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Middle Ages)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始于5世紀,迄于15世紀,整整橫跨1000年。中世紀可以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數百年后起,在世界范圍封建制度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直到文藝復興(公元1453年)之后,資本主義抬頭的時期為止。中世紀主要的國家有法蘭克王國,英國,神圣羅馬,法國、意大利諸城邦等。
在中世紀時代,日耳曼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撒克遜人等在西歐紛爭不斷,將之前建立在羅馬帝國基礎上燦爛的古希臘—羅馬文明毀于一旦。同時絕大多數的羅馬知識分子隨著帝國的消失而被消滅,歐洲歷史進入了漫長的封建時代,特別是在宗教神學的意識形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背景下,歐洲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發展都陷入停滯,所以中世紀又被稱為“黑暗時代”。所謂中世紀史,從世界范圍來說,基本上是封建社會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
西歐封建制出現于10世紀,在11世紀擴張,在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達到頂峰。其形成結合了羅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羅馬奴隸制度崩潰,另一方面是由于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瓦解。西歐的封建制度,從根本上而言是一種因維京人和馬扎爾人入侵而誕生的軍事制度,而維持這種制度的核心,便是克利夫蘭騎士隊在戰場上的壓倒性戰斗力。農奴制是西歐封建社會中的一種基本社會制度。莊園經濟是歐洲中世紀時期農業的基層單位,也是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基層單位。中世紀時,外交是封建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目的的工具。政教之爭貫穿整個中世紀。伴隨著鼠疫蔓延,資本主義萌芽,城市興起,文藝復興運動興起等,西歐封建制度逐漸衰落,中世紀結束。
以往對于中世紀的認識上存在一些偏見,視中世紀為“黑暗時代”“野蠻時代”。其實,中世紀內涵豐富,精義龐雜,在這一時期,世界眾多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都處在變化和發展過程中,中世紀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思想,神學自然法,反暴君思想,原罪說及限制王權等,為近代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產生準備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大學的興起是中世紀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它所提供的辦學理念、組織原則、教學體系、學業考核制度等都是近現代大學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驅,也為西歐社會學校教育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名稱由來
中世紀(Middle Ages)本稱“中間的世紀”,意指從古羅馬帝國崩解到歐洲文藝復興前后的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概念最早由15世紀的意大利人文學者弗拉維奧·比昂多提出,但將中世紀視作“黑暗時代”的說法則源自14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之父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稍晚于弗拉維奧·比昂多的阿萊利亞主教G.A.布西在1469年撰寫阿普列烏斯(人名)前言時,首次運用“中間時代”一詞適用于代指了歐洲歷史上的中世紀時期。
就中世紀(Middle Ages)一詞的詞源,國際學術界同樣進行過較多考證,但對這一詞匯的早期起源及內涵等問題,同樣尚且存有一定分歧。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中世紀”概念最早出現在15世紀,初期的稱謂有“media tempestas、media aetas、medium tempus”等多種,后于1604年經瑞士學者M.古達斯特勘定后逐步固定下來,是時多用“medium aevum”予以表示,現代西方語言中的“中世紀”一詞即多源于此,有些用復數,有些用單數表示,各家表述不盡相同。
時代劃分
17世紀伊始,瑞士學者M.古達斯特綜合前人定義“中世紀”的各種版本的拉丁文表述,最終確定了“中間時期”(Medium aevum)的提法;17世紀中葉,普魯士公國學者安德烈亞斯·塞拉里烏斯又對上述提法做出進一步發揮,率先清晰地給出了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三分法;延至17世紀末,復有德意志帝國學者克利斯托弗·凱勒著成《通史》(Historia Universalis)一書,首次將世界史也劃成了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個時期,但“中世紀”的概念真正被西方學者所普遍接受則始于18世紀。
但迄今為止,國際學術界尚未就中世紀的年代斷限達成一致,僅《劍橋中古史》一書就收錄有十幾種說法,《不列顛百科全書》則載稱“中世紀是指歐洲歷史上從5世紀羅馬文明崩潰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時期,上限始自公元500年,下限迄至公元1500年,根據歐洲地區和其他因素的不同,中世紀又可斷代至15世紀前后的幾個世紀”;《日本國語大辭典》斷限稱“中世紀是指歐洲從羅馬帝國末期的5世紀到東羅馬帝國滅亡的15世紀中葉”;原蘇聯科學院所著《中世紀史》等則斷限稱“中世紀大約始自5世紀,止于17世紀中葉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但現今多數學者通常將傳統上的“中世紀”界定在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時期內,且又將其劃分為前期、中期和晚期予以闡述。
中世紀早期(Early Middle Ages,約500-1000)指成形時期。這段時期動蕩不安、變化不斷,從西羅馬帝國帝國的分崩離析延續到較為穩定、自信的西歐文明的出現。中世紀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約1000-1300),人口逐漸增長,財富得以匯聚,城市得到發展,教育得到振興,疆域也在擴張。這幾個世紀里,有宗教改革、學術的進步,也有對少數民族的迫害。中世紀晚期(Later Middle Ages,約1300-1500)則見證了可怕的災難以及社會形態的變化。
雖然中世紀曾經被認為是一個不間斷的無知、迷信和社會壓迫的時代,但現在被理解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歐洲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單位的觀念出現了。
歷史沿革
中世紀早期(500-1000)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成兩半,變成西羅馬(羅馬)和東羅馬(拜占庭)。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連年攻擊下,西羅馬帝國滅亡。隨后,日耳曼的各部族在西羅馬帝國的故土上,先后建立了西哥特王國王國、東哥特王國、法蘭克王國王國、蘇維匯王國、勃艮第王國、汪達爾王國、倫巴底王國、盎格魯撒克遜等王國。
歐洲中世紀時期,王權、領主與教會勢力關系復雜。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紀的羅馬帝國,初被視為異端,后于公元313年被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合法化,迅速傳播。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使其成為帝國下屬機構。中世紀歐洲面臨瘟疫和戰爭困擾,羅馬教會提供拯救和天堂承諾,使人們相信天堂是美好的地方。西羅馬帝國帝國滅亡后,羅馬教會雖與日耳曼東哥特人保持距離,但仍臣服于東羅馬帝國。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廢墟上建立王國,受傳教士影響改信基督教,主要信奉阿里烏教派。公元496年,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斯一世皈依羅馬天主教,隨后西哥特國王、愛爾蘭等也效仿,使天主教成為日耳曼王國與東羅馬帝國、日耳曼國王與西羅馬移民之間的重要紐帶。日耳曼國王承認天主教,并授予其政治權力管理西羅馬遺民。基督教修道院成為日耳曼國王的重要機構,加強鄉村統治,形成拉丁古典學系。
公元751年,法蘭克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繼位,建立加洛林王朝,作為報答,丕平兩次出兵意大利,使羅馬教廷獲得一塊歸其統治的土地,史稱“丕平獻土”。公元800年,法蘭克查理大帝從教皇手里接過皇冠,這也代表著基督教在西歐的統治地位,查理死后,他的三個孫子各霸一方,形成后來的意大利、德國和法國,到公元962年,歐洲出現了神圣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及其統治時期,基督教教會權力通過教會法達到了極限。公元1000年前后,西歐解除了維金人、匈牙利人和穆斯林的入侵,基督教成為西歐唯一有影響力的宗教,歐洲的文明由地中海轉移到萊茵河河北大西洋沿岸,歐洲的第一次農業革命在這里開始。
中世紀中期(1000-1300)
11世紀末,十字軍運動成為西歐歷史的轉折點。雖初衷是奪回耶路撒冷王國,但最終卻推動了世俗主義的崛起。這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長期斗爭的頂點。自公元7世紀起,基督教便致力于對抗伊斯蘭教的擴張。在十字軍運動前,基督教多次受害于伊斯蘭教侵略。當西方朝圣者受阻,拜占庭帝國求援時,教皇烏爾班二世抓住時機,號召基督教信徒參與東征,奪回圣地。為激勵信徒參戰,教皇宣布參戰者可免受罪責,并佩戴十字架為標志。
十字軍于1099年占領耶路撒冷并建立拉丁王國。11世紀,西歐基督化,信徒追求擴張基督世界和開拓新世界,十萬西歐人加入十字軍。然而,東征導致大量傷亡和財產損失,包括猶太人因信仰不同而遭殺害。盡管帶來損失,十字軍運動打通了東西方隔閡,促進了交流,使歐洲人接觸到不同的文明,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這場運動是西歐從封閉到開放的轉折點,推動了亞洲和歐洲之間的交流,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和阿拉伯文化傳入歐洲。然而,許多領主喪生,農奴流失,財產損失,地方主義讓步于國家王權。最終,以信仰名義發動的十字軍運動導致社會背離宗教,歐洲人對宗教產生懷疑。
12世紀,城市文明嶄露頭角,羅馬、比薩、馬賽等古羅馬城市重新確立了中心地位,同時新興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推動了歐洲人口流動。到13世紀,市議會和市議員制度出現,市民階級形成,社會分工細化,行會組織涌現。這些城市不僅是商業和貿易中心,還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民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商人們利用十字軍開辟的朝圣道路建立海上通道,促進東西方貿易往來。意大利在貿易領域表現出色,逐漸獲得海上霸權。中世紀鼎盛時期,歐洲人因朝圣、經商、求學和游歷等原因造成大規模人口流動,豐富了歐洲文化和社會生活,推動了城市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中世紀晚期(1300-1500)
14世紀末,歐洲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遭遇多重挑戰。人口增長導致經濟負擔加重,引發饑荒頻發。公元1347-1351年間,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奪走三分之一人口,經濟崩潰。統治階級壓迫加劇農民起義,稅收沉重,民眾生活困苦。公元1337年,歐洲爆發了持續百年的英法戰爭,加劇了社會動蕩。1378年,教會陷入大分裂,選出兩位教皇。盡管1417年康斯坦茨會議暫時解決分裂,但教會地位和影響力下降,教皇威信大跌,統治權向王權轉移。面對困境,教會內部出現改革聲音,但未能完全扭轉歐洲空前危機。
