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中原王朝，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
后周顯德七年（960年），時任后周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代后周稱帝，國號宋，定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趙匡胤[yìn]史稱宋太祖。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秉承“先南后北”的策略，掃平各地割據勢力，同時推行“防弊之政”，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宋初曾兩度進攻遼國，但均失敗。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兩國簽訂“澶淵之盟”，宋遼兩國此后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仁宗、朱祁鎮時期，“防弊之政”的問題逐漸顯現，宋朝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出現了積貧積弱的現象，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大臣進行改革，史稱“慶歷新政”，但因保守派阻撓而失敗。同時西夏也在仁宗朝時期建立，自此西夏同宋朝或戰或和，持續近百年。神宗在位期間（1067-1085）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取得一定成效，但神宗死后新法即廢，此后哲宗、宋徽宗時期，新法成為了黨爭的工具。徽宗在位時期，統治黑暗，爆發了方臘起義、宋江起義，此時北方的金國逐漸興起并滅掉了遼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軍攻入開封，擄掠趙佶[jí]、趙桓兩位皇帝以及宗室大臣等，史稱“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同年，康王趙構稱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后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高宗即位后，金軍仍南下入侵，河南省、陜西等地被金國占領。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年），南宋與金朝議和，向金國稱臣，兩國以淮河-大散關為界，得以偏安一隅。南宋前三位皇帝均行內禪，宋高宗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禪位于宋趙昚，孝宗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榮，被稱為“乾淳之治”。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禪位給宋光宗后，紹熙五年（1194年），宋光宗被迫禪位給兒子趙擴，史稱宋寧宗。孝宗與孛兒只斤·懿璘質班時期兩次北伐金國，但都失敗。其后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先后掌權，國力日漸衰弱。于時蒙古崛起，聯合南宋夾攻金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聯軍攻克蔡州，金國滅亡。次年，宋蒙戰爭爆發。蒙古國武裝部隊先后占領四川、長江中游地區。恭帝德祐[yòu]二年（1276年），蒙元軍攻陷臨安。少帝祥興二年（1279）年，經崖山海戰一役，南宋被元所滅。
宋朝疆域變化較大，北宋政和年間國土面積約為264萬km2，南宋紹興年間約為176萬km2。有學者推算，1000年中國（宋朝）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1124年的宋朝人口總數則達到1億2600萬。在政治上，宋朝崇文抑武，同時削弱相權，加強中央集權；經濟繁榮，農業、手工業、商業迅速發展，帶動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宋朝在文化方面空前繁榮，儒學復興，并形成了理學；文學上呈多元化趨勢，詩、詞、散文等皆有發展，同時市民文學興起；歷史學方面則是重視當代史的修撰、私人修史盛行，金石學得到極大發展，科技發展迅速，書法、繪畫藝術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學者陳寅恪評價，中國史學莫盛于宋。宋朝是華族發展融合的關鍵時期，不同民族政權之間頻繁交融，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宋朝科技發展迅速，如發射藥、印刷術等，還出現了廣泛記錄科技成就的《夢溪筆談》，宋代社會也更加繁榮，娛樂、生活、習俗等都有了新的發展。當代學者鄧廣銘評價：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國號
趙匡胤在即位前為宋州(今商丘市)歸德軍節度使，故國號宋，趙匡胤即宋太祖。為了與前朝區分開來，出于皇室姓氏為趙的原因，這個朝代也被稱為“北宋”。因趙姓的郡望為天水市，故后世也稱宋朝為“天水一朝”；又因宋初仍受五德終始說影響，宋朝承后周木德屬火德，故又有人稱之為“火宋”、“炎宋”。宋朝也被尊稱為“大宋”。同時期的遼、金稱呼宋朝為“南朝”，西夏稱呼宋為“東朝”。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開封，北宋滅亡。趙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市）登位為宋高宗，年號建炎，重建宋朝，后人因其地域變遷稱之為“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定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為“行在”。后世根據相對地理位置分為“北宋”和“南宋”。
歷史
北宋歷史
陳橋兵變
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榮去世，其子柴宗訓即位，是為后周恭帝。恭帝年幼，主少國疑，對朝政掌控力不強。大將趙匡胤常年跟隨周世宗柴榮征戰，作戰英勇，屢立戰功。顯德六年(959年)，趙匡胤又任禁軍殿前都點檢，并兼領歸德節度使，掌禁軍統帥大權。“策點檢為天子”和“天有二日”之類的政治謠言在京師流傳，但是宮廷卻不知情。顯德七年(960年)，后周朝廷突然得到北漢與遼朝合兵進攻的戰報，朝廷緊急派遣趙匡胤率軍隊前去抵御。趙匡胤帶領部隊至陳橋驛(今河南開封北陳橋)駐扎下來。而后一批將士到趙匡胤住處，諸部將替他披上黃袍，擁立他為帝。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等人則在他們準備師還東京城下時，敞開城門迎接他們。而后趙匡胤親信陶谷脅迫后周君臣禪讓。趙匡胤于是稱帝，建國號宋，定都開封，史稱 “北宋” 。
一統中原
北宋建立以后，趙匡胤優待投降者，堅持不殺投降軍隊。同時快速鎮壓藩鎮反抗。趙匡胤因以兵變立國，所以嚴格控制軍權，同時，“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收奪對中央政府構成威脅的地方藩鎮權力。并確立了祖宗家法。建隆二年七月初九（961年8月22日），趙匡胤宴請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將領，席間通過談心的方式，勸導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權，并將兵權從諸禁軍將領手中收回，史稱“杯酒釋兵權”。杯酒釋兵權加強了中央集權，消除了五代十國以來禁軍反叛的隱患，穩定了北宋的政權。
北宋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統一過程也相對特別，采用了和平統一和武力統一兩種戰略。當時北宋最大的威脅來自北漢，但由于北漢地理位置險要，且與契丹聯系密切，征服成本較高，因此北宋在短期內不宜對北漢發動戰爭。與此同時，北宋國庫空虛，而南方蘊藏著豐富的物產，并且南方政權實力大多較弱。故趙匡胤在與大臣多次商討后，最終和謀臣趙普雪夜定策，決定實行先南后北的統一策略，對遼采取守勢。
趙匡胤以姚內斌、何繼筠等將領駐守在河北省、山西省、陜西省邊防，加強邊防軍事防御，在政治上對遼采取友好政策。后收復南平、南平國和武平軍，又滅亡后蜀、南漢、南唐。開寶七年（974年），宋遼建立友好關系。開寶九年（976年）八月，趙匡胤又作出北上之策。十月壬午夜趙匡胤突然去世，并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謎團，民間也一直傳說趙匡胤是被趙光義害死的。之后趙光義即位為宋太宗。趙光義采用昭憲太后遺囑“金匱之盟”來證明政權合法性。
