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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教廷是羅馬教宗（又稱教皇）為履行其對于整個天主教會至高無上、完整和直接的權力而設立的輔助機構。教廷設于梵蒂岡，首腦為教宗，下設國務院由國務卿主持。

羅馬教廷的出現首先與羅馬主教所牧職的羅馬教區自身的行政管理機構有關，由羅馬教區的主教公署發展而成。羅馬教廷的首腦為教皇，樞機團成員有選舉或被選舉為教皇的權利，分樞機主教、樞機神父、樞機執事三級，因皆穿紅衣，在中國通稱紅衣主教。11世紀發生了“教皇革命”，教宗神權高于世俗權力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到11世紀下半期，尤其是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執政時期，教會的中央集權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藤堡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掀起宗教改革運動。1588年1月22日，教皇斐理斯·佩雷蒂頒布詔書《永恒無限的》，從而啟動了對羅馬教廷的重組。17世紀后半葉，啟蒙運動思想中的反宗教因素在法國大革命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天主教會宗教組織被迫解散，政府代替羅馬羅馬教廷在最高意義上擁有了教會的管理權。1870年意大利統一羅馬，教宗由此失去一切世俗領地，為了表示對意大利政府的強烈抗議，教宗宣布自己為“梵蒂岡囚徒”。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本篤十五世在一戰時期積極減輕戰爭危害，保護平民百姓的生存。1929年，教皇庇護十一世與意大利簽訂《拉特蘭條約》，教宗對梵蒂岡城國的主權得到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繼任者庇護十二世成立了戰俘信息辦公機構并大力發展教會的戰時慈善事業。1962年10月11日，教宗約翰二十三世主持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會議歷時3年有余，掀起了羅馬天主教在當代世界的革新運動。2013年2月28日，本篤十六世因健康問題辭職，成為600年來第一位請辭的教宗。2022年3月，方濟各頒布教廷憲章《福音傳播》宣布教廷改革，對內部機構進行調整。

羅馬教廷以教皇的名義和權力，為促進整個天主教會的發展和服務于神圣牧職而履行其職責。羅馬教廷在機構設置上，包括1個國務院、16個部會、3個法院、6個財政機構、3個事務局、2個辯護律師團體以及若干與圣座有關的機構。

歷史沿革

起源

從歷史起源來看，羅馬教廷的出現首先與羅馬主教所牧職的羅馬教區自身的行政管理機構有關。其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漸形成一整套富有教會特色的管理制度及機構，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地方教會效仿。羅馬教區的行政管理萌芽由三個要素構成：七執事制的設立、公證員制度、保護人團體。除上述三個要素或三種行政管理職務的設立之外，從4世紀上半葉開始，羅馬教會出現了一種專門負責管理教會財產的機構。9世紀時期，羅馬教會內部出現了一新生事物——“拉特蘭宮”。這一名稱包含兩個意思：該宮殿為教皇的辦公地點、為教會政府中協助教宗處理教會事務的高級官員和普通官員重武器。在中世紀早期，還成立了特別的教宗金融機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宗座管理機構的發展，宗座官員的職業化問題被提上日程，于是便出現了專門培訓此類官員和辦事人員的學校。

中世紀時期

1054年東西教會大分裂后，羅馬主教府發展成為天主教會的領導機構。早期由教宗遴選羅馬教區的司鐸、執事（六品）和鄰近7個教區的主教組成樞機團，作為教宗重要的咨詢機構，下設小組，分工專職處理政教事務。9世紀后期到11世紀前期，羅馬教宗的權威處于歷史最低谷。10世紀也被稱為“黑暗世紀”，世俗權力主導著教會神職人員的任命，不僅教宗選舉要受羅馬本地貴族的干預，主教任命也同樣受到地方貴族的擺布。然而，11世紀發生了“教皇革命”，教宗神權高于世俗權力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教宗革命”受到克呂尼修道院改革運動的影響，該運動強調教會自治，認為貴族無權干涉修會事務，抨擊買賣神職的褻瀆行為，反對神職人員與名門望族聯姻，要求神職人員的任免只應出于信仰的考量，必須獲得羅馬教宗的任命。如此，羅馬教宗的威望得以提升，11世紀有幾任羅馬教宗都出自克呂尼修會。到11世紀下半期，尤其是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執政時期，教會的中央集權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隨著教會地位的顯著提升和中央集權化的持續加強，教會的中央行政機構——羅馬教廷也由此確立了其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特點，建立起了三種主要機構：樞機會議（concistoro）、宗座辦公室（uffici）和教會法庭（tribunali）。

