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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議而改名鏞，號月笙，江蘇省川沙廳（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人。杜月笙是中國近代上海青幫頭目。

杜月笙幼年時家境貧寒，父母雙亡，由舅父養育。杜月笙十四歲初到上海市當水果行學徒。后常與街邊流氓混混為伍，并加入了青幫。民國七年（1918年），杜月笙經陳世昌的同輩弟兄黃振億的介紹，到當時上海灘大流氓頭子、時任法租界警務處督察長的黃金榮家里做雜務，討得黃金榮老婆林桂生的賞識，此后黃金榮開始將部分生意交給其經營。民國十四年（1925年）7月，與黃金榮、張嘯林創辦了專營罌粟的“三鑫公司”，杜月笙任總經理。同年，自立門戶，并出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以煙、賭在上海法租界發家，并依靠不義之財拉攏社會各種人士，擴大自己的勢力，與黃金榮、張嘯林并稱為上海青幫三大亨。

杜月笙以蔣氏政權為背景，以黑幫手段為依托，實力擴展至上海工商界、金融界與傳媒產業，成為了上海灘黑社會領袖。在抗戰期間，他積極抗日，組織募捐，有力的支援了前線，后方醫療救護工作主持的相當出色。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杜月笙積極協助蔣介石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春，他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捧蔣介石當選總統。抗戰勝利后，因蔣介石對幫派勢力的排斥，杜月笙屢遭打壓，最終定居香港特別行政區，并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4時50分在香港病逝，終年63歲，后其靈柩運至臺灣，葬于新北市汐止鎮大尖出麓之西。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杜月笙光緒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江蘇省川沙市（現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杜家以一米店為營生，夫妻兩育有一雙兒女，家中清貧。杜月笙三歲時母親朱氏去世，同年其幼妹因家道艱難被杜父送人領養，五歲時父親杜文慶病逝，后由繼母張氏養育杜月笙。為了籌措兩人的生活費用，張氏繼續開設其父留下的米店，卻因無力維持米鋪生意而被迫關閉。于是張氏出去幫人洗衣服以此來維持母子二人的日常生活開銷。杜月笙八歲時繼母張氏神秘失蹤。沒有生活能力的杜月笙來到了外祖母家，由舅父養育，靠舅父做泥水匠的微薄收入養活全家，因此家中生計艱難。寄人籬下的杜月笙三餐不繼，衣履難周，更歷經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十五歲時杜月笙想外出謀生，苦于沒有資金，于是他想賣了祖傳的半幢破房子，但被舅父暴揍了一頓，又受到了姑丈的嚴厲呵責，他一怒之下離開家鄉，在八字橋拜別了外祖母，望向自己的家鄉高橋并立下了：來日我若不能榮宗耀祖，誓不言歸的誓言。

加入青幫

十五歲的杜月笙拿著外祖母的薦函，初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混混為伍，又嗜賭成性，不久被開除；在舊友王國生的幫助下，杜月笙轉到其下的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過上了有衣穿，有飯吃的安穩的日子。作為一名資深賭徒，他并沒有因得來不易的安穩生活而放棄賭博。在完成水果店的工作之余，他轉戰于各種賭攤賭棚，并認識了綽號為“套簽子福生”的上海青幫中屬“通”字輩的陳世昌。杜月笙一直都想在上海有個靠山，于是他通過拜陳世昌為師進入了上海市青幫，按序排在“悟”字輩。