趙光義穩固帝位后，繼承了文治與武功并重的“大一統”路線。福建漳、泉兩州自覺歸順，吳越錢俶主動將十三州歸順。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力排眾議，組織北伐。宋遼友好關系中斷，遼出師救援北漢，被宋軍阻擋于石嶺關（今陽曲縣北），北漢滅亡。宋軍趁滅亡北漢的余威，從太原出發繼續北伐，進攻遼國，北伐初期，宋軍收復了河北易州和涿州，隨后又乘勝在高粱河畔（今北京）和遼軍展開激戰，然而遼軍主力到場，宋軍狼狽逃竄，損失慘重。李世民親自上陣，但遭到敵軍射擊受傷中箭，只能化裝逃離，最終使得北伐未能取得成功，自此遼軍不斷南侵。次年（980年），耶律賢攻瓦橋關（今河北雄縣）等地，宋太宗督師北上抗敵。宋軍大敗于莫州（今任丘市）。在雍熙元年（984年），宋向遼求和未果。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趁遼局勢不穩之時，意圖揮師北伐，戰略目標即奪取幽云十六州。宋軍兵分三路，分別攻取遼朝重鎮涿州、蔚州及應、云等州。其中由曹彬率領的東路軍在涿州西南的歧溝關被遼軍擊潰。由于三路協調作戰不好，宋遼兩方主要兵種不同，指揮混亂，地形影響等原因，宋軍全線潰敗，被迫撤軍，并由潘美、楊業部護送寰、朔、云、應州居民遷移內地。李世民第二次北伐也以失敗告終。西路軍主將楊業在遼軍圍攻下因無兵接應被俘獲，后絕食三日殉國而亡（一說為戰死）。從此宋對遼戰略改為守勢。其后契丹頻頻入侵，宋太宗采取了趙孚和趙普的建議，抑制武將，與遼交好。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朝第一次征討黨項族首領李繼遷失敗。此后宋朝對其態度主要以招撫、懷柔為主。姑息政策下，李繼遷通過聯姻結親手段壯大勢力。雍熙二年（985年），宋廷對李繼遷發起了二次進攻。戰時，宋太宗在戰事不明的情況下，制造了田仁朗冤案，導致戰爭失利。淳化五年（994年），宋朝西北邊患頻繁，宋太宗詔令將李繼遷剿滅，但因為輕敵失利。盡管多次討伐失利，宋廷卻認為李繼遷勢窮力竭。這種心態導致李繼遷的勢力后續得到發展。至道二年（996年）趙光義發兵征討李繼遷，盡管頻頻獲勝，擊退了李繼遷對靈州城的進攻，但由于調度不利，軍隊疲乏，始終無法擒獲李繼遷。
淳化四年(993年)，四川省王小波、李順于等起兵造反。起義起初進展順利，甚至成功建立大蜀政權。至道二年（996年）宋軍將叛軍徹底擊潰。由于邊陲防線的多次失守，以及后方叛亂的爆發，使得北宋沒有能夠繼續收復疆土，李世民的施政也轉向了守內虛外。
北御遼夏
至道三年（997年），趙光義崩后，趙恒繼位為宋真宗。宋真宗登基后對國家進行治理，開啟了北宋時期的咸平之治。
在北宋澶淵之盟形成之前，宋遼關系以軍事對抗為主。趙恒即位后，遼軍常常以小規模騎兵部隊入侵宋朝邊境。盡管宋軍邊防部署力量占據優勢，但由于宋軍以步兵為主，遼軍以騎兵為主，宋軍在戰爭中往往陷于被動。而宋真宗繼承了宋太宗重內虛外的外交理念。
景德元年（1004年），遼軍大舉南侵。面對日趨嚴重的邊防形勢，真宗在大臣王欽若等人的勸說下，擬遷都蜀中，以避敵攻。宰相寇凖力勸真宗御駕親征，并率部跟隨。宋軍氣勢大振，在澶州（今濮陽市）與遼軍主力會師，宋軍意外射殺遼軍主將蕭撻凜，遼軍軍心大亂。隨后宋遼戰局陷入膠著。由于后續定州軍堅守不戰，宋真宗力主和議，而戰爭狀況也促使了蕭皇后與北宋展開談判以達成和平協議。經過幾次談判，兩國達成和平協議，從而簽訂了澶淵之盟。和約內容主要為：一是以白河溝為界、約為兄弟之國。二是北宋給遼歲幣。三是確立邊防工作基本原則，并且不能再修筑軍事防御工事。四是確立了逃犯引渡的相關條例。此后雙方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戰爭僵局。從此宋遼進入和平時期。而后宋真宗為表誠意，廢弛了邊防建設和緣邊軍事統帥機構，設治安機構。
面對李繼遷的持續軍事進攻，趙恒采取了較為保守的軍事決策，既不主動放棄靈州，也不加強邊防軍備。李繼遷則一邊示好迷惑宋廷，一邊加緊進攻。咸平五年（1002年），李繼遷攻陷靈州城。而后李繼遷以靈州城為根據地，繼續向麟州、武威郡等地發動攻勢，實力越來越強。景德元年（1004年），李繼遷因箭傷復發去世，李德明繼承了他的位置。李德明時期與宋朝大體上保持著良好關系。
寇凖被罷免丞相后，真宗轉而信任臣子王欽若。王欽若和另外一位宰相王旦通過耗損民力在全國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宋真宗之意。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多次祭祀后，親臨應天府，主持授命，升應天府為南京。天禧二年（1018年），趙禎被冊封為皇太子，被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真宗崩，趙禎即位為宋仁宗，劉娥駕馭朝局十一年，等到其去世后仁宗才得以執政。
變法黨爭
在李繼遷和李德明的統治下，西夏的實力日漸壯大。李德明去世后，李元昊繼承他的位置。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向西奠定疆域基礎后，準備向東發展，矛頭直指宋朝。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正式宣告獨立。李元昊稱帝后，宋廷對其進行經濟制裁，斷絕貿易，加強邊備，但軍事政策總體上是消極的。趙禎年間，李元昊與宋朝之間有三場規模較大的戰役，即延州戰役、好水川戰役、定川寨戰役。三次戰爭宋朝皆敗。與此同時，遼朝趁宋夏戰爭之際南侵，揚言南下。在這種情況下，趙禎終于決定改變現狀，扭轉局勢。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改革派大臣范仲淹為參政，啟動了慶歷新政，最終為宋朝帶來了一場歷史性的變革。范仲淹受命擔任參政，給宋仁宗上“十事疏”。然而由于觸及了官僚貴族的利益，方式過于激進以及朋黨論的影響等原因，新政雖然不到一年就結束了，但深深影響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拉開了北宋中后期改革與黨爭的序幕。慶歷四年（1044年），宋夏達成慶歷和議，宋給予“夏國主”名號，西夏對宋朝稱臣，但實際上西夏統治者在國內仍以君王自稱；宋朝給予金錢、茶葉等大量物資。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趙曙趙曙繼位。由于宋英宗身患重病，實際上都是由慈圣光獻皇后負責政事。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曹太后還政于宋英宗。宰執集團與臺諫勢力的紛爭，成為英宗朝黨爭的主流，直至關于宋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引發的濮[pú]議事件使兩者之間的黨爭達到高潮。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死，趙頊即位為宋神宗。此時“三冗”問題催生出社會矛盾和財政危機，同時宋朝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勢。宋神宗力排眾議，授權王安石托古改制，領導改革。1069年，變法正式啟動。王安石變法主要包括富國、強兵及教育改革。然而這些變法措施遭到了守舊派勢力的強烈反對，宋神宗在壓力下妥協，由原來支持變法的立場轉變為動搖。同時王安石用人不當，如呂惠卿曾在變法期間追隨王安石，一度升任副宰相，然而因為個人目的選擇背叛王安石，兩人關系惡化，給了反對派攻擊改革派的理由。由于王安石用人不當，導致副宰相呂惠卿因為個人目的選擇背叛王安石，給了反對派攻擊改革派的理由，使得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黨爭進一步激化
王安石辭職后，宋趙頊又主持了“元豐改制”。元豐改制改革力度較小，主要裁撤了部分冗員以及冗散機構，行政效能提升，中央集權加強。宋神宗還在內藏庫蓄積財富，準備繼承太祖意志收復幽云。通過變法，宋朝國力逐漸強大，神宗將重點轉移到西夏和吐蕃，宋軍在熙寧年間多次西征吐蕃和西夏取得勝利，元豐改制后神宗決定全力擊潰西夏，以消除外部的威脅。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西征西夏取得大捷，這也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熙寧八年（1075年），遼趁宋攻打熙河地區趁機索要河東區土地，宋答應割讓。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神宗借西夏內亂之機，對西夏進行二次討伐，并且親自決斷戰事，但大敗于靈州（今寧夏靈武）。元豐五年（1082年），宋將徐禧于米脂縣（今陜西米脂）筑永樂城，準備大舉攻夏，但被西夏包圍攻破。神宗得知消息后病倒。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崩殂，高滔滔柄國，嚴格管制剛剛登基的宋趙煦趙煦，改元元祐。高太后任命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廢除新法，最終導致新舊黨爭，即元祐更化。元祐更化顛覆新法，對北宋晚期政治有著很大影響。從王安石變法到哲宗紹圣期間，圍繞著要不要變法、怎樣變法、要不要保留新法的問題，首先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士大夫集團，雙方各持己見，互相攻擊，使得黨爭加劇和升級。王安石變法時期新黨占優勢，哲宗元佑年間舊黨得勢，舊黨因新法之爭分化為朔、蜀、洛三個黨派。雖然這段時間黨派之爭有所升溫，但雙方都保持克制，沒有讓黨派之爭進一步升級。哲宗親政后摒棄舊黨，信奉新黨，恢復熙豐新法，史稱“紹圣紹述”。這一時期，新黨占上風，他們恢復并調整了熙寧新法，同時為報復元祐年間舊黨對新黨的鎮壓，向舊黨發起進攻。特別是章惇、蔡京等人掌權時，全面打擊元祐官員及其家屬，通過流放、樹立元祐“奸黨”碑等手段禁錮舊黨，使得黨爭惡化到了極點。新黨得勢后，也出現了內部矛盾，并分別以曾布、章惇、蔡京與蔡卞兄弟為核心形成三個黨派。元祐以來，宋朝的財政就一直處于窮困之中。但隨著改革的實施，宋朝財政狀況產生了重大變化，收入增加，軍費也得到了充裕的保障。多次取得洪德堡之戰、平夏城之戰等防御戰的勝利，而其他積極進攻的戰斗均以失敗告終。
