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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豐，譜名經國，俄羅斯名為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英語：Nikolai?Vladimirovich?Elizarov），浙江省奉化區溪口鎮人，蔣介石長子，臺灣地區前領導人，中國國民黨原中央委員會主席。

蔣經國幼年接受傳統教育，1916年入奉化武山小學，1922年入上海萬竹高等小學，1925年到浦東新區中學讀書，因參加“五卅運動”被學校開除。同年10月，蔣經國前往蘇聯留學，入讀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后參加蘇聯紅軍，后來加入蘇聯共產黨。在蘇聯期間，蔣經國與妻子蔣方良相識并結婚。1937年3月，蔣經國回國，被蔣介石安排在溪口老家讀書。1938年1月，蔣經國前往江西南昌，先后擔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后又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總隊長、贛州專員公署專員兼贛州區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護團團長、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等職，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國國民黨。1939年3月，蔣經國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訓結束后受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查專員兼保安司令，后又兼任贛縣區縣長，直到1943年，蔣經國主政贛州市，推行“贛南新政”，取得一定的政績。從1943年開始，蔣經國受命創辦中央干校，并出任教育長一職，負責三青團和青年軍的政治培訓工作，得以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抗戰結束后，蔣經國轉而負責青年軍復員工作。1945年，蔣經國參與對蘇聯的交涉，并代表蔣介石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8年8月，他擔任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為整頓上海經濟亂象發起“打虎”運動，但以失敗告終。

1949年1月，隨著中國國民黨軍隊敗退，蔣介石宣布下野，蔣經國陪同父親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同年12月10日，蔣氏父子從成都市飛往臺北市。撤臺后，蔣經國先后奉蔣介石之命，重建軍隊政治工作系統和特務系統，同時參與對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逐漸躋身國民黨最高權力核心。1954年11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負責國民黨退役官兵的安置工作，因此在軍政兩界積累大量聲望。1969年蔣經國擔任“行政副院長”，蔣介石急于為蔣經國接班鋪路，在1972年將其扶正為“行政院長”。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次年11月，蔣經國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實際控制臺灣地區的黨軍政大權。從1978年開始，蔣經國兩次當選為第六任和第七任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在任期間，推行“革新保臺”的政策，緊抓經濟發展，提出“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的“三化”方針，締造后來臺灣經濟發展的奇跡。政治上，蔣經國解除戒嚴、取消黨禁，開放臺灣民眾回大陸探親，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民主“憲政”局面。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病逝世，終年79歲。

當代學者汪朝光認為，蔣經國主政臺灣后，能夠把握世界經濟的發展大勢，因利乘便，著重經濟和社會建設，推動臺灣省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并基本完成了臺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蔣經國當政的后期，能夠體察大勢，開放大陸探親，緩和兩岸關系，解除戒嚴，革新政治，開啟了臺灣結束獨裁威權統治的進程。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10年4月27日，蔣經國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區溪口鎮。他的父親是蔣介石，母親是毛福梅。1916年，蔣經國進入本鎮武山小學讀書，父親蔣介石常年在外，但對兒子的教育很關心，拜托塾師顧清廉對蔣經國嚴格教授。1921年7月，蔣經國在父親的安排下，轉入奉化縣龍津學校就讀。同年，蔣介石為了兒子的成長，決心讓他到上海去求學。1922年3月，蔣經國告別母親，離開家鄉，從寧波市乘船來到上海市，進入上海市實驗小學（今上海市實驗小學），插班四年級讀書。

1925年畢業后，蔣經國升入上海市浦東中學。同年5月，上海爆發反帝愛國運動——五卅運動，民情激憤。蔣經國作為浦東中學的學生代表，先后四次參加示威活動，抵制洋貨。蔣經國的行為，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最終把他開除學籍。蔣介石得知后，將兒子送往北京，托付給在北京辦學的中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到了北京才三個月，蔣經國又因為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被警察逮捕，關了半個月，才在吳稚暉的保釋下出獄。出獄后，蔣經國向在廣州市的父親提出想去蘇聯留學的想法。

留學蘇聯

1925年10月，蔣經國與其他國民黨將領之子馮洪國、于秀芝等，在國民黨代表邵力子的率領下，從廣州乘船出發前往蘇聯莫斯科。同年11月，抵達莫斯科后，蔣經國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為了保密，蔣經國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在此期間，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又先后擔任學生俱樂部主席兼政治委員會主席、中大少共宣傳部印刷委員、學校墻報《紅墻》的編委等，對蘇聯革命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多次參與同校列夫·托洛茨基派激進學員的集會活動。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國內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消息傳到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們驚愕不已，他們燒毀蔣介石肖像，貼出標語怒斥蔣介石的暴行。蔣經國陷入尷尬的困境，并發表聲明指責蔣介石叛變革命，在經歷了痛苦的煎熬后，他毅然宣布與父親蔣介石斷絕父子關系。同年6月，蔣經國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隨即參加蘇聯紅軍，被編入紅軍第一師。1928年9月，蔣經國進入蘇聯工農紅軍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學習。不久，他牽連進“江浙同學會”一案，遭到蘇聯方面逮捕。“江浙同學會”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蔣經國被誣陷為集團頭目之一，遭到了蘇聯政治保衛部門的拘押審查，并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后來經查此事為子虛烏有，蔣經國恢復了名譽。

