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臨（約公元1040年-公元1092年），字與叔，世稱蕓閣先生，祖籍汲郡（今屬河南省），后遷居京兆藍田（今屬陜西省），北宋理學家、金石學家。他先后師從張載和二程（程顥、程頤），與游酢、楊時、謝良佐并稱程門四大弟子，與兄長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并稱藍田四呂。
呂大臨二十歲時登進士第，隨后與兄長呂大忠、呂大鈞師從關學創始人張載，成為關學中的中堅人物。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張載去世，呂大臨于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前往扶溝縣從二程問學。次年，他陪同程頤在渭河平原講學。呂大臨通曉《六經》，尤其精通《禮》，曾通過古今用人對比，建議朝廷改變學制、運用考試選拔人才，以便任用真才實學的人才擔任官員。他還曾致書卸任宰相的富弼，批評其佛之舉。趙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呂大臨以父蔭入官，任太學博士，后遷為秘書省正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向朝廷舉薦他為太學博士講官，未及用而卒。
呂大臨通過對張載、程頤思想的繼承發揚，形成了自己的理氣論、心性論和修養論，其思想兼有關學和洛學的特征，著有《書傳》《詩傳》《禮記解》《孟子解》《大學解》《中庸解》等。其肩負著兼傳關洛二學的使命，是兩派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宋明理學史上也有著極為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此外，其在金石學方面也有頗有成就，其所著的《考古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該書的圖文互證的體例具有開創之功，被后世視為古器物圖錄的典范。北宋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胡宏評價曰：呂大臨是張載（張載）門人中最像他的。南宋理學家朱熹評價曰：呂大臨的文字高于游酢、楊時、謝良佐等人。
人物生平
呂大臨祖籍汲郡（今屬河南省），后遷居京兆藍田（今屬陜西省）。其父親呂蕡成為比部郎中，教子六人，五子登科。呂大臨兄弟中，今有史可考的有長兄呂大忠(進伯)、仲兄呂大防(微仲)、三兄呂大均(和叔)，三人及第后皆任職為官。其仲兄呂大防曾位居丞相，為一代名臣。因呂大臨以門蔭入官，故人們一般認為他“不應舉”，但其兄稱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正因為他既登進士第，卻以門蔭人官，他人問其故，呂大臨答道：“不敢掩祖宗之德。”
呂大臨二十歲時登進士第，但此后二十年卻沒有為官，主要是從張載和程頤問學。呂大臨師事張載的時間當在趙頊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至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因這一段時間張載辭官歸居橫渠村故里，講學渭河平原，呂大臨與其兄呂大均、呂大忠問學于張載，遂成為關學中的為中堅人物。張載曾稱贊道：“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
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張載去世，兩年后，呂大臨于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前往扶溝縣從二程問學。次年，他陪同程頤在關中講學。呂大臨通曉《六經》，尤其精通《禮》。他曾通過古今用人對比，建議朝廷改變學制、運用考試選拔人才，并任用真才實學的人才擔任官員。他還曾致書卸任宰相的富弼，批評其佞佛之舉。趙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程頤被召，任崇政殿說書。呂大臨在此年也以父蔭入官，任太學博士，后遷為秘書省正字。同在京城，呂大臨常從程頤問學。程頤在《答昌進伯簡三》中稱：“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元七年（公元1092年），禮部侍郎范祖禹以呂大臨學行和人品出眾，向朝廷舉薦他為太學博士講官，但還沒來得及任用，呂大臨就去世了。