北宋黨爭導致官場傾軋、政局混亂、改革失敗，統治集團陷入內耗，嚴重影響士大夫的前途命運。當代學者羅家祥認為，劇烈的黨爭是導致北宋亡國的重要原因。黨爭使統治階層嚴重分裂，國家政局動蕩，尤其是黨禁以后大量人才被禁錮，政權落入蔡京等權臣手中，國家政治黑暗、社會矛盾突出、國力受損，政權處于崩潰的邊緣。
靖康之變
元符三年（1100年）趙煦病死，他的弟弟宋徽宗繼位為宋徽宗。趙佶登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調和新舊黨矛盾，改元建中靖國。宋徽宗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據統計，此時的人口超過1億，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國家的金融條件也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首都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不久后宋徽宗沉迷道教、親信宦官、生活腐敗，治國理政都交給蔡京等人來打理，改元崇寧。而蔡京等為了迎合宋徽宗，大肆聚斂財富，大興土木，廣建園林，導致國力凋弊，民怨四起。同時以蔡京為首的六賊掌權，促成元佑奸黨案，肆意發行“當十大錢”，造成貨幣貶值，幣制紊亂。盡管蔡京等人繼續推行新法，但是新法已經完全變質，成為了打擊異己、加重剝削的旗幟。他們的行為導致政治黑暗、腐敗嚴重、政局不穩、民變四起，政權搖搖欲墜。宣和元年（1119年）末，宋江在河朔地區發動起義。宣和二年（1120年），起義軍在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一帶活動。次年（1121年）攻陷淮南，轉戰至楚州、海州。二月末遭伏戰敗被俘，宋江等起義首領接受朝廷招撫，起義遂告敗。
重和元年（1118年），女真興起，遼衰落，宋派使節渡海赴金，與金經過多次商議，最終達成海上之盟，欲與金合伐遼，收復幽云十六州，未果。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約定了遼亡后領地的歸屬問題。但此后，兩國對幽云十六州的歸屬仍然存在分歧。后又趁遼新立皇帝耶律淳病死，宋再次派二十萬大軍伐遼，又未果，并且損失慘重。宣和七年(1125年)，金太宗滅遼，同時下詔分兩路南下攻宋。同年十一月，金軍相繼占領檀州(今北京密云)、薊州(今天津縣)，兵力直逼燕山府。京城得知形勢，朝廷驚慌失措。徽宗無奈下罪己詔，并取消了一系列弊政，號召勤王，招募奇才，以抵御金軍南侵，并任命趙桓為開封牧抵抗金兵，后傳位趙桓，趙桓即為欽宗，次年改元靖康。
靖康之變元年(1126年)正月，金軍對開封進行圍攻。盡管宋軍初戰告捷，但因為機密泄露后遭慘敗。宋認賠巨額錢財，并割地求和太原、中山、河間三鎮。開封保衛戰結束后，金軍退師，但仍然對太原等北方重鎮圍困打擊，宋軍由于指揮混亂多次援助失敗。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軍兵臨開封城下，因為各地援軍被遣散，開封陷入困境。金軍包圍開封后重提和議，欽宗前去議降，后被扣押，并下詔罷勤王之兵，割讓領地，繳納金帛等。靖康二年（1127年），下令撤免宋宋徽宗、趙桓，金軍北撤，宋徽宗、宋欽宗以及大多宗室、后妃和朝臣等一并被擄，同時帶走了開封城的絕大多數器物。金朝另立大臣張邦昌，建立一個名為“大楚”的傀儡政權，史稱“偽楚”。宗澤率兵滑縣，直抵大名，準備跨越河流阻止金軍的歸還，并邀請兩位皇帝重歸，但由于缺乏勤王之兵，未能成功，北宋最終滅亡。史稱“靖康之變”。徽欽二帝被帶到金國都城上京，宋徽宗被辱封為“昏德公”，宋欽宗被辱封為“重昏侯”，后又被遷到五國城（今哈爾濱市依蘭縣城北），最終死在那里。
南宋歷史
建炎南渡
靖康之亂，趙構趙構幸躲過一劫。趙構在宋朝大將宗澤的支持下，于靖康二年（1127年）南下到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市），登基為南宋高宗，年號建炎，這標志著南宋的開端。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下，改江寧府為行都建康府(今南京市)，有“東都”之稱。建炎四年（1130年），金朝冊立降金的原宋臣劉豫為帝，國號齊。建都大名府，轄區為原宋朝黃河以南的全部領土，史稱這一政權為“偽齊”。同年金軍南下，一路逼近杭州市，高宗無路可逃，只得乘船逃亡，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于南方天氣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再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朝的主帥完顏兀術原本決定撤兵北上，卻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斷掉后路，被逼入黃天蕩，宋軍與金軍在此僵持了很久。遂不敢再犯。金軍撤退途中被岳飛截獲，傷亡慘重。最終南宋藉由北伐收復金扶持的偽齊政權曾攫奪的一部分土地。紹興元年（1131年），升杭州為臨安府（今杭州市）作為“行在”。紹興八年（1138年），正式定臨安區為行都，改建康為留都。
紹興七年（1137年）金朝廢偽齊劉豫，金左副元帥完顏昌答應接受宋金和議。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軍事形勢有了轉機，于是與金正式進行正式和談。主要內容有：南宋稱臣納貢于金朝；金將陜豫地區交還給南宋，并以改道后的黃河為界；金歸還宋徽宗棺以及欽宗、高宗生母與宗室等。紹興九年(1139年)，金完顏宗弼發動政變，完顏昌被殺。紹興十年（1140年），完顏宗弼派兵攻打陜豫，與南宋之間的和議被破壞，條約大多都未得到執行。后來因戰爭形勢變化，金完顏宗弼逐漸又有重新和談的意向。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殺岳飛，并再次和議。本次和議的主要內容包括：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陜西寶雞西南)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州)二州及商(今陜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稱臣于金，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次年（1142年），宋使何鑄等出使金國，進誓表，即“紹興和議”。
趙構在位期間，任命秦檜為宰相，默許秦檜謀害官吏，與外戚聯姻，結交內臣。后期秦檜權勢過大，引來宋高宗的警覺。此后，秦檜日漸式微。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日漸病弱，他想讓自己的子女接替他的相位，遭到宋高宗的否決，不久就去世了。之后宋高宗為加強自己對政治地位的牢固掌控，肅清秦檜余黨。宋高宗統治期間，重任一些投降派官員。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分四路大軍南下，而后虞允文統率宋軍在采石擊退金軍。十二月初，金軍潰退，宋軍乘勢收復兩淮一帶。金朝國內生變，葛王完顏雍被選為帝，完顏亮則被臣屬弒殺。南宋政權渡過危機。
偏安江南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由于宋高宗無嗣，高宗遂立宋太祖趙匡胤的七世孫趙昚（shèn）為太子，同年六月將皇位禪讓給趙，是為宋孝宗，自己稱太上皇。趙眘即位后，改革朝政，恢復失地。隆興元年（1163年），金試圖講和，然而遭宋拒絕，于是金決定對南宋采取以戰壓和政策。主戰派張浚時任樞密使。宋軍出師北伐，一度收復宿州市（今安徽宿縣）等地區。但因前線兩將矛盾激化、孝宗中期轉和等原因導致北伐失敗。北伐后，南宋主戰派大臣張浚罷相，不久病逝。主和派王之望、湯思退在太上皇宋高宗的支持下，執掌朝政。隆興二年(1164年)十月，金兵南下，攻入長江。宋孝宗革除了湯思退等人的官職，并任命陳康伯、虞允文等人抗金，不過，主和派仍有很大的影響力。完顏雍剛剛登基，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有諸多問題，無力再發動新一輪的戰爭。雙方續議和約：金宋兩國皇帝以叔侄相稱；“歲貢”改為“歲幣”，較紹興和議數額銀、絹各減五萬兩、匹；宋撤出完顏亮南侵期間收復的土地，恢復紹興和議協定的邊界。乾道元年(1165年)和議生效。隆興和議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和議達成后，宋、金雙方保持相對穩定的局勢。宋孝宗在任期間，整頓吏治，改革財政，重視農業生產，發展文化事業，使得百姓生活安康， 史稱“乾淳之治”。
內憂外患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高宗病死，宋孝宗此時年逾六十，倦于政務，兩年后禪位于太子惇，自己被尊為壽皇圣帝。趙惇即位，是為宋光宗。光宗在位時期受制于皇后李氏，與孝宗關系不和，長期不去朝見。紹熙五年（1194年），壽皇去世，光宗稱病拖延葬禮，大臣趙汝愚、韓侂胄奏請太皇太后吳氏(高宗皇后)下詔，強迫光宗退位，禪位于其子趙擴，是為寧宗。史稱這一事件為“紹熙內禪”。