初現崢嶸

杜月笙跟著師父陳世昌后，日益沉迷于嫖賭，挪用潘源盛水果店公款為賭資，賭輸后無錢補上賬面的虧空，杜月笙自覺無顏面對老友王國生，于是偷偷離開了潘源盛水果店，后與青幫的幫會兄弟混在一起，以坑蒙拐騙，敲詐勒索謀生。綽號為“飯桶阿三”的黃振億是杜月笙的熟人之一，他對杜月笙的聰明伶俐很是欣賞，看杜月笙日益沉迷嫖賭以為可惜，于是推薦杜月笙到上海法租界大亨黃金榮所在的黃公館干活。1918年，杜月笙以黃振億的關系進入黃公館并負責后廚跑腿雜事，他沉默機警，事事留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不沾嫖賭兩門。在黃公館工作時，他察言觀色，得知黃金榮很依仗其妻林桂生，林桂生在各項事宜上有很大的話語權與決定權。在林桂生患病期間，他悉心侍奉，逐漸得到了林桂生的賞識，并通過了林桂生的考驗，成為了黃金榮的親信，由“傭差”升為“罌粟提運”，并負責經營法租界的三大賭臺之一的公興記賭臺。

煙土之戰

當時，上海的鴉片走私由英租界巡捕房的探目沈杏山為首的“大八股黨”壟斷。他們先開始以暴力手段搶奪煙土，后以重金賄賂上海的兩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緝私局機構：水警營與緝私營，取得英租界的查緝煙土的大權，向煙土行業老板大量收取“保護費”，由大八股黨負責煙土運送安全。煙土行業當時為上海經濟支柱，控制了煙土行業就相當于控制了上海的經濟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杜月笙招兵買馬，找來顧嘉棠、葉焯山、高鑫寶、芮慶榮、楊啟堂、黃家豐、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建成了一支名號為“小八股黨”的流氓武裝隊伍，欲與“大八股黨”在煙土行業一較高下。在與大八股黨的競爭中，他們或明爭，或暗搶，至1919年初，“小八股黨”最終取代了“大八股黨”，執上海煙土行業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聲大振。

三鑫公司

杜月笙的罌粟行業日益擴大，由于沒有足夠儲存鴉片的地方，杜月笙便萌生了成立鴉片公司的念頭。于是1925年7月，杜月笙創立了三鑫公司。當時運送煙土進入法租界，必須經淞滬護軍使管轄之地，為了運送煙土的安全，必須打點好與淞滬護軍使的關系。于是杜月笙想到了與淞滬護軍使交情不錯的張嘯林。依仗著上海青幫、政界和軍界的靠山，張嘯林成為了上海有名的黑社會頭目。后與杜月笙爭奪十六鋪的保護費，在了解張嘯林的背景后杜月笙主動讓出十六鋪的生意，與張嘯林成為了朋友。于是杜月笙向黃金榮引薦張嘯林，雙方一拍即合，在租界、軍閥與幫派的庇護下，三鑫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青幫大亨

1925年，黃金榮因戲子露蘭春與浙江省督軍盧永祥的公子盧小嘉發生沖突。黃金榮知道自己得罪了盧小嘉，連夜向杜月笙與張嘯林詢問補救辦法，杜月笙請青幫“大”字輩的前輩張鏡湖出面疏通，調停黃、盧二人矛盾，雙方和解。由此，杜月笙的名望更盛一步，與黃金榮、張嘯林成為上海市最具勢力的黑社會，被稱為“三大亨”。黃金榮為娶露蘭春與林桂生離婚，并將所有財產交與露蘭春保管。露蘭春因愛與薛二私奔，帶走了黃金榮的全部身家，后杜月笙發現露蘭春蹤跡并取回全部財物。自此黃金榮一蹶不振，實力大不如前。杜月笙的聲望日隆，成為了青幫領袖人物。同年，出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 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恒社，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

廣結名士

杜月笙通過前期販賣煙土、經營賭場等活動大量聚斂錢財，后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和幫會骨干等各種社會人士。由于他善待下臺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特命其秘書長送來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以示感謝，杜月笙由此被吹捧為“當代春申君”。為使民眾改變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流氓印象，他一年四季著一襲旗袍，打扮斯文，且要求手下的門徒衣著得體，改粗口惡習。以溫文爾雅的形象廣交名流，大學者章太炎，民國十五年(1926年)，在章太炎的建議下，杜月生改名為杜月笙。名士楊度、章士釗、著名律師秦聯奎均為他的座上賓。由此，杜月笙的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當時上海市灘流傳著一句話，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足以可見杜月笙交際能力之強。