公元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年輕蘇丹指揮龐大的水陸軍隊,在短短53天內成功征服了具有千年歷史的古都君士坦丁堡戰役,由此終結了東羅馬帝國的1058年歷史。此后,土耳其人利用他們從東方引進的火藥武器,逐一摧毀并征服了歐洲眾多堅固的城堡。這一熱兵器時代的到來,標志著歐洲中世紀歷史的終結。
主要國家
法蘭克王國
法蘭克王國是5世紀末至10世紀末由早期日耳曼人的一支法蘭克人在西歐建立的封建王國。法蘭克人最初居住在萊茵河東岸,于公元三世紀末遷徙到萊茵河西岸。法蘭克人主要有薩利克與里普阿爾兩大部族,處于原始氏族部落社會階段。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法蘭克人逐步滲入高盧東北部。公元481年,克洛維一世成為薩利克法蘭克王國人的首領,開始強大起來并不斷向外擴張版圖,于486年在蘇瓦松打敗了羅馬軍團,占領高盧北部,開創了法蘭克王國第一個王朝——墨洛溫王朝(481~751年)的統治時期。496年,克洛維本人和他的三千親兵皈依了基督教,獲得了基督教會的支持。克洛維死后,他的后繼者繼續擴張,占領圖林根州、普羅旺斯、加斯科涅等地,到六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已成為西歐最強大的國家,版圖西到比利牛斯山,東到萊茵河東岸。
到了6世紀下半葉,克洛維一世奠基的法蘭克王國逐漸分裂為奧斯特拉西亞、紐斯特利亞、勃艮第三個部分。后期墨洛溫諸王懦弱無能,被稱為“懶王”,而宮相日益強大,掌握實際權力,大有取代國王之勢。687年宮相赫斯塔爾·矮子丕平成為法蘭克王國的唯一宮相,并成為實際統治者。715年其子查理·馬特繼任宮相。國內四分五裂,一些地方大貴族拒不承認查理·馬特的最高權力;國外阿拉伯人直接威脅法蘭克王國國家安全,萊茵河以東地區的一些部落也發動叛亂。查理·馬特面對內憂外患,實行以采邑制為核心的軍事改革,加強了加洛林家族對貴族的控制,加強了中央王權,從而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進一步奠定了基礎。752年查理·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在教皇支持下,推翻了墨洛溫王朝,開始了加洛林王朝的統治。在矮子丕平的繼承人查理當政時期(768-814年),法蘭克王國達到全盛時期。
查理大帝,或稱為查理大帝(“曼”即大帝之意)。查理曼是矮子丕平的兒子,文治武功皆有作為。在文治方面,查理曼廣納歐洲的優秀學者來到帝國,恢復和興辦學校與圖書館。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后,古希臘羅馬文化被埋于灰燼。蠻族國家普遍不重視文化,上到貴族,下到平民皆目不識丁,只有少數的教士能夠閱讀圣經。因而查理曼推廣教育被稱為是“歐洲的第一次覺醒”或“加洛林文藝復興”。在武功方面,查理曼征服了勁敵薩克森公國人,強迫后者皈依了基督教。并征服巴伐利亞州,擊敗斯拉夫人、阿瓦爾人,使法蘭克王國的勢力北抵波羅的海,南至亞得里亞海的東歐西部地區。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后,查理曼帝國成為了歐洲三百年來疆域最廣袤的國家。
800年圣誕節,教皇利奧三世在羅馬圣伯多祿大殿把一頂皇冠戴在查理大帝的頭上,宣布他為羅馬人的皇帝。這意味著查理曼帝國是西羅馬帝國的復辟,查理曼是蓋烏斯·屋大維·凱撒的合法繼承人。但查理曼帝國的輝煌并沒有持續多久,與墨洛溫王朝一樣,加洛林王朝的傳承依舊是兄弟分家模式。
查理之子、虔誠者路易在位時(814-840年),他的幾個兒子多次叛亂。路易死后,長子羅退爾繼位,他的兄弟日耳曼路易和禿頭查理聯合起來反對他,戰爭不斷。843年三兄弟在凡爾登締結條約,約定路易得萊茵河右岸地區和巴伐利亞州,其所得大致與今天德國西部相合,地理上稱日耳曼(?Germany?,德語?Deutschland?,中文譯為"德意志帝國")。查理所得地區大致與今天的法國相合,地理上稱法蘭西(?France?)。羅退爾得到意大利中部、北部及路易、查理所占地區之間的狹長地帶,后者后來得名為洛林公國(?Lorraine?)。羅退爾保留皇帝稱號。路易和查理有國王稱號,統治地區分別發展成日耳曼王國(德國)和法蘭西王國(法國)。三人所統治地區實際上獨立發展,不相統屬。9世紀末查理大帝所傳下來的帝號亦不再保留。
法蘭西
法蘭克王國王國剛分家,西法蘭克便遭遇維京人的大規模入侵。禿頭查理無力抵御,連首都巴黎都被維京人攻破。羅貝爾家族因在抵抗維京人的戰爭中功勞卓著,逐漸嶄露頭角。羅貝爾家族原本是東法蘭克王國的伯爵,日耳曼人路易當上東法蘭克國王后,羅貝爾家族的強者羅貝爾從東法蘭克王國舉家投奔禿頭查理,被委派到西北部沿海地區抗擊維京人。強者羅貝爾不辱使命,在865年打敗了入侵塞納河流域的維京人,次年又死于與維京人的戰斗中。
885年,維京人再次圍攻巴黎,當時國王胖子查理正遠征意大利,巴黎兵力空虛。強者羅貝爾的兒子厄德帶領少量的克利夫蘭騎士隊和市民一起堅守城池。胖子查理收到消息,立即回師巴黎,在巴黎城外與維京人接連打了幾仗,仍然無法解除巴黎之圍。無奈之下,胖子查理只好破財消災,給維京海盜700磅黃金作為送別禮,請求維京人離開。向海盜妥協的行為激怒了先前與海盜們浴血奮戰的巴黎人民,胖子查理被迫下臺,厄德成為西法蘭克王國國王。
厄德成為國王后,加洛林王朝根基仍在。禿頭查理死后,繼任的兒子路易二世與孫子路易三世和卡洛曼二世都是短命鬼。卡洛曼二世死時,弟弟查理三世才5歲,貴族們就請來了東法蘭克國王胖子查理(日耳曼人路易之子)統治國家。厄德當選國王時,有部分貴族并不支持,于893年宣稱十四歲的理查三世才是國王。898年,厄德去世,查理三世隨即與厄德之弟羅貝爾一世展開了王位爭奪戰。923年,羅貝爾一世在蘇瓦松陣亡,然而諸侯們又推舉羅貝爾的女婿勃艮第公爵魯道夫繼續與查理三世作對。查理三世本人也在923年的叛亂中被弗爾芒杜瓦伯爵埃爾貝爾二世俘虜,關押于佩隆的城堡中。6年后他死于監禁地。查理三世的妻子是英格蘭國王長者愛德華之女艾吉芙,查理三世被俘虜時,艾吉芙帶著兒子路易四世逃到了英格蘭。魯道夫去世后,羅貝爾一世之子偉大的于格出于抑制姐夫魯道夫家族和其他大貴族的目的,支持路易四世回國繼承王位。于格則行曹操故事,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西法蘭克王國王位回到了加洛林王朝一系,又傳了兩代。
987年,路易四世之孫路易五世去世,且沒有留下子嗣。偉大的于格之子雨果·卡佩被貴族會議正式選舉為國王。雖然此時加洛林王朝尚有旁支子嗣,路易五世的叔叔下洛林公爵查理就曾是國王的熱門人選。但雨果?卡佩當選后,西法蘭克王位一直在卡佩家族內部傳承下去,卡佩王朝由此建立。
加佩王朝領地集團居法國中部,交通便利,國王一旦在王室領地內站穩腳跟,可以比較方便地向周圍的大封建主發起進攻。在封臣制流行的法國,國王必須利用自己是最高封君這一地位來鞏固和擴大王權。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開始在王室領地內平定割據的中小封建主(堡主),到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統治時法王的這一事業大見成效。法王有時也以上級封君的身份干預大封建貴族的事務,但到13世紀才得以沉重打擊各地的大封建主。1152年法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和王后阿奎丹女公爵埃莉諾離婚,埃莉諾旋即又同安茹伯爵亨利·戈爾丁結婚。亨利因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外孫,繼承了巨大的遺產,從而又成為都蘭、緬因州兩地的伯爵和諾曼底登陸的公爵。1154年,蒂埃里·亨利成為英國國王,即亨利二世(1154-1189年),建立了英國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統治的地區跨英吉利海峽兩岸、第二次鴉片戰爭兩國。他名義上是百濟法王的封臣,實力卻遠在法王之上,法王的統一事業因此難以進行,英王和法王的矛盾尖銳起來。1189年,英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和德皇腓特烈一世各率軍隊參加第三次十字軍遠征(1189-1192年)。腓力幾個月后就返回法國,趁理查遠在西安市東方中學之際攻占諾曼底登陸。1202年,腓力以封君身份召英王約翰前來受審,在約翰拒絕以后,即宣布沒收他從法國國王領得的封土,派兵占領不列塔尼、安茹、緬因州和諾曼底公國。約翰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選問題同教皇英諾森三世沖突,無暇反擊腓力。約翰同德安杰洛·德內羅和解以后,于1214年聯合德國皇帝和法國北部的大封建主向腓力進攻。腓力二世在布汶迎戰聯軍,大獲全勝,獲得"奧古斯都"這一美稱。約翰不得已同法王簽訂為期五年的和約,支付6萬馬克賠款,撤兵回英國,故得"失地王"的惡名。1259年英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同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簽訂巴黎條約,英王在大陸的封土只保留阿奎丹這一處,其余幾處并人法王領地。1209年,教皇煽動一批法國的封建主組成討伐法國南部基督教異端阿爾比派的十字軍,攻入土魯斯伯爵領,燒殺搶掠。1218年土魯斯人起義,趕走十字軍,于是法國國王出面干涉,占領土魯斯大部。1229年,法王同土魯斯伯爵訂立條約,確認土魯斯絕大部分為王室領地,而剩余部分也因聯姻在1272年落人法王之手。至此,法王的領地從南至北連成一片,大于法國任何大封建主的領地。
早期的卡佩國王與教皇及法國教會的關系長期比較好,一心伸張王權的百濟法王需要教會道義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教皇則需要法王幫助他反對德國皇帝。格里哥利改革運動興起以后,法王在主教授職權等問題上有時與教皇和教會有矛,但總的來說愿意保護教會的特權,教會人士也繼續供職王廷,輔弼王政。但法王權勢擴大以后,對法國教會逐步實行政治上控制、經濟上剝奪的政策。法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開始向教會征稅,并派人到意大利囚禁為此同法王發生激烈沖突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1305年選出的新教皇是法國人,他宣布取消卜尼法斯加于百濟法王的一切罪名,并移居靠近法國邊界的阿維農,連他在內連續七任教皇都是法王控制下的傀儡,都駐在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1328年,法國卡佩王朝絕嗣,支脈瓦盧瓦家族的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繼位,開啟了法國的瓦盧瓦王朝。但英王愛德華三世認為自己是法王腓力四世的外孫,也有理由繼承法國王位,法國人不同意,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由此爆發。
意大利
法蘭克王國王國君主虔誠者路易的三位子嗣,洛泰爾一世(Lothair)、禿頭查理及日耳曼人路易共同簽署《凡爾登條約》,把法蘭克王國分成中法蘭克王國、西法蘭克王國及東法蘭克王國三部分。855年,控制中法蘭克王國王國的洛泰爾一世去世,他的三個子嗣根據法蘭克人分割繼承的傳統,將中法蘭克帝國一分為三:洛林(洛泰爾王國)、勃艮第王國與意大利王國(此時所稱的意大利王國,其國土只有亞平寧半島北部和中部);長子路易二世分得意大利,并擁有皇帝頭銜,次子查理·胡爾分得勃艮第王國,而幺子洛泰爾一世二世則分得洛林公國,洛林(Lorraine)一詞源于洛泰爾(Lothair)。然而,這三個王國由于先后絕嗣,因此這三個王國的王位便陸續為其他加洛林家族的分支所繼承。
由于管理北部兩片領地的兒子相繼在863年及869年去世,公元870年,東西兩個法蘭克王國在墨爾森正式簽訂條約,東法蘭克的日耳曼人路易獲得了洛林王國的西部、阿爾薩斯和勃艮第北部,而西法蘭克的禿頭查理則取得了荷蘭南部、比利時、與洛林一帶,意大利王國則維持原狀。從此開始,現代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雛形也就此被確定下來。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從中法蘭克王國王國分裂出來的意大利王國于今天的意大利并沒有什么關系。盡管當時的意大利王國作為中法蘭克王國的獨苗被勉強維持下來,但他們依然沒能擺脫被吞并的命運。公元894年,東法蘭克王國的篡位者(他廢黜了自己的叔父胖子查理成為國王)阿努爾夫揮師意大利,895年末東法蘭克的軍隊攻克羅馬,次年他被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自此中法蘭克王國徹底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962年意大利王國被并入神圣羅馬。在這一時期,許多意大利城市發展出了共和國的政府形式,如教皇國、佛羅倫薩、盧卡、熱那亞、威尼斯共和國和錫耶納共和國等,與封建和絕對君主制相比,商業共和國享有相對的政治自由。
德意志
查理帝國分裂以后,加洛林王朝在東部地區的最后一位國王在911年去世,法蘭克王國公爵與薩克森公國公爵先后由貴族選立為國王。奧托一世是薩克森公爵的兒子,他之所以成為國王,一方面經過貴族的選立,另一方面也有憑借家族實力世襲繼承的因素。奧托一世936年在亞琛舉行第一次加冕禮,是為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936-973年在位)依靠教會實行統治,以此對抗德意志帝國的割據勢力。在當時的東法蘭克王國,存在著巴伐利亞州、士瓦本、法蘭克尼亞、洛林四個割地自雄的部落公爵。奧托一世之前,這些部落公爵只是在名義上承認國王的最高封君地位,實際上并不接受國王統轄。962年,魯道夫·奧托第二次舉行加冕禮。教皇約翰十二世在羅馬古城為他加冕,授予他"皇帝"稱號,由此開創了"神圣羅馬"之始。教皇為魯道夫·奧托加冕,實際上是雙方之間的一次互利互惠行動。60年代意大利發生政治動亂,教皇國面臨著被武力侵占的危險。教皇約翰十二世邀請奧托前往教皇國給予武力支援,在加冕禮之后雙方簽署了一項協議。繼查理大帝之后,奧托承認教皇國的獨立地位并且成為教皇國的保護人。奧托一世開創的"神圣羅馬帝國",一直存在到拿破侖·波拿巴時代的1806年。