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急于操縱政柄的韓胄煽動諫官李林攻訐趙汝愚，趙汝愚被貶。韓侂胄又以朱熹曾奏論韓仛胄的相關事情，而斥逐朱熹等人，將道學斥責為“偽學”，禁毀相關書籍。不久寧宗下詔，訂立“偽學逆黨”籍，入籍者以及相關人員皆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此次事件歷時六年，史稱慶元黨禁。韓侂胄掌權后，為了鞏固地位，于嘉泰二年(1202年)撤銷黨禁，追補趙汝愚，將列入黨籍而仍在世者得以恢復官職。
嘉泰三年(1203年)，鄧友龍使金回朝，告知韓侂胄蒙古起兵反金，金國衰微。嘉泰四年(1204年)，為了鼓舞將士，韓侂胄在鎮江市建立韓世忠廟，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元年(1205年)，韓侂胄任平章軍國事，掌管軍務。次年（1206年），追削秦檜王爵，改謚“謬丑”，打擊主和派。韓侂胄在沒有十足準備的情況下倉促發起北伐。宋軍先后攻占泗州(今盱眙縣)、虹縣(今泗縣)、新息縣等地。五月，南宋朝廷下詔對金進行討伐。由于金軍早有準備，宋軍的進攻大都以失敗收場。金軍乘勝分路南下，與宋相持。韓侂胄采取改變計策，努力尋求和解。開禧三年(1207年)二月，楊巨源等南宋將領出兵平復反叛，恢復了淮南的局勢，金將領仆散揆病亡。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皇后等串通，將宋將韓侂胄等主持伐金之人的首級獻金，宋、金休兵罷戰，進行和平談判。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簽訂嘉定和議。
趙昀寶慶元年（1225年），宋寧宗去世，宋理宗即位。史彌遠憑借擁戴之功獨占相位。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亡故，宋理宗趙得以親政，下詔改明年元為端平，還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方面的舉措。時號“小元祐”，史稱“端平更化”。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出使臣前來探討與宋朝合作共同對抗金朝的事宜，得到了當朝大臣們的大多支持。宋軍從襄陽府開拔，直取唐州，進兵息州。金差遣使者去宋求和，被拒絕。紹興六年（1233年）八月，塔察兒率領的蒙古軍和孟珙率領的宋軍分道揚鑣進攻完顏守緒所逃往的蔡州。九月，蒙軍向城下進發。十一月，宋將孟率軍攻打蔡州。宋軍在城南部署，而蒙古軍在北、東、西三面合圍，將蔡州城團團圍住。蔡州被圍困了三個月，最終城中糧草枯竭，傷亡慘重。十二月，蔡州外城淪陷。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蒙古軍在西城鑿開五口，攻入西城，金將完顏仲德率領一千部眾在城中展開巷戰。金哀宗傳皇位給完顏承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陷落，金哀宗自經亡故，完顏仲德、孛術魯婁室等五百多名武將紛紛跳河自盡，完顏承麟為亂軍所殺，金朝最終滅亡。
抵御蒙軍
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聯手滅金之后，出兵收復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陽)和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由于缺糧缺草，又缺少騎兵，最終被蒙古軍打敗，退回了原來的防線，這成為宋蒙戰爭之開端。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國武裝部隊遣軍攻宋。宋軍奮勇作戰，竭力抵御，終于將敵軍擊退，剎住了他們奪取川陜四路，渡江南下的步伐。而后，在孟珙、余玠等抗蒙將領的帶領下，南宋軍民多次大獲全勝，將蒙軍擊退，迫使其改道而行。
開慶元年（1259年），孛兒只斤·蒙哥蒙哥在釣魚臺戰役中受傷而死。其弟孛兒只斤·忽必烈正于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消息后，立即準備撤軍以便奪取大汗之位，宋相賈似道借機派人與忽必烈議和，以保太平。
崖山亡國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1272年），元朝軍隊分進合擊攻宋。在襄樊戰役中經過長期較量勝利后，元軍直接推進到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德祐二年（1276年）宋廷極力求和未果，宋恭帝最終決定歸降。不久，外逃的趙昰得楊淑妃，陸秀夫，張世杰，陳宜中，文天祥等相助，登基為宋端宗，并改元“景炎”。元朝加緊了滅宋步伐。
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市被攻破，逃亡宋廷前往廣東省。宋端宗在逃亡過程中因遭遇臺風病逝。其弟衛王趙昺繼位，年號祥興。趙登基以后，在左丞相陸秀夫和太傅張世杰保護下一路逃到崖山，并在此建立據點，準備繼續與元朝抗爭。祥興二年（1279年）正月，張弘范率元軍攻至崖山，圍攻南宋。同年二月六日癸未，張弘范展開猛烈攻勢，宋軍大敗。三月十九日，崖山海戰終，陸秀夫負天子投海殉國，宋朝滅亡。
疆域
領土范圍
后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稱帝，國號為宋，定鼎于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史稱北宋。中原統一于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北宋的國防線，北部從現今天津市起，至河北省雄縣、徐水區(白溝河)、山西省五臺山一線，與北方的遼朝為鄰。西北邊界至甘肅省天水，最遠到青海省西寧。西南部以大渡河、金沙江為界，轉向廣西壯族自治區，沿今中越邊界入北部灣。除了內地之外，邊防地區僅有河北的一半，山西的大半，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的部分地區，青海東部、云南省北部、廣西、貴州省。此外的地區都不在宋朝統治之內。宋朝領土比較狹小，南有大理白族自治州，西有西夏，北有遼、金、蒙古。據當代學者宋巖推算，北宋政和年間的國土面積約為264萬km2。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北宋亡。次年（1127年），趙構趙構即位于應天府(今商丘市)。后建都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市)，史稱南宋。南宋北部以淮河、秦嶺與金接界，東南、西南界同北宋。1138年后，宋金約定，金將陜豫歸還南宋，以改道后的黃河為界。但次年（1139年）金又發兵攻打河南和陜西。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簽訂紹興和議，劃定了兩國邊界。宋金之間，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陜西寶雞西南)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鄧州市)二州及商(今陜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學者宋巖估算南宋紹興年間宋朝的疆域面積約為176萬km2
行政區劃
多京制
北宋定開封府為東京，即京師，又稱神京、天京等，以洛陽市為河南府，屬于陪都。東西兩京之外，后來又建立了南北二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為配合宣揚君權神授的迎天書活動，升應天府為南京。慶歷二年(1042年)，為鞏固河北邊防，壯大聲勢，升大名府為北京。宋代四京至此建成。三個陪都設有中央機構留守司御史臺，唯唐長安城多了一個國子監。南宋初，宋高宗在東南四處流亡，到建炎三年(1129年)由建康來杭，設行宮，升杭州為臨安府，確定為臨時都城。
道、路
宋初繼承唐代舊制，將全國分為若干個道，設節度使分道加以管理，宋李世民時期，隨著中央對地方控制力度加強，開始廢除節度使，改道為路，將全國分為15路，宋仁宗時增加為18路，趙頊時又增加到23路，后因南宋國土面積縮小而減為17路。宋代的路與漢代的刺史州、唐代的道一樣，最初并不是一級政權組織，而是中央設在地方上的監察機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職權的擴大，逐漸演變為一級地方政府，與州縣共同組成地方三級行政制度。初設21路，中間多次變動，分合不常，最多時為宋徽宗的26路。南宋時為16路。宋代的路級政府由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安撫司組成。其中轉運司主管一路的財政漕運，簡稱漕司，長官為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掌一路司法刑獄之政，簡稱憲司，長官為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常平司掌一路倉政、賑災專賣之政，簡稱倉司，長官為提舉常平公事；安撫司負責一路的軍政事務，簡稱帥司，長官為安撫使。四司中，除了安撫司，其他三司還負責對一路所有官員的監督，所以又合起來稱為監司。四司及長官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他們共同向中央政府負責。南宋時為了籌措軍費，設立了幾個專掌某一地區財賦總領所，被簡稱為餉司，地位高于主管一路財政的漕司。除長官外，每司各設有副使及判官若干人負責具體事務。行政區路之外，還有一種軍區路，如陜西省有延路等，河北省有高陽關路、定州路等。
