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286年），周朝的一個諸侯國，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周初被周天子封為公爵，國君子姓、宋氏。歷26世，34君，755年。
西周初期，周公輔佐姬誦平定武庚叛亂，封帝辛庶兄微子于商朝的舊都商丘，宋國由此建立。微子啟去世后，其弟宋微仲繼位。宋微仲去世后，兒子宋公稽即位。春秋時期，宋國在宋戴公至宋桓公的統治下，在中原諸侯中頗有影響，但國內政局動蕩，內亂不斷。宋襄公至宋共公時期，中原諸侯大國爭霸，宋襄公圖霸受挫，宋國的政治影響力也由盛轉衰。宋平公至宋景公階段，晉、楚平分霸權，宋國在大臣華元和向戌的聯絡主持下，召開了兩次“弭兵之會”，宋國政治影響力又開始增強，并出現了宋景公滅曹之舉。
戰國初期，宋國王室旁支戴氏代宋，史稱戴氏之亂，宋桓公被宋剔成君取代。至宋康王戴偃時，宋國政治出現了一時的強盛，但維系時間不久，公元前286年，宋國發生內亂，齊、楚、魏三國趁機伐宋，殺宋王偃，三分其地，宋國滅亡。
宋國為商朝后裔，按照周代的規定，宋國為公爵國，受“世卿世祿”制影響，是春秋時中原主要的公族大國之一。宋國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為“三恪”之一。宋國的官職亦可大致分為外朝官和內朝官兩大系統。內朝處理的是“神事”“家事”，屬于家族內部事務；外朝處理的是“民事”“官職”，屬于公共行政事務。宋國經濟發達，宋國人善于經商，在繼承與發展殷商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方面，功不可沒。宋都睢陽（今屬商丘市）是當時有名的手工業中心，其冶金、制革、漆器業在春秋戰國時期處于領先地位。宋國的商業也非常繁榮，宋都睢陽城垣范圍超過5千米，人口約10萬，是宋國的政治、經濟和商業交往的中心。當時，睢水北岸的宋都商丘、濟水北岸的陶丘，獲水和泗水交匯處的彭城，都是極為繁榮的商業都會。此外，宋國繼承了商朝文化傳統，同時又間接地汲取了周文化的某些內涵，形成了宋國獨特的地域文化。
國號的由來
宋之名究竟從何而來，《尚書》《史記》等書都沒有說，后人考證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兩種：
承襲商代“宋”之地名說
武丁的兒子子宋曾被分封在宋地，被稱為“宋伯 ”。這與周人在武丁時接受商王的封號稱“周顗”一樣，說明宋在武丁時已是地名，并且為武丁之子子宋的封地。宋國所以名宋，是因“子宋”名宋，抑或因地名為宋，難下定斷。不過按照慣例，稱“子宋”為“宋伯”當與稱“周侯”一樣，周人既以周原得名，宋亦當以宋地得名。宋地在商丘市附近，或即為商丘。至微子受封時，因不得再以商為名，故稱宋。
宋、商、商丘同名說
宋作為周初分封的主要諸侯國之一，在傳承上與商朝存在著極大的歷史淵源。《春秋釋地》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縣是也。”即從國名角度來說，宋與商兩名相通，宋是商的別稱。作為國名，宋、商互通于文獻也屢有出現。
歷史沿革
分封宋國
周初先后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分封，所封諸侯國數量很多，最重要的是衛、魯、齊、宋、晉、燕等國。這些封國之君都是周王最親信的人，他們統治著一些要害之地。宋國是帝辛庶兄微子的封國。微子，在商代時封國名微（今山東梁山西北），子為其姓，名為啟。微子與箕子、比干被稱為“殷之三仁”。商朝末期，帝辛為加強王權，對原有制度進行了劇烈的改革，引起商王朝舊貴族的反對。 微子與一些內、外服重臣組成反對紂王的團體，希望借助新崛起的周人制衡紂王，并與周人暗中結成聯盟，在牧野之戰中幫助周人打敗了紂王。滅商后，微子被分封到宋，成為與被分封在商地的武庚成為相并立的政治實體， 殷遺民也被分別安置到兩個政治實體當中，商人的勢力被分散和消弱。在以后發生的三監之亂中，武庚積極參與并力圖恢復商王朝的政權， 但微子宋國則保持了旁觀，沒有參與其中。周公東征之后，又對宋進行了重新分封，封于宋。 并將原屬于武庚的祭祀權給予了宋； 另一方面這次重封也給予了微子大量人民， 使宋國成為商朝王朝正統 的承襲者。微子去世后，宋國按照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傳統，其弟宋微仲繼位。微仲去世后，兒子宋公稽即位，是為第一代宋公。
讓國之亂
公元前729年，宋宣公按照兄終弟及的傳統把君位讓給了弟弟和，和多次謙讓，最后才接受，即為穆公。穆公九年（公元前720年），和病重，顧及宣公舍棄太子與夷而把君位讓給自己，想死后立與夷為國君。但大臣們都希望立公子馮。于是穆公派馮出使鄭國并居住在那里。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哥哥秦宣公的兒子與夷即位，是為殤公。衛公子州吁為了討好宋國，便聯合宋、衛、陳、蔡等國于前719年兩次伐鄭，圖謀除去居于鄭國的公子馮。鄭莊公聯合魯、齊多次打敗宋、衛等國。
華督之亂
公元前711年，太宰華父督因大司馬孔父嘉地位高于自己而心生不滿，又恰逢大司馬孔父嘉的美貌夫人外出，路遇華督，華督看中孔父嘉的夫人。華督貪圖孔父妻，就讓人在國中揚言說：“殤公即位十年，竟打了十一次大仗，百姓苦不堪言，這都是孔父的罪過，我要殺死孔父以安定人民。”華督殺死孔父，奪了他的妻子。殤公很生氣，于是華督又殺死殤公，從鄭國迎回鄭穆公兒子馮并立他為君王，是為莊公。宋莊公元年，華督為相，自此宋國政權為華氏掌控達200年。
南宮萬之亂
