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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全稱國立中央大學，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規模最大的國立綜合大學。該校1928年5月成立于南京，由張乃燕出任首任校長，聞一多、竺可楨、徐志摩、張大千、徐悲鴻等名家大師均曾在該校任教。

國立中央大學原始于清末（1902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南京籌辦的三江師范學堂，而后更名兩江優級師范學堂。1915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辦，在1923年并入國立東南大學之后，成為當時國內僅有的兩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之一。1927年與其余八校合并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但由于中山大學同名學校眾多，大學院令更名為江蘇大學。1928年5月4日，江蘇大學正式改稱國立中央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后，學校為躲避戰亂遷至重慶市、成都市、貴陽繼續辦學。1946年11月1日，復員后的中央大學在南京開學，擁有理、工、醫、農、文、法、師范7個學院、43個系科、26個研究所，成為當時中國大學里系科中設置最齊全完備的大學。

1949年8月8日，改名國立南京大學，兩年后去國立二字，改稱南京大學。1952年，南京高校院系調整，南京大學被拆分成12所高校，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繼承中央大學原址，南京大學遷至鼓樓金陵大學原址。1962年中央大學在中國臺灣以“復校”名義重建，成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年1月，改稱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1979年7月1日復名國立中央大學。

2006年，中央大學(國立東南大學)舊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名錄。

歷史沿革

三江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兩江總督劉坤一上奏《籌辦學堂折》，力主興學“應從師范學堂入手”，呈請在江寧區（今南京）辦師范學堂。1903年，張之洞又以《創辦三江師范學堂折》上奏清廷，重申“師范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尤為重要”，提出以哺育文明的師范學堂取代舊式江寧府學，在明朝國子監舊址建立三江師范學堂。6月25日學堂開學，由中日教習“互換知識”一年；至次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學堂更名兩江師范學堂，并由時任江寧提學使的李瑞清出任監督（校長），李瑞清到任后，對學校進行了變革，開設了公共科、分類科、選科、預科及補習科，停辦初級本科，專辦優級師范本科。1911年12月南京光復以后，李瑞清“掛冠而去”，教務長雷恒返回江西老家，日本教習、中國教職員及五百余未畢業的學生也都星散。兩年后，“二次革命”發生，當時任江蘇省民政長的韓國鈞接到兩江師范學堂的管理員李承頤的報告后，下令江蘇省教育司“會同警察總廳封鎖兩江師范學堂，等候改制開學”。

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民國教育部的教育指導方針改革和全國教育體制改變。1914年，在兩江師范學堂的基礎上籌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委任江謙為校長，次年學校正式開始招生，成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六所國立高等師范學校之一。學校成立之初，開設國文、物理化學兩部和國文專修科，均以培養中等學校師資為目的。一年后，陸續成立了數個專修科。

1918年3月21日，校長江謙因病休養，經教育總長傅增湘批準，由教務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長。第二年9月，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校長。1920年1月設立校長辦公處，校長自兼主任，由劉伯明任副主任（副校長）。同時，郭秉文校長將南高的2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設8系。即國文系、英文系、哲學系、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和地學系，再加上原來的6科和新增加的2科——文理專修科和國文專修科，共有8系8科。有人對南高有過這樣的評價：南高諸所擘畫，頗異部章，而專科增設之多，尤為各高師所未見。南高的科系設置實際上已突破了師范的界限，具備了綜合性大學的雛形，為創設大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國立東南大學

1920年4月，郭秉文在南高校務會議上首次提出“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址及南洋勸業會舊址建立南京大學”的建議。得到一致通過，并決定組成大學籌備委員會。12月7日，國務會議全體通過，決定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為基礎籌辦大學，定名國立東南大學。1921年6月6日，校董大會召開，一致推舉郭秉文為校長，國立東南大學正式宣告成立。8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開辦招生。1923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最后一屆學生畢業。1923年7月3日，南高行政會議議決取消高師案。從此，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全部歸并到原本是由自己派生的東南大學，并將高師校牌撤去，所屬中、小學也同時改為東南大學附屬中、小學。校長仍由郭秉文擔任。南高并入東大、合二為一之后，學校學科達到5科27系，居全國之首。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會亞洲部主任孟祿博士在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學之后，稱贊東南大學“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