第一位改革者是教宗利奧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直接改組了樞機主教團，選任自己信任的合格神職人員來擔任樞機主教，給予他們參與選舉教宗（羅馬主教）的權利。這項制度改革使得出身自西歐其他地區的神職人員也可能獲得選舉教宗權利，由此極大地削弱了羅馬本地貴族對教宗選舉的控制，使得教宗選舉具有較為廣泛的普世性，成為后世沿用的通制。此后，尼古拉二世教宗（1058—1061年在位）進一步推動教宗權力的上升。1059年，他發布了一條關于教宗選舉的著名諭令，規定教宗去世后，樞機主教團有考慮繼任教宗人選的優先權，在他們選出候選人之后，其他神職人員和平信徒才能投票表決。另外，教皇可以在任何地方選舉產生，包括羅馬古城之外，這項規定旨在防止地方勢力的干預。格列高利七世教宗（1073—1085年在位）即位后，頒布了著名的《教宗敕令》，確立了教宗對教會與世俗所有成員的所享有的絕對權威，不僅所有主教由教宗任免，所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必須服從教宗命令，而且教權及其管理體制也高于一切世俗政權。格里高利七世在位時期，神圣羅馬皇帝亨利四世為求得教宗寬恕，不得不步行前往卡諾薩覲見教宗。

11世紀成為教皇權力鼎盛的時期，盡管教權與王權的斗爭仍在繼續，但13世紀初，教宗權力重新恢復。1198年，教宗英諾森三世（1198—1216在位）提出，教權與君權的關系就像太陽與月亮的關系，君權必須服從教權，因為月亮只能從太陽獲得光亮。在他領導之下，1215年召開了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全面規范了教會體制和禮儀，使羅馬天主教成為一個成熟、系統、清晰而又全面的宗教體系，使西歐有了一個統一而又清晰的宗教身份。英諾森三世還通過組織裁判所對異端進行鎮壓、組織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來消解拜占庭和東部伊斯蘭教的勢力，通過制造這種席卷整個西歐的跨國跨族的迫害宗教“他者”的活動，進一步強化了西歐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內在關聯。

然而，13世紀末至14世紀，教皇權力開始受到世俗國家的挑戰。在法王菲利普四世（1285—1314）治下，法國的中央集權程度加深，開始就神職人員納稅問題挑戰教宗。1305年，教宗克勉五世登基，聽命于菲利普四世，并于1309年意大利政局動蕩之時把教廷遷往法國南部與意大利交界處的阿維農。法王實際上控制了羅馬教廷，之后的七任教宗都是法國人。1377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才終于把教廷遷回羅馬，在他去世之后發生了“西方分裂”，樞機主教團先后選舉出了兩位教宗，教廷分設在羅馬和阿維農，直接導致了歐洲天主教會內部的重大糾紛。這一局面直到1414年康斯坦茨大公會議召開才得以解決，于1415年11月選舉出唯一的馬丁五世。然而，此時民族主義潮流開始席卷歐洲，教皇權力再也無法高于世俗權力。

宗教改革時期

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藤堡發表《九十五條論綱》，邀請眾人就天主教出售贖罪券一事進行辯論，由此掀起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1520年1月，時任教宗利奧十世召開御前會議，反對《九十五條論綱》。1521年1月3日，羅馬教廷宣布開除路德教籍，在后來的沃爾姆斯議會上路德被定為“異端”。為反對宗教改革運動，維護天主教的地位，1545年，羅馬天主教會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蘭托召開會議，俗稱“特蘭托大公會議”。1563年12月4日，在經歷了一次會址變更、兩度被迫中斷和三個不同階段后，特蘭多大公會議步入尾聲。在閉幕式上，有6名樞機主教、3名宗主教、193名主教、7名修道院院長和7名托缽修會總會長在內的兩百余人出席，共同簽署了各項法令。1564年1月26日，庇護四世頒布詔書《應受贊美的天主》，批準法令通過。