公元前692年，莊公去世，兒子湣公捷即位。十年（公元前682年）夏天，宋國討伐魯國，在乘丘作戰，魯國活捉了宋國將領南宮萬宋人請求釋放萬，南宮萬因此得以回歸宋國。十一年（前681）秋天，湣公與南宮萬出獵時作博戲，南宮萬與湣公爭道，湣公很生氣，侮辱了他，說最初我很敬重你，但今天你只不過是魯國的一個俘虜。南宮萬痛恨湣公侮辱自己，于是抓起棋盤把湣公殺死。大夫仇牧聽說這件事，帶著武器來到公門。南宮萬迎擊仇牧，仇牧門齒碰到扉上死了。南宮萬又殺死太宰華督，就改立宋前廢公作國君。各位公子逃奔到蕭邑，公子御說逃奔到。南宮萬的弟弟南宮牛帶領軍隊包圍了亳。冬天，蕭邑大夫和宋都逃來的公子們聯合擊殺了南宮牛，并殺死新立的國君公子游，而立湣公弟弟御說，是為桓公。南宮萬逃奔到陳國。宋國派人賄賂了陳。陳國人巧使美人計用醇酒灌醉了南宮萬，用皮革把他裹上，送回宋國。宋國人對南宮萬施以醢刑。
襄公圖霸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太子宋襄公謙讓自己的庶兄目夷繼承君位。齊桓公雖然認為太子之意合乎道義，但最終未同意。651年春，桓公去世，太子茲甫即位，是為宋襄公。秦襄公讓自己的哥哥目夷做宰相。桓公還未安葬，齊桓公就在葵丘會見各國諸侯，齊襄公前去赴會。
齊桓公卒前曾與管仲一起將太子囑托于宋襄公。齊國在桓公卒后發生內亂，齊太子奔宋。前642年宋襄公率曹、衛等四國兵馬伐齊獲得大勝，遂立齊太子為齊君齊孝公而還。雄心勃勃，欲為諸侯霸主。前639年，宋襄公與齊、楚為鹿上（今山東巨野西南）之盟。翌年，宋襄公伐鄭。那時候，鄭國是楚國的盟國。為了救鄭國，楚國人攻打宋國。宋襄公沒有聽從大司馬公孫固的勸告，與楚軍在泓水（現在河南拓城以北的地方）交戰。結果，楚軍如洪水般沖殺而來，沖得宋軍紛紛潰逃，宋襄公大腿受傷，在幾位忠心大臣的保護下才得以脫身，軍隊最終戰敗。第二年，宋襄公就去世了。他企圖稱霸的夢想就這樣破滅了。繼襄公之位的宋成公，雖然修復了宋與鄭、楚的關系，但不他就背叛了楚國，轉而親近晉國。公元前633年，楚國、鄭國等五個國家聯合起來圍攻宋國。宋國的公孫固趕到晉國，向晉國請求緊急援助，形成晉、楚城濮大戰的導火線。宋成公、昭公、文公、嬴貑基本上是追隨晉國而與楚爭衡，但亦與楚保持關聯。公元前589年，宋國的執政大臣華元參加了由楚國公子嬰齊主導的蜀之盟。后來，華元利用他與晉、楚兩國執政大臣關系，公元前579年促成了晉楚兩國在宋國都城的西門之外舉行盟會，這成為了兩國結束戰爭、實現和平的起點。
弭兵之會
宋國處于晉、楚兩大霸主之間，為求生存，朝晉暮楚，飽受戰爭之苦，最有結束戰爭的愿望。公元前579年，鄴戰以后，宋國執政華元，利用自己與晉國執政卿欒書有交情，亦和楚國熊嬰齊交好的雙重關系，奔走于晉、楚兩大國之間，撮合兩國在宋都（今商丘市）西門外相會。雙方訂立盟約，晉、楚兩國互不加兵，信使往來，互救危難，共同討伐不聽命的第三國。這是第一次弭兵盟會。
華元所撮合的宋之盟雖然帶來了短暫和平，但不久即被楚破壞。前573年，楚、鄭伐宋，納奔楚的宋桓之族魚石等居于宋邑彭城（今江蘇徐州），并給魚石等三百乘的兵力以戍守。在宋的請求下，晉、衛、邾、齊等出兵于公元前572年圍彭城，彭城降，晉將魚石等人帶走，才平息了這次事件。此后，宋多次參加以晉為首的會盟，為晉悼公的霸業積極奔走，宋也在晉的保護下免遭楚的侵伐。
公元前546年，宋左師向戌聯絡晉、楚、魯、蔡、衛、鄭、陳、許、曹等國在宋都蒙門之外會盟，即第二次弭兵之會。這次弭兵之會的氣氛并不和諧，晉、楚雙方都各懷鬼胎。赴會的楚人暗藏兵甲，在會上爭先敵血，晉無力阻擋，只好讓楚國主盟。會上達成協議：“晉、楚之從交相見。”即原先分別從屬晉、楚的中小諸侯國，現在要同時負擔向晉、楚兩國朝貢的義務。
華、元之亂
宋元公時期，宋元公深感強宗大族對政權統治的威脅，開始對華、向之族存有戒心。華、向之族憑借自己強大的實力，準備在國君鏟除其勢力之前發動叛亂以保全家族。公元前522年夏天，華定、華亥、向寧三人首先向宋國的公室發起攻擊，華亥假裝生病，以此來引誘其他公子前來探病，殺害了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并劫持了宋元公。隨后，雙方互派人質，盟誓講和。同年冬，宋元公在取得華氏宗主大司馬華費遂的同意后，誅殺了人質華亥之子無戚、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并攻打華氏、向氏。華定、華亥、向寧逃到陳國，華登逃到吳國。公元前521年夏，留居國內的華氏發生內訌。御士華多僚向元公誣告其兄長少司馬華驅將要接應華亥等人返國作亂，于是元公與華費遂策劃驅逐華驅。五月，華驅盛怒之下殺死華多僚，劫持其父華費遂，召回華亥、向寧發動叛亂。宋元公欲逃跑，被廚人勸止。齊將烏枝鳴重整軍備，在新里（今河南開封東）擊敗了華氏的軍隊。十一月，晉、曹相繼出兵救宋，聯軍連敗華氏，被圍困在南里，華登赴楚國求援，公元前520年二月，楚國派遣使臣向宋元公施壓，迫其赦免華氏。華氏族流亡至楚，宋國這次內亂至此平息。
向魋之亂
公元前517年，許元公去世，兒子景公頭曼即位。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00年），向魋宋景公庶母弟公子地之間因為幾匹馬的糾紛，成為引發宋國又一次內亂的導火線。公子地有四匹白馬，向魋據為己有，宋景公設法把馬染成紅色送給了向魋。地非常生氣，派人把向魅打了一頓并奪回馬匹。公子辰勸公子地逃往國外，希望以此感化宋景公，舒緩兄弟間的矛盾。但是，公子地逃往陳國，宋景公沒有挽留，公子辰為之求情，宋景公又不聽，公子辰遂與公子仲佗、公子石彄逃奔到陳國。公元前499年春，景公母弟辰和仲佗、石彄、公子地進入蕭地而叛亂。秋季，樂大心跟著叛亂。