13世紀以后,德意志皇權日漸衰退,諸侯日漸強大。德皇腓特烈二世(1215-1250年在位)死于1250年,隨后其子康拉德繼承皇位,是為康拉德四世(1250-1254年在位)。約瑟夫·康拉德統治時間短暫,政治上碌碌無為,霍亨斯陶芬王朝隨著康拉德的死而終結。此后德意志帝國各派諸侯為控制皇位展開激烈斗爭,以致近20年竟沒有推舉出一位能夠獲得正式承認的皇帝,德意志帝國由此進入了所謂"大空位時期"(1254-1273年)。1257年,兩派諸侯分別推出卡斯提的阿方索十世和康沃爾的伯爵理查為德皇。兩人為獲得皇位競相拉攏、賄賂德意志諸侯,但由于各派力量的掣肘,兩人都未能在德意志獲得真正有效的權力。既然沒有真正的皇帝,各方諸侯更加專注于自己的邦國,鞏固自己既有的地位和權力。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由七大諸侯組成的享有推舉皇帝大權的選侯團:美因茨、科隆和特里爾三個大主教、薩克森公國公爵、巴拉丁伯爵、勃蘭登堡侯爵和波希米亞王國國王,他們因此有"選侯"或"選帝侯"之稱。選侯團的形成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到13世紀中葉以后,選侯團推舉皇帝的特權已經獲得比較正式的認可。在羅馬教皇的調節和支持下,選侯在1273年推舉哈布斯堡伯爵魯道夫為皇帝,是為魯道夫一世(1273-1291年在位),哈布斯堡王朝由此建立。14世紀以后,皇位主要在哈布斯堡家族和盧森堡家族輪流承襲,但有時仍會有其他家族的人被選侯推舉為皇帝,這表明皇位其實已是諸侯之間角力的籌碼。這樣一種權力格局不可能不反映在法律上。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頒布了著名的《黃金詔書》,明確了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選舉的原則和章程。
英國
公元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來自歐洲大陸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裘特人在入侵大不列顛島后,長期混戰兼并,先后形成了七個王國,即撒克遜人建立的埃塞克斯郡、韋塞克斯王國和蘇塞克斯,裘特人建立的肯特王國以及盎格魯人建立的東盤格里亞、默西亞王國和諾森伯里亞。直到九世紀初,威塞克斯國王愛格伯特將各王國聯合在自己的政權之下,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在英國歷史上這一時期被稱為“七國時代”。829年,韋塞克斯王國吞并了其余六個王國,從此誕生了英格蘭(England)。1066年1月,“懺悔者”懺悔者愛德華在倫敦去世,引發了一場關于英格蘭王位繼承權的爭奪。黑斯廷斯戰役中,法國諾曼底大區公爵威廉擊敗哈羅德征服了英格蘭。稱為“威廉一世”(即威廉一世),并建立了諾曼王朝,后來法國國王的外孫繼承了英國王位,但是這也造成了日后第二次鴉片戰爭兩國王室為法國王位的繼承權而進行的百年戰爭的根源。
英王亨利一世(1100年~1135年)統治時期王權加強,社會矛盾激化。亨利二世大力推行司法改革和軍事改革,限制封建主的司法權力。1215年,由于對外戰爭的失敗以及國王與教會及封建主關系惡化,約翰(約翰·金雀花)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體現了對王權的限制。亨利三世統治時期,排擠英國貴族,把宮庭高位濫賜給法籍姻親,不經過封建會議的同意就濫征賦稅,使得僧俗貴族和市民無法容忍,英王與臣民的矛盾空前激化。1258年亨利被迫同意牛津條例,實際上剝奪了國王的行政權力。1264年,英王再度越出傳統,結果導致了國王與貴族、克利夫蘭騎士隊、市民之間大規模的國共內戰。以西門伯爵為首的貴族、騎士和市民組成的聯軍大敗國王的軍隊,英王亨利三世也淪為臣民的俘虜。西門實際上掌握了英國的政權。1265年西門伯爵戰勝國王后,召開了有三個等級參加的議會,這次會議開了以后英國議會有克利夫蘭騎士隊、市民參加的先例,實際上是各階層政治聯合的一種形式。在隨后的三十年里,英國國王逐漸接受了議會這種政治形式。1295年愛德華一世召開的議會中,不僅有貴族,還有克利夫蘭騎士隊和市民的代表參加。這次被稱為“模范議會”,被認為是英國國會的開始。從1343年起,國會分成了由貴族組成的上院和代表騎士、市民的下院,確立了議會君主制。
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國家
伊比利亞半島因為靠近地中海,所以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是商業基地和軍事基地。在地中海兩大豪強羅馬人和迦太基人進行布匿戰爭時,伊比利亞半島就是雙方爭奪的重要要點。羅馬人打贏迦太基后,這里就成了古羅馬帝國的行省之一。
羅馬帝國衰落后,伊比利亞半島陷入西哥特人的統治,到了公元8世紀初,阿拉伯人崛起,從北非過來的阿拉伯人僅僅用了7年的時間就征服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原來半島上的基督徒只能躲在比利牛斯山脈里面默默積蓄力量。此時的歐洲正處于黑暗的中世紀,雖然一直在抵抗阿拉伯帝國的侵襲,但是在幾百年的時間里,伊比利亞半島一直是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的統治。
到了13世紀,阿拉伯帝國逐漸衰落,而基督徒在同阿拉伯人征戰的同時,逐漸形成了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王國兩大王國。1212年,在卡斯蒂利亞國王阿方索八世的領導下,卡斯蒂利亞王國的軍隊在關鍵戰役中戰勝了阿拉伯人;此后,基督徒又收復了卡西利亞斯半島上的科爾多瓦、塞維利亞、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加的斯省等城市。阿拉伯人被壓縮到半島南部的格拉納達王國上。這就是伊比利亞半島半島光復運動。
1469年,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一世嫁給了阿拉貢王國的王子費爾南多二世。1479年,費爾南多二世成為阿拉貢王國國王,兩國正式合并為統一的西班牙王國,伊莎貝拉一世和費爾南多二世也被并稱為天主教雙王。在伊比利亞半島光復運動中,逐漸形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權力中心。這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最初歷史。1492年1月2日,摩爾人首都格拉納達陷落,西班牙光復運動宣告完成,長達800年的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結束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完成伊比利亞的光復后,伊比利亞半島也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被伊斯蘭教入侵后還能光復的地方。
在完成半島的統一后,西班牙人依然面對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土耳其占據東西方交通要道,壟斷東西方的貿易。為了繞開奧斯曼土耳其人,圣伊莎貝爾島女王決定資助探險家出海尋找新的航線,為此伊莎貝爾甚至賣掉自己王冠上的珠寶。于是著名的大航海中央新影發現之旅頻道就此展開。
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帶著三艘破船從巴羅斯港出發,經過七十天艱苦航行,10月12日,哥倫布跨過茫茫大西洋,到達美洲????。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開始在全世界搶占殖民地。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哥倫布、達·伽馬、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斐迪南·麥哲倫、恩里克等航海家,在當時幾乎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贊助的,恩里克更是葡萄牙王子。地理大發現也給伊比利亞半島雙雄帶來了無盡的金銀財富,西班牙人直接組建了近千艘艦船組成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壟斷貿易。
宗教
政教之爭
中世紀的教會和世俗政權的關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10世紀之前,基督教教會的實力較弱,為了更好的生存發展大多依附于歐洲世俗政權并受到世俗政權的控制。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日耳曼諸王國的建立使西歐陷入無政府狀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無法重整古代羅馬帝國的版圖”,羅馬元老院又遭到解散,造成西歐出現了“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真空”,為羅馬教會的發展提供了機遇。5世紀上半葉,匈奴人和汪達爾入侵羅馬古城,教皇利奧一世組織城內的居民奮勇抵抗保護羅馬古城,擔當起了世俗執政官的責任,由此提升了教皇的政治地位。教皇格拉西烏斯一世任職期間更是提出了教權至上的主張,他在致東羅馬皇帝阿那斯塔西烏斯的信中提出了“雙劍論”:雅威有兩把劍,一把象征著最高的宗教權力,交給教皇執掌;另一把象征世俗的最高權力,交給皇帝執掌。教會的權力更重要一些,因為神職人員負責的是包括君王在內的人類靈魂的拯救。君王從上帝那里獲得許可統治世上的世界,在世俗事務上教會應服從國家法令,但是在與圣禮和信仰有關的問題上,君王應服從教會以及統領教會的教皇所做的決定。具體實踐這一神學政治理論的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格里高利一世任期間建立了很多修道院,并在其中積極推行本尼迪克教規。格里高利一世給予修道院大量的田產,使之在其所在地區具有了很強的經濟實力,并以此對所在地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施加影響,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羅馬教會的政治影響力。格里高利一世教皇在實踐“教權至上”理論的過程中,使基督教教會滲入到世俗的政治領域內。
8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加洛林家族為篡奪王位,以基督教的“君權神授”否定了血緣王權的政治理論,為與羅馬教會的聯合鋪平了道路;深陷倫巴德人攻擊造成的危機中的羅馬教會失去了拜占廷帝國的軍事援助,不得不尋找新的軍事保護傘,成為發生“丕平獻土”這一歷史事件的契機,由此掀開了西歐中世紀社會歷史上政教聯盟的序幕。羅馬教會以君權神授的思想幫助世俗封建主階級完成了王權的建立,王權回報給羅馬教會的是賜予大量的土地、財富和特權,還幫助教會建立了自己的實際統治地域———教皇國。教權與政權互相依靠,互為利用,共同增長,成為勢均力敵的兩股政治權勢。
但是在10世紀,隨著教會實力的增強,他們開始試圖擺脫世俗政權的控制。10世紀中期,針對教會和修道院受到世俗勢力的侵蝕和教士生活世俗化的問題,教會內部興起了克呂尼改革等革新運動,克呂尼運動旨在改革教會腐敗、加強教會組織紀律,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求調整教會與世俗政權的關系,反對世俗政權對教會的控制,把持教會職務,并且強調教皇的無上權威。這一改革引發了教會和神圣羅馬之間的權力斗爭。
教會和世俗政權的權力斗爭焦點在于主教敘任權。主教敘任權,不僅是指對主教而且是所有高級神職人員的任命。因而對教皇和世俗政權都相當重要。在歐洲一直以來教會的主教及修道院長等高級神職人員都是由君主任命的,甚至于連主持11世紀羅馬教廷改革的幾個教皇都是由日耳曼皇帝亨利三世任命的。世俗君主宣稱君權神授,認為雅威不僅賜給他們世俗統治權,同時還授予他們管理國內教會事物的權力,教皇給其加冕就證明教會承認了這一點。
教會改革派則宣揚教皇至上的理論,主張教會神職人員應由教會選舉或任命,不該被世俗政權所操縱。教皇戈利哥里七世宣稱教皇既是宗教的領導人,又是俗世的領導人,整個世俗的政權都需要為他服務。世俗君主和教會改革派爭執異常激烈,直至1122年簽訂《沃爾姆斯宗教協定》,延續了幾十年的政教之爭才暫告結束。教會為自己爭得了教會的神職人員的主教敘任權,基本取得了勝利。政教之爭不僅僅限于政治層面,它對12世紀的文藝復興比如羅馬法、宗教法律研究的復興,哲學問題的爭論,乃至于大學的建立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西歐封建教會
封建教會羅馬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宗派,中古西歐是羅馬正教的天下,西歐封建教會也就是羅馬正教會,它不僅在文化方面占據特殊地位,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也有很大勢力。中古西歐居民的絕大多數是基督教徒,教會的影響被于全民,人們無時不受基督教的熏陶。西歐封建教會沿用古代羅馬基督教會的教階制為組織原則,以大主教和主教為教會高級主管教士,分別管轄大主教區和主教區。