1588年1月22日，教皇西克斯圖斯五世（Pope SixtusⅤ，1521-12-13～1590-08-27）頒布詔書《永恒無限的》（Immensa aeterni），將羅馬教廷的機構定型。西克斯圖五世設立15個部門，其中9個處理教會日常事務，6個負責管理教皇國，教廷機構始告形成。教宗權力按照君主制的模式建立，此后，樞機會議的作用逐步減少，擔任教宗外交代表或常駐羅馬，在各部擔任要職的樞機的權力則日益擴大。

啟蒙運動時期

17世紀后半葉開始，啟蒙運動的思潮攜帶者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懷疑主義、自然主義等元素從英國產生，席卷歐洲大陸并擴展至美洲。啟蒙運動拒絕權威與傳統，捍衛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各種人權，鼓勵用經驗方法進行科學研究，并將理性視為唯一合法的認識工具，許多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對天主教持強烈的反對態度。此時期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學術和知識水平，是天主教會現代化改革的早期典范。十八世紀末，天主教會面對的難題層出不窮，奧匈帝國皇帝試圖削弱天主教會在其帝國內的權力，終止教皇對其國家事務的任何干涉，并且認可所有宗教的合法性，甚至嘗試令教會處于國家的控制之下。啟蒙運動思想中潛在而極端的反宗教因素在法國大革命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1789年的大眾起義將宗教、教會和君主專制并列，視為陳舊的統治與不公社會根基，在動亂中，天主教會在法國的教產被充公，宗教組織被迫解散，政府代替羅馬羅馬教廷在最高意義上擁有了教會的管理權。

帝國主義時代

天主教會在1869年至1870年召開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開始探討其現代發展之途。所謂大公會議，是天主教會最高級的教務會議，也是教會的最高權威，會議因普法戰爭和意大利軍隊占領羅馬而被迫中斷。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軍撤出羅馬，意大利統一羅馬，羅馬被定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政府于1871年制定了《保障法》。根據該法案，政府保證教皇享有君主的各項特權，領有梵蒂岡、拉特蘭宮（theLateran）、安多爾福堡（CastelGandolfo）等使用權。但教宗由此失去了一切世俗領地，教皇國滅亡。為了表示對意大利政府的強烈抗議，教宗宣布自己為“梵蒂岡囚徒”，從此足不出梵蒂岡一步，完全過著自我禁閉的生活，并拒絕接受意大利政府給予的年金。同時，教宗還發表了著名的通諭《不允許》，禁止信徒作為候選人參加意政府競選及政治活動，違者受絕罰。其后的幾位繼任教皇也都繼承了這一做法。其“梵蒂岡囚徒”的身份直到庇護十一世登基之后才改變?！拌蟮賹簟睍r期從1870年一直延續至1929年。

兩次世界大戰時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本篤十五世臨危上任，在一戰時期積極減輕戰爭危害，并在戰爭中發展教會的傳教事業，成立戰俘辦公廳以收集和提供失蹤者和戰俘的資料，保護平民百姓的生存，并于1917年完成并頒布了《天主教法典》。1929年，教宗庇護十一世通過和意大利政治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進行交涉，簽訂了《拉特蘭條約》，教宗對梵蒂岡的主權得到承認，其設于羅馬古城內的某些機構享有外交豁免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的爆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從1938年開始接受納粹的種族主義使得簽訂《拉特蘭條約》解決羅馬問題的教皇庇護十一世悲憤離世，繼任者庇護十二世同樣無法阻止戰爭的到來，將精力用在減少戰爭的危害上，成立了戰俘信息辦公機構并大力發展教會的戰時慈善事業，保護了5000多名猶太人的生命。

