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1899年10月30日-1988年6月27日），原名匯曾，字希圣，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方岳，祖籍湖北黃岡，著名資產階級學者。
陶希圣1899（清光緒二十五年）年生于湖北黃岡，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上海市商務印書館編輯。因“五慘案”開始被中國國民黨關注，開始參政，成為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的政治教官，后參與社會史論戰，發表一系列文章，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創辦《食貨》雜志并在北京大學任教。后因結識汪精衛，加入“改組派”，而辭去一切職務，閑居著書。
抗日戰爭時期，陶希圣跟隨汪精衛投靠日本，1939年與日本“影佐機關”談判中徹底清楚日本侵略野心后與高宗武出逃上海，揭露汪精衛與日本密談真相。脫離汪精衛集團后，開始追隨蔣介石，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總編輯，國防最高委員會參議，1946年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中央日報》主筆，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并隨蔣介石前往臺灣，并且在臺灣創辦了食貨出版社，重新恢復了《食貨》半月刊，繼續進行創作。1979年，陶希圣以八十歲的高齡擔任臺灣“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1988年逝世于臺北市，享年90歲。
陶希圣除在政治上的活動外，也有思想領域方面的成就也受到重視，開啟了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事件“社會史論戰”，并著有《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政治思想史》等多部作品。郭湛波在其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陶希圣是研究中國社會史最努力的人，也是最有貢獻的人。”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10月30日，陶希圣出生于湖北黃岡，家中累世務農，至其父親陶月波時舉拔貢，后撥往河南省為官，3歲的陶希圣跟隨父親遷往河南。
陶希圣少年時期由父親啟蒙，傳授《詩經》《論語》《史記》等書籍，陶希圣尤其對史論較為感興趣。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陶希圣考入河南汴旅中學讀書，開始學習英文、算學、歷史、博物、體操等新式課程。后因父親卸任返鄉，陶希圣于1912年考入湖北英文館。
1915年9月，陶希圣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三年后升入本科，學習法科，專攻日、俄法學，兼學歐美法學，涉獵法理學、法哲學。新文化運動時期，陶希圣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常醉心于研究各種主義，對馬克思主義也有初步涉獵。
講授法學
1922年陶希圣畢業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學校教員，講授親屬法，1923年底辭職。次年7月，到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法制經濟部任編輯負責審查法律、政治、經濟等類文稿。在上海期間，陶希圣結識了鄭振鐸、葉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茅盾等一些有學之士，開始熱衷閱覽《醒狂師》《獨立青年》等國家主義刊物，并受何公敢的邀請擔任《獨立評論》主編。此外，陶希圣還在于右任創辦的上海大學任講師，主講“法學通論”。
投筆從戎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陶希圣與上海學者發出抗議，親自在《東方雜志》上撰文分析上海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責任，《東方雜志》的主辦方也因此被巡捕房告上公堂，陶希圣負責未辯訴提供資料。陶希圣的積極行動，被位于上海環龍路的中國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看，認為陶希圣的言論與他們的三民主義具有一致性，因而他們給陶希圣去信希望對方能夠加入國民黨。
次年，陶希圣赴武漢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的政治教官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還兼任武漢大學政治法律教授。
中央軍校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合并成“中央獨立師”后，陶希圣被任命為軍法處長兼特務組長，隨軍西進。抵達咸寧市后，陶希圣又任縣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司法科長。當時咸寧農民大會準備槍斃五個農會“叛徒”，遭到了陶希圣的反對。陶希圣威脅農會會長如果五人被槍斃，就會槍斃農會會長本人。農會會長向武漢國民政府告狀，陶希圣被指為“反動軍閥”，被撤去職務，押回武漢。后在主持中共局面的陳獨秀出下面，陶希圣得以轉危為安。
入改組派
陶希圣回到軍校，未受任何處分，并被指派為政治部秘書，兼任宣傳處長。在此期間，陶希圣結識了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顧孟余，開始參與汪精衛的政變活動，反對國民政府。1927年底，陶希圣脫離武漢，回到上海市。
1928年，陶希圣受邀任南京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宣傳處編科長，為第二次北伐寫傳單與標語，后又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兼任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指導科主任。年底，陶希圣加入“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正式成為反蔣反共的“改組派”成員。同時，他也辭去了一切公職，結束了其第一階段的從政，從南京返回上海。
授課著書
回到上海后，陶希圣先是在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講授中國文化史，又在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和上海法學院兼課。至1931年，陶希圣北上進入北京大學任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在授課的同時，陶希圣還從事著書工作，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冊。此外，陶希圣還和胡適一起主編《獨立評論》，發表自己關于實事的見解。