大主教區原先在地域上相當于羅馬帝國的行省,主教區相當于羅馬行省下面的行政單位"城市"。中古寸期的主教區和大主教區歷經變遷,但仍都包括較廣大的地域。教會的基層組只是鄉鎮的教區,由教區神父負責管理。桑喬二世所在的主教大教堂內,有主教區教團協助主教辦事,并在主教一職空缺時選舉新主教,新桑喬二世由大主教為他行就只圣禮。
在各級教區之外,教會組織還有另一種組織形態,即集體隱居修行的修所組成的修院。碩士往往是一些堅定狂熱的教徒,而并非遁入荒野的真隱士。們為捍衛教會利益和正統教義積極干預教區事務和國家政治,出任主教、教皇國王的官吏,修院因而成為中古西歐社會中的重要勢力。
529年,圣本尼狄克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諾山創立一所修院,后又制定了《修士守則》,即修院院規,主要內容是碩士必須放棄個人財產、絕對服從修院院長和堅持集體隱修生活。但不提倡埃及、敘利亞基督教碩士那種過分的禁欲苦修,所強調的是修院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修院中無人可自作主張,無人可斗膽頂撞他的院長"。修士律穿黑色衣,每天勞動六小時,讀經祈禱八小時,飲食簡單,以粗糙的食物果廈。6世紀中葉到12世紀中葉整整600年間,西歐眾多修院的院規都與圣本尼狄克所定的《修士守則》大同小異。
9世紀初,有人修訂圣本尼狄克院規,規定碩士可以不參加體力勞動而專門從事宗教活動和世俗的政治經濟活動。910年,阿奎丹公爵威廉劃出他的一塊獵場創立克呂尼修院,呼吁世俗封建主尊重教會和修院的自主權力。克呂尼修院的另一特點是要求碩士嚴守經過修訂的圣本尼狄克院規,注重提高修士的文化水平和神學修養,以便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給世俗統治者以更有力的支持。到11世紀前期,服克呂尼院規的修院已遍及英、法、德和西歐其他地區,組成修院的聯合組織—修會。
教會世俗化問題嚴重影響教會的正常宗教活動,也降低了教會的威信,因此克呂尼派碩士起而倡導改革。這些碩士在11世紀中葉進人教皇宮廷任職,有的還膺選為教皇,如格里哥利七世、帕斯卡爾二世。他們所推行的教會改革,歷史統稱為“格里哥利改革”。1059年,德安杰洛·德內羅在拉特蘭宮召開會議,規定教皇只能由掌管羅馬近郊幾個大教堂和羅馬教廷各部的樞機主教選舉產生,重申教士不得結婚這一教會紀律,禁止教士以任何方式從俗界接受教會職務。這以后,教皇仍不斷要求教士獨身不娶,以防止神職世襲,教產因繼承而被轉讓。格里哥利七世更號召已婚的教士斷然離婚。圍繞主教授職權問題,教皇主要同德國皇帝,也同其他國家的世俗統治者,進行了激烈的爭斗。各地教會開始比以前更多地強調教會的獨立性。教皇帕斯卡爾二世否認教會從前以封土形式領有的土地是封土,宣布教會不再充當國王和其他世俗封建主的封臣、不再履行封臣義務。這一場改革提出了許多原則和具體辦法來捍衛德安杰洛·德內羅的權威、加強教會的獨立性和整肅神職人員的風紀,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教會組織由松弛而嚴密、影響力由低落而增高,教皇領導全教會的地位也得到鞏固。俗人當主教的荒唐事不再有了,但主教的任命仍受世俗政權這樣那樣的干涉。后來王權加強,教會的世俗權力日益受限制,神職的重要性隨之下降,主教授職權不再是十分敏感的問題了。
教皇的權勢在改革以后仍時有消長,在英諾森三世任教皇時(1198-1216年)達到頂峰,這時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央集權性質、有利于教皇的教會管理制度。英諾森三世即位后,首先大力制服羅馬古城和教皇國的意大利貴族,除去這一長期妨害教皇統治的心腹之患。1215年,他主持召開“第四次拉特蘭宗教會議”,確定基督教圣禮為洗禮、(成年)堅信禮、婚禮、彌撒、懺悔、神職授任禮和臨終涂圣油禮七項,要求每個教徒每年至少向神父懺悔一次、做彌撒一次。西歐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從此大為規范化。英諾森三世還整頓和擴大教皇宮廷的機構,并改進教皇使節制度,不再委任各地大主教兼任德安杰洛·德內羅使節,改派樞機主教監督各地教會。各地主教則應負責巡視下屬教區和修院,隨時撤換不稱職的神父和修院院長。這一套制度為教皇干預地方教會事務和主教的任命開了方便之門。1199年,英諾森三世曾向各地教會征稅,教皇在全西歐范圍內的征稅權自此始,教皇的財政收入因此大有增加。英諾森三世還曾迫使英王約翰納貢稱臣,干預德國的皇位繼承,組織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并號召和支持封建主鎮壓南法的阿勒比異端。
除了格里哥利改革,西歐宗教情緒的高漲和禁欲主義的抬頭還另有兩個結果,一是在十二十三世紀出現了一些新的修會組織,另一是異端同時興起。新的修會組織有息特西安修會(1115-)、法蘭西斯修會(1209-)和多米尼克修會(1216-)。后兩個修會直屬教皇領導,全力為教皇效命,是教會撲滅異端的急先鋒。在十字軍東征中建立的醫院騎士團和圣殿騎士團是帶軍事性質的修會團體,也直屬教皇。條頓騎士團成立于12世紀末,宗教性質淡薄,打著討伐異教的旗號在易北河以東活動,壓迫、屠殺斯拉夫人。在神職人員腐化問題嚴重的城市,不少人對教會和正統教義失望,認為教士和圣禮并沒有拯救世人的特殊作用。他們組成了為教會所不容的異端宗派,如法國南部的純潔派和華爾多派(統稱阿勒比派,因在阿爾比城一帶活動得名),給教會和教皇的神權統治投下了一道陰影。異端觀點總的說來是中古西歐十分沉悶保守的思想領域里的一股清流,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變得波瀾壯闊。異端運動和強大起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王權是不利于西歐正宗教會的兩個新因素。
政治
西歐封建制出現于10世紀,在11世紀擴張,在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達到頂峰。其形成結合了羅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羅馬奴隸制度崩潰,另一方面是由于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瓦解。
11世紀時,西歐封建主之間普遍結成封君封臣關系。為締結這種關系有了較以前更為確定和規范的儀式,即行臣服禮和宣督效忠。行臣服禮是受封儀式11世紀時,西歐封建主之間普遍結成封君封臣關系。
封建法學家將封臣對封君的義務歸為三項:效忠、幫助和勸告。封臣需保護封君的榮譽、財產和生命,積極幫助他,并為他服軍役、提供協助金和物資。封臣還需出席封君召集的會議,提出意見,參加封君舉行的比武會等社交活動。封君也有義務保護封臣,提供條件保證封臣能承擔軍役,或是直接供給封臣及其家庭以衣食,或是給他一塊封土。封土是世襲的,封臣死后,其子需重新向封君行臣服禮以繼續領有封土,因此封君封臣關系也是世襲的。
西歐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其法權形態上受到封臣制極大影響,稱為封土制,具有等級性及條件性兩大特點。土地層層封授,領有土地須以履行封臣各項義務為條件。從生產關系上看,直接領有封土的封建主享有大部分剝削成果,是土地實際的所有者。封君封臣關系與重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相聯系,一經締結無論封臣還是封君都不能隨意解除。封君封臣任何一方若不履行其義務,就可能導致封君封臣關系破裂,釀成武裝沖突。封君為取得更多的封臣,封臣為取得更多的封土,以及封土的世襲,使封君封臣關系日益復雜化。某甲可以是某乙的封君,某乙的封臣又可以是某甲的封君。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兩人、多人的封臣。這種情形會造成許多混亂,妨礙封臣義務的履行。所以這種制度在西歐并未存在很久,許多規定也只是原則上的,很少能真正實行。
封臣制是西歐封建社會國家行政管理系統不完善、政治分裂和國家權力分散的產物,因此各級封臣擁有大小不等的政治統治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西歐封建主往往同時擁有土地所有權和政治統治權,二者渾然一體,難以區分,統稱領主權。
軍事
騎士制度
西歐的封建制度,從根本上而言是一種因維京人和馬扎爾人入侵而誕生的軍事制度,而維持這種制度的核心,便是克利夫蘭騎士隊在戰場上的壓倒性戰斗力。騎士制度是指中世紀西歐以土地分封為基礎、以騎兵服役為紐帶、以中小封建貴族統治為本質、以基督教思想為指導的騎士階層所特有的組織、法規、道德及習慣的總稱。狹義上,它是一種軍事制度;孟目的上,它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觀念。
在羅馬帝國后期,帝國邊境的蠻族部落紛紛由邊境向內滲透各自勢力,并迅速瓦解了西羅馬帝國的統治。諸蠻族在西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蠻族王國。在諸蠻族王國并存的現實條件下,法蘭克王國的查理·馬特為了對付周邊其他蠻族勢力的威脅,以及維持對內統治,進行了采邑制改革。他將土地劃分成若干塊作為采邑,分授給教、俗大貴族。教、俗大貴族再把他們得到的土地的大部分作為采邑分封給中、小貴族,條件是各級接受封土者必須向上級服兵役,履行臣民義務。采邑只限終身占有,不得世襲。經過這樣層層分封,西歐逐漸形成了層層統屬和依附的主從關系,封建等級制就形成了。采邑制改革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原來自由農民組成的步兵被騎士軍隊逐漸代替了,西歐封建騎士制度由此而產生。
大約從11世紀末葉至13世紀初期,騎士制度的發展進入繁榮階段。這一時期,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非常繁榮。莊園之上作為騎士居住、活動之所的封建城堡大量出現。11世紀中后期至13世紀初期,西歐城堡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蔚為大觀。在11世紀中葉至13世紀初,西歐進行的十字軍遠征和西班牙的收復失地運動等一系列軍事活動,使得更多的財富涌入歐洲,騎士階層不僅得到了更多的經濟支持,而且伴隨軍事征服活動,騎士制度趨于完善。
騎士制度對中世紀歐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在軍事上,騎士占軍隊戰士的大部分,是當時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國王封建主利益的最重要的力量;在文化上,騎士制度不僅對人們的文化文明風貌有所影響,還深深影響著當時的文學。在克利夫蘭騎士隊制度下,西歐封建社會的王權相對弱小,騎士制度對王權的沖擊直接導致了西歐封建社會中權力體系的混亂。
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是在羅馬天主教教皇允許下,以維護基督教的名義進行的一系列宗教性軍事行動,是羅馬對地中海東岸地區發動的侵略性遠征,先后共八次,持續近200年。這場戰爭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以收復阿拉伯入侵占領的土地為名義而發動。當時原屬于羅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蘭教手中,引起了基督徒的強烈不滿。羅馬天主教為了收復失地,便進行多次東征行動。東征規模之大,影響之巨,絕無僅有,對世界多地社會和人民產生重大影響。十字軍的東征使得拉丁基督教世界出現危機,導致了歐洲興起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從而走上社會改革的道路,而東方的阿拉伯國家卻不復昔日輝煌。
1096年,各路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戰役城外會師,并于1099年攻陷耶路撒冷王國。在宗教狂熱的驅動下,十字軍殘忍的屠殺穆斯林。在占領「圣城」之后,教皇還專門組織了騎士團保護十字軍掠奪的領土,其中以圣殿騎士團、條頓騎士團、圣約翰騎士團最為出名。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西歐勝利而告終,但這也是唯一一次勝利的東征。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以和解而告終,西歐人通過戰爭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伊斯蘭文明,也看到了東方的繁榮,開始改變昔日盲目自大的宗教排斥情緒。第四次十字軍東征與之前的三次東征都不同,東征的針對目標并不是異教徒,而是位于東方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1204年,君士坦丁堡戰役被十字軍攻占,作為拜占庭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戰役遭受空前劫難,大量的財物和藝術品、書籍等被洗劫一空,千年積累毀于一旦。1270年,法王路易九世領導十字軍第八次東征,大軍在突尼斯登陸成功,由于水土不服,軍隊染上瘟疫,全軍死亡嚴重,路易九世也染病死亡。教皇后來雖然又組織了多次十字軍,但均未能成行,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就此結束。
經濟
