了知縣王會章、委員張壽仁等，提拔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官員。不留情面地整飭吏治，也招來一些地方官與京官的責難與彈劾，丁寶楨毫不妥協，進行了堅決地斗爭。

清廉為官

丁寶楨為官勇于任事，持身清廉。他在四川省革除總督、司道各級衙門收受節壽規費陋規后，規定每年給各級官員公開發放定額補貼，但他自己從不領取，每年只支取朝廷規定的養廉銀。曾任河南省、江蘇巡撫和四川總督的陳夔龍[chén kuí lóng]在《夢蕉亭雜記》中說：四川為天府之國，總督名位煊赫，但川督丁寶楨“一清如水”，按規定每年可領取的關例解公費一萬兩千兩、川鹽局籌定的每年公費三萬兩，均一文不取，花費僅恃養廉銀一項；而每年養廉銀只有一萬三千兩，還沒有江蘇省、河南巡撫的多。丁寶楨對子孫從政也要求甚嚴。長子丁體常在山西省為官時，丁寶楨曾寫信告誡：“爾當于‘利’之一字，斬斷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不可妄取民間一錢”。丁寶楨死后身無積蓄，兒子來奔喪，竟無扶柩歸鄉的費用，后來由游智開出面，將其歷年應領未領的公費取出，才得以辦理喪事。

誅安德海

丁寶楨斬殺慈禧心腹、六品藍翎太監安德海，是清后期震動朝野的大案。安德海，青縣人，幼年入宮，人稱“小安子”，以為人機警，得到慈禧寵信。1861年咸豐病逝，小皇帝同治繼位，慈禧與恭親王奕?發動政變，廢顧命八大臣，形成了慈安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垂簾聽政于內、奕?專權于外的局面。后慈禧與奕?產生矛盾，安德海仗恃慈禧恩寵，納賄招權，肆無忌憚，并形成一股勢力，一些朝臣也依附到他的門下，引起諸多大臣憎恨。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初六，安德海出京城，乘坐懸掛著“奉旨欽差采辦龍袍”的太平船，經運河浩浩蕩蕩來到山東省境內。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德海生日，其所帶男女隨從跪拜船上陳掛的龍衣，兩岸民眾觀者如堵。按照清代祖制，宮廷衣食皆由內務府采辦，不許太監插手，內宮太監也不得出京，違者立斬。丁寶楨得訊后，于七月二十九日派人以四百里馳報朝廷，并安排東昌知府程繩武等跟蹤緝拿。但程繩武忌于安德海淫威，尾隨三日不敢動手，任其繼續南下。丁寶楨遂命山東總兵王正起派騎兵追趕，于八月二日在泰安南關將安德海一行拿獲，押解濟南市審訊。八月六日晚，朝廷旨意到，命直隸、山東省、江蘇省等地督撫嚴密緝拿安德海，一經隨從指認，即刻就地正法。八月七日，丁寶楨將安德海斬殺，并上書報奏。李鴻章從《邸報》中得聞此事，“然而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國藩得聞消息，說“吾目疾（眼病）已數月，聞是事，積（白內障）為之一開。稚璜豪杰士也”。