擁蔣反動

1927年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親自拜訪了黃金榮、杜月笙與張嘯林，想以上海幫派的力量協助他進行“清黨”活動，所謂清黨即消滅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內部的反動勢力。杜月笙深思后將蔣介石當為日后靠山，于是他與黃、張決定投靠蔣介石。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重建中華共進會，實為共同組建上海幫派最廣泛的擁蔣“反共”的統一戰線，充當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的打手。4月11日晚，他們密謀殺害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隨后指使共進會的地痞流氓或欺瞞、或使用暴力手段，殘酷鎮壓了上海各地的工人糾察隊武裝革命，并對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進行大規模的殺戮，造成了腥風血雨的“412政變”，因此杜月笙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國民政府成立后，杜月笙任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等職，雖然都是掛名的虛銜，但其社會地位卻因此極大提升，一躍成為國民黨新貴。9月，杜月笙擔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

商業版圖

金融領域

1920年代起，上海市幫派有意從煙賭嫖產業向正規行業轉型，身為青幫領袖的杜月笙將觸角伸到了金融業。于是1929年，杜月笙開辦了中匯銀行，正式涉足上海金融界。初期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互不往來，憑借雄厚實力，利用各種手段，杜月笙成功拉攏并結交了錢新之、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一大批上海金融界人士。1932年，杜月笙作為控制上海銀行家的蔣氏政權代言人。一方面他掃除了與蔣氏政權為敵的銀行家們，使得上海銀行成為中國國民黨經濟來源，另一方面他則借助蔣氏政權名利雙收。他被國民黨任命為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的董事?并成為通商銀行的董事長。杜月笙掌控通商銀行后?利用他在國民黨的人脈?經營公債獲得了巨額利潤?1937年證券盈利達 37.8萬元?占全行整個盈利的四分之一。在政界與幫派的庇護下，杜月笙開辦的中匯銀行業務興旺，利潤肥厚。至1930年代末，杜月笙擔任了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匯銀行董事長、浦東銀行董事長、國信銀行董事長、亞東銀行董事長。憑借杜月笙的政界背景和強勁實力，可以說他已成為上海銀行界的領袖。

實體行業

1904年愛國實業家張謇創辦的大達輪船公司為上海航運業翹楚，專營“滬揚線”即上海經南通天生港至揚州霍家橋一線的客貨運輸，獲利頗豐。自創始人張和經理鮑先齋去世，大達輪船公司經營不善，生意一落千丈，面臨倒閉。杜月笙有意爭奪上海市輪船航運市場，于是他首先操縱大達公司的股票以奪取大達公司的控制權，受阻后利用幫會勢力和政治背景鏟除其進入航運業的不利因素。1929年，杜月笙升任法租界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雙管齊下后，1933年杜月笙順利進入大達輪船董事會并出任董事長，取得上海航運業的頭等地位。

民國時期面粉行業因投資少、收益快等特點，成為了資本家所看重的輕工業之一。杜月笙也不例外，在收購了華豐面粉廠后，他準備進軍上海面粉業。為了搶奪上海面粉行業的龍頭地位，1931年，杜月笙憑借與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關系減輕了蘇浙皖面粉公會的關稅，獲得了三省面粉商的大力擁護。為了扳倒上海面粉廠商榮宗敬與王一亭，杜月笙與三省面粉廠商決定合作，開始派人暗中收購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后又要求召開面粉交易所股東大會，重新選舉新任理事長。上海面粉貿易戰中，杜月笙擊敗了競爭對手榮宗敬與王一亭，成功當選上海市市面粉交易所理事長，由華豐面粉廠老板一躍成為上海面粉行業的領袖。

1933年，政府任命王曉籟為漁市場籌辦主任后為總經理，讓其負責漁市場的籌建工作。然漁民不愿配合，矛盾沖突不斷增多。無奈之下王請來杜月笙幫忙，杜月笙一來為了控制漁市場，二則有意結交王曉籟，于是他投資入股出任董事長，并仍請王擔任總經理。后經杜月笙的大力支持，王曉籟出任上海商會會長。自此，王曉籟以杜月笙為恩人，唯杜馬首是瞻，杜月笙順利掌控上海市漁市場。