主要思想
理氣論
呂大臨認為天下萬物由“氣”構成，又由“一理”貫穿其中，氣是構成萬物形體的質料，“理”則是萬物得以形成的邏輯根源和存在價值。沒有理只有氣則物不成其物，沒有氣只有理則物淪為虛空，所以理氣相即不可分離。“理”與“氣”共同構成了天下萬物，但是“理”和“氣”的地位不是同等重要的。理是物存在的前提，較之物，理在邏輯上更有先在性。
天下一氣
呂大臨繼承張載“氣本論”思想，并有所創新。他認為，世間萬物包括人都是由氣構成的，從這一方面來說，人和萬物沒有分別，構成完全相同，天下萬物都是“我”，所以對于人來講，天下萬物無不愛。生在天地之間的人具有人心同然的理，具有天地之德，因為稟氣的多寡而有了強弱昏明之別。氣稟多少有別，在理則無別。氣是人從天地之所稟，而人稟氣的多少存在不同，會導致主體在成性得仁的程度上存在不同。人稟氣有多有少、有深有淺，反映在現實生活中就表現為圣愚之分。因此，呂大臨提出了要“致養其氣”，養氣是達到成性成仁的一個重要條件。養氣的功夫決定了守氣的多少，君子要成仁成性就要守氣稟氣。雖然，作為生物之具的“氣”是構成萬物的質性材料，但是人的生之本性還是由理決定的。理是人生來就有的規律和準則，氣則是人之為人的物質材料，雖然人們稟氣有別，但就“心之所同然”的“理”而言則是沒有區別的。
呂大臨認為氣分陰分陽，天地的陰陽二氣在一柔一剛、屈伸消長之中不斷變化運行，此消彼長，生生不息。但不是毫無規律的變化，而是與時偕行、唯時所變。君子能夠根據陰陽消長損益的原則加以取舍，做到“惟變所適”。而對于陰陽二氣消長的運行，呂大臨認為在于“大氣”的闔辟變化。陰陽二氣此消彼長，互相依賴，不可分離，因此天道得以運行不息。陰陽二氣生生不息的運行展現了天道的無限性和永恒性。天道入于地道，表現為萬物的剛和柔，入于人道，表現為人倫道德的仁和義。天道、地道、人道雖三而一，從根本上是一體的，都可視為“一”，都有本一的道。陰陽二氣的變化并不是重復性的周而復始，而是以新代舊，在這一變化中，陰陽二氣也不是一方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是陰陽互相轉化，互為因果。并且陰陽二氣的闔辟變化是不能分開的。
萬物一理
在呂大臨的思想體系里，“理”有多重內涵。首先，理是一種客觀性的自然法則，是條理、規律和必然性。對待任何事物、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超過一定的度，否則就會導致事情的失敗、事物的滅亡，事物的生滅變化，有其內在的規律，不可妄加造作，君子應該從中體會到條理、規律和必然性，并制定和遵守規則，這樣才不會導致事物的衰敗，從而使社會秩序井然。
其次，理指的是社會倫理道德規范，是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等倫理道德，理就是“理義”。一方面，理義是人們內心之所同然而建立起來的，是約定俗成，被大家所認可和支持的，另一方面，從外在規范來看，理義又是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道德信條，是儒家所倡導的仁愛、忠信、孝悌等倫理規范。人類社會因有理義存在才會有制度性的“禮”的規范和約束，才會有父子、君臣、男女之間的綱常倫理，使得人類社會秩序井井有條，使得人的主體性得以確立，能夠做到參贊天地萬物。此外，呂大臨所指的“理”還是儒家學者的一種堅毅的人格和學術品格。真正的儒家學者能夠堅守“義理”，從“義理”中獲得堅毅的內在力量、獲得自我確認的自信。儒者的自信是基于內在的義理，無論別人了解不了解自己，只要自己能夠與先賢圣人的德行相契合；無論境遇好壞、時運如何，自己都能夠堅守儒者本心；不管自己的志向能不能實現，都要胸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能夠做到這些，都是基于內心存守“義理”。
最后，“理”指貫通天地之理，是形而上的宇宙本原之理。這里是說世間萬物在形狀和稟氣上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出于一理，因此，人、物之間可以互相感通，但這只是從形式構成上來說明“理”的本原性，“理”的真正內涵是形而上的，是天道、誠體。“理”的實體意義是“誠”，是無論古今一貫如一而不可改變的，“誠”也是“天道”，因此，“理”也是“天道”。“天道”是世界萬事萬物的本源，那么“理”也是世界的本源了，這個“理”也是唯一的，契合古今，具有歷時性的終極本源意義。在這里，呂大臨賦予了“理”以天理、道體、誠體的內涵，凸顯了理的至上性和超越性。
心性論