1924年，由于學校預算問題，決定將工科停辦，東南大學的工科于1924年秋便從東南大學劃出，與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組建成了國立河海工程大學。東大原工科主任茅以升擔任校長。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

1927年3月中旬，由于北伐戰爭爆發，政局動蕩，東南大學被迫停課，師生四散，僅有一些職工看管學校，校務由文科主任盧晉侯（錫榮）苦心維持。北伐軍攻下南京后，國民政府改變教育管理體制，實行大學區制，將原國立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大學、江蘇省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以及南京工業專門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商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等江蘇境內專科以上的9所公立學校合并，組建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這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命名為“中山大學”的，同時因南京系北伐軍攻克的第四座歷史文化名城，故在其之前再冠以“第四”二字，稱第四中山大學（簡稱“第四中大”或“四中大”），以有別于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即第一中山大學）、武漢的第二中山大學（即武漢大學）、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學（即浙江大學）。第四中大隸屬于中央政府，校名之前得加“國立”二字。后經校務會議議決，即以6月9日為第四中山大學成立紀念日。??四中大初設9個學院，即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文學院、哲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商學院和醫學院，各院下分系或門組。需要說明的是，編制上略低于系的“門”、“組”的含義均近似于“專業”而又不盡相同。而“科”，在東大時相當于“學院”，如文科、理科、教育科等；在“科”改稱學院后仍然設立的“科”則相當于“系”，如農、工、商學院諸科等。

1928年2月29日，大學院（由教育部更名而來）大學委員會通過了更改校名的辦法，并發布了165號訓令，要求第四中山大學依令更名“江蘇大學”。此舉遭到學校師生的抗議，在列述了不宜改稱江蘇大學的理由后，代表團懇請大學院收回成命，改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名為“國立南京大學”。此議未被采納。

國立中央大學

在1928年更名江蘇大學之后，學校學生群情激憤，多次進行請愿，協商無果后，學生進行了罷課抗議。4月24日大學委員會臨時會議議決：“江蘇大學改稱中央大學，得加‘國立’二字。”5月1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根據大學委員會的提議又對此案進行復議，作出了“江蘇大學改稱國立中央大學”的決議。國民政府任命吳稚暉為校長，吳堅辭不就。校長便仍由張乃燕擔任。自此國立中央大學正式落定。

1932年8月，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獨立為國立上海商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醫學院獨立為上海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1935年，國立中央大學重新成立醫學院，學制改為六年。

1937年10月，抗戰爆發，中央大學西遷入川。入川后，中央大學分為四處：(1）重慶沙坪壩區校本部：(2)重慶柏溪分校；(3)成都華西壩的醫學院和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4)貴陽的實驗學校。在抗戰期間，中央大學不斷擴大辦學規模，使中央大學的發展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之一。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實行“部聘教授”制，規定“在大學任教10年以上，聲譽卓著，具有特殊貢獻的教授，經審議會2／3以上通過”，可為部聘教授，原則上每學科1名，任期5年。兩批共評選出“部聘教授”45名，中央大學有12席，超過1／4，位居各校之首。

1940年4月，汪精衛統領的偽行政院通過在南京設立中央大學案，著手成立“復校籌備委員會”，命趙正平兼籌備會主任，開始緊鑼密鼓的“復校”工作。“恢復”辦學的中央大學，于1942年遷至金陵大學原址。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汪精衛倒臺，南京中央大學也隨之解散，9月底，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成立。吳有訓任主任，江良規、胡家健任副主任。1946年11月，國立中央大學遷回南京。

國立南京大學、南京大學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渡長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劉伯承、副主任宋任窮委派市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大專部部長趙卓為中央大學軍代表，并負責該校接管事宜。8月8日，根據南京市軍管會文教委員會通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至1950年5月，國立南京大學屬南京市軍管會高等教育處領導。1950年5月20日，奉華東軍政委員會命令，南京高教處于5月底結束工作，國立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四校改由華東軍政委員會直接領導。同年10月10日，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吳有訓簽發的通知：“經政務院核定，除私立學校于校名上加冠‘私立’二字外，各級學校校名不加國立、省立、市立及公立字樣。”自此，學校校名即去“國立”二字逕[jìng]稱“南京大學”。1951年7月，南京大學改行校長制，潘菽被任命為校長。