文化產業

1912年，史量才花費15萬銀洋盤下當時上海傳媒產業發行量最大之一的報紙即《申報》，并大刀闊斧的進行革新，使得《申報》的銷量突飛猛進，也因此史量才積累了大量財富。1930年代左右，史量才掌控了上海另一大報即《上海新聞報》，成為上海報業巨子。1934年史量才遭人暗殺，其家人向杜月笙求助接管《申報》與《上海新聞報》。杜月笙感到驚訝的同時驚喜萬分，他當即同意，并將《申報》、《上海新聞報》，自己出資開辦的《時報》、老友推舉他為董事長的《商報》合并，成立了申新時商四社聯營處。自此上海市傳媒產業掌握在杜月笙手中。

響應抗日

組織募捐

1931年“918事件”爆發，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的怒潮。身為上海市民族資產階級的杜月笙積極參與抗日活動并發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國會、上海市國難救濟會、上海市東北難民救濟會等抗日組織協會為前線抗日戰士募捐物資。1932年8月，杜月笙領導的浦東新區同鄉為東北義勇軍募集捐款1萬元。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杜月笙發起組織上海市民維持會，2月1日同王曉籟、黃炎培等人代表上海各界慰問上海駐軍十九路軍，并贈送大量米食及物品。在得知駐軍第五軍缺乏交通通訊工具后，杜月笙旋即捐出電話總機一部、分機10部、機器腳踏車4輛，供前線軍用。因蔣介石的消極抗日政策，上海市駐軍十九路軍軍餉被停發，各地募捐款項被截留。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杜月笙領導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在3個月內將募捐所得的27萬元送交十九路軍以解燃眉之急。1936年，杜月笙懷揣民族振興的愿望，熱情響應中國國民黨發起的航空救國運動，并次年以個人名義捐兩架飛機以示支持。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22日，參與組織成立上海各界抗敵后援會，并擔任該會主席團成員及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一輛裝甲汽車支援前線。在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物時，杜月笙僅用一天時間送去了20萬張光餅。八一三淞滬抗戰后杜月笙更是以高度的愛國熱情積極籌集資金，并輸送物資支援前線，僅月余時間其主持的籌募會募集到150萬元，有力的支援了前方戰事。同年10月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作戰的八路軍將士捐贈了1000套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對共產黨抗日表示了支持。

參與行動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杜月笙拒絕了日本人的拉攏，于26日夜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遷居香港。在港期間杜月笙一直通過專用電臺與上海保持聯系，繼續從事抗日工作。杜月笙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三重身份暗中協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進行情報工作。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杜月笙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939年11月杜月笙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汪偽集團的重要成員高宗武、陶希圣有意投靠國民黨，在向蔣介石請示后，杜月笙利用自身的幫派勢力成功將高、陶兩人及其家屬從上海移至香港。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揭露了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的賣國合約，簡稱為“日汪密約”，沉重打擊了汪精衛賣國集團，全國各地紛紛開始討伐汪精衛。1940年，杜月笙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中國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1940年10月，杜月笙的留滬門徒協助軍統特務除掉了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一起組織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杜月笙個人出資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為武器裝備。這支武裝游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

救濟傷員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前線受傷將士不斷，杜月笙以高度的愛國熱情投入到醫療救護工作。他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成立了上海市市救護委員會，并組建10隊救護隊、13隊急救隊、24所臨時救護醫院，征集98輛救護汽車，特約16所公、私醫院收納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主持的救治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44398人抗日受傷軍民。后杜月笙又籌劃在松江區、昆山市、蘇州市、無錫、杭州市、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失守后，中國紅十字總會和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員大都撤離到了漢口。杜月笙飛抵漢口，與有關部門共同討論救護醫療政策，并在漢口建立了急救委員會，包括37個醫療隊，后根據需要逐步擴充為178個，共3000多名醫護人員。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共救護了260萬受傷軍民。香港特別行政區淪陷后，杜月笙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至重慶市，并于1940年在重慶開設紅十字總會，仍繼續主持后方醫療救護工作。1942年，杜月笙開設了當時最先進的重慶醫院，共有床位300張，用于后方救護工作。1943年，經過蔣介石的認可，杜月笙成立了通濟公司。