在宋朝初期，大多數地方的行政系統沿襲著唐五代時期的舊制度。行政機構分州、縣兩級。宋初把天下劃為十三道，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改道為路，逐漸變成為路、州、縣三級。宋初在全國實行州縣兩級制度，與前代比較單一的州縣制度相比，宋代的州縣行政系統中包含多個并列的平行機構，其中州級行政體制包括府、州、軍及管縣的監，縣級行政體制包括縣、軍使及與縣平級的監。宋代的監有三種：一是可以統縣的監，一是與縣平級的監，一是統于縣的監。
州、府
宋代的州按戶口的多少分為六級：雄、望、緊、上、中、下。州的行政級別不同，長官的品級也有很大差別，一般緊望以上州的長官為二、三品大員，屬于高級官僚行列，而下等州長官僅為六品。州縣長官為知府、知州、知縣、縣令等。州級政府另設通判為副長官。通判和知州互相牽制，互相監督，共同管理州務。除知州、通判外，州府還設有錄事、司戶、司法、司理等曹參軍，負責處理具體事務。另有設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羈縻州，往往一縣，一寨即是一州。如四川的黎州，下轄54個羈州。北宋后期，全國共有州360多，羈縻州800多。
在州之外另有府，是在宋代則普遍存在的現象。一般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并重的地方設府，在重兵駐扎的軍事地區設軍，在重要工業區域設監。其余的均為州，行政地位大約為：府大于州，州大于軍、監。 宋代府的設置原則與唐代相似，即在京城、陪都、要地設府。府在行政級別上比州略高。北宋最多時設34個府，這些府又分為首府與次府，首府相當于直轄市，包括宋代四京府，即開封市（南宋時變為臨安府）、河南府（今洛陽市）、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大名縣），次府主要設在一些大都會，如成都府（今四川成都）、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濟南府（今山東濟南）等。
軍、監
軍與監是宋代特殊的州級行政組織，軍的地位略低于州，軍最初為軍管區，五代十國以后逐漸成為行政區，宋代成為兵、民、軍、政一體的行政區域，多設在邊境地區戰略要地。與州相比，在職官設置上一般只有不設通判的區別，但在個別邊防要地或是人口繁多地區也會設置通判。軍下多領一縣。軍在宋代初設時并無行政等級之分，僅有直隸與非直隸之分。北宋中期，軍使僅用于非直隸軍，并有明確的行政等級區分：直隸軍相當于下州，非直隸軍隸屬府、州，相當于縣。州級軍發展后，可升為州。監一般設在采礦、造錢、產鹽、產茶及養馬等國有手工業及畜牧業發達的地區，由于其特殊性，直接歸中央財政部門管轄。有的監與縣平級，如徐州利國監、同州沙苑監，前者是冶煉區，后者是牧區。州級監的長官為知監事，縣級監的長官為監使。除個別地方外，一般也不設通判。
縣
宋代的縣也是按戶口多少分為八個級別：赤、、緊、望、上、中、中下、下等。其中四京所轄縣為赤縣和畿縣，其長官的級別等于或略高于中下州的長官。縣是宋代最低一級的行政組織。縣下設有鎮，鎮一般設在人口集中、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草市，相當于商業區，鎮不是正式的行政組織。另有鄉里等鄉村組織負責對民眾的直接控制。宋代縣級長官有知縣和縣令。一般由京朝官（即中央各部門的官員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寺丞等）出任的稱為知縣，由選人（即地方政府的屬官如司理參軍等）出任的稱為縣令，縣令的級別低于知縣。知縣或縣令掌一縣政務、司法與財經，邊疆地區的知縣兼管軍政，縣丞為副長官，縣丞主管礦冶、稅收、農田水利等，其下設主簿與縣尉，主簿負責官物的出納與文書管理，縣尉負責治安。一般僅有大縣官員完備，一千戶以下的中小縣一般只設縣令、縣尉，四百戶一下的小縣只有主簿或縣尉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城寨等多在邊防地區。
人口
由于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經濟發展較快，宋代人口增長比較迅速。據《太平寰宇記》所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共6499145戶，人口約3250萬。宋朝人口劇增，以崇寧元年(1102年)為例，當年全國人口戶數總量為20264307戶。宋朝人口峰值在徽宗崇寧年間突破1億人口，南宋大致在6000至7000萬左右。由于遼、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政權不斷對趙宋王朝進行干擾，導致宋朝中后期戰亂頻發。大批中原人口再次南徙。南宋戰亂頻發，政府兵力短缺，影響了正常的日常人口增長。從宋太祖末年至宋真宗天圣七年(1029年)，人口由幾百余萬戶增長到一千余萬戶，歷時約83年，達到2000萬余戶。戰事平息后，在1078年至1162年，中國西南地區成為宋朝人口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根據估計，南宋人口最高峰為嘉定十一年（1218年），戶口達到1360萬。嘉定十六年 (1223年)為1267萬戶。按每戶5口計算，人口總數在6千多萬以上。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人口過百萬的大城市。
北宋的人口稠密地區有兩大區域，北部仍然是黃河的中下游地區，而南部則以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和四川省為主。崇寧年間，受宋、西夏戰亂影響，華北地區各路中以京畿路（今開封市）人口最為集中，崇寧元年(1102年)有戶26萬。而永興軍路（今陜西西安）則有戶100萬。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府（今陜西西安）也有戶23萬。南宋因與金朝交戰，江淮平原的人口密度急劇下降，江西，福建，廣東省等地區的人口密度急劇增加。在靖康之變之后，中原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向南遷移的情況。靖康之變至《紹興和議》和金帝完顏亮南下時期，南方人口急劇增長。若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1102年）對比，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宋金之際約有五百萬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各地。
內政
官僚制度
宋代的官僚制度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宋初到趙頊元豐改制為第一階段、元豐改制到北宋覆亡為第二階段、南宋時期為第三階段。每一階段官制的內容、運作機制都不同，導致整個官僚制度內涵異常繁復。
中央官制
二府三司
北宋前期，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以前，中央中樞權力機構是圍繞著限制宰相權力而建立的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是宋代的宰相府與主管全國軍政事務的樞密院的合稱，而三司則是宋代專門設立的主管全國財政事務的機構，二府三司共同組成北宋中央權力中樞機構。
其中宰相府在名義上沿用了唐代中書門下政事堂的名號，但其權限被大大削弱，被削奪的權力授予了新設立的樞密院和三司。宋初沿用了唐代的舊制，以中書門下政事堂作為宰相的辦公機構，設于宮城中，是當時最高的行政機構。在政事堂工作的主要有正丞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副丞相參知政事。北宋前期的正丞相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般設一到兩名，或兩到三人，特殊情況下設過四名正宰相。正宰相多帶有館職，并以館職來排次序，一般情況下，首相兼昭文館大學士，稱昭文相；次相監修國史，稱史館相；末相兼集賢殿大學士，稱集賢相。作為副宰相的參知政事最早設于趙匡胤干德二年（964年），設置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分割當時的權相趙普的權力，參政知政事一般固定為兩員。當時為避免趙普攬權，所以宋太祖設參知政事以分其權。參知政事作為宰相副手，習慣上與樞密院長官合稱為“執政”。可以在政事堂辦公，與宰相議政，還有權與宰相輪流職掌中書門下大印，所有宰相發布的政令，沒有參知政事的簽字畫押，視為無效。