二戰后改革

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約翰二十三世主持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第一階段會議從1962年10月11日持續到12月7日。大會針對《禮儀草案》《啟示淵源草案》《大眾傳播工具草案》《東方禮教會合一草案》和《教會草案》等先前籌備委員會草擬文獻進行了初步研討，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修改建議。

第二階段會議于1963年9～12月舉行，在此之后三個階段會議均由繼任保羅六世主持。在這個階段的會議上主教們圍繞著主教的職責以及主教與教皇的關系、教會的革新、基督教會合一、教會與現代世界四大主題進行了研討，并于12月4日通過《禮儀憲章》和《大眾傳播工具法令》。第三階段會議從1964年9月持續到11月，會議通過了《教會憲章》以及《東方公教會法令》和《大公會議法令》。同時，教宗明確宣布圣母瑪利亞為“教會慈母”。第四階段會議于1965年9～12月舉行，共通過三個宣言、兩個憲章以及六個法令。

梵二會議共通過4個憲章、9個法令、3個宣言，1965年12月8日，保羅六世在圣彼得廣場發表《告世界書》，宣告會議正式閉幕。梵二會議后，羅馬教廷成立了多個委員會，發表了一系列梵二會議文件，制定了各項改革細則。各教會機構、神學家、研究機構也持續發表訓導文獻和著述，進一步闡釋和豐富了梵二會議的思想體系。梵二會議掀起了羅馬天主教在當代世界的革新運動，其引導的神學建構趨向以及全面革新精神塑造了天主教會在當今世界的全新格局，并深刻影響著天主教會與世俗世界、其他宗教故信仰之間的互動關系。

1967年，保羅六世對教廷進行改革，但庇護十世時的基本結構沒有變。1984年，羅馬教廷與意大利之間的一項新的協定修改了早先條約的某些規定，其中包括天主教作為意大利國教的地位，這是1848年撒丁島王國法令賦予天主教的地位。1985年的全球樞機會議，專門商討教廷改革問題。若望·保祿二世在會上宣稱：“教廷的作用在于協助教皇溝通各地的主教”，但仍表示，在溝通過程中，有時需要對地方教會的教務作出“若干特別的指示或干預”，藉以維護教會的正統教義。會后成立了由6名樞機組成的委員會，將在精簡機構、實現教廷領導成員國際化，明確教廷各部的職權范圍和教區主教領導權的權限等方面，提出改革計劃。

21世紀時期

2009年1月1日，羅馬教廷稱“意大利的法律過于繁雜，而且欠缺穩定、時常和天主教教義相違背”，宣布廢除《拉特蘭條約》，自此不再自動采納意大利議會通過的法律。2013年2月28日，本篤十六世因健康問題辭職，成為600年來第一位請辭的教宗。之后合資格的115位樞機于同年3月12日進行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經過5輪投票后，樞機團于翌日選出意大利裔阿根廷人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戈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為新任教皇，名號為“方濟各”，之后于同月19日在梵蒂岡圣伯多祿大殿舉行的教宗就職儀式后正式成為第266任教宗。

在當選教宗之初的2013年4月13日，方濟各就正式宣布成立特別的樞機咨議會，以向教宗建言獻策，供教宗認為勢在必行的羅馬教廷機構改革提供充分的論證、方法和步驟，并最終促成新的宗座憲章及改革措施的出臺。樞機咨議會于當年9月8日正式成立，起初由9名樞機組成，俗稱C9；2018年底因人事變動縮減為6人，成為C6；2020年10月15日又調整為7人，被稱為C7。2022年3月，方濟各頒布教廷憲章《福音傳播》宣布教廷改革，對內部機構進行調整。原有的9個圣部和12個理事會，被一攬子合并、精簡為16個部會。根據新的宗座憲章，改革后的羅馬教廷在機構設置上，共包括：1個國務院、16個部會、3個法院、6個財政機構、3個事務局、2個辯護律師團體以及若干與圣座有關的機構。