1952年，為使高等教育能夠適應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參照蘇聯高校設置模式統一部署，對南京大學進行調整：主體仍為南京大學，學校遷至原金陵大學校址。這次調整共分設出12所高等院校，包括東南大學（今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河海大學（今河海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今西北工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今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學院（今南京林業大學）、第五軍醫大學（今空軍軍醫大學）等重要高校，構建起新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基本框架。

工學院獨立為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師范學院獨立組成南京師范學院（南京師范大學）；農學院調入浙江大學部分科系，組建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水利系獨立為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農學院森林系與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合并，組建南京林學院（今南京林業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系與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兩校的航空系合并，組建為西北工業大學（今西北工業大學）；醫學院在1951年1月即改變建制，屬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領導，經費供給由軍區衛生部負責，但仍保留南京大學醫學院（今空軍軍醫大學）的名稱；文學院的哲學系調整后并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法學院的法律、政治兩系調整至華東政治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經濟系調整至復旦大學。?自8月21日起，各院校按南京師范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的順序依次搬遷，有條不紊，至9月中旬順利結束。10月1日，舉行了“南京大學”校門橫匾揭幕典禮。10月10日，1952-1953學年的第一學期正式開學。

中央大學（中國臺灣）

經原“國立中央大學”遷臺校友多方努力，1962年在臺灣以“復校”名義重建中央大學，初期設址苗栗二坪山，成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年遷址中雙連坡，恢復大學部并改名為中央大學理學院。1979年7月正式復名為中央大學。

學校規模

院系設置

中央大學初期

中央大學成立之初，內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哲學、教育、農、工、商、醫九學院。1928年，張乃燕任校長后，將原第四中山大學的九個學院調整為文、理、工、農、商、法、醫、教八個院系。

抗戰時期

抗戰開始之后，由于戰火蔓延，中央大學舉校西遷，分為四校教學，直至1945年，共設置了七個院系。

復員南京后

在1946年復員南京之后，中央大學繼續發展，有7個學院、37個系、6個專修科、26個研究所，成為當時中國大學里系科中設置最齊全完備的大學。

教師資源

中央大學初期

中央大學建校初期，共有435名教職工。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有黃侃，王曉湘，汪國垣，樓光來、徐志摩、張歆海、范存忠、郭斌和、周其勛、沈剛伯、顧轂宜、徐仲年等。外國文學系首任系主任是聞一多；樓光來、范存忠、郭斌和和后來的陳嘉教授，常被外語界稱作“四大天王”。教授有歷史系教授有柳詒徴、繆風林、陳訓慈、徐子明、劉繼宣、鄭鶴聲等。理學院教授有段調元、何魯、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灝、杜作梁、童第周、竺可楨等人。中國第一個物理實驗室即誕生于此。法學院教授有周鯁生、喬萬選、吳建邦、趙謙、程天放、雷沛鴻、胡文炳、狄侃、陶希圣等人。教育學院教授有鄭曉滄、張士一、王書林、陳鶴琴、邵爽秋、錢宗琮、常導之(導直)、潘菽、蕭孝嶸、陳劍、何運暄、張信孚、朱季青等人。農學院教授有蔡無忌、梁希、金善寶、劉運籌、葉元鼎、莫定森、李駒、郭須靜、張天才、羅清生、何尚平、常宗會、張海珊、何畏冷、鄧叔群、姚醒黃等。工學院知名教授有周仁、顧毓琇、陳解、盧恩緒、張謨實、戴居正等。醫學院有顏福慶、蔡翹、湯飛凡、童第周、樂文照、牛惠生、袁翰青、趙廷炳、鄭華熾、王家楫、伍獻文等。