盛極而衰

1945年8月底，抗戰勝利，杜月笙重新返回上海，有意競選上海市市長一職，后得知市長一職已由錢大均出任，且曾經門生吳紹澍屢次打壓和針對杜月笙，令杜月笙大為惱火，但同時也讓他深深擔憂未來自身處境。次年4月蔣介石進行上海市參會議員的民主選舉，杜月笙憑借幫派勢力當選為上海市參會議長。其心腹萬墨林因囤積居奇，被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逮捕。后迫于蔣介石的壓力，杜月笙辭去上海市參會議長之位，這也使得杜月笙頗有微詞，“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后上海無公道”。1947年，屢遭中國國民黨打壓的杜月笙避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他也向共產黨表示合作之意，同年杜月笙應中共要求收中國共產黨員金山為關門弟子，并為金山的上海工作提供幫助，他還曾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露。杜月笙還曾表示中共接管上海時，黑社會不予搗亂，并請共產黨給予寬大處理。

1948年春，杜月笙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力捧蔣介石為總統。同年8月，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其子蔣經國到上海執行緊急財政措施，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9月初，杜月笙第三子杜維屏因場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名逮捕入獄。后杜月笙指使門下四處搜集蔣經國的表兄弟、孔祥熙長子孔令侃所經營的揚子公司存在違法行為的證據，以逼蔣經國就范，蔣介石得知此事后令蔣經國不可蠻干，蔣經國無奈最終將杜維屏判處6個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場。1949年國民黨統治敗局已定，國共雙方對名人的競爭日益激烈。在解放軍兵臨江南之時，杜月笙頻繁聯系黃炎培、章士釗、史良、張瀾等知名人士以商討時局，黃炎培等都力勸他留在大陸。由于策劃并參與了412政變，杜月笙不相信共產黨能不計前嫌。4月，蔣介石召見杜月笙，要求杜月笙跟他一道去臺灣。再三考慮下，杜月笙最終選擇遠離政壇，5月1號辭別黃金榮后他舉家乘船前往香港并安頓下來。

病逝香港

抵達香港的杜月笙住進了堅尼地18號，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日益嚴重，請了4位知名中醫和3位西醫為其調理身體。中西醫治療雙管齊下，杜月笙雖藥吃的越來越多，可身體仍沒有任何好轉。臥病在床的杜月笙仍密切關注大陸形勢，中共也一直希望杜月笙能返回上海市，曾托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釗前去勸說杜月笙。杜月笙心中仍有顧慮，在得知中共對留在上海的黃金榮實現了“不殺不捕“的承諾，黃金榮仍過著泡澡堂、抽大煙的一貫生活后曾想返回上海，后得知黃金榮響應“改造”號召，開始清掃大街后又打消了返回上海的念頭。由于與法租界打過多年交道，杜月笙曾想計劃舉家遷居法國，后因中國國民黨收取護照費15萬美元而取消移民打算。