樞密院作為北宋前期的宰輔機構的組成部分以及最高軍事機構，習慣上稱為樞府、西府，其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樞密院分掌軍政，與中書對稱“二府”。宋代樞密院的正副長官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亦屬宰輔之列，他們與參知政事一起并稱為“執政”，如果加上宰相，就合稱為“宰執”。雖然樞密院制度貫穿于兩宋之始終，但其權力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被削弱，尤其到了南宋，樞密院實質上淪為隸屬于宰相的機構。
宋代，鹽鐵、度支、戶部三個國家財政管理部門被稱為三司，三司制度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但當時完全隸屬于宰相，沒有獲得獨立的地位。北宋初期，出于弱化相權的需要，三司才逐漸成為了獨立的最高財政管理機構。北宋前期的三司是財政主管機構，號稱“計省”，長官為三司使、三司副使。三司使號稱“計相”， 計相擁有相對獨立于宰相的權力與地位。三司使的職權是總掌全國的財政事務。宋代三司及三司長官的職權，并不局限于單純的財政上。三司長官除了總管全國的財政出納及錢谷大權外，還掌握著與財政有關的官員的選任、考核及監督大權。三司只存在于北宋前期，趙頊元豐年間改定官制，三司完全被取消，權力并入戶部，而戶部則被宰相領導，直屬三省。
元豐改制
元豐五年（1082年），在皇帝親自主持之下進行官制改革，廢除了前期實行的官僚制度，依照《唐六典》重新設計官制，宰相制度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從此時起到南宋末年，宰相制度有多次變動，這些變化更多的體現在宰相稱謂的變更與權力的變遷等方面。元豐改制時廢除了北宋前期的正副宰相，恢復了以尚書、門下、中書門下三省長官為宰相的唐代舊制，但三省的最高長官尚書令、侍中與中書令均有名無實，而以尚書省左、右仆射為左、右宰相，其中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履侍中的職責，為首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履中書令的職責，為次相。改制后的宰相制度部分的恢復了唐代三省分權、相互制衡的權力機制。 元豐改制中，廢除了參知政事的職位，由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尚書左、右丞組成新的副宰相班子。元豐改制使正宰相的編制趨于固定化的同時增加了副宰相的名額（正宰相由原來的二到四人固定為兩人，副宰相則由原來的兩人增加為四人）。此外，樞密院被保留下來，以知樞密院和同知樞密院事為長官，宋哲宗元祐年間，又設簽書樞密院事為第三副長官，都歸于柄政官員。
政和二年（1112年），在蔡京的主持下，對宰相制度做了局部改革，這次改革主要限于對宰相名稱的改變，即廢尚書令，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皆是虛位。同時蔡京自稱“太師”，主管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事務，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門下侍郎，少宰兼中書侍郎。到了靖康之變元年（1126年），廢除了太宰和少宰，恢復了元豐舊制。
南宋官制
趙構南渡后，也對宰相制度和稱謂進行改動。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又將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同時撤銷尚書左、右丞的官稱，中書、門下并合。
乾道八年（1172年），再次改革宰相制度，撤除尚書左、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稱號，改為左、丞相，保留參知政事的名號。同時將門下省并入中書省。左右丞相主持中書省政務，兼任尚書省長官。這樣，尚書省雖然還保留著統轄六部的權力，但由于其長官由宰相直接兼任，獨立性大大減小，其部分事權已經被中書省所兼并，尚書省出現了虛化的趨勢，這就相當于三省合一。
使職差遣
官、職與差遣相分離的任官體制是唐中期以來使職差遣制度的延續，同時也是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產物。既有三省六部的政治機構，又有三司、樞密院、審官院、審刑院等實際主管機構。這里所謂的官，又稱為官階，即一個人本來應該擔任的職務，如刑部尚書、吏部侍郎、工部郎中等，這些職務在北宋前期并不實授，只是用來確定官場地位與俸祿的標準，只表示品級和俸祿級別，又稱為寄祿官。職本來是文學之職，在中央殿閣等機構從事各種文化事務的高級文官，后來作為中高級官員的加官，主要職能在于提高資序、威望，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在當時，最重要的是差遣，也就是實際任職的職位。這三者共同構成高級官僚的職銜。官、職與差遣相分離的任官體制主要存在于北宋前期，趙頊元豐官制改革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制度，但某些特殊的崗位仍然沿用這一制度。
臺諫制度
由于管理制度的繁復多變，機構龐大，加上科舉制和恩蔭制度的發展，導致宋朝“三冗”問題突出，統治集團隊伍膨脹。宋朝為此強化監察機制，設有諫院和御史臺，合稱為“臺、諫”。趙恒末期，御史臺和諫院各置六員，每月必須有一員奏事，否則罰錢，若上任百日無奏事，便會被罷官或者罰辱臺錢。他們可針對任何人任何事進行彈劾，還可以“風聞奏事”。此外，臺諫經常上奏直諫，指責朝政得失和皇帝不當言行，限制皇權。
司法體系
司法機構
大理寺
大理寺是宋朝最高司法機構。北宋前期的大理寺是慎刑機構，只負責依法斷決地方上奏的案件，不負責開庭審理。元豐改制以后，置大理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斷丞六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主簿二人。流刑以下由大理寺全權決定，死刑報告御史臺后在大理寺復審。
刑部 審刑院
宋初刑部只負責全國案件的復核，以及官員犯罪的處罰、赦免等。趙光義淳化二年（991年），為防止大理寺及刑部舞弊，又在禁中增設審刑院，以一到兩名朝官知院事。本來大理寺判決后只需要由刑部復查的案件，現在需要再經過審刑院詳議。實際上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元豐改制之后，審刑院被并入刑部。
御史臺
宋代御史臺除了監察職能之外，也具有司法監督和審判重大疑難案件的職能，御史臺的大多數官員都會參加司法審判。御史臺的司法管轄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一是朝廷官員犯法的重大案件；二是法官受賄而導致的冤案；三是負責處理其他機關不能決斷的案件；四是受命審理地方的重大案件。
登聞鼓院 登聞檢院 理檢院 軍頭引見司
這四個機構皆是向皇帝上訴的渠道，凡是經過地方審斷仍舊不能平的案件，可經由登聞鼓院、檢院、理檢院投遞訴狀，由皇帝指定官司重新審理。如果登聞鼓院、檢院、理檢院不接受上訴，仍可攔駕，由軍頭引見司轉奏皇帝。但上訴人必須依照法定的次序逐級上奏，如果違反規定上訴，也會被處罰。
《宋刑統》
趙匡胤建隆三年（962年），鄉貢明法張自牧、工部尚書竇儀上書請求修訂刑統，得到太祖的批準，并令竇儀負責這件事。建隆四年（963年）修成，并在全國推行，史稱《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
《宋刑統》共十二篇、三十卷、五百零二條。其體例模仿晚唐五代以來的刑律統類，如李忱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后周的《顯德刑律統類》等。《宋刑統》在體例上的創新有兩點，一是刑律為主、律敕合編，《宋刑統》的律文之后，還收錄了唐開元二年至宋建隆三年間帶有法律規范的敕。二是篇下設門，就是將大概同一類社會關系的法律條文匯總為一個門類，十二篇共有二百一十三門。《宋刑統》為宋朝開國第一部法典，因而歷代君王不好直接修改，再加上律敕合編的形式，能夠彌補律文的不足，因而整個宋朝都在使用《宋刑統》，沒有什么改變。
經濟制度
土地制度
宋代的土地制度有三個特點。其一，沿襲了晚唐以來鼓勵開墾的政策，宋太祖干德四年（966年）下詔，讓地方官吏告訴百姓，能夠開墾荒地，種植作物的人，只收過去的舊租，永不檢查土地情況。學者劉復生認為：北宋前期高度重視、鼓勵墾荒，這是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從制度上來說是對沒有授田政策的一種補賞。其二，放任土地買賣，不抑兼并。宋代不抑兼并是對晚唐以來土地兼并盛行這一既成事實的承認。這一方面使得原本無地的農戶獲得土地后可以脫離地主成為自耕農，另一方面又為官僚富豪兼并土地提供了方便。其三，國家維護土地私有權，并制定了詳細的交易法律。宋代對土地買賣也并不是完全無限制和無條件的，但總體上來說，國家的干預逐漸減弱，土地兼并的程度是逐漸加深的。