抗戰時期

師生概況與教學生活中央大學遷渝后，1941年有教授、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1944年，有教授、副教授290人、講師76人、助教224人。高級職稱（當時稱學銜）的教授、副教授和初級職稱的助教各近半數，其師資隊伍的結構呈蜂腰形。高級職稱的教授、副教授是教學的主力軍。最年輕的教授，如翁文波（翁文誦之弟）、張宗燧、黃玉珊、李旭旦、時鈞等，都在30歲上下，被戲稱為" Babyprofessors "（嬰孩教授），或" Boyprofessors "（少年教授）。地理系教授胡煥庸、教育系教授艾偉、法學院教授孫術文、農學院教授梁希、醫學院教授蔡翹為部聘教授。后又有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樓光來教授、中文系胡小石教授、歷史研究部上任柳詒徴教授、教育系常導直教授、化學系主任高濟字教授、法律系戴修駿教授、藝術系徐悲鴻教授被評為部聘教授。當時全國審定部聘教授45名，其中中央大學有12名，占總數達四分之一。這也是中央大學在抗日戰爭時期，學術地位的標志之一。

復員南京之后

據1947年1月的統計，學校共有教職工1266名。其中，文學院院長為范存忠，全院教師10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3人（兼任6人），有胡小石、樓光來、繆鳳林、宗白華、吳祖湘、范存忠、方東美等全國知名教授，新聘了古希臘哲學研究專家陳康教授等；理學院院長為歐陽翥，全院教師15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3人（兼任6人），該院有知名教授如高濟宇、胡煥庸、孫光遠、潘菽、涂長望、肖藍嶸、歐陽、趙忠堯、任美鍔、徐克勤等；法學院院長為何聯奎，全院教師80人，教授、副教授58人（兼任23人），其中孫本文是社會學家，戴修瓚、何聯奎是法學家，朱鍥、吳傳頤、黃正銘、江康黎、韓儒林等都是不同領域的知名學者，又延聘了國內經濟學界的專家趙蘭坪、巫寶三、胡善恒以及一批兼任教授；師范學院院長為徐養秋，全院教師85人，教授、副教授36人（兼任4人），擁有吳蘊瑞、吳贗、江良規等教授、副教授；農學院院長為羅清生，全院教師9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6人（兼任4人），擁有梁希、金善寶、馮澤芳、羅清生、劉慶云、鄒鐘琳、張德粹、耿以禮等一批農學專家；工學院院長陳章，全院教師142人，教授、副教授58人（兼任7人）；醫學院院長戚壽南，全院教師11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7人（兼任2人），聘請皮膚科教授于光遠、公共衛生科教授戴孚民、臨診檢驗科教授高學勤，耳鼻咽喉科主任胡懋廉、牙科主任陳華、神經科主任程玉麟、寄生昆蟲科主任郭紹周等。

學術研究

學術和科研活動

中央大學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創時設5所7個學部，后又相繼成立文科、醫科研究所。至復員前，中央大學研究院已擁有7所23學部。中央大學還經常舉辦各種學術報告會、座談會等活動。潘菽、梁希、金善寶、干鐸等教授組織"自然科學座談會"提倡既要學科學又要學哲學。汪國垣教授的"唯美主義詩人李義山"，宗白華教授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與浮士德"，盧翼野教授的"元曲之藝術"，王玉章教授的"牡丹亭"等學術報告。藝術系則經常舉辦畫展，如張書旅教授的"港美畫展"，傅抱石教授的"重慶市畫展"，徐悲鴻教授在南洋舉辦畫展，捐獻售畫所得支援抗戰。這些學術活動在國內外獲得了良好的反響。此外，中央大學還經常約請校外學術界人士來校講課或講演。如請郭沫若講"屈原"，邵祖平講"楚辭"，茅以升講"橋梁工程"，老舍（老舍）講"現代文藝"，馮友蘭講"貞元三書"以及數次請馬寅初講"戰時經濟問題"等等。