桓魋長期專權跋扈，終使晉景公悔悟。公元前481年，景公欲通過母親宴請向魋想將其除掉，但還沒來得及行事，向魋已先陰謀害死景公，他請求用自己的意邑交換宋國祖廟所在地薄邑，以此試探景公。景公沒答應，但仍顧其情面，給紊地增加了七個鄉邑。向魋接受賞賜，并目請求設宴答謝景公，準備在宴會上謀害景公，景公識破其陰謀，搶先進攻向魋，向魋遂進人曹邑發動版亂。景公派左師向巢率軍討伐，向魅逃奔衛國，后又逃亡于齊、吳，最終卒于魯郭門之外。
宋國滅亡
公元前453年，晉景公去世。宋公子特殺死太子即位，是為宋后昭公。宋昭公時期，宋國王室旁支戴氏代宋，史稱戴氏之亂，宋桓公被宋剔成君取代。宋剔成君到宋君偃在位的時期，宋國曾經“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但終因國勢漸衰而沒有大的作為。在齊、楚諸大國爭衡之時，宋欲采取“中立”態度，然終不免大國侵吞。宋的最后一位國君偃，在位的第11年自立為王，成為宋國歷史上唯一的宋王。
宋康王年少即位，國政由太后與大尹戴不勝主持，戴不勝輔佐宋王偃推行王政。到了宋王偃統治的中晚期，宋國高層內部的權力之爭變得日趨激烈，出現賢者被逐，小人當政的局面。于是，宋國的統治政策在唐鞅等人的攛掇下也發生了變化，宋王偃徹底廢棄了仁政，轉而實行專任刑殺的暴政。宋王偃的暴政，激起了諸侯的公憤，被諸侯冠以“桀宋”之稱。于是在公元前 286 年，齊王與魏、楚伐宋，殺宋王偃，滅掉宋國并三分其地。
城市
都城
都城的名稱和屬地
宋與齊、魯、衛、燕等諸侯國分封有國號有都城不同，只提及國號為“宋”，而沒有都城的名稱。《左傳》中，宋國都城也沒有明確所指，但根據一些史料綜合分析，宋國都城名稱當與宋國國名一樣，同為“宋”。宋國都城名稱為“宋”或“宋城”，其稱謂同先秦時鄭國的都城稱鄭城，韓國的都城稱韓城市一樣，因其初封時疆域較小而使其國名與都城名出現相同的情況。
《春秋釋地》云: 宋、商、商丘市三地其實是同一個地方，即梁國睢陽縣。王國維在《說商》一文中也說: “杜預《春秋釋地》以商丘為梁國睢陽( 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 。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說是也。始以地名為國號，繼以為有天下之號。”現今商丘古城西南 1.5 公里處有子契臺，亦名火神臺、火星臺，是閼伯觀察大火星的地方，為大辰之墟，是國內唯一一處稱為閼伯臺的地方。宋城就在今閼伯臺附近，這一點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閼伯臺這塊凸起之地就是“商丘市”，“商丘”接近宋都，所以宋國首都為今河南商丘。
宋都的布局
因宋都地處黃泛區，被黃河淤積深埋地下，一直不為后人所知。1996 年秋至 1997 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美國哈佛大學皮保德博物館合作組成的中美聯合考古隊，在今商丘市睢陽區對宋國故城進行了全面挖掘。
宋城外城平面呈平行四邊形，西北角和東南角為鈍角，西南角和東北角為銳角，城墻為夯土筑成。城墻底寬 25 米，頂寬 12—15 米，高 10 米。東城墻長2900 米，西城墻長 3010 米，南城墻長 3550 米，北城墻長 3252 米，周長 12985米，面積 10.2 平方公里，相當于現存明代所建歸德府城的10倍。《左傳》隱公元年載：卿大夫的都邑不超過“百雉”。“百雉”為諸侯國都的三分之一，則諸侯國都當為三百雉，一雉長三丈，即方 900 丈，180 丈為一里，則為方五里，約為今 3.2 平方公里。若以此核算，面積 10.2 平方公里的宋國首都遠遠超出周代的規定，宋都當為大城，并且越了周代王城的標準。
另外，宋國都城西城墻上探明城門 3 座，南城墻和北城墻各探明城門 1 座，全城共 5 座城門。據《左傳》記載，宋都城之東門叫揚門，東北門叫蒙門，南門叫盧門，東南門叫澤門，西北門叫曹門，北門叫桐門，外城門叫桑林門。
其他城市
宋國的別都
宋國初封時都于宋城，即今之商丘市附近。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疆域的不斷變化以及受當時政治形勢和戰爭環境的影響，宋國的首都也幾經遷徙，依時間先后，見于文獻記載者主要有以下幾個地方。
相，又稱相子城，相城，今安徽淮北。宋共公為避水患自“宋城”( 漢之“睢陽”) 遷都于此。《水經·睢水注》: “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睢水又東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
曲棘，《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佐卒于曲棘。”公元前 517 年，宋元公為被三桓驅逐的魯昭公到晉國去求情，卒于曲棘。杜預注: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徐州市。今江蘇徐州，戰國時宋國都城東遷于此。《春秋》宋成公十八年( 前 576 年) :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杜預注: “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主要城邑
疆域變遷
宋國在西周初封，經春秋戰亂，至戰國而亡，疆土面積一直處在變化之中。總的來說，宋國初封時面積較小，春秋時期疆域逐漸擴大，面積約有十萬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