呂大臨認為人人心中都同樣具有理義之心，這里的人心指道德所由出的人之本然之心，它內在的包含儒家所倡導的倫理規范、道德準則。這里的人心也就是呂大臨所說的“本心。呂大臨將性與情對比來論述本心，認為本心是情未發之時的本然狀態，情則是心已發的結果或狀態，本心時刻處于一種無過無不及的中之狀態，能夠作為人們行為的標準與衡量者，由本然之心所出皆是中和狀態。“本心”成為后來陸九淵心學的主要觀念。
同時，呂大臨還認為“赤子之心”就是“本心”“本心即性”，而性又是來源于天道，與天道同一的，如果人能經常保存“赤子之心”，自然便能夠順應義理、合乎中道。但呂大臨也指出，人的形體會產生“私意小知”，從而遮蔽本性，因此要通過修養功夫來排除這些“私意小知”，使人性恢復到本來的狀態。
在呂大臨看來，人先天的性相近，只是由于后天的習性不同造成了人的不同。呂大臨從人受天之理和“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出發，認為性與天道是一致的，性是天道在人身上的稱謂。天道是與天德、理義同一的，因而降在人身上的性也是善的。呂大臨認為人性還有“誠”的特點，因為天道具有誠的特質，并且至誠的天道不分時間空間都具有純一無偽的永恒品質，性與天道為一，所以人性也是至誠的。性雖稟受天道，具有外在的超越性，但內化于人便表現為內在的自覺與自愿的道德規范，即“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這就將儒家以仁義為內涵的倫理道德安置于人心、人性之中，為理學的道德性命學說提供了內在基礎與終極根據。然性雖受天道，但是卻不一定人人都能能持守不偏不倚的中之本然狀態，人除了稟受天道之外，還稟氣而有自己的形體，因為形體的存在會使人受私意小知的干擾，遮蔽了人性中的天德，從而背離天道。
修養論
知以成性
呂大臨繼承了張載的為學成圣的路向，又加以補充和發揮。他認為人之為學就在于明白事物和人倫之理從而以德來改變氣質，使柔弱、愚昧逐漸變為剛強、明智，這便是改變不美之質從而成性成圣的途徑。呂大臨的改變氣質、學以成圣是從“窮理”開始的。窮理就是要到事事物物上去鉆研，最后明白天地、萬物、生死幽明、鳥獸魚鱉、天地山川草木都與我為一，體悟到“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呂大臨認為儒家學者只有在學習格物上做出一番努力，才有可能達到儒家所倡導的理想人格境界。只要堅持長期不斷地學習，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即使是天生資質淺愚，也會有所收獲，最終得天下之理。
知禮學禮
呂大臨繼承了張載關學“以禮為教”的主旨，并且非常關注社會禮儀，和其兄在渭河平原制定了民間社會規范《呂姓鄉約》，這是中國的第一部鄉規鄉約，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禮”在呂大臨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首先，他認為“禮”來源于天理，是義理的自然流露。“禮”的產生既表現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性，又體現了“禮”的產生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才能人倫定、綱常立，從而參贊天地之化育。其次，呂大臨認為禮之本是“敬”，敬以修身為要，要求不論天子還是庶人都要注意以誠敬之心來踐行禮。內心“敬”，就會注重言貌，而貌端言正也會使內心自然保持誠敬，內外互相關聯，這就是合乎禮的行為規范。如果人人如此，就會使百姓安居樂業。這種對禮的誠敬在治理國家中也有重要作用，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繼承。最后，呂大臨區分了禮之文和禮之義。文是禮的形式，義是禮所內含的義理。禮之文和義分別代表禮的形式和內容，呂大臨認為內容與形式相比，內容重于形式。尊禮就是遵循禮的內容，當禮的內容和形式發生矛盾時，應該以禮之義（即內容）作為最后的行為判斷標準。
克己識仁
在關學時期，呂大臨繼承了張載性本于天道而與天道為一的觀點，并且繼承了張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功夫論，這種現實主義的功夫路徑是一種“自明誠”的為學功夫，即通過外在的學習和禮來公司規范自身道德修養，使行為符合“中道”，逐漸達到圣人境界。然而這種為學功夫在面對“成性”“成圣”的至高境界時，又常陷入“防檢窮索”的困境，面對呂大臨修養功夫中的困境，程顥以“識仁”對其進行點撥。呂大臨接受了程“自誠明”的功夫論指點，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闡發，形成了具有個人理論特點的“克己識仁”。
求其本心