圖書館

抗戰前，中央大學圖書館已具相當規模。館舍占地2328.17平方米，各閱覽室可容500余人，藏書40余萬冊。“八·一三”以后，遭敵機轟炸，損失部分圖書；西遷時，運輸途中沉沒十大箱；抵渝后，在重慶沙坪壩區暫建館舍2所，次年秋又于柏溪分校建分館2所。但當時經費短缺，添購不多；敵機空襲，又損毀不少，館藏已不足20萬冊。復員時，全部運回南京。南京淪陷時，校園成了日本軍醫院，圖書館改為醫院病房，原來從國外購置的鋼鐵書架及桌椅蕩然無存，一時難以開放。學生上自習都跑到緊鄰的成賢街中央圖書館去，當時，中央圖書館的簽到簿上99％是中央大學的學生，大大加強了社會圖書館的壓力。為此，學校趕制桌椅，沒有鋼鐵架，改用木質雙面架，因陋就簡，檢點整理，于1946年12月復館。開放五個閱覽室：參考書閱覽室、雜志閱覽室、日報閱覽室、教職員閱覽室及特別閱覽室（善本及不外借之圖書）。圖書館設主任、副主任各1名。丁家橋設立分館，由副主任分管。館務分中文編目、西文編目和閱覽三部分。

復員后，圖書館在各院設立圖書室。開初統一由圖書館提供書籍，后來又給予各院自行圖書采購權，各院可以根據教學的需求，有計劃地購置圖書，各圖書室在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師范學院和工學院圖書室，前者側重搜集國內外教育研究圖書資料，收藏教育類圖書3000余冊（不包括期刊），稱為教育研究室；后者增購了最新出版的工程類圖書，配備了教育部規定的大學圖書及大學叢書中之工程類圖書，收藏工科類中西文圖書6000余冊（不包括期刊），稱為工程圖書室。圖書室的管理工作，則由圖書館統一派員擔任；各院自行采購的圖書先由圖書館統一登記、編目后，再返回圖書室。1947年教育部撥專款為理、工、農、醫四院添購圖書設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贈送一批外文書籍，其中有最新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等。美國圖書館遠東委員會主席白朗博士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副館長克萊普來華考察時，贈送了外國年鑒、期刊等。

出版刊物

據1944年《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統計，當年中央大學教師公開出版的教材和專著就達40余種。中央大學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除公開發行的《文史哲》、《科學》和《社會科學》三種大型季刊外，還負責主編數十種全國性的學術刊物和叢書，如李寅恭主編的《林學》，是中華林學會唯一的學術期刊，陳耀真、邱煥楊主編英文版的《中華醫學雜志》盛彤笙主編的《畜牧獸醫月刊》，艾偉主編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編的《文藝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從書》等。

中央大學每年都有許多新著問世。如：農藝系金善寶的《中國小麥區域》，鄒鐘琳的《普通昆蟲學》。地理系胡煥庸的《中國經濟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氣象學》，黃廈千的《航空氣象學》，教育系艾偉的《高等統計學》，肖孝嶸的《教育心理學》，畜牧獸醫系羅清生的《家畜傳染病學》，心理學系潘菽的《普通心理學》，地質系孫的《巖石學》，史地系繆鳳林的《中國通史要略》，社會學系孫本文的《中國社會問題》，中文系常任俠的《漢唐之間西域樂舞百戲東漸史》，羅根澤的《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等等。

科研成果

學校理、工、農科的教師與社會各方面合作，開展生產技術、礦產勘察、水利移墾、公路建設、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良種的繁殖與推廣、滑翔機木材之研究等。比如，應中華自然科學社邀請，李旭旦、郝景盛和任美鍔（時任職浙江大學）進行了西北考察，他們對川北和隴南市一帶的地形、氣候、土地利用、民族、教育等方面進行全面考察，然后對該地區的工業、農業和交通的建設提出規劃，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另有梁希的《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李學清的《陜南礦產考察》，耿以禮的《青海牧草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礦產考察》，張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等都提供了翔實資料，為西部開發作出了貢獻。1943年，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懸獎10項專門研究，物理系王恒守和陳廷（研究生）發明的“直接鍍于鋼鐵之方法”，化學系方振聲發明的“汽油精”和梁守渠創制的“耐酒精涂料”三項獲科學發明獎。還有化學系趙廷炳“陽離子分析法的研究”、物理系趙廣增和湯定元的“放電管中電子溫度之研究”，以及航空工程系“滑翔機的制造和研究”等，中國天文研究所所長張鈺哲（原中央大學教授，時為兼任教授）偕同高淑（中大研究生），于1941年9月21日趕赴甘肅臨洮觀察日全蝕。