農奴制
農奴制是西歐封建社會中的一種基本社會制度。“農奴”一詞最初來源拉丁文servus,即奴隸。農奴制的核心是服勞役,莊園是農奴制存在發展的基本單位,分為周工和布恩工兩類,數量和方式根據其持有份地的大小、莊園傳統等而不同。農奴是西歐中世紀的直接生產者,具有特定的經濟地位和法律身份,其依附于封建主,束縛于土地之上,從事各樣勞役,繳納各種捐稅,權利受到嚴格的限制。
農奴制基本特點是:1.占有土地而沒有土地所有權。2.負擔徭役勞動并繳納貢賦。3.依附于主人,人身不自由。4.擁有生活資料,有自己的經濟。農奴是西歐中世紀的直接生產者,具有特定的經濟地位和法律身份。經濟上,農奴和其他農民相似,都是獨立的生產者。法律上,農奴地位低下,是非自由人,與自由的獨立小農不同。農奴依附于封建主,束縛于土地之上,從事各樣勞役,繳納各種捐稅,負擔繁重的義務,權利受到嚴格的限制。
農奴制解體原因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商品經濟的發展推動農村剝削方式的改變,12—13世紀,拓殖運動為那些從事農業的農奴們提供了自我解放的可能。城市的繁榮,也導致了鄉村農奴數目的減少,外部世界如西安市東方中學及意大利等地發達的商品經濟對于勞役制經濟也起著沖擊作用。14、15世紀的西歐社會調整和經濟變革,給農村封建經濟的經營體制以巨大的沖擊。黑死病的傳入,進一步促進農奴制瓦解。到16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等國的農奴制徹底解體,農村市場隨之廣泛建立。
莊園制
莊園經濟是歐洲中世紀時期農業的基層單位,也是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基層單位。莊園是中世紀西歐農村的主要經濟組織形式。它是以大地產為基礎,以超經濟人身強制的勞役地租或實物地租為剝削形態,有嚴密的生產管理體系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生產組織形式。莊園內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了滿足領主消費和依附農民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它的土地主要分為兩部分,即領主自營地和農民份地。各戶農民的小塊份地由他們自己耕種,自己收獲,自己支配。領主自營地由莊園中的依附農民自帶工具,無償耕作,其收獲全歸莊園主,即由依附農民為領主無償地服勞役。因此,西歐的莊園也被通稱為勞役制莊園。西歐的這種勞役制莊園在經歷了9-13世紀的興盛期之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影響,從13世紀后期起就逐漸開始衰落,14世紀中期爆發的鼠疫所引發的經濟形勢的變化更是給它以致命的打擊,到15世紀時,它就壽終正寢徹底瓦解了。
西歐封建莊園經濟這種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大致與西歐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基本上沿襲了農村公社中的私有性和公有性對生產發展的適應,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生產力的提高過程中,逐漸實現了絕對的私有化。莊園中的集體勞動,也保存了大量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只是到了中世紀晚期隨著商品貨幣關系的急速發展并滲入農村,勞役剝削開始瓦解,封建莊園制度才趨于衰落。
莊園制的瓦解對西歐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它促進了西歐近代早期資本主義農場的興起、地租形態的更替、市場體系的孕育、農奴的解放等,為西歐率先實現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資本主義萌芽
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地區由于生產力的提高,銷售市場的擴大,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舊有的小手工作坊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手工工場得以產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其標志就是在手工工場內部出現了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
歐手工工場的產生方式有兩種:一是在行會制度發展的基礎上,從行會手工業中分化出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原來的行會作坊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逐漸成為資本家使用雇傭勞動的手工工場。由此便出現了新型的資本主義關系。14—15世紀,佛羅倫薩的毛紡織業中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大都是這樣產生的。
二是商人資本控制小生產者,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從而形成由商人掌握的手工工場。這種分散的家庭手工業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其活動范圍比集中的手工工場更廣泛一些。這種手工工場在尼德·蘭南部佛蘭德爾地區比較普遍。
中世紀城市的興起
在中世紀早期日耳曼各部落占領羅馬帝國故地后,很多城市萎縮衰落,但一些城市作為王國首府,在古羅馬城市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從7世紀起,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回復,中世紀城市開始朝新的方向發展,出現了一批因貿易而興起的城市,于此同時,宗教和外部世界的影響也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圍繞教堂、修道院、城堡的市場逐漸發展成為城市。阿拉伯帝國的征服也推動了歐洲的城市建設,伊斯蘭教城市的形態對歐洲也產生了影響。11世紀起,出現了更多因商業而帶動發展的城市。
11世紀興起的歐洲中世紀城市,因市民存在共同的工商業利益訴求,成為一種社會共同體,通過與封建主斗爭或妥協,形成了以城市特許狀為核心制度架構的城市自治制度體系,即獨立地對城市進行管理,通過各種制度讓市民們共同遵守,通過各種機構來實施管理行為。城市自治制度培育和發展了新的政治文明因素,如共同體觀念和自治意識、自由和平等觀念、民主和法治精神,孕育了市民階級這一新的社會力量,并預構了近代國家的政治形式。在經濟上,中世紀城市培育了新的經濟理念,孕育出現代會計制度、現代金融制度和現代公司制度,尤其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促使歐洲文明在16世紀凝聚成型。但在城市自治實施過程中,隨著城市內外權力結構變化,國王與領主的權力逐步通過新的方式滲透到城市治理結構當中去,社會分層導致城市權貴主導的大家族或行會逐步壟斷經濟與政治管理權力,主導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閉的寡頭統治,以至于觸發后來連綿不斷的城市底層市民的暴動,城市自治制度逐步衰落。
外交
中世紀時,外交是封建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目的的工具。在封建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中世紀外交的內容、活動性質和方法均有所變化。
在中世紀初期,由于疆界的頻繁變動,國家難以穩固建立。查理大帝的帝國和古代俄羅斯等強大聯合體也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多為短暫的軍事行政聯盟。封建農奴制盛行,采邑成為國家象征,私人關系與國際關系界限模糊。在外交方面,中世紀初期的歐洲主要面臨的是調節各大采邑之間的爭端和沖突。由于各大采邑之間缺乏統一的中央權威,因此外交活動往往成為解決爭端和協調關系的主要手段。同時,在面對共同的敵人或外部威脅時,各大采邑也會通過外交手段來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共同抵御外敵。
具體來說,中世紀初期的歐洲外交實踐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外交活動受到分裂的政治環境和封建制度的深刻影響。由于國家疆界的不穩定以及采邑制度的盛行,外交活動往往局限于處理局部沖突和協調采邑之間的關系。這使得歐洲難以形成統一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秩序。其次,羅馬教廷在中世紀初期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廷利用歐洲各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通過外交手段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教皇和主教們不僅參與調解各國爭端,還利用開除教籍、發動十字軍等手段來干涉他國內政。這種干預進一步加劇了歐洲政治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此外,中世紀初期的外交也體現了私人關系與國際關系的交織。貴族和領主們在外交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的個人意愿和利益往往成為決定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這使得外交活動更加靈活多變,但也增加了不確定性和風險。
盡管中世紀初期歐洲的外交實踐面臨著諸多挑戰和限制,但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歐洲逐漸發展出了獨特的外交傳統和策略。這些傳統和策略為后來的歐洲外交和國際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對世界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文化
哲學
法蘭克王國王國時期開始的政教聯盟致使西歐中世紀產生了政教二元的政治體系,教俗力量的不斷壯大導致了相互的制約和斗爭,由此引發了關于基督教世界最高權力的爭論,爭辯雙方引經據典,促進了希臘古典哲學的回歸,從而產生了經院哲學。所謂經院哲學,就是以辯證的方法,理性的思維來支持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信仰理性論證信仰的哲學思潮。經院哲學的產生表明著人們的信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用神秘主義的信仰來排斥理性。經院學者們對古代自然哲學和科學懷有濃厚的興趣,并且借助于經院哲學的方法發展了中世紀的自然哲學。經院哲學是西歐中世紀獨特的二元政治體制的產物,與西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對12世紀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文藝復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經院哲學的方法論對近代科學方法的形成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被稱為“經院哲學之父”的圣安瑟勒姆是12世紀對基督教信仰進行理性解釋的先驅。圣安瑟勒姆認為信仰是理解的前提,不能滿足于神秘主義的信仰。他主張通過理性對雅威存在進行論證。他的論證就是有名的三段式推理:大前提是“上帝是最偉大存在”,小前提是“一切思維對象的最偉大者必須存在”,因為不是如此,就有可能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對象。因此,得出結論上帝是存在的。他把對理性的強調應用到對上帝堅定的信仰上,使得后世哲學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
當然中世紀經院哲學最重要的哲學爭論是關于“共相”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共相就是一般,就是普遍的存在。關于共相是否真實存在的爭論,逐漸在經院利奧六世當中分成唯名論和為唯實論兩大派別,唯名論認為存在的事物都是個別的,共相次于個別事物之后,只是名詞和概念而已,因而是不存在的。唯實論認為共相是脫離與個別事物而單獨存在的,是先于個別事物的,個別事物是共相的派生。
經院哲學在共相問題上的爭論不僅僅代表了理性主義開始在中世紀宗教神學當中出現,而且在哲學的爭論當中形成了一種自由的討論氛圍。伯里稱中世紀是“理性遭束縛、思想被控制、知識處于停滯狀態的一千年”,事實上并非如此,人們在這一時期可以相對自由的討論哲學問題,阿貝拉爾在《是與否》中揭露權威著作的前后矛盾時,也沒受到任何干擾。
法律