1930年2月，蔣經國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候補黨員。同年5月，經過三年的深造，他從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畢業，后來被分配到莫斯科郊區的狄納莫電氣廠實習，同時在莫斯科國際列寧學校進修。第二年冬天，他參加農村工作隊，來到莫斯科郊區的石可夫村參加勞動鍛煉。1932年10月，蔣經國回到莫斯科，又被分配到阿爾泰共和國的礦區從事繁重的工作。1933年3月，蔣經國被安排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先后擔任申述信訪部辦事員、技工、第一機械廠車間副主任、機械廠廠報《重工業機械建設》報執行主編。蔣經國曾從暴徒手中拯救芬娜·瓦赫列娃（中文名蔣方良），兩人因而結緣，并于1935年3月登記結婚。1936年12月，蔣經國正式轉為蘇聯共產黨員，后來還當選為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市奧爾忠尼啟則區的蘇維埃代表。期間，蔣介石一直在為安排蔣經國回國而與蘇聯方面多次交涉。

主政贛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蔣經國得知事變爆發和最后的和平解決后，壯膽給共產國際總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寫信，正式提出回國的要求。不久，蔣經國被通知前往莫斯科，見到了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在蔣廷黻的安排之下，1937年2月，斯大林根據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安排蔣經國帶著家人及隨身物品前往莫斯科，轉達蘇聯政府同意讓蔣經國回國的決定。3月25日，蔣經國辦妥回國手續，乘坐火車離開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改乘海輪，直抵上海市。隨后，蔣介石派人將蔣經國接到杭州市居住，父子團聚。由于蔣經國中文荒疏，文言文水平極差，蔣介石要求他回溪口老家讀古書，練習漢字。

1937年7月，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經國難以在老家溪口安心讀書了。1938年1月，蔣介石安排蔣經國和妻兒遷往江西南昌居住。不久，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后來又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總隊長、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同年7月，在父親蔣介石的召喚下前往武漢，并加入中國國民黨。1939年3月，日軍逼近南昌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令新兵督練處遷至贛州市。蔣經國本人則被調往重慶市，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訓練結束后，蔣經國受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查專員，兼保安司令，后又兼任贛縣區縣長、廣州傷兵管理分處少將處長等職。

蔣經國主政贛南期間，在當地除暴安良，掃除社會不良習氣，嚴禁煙賭娼。1940年1月27日，蔣經國邀請各界人士舉行春節座談會，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州市”的主張，計劃在三年內達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五有”目標。4月中旬，蔣經國分別召集地方士紳、縣府公務員及各區區長、新聞界人士、農業機關負責人等舉行座談，提出三年建設計劃，宣傳“建設新贛南”的理想。此外，蔣經國對商業實行嚴厲的統制政策，成立“平價委員會”，懲辦不良商人，平抑物價。1943年8月，蔣經國又提出五年建設計劃，在行政會議上還通過“各縣各級學校普遍實施公費入學”、“成立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推行人民義務勞動力”及“耕者有其田”等提案。但是1943年底，蔣經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重慶，他“建設新贛南”的計劃也隨之走到盡頭。