校園文化

校徽

?中央大學校徽由藝術系教授陳之佛設計，時間約為1933年。陳之佛（1896-1962），1923年畢業于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為工筆花鳥畫名家，自1930年起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后曾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南京大學教授、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陳之佛設計的校徽為等邊三角形，紫邊、黃底、紅字、黑色圖案。色彩上體現了中大“校色”的特點。其設計構想及其含義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1）圖案正中央的牌樓門是中央大學的新校門，往內望去是圓頂的大禮堂，它們都是中大的標志性建筑，把它們置于校徽的正中央就是要體現“中央”之意。（2）禮堂高大雄偉，形同蒼穹，寓意“全國最高學府”，“涵蓋全部學科”。（3）禮堂兩邊是城墻垛子，表示中大“建在六朝古都石頭城內”。（4）校徽下端有數行水紋，“表示學校設在長江之濱，學校的歷史源遠流長”。據陳之佛之子、中央大學校友陳家回憶：“在校徽設計時，中央大學大禮堂和四牌樓的大門均已建成，成為中央大學的突出標志。圖案莊重、美觀、大方，并一看就知道這是‘國立中央大學’，達到了校徽的作用。”

校訓

羅家倫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校訓。

"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其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以其為取得文憑資格的工具。"樸"就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誠樸"二字，可以說是兩江師范、南高、東大以來，多年形成的學風傳統的基本內涵。羅家倫針對時弊，加以闡述，便有了新意。當年在中央大學物理系任教的戴運軌教授，是原子物理學家，后來在臺灣擔任作為臺灣中大前身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和1969年成立的臺灣中大的首任校長，在回憶母校的文章《中大、金大、臺大與我》中說：誠樸二字是中大相沿成習、蔚然大觀的校風。

"雄"，是指"大雄無畏"的雄，以糾正中國民族，自宋朝南渡以來的柔弱萎靡之風。第四個字"偉"，指的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從整個民族文化的命運著眼，不可有偏狹纖巧，存門戶之見，故步自封。

校歌

國立中央大學校歌之一(汪東詞，程懋筠曲)：

維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陟升皇以臨睨兮，此實為天府之雄。哉郁郁兮，文所鐘。宏哉舍兮，甲于南東。干戈永，弦誦斯崇。百年樹人，郁郁蔥蔥。廣博易良兮，吳之風。以此為教兮，四方來同。

國立中央大學校歌之二（羅家倫詞，唐學詠曲）：

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進取、發揚，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

歷任領導

自清末建校，歷任領導及在任時間如下表

校友情況

校園風貌

中央大學的校園建筑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史上折衷主義復古思潮的影響，用西洋古典建筑式樣的建筑外殼去包裝具有現代特點的使用空間，形成排列有序、錯落有致的建筑群。

學校舊址

中央大學南京舊址

中央大學南京舊址主要有四牌樓和丁家橋（農學院、醫學院）中央大學南京四牌樓舊址（即現今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現已開發為中央大學歷史風貌區，主要包括現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和現南京師范大學附屬小學。1991年，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建筑群被國家建設部、國家文物局評為近代優秀建筑，1992年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國立中央大學”舊址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保留的建筑有校園南大門、大禮堂、生物館、牙科醫院等。這些建筑，基本上呈對稱布局，從南大門至大禮堂形成一條中軸線，其他的建筑物依次排列在中軸線的兩側。2016年，南京中央大學舊址（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名錄。

中央大學重慶舊址

中央大學重慶舊址主要位于重慶沙坪壩區（抗戰時期主校區）、柏溪（一二年級新生校區）等地。保存建筑有：原中央大學大禮堂、七七抗戰大禮堂遺址等。原中央大學大禮堂位于現重慶大學松林坡麓，現為重慶大學禮堂。大禮堂建筑主體保存較好，正納入重慶市沙坪壩區第三批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列進行保護。