西周初年宋國的疆域
周初大分封，微子作為商朝之王親貴胄，被封在原商朝王畿之內。《尚書今古文注疏·微子》引鄭玄注云：“微在圻內。”“圻”的本義是王、京畿，指首都周圍千里之地。《周禮·地官司徒》載分封之制：“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宋國為殷商后裔的封國，周代給宋國以公爵的待遇，理論上宋國的疆域可達方五百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宋國作為殷商之余的封國，又受到武庚叛亂事件的影響，加之當時生產力水平和人口所限，決定了宋國城池建制及疆土面積不可能超越周禮所確定的規格。結合當時周王朝的有效統治區域，宋國和其他諸侯國一樣，疆域都不會太大，當在方圓百里之內。宋國初封時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市及其附近地區，大致范圍為“西至寧陵縣，東到夏邑縣，北至曹縣，南至柘城縣一帶”。
春秋時期宋國的疆域
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禮制的破壞，各諸侯國不斷發起兼并戰爭，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宋國經過長期的戰爭，滅掉了曹等周圍小國，疆域面積一步步擴大，逐漸凸顯出中原大國的地位。
對春秋宋國的疆域，清代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歷代州域形勢一》中說：“今自河南歸德府以東至南直徐州境，皆宋分也。”“河南商丘市”是指清代的河南歸德府，其轄域為“東至南直徐州府三百十里，南至南直毫州一百三十里，西至開封府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開封府陳州二百八十里，北至曹縣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山東兗州府四百十七里”。據此，宋國的疆域主要在今天以商丘為中心的豫東大平原，后逐漸擴展到今天的安徽、江蘇省北部和山東省西南部一帶。
戰國時期宋國的疆域
春秋戰國之際，宋國在強大的魏國進逼下，失掉了西部大片土地。戰國初期，宋國積貧積弱，逐漸喪失了諸侯大國的地位，疆域更加縮小。戰國末期，在宋康王（宋康王）的經略下，宋國出現了復興的景象。在軍事上，宋國曾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并滅滕、伐薛，取淮北市之地，使宋的國境深入山東南部。此時宋國勢力達到了開國以來的頂峰，疆域大大擴展，一躍成為五千乘的大國。但公元前 286 年宋國被齊、魏、楚三國所滅并瓜分。
政治
宋國爵位
武王克商后，為了穩固周政權和加強周人的統治，周初統治者實行分封同姓、異姓和先王之后為諸侯，達到“以藩屏周”的目的。與分封制同時推行的便是“王者制爵祿，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五等爵制是周代主要實行于諸侯當中的一種區分諸侯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
宋國為商朝后裔，按照周代禮制的規定，宋國當稱公爵。從文獻記載來看，陳、杞、宋三國作為虞、夏、殷之后，被稱為“三恪”，在周初地位崇高，皆可稱“公”。但入春秋以后，陳降為侯爵，杞先降為侯再降為伯，復降為子。而宋國自受封立國至戰國初期，宋國國君一直依周代禮制而稱公，未有其他爵稱。這一點也得到了金文資料的印證，宋國國君在金文中統一稱“宋公”，如“宋元公”“宋公得”等，與《春秋》經傳所載宋國國君之爵稱完全一致。
按照五等爵的序列，宋國為公爵，地位當在其它諸侯之上。凡是大的盟會或征伐，除霸國、強國外，宋國一般都列在其它諸侯的前位和上位。如隱公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記載的都是諸侯的本爵，宋國以公爵排名于諸侯前列。齊、晉為侯爵而位列宋國之上，是因為兩國曾先后受周天子冊命為“侯伯”，為諸侯的霸主。
周代還根據爵秩的高低，實行與之相對應的班貢制度，即爵位越尊貴，向周天子繳納的貢賦越重，對周天子的所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宋國為公爵，按周制本應也承擔這些貢賦和責任，但由于宋國“先王之后”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其與周王朝之間特殊的主客關系，而非君臣關系。
公族政治
公族是與國君有著親密血緣關系的親屬稱謂。此外，建立在“親親”基礎上所表現出“尊尊”等級的周代禮法規范，又賦予了公族較強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進而成為與國家政治融為一體的特權貴族階層。受“世卿世祿”制影響，這一階層往往是世代把持國政，成為春秋時各諸侯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宋國便是春秋時中原主要的公族大國之一。
公族的分布及特點
宋國的公族分布較廣，見于文獻的主要有宋戴公之族、宋武公之族、宋宣公之族、穆公之族、莊公之族、桓公之族、宋襄公之族等公族，其中以戴族、桓族、莊族為大族。戴族主要有華氏、皇氏、樂氏、靈氏等支系，莊族主要有仲氏，桓族主要有魚氏、何氏、蕩氏、向氏等支系。在宋國六卿中，主要以戴、桓兩族任卿者居多。