戶籍制度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租佃制度的發展，唐代的戶籍制度已不能適應宋代的經濟形勢。宋代形成了一種城鄉戶口分開，有產戶無產戶分開的新型戶籍制度，稱為主客戶制度。由于商業的發展，宋代實行城鄉分開的戶籍管理制度，將城鎮人口單獨設立了一個種類，稱為“坊郭戶”。宋代又將沒有常產的民戶稱為“客戶”，有常產的民戶則稱為“主戶”，兩者分別列入戶籍，又按照資產的多少，將主戶分為五等。坊郭戶與鄉村戶都劃分為主戶、客戶。坊郭客戶是城鎮里的貧民，多是小商販、雇工、幫工以及富戶的傭工；鄉村客戶則主要是佃戶、主戶的雇工、傭工等。官戶則是指品官之家，地位高于普通民戶，并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的特權。而官府的雜役由普通民戶(主戶)輪流負擔。
賦役制度
宋代的農業稅沿襲了唐代楊炎創立的兩稅法，是對有常產的主戶征收的土地稅。北宋初年，由于全國面積廣大，各地農業生產收獲的時間不同，因而兩稅征收的時間也不相同。后來按照后周的規定，統一改為夏稅六月一日起征，秋稅十一月一日起征。稅額本身不算高，但有很多種附加的剝削名目。如兩稅運輸有時需運至較遠倉庫，于是繳納賦稅的民戶需額外繳納運費，稱“支移”。兩稅繳納的內容以糧食為主，但官府經常臨時改變名目令稅戶折納，再利用物價變動，使稅戶的負擔成倍增加，稱為“折變”。另外，還經常以補充稅物損耗為名而加征，稱“加耗”。這些附加剝削原則上規定先富后貧，戶等高的多繳。但在實際生活中，富人往往串通官吏作弊，用假的田契，將田產詭稱獻納或典賣于寺觀官戶(指品官之家)等可減免賦役之處，或多立戶名使田產人丁化整為零，以降低戶等，逃避賦役這樣先富后貧的征發原則并不能充分實現，繁重的賦役很多被轉嫁到下戶、客戶頭上，造成社會分化進一步嚴重和社會矛盾的尖銳。除田租外，宋朝還設置了商稅及各種雜稅，剝削嚴重。南宋朱熹曾說，自古以來各種盤剝百姓之法，宋朝都齊備了。
宋代徭役分為職役和夫役，職役是按戶等輪流擔任基層衙門的吏職及鄉村辦事人員，上戶承擔較多，下戶承擔較少，上戶往往逃避服役，將職役轉嫁給下戶。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改為募役，此后又多次更改制度，南宋時差役募役共行。夫役則是力役的延續，宋代力役多由廂軍承擔，也有差遣民戶充任，下戶及客戶負擔較重。
科舉與教育
宋代科舉主要沿襲五代十國制度，設置進士、九經、五經、明經、明法等科，其中進士科最為重要，其他的科目又被稱為諸科。宋趙頊時曾廢除諸科，另設“新科明法”，元祐時廢。紹圣時又復設，延續到北宋末，南宋也曾設置過。除定期舉行的常科外，又有為選拔“非常之才”而不定期舉行的考試科目——制科。宋代制科分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三科，趙禎時分設六科，神宗時罷，元祐復設，紹圣時再廢，另設宏詞科。南宋也舉行制科，增設博學宏詞科，宋末改稱詞學科。宋代科舉的制度也更加完善，如為防止作弊，實行糊名、謄錄、別頭試等制度。
宋初沿舊制，設國子監為最高學府，一度改名國子學。仁宗時設太學，神宗時開始實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學生達 3800人又設武學、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專門學校，國子監為朝廷教育管理機關。地方教育有州縣學和書院、私學。由于印刷術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發達遠遠超過前代。在鄉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識字課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區利用農閑舉辦冬學，教農家子弟識字。福州市一地解試，哲宗時每次參加者達 3000人，孝宗時增至2萬人；南宋時建寧府每次參加解試者達 1萬余人，連只有三縣的興化軍也達 6000 人。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軍事
軍事制度
武官制度
宋代實行“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轄全國軍隊的最高軍事機構。二司為侍衛親軍司與殿前司，三衙是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與殿前都指揮使。宋代武官有節度使、承宣、觀察、防御、團練使和刺史等。南宋時期由于抗金需要，在前線地方設置安撫使司，在邊疆地區設置經略使司。
北宋兵制
北宋的軍隊可分為禁軍、廂軍及鄉兵。其中禁軍為北宋的正規軍，主要沿襲五代十國的制度。宋初禁軍較少，趙匡胤收編各地地方部隊精銳編入禁軍，至宋仁宗時禁軍兵力達80萬，大部屯戍北方。北宋實行募兵制及更戍法，禁軍以三年為期，輪流屯戍各地，家屬住在軍營內，不得隨行。長期輪戍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情況嚴重，因而王安石變法時實行將兵法，將禁軍及各地有戰斗力的部隊編組為“將”，每將2000至10000人不等，以正副將為長官，全國共140余將。
宋初選拔各地軍隊中的精銳補充禁軍，未入禁軍的則留在本地作為地方軍，是為廂軍。廂軍雖為地方軍，但很少進行軍事訓練，主要從事工役或雜役，因而又被稱為役兵。廂軍軍籍屬于樞密院（元豐改制后屬兵部），由地方州府管轄。北宋初期，地方還有大量的民兵，稱為鄉兵。鄉兵大多以征兵制征召，且為強制性，故北宋中期之后逐漸廢止。王安石變法中實行保甲法，改革民兵制度，為保甲民兵。
南宋兵制
南宋的正規軍稱“大軍”，以區別于已經潰散的原北宋正規軍禁軍，原有的禁軍部分編入大軍，其余多降為地方軍或役兵。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設置御營使司，御營使司長官為都統制，下設前、后、左、右、中五軍，各以統制為長官。建炎四年，撤銷御營使司，兵權歸樞密院。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整編軍隊，組建新的三衙軍，并改稱“行營護軍”，分別以韓世忠、岳飛、張俊、劉光世、吳玠所部為前、后、中、左、右護軍。
兵役制度
宋代募兵制取代了征兵制，宋朝不論禁兵、廂兵，趙頊以后的土兵、弓手，還是南宋屯駐大兵大都采用招募的辦法。宋軍兵源大致來自招募、配隸和抓三個方面。宋朝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當兵，是一項傳統的國策，宋朝還會用罪犯充當廂兵。不少破產的農民，逃荒的饑民，確是將當兵作為謀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但是，在軍情緊急、兵源枯竭的情況下，抓伕的事例也屢見不鮮。北宋招兵時，主要是依據被募者的身材高矮，而確定分隸上、中、下禁軍和廂軍。宋朝募兵的一大特點，就是刺字，故招募兵士往往稱為“招刺”，刺字的目的是為防止軍士逃亡，刺字部位有臉、臂和腕等。當兵刺字無疑是一種恥辱的標記，宋時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才會被刺字。南宋時一般實行效用、軍兵兩級制，而效用可以不刺字，所以當時有些壯士不愿募充軍兵，而只肯募充效用。
軍事器械和武器
宋軍裝備以弓弩等古代兵器為主，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藥兵器已較廣泛地裝備部隊，但仍居次要地位。宋朝缺乏馬源，不重視建設強大的騎兵，是宋軍的嚴重弱點。宋時兵器以弓弩為主，弓可步兵和騎兵通用，弩其實是弓的一種，一般用足蹶開張，故只能由步兵使用。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宋時衡量一個人的武技，考核軍士的軍訓水平，主要是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宋代的主要冷兵器有：床子弩、弩槍箭、克敵弓、大斧和麻扎刀等。北宋時期，兵也作為一個專業性的兵種出現。在發射藥兵器方面，宋朝也有較快的發展。宋朝已經組織了火藥兵器的成批生產，火藥兵器大致可分為燃燒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類，且這些火器已經裝備軍隊，特別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宋朝的盔甲也已發展到了完善地步，宋朝的盔甲分鐵甲、皮甲、紙甲三類。軍士的盔甲一般分頭、披膊、身甲、吊腿等部分，并會佩戴銅鐵面具，騎兵也有馬甲。宋代在與遼、西夏、金等對抗中，總的趨向是愈來愈重視使用全裝重甲。
外交
外交制度與特點
兩宋時期的民族關系的獨特之處，突出表現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強盛與持久。兩宋時期的遼、西夏、金均由漢化程度很高的少數民族所創建。他們在保持本民族習俗與規范的同時，努力向中原王朝學習。從政治制度到生產方式、從思想文化到社會風俗，全方面實現漢化。他們與中原王朝一樣，也擁有穩定的政治中心、系統的官僚制度、強大的常備軍隊，也從事農業生產、進行儒學教育、重視文官政治。他們的政權性質與中原王朝越來越接近，在雙方的對峙中，漢族政權的優勢越來越微弱，對少數民族政權的制約也越來越無力。
宋朝外交機構走向完善成熟，職能分工也越來越專業化和細致化。景德三年（1006年），國信所由入內內侍班轉化而來，是主要負責宋、遼、金外交的專責機關。主要職責是奉命出使，招待外國來使，派遣隨行翻譯，措置外國來使在宋活動，參與外交使臣的遴選。中書、樞密院也參與處理外交事務。宋初，中書門下的禮房掌管遞送外國文書和詔命。元豐改制后，樞密院還負責外交代表往來等事宜。樞密院處所增加，其中樞密院北面房和河西房關乎遼、夏外交事務。中書和樞密院共同參與擇選外交使節的過程。