1934年12月，陶希圣創辦《食貨》半月刊，發起食貨學會。陶希圣以《食貨》雜志為平臺，在北京設立了經濟史研究室，吸收了一批學生從事唐代經濟史料的收集工作。在此期間，陶希圣帶領學生連士升、鞠清遠等人編成了《唐代經濟史料叢編》。
卷入沖突
“一二九”運動爆發后，陶希圣約見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要求當局停止搜查學校，釋放被捕人員。且陶希圣主動充當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與學生之間的調解人，宣傳二十九軍有抗日之心。
1935年5月4日，在“五四運動”的紀念大會上，因“舊學聯”學生到會場高唱“保衛馬德里”之歌，遂與“新學聯”學生在宣武門外發生沖突，“舊學聯”學生在受傷后退出會場。陶希圣隨后登臺演講，指責“舊學聯”學生是在意圖分裂中國，演出西班牙內戰的慘劇。事后，“舊學聯”向法院控訴“新學聯”學生傷害罪，并控訴陶希圣教唆傷害罪。陶希圣在天津市《大公報》撰文《殘余的西班牙主義》一文，反對中共提出的“人民陣線”的口號，指責這是一個“分裂運動”，隨后又在《華北日報》《小實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申訴自己的觀點。其作為受到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贊許。
再度參政
全面抗戰的局面形成后，國民黨中央以“團結各方共赴國難”之名邀請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上廬山嶺開茶話會，討論有關抗日問題，陶希圣也在其列。該次會議之后，經陳布雷的推薦，陶希圣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國防參議會，從事國際宣傳工作，后又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第五組。至1937年9月，陶希圣被聘為國民參議員，為開展民眾動員宣傳與各黨派人士穿梭往來，再度活躍政壇。在這期間，陶希圣與汪精衛來往密切，二人經常在一起密談。
1938年1月，陶希圣和周佛海一起創辦“文藝研究會”，隸屬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長沙市、成都市、重慶市、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建立分社。該會以收集各國關于國際問題的報告為任務，由蔣介石資助，周佛海任總務總干事，陶希圣任設計總干事兼研究組組長；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等口號為宣傳重心；宗旨是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抗共產黨的籠罩，制造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
同年9月，藝文研究會隨政府遷往重慶，接連創辦了《政論》《國際通訊》等刊物。陶希圣自此時開始撰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表明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之立立場與政策，開創了抗戰時期及戰后以新聞記者論證的先河。
高陶事件
蔣介石“聯共抗日”后，陶希圣十分失望。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從昆明市逃往越南河內，陶希圣同機前往。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三次聲明，表示要調整對華關系，建設東亞新秩序。汪精衛隨即響應起草聲明，12月31日，陶希圣與梅思平、陳公博在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后，在各報發表了《致蔣總裁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的聲明，即“艷電”，要求國民政府與日本交換誠意，恢復和平。
事后，汪精衛被撤去一切職務，陶希圣繼續發表聲明為汪精衛辯護。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從香港赴上海市與汪精衛集團會合。當月，汪偽政府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陶希圣出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長”，隨后赴南京與王克敏、梁鴻志等漢奸商議組建偽中央政權。
11月起，陶希圣跟隨汪精衛集團與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機關”，陶希圣發現日本意圖瓜分中國，如果議和則會成為賣國賊，淪為民族罪人。陶希圣決意懸崖勒馬，他通過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轉達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汪精衛停止談判，出國隱居。但汪精衛仍堅持與日方談判，達成《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等八份文件。在12月30日，汪精衛與日本方面簽訂賣國密約時，稱病缺席。
1940年1月4日，陶希圣與同為汪精衛集團的高宗武經由杜月笙的安排，搭乘“胡佛號”輪船由上海抵達香港。1月22日，二人在香港《大公報》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附件，史稱“高陶事件”。
棄汪隨蔣
脫離汪精衛集團后，陶希圣開始追隨蔣介石。1941年，陶希圣奉命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出版《國際通訊》，為國內了解國際局勢和國際問題提供參考資料。1942年2月25日，陶希圣在香港淪陷后回到重慶市，居住于陳布雷公館，并被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
在此期間，陶希圣和陳布雷成為蔣介石最為看重的幕僚，幫助蔣介石完成了《中國之命運》和《蘇俄在中國》兩書。1943年《中央日報》改組，陶希圣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兩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社論。
抗戰勝利后，委員長侍從室撤銷，陶希圣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后接連出任南京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等職，為蔣介石草擬了許多文告。