1951年8月4日，纏綿病榻的杜月笙精神略有好轉，與其得意門生陸京士商討自己后事，主要有兩個遺愿，其一是希望移靈到入殮自己著長袍馬褂；二是希望能落葉歸根，將其遺骨葬故鄉上海高橋。關于遺囑的擬定，杜月笙簡略的指示了幾項原則。8月6日，錢新之、顧嘉棠、金廷蓀、吳開先、徐采丞六人于客廳參考杜月笙所提出的原則起草了杜月笙的三份遺囑，一份對于國家和社會的表白心跡；一份訓勉子孫后代；一份則為遺產分配；十萬美金的分配原則為杜月笙的四位太太、共十一位子女各得一半。三份遺囑擬定好后由陸京士宣讀遺囑內容，杜月笙幾或全部同意。1951年8月16日下午4時50分，杜月笙于香港特別行政區病逝，終年63歲。1951年8月19日，杜月笙入殮，蔣介石為其頒賜挽額“義節聿昭”，后由姚玉蘭攜子女將杜月笙的棺材運至臺灣。27日傍晚杜月笙的靈柩運抵基隆碼頭，杜氏家屬與洪蘭友、陶百川等好友共三百余人一齊在碼頭迎接并祭奠。靈柩暫時放置于臺北市南京東路極樂殯儀館，后葬于臺北縣汐止鎮（今新北市汐止區）大尖山麓。

個人事件

章太炎改名

護法運動失敗后，革命元老，國學大師章太炎晚年定居蘇州市，其侄兒在上海與人發生了房屋糾紛，寫信向叔父求救，可章太炎并不擅長解決訟訴，于是他寫信給杜月笙請求幫助。一直想結交章太炎的杜月笙見信后立即派人前去調解，并得到圓滿解決。后杜月笙回信章太炎表示愿意親赴蘇州，登門拜訪。兩人見面后相談甚歡，閑談中，章太炎得知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陰歷七月十五得名，于是他有意為杜月笙重新取名以還人情，改杜月生為杜鏞，號月笙。語出《周禮·太司樂疏》，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杜月笙聽完連聲叫好，并欣然接受。

興杜氏祠堂

1930年，杜月笙于家鄉浦東高橋鎮高南鄉陸家堰購買了50畝土地，并委托高橋創新營造廠廠主謝秉衡修建杜氏祠堂。次年六月，為慶祝杜氏祠堂的落成，杜月笙一連舉行了三天的盛大慶典，每日擺千張宴席。出席慶典的都是社會名流，比如張學良，孔祥熙，何應欽，章太炎等，甚至包括蔣介石也送來了“孝思不匱”的賀詞匾額，其場面盛極一時。

情牽孟小冬

杜月笙愛好戲劇，自孟小冬于上海大世界舞臺31天連演23出戲且越演越紅后，便引起了杜月笙的注意。杜月笙特備花籃獻給后臺的孟小冬，成為了孟小冬的一名忠實粉絲，凡有孟小冬的戲，杜月笙必到場支持。在杜月笙的傾力支持下，孟小冬的戲劇事業蒸蒸日上，后又在杜月笙的幫助下，孟小冬順利與梅蘭芳離婚并拿到了數萬的贍養費。1938年孟小冬拜余叔巖為師，不能出臺唱戲，于是她的生活支出全靠杜月笙出資幫助。1950年杜月笙曾打算遷居歐美，孟小冬問了一句“我跟著去，是算丫頭還是女朋友呢？”。這是第一次孟小冬與杜月笙提及名分的事情，杜月笙當即宣布要與孟小冬成婚。在杜月笙的堅持下，兩人婚禮在杜宅舉行，宴請了至親好友，當晚杜月笙帶病陪客當了62歲的新郎，孟小冬也展開了難得的笑顏。

對聯

杜月笙成名后，他一改傳統流氓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旗袍，打扮斯文，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市善待下臺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

提高修養

杜月笙曾這樣回憶童年：“當時一個月學費只有五角錢，可惜因為家里實在太窮了，讀到第五個月，先母繳不出學費，只好停學。”失學兒童的痛苦經歷，讓他永生難忘。他雖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養，門廳高懸對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時時鞭策自己。然而畢竟識字少，無法去“讀”，他就重金聘請高明的說書藝人長期為他講《三國》、說《水滸》，學習歷史知識和古人的處世方式。他勤練書法，簽名寫得相當漂亮。他非常注重儀表文明，不論天氣多熱，旗袍最上面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眾出入杜門。