地位

羅馬教廷是羅馬教宗（又稱教皇）為履行其對于整個天主教會至高無上、完整和直接的權力而設立的輔助機構。該機構以教宗的名義和權力，為促進整個天主教會的發展和服務于神圣牧職而履行其職責。

羅馬教廷作為天主教會的中央機關，具有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教宗既是羅馬教廷的領袖，又是梵蒂岡國的世俗統治者。

主要職責

根據1983年《教會法典》第360條的規定，羅馬教廷“是教宗通常用以處理普世教會事務者，即以教宗名義和權力任職，促進全教會的利益并為之服務，包含國務院或教宗事務院，教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圣部、法庭以及其他機構，其組織和權限皆由個別法律規定。如《教會法典》第360條所述，羅馬教廷乃對教皇負責、協助處理普世天主教會事物的最高行政機構。當其履行這一職責時，即以教皇的名義和權力行事。就此而言，教廷乃教宗履行其在訓誨、圣化、治理教會方面的三大最高權力的輔助機構。

組織結構

根據2022年頒布的宗座憲章，改革后的羅馬教廷在機構設置上，共包括：1個國務院、16個部會、3個法院、6個財政機構、3個事務局、2個辯護律師團體以及若干與圣座有關的機構。

教宗

教宗是羅馬教廷的首腦，集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權于一身。教宗自稱“使徒伯多祿的繼承人”，是世界各國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教宗之下設有樞機主教團。教宗由80歲以下樞機主教組成的教宗選舉團選舉產生，終身任職。截至2024年4月，梵樞機主教團人數為238人，其中教宗選舉團成員128人。新任教宗必須獲得2／3以上選票方能當選。教宗通過教宗委員會行使立法、行政權，通過宗教法庭行使司法權。

國務院

國務院由三個部門構成，一般事務部、各國關系部（俗稱“外交部”）和外交人員部。國務院是教皇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協助教宗行使職權，主管內政和外交事務，由樞機主教銜的國務卿領導。國務卿由教宗任命，管理梵蒂岡行政并掌管教宗樞密事務。截至2024年4月，國務卿為彼得羅·帕羅林，外長為保羅·理查德·加拉格爾。

部會

各部負責處理天主教的各種日常事務，各部一般由部長（Prefect）負責，下設秘書長（Secretary）和副秘書長（Under-Secretary）。

16個部會分別為：福傳部、信仰教義部、愛德服務部、東方教會部、神圣敬禮及圣事禮規部、冊封圣人部、主教部、圣職部、獻身生活和使徒生活團部、平信徒、家庭與生命部、跨宗教對話部、文化教育部、促進全人發展部、立法條文部和傳播部。

福傳部由教皇親自擔任部長，其排序直接超越信理部而位列各部會之首。福傳部下設兩個部門：“世界傳福音基本問題部門”和“首次傳福音與新特殊教會部門”，兩個部門的領導稱之為“代理部長”，均以教宗的名義和權威開展工作。

信理部由兩個下屬部門組成：（1）教義部；（2）教律部。兩個部門均由一名秘書長協助開展工作，以配合和協助該部部長在相關領域內履行職權。

愛德服務部，又名“宗座救濟事務局”，前身為“教宗愛德事務局”。2022年教廷改革前，“宗座救濟事務局”僅為附屬性羅馬教廷的“其他機構”之一，改革后，則被一躍提升為16個部會中的一個，而且還是地位躋身“前三”的部會，愛德服務部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初期教會時期。

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成立于2016年8月15日，方濟各采納樞機咨議會的提議，頒布自發敕令《殷勤的母親》，宣布正式成立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會，根據自發敕令的規定，自2016年9月1日起，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會將取代之前的圣座平信徒理事會和宗座家庭理事會。屆時，上述兩個理事會將停止運作并不復存在。

促進全人發展部成立于2016年8月16日，當日，教宗方濟各頒布自發敕令：《全人發展》，以此成立“促進全人發展部會”，以取代之前的4個圣座理事會：正義與和平理事會、一心理事會、移民與無定居者理事會，以及醫療人員牧靈理事會。新的部會已從2017年元旦起開始正式運作，與此同時，上述4個理事會亦隨之被撤銷。