重慶練兵

蔣經國在贛州市主政期間，培養了一批得力干部。早在1939年，蔣經國就擔任三青團江西支團干事長，隨即籌辦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干部訓練班，此外還舉辦各種學習班、訓練班、講習會。1943年3月，蔣經國率領江西省代表團參加三青團在重慶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在會上提議擴大干部訓練班，成立青年干部學校，大量培養青年干部。蔣介石對此十分重視，有意讓蔣經國的工作重點轉向青年培訓。在蔣介石侍從室人員李維果的建議下，會議擬任命蔣經國被為中央干部學校教育長。7月5日，蔣經國上書蔣介石提出創辦中央干校的方案，得到蔣介石的認可。中央干校籌備委員會成立，蔣經國擔任主任委員。同年12月，蔣經國正式就任教育長一職，從贛州市來到重慶，開始中央干校籌備工作。1944年5月，中央干校在重慶浮圖關正式成立。蔣經國全力以赴，招聘教師、安排課程、新生訓練、生活管理、成績考核等等，全都身體力行。9月，蔣經國從贛州又帶了一批干部到重慶市，在中央干校又辦起了轉修部，招收高中學歷的青年入學，專門訓練各部門的專業干部。這些學員后來進入三青團或者青年軍，成為蔣經國手底下的重要干部，被稱為“中央干校系”。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急轉直下，1944年10月，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青從軍。半年時間，應征入伍的青年達到十二萬人，經過甄別后，最終有八萬六千多人實際報到入營，被編成九個師，稱為青年遠征軍，陳誠擔任總司令，蔣經國出任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吸收蘇聯的建軍經驗，對青年遠征軍強化思想訓練。蔣經國實際成為青年軍的指揮者，后來在軍隊中形成了一個擁戴他的“青年軍系”。抗戰結束后，組建青年軍的必要性不復存在，大批青年軍面臨復員。1946年2月，蔣介石成立青年軍復員委員會，陳誠任主任委員，蔣經國任副主任委員。同年4月，青年軍復員委員會改名為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后又改為國防部預備干部局，蔣經國擔任局長，他又特設青年軍管訓處，繼續管理分部在各地的青年軍復員軍人。

對蘇交涉

1945年6月，蔣經國辭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查專員兼保安司令，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隨同中國國民黨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訪問蘇聯，與約瑟夫·斯大林、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宋子文與斯大林舉行過五次會談，蔣經國至少出席了其中兩次。根據蔣介石的指示，蔣經國與斯大林舉行過一次單獨密談。7月8日，蔣經國在《上父親函》中匯報當日與蘇方會談結果，其中包括兩點：其一，蘇方認為斯大林堅持外蒙獨立是為求中蘇問題之徹底解決與戰時及戰后之誠懇合作；其二，協定成立后，蘇方決將幫助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鞏固其政權。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為接收東北地區，派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蔣經國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1945年10月10日，熊式輝與蔣經國離開重慶市北上抵達長春市。此前美國軍隊于9月13日在中國青島登陸，引起蘇聯警惕。蔣經國提出，準許中國國民黨軍隊由旅順、大連市登陸并接收東北，蘇聯以大連是商港、旅順為自由貿易港為借口拒絕其要求。進駐東北的蘇聯軍隊總司令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建議國民黨軍隊在葫蘆島市登陸，但當美國軍艦運送國民黨軍隊開到葫蘆島時，中共軍隊也已占領該島。馬林諾夫斯基答應國民黨官員接管各地地方政府，蔣經國請求蘇聯準予借用汽車、飛機，遭到拒絕。關于東北地區問題的外交周旋毫無進展，讓蔣經國痛苦不堪。

得知蔣經國與蘇聯的交涉并不順利，蔣介石不得不召集國民黨高層商量對策。12月初，蔣經國在長春市與蘇聯代表馬利諾夫斯基等人繼續開展會談，雙方達成諒解，并確認了接收東北的計劃，以及蘇聯軍隊撤退的時間。1945年12月底，蔣介石又派遣蔣經國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與約瑟夫·斯大林探討中蘇關系的根本問題。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3日，蔣經國與蘇聯方面先后進行兩次會談，分別討論國共、中美、中蘇關系、東北地區問題、以及對蔣介石在國內施行政策的評價等話題。蔣經國回到重慶市后，向蔣介石詳細匯報了雙方會談的經過。然而，蔣經國爭取與蘇聯和解、合作的主張引起中國國民黨高層人士的抨擊。1946年2月2日，在CC派的策劃、鼓動下，全國若干城市爆發了大規模“反蘇”大游行。1946年5月，蔣介石拒絕約瑟夫·斯大林邀請其訪問蘇聯的請求，標志著此前蔣經國與斯大林會談取得的共識或成果不復存在。

整頓上海

蔣經國從東北歸來不久，又把精力放在了團務工作和青年培訓上，以擴大自己在青年中的影響力。1947年9月，蔣介石宣布對三青團改組，實行黨團合并，蔣經國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但是失去了三青團的地盤，難有作為。1948年1月，蔣經國在蔣介石的首肯下，開辦“實驗綏靖區干部培訓班”，集訓大批三青團的干部，以及部分青年軍復員人員。1948年4月，蔣經國秘密組建“鐵血救國會”和“中正學社”，繼續培植個人勢力，為他在后來上海“打虎”奠定基礎。內戰形勢急轉直下，國統區內物價飛漲，商業凋敝，經濟混亂，加之中國國民黨內部腐敗橫行，蔣介石為此頭痛不已，責令財政部長王云五擬定幣制改革方案。