病逝臺灣
中國國民黨敗退臺灣后，陶希圣追隨蔣介石到臺灣，參與了國民黨內部的改造運動，歷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委、“立法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中央日報》董事長。
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報》董事長身份退休，改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1971年，陶希圣與其四子陶晉生恢復《食貨》，改為月刊。八十歲時，陶希圣還出任了臺灣“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臺北去世，享年90歲。
家族成員
人物思想
社會史論戰
陶希圣除在政治上的活動外，也有思想領域方面的成就也受到重視。1928年，陶希圣在《新生命》雜志上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甚么社會》這篇文章，對中國的社會性質提出疑問，從而引發了一場歷經10年學術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農村社會性質的論爭，史稱這一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事件為“社會史論戰。
陶希圣認為“中國社會是封建制度崩潰以后資本主義發達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農民的勢力關系為社會主要構造的社會”。中國封建帝王時期所確立起來的傳統封建制度雖然已經被推翻，但在制度殘余之下的封勢力卻由土大夫階級在思想和政治層面上保存延續下來，這些殘存的封建元素影響著近代社會商業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以來，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傳入，在中國社會內部形成了一個“頗具士大夫階級性”的資本階級，而這個“資本階級的發展，不是中國經濟構造內部自發的形式，而是由中國經濟構造外部軋，所以雖看見資本階級的成立，而看不到封建思想的破壞和民主革命的成功”。
陶希圣認為中國社會不同于西方社會，中國社會中有自身幾千年流傳下來的特殊構造和特殊性質。他反對“因襲歐洲學者解剖歐洲社會所得的結論，而漫加演繹”的觀點。
陶希圣將自己在1929年發表的長篇論文匯集于《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認為中國農民的社會關系，不能用馬克思的地租學說來研究，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和中國新型社會進行比對，所得出的論爭結果是毫無意義的，提出當前的中國社會革命應該是以具有生產性的農民組織起來的強有力國家，由國家組織建設國家的資本，發展好社會資本，管理好個人資本，要增進生產力，利用好國外的資本元素。
主張尊孔復古
1929年陶希圣談到“孔子學說的新發展”時，他集中討論了三民主義和孔子學說之間的聯系，認為“孔學由封建責族的實賤倫理學說，一變為自由地主階級的民主政治學說與集權國家理論，二變為取得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的帝王之學，三變而與道教、佛教結合，四變而道土化，五變而禪學化，六變而孔子之經世濟民的探討失敗，現在到了第七次發展或轉變時期。”
陶希圣指出孔子的學說被不斷的分析，逐漸演變發生變遷，學者把孔子學說從原本的倫理道德逐漸三民主義化，趨向民主，但是傳統地主制度是孔子學說的基礎，脫離傳統地主制度之下的民主化是不符合實際的,可能的只是將三民主義孔子化，要沖破士大夫固有的局限來解釋三民主義。
1934年，陶希圣與數十教授聯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主張“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判的態度，對存在的固有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世界范圍內的新文化“取長舍短，擇善而從”，“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在1942年一1943年完成的《論道集》中，陶希圣極力推崇孔子，認為“惟孔子得其全”。
反對集權體制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漸暴露。陶希圣認為政府必須要自覺、覺悟，政治需革新，政權必開放，實現政治的統一，停止黨爭，團結起來對日做不妥協的斗爭。指出中國國民黨政府應當服從民權，實踐民權主義的黨綱，民眾的言論組織要自由，有監視政府外交的權利，要改革政府政治，要自由發表對外的方針，建立負責任的政府。
主要作品
人物評價
郭湛波在其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評價陶希圣，說“中國近日用新的科學方法——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成績最著，影響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并認為“陶希圣是研究中國社會史最努力的人，也是最有貢獻的人。”
顧頡剛在1947年撰寫的《當代中國史學》中評價陶希圣，認為在當時的歷史學者中，”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其中“陶希圣先生對有中國社會有極深刻的認識，他的學問很是廣博，他應用各種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經濟學的知識，來研究中國社會，所以成就最大。”與此同時顧頡剛說:“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現尚在草創時期，最近的趨勢，似乎已經漸漸脫離宣傳革命的臼，而走上研究學術的大路，在這點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績，實在不可埋沒”，“雖然他的研究還是草創的，但已替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相當的基礎。”除此以外，他還認為“郭先生的貢獻偏在破壞偽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貢獻卻在揭發整個中國社會史的真象。”
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這本書中對陶希圣進行評價。說:“其實陶希圣的頭腦雖不清楚，但對于政治的感覺卻非常敏銳。嘗試雖不充分，但歪曲力卻足夠應用。尤其他并不輕視方法論；相反地，他最普于運用‘歸納法'和‘演繹法'。”伯贊同時還認為陶希圣“他的理論是要適應他的政治環境；他的政治環境決定他的歷史理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