重大事件

易名風波

1927年11月間，教育界人士有了更改第四中山大學校名之議。1928年2月29日，大學院（由教育部更名而來）大學委員會通過了更改校名的辦法，并發布了165號訓令，要求第四中山大學依令更名“江蘇大學”。改名“江蘇大學”的訓令正式下達后，四中大師生“不勝駭異”，立即成立了“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定校名請愿代表團”。代表們上書大學院，認為江蘇大學“既不足以冠全國中心之學府，又不足以樹首都聲教之規模”，并詳細陳述了改名江蘇大學的失當之處，代表團懇請大學院收回成命，改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名為“國立南京大學”(在南京大學歷史上，這是第二次要改名“南京大學”的動議。第一次是1920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籌建國立大學時)。可惜，這一建議當時未被采納。

1928年2月10日，大學委員會通知，第四中山大學“應即照改為江蘇大學”。全校師生大失所望，非議甚多。至2月23日四中大才極不情愿地依令更改校名。讓師生更不能接受的是，4月5日大學院又作出決定：“大學區大學均不必加‘國立’二字”，原第四中山大學只稱“江蘇大學”。學生得悉后，群情激憤。4月13日學生在體育館召開大會，一致反對改名“江蘇大學”，并摘下“江蘇大學”的牌子，一路游行，抬送到位于成賢街的大學院，“奉還”校牌，以示抗議。并宣稱在達到要求以前，仍用“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之名。學生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無果而回。后又傳來大學院的嚴厲訓斥：“竟有不敘姓名而自稱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百余人，忽將江蘇大學牌子至本院，似此兒戲舉動，殊不類曾受高等教育者。”學生聞之，異常憤慨，乃議決自20日起罷課三天，并將江蘇大學的招牌存放于學生會，永不懸掛。4月24日大學委員會臨時會議議決：“江蘇大學改稱中央大學，得加‘國立’二字。”5月4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到校宣布了這一決定，校名風波始告平息。1928年5月1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根據大學委員會的提議又對此案進行復議，作出了“江蘇大學改稱國立中央大學”的決議。國民政府任命吳稚暉為校長，吳堅辭不就。校長便仍由張乃燕擔任。

易長風波

從創建第四中大，歷經江蘇大學到定名中央大學，學校規模等一切照舊，張乃燕一直擔任校長職務。但由于這所大學既已定名為國民政府的中央大學，所以朝野上下便認為張乃燕的名望、資歷等均不足以此重要職務，張乃燕本人亦提出辭呈。于是1928年6月9日國民政府決定任命中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但是吳稚暉堅辭不就。中大校長一職便仍由張乃燕擔任。1930年10月，張乃燕辭去校長職務。中大聘黃曝寰為總務長，但為學生所反對。國民政府為了加強對中央大學的控制，決定將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調任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于12月13日到校就職。他在政治上對師生的控制較前有所加強，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后，他一再壓制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引起中大師生的反感。1931年9月28日，中大學生因九一八事變后外交失敗而怒打傲慢無禮的外交部長王正廷。12月17日又圍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并沖砸詆毀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館。朱家驊因此而引咎辭職。朱家驊辭職后，校務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1932年1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政治系教授桂崇基為中大校長，桂因遭到學生的反對而辭職。1月31日，國民政府又任命曾經做過東南大學董事、東大行政委員會副主任的任鴻雋為中大校長，任堅辭不就。此時劉光華亦辭代理校務之職。6月28日，行政院議決由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代理中央大學校長。次日，段錫朋到校視事。中大學生出于對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不滿，高呼口號，反對段錫朋出任中大校長，部分學生甚至扭打段錫朋，砸毀了段的小汽車。段錫朋十分狼狽，倉惶離校。蔣介石聞訊，極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央大學。經過整整一個暑假的整頓，最后宣布開除學生19名。8月26日，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中大校長。羅家倫于8月25日接到任命，他表示不愿接任中大校長，他說：“命令朝達，辭呈夕上，余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校長，決無棄之而從事風波時起、百端待理之中大的意愿。”但屢辭不果，終于聲明，以一年為期，接受了這一職務。歷時四年的中大易長風暴潮乃告結束。