呂大臨早年師從張載，在關學階段，頗受其師知禮功夫的影響，強調通過后天學習和變化氣質來達至天道，這種為學路徑是以功夫去湊合本體，通過外在的修養達到對本體的認識。但是，呂大臨經過自己獨立的思考已經初步形成“大其心”“反求吾心”的直接體認天道的修養功夫，只是尚未成熟，未加以實踐。后來在洛學階段經程“識仁”的點撥以及與程頤對“論中”的辯論，呂大臨的為學功夫從外在的防檢轉向“求其本心”的簡易直截式的體驗和即功夫即本體的“識仁”，側重于從人的內在方面出發最終達至圣人境界。并且，這一階段，呂大臨已經能夠真做實行，以顏回作為自己立志追求的目標，以“識仁”的功夫來達到物來而順應、廓然而大公的境界。
人物著作
呂大臨的理學著作有《呂氏易章句》一卷、《書傳》十三卷、《詩傳》《蕓閣禮記解》十六卷、《編禮》三卷、《呂與叔論語解》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大學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呂姓老子注》二卷、《西銘解》《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一十卷等，以及其記錄整理和二程談話問答記錄的《東見錄》和《論中書》。金石學著作有《考古圖》十卷、《考古圖釋文》。除《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外，現尚存的呂大臨的主要著作，經陳俊民先生多年收集、整理，有《呂氏易章句》《禮記解》《論語解》《孟子解》《中庸解》《藍田儀禮說》《藍田語要》等篇章，其余著作均已失佚。
《考古圖》
《考古圖》由呂大臨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二月所撰，是我國現存最早而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專著。《考古圖》著錄當時宮廷和私人所藏古代器物二百四十八件，其中銅器二百二十四件、玉器十三件、石器一件。每件都注明名稱，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大小、容積、重量，并附銘文考釋，對出土地點和收藏家可考者，均加說明。體例謹嚴，有疑則缺。所定器名雖有些錯誤，但有圖在，使后人可依圖辨正。
《考古圖釋文》
《考古圖釋文》成于元祐年間，收錄了五十八件古銅器銘文，共八百二十一字，大多出自《考古圖》。字按《廣韻》四聲編排，每字注有銘文所在的器名、讀音、釋文等，不識之字則作為疑字、象形、無所從三部分列于書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此書，附于《考古圖》《續考古圖》之后，均題“宋呂大臨撰”。今據容庚《考古圖釋文述評》考定，《考古圖釋文》為呂大臨所撰；《續考古圖》五卷，以陸心源依《嘯堂集古錄·李序》所云為南宋趙九成所撰。
《論語解》《孟子解》
根據朱彝尊的《經義考》記載：“呂氏大臨《論語解》(《宋志》十卷。佚)”，“呂氏大臨《孟子講義》(《宋志》十四卷。佚)”，今陳俊民先生從朱熹編定的《論孟精義》中輯出呂大臨的《論語》解說共一百九十五條，輯出呂大臨的《孟子》解說共二十六條，分系于《論語》《孟子》各章之下，形成今本《論語解》《孟子解》，由此可見，《論語解》《孟子解》并非呂大臨原本之舊。
《東見錄》《論中書》
《東見錄》記載于《二程遺書》卷二上，卷中已注明為“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雖然其中有二條注為“元豐五年永樂城事”，“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后人記”，但主要仍為呂大臨在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所記的二程語錄。《論中書》是由呂大臨記錄的與程頤之間的談話問答記錄，盧連章先生在《二程學譜》中認為，程頤、呂大臨師生之間對“中”這一問題往復討論的時間應為趙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陳俊民先生據中華書局點校本《二程集》將此二篇錄出，收入《藍田呂氏遺著輯校》。
《中庸解》
據朱彝尊的《經義考》記載：“呂氏大臨《中庸解》一卷。存。”但又注明道：“疑即《二程全書》中所載本。”而在《二程全書》中收入有《中庸解》一卷，即《河南省程氏經說》卷第八。此《中庸解》未注明何人所著，后經胡宏、朱熹說明與辨析，可確認《中庸解》實為呂大臨所著。
《禮記解》