經濟

改革鹽政

丁寶楨升任山東巡撫后，針對山東鹽運銷不暢的問題，奏請改歸官辦，先課稅后行鹽，運銷至河南省，并設鹽局派專人管理。

在四川總督任上，丁寶楨對鹽政改革規劃最詳、傾力最多。四川鹽政原來實行專商引岸制度，咸豐、同治年間，云、貴、川三省經長期戰亂，鹽場遭受嚴重破壞，川鹽行銷區域大片喪失，而少數官員和鹽商肆意勾結壟斷鹽利，以致鹽價高漲，百姓受淡食之苦，私鹽泛濫，國家遭鹽稅虧損之失。丁寶楨力主改革，研究了食鹽專賣三種方式的利弊得失，認為“官督商銷，利歸于官、商；官運官銷，利全歸于官”，流弊甚大，決定推行“官運商銷”制度，使官、商相互鉗制。隨后，改革鹽政管理機構，削弱鹽茶道的權力，于光緒三年（1877年）九月在瀘州市設立鹽運總局，總理川鹽采購、運輸、批發、征稅事務；在井灶（井礦鹽生產場）集中處設置廠局，在各鹽岸（食鹽銷售區）設置岸局；由各廠局從井灶購鹽，運往各岸局，由岸局收儲食鹽，分銷給鹽商；同時將此前弊竇叢生的食鹽行引驗放機構（發放食鹽運銷憑證的機構）全部裁撤，從而建立起通暢有序的鹽業產供銷一條龍管理網絡。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緝私局武裝，打擊鹽梟；改革征稅方法，裁革浮費（不必要的開支）；治理川江航道，以利川鹽外運；打通阻滯環節，調劑產銷供求平衡。

丁寶楨推行的鹽政改革，廓清了鹽務積弊，使川鹽迅速恢復發展，銷區不斷擴大，鹽價下跌，鹽稅成倍增長。鹽業經營也帶動了農業、手工業和航運、商貿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使民生得到改觀。川鹽“官運商銷”之法，是繼愛新覺羅·旻寧年間兩江總督陶澎推行淮北“票鹽法”之后的重要鹽政改革，后來在兩廣、兩淮、河東、天津市、吉林、黑龍江省等鹽區相繼推廣，推動了晚清全國的鹽政改革。

民生

治理黃河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丁寶楨暫署山東巡撫，即嚴令河官修復壽張一帶被黃河沖毀的運河河堤；又調集兵勇，疏浚已被淤塞的沈口河（今梁山縣境內），加固堤防，渲泄兩岸積水，于次年（1867年）完工，涸出民田二十余里。同治十年（1871年），黃河在鄆城縣決口。丁寶楨親赴工地，指揮搶險。兩個月的時間里，丁寶楨與役夫同甘共苦，于二月二十四日“工竣合龍”，堵住了決口。專職河務的河道總督喬松年，對修復決口百般推諉，一拖再拖，丁寶楨氣憤至極，上書請求銷病假，“越俎[zǔ]代庖”親自主持修堤事宜。后趕赴工地，組織役工于次年（1872年）二月將決口合龍、護堤修復。期間，丁寶楨發現決口處上下游逾一百一十七里民埝多有險病，極易沖決，遂組織二三萬民工，用時兩個月加以修固，使之達到了官堤的標準。當年汛期，山東省連降大雨，河水暴漲，新修的官堤、民埝俱得安瀾。同治聞奏，表彰丁寶楨“勇于任事，督率有方”。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秋，黃河在東明縣石莊戶決口達三里，山東、河北省、江蘇省、安徽等省數十個州縣被淹，從濟寧市至宿遷市運河河堤盡數被毀。其時，因父親的墓被毀壞，丁寶楨請假一年回江西撫州修墓，臨行前繪制治黃圖上奏朝廷，請求朝廷統籌各省，及時堵治。次年（1874年）十月，丁寶楨返回山東時，石莊戶決口仍未動工，宿遷、巨野縣、濟寧等十余個州縣水患依舊。于是又主動請纓，親自督辦，選擇在決口下游十余里的菏澤賈莊修筑堤壩，疏導舊河，費時四個多月完工，使黃河歸漕，水患消除。丁寶楨一生清風正氣、廉潔奉公，只有付出而沒有索取：搶修黃河賈莊口工程原計劃用銀98萬兩，丁寶楨厲行節儉，親自督率，竣工時僅用了54萬兩，節資幾近一半；朝廷獎勵的4萬兩銀，他如數撥給貴州修建道路橋梁。