學生互助會

學生中最早成立的秘密反日團體是“群社”，它是1940年8月由理工學院、農學院部分學生組織的。1941年9月，在“群社”的基礎上，擴展成立“團結救國社”（簡稱團救社），他們以團結反日為宗旨，創辦《螢光》半月刊，到社會上秘密散發，影響較大。由于活動過于暴露，1942年2月《螢光》被查抄，朱為捐被迫離開學校，轉移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團救社”停止了活動。1941年秋，理工學院土木系秘密成立“青年救國社”（簡稱“青救社”），并積極在其他院系發展社員。在黨組織的秘密領導下，多次組織進步學生與日偽作斗爭。教育學院和文學院學生組織成立“民社”，公開以“以詩會友”為宗旨，團結群眾，傳播進步思想。

汪偽政府為了籠絡青年學生，于1942年秋和1943年底先后成立“學生互助會”和“干字運動實踐會”。不久，南京中大的進步社團紛紛加入，“青救社”、“民社”的骨干分子慢慢地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的活動權。利用寒暑假舉辦“講習會”和“活動營”的方式，組織各種演講、座談、辯論等，引導青年學生走出狹小的生活圈子，投入救國救民的廣闊天地。“學生互助會”辦有《學生》、《女青年》兩種刊物。主要是中大的愛國青年負責編輯。?“學生互助會”和“干字運動實踐會”還辦過圖書館。每逢寒假或暑假，中大部分學生利用“學生互助會”的名義，到社會上舉辦過多次補習班和婦女文化夜校；“干字運動實踐會”還在中央商場和太平商場等地開辦職工補習學校，一面幫助職工學習文化知識；一面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從中培植進步勢力，為后來開展職工解放運動播下了火種。

“五二〇”運動

1946年6月，中國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學教授會召集全校教授大會，通過《要求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員待遇宣言》，鄭重作出五項決議，并表示“如不能達到目的，吾人為國家前途及實際生活計，當采取適當步驟，以求五項決議案之有效貫徹”之決心。《宣言》要求全國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齊起來，堅決支持此決議案，這呼聲震動了南北方各大學，也引發了學校的“吃光運動”。5月13、14日全校罷課。5月15日上午8時，中央大學、劇專等校學生集體請愿隊伍出發。中央大學學生要求增加副食費集體請愿的消息傳開，杭州市、上海市、蘇州市、南昌市等地的高校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校也相繼響應。

1947年5月20日晨，中大學生和滬蘇杭學生代表5000余人在中大操場集合出發，并與金大學生匯合。隊伍到達珠江路口，有500余名武裝憲兵和警察強行阻止通過。游行主席團當機立斷，帶領隊伍沖破封鎖線。憲警遂即反撲，搶奪、撕毀旗幟和標語，用皮帶、鞭子、木棍等毆打學生，還開動消防車向隊伍噴射。學生們與之激烈搏斗，同學間相互救助，一齊向前沖跑。這場鎮壓，學生重傷19人，輕傷104人，遭毒打的500余人，被捕28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五二〇慘案”。

當晚，中央大學教授會、助教會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發表聲明，抗議政府的暴行；全國各地和社會各界，包括華僑和港澳同胞、國際學聯、美國青年大會都發來聲援、慰問函電。柳亞子、郭沫若、茅盾、葉圣陶、章伯鈞、馬寅初、翦伯贊等社會名流發表講話，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上海市各大學成立“五二〇慘案后援會”；全國60多個城市的學生都紛紛游行罷課，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1954年6月16日，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作出兩項決議，一項是“確定南京大學歷史自三江師范學堂創辦時(1902年)開始”；另一項便是“確定‘五二〇’為校慶日”，以紀念偉大的五二〇運動。

參考資料 >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2023-06-15

認識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臺灣）.2023-06-11

國立中央大學.東南大學校史館.2023-06-10

校區簡介.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黨工委.2023-06-10

一、定名前后.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2023-06-10

三江、兩江師范學堂.東南大學校史館.2023-06-11

東大的組建與南高的歸并.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2023-06-11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東南大學校史館.2023-06-11

陸元九.東南大學校史館.2023-06-11

蘇有能.東南大學校史館.2023-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