本《郡齋讀書志》卷二經部禮類著錄《蕓閣禮記解》四卷，云：“皇朝呂大臨與叔撰。。”《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經部禮類著錄為十六卷，題解云：“秘書省正字京兆呂大臨與叔撰。案《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禮記·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書坊稱《蕓閣呂氏解》者，即其書也。《續書目》始別載之。”呂大臨《禮記解》后世不見著錄，清末民初，藍田學者牛兆濂思復呂氏舊著，據《通志堂經解》本衛《禮記集說》輯出《藍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于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刻版于藍田蕓閣學舍，后收入《清麓叢書續編》。陳俊民先生《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也參考牛本有所輯校。
《呂氏易章句》
衢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經部易類著錄《呂氏易章句》十卷，云：“皇朝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略，有統論數篇。”袁本晁志作《蕓閣先生易解》一卷，云：“皇朝呂大臨與叔撰。有統論數篇，無詮次，未完也。”《易解》為《易章句》別名。清朝納蘭性德據宋朝陳友文《大易集義》和曾穜編撰《大易粹言》二書合輯成《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一書，其義多引呂說。陳俊民先生《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以《通志堂經解》原刊本《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為底本，以《四庫全書》重刊本作校本，又據呂祖謙編《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系辭精義》輯出《系辭》以下呂注若干條，成《易章句》輯本，收入《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一書。但從其輯本來看，并沒有所謂“統論數篇”，說明輯本較之原書，還是有不少的差異。
影響
理學方面
北宋理學的興起發展，開始了一個整整影響七八百年的所謂的“理學”時代，呂大臨的一生正好與理學的興起發展同時，甚至可以說是奠基人之一，他先后從學于張載和二程，并且不以功名為務、潛心于為己之學、善于思考、勤于鉆研，是關學和洛學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實際上肩負著兼傳張程關洛二學的使命，其思想在宋明理學史上有著極為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作為張載關學弟子，呂大臨不僅是張載關學弟子中的最為杰出者，而且還是張載關學弟子中唯一有著作傳世者，通過呂大臨這些傳世的作品，則可以使人對張載著述中那些艱澀難懂令人見仁見智的文字有一恰當的把握；作為二程門人，呂大臨不僅是程門舉足輕重的“四先生”之一，而且他那些或撰或錄于洛學階段的《中庸解》《東見錄》《識仁篇》《《論中書》《克已銘》等則更不容輕忽，因為這些篇目既記錄著“志于道者”的呂大臨的所學、所思、所疑、所惑以及二程對他的“當機指點”，同時也記載著他躬身踐履驗之身心后的會心之得，故他的問題、他的困惑、他的省思與心得以及二程對他的指點在長達六百年的宋明理學時期一直備受理學家們的關注，發生在宋明時期的許多重要的思想爭論幾乎都擺脫不了與這些篇目的牽連。
呂大臨記錄匯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為后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朱熹對呂大臨的理學著述進行了詳細的研讀，特別是《中庸解》，其中多有推崇或批評之處，他吸收了呂大臨思想中的理學部分，發展成后來的“格物致知”“變化氣質”的功夫論。呂大臨的理學思想對陸九淵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呂氏的本心思想在陸九淵處得到了更大的發揮，使其成為心學的創始人。
金石學方面