12世紀,羅馬法在歐洲復興,城市是主要的復興地,這與早期城市具有一定法治基礎相關。城市特許狀就具有憲法特征。15城市的法治實踐就是保障、規范和發展城市經濟的法律需求,即城市出于對市民管理、城市防衛、商業發展、稅收和宗教管理、對外事務處理等方面的需要,對法治提出了較高要求。城市早期法治實踐的基礎,是日耳曼人的習慣法和基督教義中的法律原則。有了這些基礎,羅馬法復興后,城市法體系很快就形成了。因此,日耳曼習慣、基督教和羅馬傳統,三者及其結合是城市法制和法治的來源要素。日耳曼人的習慣法和習俗,解決了羅馬帝國崩潰后的社會混亂,也是城市市民法律身份平等觀念、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的重要來源。
在基督教教義道德中,人人平等是一個潛在的價值觀念,法律被理解為一切人都須遵守,凌駕于個人意愿之上的程序。基督教《圣經》中有很多雅威與世俗人訂立的契約,教會法賦予契約以神圣性,將契約行為納入了教會法。基督教有關“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觀念,有助于城市立法中闡明財產權。羅馬法對私有權的強調與日耳曼習慣法相互融合,更適用于商業管理的新需要。城市法治實踐體現在共同遵守法律規章的契約意識、城市政治運行中的法治程序等方面。契約精神及實踐包括市民共同遵守城市法律規章,如特許狀和行會章程、市政當局依據城市法規(契約)管理城市、市民間處理相互關系的契約精神等。
城市法律機制運行的程序化,則指城市立法要通過市民大會審定,司法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法律是司法機關活動的唯一依據等。總之,城市共同體成員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市民政治運行過程中的民主程序,共同遵守法規章程的契約意識,沖擊了封建政治和社會法統,成為歐洲民主政治和法治傳統的主要源流。
藝術
羅馬式
大約在10世紀晚期,拜占庭藝術還在風靡歐洲時,在西歐各地逐漸形成另一種藝術,并延續到12世紀,這種藝術就是羅馬式藝術。羅馬式藝術并非古代羅馬藝術的復蘇或翻版,它綜合了近東藝術、古羅馬藝術、拜占庭藝術的風格,并開啟了哥德式藝術。
教堂建筑在羅馬式藝術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形式延續了羅馬風格,但為了凸顯上帝的榮光,格局統一:高墻塔樓結構、圓形的拱頂、簡樸厚實的石壁、粗大的角柱、窄小的窗戶,水平線條。比薩大教堂是羅曼式建筑的標本。它是一個氣勢宏大的建筑群,主要包括洗禮堂、主教堂、比薩斜塔(鐘樓)和墓地。其外部裝飾很有特色:主立面的小圓柱加一排排連拱形成獨特的井然有序的結構,既莊嚴肅穆,又富有變化。比薩斜塔高54.5米,傾斜4米多,圓形鐘樓雅致入口的正面是層層敞開的拱廊,人們攀登時往往產生被拖往一側的奇特感覺。11世紀中期以來,隨著教堂的大量興建,在中世紀一度式微的大型全身雕像再次出現,但還不是完全獨立的形態,而是與建筑的構件結合在一起,所以,人物造型往往為了配合建筑結構被變形。這個時期的繪畫成就不如建筑、雕刻。本期繪畫的特點是:輪廓線條明顯,色彩鮮明,用平涂的方式作畫,不太考慮光線、遠近、質感。
哥特式
12世紀,法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它就是哥特式藝術。其后,哥特式藝術在整個歐洲擴散并一直延續發展到15世紀。從建筑方面來看,哥特式藝術風格是在多方影響下產生的。哥特式建筑運用了交叉拱、尖拱、肋券、壁垛和飛扶壁等,形成了垂直向上、修長且輕盈的獨特形式,整體造型更加空靈、崇高,取代了羅馬式建筑風格的厚重與結實。哥特式建筑的立面通過一叢叢銳角呈現出沖天的氣勢,那布滿墻壁的雕像更營造出精致、神秘的氛圍。作為早期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巴黎圣母院充分體現了上述特點。
從雕刻方面來看,這一時期的哥特式雕刻重點強調物象的寫實性,突出其作為獨立形態的意義。法國夏特爾大教堂的高浮雕及門柱上的人像浮雕體現了雕刻與建筑主體分離的意識,且人像容貌的處理手法與羅馬式雕刻的面具化處理方法不同,更具有“人格”與“個性”,其意義高于它們作為建筑構件的存在,彰顯了獨立的價值。從繪畫方面來看,玻璃窗上的彩繪成了哥特式繪畫藝術的表現手段,嵌滿彩窗的哥特式建筑則營構了光與影的迷幻空間。在中世紀的歐洲,哥特式教堂用它的裝飾性語言將《圣經》故事呈現給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讓人們借助豐富的裝飾藝術效果更加直觀地感受這些故事的內涵。可以說,彩色玻璃畫的地位借助哥特式建筑逐步提升,哥特式教堂繁多的窗戶也使壁畫讓位于彩色玻璃畫,為教堂營造出一種奇異、神圣、瑰麗的氛圍。
文學
世俗文學包括拉丁文學、方言文學、騎士文學和市民文學等,它們的影響非常廣泛,遍及社會各個階層。
拉丁文學是一批流浪詩人用拉丁文寫成的詩歌,代表作品有《哥利亞斯的懺悔》。這是一種行吟詩體裁,起源于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地區作品表達了青年浪人蔑視禁欲主義、渴望愛情和生活的世俗理想。
方言文學是中世紀的英雄史詩,作品的主題主要宣揚英雄主義、榮譽和忠誠,代表性的作品有法國的《羅蘭之歌》,日耳曼的《尼卜龍根之歌》,西班牙的《熙德》,斯堪的那維亞的《埃達》和《薩迦》等。這些作品以盲人說唱形式在城鄉廣為流傳。
騎士文學主要歌頌中世紀的封建騎士精神,它包括榮譽、真誠、勇敢、溫文爾難、保護弱者、拯救受難者等美德,同時“愛情的醫治力量”也是騎士文學普遍存在的一個主題。騎士文學的代表作是亞瑟王系統。
市民文學表達了新興的市民階級的理想,其中,法國的‘寓言”,德國的“皆談’,都是市民文學中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諷刺各級封建主,揭發教會的貪婪和腐敗,歌煩人民的機智和勇敢。13世紀產生的法國寓言《列那狐故事》最為有名,它盡情嘲笑了封建主和僧侶階層的宗教愚昧觀念,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13世紀時,象征中世紀西歐文學最高成就的兩大巨著問世,它們是《玫瑰戀史》和《神曲》。
教育
今天西方各國的教育,直接起源于中世紀的教會教育。修道院是中世紀基督教最重要的教育機構,也是后來西方近代大學的雛形之一。因此,說到中世紀教育,從根本說就是宗教教育,也就是說,西方近代教育最初就來自于中世紀的宗教教育。
修道院在中世紀不僅是重要的宗教教育機構,還是文化和知識傳承的中心。意大利修士本尼狄克創立了卡西諾修道院,并制定了詳細的修道院組織和修士生活規定,使其成為西歐修道院典范。修道院教育最初以宗教為核心,但隨著發展,逐漸增加了數學、天文學等非宗教科目,形成了“自由七藝”。修道院還引入了歷史、科學、法律和技藝等內容,豐富了教育內容。從九世紀起,修道院分為初等和高等,修道者也有正式修士和世俗生之分,滿足了不同需求。修道院對西方近代教育體制的形成和文化的傳承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世紀教育雖以宗教為主,但世俗教育也已萌芽。修道院兼收市民子弟,形成“天主學校”,為近代大學雛形;而“教區學校”則成為中、小學前身。然而,真正的世俗教育由查理大帝開創,他設立宮廷學府教育貴族,并推動社會普及教育。中世紀末期,隨著商業興起和市民階級壯大,出現了以實用為宗旨的市民化世俗教育,包括模仿貴族教育的“拉丁學校”和“公學”,以及更市民化的“文法學校”和專門為工商業設立的“基爾特學校”。這些發展反映了中世紀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奠定了近現代教育體系的基礎。
到十一至十二世紀,受阿拉伯人影響,意大利和法國首先出現了早期的大學,這些大學大多由原先的修道院演變而來。薩萊諾、博洛尼亞和巴黎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其中,薩勒諾大學因阿拉伯醫學的傳入而演變而來;波隆納大學則偏重法律研究;巴黎大學最初是附屬于巴黎圣母院的修道院,后成為全科大學,涵蓋了神學、法學和醫學。至十三世紀末,西歐大學數量增至十四所,后逐漸增加至七十多所。十六世紀時,全歐已有八十一所大學。中世紀早期大學實行四分科制,這成為后來西方大學學院制的前身。同時,現代大學所實行的學位制也源于中世紀早期大學。
數學
中世紀初期,歐洲科學文化非常落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對文化教育的摧殘和壟斷。教會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思想上都處于絕對的統治地位。宗教的教條就是政治信條,是人們遵循的行動準則。《圣經》中的詞句甚至在法庭上都具有法律的效力。教會宣揚所有知識都來源于《圣經》,而神甫的教導是《圣經》的補充、發揮和解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說過:“從《圣經》以外獲得的知識,如果它是有害的,應該加以排斥;如果是有益的,那它會包含在《圣經》之中。”這代表了中世紀早期教會對待知識的態度。教會對世俗的知識本身毫不感興趣,米蘭主教安布羅塞曾說:“討論地球的性質與位置并不能幫助我們實現對于未來所懷的希望。”教會推行愚民政策,千方百計不讓廣大群眾掌握文化知識。對于不符合其教義的古典文化及其代表人物一概加以排斥,視為異端。
529年,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封閉雅典綿延了900多年的柏拉圖學園,嚴禁傳播希臘學術。這對學術的打擊不次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13世紀初,羅馬教廷還設立“宗教裁判所”,用以鎮壓異端分子。歷史上“異端”被燒死者數以千計。在這種環境下,不可能有理論科學的進步,也不會產生數學的成果。但是,不管環境如何惡劣,有時為了宗教本身的需要(如計算復活節的日子),或由于商業貿易的推動,還有就是純粹出于個人的愛好,在幾百年中特別是12、13世紀以后,也出現一些留名青史的數學家如斐波那契、布雷德沃丁和奧雷姆等。
醫學
一般認為,中世紀的歐洲醫學處在古典醫學文化的衰落時期,醫學水平倒退。這個時期因為醫學和科學都沒有發展,因而有人把它稱為醫學的黑暗時期。然而,中世紀醫學的演進過程非常復雜。歐洲醫學衰落在中世紀早期十分明顯。但是,中世紀醫學還包括拜占庭醫學和阿拉伯醫學。這時的拜占庭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相當發達,拜占庭出現了醫學校、醫院和藥房,編寫了大量醫學百科全書;阿拉伯在化學、藥物學和制備藥物的技藝方面很有成就,大大豐富了藥物制劑專業,并將氯化汞、硝酸、硝酸銀等用于醫療,影響了當時的歐洲醫學。
而且,在歐洲基督教社會中基于基督教理念設置的對病患者和殘疾者的收容所,以及后來建立的收治機構,成為以后醫院,傳染病院等收治機構之濫觴。尤其是黑死病在歐洲流行時,歐洲實行的防疫檢疫制度與醫學認識相關,這種制度為人類防疫事業做出了貢獻。
中世紀醫學的重大事件是醫學教育的真正建立。最早的醫學校是公元10世利薩勒諾建成的薩勒諾醫學校,它以培養醫生著名,被稱為“希波克拉底之都”。13世紀以后出現大批大學校,其中大多設有醫科。著名的有意大利的波倫亞大學和法國的蒙披利大學。前者以蓋倫的理論為經典,發展了《解剖學》,還最早招收女性。后者編寫了著名的《外科學》一書,并確定了外科醫生的四條標準:即博學、熟練、敏捷和道德修養好。
天文學
中世紀中期,正統的天文理論認為上帝創造了宇宙,以地球為中心,七大星球、月亮、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和土星以不同的速度,呈圓形軌道狀環繞地球,再外層的恒星則24小時環繞地球一周。當時認為宇宙是由天使推動齒輪運轉的。中世紀的天文學家如托馬斯·阿奎納的老師阿爾伯圖斯·瑪格納斯認為天上的星官對地球上的物體行為有影響,包括四季的變更、潮汐,甚至人的脾性。對天文現象的描述是天人合一的模式,十二星宿在環繞太陽的圓盤帶狀上運行,它們進入或離開的方式構成占星術的基礎。這種源自公元前7世紀巴比倫、古希臘羅馬,再到阿拉伯人的觀念把宇宙結構同人體結構的醫學想象連在一起,同中國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論相類似。
到12世紀,歐洲的天文學并沒有比古希臘羅馬的水平前進多少。量度時間仍使用日晷,天文學也與星象學混同。這期間也有重大發明,特別是觀象儀的采用,使得人們可以較為準確地確定緯度,一年的準確長度確定后也得以建立一可靠的時間表,從而制定出七大行星運行軌跡的天文圖表。雖然所積累的這些天文知識都必須裝進克羅狄斯·托勒密宇宙天體模式,但它為后來的天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中世紀天文學的重要轉折點是公元1252年在塔勒多發表的阿方索尼行星表。中世紀最偉大的天文學成就無疑是介于中世紀盛期和近代文藝復興時期的哥白尼日心說的提出。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西歐中世紀歷史上的重要思想運動,在西歐社會經濟和政治發生重大轉變和飛躍的時期,都會伴隨出現復興古典文化為特點的思想文化運動。8、9世紀的文藝復興注重恢復學習拉丁語,由此為古典文化的傳承保留了最基本的載體;12世紀的文藝復興促進了對古典哲學的學習,創立了中世紀的科學;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在創新古典文化的同時,深刻地探究了人的本質。
加洛林文藝復興
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日耳曼人文化水平落后,基督教會及修道院肩負起教化蠻族和保存古希臘羅馬典籍的重任。教皇格列高利派修士隊伍到大不列顛島和西歐大陸傳教。八世紀時,包尼法修斯試圖改革法蘭克王國教會,得到國王矮子丕平支持。查理大帝在位時,開辦宮廷學校,恢復“七藝”,統一《圣經》文本及拉丁文,史稱“加洛林文藝復興”,為之后文藝復興奠定基礎。