8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加強經濟管控，嚴厲打擊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商人，將全國各地物價凍結在8月19日，史稱“8·19防線”。8月21日，蔣介石任命俞鴻鈞、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8月20日，蔣經國趕往上海市，在上海中央銀行設立辦公處，隨即將安徽合肥第二建大隊和唐山市第六戡建大隊調往上海，作為自己在上海“打虎”的骨干力量，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并在記者會上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豪言。與此同時，他給上海的商人下達最后通牒，規勸商界配合經濟管制。8月28日，蔣經國逮捕不良商人陶啟明、杜維屏。陶啟明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機要秘書，杜維屏是青幫頭目杜月笙之子。此后，不良商人張亞民、戚再玉、戴銘禮、王春哲等也被捕，上海市的物價趨于穩定，“打虎”行動初見成效。

與此同時，投機商人在本地官員的暗中支持下借口減工，收買無業游民搶購日用品，造成貨品短缺，物價隨即重新波動，上海市民紛紛加入搶購風潮。9月30日，蔣經國召集上海工商業代表開會，杜月笙要求蔣查處“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家族的揚子公司。10月7日，蔣經國下令搜查揚子公司上海總部，并查封該公司的所有倉庫。揚子公司被查，揚子公司董事長孔令侃（孔祥熙長子）向宋美齡哭訴。在宋美齡的干涉下，蔣介石親自來上海市，面渝蔣經國。最終，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孔令侃在象征性地交出了6000萬美元的保證金后，被送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消息一出，上海物價急劇波動，經濟管制頓時陷入僵局。11月2日，上海的市場限價被迫放開，蔣經國以鐵腕維持了七十多天的“8·19防線”土崩瓦解，蔣經國辭去經濟督導員的職務。

撤往臺灣

1948年底，中國國民黨政權在軍事上遭遇慘敗，幣制改革和經濟管制失效，社會動蕩不安。風雨飄搖之際，桂系李宗仁逼迫蔣介石下野，試圖與中共方面和談，以緩和局勢。在此背景下，蔣介石開始謀劃遷臺事宜。 12月29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蔣經國為省黨部主任委員。蔣經國的秘密任務，是協助國家銀行行長俞鴻鈞等人將存在上海市的國庫黃金運往臺灣。按照國民黨當局的官方數字顯示，從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底，國民黨前后運往臺灣的國庫黃金總計達2949970.279兩，蔣經國在運送黃金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這部分黃金為中國國民黨遷臺后的經濟穩定和臺灣本地的經濟建設，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第二天，蔣經國陪同父親蔣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鎮老家，蔣經國在溪口停留93天，始終伴隨蔣介石左右，負責陪同蔣介石走親訪友、游覽山水，執行各種使命，并接送各路前來拜會蔣介石的黨政軍要員。4月24日，蔣經國安排妻子、兒女等飛往臺灣。隨后，蔣氏父子乘船前往上海市，視察戰況，督促緊急處置黃金及物資等疏散事宜。5月26日，蔣氏父子一同飛抵高雄市。蔣介石遷臺后，仍牽掛大陸戰事，自1949年7月初到12月底，蔣介石前后有12次前往大陸，所到之處有福州市、廈門市、廣州市、定海、重慶市、成都市、昆明市等地，接見軍政要人，舉行軍政會議，蔣經國形影不離地跟隨身旁，直到12月10日，蔣氏父子最終從成都撤離，返回臺北。

漸次掌權

蔣介石雖然名義上下野，但實際上仍舊掌握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他下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改造。期間，蔣經國就黨政干部的組訓和任用，向蔣介石提出許多建議，涉及重建國民黨組織、臺灣省行政主管和干部任免、整合情報特務機構等黨、政、軍、特各方面，其中許多被蔣介石采納。早在1949年年中，蔣介石就指定蔣經國與陳立夫、陳誠等人負責擬就《本黨改造方案》，隨后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非常委員會”，并通過《本黨改造案》與《改造綱要及實施程序》。同年8月，蔣介石在臺北市草山設置總裁辦公室，下設九組一會，其中第一組分掌黨務政治及黨政關系事項，以谷正綱為組長，蔣經國為副組長，蔣經國具體負責操縱國民黨改造運動。

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灣復“總統”職，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蔣經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重點是重新建立軍隊的政治工作，以加強對軍隊的整頓和控制。為了革除積弊，整頓隊伍，蔣經國對軍隊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同年7月，蔣介石根據《本黨改造案》成立陳誠、蔣經國等16人組成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排除中國國民黨元老并打擊CC系，國民黨黨務由CC系轉向蔣經國主導。蔣經國逐步掌權后，國民黨又經過兩年又三個月的改造，削弱了CC派、財經系、政學系、黃埔系等派系勢力，在強化蔣介石獨裁權力同時，蔣經國的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逐漸與陳誠躋身國民黨最高權力核心。