呂大臨的《考古圖》體現了宋人在金石學、歷史學和圖學等領域的成就，是了解宋朝青銅器收藏的一本重要的書籍材料，也是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它的圖文互證的體例具有開創之功，被后世視為古器物圖錄的典范，從古至今大量的古器物圖錄都沿用此體例。他編《考古圖》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青銅器，并臨摹其銘文，寫出其釋文，并且加以考證，開啟了青銅器銘文的初期研究。后來出現專錄銘文的《嘯堂集古錄》《考古釋文圖》等都對銘文進行了考釋，并用古器物的銘文證經辨史，為銘文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同時，呂大臨在《考古圖》中對不同的器物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考證，并對器物時期進作出準確判斷。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嚴謹的學術精神，對后世的青銅器的斷代研究有著至深的影響，斷代的準確性是被作為史料的先決條件，呂大臨在編纂圖錄時，注重收錄了古器物斷代而需要的幾個要素，為后世的斷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人物評價
北宋哲學家張載在《張子語錄·語錄下》評價：呂大臨天資聰穎，時常有獨立見解，有時未免偏隘。
北宋哲學家程頤評價：呂大臨固守張載傳授的知識，只要是張載曾經說過的觀點，呂大臨就固守不變；張載沒說過的，他才聽從程頤說的。
北宋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胡宏在《題呂與叔中庸解》 中評價：呂大臨是橫渠先生（張載）門人中最像他的。
南宋理學家朱熹評價：呂大臨的文字高于游酢、楊時、謝良佐等人。
考古學之父李濟評價：《考古圖》的出版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件大事。
人物關系
親屬
師承
張載
張載（公元1020年-公元1077年），字子厚，鳳翔縣（今眉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他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等職。青年時喜論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經”。講學渭河平原，故其學派稱為“關學”。張載肯定“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指出氣“一物兩體”，在太和之氣的統一體內，存在對立面的矛盾，為物質世界變化運動的內在原因；提出兩種變化形式的學說，稱事物的顯著變化為“變”，稱事物逐漸的變化為“化”；注重感官在認識中的作用，認為人的知識是通過耳目與外界接觸的結果；把人的認識分為“見聞之知”和“德性所知”，強調人的知識來源于客觀事物，但又承認有先驗的“天德良知”；在人性學說上提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對立命題，主張通過后天努力，返回到純善的天地之性；主張“情”“性”統一，這一觀點同程朱學派把“情欲”與“天理”絕對對立的觀點有本質區別；還發揮了儒家傳統的仁孝道德觀念，并將它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結合，提出“民胞物與”的兼愛思想。張載的思想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其人性論思想為程朱學派所繼承和發揮，其氣一元論思想為明清之際王夫之所繼承和發揮。有《正蒙》《經學理》《易說》等編入《張子全書》。中華書局于1978年出版《張載集》。
程頤
程頤（公元1033年-公元1107年），字正叔，洛陽市（今屬河南）人，人稱伊川先生，北宋哲學家、教育家。他官至崇政殿說書，反對王安石新政，哲宗時被列為奸黨貶至四川涪州，從事講學和著述活動達三十余年，與兄程顥學于周敦頤，同為理學基人，世稱“二程”。他在哲學上以“理”為最高范疇，把事物的規律抽象化、絕對化，使之成為獨立的精神實體；在認識論上提出先天的“氣稟”決定人的智愚；主張通過反躬內求，以“酒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悟得“天理”，獲得知識；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而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其格物窮理受禪宗影響，主張“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在倫理觀上，認為階級之尊卑，長幼之上下的矛盾雙方不能轉化；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即理也”，認為人本性所稟受的是理，性無不善，人之所以有善與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主張嚴辨義利、理欲之分；竭力為封建名教綱常辯護，認為寡婦再嫁是大逆不道；在美學思想上將文與道相對立，提出“文以害道”的觀點，把文學活動的審美愉悅，視為妨礙對“道”的追求。