春秋時宋國的貴族中，公族占有 12 家，非公族僅占 4 家，公族勢力占據了絕對優勢。從執政人數上看，宋國 60位執政卿中公族占了 50 席，其中強宗華氏、樂氏、向氏占了 30 席，而華氏一族獨占 14 席，可見宋國國政主要被公族所把持。另外，從公族存在的時間上看，宋國公族延續了九世以上的是華氏，一直延續到春秋末期；延續五至八世者為樂氏、仲姓、孔姓、向氏和鱗氏；延續三至四世者為皇氏、魚氏、蕩氏、褚氏和氏，充分體現了強宗大族“世卿世祿”的政治特點。
諸侯唯宋事其君
公族權力的不斷膨脹直接削弱了公室的統治，權力的爭斗使公室與公族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宋國發生的多起內亂就是由公族爭權而起，因此宋昭公時曾有“去群公子”之舉，并且宋國的多起弒君事件也與此有關。但是卻沒出現如“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這樣異姓篡權、江山改姓的現象。終春秋之世，宋國國君較其它諸侯仍掌握著較大的權力。因此宋國雖然內亂不斷，但楚國太宰犯在評論宋國時說：“諸侯唯宋事其君。”宋國政治特點之一是六卿輪流執政，其做法一方面說明宋國公族間的政爭比較激烈，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宋國公族間的權力分配比較均衡，春秋末期宋國“三族共政”的復雜政治格局對公族勢力的發展與強大起到了有效的制約作用，對君權的相對穩固與增強也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官制
從官職的執掌內容而言，宋國的官職亦可大致分為外朝官和內朝官兩大系統。內朝處理的是“神事”“家事”，屬于家族內部事務；外朝處理的是“民事”“官職”，屬于公共行政事務。
外朝官
宋公室的外朝官包括卿官和卿以下的輔助官。據《左傳》，宋國卿官設六人，稱為“六卿”，即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雖然六卿的地位時有變化，但一般來說，在宋殤公之前，右師為執政卿，地位最高。在宋襄公時，左師居于右師之上。
宋國除六卿外，卿以下的外朝輔助官尚有很多，據不完全統計，有少司馬、少司寇、少司徒、校正、工正、封人、褚師、府人、鄉正、隧正、司里、郊保、帥甸、跡人、門尹、輿人、行人、人、舞師等。
內朝官
據不完全統計，宋公室的內朝官主要有大宰、少宰、司宮、巷伯、寺人、內師、御士、司星、宗、祝、門官等。
經濟
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時期，社會的科技水平和勞動力水平都取得了較大提高。農業上鐵農具的較多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大片荒地得以開墾成為良田，農業產量大幅增長。工商業方面，“工商食官”的國家壟斷局面逐漸打破，私人手工業和商品流通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處于經濟社會變革大背景下的宋國，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繁榮，雖未身強國之列，但整個社會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發展。
農業
宋國地處黃淮平原土地肥沃，草木豐茂，河流縱橫，湖泊遍布，加之溫暖的氣候環境，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適宜于農牧業生產。此外，春秋戰國時期，犁和鋤等鐵制農具以及牛耕已經應用于宋國的農業生產。擁有良好的耕種和生長環境，使大部分糧食作物已在宋地普遍種植，而且也出現了不少適于當地氣候環境的其他物產。
宋國所在地屬古豫州、州，谷宜五谷。根據文獻記載，菽和稷是宋地最常見的兩種農作物。桑、漆、、蒲等也是宋國較為普遍種植的作物。春秋戰國時期，桑樹在各國大量栽植，宋國更是桑林興盛。宋國有著名的樂曲《桑林》和舞蹈《桑林》。宋國又有“桑林之門”“桑林”之社 ，也反映出當時宋國多桑林。此后，一直到清代，桑樹都是故宋之地的主要林木。漆是指漆樹，屬落葉喬木，樹皮內富含沒藥樹，與空氣接觸后呈褐色，是一種天然涂料。漆，原作。根據戰國時期宋國的漆樹種植在諸侯各國是獨具規模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 “周嘗為蒙漆園吏。”宋國能有漆樹種植園，并設專門的官吏進行管理，說明漆樹是宋國特產，漆樹種植面廣。柘，即柘木。春秋時期柘樹是一種制弓的上好稀有林木。前引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縣志》記載商丘地區的主要樹木，柘就是其中之一。今柘城縣歷史悠久，以盛產柘桑而著稱。柘桑為全國稀有樹種，現在仍是柘城的著名特產之一。蒲，一種草本植物，葉長而尖，可編席、制扇。早在商代，宋國附近今商丘柘城一代就產蒲。
同周代列國一樣，宋國的賦稅也實行“什一”稅。宋國還專門設置隧正管理賦稅的征收。隧正為司徒屬官，又稱隧人，掌管郊野職官。
手工業
宋都商丘是當時有名的手工業中心，居住著金、革、木、漆、車等各種工匠，被稱為“百工居肆”的城市。宋國并設有專門掌管百工之業的官吏，叫“工正”。宋國手工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冶金業、制革業、紡織業、制陶業、玉器制作等幾個方面：
冶金業