傳播部成立較早，2015年6月27日方濟各以自發敕令形式頒布的宗座信函《當前的大眾傳播》成立傳播秘書處，2018年6月23日該秘書處升格為傳播部。

司法機構

司法機構包括宗座特赦法院、宗座親署最高法院和圣輪法院。

財政機構

羅馬教廷的財政機構共由6個部門組成，分別為：經濟理事會、經濟秘書處、宗座遺傳管理局、審計總署、保密事務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

經濟理事會

經濟理事會，2014年2月24日由教宗方濟各頒布自發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布成立。該理事會由15名對經濟管理有專業經驗的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來自全球教會的8位樞機或主教，以及7位平信徒專家，15名成員均由教皇親自任命，任期五年。經濟理事會可以被視為羅馬教廷財政部的管理部門。它負責監督經濟管理，并對羅馬教廷各部會、與圣座有關的機構，以及梵蒂岡的經濟結構、行政和財務活動進行監管。它不僅僅是經濟秘書處的咨詢機構，而且擁有自己的權威。

經濟秘書處

經濟秘書處，2014年2月24日由方濟各頒布自發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告成立。事實上相當于羅馬教廷的財政部或經濟部。其主要功能是負責執行羅馬教廷各部會、與圣座有關有的機構，以及梵蒂岡城國的經濟和預算控制政策。

宗座遺傳管理局

宗座遺傳管理局（APSA），1967年8月由保羅六世創建。為梵蒂岡的國家銀行，承擔著世界各國類似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它為梵蒂岡城國和圣座發揮著財政作用，并且須與世界各國其他中央銀行保持聯系。

審計總署

審計總署，2014年2月24日由方濟各頒布自發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布成立。該署受教皇之委托，對羅馬教廷各部會、與圣座相關之機構，以及梵蒂岡城國政府的經濟賬目進行審計。其主要職能包括：a）根據經濟理事會核可的年度審計計劃，負責審計列入上述綜合財務報表的個別教廷機構和辦事處以及與教廷有聯系或與教廷有關的機構的年度財務報表；b）年度審計計劃由審計長提交經濟理事會批準。

保密事務委員會

保密事務委員會，2020年6月由教宗通過頒布《公共采購法》宣告成立。該委員會的職責是：a）為教會或個人的更大利益而必須保密的任何法律、經濟或財務行為進行授權，并使其不受主管機構的審查和監督；b）對圣座根據法律要求保密的合同進行監督。

投資委員會

投資委員會，必須與經濟理事會和經濟秘書處共同合作，其職責在于負責根據教會的社會訓導保證圣座股權投資的道德性質，同時監測其盈利能力、適當性和風險程度。

事務局

事務局共由三個部門組成，分別為：教皇府、至高司祭禮儀慶典辦公室和神圣羅馬教會總務樞機。

辯護律師團體

辯護律師團體由兩個機構組成，分別為：羅馬教廷辯護律師登記處和圣座辯護團。在羅馬教廷登記的辯護律師，系服務于教廷司法機構的律師群體，由國務卿親自加以任命，任期五年，期滿后可續聘，但滿七十五歲即終止職務，也可因嚴重原因被解雇。

與圣座有關的機構

這部分機構在嚴格意義上不屬于羅馬教廷，且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但因其為教宗、羅馬教廷和普世教會提供必要且有益的服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與教廷息息相關。包括：梵蒂岡檔案館、梵蒂岡圖書館、圣伯多祿工廠、宗座考古委員會、宗座科學院、教會大學和學院質量評估和促進社、監管與金融信息管理局等。

圣統制

“圣統制”字面的意思是“圣的來源”或”神圣秩序”，因此是指教會內神職界的排序，這種排序又稱為神品。信徒們認為這種排序可追溯到耶穌。在實踐中，圣統制由下到上分別是執事、司鐸（神父）、主教和教皇。執事直接服從主教，主教是司祭職位的滿全，從圣事方面看，其等級并不從屬于教宗。教宗是主教團的首領，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宗作為羅馬主教繼承伯多祿的職位，掌管普世圣職服務。所有等級都需要與以教宗為首領的普世主教團所代表的普世教會的共融。