程頤與其兄程顥的學說，后為南宋朱嘉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有《易傳》《顏子所好何學論》等，后人將他與程顥的著作合編為《二程全書》。1981年中華書局校勘出版《二程集》。
同門
游酢
游酢（公元1053年-公元1123年），字定夫，建州建陽（今屬福建省）人，學者稱麃山先生，北宋學者。他與楊時、呂大臨、謝良佐并稱程（顥、頤）門四大弟子，元豐進士，曾官監察御史、知漢陽軍及和、舒、等州。其從學二程，又“從諸禪游”，推崇禪學，認為只有親自讀過佛書方能辨儒、佛的同異。著有《易說》《中庸義》《論語雜解》《孟子雜解》《鷹山集》。
楊時
楊時（公元1053年-公元1135），字中立，南平市將樂（今屬福建）人，學者稱龜山先生，北宋學者。他曾知瀏陽、余杭區，后歷任秘書郎、著作郎、徽閣直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等職，晚年隱居龜山。他學于程顥、程頤，與游酢、呂大臨、謝良佐并稱程門四大弟子。楊時為抵制王安石之學的影響，著《三經之辯》。他在哲學上提出“合內外之道”，即以主觀（內）融合客觀（外）的方法，其思想接近程顥，故有“明道喜龜山”之語；認為對“至道”或“天理”只能從內心體認；用“仁”“義”道德概念來解釋“理一分殊”，認為“理一分殊”即“仁之至，義之至也”；在人性問題上，基本承繼二程的觀點，以為人的本性至善，是天理的體現，主張“存天理、去勝心”，要求以天理規范人的行為；認為唯有在“理”（封建主義原則）的基礎上才能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著有《龜山文集》。
謝良佐
謝良佐（公元1050年-公元1103），字顯道，上蔡縣（今屬河南）人，學者稱上蔡先生，北宋學者。他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并稱程（顥、頤）門四大弟子，曾為京官，召對旨，不久坐口語忌諱，下獄廢為民。謝良佐提出心為天之理，乃開陸九淵心學的先聲；為學“主敬”，要求用“禮”作為約束思想言行的規矩。他承繼二程“天下只有一個理”的說法，認為“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試圖通過窮理達到“與天為一”的境界；在理欲觀上，提出“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要求人們的思想完全符合封建主義原則。著有《論語說》《上蔡語錄》。
后世紀念
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位于藍田縣三里鎮五里頭村，墓園營造于趙煦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使用至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墓園內有家廟、神道、石刻、兆溝等完整墓園配置，北部是家族墓地。墓園形制呈東北高西南低、東北寬西南窄“倒置酒瓶”狀，入口開于西南端，周圍環繞兆溝。家廟位于墓園入口之北，屬呂氏族人祭祀場所，始建于墓園落成之時，延續使用時間長達近千年。神道是連接家廟與墓葬群的唯一通道，居于墓園中軸線中部，道旁兩側排列石象生。墓地位于墓園北部正中，墓葬自南向北橫向分為4排，輩份明確、長幼有秩，形制多樣，共埋葬呂氏嫡系家族成員5代人29座墓。遺址及墓葬中共計出土各類文物3000余件（組），其中墓葬發掘出土的隨葬品774件（組），被盜收繳文物93件（組），以瓷器、銅器、石器為主。2013年3月，藍田呂氏家族墓地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
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藍田呂氏家族墓地.西安市地方志辦公室.2024-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