國民黨敗退臺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兩大特務系統隨之覆滅，蔣介石籌謀在臺灣重建特務機構，把整合情報特務系統的重任交給蔣經國。在1950年3月復行視事后，蔣介石建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交由蔣經國負責。蔣經國隨即開始整頓臺灣情報系統，將原中統情報人員編入改造委員會中央第六組，原軍統改組為“國防情報局”。新的情報特務機構定期向“總政治部”，以及后來組建的“國家安全會議”報告，接受督導。整合后的情報機構在蔣經國的指揮下，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插手臺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等各個領域，偵查破獲中共地下活動案件。無論中共地下黨員、異議分子或“臺獨”分子，往往不經司法程序，直接送軍法處理。自1949年至1987年官方宣布抓捕人數29407人，槍斃者約4500人，其中大量進步人士和無辜知識分子蒙冤。

1952年4月，為了加強對青年的領導組織工作，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蔣經國籌備組織“救國團”。同年10月31日，“救國團”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擔任團長，蔣經國則出任總團部主任。“救國團”致力于培養青年干部，在大中院校中對學生進行軍訓，并從事意識形態宣傳工作。“救國團”加強對青年群體控制的同時，也為臺灣青年政治精英建立了一條進入黨政系統的便捷管道，構筑了蔣經國個人的政治班底。1949年前后，共有60多萬國民黨官兵撤退至臺灣，退役官兵的安置問題逐漸浮上水面。1954年11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簡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實際負責退役官兵的安置工作。

逐步接班

中國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初，蔣介石就開始讓蔣經國先后插手黨、政、軍、團各項事務，完成在各重要部門歷練，蔣經國先后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退輔會”主任委員及“國防部”副部長，培植自己的勢力。與此同時，蔣介石先后逼走陳立夫，驅逐吳國禎，囚禁孫立人，撤換陳誠“行政院長”職務，禁錮次子蔣緯國仕途等，都是在為蔣經國的接班掃除障礙。蔣經國也沒有辜負蔣介石的厚望，從1950年開始介入軍隊的政治工作，后又在臺灣重建特務系統，主管情報工作，接著創辦“救國團”，培訓青年干部，安置老兵等事宜，無不處理得有聲有色，讓蔣介石感到很滿意。1954年9月，蔣經國調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次年2月，他到大陳島執行“金剛計劃”，組織軍民撤退到金門縣。隨后，蔣經國又創辦“榮民醫院”“榮民之家”、農場和工廠等數十個附屬事業機構，解決退役官兵就業、就醫、就養、就學等問題，為自己在軍政兩界積累了大量的聲望。

1956年5月，蔣經國轉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后又承擔中部橫貫公路的鉆探建設工作。1958年7月，蔣經國當選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同年解放軍炮擊大小金門島，蔣經國親自前往金門、馬祖等一線巡視，得到前線官兵認可與擁護。1963年9月，蔣經國以“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份訪美，受到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接見。1964年3月，蔣經國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輔佐“部長”俞大維，正式介入臺灣地區的軍務，隨即在軍中開展“勿忘在莒”運動。1965年1月，蔣介石正式頒布命令，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長”，使其實際掌握臺灣軍權，為權力交接奠定基礎。兩年后，蔣經國出任“安全會議”秘書長兼“安委會”主任委員。

1969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蔣介石充分利用這次會議來為蔣經國接班鋪平道路。新一屆的中央委員多為新生代干部，又大都是蔣經國的嫡系親信，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同年6月，嚴家淦在“行政院”改組時，任命蔣經國為“行政副院長”，主持“財政經濟金融會報”，負擔起政軍財文的重任。9月16日，蔣介石回陽明山官邸的路上出車禍，雖未造成身體的嚴重損傷，但因其年歲已高，連病帶驚，此后健康狀況急劇惡化。蔣介石在病中寫下遺囑，要求以嚴家淦繼任臺灣當局領導人，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執掌軍政實權。1972年5月20日，蔣介石提名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同年6月，蔣經國正式就任“行政院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1976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推舉蔣經國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當時的政治格局是，嚴家淦繼任臺灣當局領導人，不掌實權，蔣經國身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與“行政院長”之職，實際控制臺灣地區的黨軍政大權，人稱“蔣嚴體制”，持續約三年時間。1977年12月，嚴家淦請辭臺灣當局領導人。1978年1月，國民黨中常會舉行會議，會議決議，建議提名蔣經國為臺灣地區第六任領導人。2月19日，“國民大會”一屆六次會議在臺北市召開，蔣經國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臺灣地區領導人，謝東閔當選為第六任臺灣地區副領導人。蔣經國上臺后，隨即著手組建“行政院”執政班子，提名孫運璇出任“行政院長”。此后在孫運璇的輔佐下，蔣經國緊抓經濟，提出“十二項建設”計劃，涵蓋農業現代化、城鎮開發和文化建設等諸多方面，歷時六年完成。