重視教育

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視，嚴格要求他們的學業，嚴禁他們沾染煙賭娼。兒子杜維藩高中時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兩個耳光。女兒杜美如一次外語考試成績不佳，被他用鞭子責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養，至今活躍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維善還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專家。杜月笙曾在法租界善鐘路創辦了一所正始中學，親任董事長，聘陳群任校長。他還在老家浦東耗資十萬元建起“浦東杜氏藏書樓”，附設學塾。

想當市長

抗戰后，杜月笙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由戴笠轉達給蔣介石。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后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市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中行事件

1950年4月間，北京中國銀行總行召開董事會，杜月笙、陳光甫、張嘉璈、宋漢章、李銘等都是商股董事，也被邀請參加。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一起征詢杜月笙的意見，最后由杜拍板:“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但我們可出具委托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杜的這一行動使臺灣方面非常惱火，派俞鴻鈞等前來，一定要杜月笙收回委托書。杜回答說:“對北京中行開會，既簽委托書，則一切改變均不可能。如不見諒，有何危險，也只好認命了!”

人物名言

主要影響

正面影響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以杜月笙等人為首的上海市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法租界公董局華人聯誼社也分別發出了抗日救國的宣言。1932年1月20日，杜月笙在“上海市國難救濟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理事，與全體會員承擔起以實力救濟東北地區義勇軍的任務。10月10日上海市“東北難民救濟會”成立，杜月笙出任該會理事會五位主席之一。（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2月1日杜月笙等人發起“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2月1日當天杜月笙即會同王曉籟、黃炎培等人代表上海各界前往十九路軍軍部慰勞，“贈送米食及物品甚多”。當他獲悉駐軍國民黨第五軍缺乏交通通訊工具后，旋即捐出電話總機1部、分機10部、機器腳踏車4輛，供前線軍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杜月笙利用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發起組織抗敵后援會，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正式成立，杜月笙擔任該會主席團成員兼任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僅月余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得救國捐150余萬元，并經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市共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占全部發行量的1/6。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1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八一三抗戰后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只。10月時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主席的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

八一三抗戰爆發后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號召愿意參加實際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員踴躍報名加入該會。一些恒社骨干在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后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組織接上了關系。在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系而被拉去參加的，別動隊曾在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上海淪陷后，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省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在香港期間杜月笙利用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合法身份在港設立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和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借以暗中幫助軍統開展工作。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述職途經香港，對杜月笙談及中國國民黨在滬派系眾多協調不易，杜月笙當即提議中央設一總的機構，全盤負責上海市的地下工作。蔣介石很快采納了這一建議，決定成立以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敵后工作統一委員會，統一指導在滬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中統以及幫會組織。上海敵后工作統一委員會建立后采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并請其協助吳開先在上海活動，對上海巨大的人力資源免為敵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杜月笙還積極支持軍統上海區的鋤奸工作。原中國通商銀行負責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偽上海市市長后，準備下手破壞杜月笙任董事長的通商銀行和中匯銀行。杜月笙聞訊后立即致電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暫時罷手。1940年10月杜黨策動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殺死傅筱庵。

負面影響

民國十五年（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隨即控制上海。蔣介石派楊虎和陳群聯絡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勢力發動反革命政變，鎮壓上海的工人運動。杜月笙與黃金榮等積極招兵買馬，收羅黨羽，組織“中華共進會”，充當蔣介石“反共”走卒。4月11日，杜月笙等人以“有機密大事商議”為由，邀請“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宴。結果汪壽華一走進杜公館后，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杜月笙手下捂住口鼻，裝進麻袋，押上汽車，運到楓林橋活埋。 4月12日晨，在幫會首領杜月笙等人具體指揮下，組織“中華共進會”冒充工人，四處襲擊工人糾察隊，后軍警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打死工人數十人，傷200多人，并占領上海總工會。次日，20多萬工人舉行罷工，抗議軍警暴行，部分游行工人前往駐軍司令部請愿，中途被軍警襲擊，死難100余人。4月下旬，杜月笙率領“行動大隊”專程去寧波市協助蔣鼎文“清黨”。在那里，杜月笙指揮當地的一幫流氓無賴殘害了許多共產黨員、革命者和進步群眾。蔣介石為了感激他們的幫忙，單獨召見了杜月笙并委任杜月笙等人為少將參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上海市學生奮起響應，上海市政府嚴厲鎮壓，杜月笙即以地方領袖身份表態:"市政府之一切處置為適當"等言論，阻撓學生去南京向國民政府請愿。救國運動興起時，杜月笙公開站在反對的立場，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脅迫鄒韜奮去南京會晤蔣介石。（1936年）11月，杜月笙與國民黨當局聯手策劃，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國會領袖“七君子”，其后又對“七君子”多次進行政治誘降陰謀。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杜月笙與戴笠共同成立“通濟公司”，表面上是官商結合辦的貿易機構，實際是四大家族運用特務、流氓所組成的對日寇進行經濟往來的特設機關。這種行為還大大緩解了日本侵略軍戰略物資的匱乏。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將抗戰時期的人民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杜月笙為常務理事，將動員各種力量準備與中共搶奪天下。