天主教會認為，主耶穌同圣伯多祿及其繼承人分享他的職權；宗徒與他們的繼承人分享他們的職權；司鐸及其司祭職繼承人在服務信眾團體和從主教接受的權威中分享他們的職權；執事這個由宗徒們設立的職位及其繼承人在服務主教中分享他們的職權。圣統制的發展經歷了從強調職權到強調服務的觀念轉變。梵二會議主張，主教是群眾的仆人（《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16節；《教會憲章》20：4節），他們自己要仿效基督（《教會憲章》27：3節）；司鐸也是一樣（《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12：6節；15：3節）；梵二會議把司祭的圣職看作與所有信者的司祭職相互關聯（《教會憲章》10：2節）。

除了這三種可追溯到新約的圣秩以外，天主教會還增加了其他職務，比如助祭﹑輔祭。她還發展了管轄權的等級體制：羅馬教廷、樞機團、教皇使節（legates）、教廷大使（nuncios）、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s）。

歷任教宗

參考資料

與中國關系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中國政府與羅馬教廷的關系一度比較緊張，主要爭議集中于“中國禮儀之爭”，即中國傳統的尊孔和祭祖的禮儀是否應當遵守，是否屬于迷信異端。中國政府堅持認為天主教應當遵循基督會利瑪竇規矩，即尊重中國禮儀不視中國的尊孔祭祖傳統為異端。而羅馬教廷（英諾森十世）于1645年發表了第一篇有關中國禮儀的禁令，禁止中國的天主教徒進行尊孔祭祖活動。由于羅馬教廷堅持禁止中國教徒行中國禮儀的立場，最終造成了清廷采取禁教政策，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也因此轉為非法的地下活動。

近代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而羅馬教廷在帝國主義的侵略過程中也扮演著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天主教的一些外國傳教士曾經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直接參與者和幫兇。羅馬教廷率先承認日本法西斯主義建立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并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大批教士來華后，有些為中國人民作了有益的工作，諸如教育平民、施醫救急、撫孤慈幼、賑濟災民、破除迷信、戒絕罌粟、禁賭廢娼、解放婦女等等。教育方面，教會大力興辦教會學校，著名者如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等。這些學校的設立，為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學術，引進西方新式教育體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無疑起了開先河的作用，其對幾千年的舊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沖擊力，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的成立后很長時間一段里，羅馬教廷不承認新中國，反對中國共產主義力量。為了長期控制中國教會，羅馬教廷操縱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徒，不準教徒參加愛國活動和任何進步組織，不準閱讀進步報刊，并以開除教籍相威脅。一些教會內部的敵對分子還充當間諜。在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期間，羅馬教廷在中國的使節黎培理在美國的幫助下，加緊從事顛覆人民共和國的活動。

1957年8月2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正式成立，將“愛國”作為“人民的神圣職責”和“天主的誡命”相統一，中國天主教會實行獨立自主。中國實現獨立自主辦教之后，與羅馬教廷之間聯系基本斷絕，而羅馬教廷則與臺灣當局保持著所謂的“外交關系”。但隨著國際環境的趨向緩和，使得中國與羅馬教廷之間逐漸破冰。

2001年10月24日，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發表一份聲明，希望中國寬恕羅馬天主教在中國所犯的“錯誤”，并希望促成羅馬教廷和北京市的關系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教宗的道歉表示接受，但表示與梵蒂岡建交的兩項原則依舊不可改變，即要求梵蒂岡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之前必須斷絕與臺灣的關系。

2018年中梵簽署關于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梵蒂岡可對中國教區主教人選表達意見。該協議使得中梵關系在70年來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10月2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說，22日，中國同梵蒂岡經友好協商，決定將關于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延期兩年。2022年10月24日，中梵決定將關于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延期兩年。

2024年5月，圣座國務卿表示，梵蒂岡希望在中國設立常設辦事處，這會是梵蒂岡與中國關系的重大升級。5月2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方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動中梵關系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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