主政臺灣

蔣經國上臺不久，就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美國與臺灣當局的關系即將走向終結。從1970年初加拿大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到1971年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再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在西方世界引起“外交”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在電視上宣讀中美建交聯合公報：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當天夜里，當美國“大使”把這一消息告知蔣經國，他當場表示“強烈抗議”。為了應對美臺“斷交”的嚴峻形勢，蔣經國被迫采取緊急措施，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美國與臺灣當局就此事產生爭執，雙方先后經過兩次會談，最終在1979年4月，卡特簽署了參眾議院通過的“臺灣關系法”，以"國內法"的形式來確保美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特殊關系。

自中國國民黨遷臺后，海峽兩岸長期處于緊張敵對狀態。中美建交，為海峽兩岸關系走向緩和提供了契機。在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的主導下，大陸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口號。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率先向臺灣當局提出了商討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兩岸三通”（通郵、通航、通商），擴大兩岸交流的建議。1981年4月，蔣經國在國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連任主席。同年10月，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蔣經國再次表示和談是戰爭的另一種手段，國共兩黨沒有和談的可能。蔣經國始終秉持蔣介石的遺志，對大陸的友好態度回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令國人嘆息。

1984年3月，“國民大會”一屆七次會議召開，蔣經國再次當選為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當選為臺灣地區副領導人。不久，蔣經國任命俞國華為“行政院長”，又任命其弟蔣緯國為“國防部”聯合作戰訓練班主任兼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蔣經國主政臺灣后，一直在積極謀求推行“憲政”，推進經濟發展。同年11月，蔣經國主持財經會議，對于“行政院”此前提出的“三中心一區”（即世界貿易中心，倉儲和轉運中心、海外金融服務中心和綜合自由貿易區），要求妥慎擬定未來建設計劃，把“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作為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三化”方針的貫徹，使得臺灣經濟逐漸走向全面轉型，促進了新的發展。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取得的成就傳揚到海外，臺灣民眾民心思變，要求當局改變僵化的“三不政策”。從1984年發生的“江南命案”，再到波及萬家的“十信弊案”，以及1986年5月發生的“華航事件”，都讓臺灣民眾對“三不政策”感到不滿。輿論導向下，蔣經國在1986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以黨的革新來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不久，中常委推選嚴家淦等十二人組成“革新小組”，“革新小組”隨即正式提出六項議題，即“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法治化”、“革新黨務”、調整各項政策。同年10月，蔣經國主場中常會，一致通過十二位中常委設計的兩項政治革新議案，即解除臺灣地區戒嚴令、取消黨禁。兩項議案的通過，打破了臺灣地區三十多年來中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民主“憲政”局面。

此外，蔣經國又在1987年5月讓英文秘書馬英九等人研究提出開放大陸探親可行性方案，并于同年10月15日宣布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具體辦法，結束兩岸人員禁止交往的歷史。1987年11月，蔣經國接受臺灣《天下》和《遠見》雜志的采訪，回答了人們關心的一些問題。

驟然病逝

蔣經國很早就被發現患有Ⅱ型糖尿病，由于飲食的失控，病情到了七十年代就有惡化的傾向，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日益嚴重，導致身體明顯衰退，臉部浮腫，行動不便，左眼視網膜出血等并發癥狀。1982年2月，蔣經國因眼部開刀手術，此后為控制眼睛內部發炎而服用類膽固醇，又對胃部造成傷害，導致經常出現嘔吐。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他的病情更加惡化，長期的糖尿病影響末梢神經，造成行動不便。在兒子蔣孝勇的勸說下，蔣經國這才同意坐輪椅出席公開活動，到了后來就再也離不開輪椅了。1988年1月13日上午，蔣經國感到身體不適，出現惡心想吐的現象；到了下午1時55分，他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發休克及心臟、急性呼吸衰竭。經過醫療手術搶救無效，當天下午3時55分，蔣經國逝世。

施政舉措

政治

蔣經國執政后期，伴隨著臺灣經濟的高速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強烈要求政治改革，解除戒嚴體制，廢除黨禁、報禁，回歸民主“憲政”。由于公權力腐敗濫用，臺灣社會的公信力日益破損，民眾認同危機的根源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僵化、保守的政治制度，已不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民眾主張在現行體制內，逐漸推進政治變革，減少負面影響。民心向背，直接關系到臺灣當局統治的命運，蔣經國在1986年初，就開始讓一些中樞要員籌謀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蔣經國在同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發表《邁向勝利的新歷程》致辭，又在會后提出：“不斷地自我檢討，發掘缺點，并以魄力，擔當和勇氣面對現實，作必要的改革。”蔣經國晚年強推政治革新，主要集中為：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探親以及開放報禁。