春秋戰國之際，受戰爭因素的影響，青銅兵器的制造量和工藝水平都有較大提高。宋國出土的青銅兵器有“宋元公差戈”“宋公戈”和“宋昭公戈”，宋景公戈和昭公戈都使用了當時先進的錯金技術，戈之銘文為精美的錯金美術字。除兵器外，青銅禮器也是當時制作較多的器物。出土的宋國的青銅禮器主要有鼎、盤、提梁、等。戰國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商丘市曾出土少量鐵制農具，說明冶鐵業在宋國也很發達。
制革業
古人制革的材料主要有牛皮、犀牛皮和皮三種。皮革的主要用途是制甲、制鼓，用于軍事；另外也用于日常用品，主要有鞋、帽和服飾等。
制陶業
制陶為傳統產業，出土的宋國陶器多為灰陶和紅褐色陶器，紋飾有素面、繩紋和弦紋等。隨著金屬器具的廣泛使用，陶器的燒制逐漸減少和沒落，并逐漸向磚瓦器等建筑材料轉向，商丘曾出土戰國墓葬空心磚，紋飾美觀大方，并繪有幾何圖案的紋飾。
紡織業
宋國境內的絲麻紡織歷史悠久，絲織品種類豐富，宋國睢水、澮河之間的絲織品頗受歡迎。錦為主要絲織品，宋平公的夫人曾將錦與馬賞賜給左師。睢縣以錦聞名，陶以聞名，宋都以產繒聞名，并且歷史悠久，漢初的灌嬰曾是睢陽的販繒者。除絲織品外，平民所穿的衣服稱“短褐”，短褐為一種制作較粗糙的棉麻織品。
玉器制作
玉器多用于古代貴族階層的佩飾和祭祀禮器，其制作精巧，向為君子所愛。宋國的玉器制作秉承了殷人的傳統，專門從事玉器雕琢的工匠稱“玉人”。玉之精美者堪稱寶器，史載“周有砥，宋有結綠。”結綠即美玉名。
春秋戰國的玉石雕刻向精雕細刻方向發展，神秘色彩減弱，形式多樣，造型矯健自如。宋國有專門從事雕琢玉器的工匠，雕刻技術高超。如據《列子·說符》載：有位宋人用玉為其國君做構樹葉，做成后的樹葉，枝莖筋脈之肥瘦、毫毛尖端之顏色、葉體光澤與亮度，放在真的楮樹葉中都難分辨。在宋國，玉器雕刻制作是一項很普遍的工藝。史書記載中多次涉及與玉有關的宋人和宋事，宋國的象牙雕刻也很出名。
商業
春秋戰國時期的宋國地處中原，地勢平坦，水道縱橫，行車駛舟方便，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宋民承繼了先祖“殷人重賈”的經商傳統，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宋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商業是比較發達的。商業發展的表現如下：
商業城市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和工商業的發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國。而且有些城市已經發展成為區域商業中心
宋城
宋國首都，故城位于睢水北面，所以西漢稱睢陽，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大都市。據考證，宋城和當時的韓都陽翟( 今河南禹州) 、楚都陳( 今河南淮陽) ，人口均達到了10萬以上，屬于政治、經濟、軍事三位一體的首都和封君駐地。宋城是有名的手工業中心，聚居著本地眾多手工業工匠和外地商人，設有專門的貿易市場，被稱之為“百工居肆”的都市，故司馬遷稱“睢陽亦一都會也”。
陶
古稱陶，也稱定陶區，即今山東定陶，位于濟水北岸。春秋戰國時期，陶和宋都睢陽都是地方商業都會。不僅如此，陶邑的富裕程度還要勝于睢陽，如《戰國策·齊策六》記載有“富比陶衛”。此中的陶，并不是指范蠡范蠡，而是指戰國時宋國的陶邑。“富比陶衛”后來演變為一個成語，形容某地或某人非常富裕。著名史學家楊寬曾說: “宋國的定陶，在‘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可說是當時中原最繁榮的城市之一，范蠡就曾在這里‘三致千金’。”
彭城
春秋時期，彭城邑屬于宋國。戰國時期，彭城曾為宋國都城。位于獲水和泗水交匯處，交通的便利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彭城南賈蘇州市，北賈臨淄，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所謂“東有海鹽之饒”，主要是指其煮鹽業的發達; “章山之銅”，說明銅的冶煉和鑄造業先進。彭城作為江東都會，當時也是極為繁榮的商業城市。
商業管理
春秋時期，宋、鄭、衛等諸侯國的市官都稱“禇師”，擔任市官的人是執政者的信任之人和親近之人。宋國在列國中征稅較早，在加強商業管理的同時，宋國統治者還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措施。在由宋國主持的弭兵之會中，其盟誓就有“毋遏糴”“毋忘賓派”“毋蘊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正常流通的條款，這對商業的公平、公正競爭進行了規范。
文化
文化特征
仁義的淳風
宋國是商朝“三仁”之一微子的封國，微子的“仁政”思想熏染著宋人，其遺俗影響深遠。所以，中原宋人的民風淳樸、善良仁義在列國中首屈一指。由于宋人生活在這樣一種寬緩安定的環境中，逐漸養成了文質彬彬的性格和尚文習禮的習慣，司馬遷在論及各地風俗時，曾發自內心地感嘆：宋“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信鬼神、好祀祭”的傳統
宋國承繼了殷商濃厚的敬天尊神傳統，統治者在總結商滅亡的教訓時，總以“天棄商”“天刑商”等天命觀加以警示。在天災面前，國君的自省也是“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不止如此，宋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都與神權有密切關系。