整修都江堰

四川都江堰自清中葉后未進行過大修，咸豐、同治年間民眾所出維修費用，俱被各級官吏貪污，以致管理廢弛，水害頻仍。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丁寶楨到任四川總督，九月即親臨勘查，發現內外兩江淤積、堤岸毀壞達七十余里，認為整修都江堰萬不可緩，全省政事莫急于此，立即向清廷奏請大修都江堰。遂利用冬季，親自主持治理都江堰，重修分水魚嘴，淘深灘底，修固堤堰，疏浚淤塞的河道，更換人字堤朽壞的籠石，并將其中的一段卵石竹籠結構改為條石砌筑，總計修渠七十余里，砌堤一萬兩千余丈，修復人字堤一百三十余丈，于四年（1878年）春完工。當年五月遇大雨，河水陡漲，部分堤工因換為石砌，洪水難以渲泄，以致被沖毀，但沿江民田及下游廣大地區均未受災，秋糧仍獲豐收。是年冬，丁寶楨主動承擔責任，吸取教訓，組織重修了被沖毀的堤岸。都江堰整修后，原來屢遭淹沒的土地，被復耕為良田。

丁寶楨治理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間對都江堰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一次系統修治，使灌區范圍由原來的十縣擴大到十六個州縣，奠定了都江堪灌區一百多年來的基本格局；同時，自此以后，歲修都江堰成為慣例。

軍事

整頓軍務，鞏固國防

丁寶楨對列強借口通商，以“艦炮政策”侵略中原地區的圖謀有清醒認識，在主政山東省和四川省期間，以大力整頓軍務，加強山東海防，籌劃西南邊防，積極予以應對。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與法國關系緊張，丁寶楨雖認為尚不至于引起戰事，但仍然建議朝廷在天津大沽、北塘設防，在山東他則調兵遣將，于靠近直隸的德州、陵城區布防，以備萬一。同治十年（1871年）丁寶楨奉命整頓山東水師，購進船炮，修筑炮臺，加緊練兵巡防。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臺灣，丁寶楨奏準創建山東機器局，以保證戰時炮械可以維修、彈藥可以自給。出任四川省總督后，丁寶楨對列強覬覦西南各省和西藏自治區保持警惕，一面創辦四川機器局，發展軍工，一面整頓軍務，加強邊防，提出“川藏一體”的西南邊防思想。光緒五年（1879年），清廷與俄羅斯簽訂喪權辱國的《交收伊利條約》，全國輿論大嘩，丁寶楨奏請出使俄國辯論廢約，未獲準。針對沙俄對中國西北、東北地區的掠奪，丁寶楨認為俄國用意是“以戰脅和，而我亦必以戰制和，以與之抵持”，建議組織軍隊積極防御，并提出由四川每年撥付軍餉三十萬兩，奏請朝廷增兵東北邊防。中法戰爭（1883-1885）期間，丁寶楨曾請命自帶兵或遣兵赴戰。病逝前，丁寶楨向朝廷上奏《叩謝天恩遺折》，仍心系國防安危，提醒皇帝“外洋和約，萬不足恃”。

倡辦洋務，加強軍備

創辦山東機器局：丁寶楨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實踐者之一，參與了洋務派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的活動。在鎮壓捻軍起義期間，丁寶楨的思想開始逐步向洋務派轉化。光緒元年（1875年）初，丁寶楨致函北洋大臣李鴻章，商量建設山東機器局事宜，并請求財力支援，被李鴻章拒絕。同年，朝廷批準建設山東機器局，丁寶楨遂在濟南市北郊洛口置地三百畝，于十月初一掛牌成立山東機器局。他委派幾年間羅致來的人材徐建寅為機器局總辦、薛福辰為機器局會辦，由曾昭吉總管設計和生產業務，著手定購機器裝備，采購木石雜料，開窯自制磚瓦；是年冬建成可供辦工居住的工務堂一座。光緒二年（1876年）春，基建工程全面動工，同年秋基本竣工。后來山東省機器局生產的軍火，一部分供應內地清軍，一部分支援了山東海防。