開放黨禁

自中國國民黨遷臺以來，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黨外勢力”就一直存在，但受限于黨禁政策，不能另行組黨。1960年，雷震等人因籌組中國民主促進會而獲罪入獄。1979年12月，臺灣《美麗島》雜志聚集民眾游行示威，遭到當局鎮壓，逮捕多人，由此釀成“美麗島事件”，也與黨禁政策有關。《美麗島》事件擴大了“黨外勢力”的政治影響，其政治主張和思想獲得社會進一步認識，輿論呼吁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黨禁未解除之時，突然宣布建黨成立。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0月7日，蔣經國宣布，民進黨如果符合承認“憲法”、“反共”、不得從事“臺獨”運動的三個條件，國民黨將容許其成立，即默認了民進黨成立的事實。1987年7月，蔣經國正式宣布解除戒嚴，黨禁也由此解除，開啟往后臺灣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

解除戒嚴

所謂“解除戒嚴”，是指解除《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它是臺灣全省處于“戰時動員狀態”時頒布實施的一種軍事戒嚴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臺灣人民的各種正常權利受到限制。在1986年10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就通過“解除戒嚴”的提案，但是要先制定“國安法”的實施細則，解除戒嚴才能實現。“行政院”有關部門為制定這部法令，反復研究商討，遷延時日，引起臺灣民眾不滿，甚至引發示威游行。1987年7月，“行政院”再一次開會討論“國安法”，沒有通過。蔣經國聞訊立即召來“行政院長”俞國華，要他馬上把“國安法”實施細則和“解嚴案”通過，并表示“絕不準拖延”。俞國華只得遵令，在當天召開了第二次院會，完成程序。7月15日，蔣經國簽署命令，宣布即日起臺灣地區解除戒嚴。至此，在臺灣實行了38年之久的戒嚴令正式被解除，臺灣社會進入了全面轉型時期。

開放探親

1949年前后，有二百萬之眾的大陸人來到臺灣。中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在1964年去世前寫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的詩句，引發上百萬大陸籍人士的認親歸宗的思潮。到1987年，一些退伍老兵和國民黨老人紛紛自發組織各種自救團體，向當局發出返鄉探親的呼吁。對民情頗為體察的蔣經國，意識到開放臺灣省民眾赴大陸探親已是勢在必行。同年10月，在蔣經國的授意下，國民黨中常會召開會議，通過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議案。“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除現役軍人及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均可于11月2日起向紅十字會登記赴大陸探親。臺灣各地隨之出現探親熱，并迅速興起觀光熱、考察熱、通商熱等。大陸也相應出現臺灣熱，兩岸關系迅速升溫，隔絕近四十年的海峽兩岸終于走向緩和與交流。

開放報禁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施報禁的法律根據是《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細則》。1987年2月5日，蔣經國授意“行政院長”俞國華指示新聞局，研究并制訂辦法，開放報禁。12月1日，新聞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解除報禁。根據報業同行的協議，報紙每日出版的張數上限為對開6大張，下限為對開1大張。解除報禁、增加版面、取消民眾辦報的限制，給言論自由帶來新的空間。民眾可以自由表達言論，思想得到解放。

經濟

臺灣地區的經濟從1953年開始，陸續實施了五期的“四年計劃”，完成了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工業生產向現代化的轉變。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后，主持制訂了1973年到1976年的第六個四年計劃，重點是促進重工業發展。

然而由于基礎建設落后，加上世界性經濟危機影響，使臺灣經濟遭遇困難。1973年12月，蔣經國宣布在五年內完成九大建設，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花蓮縣到蘇澳的北回線、臺中港、蘇澳港、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核能發電廠、高雄鋼鐵廠、高雄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1974年9月，蔣經國又提出建設核能發電廠，以上共十項建設。由于“十大建設”所需經費龐大，可能拖垮財政，因此這一決策受到中國國民黨內外許多人的質疑。在巨大壓力下，蔣經國提出“今天不做，明天將會后悔”，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將“十大建設”完成。到1978年“十大建設”陸續竣工，為往后經濟發展奠定穩固基礎，帶動工業發達和商業進步的繁榮景象，創造出舉世聞名的臺灣經濟奇跡。