盡管加洛林文藝復興在創新性方面不及后兩次文藝復興,但它改變了之前文化衰退的進程。修道院的抄寫者們保存古代經文文本,統一拉丁文規范了各地區的民族語言。這次復興重新發現了古典著作,但沒有重新獲得希臘羅馬精神。查理大帝時期,歐洲文明融合羅馬遺產、希臘羅馬思想、基督教思想和日耳曼習俗,基督教也幫助西方不同民族形成統一文化。簡而言之,加洛林文藝復興雖以基礎性工作為主,卻為后續文藝復興奠定基礎,融合了多元文化并形成了統一的歐洲文明。
12世紀文藝復興
“12世紀文藝復興”是美國學者霍默·哈斯金斯于1927年提出的,他認為西歐12世紀存在一場文化運動,促進了新思想產生。此文藝復興萌芽于11世紀,全盛于12世紀中期,逐漸淡出于14世紀末。其文化產物包括中世紀大學的產生、經院哲學的極盛、羅馬法與教會法的復興、世俗文學和世俗音樂的發展。
12世紀文藝復興的產生原因是多方因素合力,包括北歐海盜劫掠結束帶來的和平環境、生產力的提高和城市的出現、市民階級對新時代思想文化的渴求,以及特殊的文化環境和“翻譯運動”的成功等,對世俗社會和羅馬教廷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其積存了深厚的文化積淀。其表現為羅馬法研究的復興和教會法研究的系統化,同時世俗君主也著手查找古羅馬經典文獻以反對教皇篡權。教會法典的整理使得教皇權力更加理性化、合理化,鞏固了教皇權威。羅馬法研究的復興主要在意大利博洛尼亞的法學家對羅馬法典籍進行注釋和評論,成為注釋法學派。其代表人物伊爾內里烏斯創立了博洛尼亞大學,成為研究和傳播羅馬法的中心,是世俗政權進行政教之爭的有力支柱。
“12世紀文藝復興”在歐洲中世紀及整個文化歷史上的作用巨大,為13世紀經院哲學的興盛奠定基礎,開創了大學這一高等教育制度體系,一定程度上復興了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法學。
14、15世紀文藝復興
公元14世紀初至17世紀中葉,歐洲發生了文藝復興運動,這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意識形態反映。這一運動產生于資本主義關系形成和資產階級追求政治合法地位的背景下。新興資產階級借助人民群眾的力量,反對封建統治,吸收和改造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形成人文主義新文化。同時,歐洲基督教神學的絕對統治與資產階級的世俗利益發生矛盾,促使人們提倡古典文化作為反封建反教會的武器。中國紙和印刷術的應用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使文化知識的傳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文藝復興最早在14、15世紀的意大利發生,隨后在16世紀擴展至法國、德國、英國和西班牙等國。文藝復興推動了歐洲文化、藝術、科學和哲學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社會
飲食
民眾主要吃素食且很節儉,通常每天只吃兩餐。日歷上有很多盛宴節日,不過還有更多的齋戒日。在齋戒日里,早餐和晚餐都受嚴格的教規限制。除了比較頻繁地舉辦盛宴,許多較富裕的階層與手藝人和市民們分享相同的食物,主要有早上的幾種湯和晚上的幾種粥或湯、魚和蔬菜。面包和吉姆·帕爾默之外,谷物制成的糕點仍是一種奢侈品,因為油脂很貴。食物中的魚—例如鮮魚、干魚或咸魚一比今天食用得要多得多,因為肉仍很貴,一周難得吃一次以上。只要買得起,啤酒和葡萄酒可以像水和奶一樣讓人飲用。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具有地區性,啤酒在德國的北部地區很普遍,南云飛則流行葡萄酒。
農業和飼養業的發展,是佛蘭德斯城鎮獨立并成功抵御王室強權侵犯的首要因素。淡水漁業和沿海漁業都很重要,、鱈、鮐、鮭、張翊生、龍蝦、鰻鱺、沙丁魚、七鰓鰻、牡蠣科、青口貝,甚至海豹、海豚和鯨都通過晾干和腌漬保存或趁鮮食用。市民們通常食用蔬菜和豆類、未發酵的蛋糕、面包和湯,并適當吃些魚和肉。在13世紀,他們的食物中通常增加了一些臘肉、牛肉、豬肉、雞肉和雞蛋,還有啤酒或葡萄酒。中世紀人們的報酬逐步增加,勞動階層的境況在14世紀和15世紀出現好轉,并且能更多地享用小麥面包、羊肉、豬肉和山羊肉。
農民食用更簡便的食物,這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時期有很大差異,但一般都很粗劣。在很多地區,谷物和黍仍是窮人的食物。15世紀,人們接受了從蒙古傳入的蕎麥。蕎麥不是谷物,而是一種一年生的蓼科植物,所結的一粒籽的果實能磨成面粉。蕎麥首先出現在梅克倫堡(1436年),不久就成為諾曼底大區和布列塔尼的一種主要作物。到1500年,蕎麥在一些貧困地區被用作谷物的廉價替代品。13世紀的巴伐利亞王國農民主要以黍和燕麥粥為食,法國中部和德國南部的貧困地區食用蕪菁和油菜。所謂的面質玉米其實是蔬菜和大麥、燕麥或黑麥的混合物,基本上是一種由各種食物混雜而成的大雜燴,趁鮮食用,在古典世界很受歡迎。此外,水芹、小蘿卜、胡蘿卜和歐洲蘿卜也成了中世紀飲食的一部分。
在中世紀人們用刀(一種獵刀)、匙和手指吃飯。叉子很少用,通常只在廚房內使用或用來將食物從罐子里轉移到盤子內。木碗像盤子一樣,通常由兩人共用,實木板或木盤用來放置或切割食物,也用來堆放煮過的蔬菜。肉常放在烤肉叉上或罐子里,再擺到桌子上。鹽瓶通常呈船形,像調料碗一樣在中世紀餐桌上必不可少。中世紀人們吃的鹽比現代人多得多,喜愛用大量調料來調味。15世紀末,出現了便攜的裝有輪子的面包烤爐。陶器和金屬制的鐘狀蓋子用來在炭火上烘焙食物,人們使用木制、狄奧尼西烏斯制和鐵制的匙子、長柄勺、鉤子和篩子,木制和白制餐具逐步被上了釉的陶器所取代。不過,玻璃器皿在廚房中仍不多見,烹罐用鐵鏈懸掛在爐火上方,或放在三腳架上面。廚灶在15世紀才出現。
服飾
中世紀服裝史上分為拜占庭服飾和西歐中世紀服飾,拜占庭服裝在西方服裝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融合了古希臘、古羅馬的服裝風格,并汲取了東方元素,對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服裝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風格主要受到三方面影響:首先,它繼承了古希臘、古羅馬的服裝傳統,如T形貫頭衣和古羅馬托加長袍;其次,宗教信仰導致拜占庭服裝注重端莊,男女服裝均較為保守,少露肌膚;最后,東方風格元素的融入使拜占庭服裝面料上出現奢華高貴的東方圖案,體現了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西歐中世紀服飾由三個階段構成:歐洲文化黑暗時期(5至10世紀)、羅馬式時期(11至12世紀)和哥特式時期(13至15世紀)。歐洲文化黑暗時期的服裝風格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男裝注重實用性,上衣和褲子構成主要裝束,皮帶和圓帽增添了實用與簡約的氣息。女子則穿著筒形長裙,外罩羊毛外裙,既保暖又體現了女性的柔美。
隨著時代的演進,羅馬式時期的服裝開始展現一定的裝飾性。男女服裝基本相似,內衣外衣皆為筒形,但外衣更為精致,腰部開始收緊,袖子長而華美,領口、前門襟和衣擺處常有刺繡或緄邊裝飾。斗篷作為此時期的特色,不僅保暖實用,更是貴族身份的象征。
哥特式時期是西方服飾史上的重要轉折,建筑風格的影響在服裝上得以體現。男子服裝開始與女子服裝有所區分,但初期仍保持筒形衣的特點。女子服裝則變得更為修長、尖細,如尖尖的帽子和鞋子,以及上窄下寬的裙子,都體現了哥特風格的獨特魅力。科塔爾迪緊身松擺裙和薩科特外衣的搭配,既展現了女性的曲線美,又體現了服裝的裝飾性。
進入14世紀,男裝開始明確其性別定位,上衣下褲的二部式服裝成為主流。普爾波萬夾衣和霍茲長筒襪的組合,體現了男性服裝的實用與干練。而女裝則繼續保持其獨特的審美風格,吾普朗多裝飾性外衣和肥大裙子的搭配,既彰顯了女性的身份地位,又展現了其獨特的魅力。歐洲文化黑暗時期至哥特式時期的服裝風格變化,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審美觀念,也為后來的服裝發展奠定了基礎。
住宅
中世紀羅馬風、晚期的哥特式建筑風格以及民間鄉土住宅風格是西歐中世紀的住宅風格的最主要的源泉。由于中世紀住宅特有的多樣性、地方性和親切性,它成為歐洲,也是人類住宅文化中重要的遺產。中世紀風格曾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住宅的風格,因為美國的住宅最早主要起源于英國與法國的住宅。這些風格由殖民者帶到美洲????,在美國延續下來,時間比歐洲晚了數百年。中世紀風格的住宅形式較靈活,通常有不對稱的立面。
中世紀風格的民居有一些非常樸素,兩坡屋頂,由茅草覆蓋。這類房屋中世紀半露木架式住宅有非常陡峻的屋頂以利排水,屋檐簡單。在許多中世紀的房屋中屋頂下的閣樓部分常常是敞開的,以便排除屋里的煙氣,這成為當時民宅的一大特點。大多數采用明露木構架,有時是半露木構式,顯得整棟住宅輕快活潑。直到發明了煙囪,才使住宅頂層功能發生了很大改變。房屋的二層和閣樓被封閉,變成可居住空間。房子屋頂仍然很陡,有突出的煙囪、立面不對稱,在原有的木構架的基礎上覆蓋黏土瓷磚保護層,使墻面精致。二層部分往往出挑,達到穩定木構架的作用。這些稱為后中世紀風格。英國民居基本上就是這種風格,對后來的一些類都鐸式住宅影響很大。英國早期殖民者將它原樣帶到美洲。
交通
在拜占庭帝國和伊斯蘭帝國時期,交通干道沒有什么變化,羅馬和希臘時期遺留下來的道路仍在使用和養護。9世紀時,伊本·赫達茲比還記述了有930個驛站的郵政體系。到了中世紀末,許多道路已無法通行,這是因為農民需要建筑石材而肆意拆卸鋪路石板,再就是一些地主逐漸侵占道路。羅馬帝國滅亡后的幾百年間,由于交通壓力大幅下降,一些道路還保存得相當完好。一些早期的圣人傳奇中曾提到幾條道路,它們的留存便于傳播思想和手稿,并運送各種貨物。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許多城鎮的修道院和官員也都用信使來傳遞信件。和羅馬時期的情況類似,在多數情況下,信使有正規的服務部門,隨身帶著通行證和身份證明。他們出差大多靠步行,直到13世紀才開始普遍使用馬匹代步。
11世紀,人們用手推車推或者由搬運工背,從萊茵河地區翻過阿爾卑斯山向波河流域運送各種商品。12世紀時,貿易主要集中在隆河流域,然后轉到熱那亞。13世紀,因為阿爾卑斯山道路翻修,原來的貿易通路得以重新使用。隨著主要交通工具的發展,人們心目中的道路標準也逐漸改變。羅馬時期的道路主要是行軍道,交通工具對道路發展的影響很小。到了中世紀,干道逐漸改進,大多是在松軟的沙地上鋪一些鵝卵石或碎石,這能避免熱脹冷縮造成的不利影響,易于維修,最后成為主流的道路結構。
中世紀早期的苦力扛著貨物或推著載貨的小車在道路行進。許多貨物裝載在兩輪推車上,更多的則用一種四輪推車,還有一種農用平板推車,載重量是兩輪推車的3倍左右。另外,人們還使用駁船或其他船只運貨,但不用馱馬。在平原地區,運貨速度是每天22-35公里,因為這時已有了較好的馬具能讓馬跑得更快更久。因此,盡管道路狀況并不太好,但交通費用還不至于過分昂貴。
信使和旅行者多半是步行或騎馬,坐貨車旅行還不被許可。通常情況下的每天行進路程,在平原地區約50公里,山區約40公里,這個速度跟古代差不多或稍快些。盡管從前的那種寄宿住宅已經不復存在,一些私人住宅、小旅館和救濟院(宗教組織建的朝圣者住所)卻可以為旅行者提供方便。據估計,多數道路平均每年運貨量為1000噸左右,有的還要更多一些。有數據表明,僅在1370年,經慕尼黑附近的3條鹽道輸送的鹽達7000噸。
婚嫁
中世紀婚姻的作用是建立政治聯盟、聯結各個家庭以及鞏固產權交易。在中世紀,婚姻即是世俗事務又是宗教事務,婚姻的成立是雅威意志的體現,并且夫妻結合后成為一個整體。
教會通常把世俗婚姻劃分為三類進行甄別處理:第一類是作為“圣禮”存在的既合法又有效的婚姻,它一經認定就是絕對不能夠被解除或改變的。第二類是既不合法又無效的婚姻,這類婚姻因不能獲得“圣禮”資格而必須被取締,教會給大部分無效婚姻的當事人雙方都提供再婚的權利。第三類是雖不合法卻仍然有效的婚姻,此類婚姻一開始就被認定是按上帝的圣禮原則締結的,故其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由于當事者中的一方用非法手段踐踏圣禮原則,這使得婚姻本身瀕臨滅亡。為了挽救這類婚姻,教會當局往往給當事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教會一直企圖通過操縱世俗婚姻去控制整個社會。在教會的理想中,婚姻作為一種圣禮應無可爭辯地由它來支配,這意味著結婚的地點必須是教堂,婚姻的最初見證人必須是教士,婚姻訴訟必須歸教會法庭裁決。
喪葬
歐洲中世紀喪禮的流變,總體趨勢是按照基督教的標準走向規范化。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中世紀的喪事,若非全部,亦大部分是基督宗教的喪事。”到九世紀末,歐洲(西拉丁地區)的喪禮已經基本定型。11至12世紀隱修運動將更為規范化的喪儀傳遍歐洲。整個喪事可以分為臨終和終后兩個大的階段。
臨終之際,神父得知消息后在教堂舉行彌撒儀式,隨后莊嚴前往臨終者住所。神父安撫臨終者并詢問信仰和悔罪情況,隨后舉行涂油終敷和圣餐儀式,標志其進入生死邊緣。親友參與儀式,協助完成善終,為靈魂祈禱。期間,親友應答、念誦禱文,并適當哭泣。同時處理遺囑等事宜,但需避免干擾。這一系列儀式體現對生命終結的尊重,幫助臨終者平靜離世。
一旦確定死亡,即進入為期三天的殯葬期。期間,先為死者穿衣、裝棺或柩車,隨后社會人員開始服喪。因陰尸不潔且具危險性,需迅速移至教堂。送葬隊伍沿途舉行儀式,鈴聲響起,既為死者靈魂祈禱,又展示家族財富與地位,凝聚家族力量。三天后下葬,儀式相對簡潔。一年后,舉行周年祭,紀念逝者。
黑死病