創辦四川省機器局：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丁寶楨調任四川總督，入任前即上書奏明要在四川創辦機器局，生產機器，制造槍支彈藥，并請求將候選通判曾昭吉帶到四川協助。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到任，五月丁寶楨即著手組建四川機器局，廠址選在成都城東南的下蓮池拱橋。經過一年多籌建，建成仿西式廠房一百八十八間，隨即投入生產。因丁寶楨不顧情面整飭吏治、改革鹽政，侵犯了一些官員的既得利益，四川機器局遭到保守派官員反對，彈劾丁寶楨不懂機器、浪費庫款，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機器局被清政府停撤。后在洋務派吁求和丁寶楨申辯下，當年年底清政府又命丁寶楨設法開辦機器局。次年（光緒六年、1880年）三月，丁寶楨從湖南省請回曾昭吉和一批熟練工匠，四月十八日復開四川機器局，并另在成都南門外古家壩購地七畝，興建廠房。丁寶楨逝世后，四川機器局又歷經興衰，于1909年更名為四川兵工廠。丁寶楨創辦山東省、四川機器局，開啟了兩省近代機器制造工業的先河。丁寶楨明確要求山東、四川機器局從建設到生產，均堅持獨立自主，絕不聘用一個洋人，這種主張在晚清洋務派中比較罕見。

外交

丁寶楨是晚清一位具有抑教御侮思想和實際行動的政治家。他任山東巡撫、四川總督二十年間，正是英、法、俄、美、日諸列強為擴大在華特權，繼強行通商之后，又鼓動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設堂傳教，為其殖民政策服務之際。傳教士及其華人教徒依仗特權，肆意侵犯民眾利益，到處激起民變，致使教案迭起，外交風波不斷。當時，教案以四川省發生為多，四川教案以川東發生為多，且拖延多年未予辦結。上任四川總督后，丁寶楨親赴重慶市，警告強詞要挾的法國主教范若瑟配合官府清理舊案，后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照會法國駐華公使，將范若瑟驅逐回國。至光緒四年（1878年）七月，丁寶楨用一年時間將接手的積壓教案全部辦結。清結教案過程中，丁寶楨堅持秉公妥辦、持平處理，拒絕了列強借教案勒索重金賠償的無理要求，并對參與反洋教斗爭的首要人物和一般民眾予以寬恤。這與此前李鴻章辦理酉陽教案時，處死反教首犯、流放主犯、杖罰被捕群眾，而予教會大額賠償、對不法傳教士和教徒不加追究的做法迥然有別，在晚清外交特別是涉外教案辦理中罕見。

文教

丁寶楨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同治八年（1869年），時任山東巡撫的丁寶楨主持在濟南西關馬跑泉街（現趵突泉公園[bào tū quán gōng yuán]內）原宋代詞人李清照故居、后明代進士谷繼宗別墅，創辦尚志書院，延請學者教授經學和天文、地理、算數，并匯集名流，編著校刊古籍，以“尚志堂”名義刊印，稱“尚志堂版”。同治九年（1870年）又在后宰門街成立山東官書局（又稱山東書局、濟南書局、皇華書局等），具體承擔“尚志堂”刻印業務，是近代山東最早、最大的的官辦書店。光緒元年（1875年）四川學政張之洞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次年丁寶楨入川，對此舉大力支持，五次致函，誠邀在湖南的經學大師王闿運[wáng kǎi yùn]出任尊經書院山長。尊經書院在王運的主持下，對振興蜀學、培養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成為推動四川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

主要作品

歷史評價

《清史稿·丁寶楨傳》：“寶楨政尚威猛” “（丁寶楨）勇于任事，操守甚好，惟性稍偏急，遇事操切，是其所短”“至今言吏治者，常（將丁寶楨）與沈葆楨并稱，尤勵清操”。

清廷御賜祭文稱丁寶楨：“忠貞克篤，沉勇有謀”“履艱危而愈壯，試寵辱而不驚”。

丁寶楨前任山東巡撫閻敬銘在《丁文誠公墓志銘》中稱丁寶楨“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凡有興革，不避嫌怨”，“其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為人做事清白而不欺詐，剛強堅毅而不屈從、輕言放棄，知舍身報國而不知保全自己，這是丁寶楨的天性）。