宋國人喜歡祭祀，《詩經》中的《商頌》是周代宋君祭祀殷代祖先的樂歌，記載著商人的古代傳說。宋國都城內外有多處祭祀場所，如在南門外殷商時期保留下來的“毫社”、西門外的“桑林之社”、睢水旁的“次睢之社”等都很有名，多次在《左傳》等史書中出現。在大災之后或用兵之前，宋君一般都要行祭禮，以祈告神靈能夠彌災賜福。
婚制及其“厚葬”的習俗
宋國文化是殷商文化一脈相傳，承其先祖舊制，宋國在婚制與喪禮上仍然保留有“內婚制”和“厚葬”的遺俗。
內外婚制
春秋時期，宋國仍保留了殷商的同姓內婚制，尤其是在國君與卿大夫階層中仍然行此婚制，因和周禮倡導的“同姓不婚”相背離，常受到后儒的譏諷。
春秋時期，宋國君主的婚姻常常是內婚制與外婚制并存，其與外族通婚的方式，或是宋君之女已嫁給他國，或是他國諸侯嫁女于宋君。宋國與魯、衛等國，還是世代通婚的婚姻之國。
厚葬之風
西周以來，厚葬之風漸行漸衰，隨葬品大量減少，人殉的現象幾乎完全消失。但是，作為商朝后裔的宋國，仍然保留著厚葬的陋俗。西周春秋之后，人殉之風漸衰；而宋仍承舊制，不僅厚葬，而且人殉，遭到各國非議。宋國之厚葬，不僅局限于國君，在卿大夫身上也有此傾向。
“愚人”文化
宋國是先秦寓言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國家，在《孟子》《列子》《莊子》《韓非子》《淮南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穀梁傳》《后漢書》等書中，載有形形色色宋國“愚人”的形象，宋人幾乎成為“愚人”的代名詞。“拔苗助長”和“高陽應為室”的故事，反映了當事人莽撞冒失，想當然行事，違背了客觀事物的規律和常理，結果適得其反,導致“苗死”和“室敗”（房屋塌），最終只能自食惡果。“數齒待富”“教子私藏”“不龜手藥”“適越賣冠”“狗猛酒酸”“智子疑鄰”等典故，也從宋人孤陋寡聞，不能利用己之所長，不尊重客觀事實，辦事缺乏思考和研究等不同角度，反映了宋人之迂腐。歸納起來說，宋人之“愚”突出的表現就是在遷腐守舊和魯莽無知兩個生活層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國文化的某些特征。
宋國的藝術
繪畫
宋國藝術特質明顯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繪畫的產生和發展。春秋時期，宋國的繪畫藝術聞名于諸侯，當時就有“宋畫吳冶”之說，對寫意狀態有很高的要求。被不斷重新解釋的“解衣盤礴”就是其中一例。
民間技藝
先秦時期，特別是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民間藝術已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態勢。就宋國來說，根據史書記載，至少有兩種民間技藝是很出名的，那就是踩高蹺和耍“燕戲”。古代，人們將那些身懷絕技云游四方的人叫“蘭子”。據記載，宋國有位走江湖賣藝的蘭子，藝高膽大，不但以長木縛于腿足行走奔跑，還能在空中跳躍和舞劍，把寶劍一直保持有5把在空中飄然飛舞，就像一個輪回的光圈那樣炫人耳目，宋君亦為之嘆服。這一記載說明，早在公元前500多年，踩高蹺已經開始流行，而且這種民間技藝很可能是由宋國人發明的。后來有位蘭子能耍“燕戲”，這是當時的一種雜技，因動作輕疾如燕，故名。
音樂舞蹈
宋國是商朝后裔，商代的音樂舞蹈已很發達。宋國承襲殷商禮制，宮廷樂舞相當發達，除了《大渡》，另有《桑林》《新宮》等，都是宋國著名的宮廷樂曲。宋國的《桑林》舞是用來招待國君或其他貴賓的樂舞。古代燕禮上也經常有隆重的《詩》樂演唱和樂舞表演。
外交
宋國與周王室的關系
首先，宋國作為周的封國，必須臣服于天下共主——周王，以君臣之禮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按照周禮，各諸侯對周王室一項最重要的義務就是定期朝覲，其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義，通上下之情。春秋以后，周王朝實力下降，周王對各諸侯的控制能力也逐漸減弱，周禮亦漸漸偏廢，各諸侯國開始輕視周王朝，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宋國國君也不再定期朝覲周天子，君臣關系趨于松弛。
其次，與其他諸侯國一起拱衛周王室，積極參加有關王室事務的盟會、征伐等重大政治、軍事活動。宋國在處理周、宋關系上表現得比較主動，凡是有關周代事務的諸侯盟會，宋國都會積極參加。春秋時期，宋國還多次參與了由諸侯霸主或者強國主持的盟會。周王室和諸侯盟主非常看重盟會之舉，背盟必討。除了參與重要的盟會活動外，諸侯之于周王室還負有協同征伐、出兵勤王的義務。
最后，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隨著各諸侯強國相繼稱雄稱霸，宋國也力求擺脫周禮的羈絆。宋是以商朝遺民為主而建立的國家，周王室對始封之君微子啟非常尊重，以尊貴的客人身份看待微子啟。周與宋的主客關系，決定了宋在周代諸侯國中具有特殊地位，這種優越的地位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春秋以來，王室衰微，強國稱雄，宋國也試圖利用和周代的特殊關系以抬高自己在諸侯國中的地位，并盡量逃避其作為周朝封國的義務，力求擺脫周禮的束縛。按照周禮的相關制度，諸侯必須按照爵秩高低向王室繳納相應數量的貢賦，爵位愈尊，貢賦愈重。宋國為公爵，按周制本應承擔更多的貢賦和責任，但是宋國卻以其“先代之后”“于周為客”的特殊身份，逃避其身為周朝封國的義務，且態度堅決、蠻橫。其目的想以此擺脫周禮的羈絆，抬高自己在諸侯國中的地位，從而贏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