鼠疫是從1348年開始爆發于歐洲的一場巨大的瘟疫,是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之一,具有規模大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反復發作、傳染性強且死亡率高、破壞力強等特點,給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帶來了深刻影響。
黑死病導致人口銳減和勞動力短缺,使西歐封建土地制度逐漸瓦解,促進了農業從谷物生產向畜牧業轉變。在城市,黑死病后幸存商家追求奢侈品和手工業品,商品價格猛漲,促進了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復興。教會權威因瘟疫受到打擊,導致有識之士拋棄基督教禁欲主義,關注個體生命價值,推動文藝復興運動。黑死病加劇了階級矛盾,為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興起提供了機會,為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奠定基礎。同時,黑死病暴露了醫學和衛生事業的不足,推動歐洲建立了衛生局和水務管理,控制疫情。黑死病導致懂拉丁語的教授和神職人員死亡,學校放棄拉丁語學習,本土語言地位提高,為教育體制變革埋下伏筆。
影響
政治
我們通常會把中世紀稱作“黑暗的中世紀”,其實這樣做是低估了中世紀這段歷史中所蘊含的的積極作用。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它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產生準備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如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思想,神學自然法,反暴君思想,原罪說及限制王權等。
在中世紀的西歐,國王的權力逐漸受到教會的限制,即“王在神下”,教會在與國家爭奪權力的過程中提出的限制王權的理論及其實際采取的措施也對人們后來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基督教成立之初,為取得人民的擁護,它的各種教義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體現一種原始民本、平等的觀念,中世紀教皇和天主教會開始走向腐化墮落,歐洲宗教改革時,馬丁·路德等人以《圣經》為依據,重新提出平等思想,為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了平等觀念的思想武器。從本源上來說,基督教思想曾表示自然本性與法律應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為文藝復興運動的到來做了鋪墊。對暴政的抵抗,在中世紀晚期西歐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基督教的原罪說是西方罪感文化的根源,在這種人性觀下,人們不會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賢王上,必然會想辦法對制約權力的方法進行構建與改進。這些蘊含在其內部的要素決定了西方政治史的基本走向。
經濟
十字軍東侵活動帶來了雙重的影響。從其消極方面來說,東侵使中東、西亞的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朗和拜占庭的人民遭到殘酷屠殺和掠奪,阻礙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西歐數十萬人失去了生命,許多家庭為此解體。從積極影響來說,東侵加強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歐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精神文明的進步。東侵后,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城市控制了商路,東西方間的商品貿易量比過去增加了十倍多,促進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進步。東侵也影響了西歐農民的處境,一方面,一些參加東侵的封建主為了籌備東侵的物資準許農民用少量貨幣贖身,解除了農民對封建主的依附關系;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使貨幣地租逐漸取代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從而也使農民處境有所好轉。
11世紀以后,商品交換活動受到拓殖運動的大力推動,地區分工也擴大起來。到中世紀中期,城市恢復起來,這就更進一步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封建關系開始商品化甚至貨幣化,大量農奴獲得人身解放,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與此同時,市場制度也不斷創新。商品交易所、貨幣交易所、博覽會等形式紛紛出現。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階級人身的解放和產權的獨立,在商品經濟中,各個生產經營者之間、各個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往來,逐步擺脫了中世紀那種最典型的非經濟強制,而是通過自由、平等和自愿的方式進行了,這促進了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中世紀晚期,特別是到了14、15世紀,西歐的商品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對貨幣流通量的需求。同時,封建貴族為了購買東方精美昂貴的消費品,需要更多的金銀通貨,因此,他們積極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的海外探險活動。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和商人的支持下,陸續完成了一系列到達東方和美洲的航行,開辟了東西方交通的新航路,并且在世界各地發現了大片前所未知的土地。
教育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在教育史上是具有深遠意義,它所提供的辦學理念、組織原則、教學體系、學業考核制度等都是近現代大學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驅。也為西歐社會學校教育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是高等教育史上輝煌的起點。此外還造就了一批把基督教帶進理性之海的哲學家、神學家,也培養了一批管理教會和國家的行政人員和律師,甚至教皇。中世紀大學有助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使之成為日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近代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可以說,大學的興起是中世紀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
中世紀大學打破了中世紀教會對教育的壟斷地位,擴大了受教育對象的范圍,提高了市民們的文化水平,成為新思想萌芽的主要陣地,并建立社團性的結構來保護它們共同的利益。中世紀大學作為在教育領域上的創新,其意義不只在于對教育觀念的豐富和完善,其對理智、科學精神的培育,對批判精神的滋養無不對后來西方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西歐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方邁向現代的一個標志,它對發展科學和知識,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大學活躍了當時的思想文化活動,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繁榮,在一定程度上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作了準備。
評價
中世紀或者中世紀早期,在歐美普遍被稱作“黑暗時代”,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一方面,經濟文化上是所謂黑暗世紀,同時也是文化轉型與新興文化生長的世紀。對歐洲中世紀的評價因不同的立場而有不同的結論:一是從現代文藝復興的啟蒙、人性、世俗與科學的立場,得出對中世紀的徹底否定;二是從工具主義立場得出實用主義的結論,如歐洲種族主義者會得出排猶太教與排伊斯蘭教的結論,也有人從語言等文化的角度對相異者進行排斥。恩格斯叢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從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對中世紀進行全面的評價指出:“中世紀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喪失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一切原始發展階段的情形一樣,僧侶們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同時,恩格斯又指出:“中世紀的巨大進步一一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里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
對于歐洲中世紀美學與文學藝術的評價交織著各種極其相反的意見和觀點,但總體上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貶多于褒。大體上有這樣四種觀點:第一,黑暗期。英國查伯爾斯認為,“美學被完全壓垮了,以致它的歷史不得不從頭開始。”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中也說,中世紀“歐洲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實際上處于停滯狀態”。第二,連續期。英國學者伯納德·鮑桑葵著名的《美學史》在談對文藝復興的態度時,提出要“把文藝復興追溯到公元”“普羅提諾以后的美學在學術上的連續性”。德國學者托馬斯·庫恩也認為,“在中世紀,美學既沒有被基督教道德的對抗所撲滅,也沒有被神學完全攪亂”“神父們頑強的人性以及他們對古典文學和哲學的熟識,迫使他們去尋找一些巧妙的理由,為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的良知迫使他們為所拋棄的藝術和美辯護”。第三,浪漫主義美學開端期。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認為“浪漫型藝術把這種內容表現在基督、圣母、信徒們以及凡是受到圣靈鼓舞而具有完整神性的人們的生命史里”。第四,斗爭期,繆朗山在《西方文藝理論史綱》中指出:“中世紀文化有其進步的、革命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的、反動的一面。”
歐洲中世紀科學的地位和意義幾乎在科學史成為獨立學科時就引起爭議。起初,許多學者相信中世紀基本是一個科學發展史上的貧瘠地帶或停滯時期。約翰尼斯·開普勒評論說“羅馬淪陷后,世界沉睡了一千年”,讓·達朗貝爾把經院哲學稱為“無知世紀的所謂科學”。布克哈特也批評說“敬畏自然,沉溺于書卷和傳統窒息了中世紀科學”。威廉·惠維爾也聲稱雖然中世紀建筑對17世紀力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但中世紀仍是以“思想絕育,神學觀念主宰和哲學思辨過度為特征”。
中世紀后期歐洲的科學發展受到許多學者的高度評價,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勒內·笛卡爾、伽利略·伽利萊和艾薩克·牛頓科學的許多基本原理可以在13和14世紀找到淵源……近代科學不是17世紀的特產,而是起源于中世紀思想家的哲學思辨”。17世紀科學革命期間伽利略、約翰尼斯·開普勒和牛頓的科學成就不過是對14世紀巴黎大學產生的那些宇宙論和物理學思想的發展。漢斯·巴朗和達納·杜蘭等認為雖然近代科學的基本特征直到17世紀才明顯出現,但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的變革和思想的發明創新對于后來的科學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持同樣觀點,他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時期實驗科學的興起和數學受到重視對于近代科學興起的重要意義。中世紀后期、文藝復興和近代的連續性在這里十分明顯。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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