清代文人劉愚在其《光緒庚辰致黎簡堂廉使書》中說丁寶楨嚴法治蜀時“清操自持，以力挽頹風為己任，固可與有為也；然數月中劾罷一司、一鹽道，人謂其威不可測”（丁寶楨為官清白、嚴于律己，以力挽頹風為己任，固然可以讓人安心地跟著他干事業，但他在幾個月內就上奏罷免了一個臬司、一個鹽道，也讓人凜然生畏，覺得他威不可測）；并稱贊丁寶楨是“四川省數十百年第一好總督”。

清末民初鹽務官員張茂炯等編著的《清鹽法志》稱，丁寶楨在四川創行的鹽業“官運商銷”之法效果顯著，后人學習借鑒，造福了數代。

軼事典故

典篋借貸，廚役索薪

晚清督撫、丁寶楨侄女婿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載：丁寶楨任四川總督時，準備有一個衣（裝衣物的箱子），并上鎖鎖好，貼上“四川總督部堂”的封條，簽上自己的名字。每當生活窘迫時，就叫人拿去成都春熙街的當鋪，典當些銀兩救急，待養廉銀發放后，再派人贖回。陳夔龍曾見丁府廚役（廚師）當面向丁寶楨討要欠發的工錢，并出言不遜。丁寶楨雖然羞惱，但因一時沒錢支付，又無可奈何，只好聽之。

誤服媚藥

晚清名臣丁寶楨在咸豐朝曾任職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談軍事，咸豐帝讀之大喜，召見于圓明園。丁寶楨早早入園靜候，見室隅玻璃盤，內有果子十數枚。丁氏吃了一枚，覺得甘香異常，復食兩三枚，突覺腹中發熱，陽具暴長，窘狀萬分。此時咸豐帝已升殿，即將召見，丁寶楨靈機一動立即撲地抱腹喊痛，詭稱痧癥驟發，方得以出園。后詢問與他有交情的一位內務府官員，稱道此媚藥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藥數十種，以此為第一，即奄人服之，亦可驟生人道，與婦人交，藥力馳則復其初。丁寶楨急延醫診視，困臥十余日始起。

宮保雞丁

宮保雞丁作為一道經典名菜，魯菜、川菜、黔菜甚至北京宮廷菜，都將它歸入自家菜系。其起源地雖頗有爭議，但民間傳說都與丁寶楨有關。

“貴州版”：丁寶楨小時侯喜歡吃雞。一次到到朋友王小勤家，受到殺雞款待。小勤家中無油，便用雞油爆炒丁塊，而后加上切成小段的干辣椒、橄欖菜、蒜苗等，香味非常。丁寶楨任四川省總督后，邀王小勤到四川做客，依樣做了這道菜。因丁寶楨當時已領太子少保銜，人稱“丁宮保”，席間此菜遂被客人稱為“宮保雞丁”。

“四川版”：丁寶楨任山東巡撫時，家里請客，廚師常做“醬爆雞丁”一菜。后調任四川總督，便將此菜引進四川，與四川人嗜辣的習俗相結合，以此宴客，倍受歡迎。后烹制方法流出，為餐館采納，被人命名為“宮保雞丁”。

“山東版”：丁寶楨任山東巡撫時，因其曾被封為太子少保，故人們尊稱他為“丁宮保”。其家廚周進臣、劉桂祥等人有一道拿手菜“炒雞丁”，丁府宴客總少不了此菜，于是人們為其取名“宮保雞丁”。

人際關系

后世紀念

丁寶楨故居

丁寶楨故居在臨街的粉墻上書有丁寶楨及其故居的簡介。丁寶楨當年坐鎮的巡撫大堂依舊立于珍珠泉畔。

丁寶楨墓志銘

光緒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寶楨由其長子丁體常扶柩歸葬于山東濟南市東郊丁家林地。后墓遭劫，碑石墓志被毀。墓志銘舊拓本現藏于濟南市圖書館，為棺木未下葬之前的志石拓本，以絹素折疊精裝，黑色烏黑光澤，字跡清晰。墓志銘楷書41行、滿行45字、計1645字，由清山東巡撫閻敬銘撰文，清光緒三年（1877年）狀元閩人王仁堪書丹，清光緒二年（1876年）狀元濰縣人曹鴻勛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