宋國與齊、晉、楚、秦等大國的邦交關系
春秋時期，齊、晉、楚、秦等各大國先后稱霸，宋國居于齊、晉、楚三大國之間，為強鄰所包圍，乃四戰之區，兵家必爭之地。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宋國，與諸侯相處時邦交活動不能完全自主，依附于強國而自保，齊興則附齊，晉興則附晉。春秋時期，在諸侯霸主的庇護下謀求生存和發展，成為宋國的主要外交政策。
秦國處在西方，秦穆公時獨霸西戎，成為強國。秦國向東擴張，染指中原，首當其沖的是東鄰晉國，而與宋國則距離很遠，兩國無直接利益沖突，秦國一向與宋國交好。因此，春秋時期宋國與大國的邦交活動主要是在齊、晉、楚三國之間開展。春秋時期，宋國與諸稱霸大國之間的關系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重要的階段：
宋桓公的時期適逢齊桓公開始稱霸，宋桓公多次參加以齊為首的諸侯會盟和征伐，成為齊桓公霸業的積極伙伴。長期效命于齊，為齊國的霸業擴張奔波勞頓。
第二階段：泓水戰后至弭兵之會前依附于晉。
城濮戰后，晉、宋兩國為了各自的利益，關系一直相當穩固，宋國不斷追隨晉國參加由其召集的會盟和戰爭，成為晉國霸業的忠實伙伴。直到弭兵之會，晉、楚雙方平分霸權，宋國才順應時局，改變對外策略，與晉國的關系有所松弛。
第三階段：弭兵之會后依附于晉、楚。
弭兵之會后宋國雖然同時臣服于晉、楚兩大國，但實際上宋、晉兩國的邦交關系仍然明顯較宋、楚兩國密切。宋、晉兩國的邦交關系一直比較穩固，中間沒有分分合合。宋國從城濮之戰戰后附晉直至春秋末期，都是晉國的忠實追隨者，故公元前502年趙鞅對晉定公說：“諸侯唯宋事晉。”
宋國因受周邊環境和國力所限，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邦交策略，只能根據自身實力和外界環境的變化而搖擺于各大強國之間，因而形成了階段性變化的邦交特點。宋國即便是在受霸主強國控制的時候，也在積極尋找契機，打造外圍環境，尋求獨立外交空間，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利用政治聯姻處理邦交事務，是宋國謀求擴大邦交關系的一個重要手段。比如，宋國與衛國就是世代通婚。宋國和魯國也是締結婚姻的兄弟之國。這種政治聯姻，有利于鞏固和加強宋國與這些諸侯國的關系，從而營造和平相處的邦交環境。
宋國與魯、鄭等重要侯國的邦交關系
魯國和鄭國均為西周初年重要的封國，前者是姬發弟弟周公旦的封地，后者為周厲王少子、姬靜庶弟齊桓公友的封國，宋國與魯、鄭之交，是春秋時期宋國邦交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國與魯國的邦交關系
春秋時期，宋、魯關系大致以公元前667年齊國主持的第二次“幽之會”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幽之會”前，宋、魯兩國關系不太穩定，雙方因各自利益所需，處于時戰時和的狀態；“幽之會”后，齊桓公確立霸權，宋、魯兩國俱服于齊，其后直至春秋末期，宋、魯兩國保持了長久的、和平友好的邦交關系。
宋國與鄭國的邦交關系
鄭國與宋國最初并不接壤，至春秋之末，宋、鄭之間還有隙地六邑，兩國均不占有，但兩國同處中原，春秋之初，均為中原大國，后來亦有過一時強盛，在霸權迭起的春秋時代，都有過爭當霸主的愿望，故兩國的摩擦和沖突在所難免。兩國雖然也有過和平相處的時候，但總的來說，沖突多于結好，戰爭多于和平，即便是在和平時期，小們有成爭反生。兩國邦交夫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魯隱公元年至魯莊公十六年，即從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78年齊國主持第一次“幽之會”，在春秋之初的這四五十年間，是宋鄭兩國的爭霸時期。
第二階段：從魯莊公十六年至魯文公十七年，即從公元前678年第一次“幽之會”到公元前610年晉、衛、陳、鄭四國聯合伐宋，在這六七十年間，宋、鄭兩國基本上無戰事，處于和平相處時期。
第三階段：從魯文公十七年到魯襄公十一年，即從公元前610年鄭與晉、衛、陳聯合伐宋到公元前562年蕭魚之會，在這50年間，宋、鄭兩國再燃戰火，戰爭之頻繁甚于春秋初年。
第四階段：自魯襄公十一年至魯定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62年蕭魚之會到公元前495年鄭國又一次伐宋，這六七十年間，宋、鄭依附于晉、楚，很少有戰事發生，這是春秋時期兩國邦交歷史上的第二個和平時期。
第五階段：從魯定公十五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即從公元前495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到公元前468年，在春秋末世的這二三十年間，宋、鄭再起爭端。
歷史名人
世系
參考資料 >
叔梁紇.中國知網.2024-01-25
二十四孝圖文碑.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長治縣卷.202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