人物評價

主編《中華慈善大典》的劉峰、吳金良評價：“杜月笙聞名天下，對民國政治有影響，有貢獻。但他畢竟曾是幫派人物，靠煙賭發跡，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多，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有恩有怨。他熱心救濟事業，但也熱衷于名利；他既懂得以利求名，又善于以名牟利。因此，救濟事業對他來說，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為了自身利益，他做了很多壞事，也做過一些好事，因此，對他的評價不能脫離當時社會的具體環境。但無論怎么說，他的慈善行為客觀上對民國社會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抑惡揚善”應是評判杜月笙的正確公允的態度。”

媒體評論人梁宏達評價：“杜月笙一輩子從底層摸爬滾打起家，夢想成為人上人，他也按照自己的江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也為抗日戰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雖然他也有點兒私心在里面，但是總的來說，杜月笙這個人一生很傳奇，也很復雜。”

中國近現代政治家王寵惠題挽聯：心期克復，身待升平，胡天弗愁遺，竟神游海天一角；名滿寰區，功毗匡濟，其歿而不朽，豈俯同戰國四賢。

中國近現代外交家許世英題挽聯：班生投筆，卜式輸財，歷濟難危昭史乘；范式憑棺，伯牙碎軫[zhěn]，忍教生死隔襟期。

杜月笙家庭關系簡表

人物遺跡

人物故居

上海寧海西路杜公館

杜月笙在上海時擁有多處宅第，其居住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飾最為奢華的是位于寧海西路的杜公館。整個杜公館由三幢建筑所組成，整個建筑面積約2000平方米，前面為磚木結構的小樓，后面兩幢為三層磚混結構。2001年4月，杜公館被拆除了一部分，剩余部分被一家古建筑保護公司購買。2005年9月，杜公館由上海整體遷至蘇州吳江同里鎮。

上海東湖路杜公館

1934年，金廷蓀在上海市杜美路（今東湖路70號）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贈與杜月笙。據記載，該豪宅主樓的所有陳設均為法式家具，同時整個庭院又充分地體現了江南風情，建筑有著海派文化中的亦西亦中的特色。但杜月未曾住過，1950年，杜公館改作中共華東局東湖路招待所。1954年，其改作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1982年，杜公館改為東湖賓館。

杭州杜月笙舊居

杜月笙舊居位于今杭州西湖區孤山后山路10號，1932年，經人介紹，杜月笙購買了此處的一幢別墅及周邊土地進行改建，雅號“寂庵”。建筑面積有330平方米，高敞廳室，寬大走廊，中式屋頂，木質門窗，雕飾精細，屋數為外二內三，較為獨特。新中國成立后，杜月笙舊居收歸國有，拆去圍墻，曾作為干部宿舍，后劃撥給文化部門使用，之后又被改為“秋瑾史跡陳列館”，1997年，杜月笙舊居被拆除重建為中國印學博物館。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前夕，日本人曾對杜月笙拉攏未就范，逃亡香港特別行政區，后到重慶市建立“恒社”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