為求臺灣經濟的進一步開發，蔣經國在1978年決定開展十二項建設，其中一部分是“十項建設”的延續與開發，一部分是新開發的工程項目。十二項建設包括完成臺灣環島鐵路網，新建三條東西橫貫公路，延長高速公路到屏東市，擴建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工程，繼續興建核能發電廠，完成臺中港第二、三期工程，開發新市鎮，加速改善重要農田排水系統，修建海堤及河堤工程、拓建由屏東至鵝鼻道路為四星高級公路，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每一縣市建立文化中心。十二項建設規模宏大，而且涵蓋農業現代化、城鎮開發和文化建設等諸多方面，總投資達超過78億美元。十二項建歷時近六年，到1984年才宣告完成，使臺灣經濟邁上一個新臺階。得益于蔣經國執政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臺灣經濟進入高速穩定發展階段，成為具有代表性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外交”

蔣介石逝世后，為擺脫“外交”上的困境，蔣經國采取了較為靈活的政策，即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施“草根外交”和“實質外交”。“草根外交”指臺灣當局努力加強與美國各州和聯邦參眾議員的關系，通過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與美國各州之間建立“姊妹市”“姊妹會”，邀請許多美國州長、議會領導人訪臺。“實質外交”指臺灣當局采取變通方式，以各種名義派駐相關人員，以維系與當地國之間的實質關系，及處理經濟、貿易、文化、旅游等事務。此外，臺灣當局雖然退出聯合國，但仍保留了不少國際組織的會員身份，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同時鼓勵民間組織積極參加各種民間國際組織會議和活動，以加強國際合作，拓展對外關系。

人物評價

當代學者嚴如平在其所著《蔣經國傳》中評價：蔣經國是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一生波瀾起伏，他大多數歲月聽命于蔣介石，為了維持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而不遺余力。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在臺灣發展經濟、惠及民生，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取消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開創了“憲政民主”的局面。

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評：蔣經國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對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近代歷史學家曹聚仁在《蔣經國論》中評價：蔣經國具有悲劇性格，優柔寡斷，不擅長居敬存誠的傳統道德觀念，也不善于權術，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與官僚主義產生了融合。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評價認為，蔣經國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代表，對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進行了限制，對他的政治手段表示批評。

當代學者汪朝光在《蔣經國傳》一書序言中評價：蔣經國實際在臺灣主政之后，能夠把握世界經濟的發展大勢，因利乘便，著重經濟和社會建設，推動臺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并基本完成了臺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蔣經國當政的后期，能夠體察大勢，開放大陸探親，緩和兩岸關系，解除戒嚴，革新政治，開啟了臺灣結束獨裁威權統治的進程。

主要著述

人物關系

后世紀念

蔣經國故居

蔣氏故居位于寧波市奉化區溪口鎮。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為蔣介石與蔣經國的出生地，蔣經國自蘇聯返回國內后的1937年到1939年期間居住于小洋房。

留東同學會會址位于江蘇省玄武區玄武湖公園翠洲南部的翠虹廳，1935年由留東同學會（留日陸海空軍同學會）會員籌資興建作為會址，曾為蔣經國住宅，現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贛州市蔣經國舊居位于江西章貢區建國路，蔣經國自1939年到1945年期間，曾長期在這里居住。故居是1940年蔣經國主持興建的仿俄式磚木結構建筑，面積為170多平方米，平面呈"凸"字形，魚鱗板墻，板瓦屋面，該建筑保存完好，現為贛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上海市逸村2號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610弄2號，上海圖書館對面，蔣經國在1948年擔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副專員期間，曾在這里居住，現為私人住宅，不對外開放，作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受到保護。

杭州市蔣經國舊居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區石山南麓石函路6號，建筑始建于1931年，占地約400平方米，由主副兩棟樓組成，是西式磚木別墅，緊鄰西湖。蔣經國曾于1948年10月至11月期間，攜妻兒來杭州在此暫住一個月。現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

臺北市七海寓所位于中國臺灣臺北市圓山附近的大直北安路，是蔣經國官邸，建于上世紀60年代初，依山而建，是一座兩層高的鋼筋混凝土小樓，樓前有圓形回車花圃。因官邸警衛室代號為“七海”，所以稱為“七海寓所”。蔣經國從1969年搬到這里，居住了約20年，一直到1988年去世。

蔣經國紀念館

桃園市蔣經國紀念館位于臺灣桃園縣大溪鎮復興路一段1097號，原先是大溪游客中心，2012年整頓后重新設立為蔣經國紀念館，并結合大溪陵寢、復興賓館、慈湖陵寢、慈湖紀念雕塑公園等地標規劃為兩蔣文化園區。

金門縣蔣經國紀念館位于福建泉州市金門縣金寧鄉的金門國家公園，1989年為紀念蔣經國長期關懷金門縣發展修建，白墻紅瓦，為傳統四合院式建筑，其內展示了蔣經國歷次巡視金門之文物照片等，以及個人的言論著作，包括他使用過的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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