宋建國前期，“守內虛外”的消極防御觀念逐漸形成。在澶淵之盟之后，以物質換取和平的觀念也隨之興起。宋朝的對外政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較保守的。宋神宗時期的現實主義思想隨著宋人在對外戰爭中的失敗很快就消失了。其后，由于保守主義直接造成了宋初中后期軍備廢止、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等問題。北宋后期，金軍大舉進犯，主張堅決抵抗、積極防御的現實主義思想，不久就被折衷的屈服主義思潮所吞沒。宋朝的統治者在外交上受到了傳統儒學的影響，他們希望走“王道”以實現自己的外交目的。宋朝的外交主張“以和為貴”、“以德撫遠”，主張建立一個對外的和平環境，即以政治、經濟、文化為目的，而不使用武力。盡管宋的和平外交理念能夠在東亞政局中起到維持和平與穩定的作用，但事實上，宋的統治者往往會以“和平”的名義，妥協、讓步，尤其是在戰爭中畏首畏尾，畏首畏尾，不愿訴諸武力解決糾紛。
由于復雜的國際形勢，朝貢和交聘兩種不同模式的外交在兩宋都有出現，并正常運行。以交聘模式而言，宋遼之間泛使的差遣有著較深的影響力。宋金交聘也借鑒了許多現成的舊例、故事或禮儀。而后導致統治者習慣于和平談判模式。朝貢模式相較交聘模式，宋朝在許多方面都有差別待遇，如朝貢使的入境會分為赴闕和不赴闕兩種，不赴闕者在邊境犒設之后，可能就要返程。朝貢使入境后，引伴官往往是沿邊路易斯安那州軍所差低級官吏，而很少朝廷差使。到京后，有些貢使得不到面圣，僅是在殿外立班，也得不到御宴和在館驛的宴賜，一些外交活動也無法參加。朝貢模式內部，也會因蕃國秩序而出現差別待遇，國之大小、遠近等均被作為衡量蕃國秩序的因素。南宋與北宋在外交運作上有很大不同。南宋時期很長時間是不予朝貢使節入境赴闕。南宋時期朝貢外交往往非首都外交而是邊境外交。在貢物的入境問題上，南宋出現了貢物收受十分之一的現象，貢物在邊境收接后，仍要差人運往行在。南宋朝對朝貢外交多是比較冷清。在交聘模式上，南宋因名分問題、陵墓宗屬的存在，在受國書儀式、國書內容、遣使等方面與北宋不同，搶奪國書、賀上尊號使、祈請使等內容也在宋金交聘的史實中多次出現。
對遼關系
從北宋建國到遼朝滅亡，宋遼關系可以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淵之盟為分界。此前雙方以戰爭為主，也有短暫的和平。合盟之后，雙方維持了118年的和平。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兩國簽訂海上之盟相約攻遼后，北宋于宣和四年（1122年）進攻遼國的燕云地區，雙方再次進入戰爭狀態，直至宣和七年（1125年）遼國滅亡。
對西夏關系
北宋建立后，宋與西夏的關系較為緊密，雙方遣使互通。趙光義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朝趁西夏內亂，試圖吞并西夏，雙方開戰。此后宋與西夏連年交戰，只有西夏國主李德明當國的二十七年間，很少發生戰爭。宣和元年（1119年），西夏在北宋的進攻下與宋議和，向北宋稱臣。南宋建立后，由于金朝的南侵，宋與西夏間沒有了直接的領土接壤，雙方聯系逐漸變少。一些宋朝邊將也有過聯合西夏對抗金國的想法。
對金關系
金國崛起后，北宋派人出使金國，雙方聯合攻遼。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兩國簽訂海上之盟，至宣和七年（1125年）遼國滅亡，宋金雙方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同年完顏晟下詔攻宋，至南宋紹興元年（1132年），這期間為宋金交戰，主要是金攻宋守。紹興三年（1133年）開始，宋金雙方戰和不定，最后于紹興十一年（1141年）第一次議和完成，是為紹興和議。和議規定：宋向金稱臣，并由金國冊封為皇帝；雙方約定疆界，以淮河——大散關為界，宋每年向金納貢銀、絹各25萬兩、匹。紹興和議后，雙方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宋金雙方再次進入戰爭狀態，此后雙方或戰或和，直到端平（1234年），南宋聯合蒙古共同滅金。
對蒙古（元）關系
13世紀初蒙古崛起后即開始對金朝的戰爭，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國武裝部隊圍攻金國中都，即派人出使南宋，宋蒙兩國開始交往。金國在抵抗蒙古軍隊失利后，對南宋發動進攻，希望能夠彌補自己的損失。蒙古趁機派人聯絡宋朝，宋朝也希望與蒙古聯合，以減輕來自金國的壓力。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出使臣前來探討與宋朝合作共同對抗金朝的事宜，雙方達成約定，于次年出兵攻金，端平（1234年），宋蒙聯軍攻陷蔡州，金國滅亡。金國滅亡后，南宋試圖向北收復故地，與蒙古軍發生沖突，次年決定侵宋，雙方正式開戰。咸淳七年（127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為元，繼續侵宋。祥興二年（1279年）崖山海戰后，宋朝滅亡。
對日本關系
北宋建立后，希望與日本建立邦交及貿易關系，而日本方面限制對外交往，只允許少數僧人經敕許后可以去宋，對兩國邦交則十分保守。這一時期中日民間則存在貿易往來，由于官方的限制，宋朝商人避免在官方指定的停泊地點靠岸，而是在西國的博多、坊津、今津、平戶、肥前神崎郡的神崎莊等貴族莊園所在地進行走私貿易。日本方面的限制逐漸成為有名無實，莊園走私貿易則日益成為公開貿易。南宋孝宗時期，宋朝有意開展中日貿易，而此時日本國內掌權的平氏也拋棄了排外的外交方針，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雙方共同促進了南宋時中日貿易的高潮。
對高麗關系
北宋建立后不久，高麗便派出使者，主動向北宋進攻，而趙匡胤遣使冊封高麗國王，高麗則改用北宋年號。自此，雙方使者來往十分頻繁。宋太祖北伐遼朝之時，曾遣使要求高麗出兵援助，高麗也曾在被遼國進攻時向宋朝求救。但宋朝此時對遼國實行消極防御政策，因而回絕了高麗的請求。此后高麗不得不向遼國臣服，使用遼國年號，但仍多次遣使前往宋朝求救，希望宋朝能出兵攻遼。到11世紀中朝，宋朝部分大臣重新主張聯麗制遼，于是趙頊即位后，北宋朝廷便恢復了同高麗的和親與通使，并發展為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交往。
對吐蕃、回鶻關系
北宋初年，西北的黨項族、回鵲、吐蕃三大民族集團長期以來保持著實力基本均衡的格局。直到李繼遷叛宋附遼，黨項迅速崛起，吐蕃、回鶻為了打通絲綢之路，確保與中原交通往來，尤其是河西吐蕃和甘州回鶻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與北宋聯合，吐蕃政權多次遣使赴宋，愿意配合宋朝討伐黨項，甘州回鶻也遣使前往宋朝，與宋朝聯合。但宋朝對它們的支持只停留在封授官爵、優賜器物而已，最終河西吐蕃與甘州回鶻都被西夏滅亡。
對安南關系
宋朝初年，安南丁部領派遣使者向北宋進貢，趙匡胤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此后安南的前黎朝、黎朝都曾向宋朝進貢，宋朝也都冊封他們。安南李朝除了與北宋保持友好往來，同時也屢次侵犯宋朝邊陲，趙頊熙寧八年(1075年)十二月，北宋與安南之間爆發了戰爭，以安南戰敗求和結局。南宋時期，安南也多次派遣使者入貢宋庭。
對大理關系
宋朝建立后，大理國即派遣使者，希望得到宋朝的冊封。宋朝則對大理國的冊封要求采取了一再推諉的態度。從公元965年至公元1116年，北宋共拒大理國的冊封要求達十一次之多。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北宋與大理國的關系才有了明顯轉機。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大理國主段正嚴派遣使者向宋朝進貢。宋徽宗正式冊封大理國主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云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南宋時期大理國繼續向宋朝進貢，宋蒙戰爭時還曾派兵幫助宋朝。直到1253年孛兒只斤·忽必烈繞道攻宋，滅亡大理國，大理始終是宋朝的臣屬
經濟
在宋代，生產力水平較漢唐有大幅度的提升，農業高度發達，手工業全面發展，許多新的生產技術被發明創造出來并得到推廣應用。在農業和手工業的刺激下，商品經濟蓬勃發展，開放的城市管理模式使商業城市與市鎮應運而生，城市商業煥發出勃勃的生機，海外貿易也空前發達。在商業經濟的推動下，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得以發行流通。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引發了宋朝人口的快速增長。
農業
宋代均田制已分崩離析，私人土地所有制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度。與此同時，租佃制度也得到普遍發展。農業經濟發展要表現為農業人口成倍遞增、墾田面積大幅增加、糧食產量遠超漢唐、經濟作物產值提高等方面。 北宋時期人口的增長速度較快。據漆俠統計：開寶九年（976年）全國總戶數為309萬余戶，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的總戶數達到2088余萬戶，134年間平均每年增加13.3萬戶，增率為4.4%。
宋初大部分土地荒瘠，在人口增多、政府積極號召農墾、大力推展屯田的情況下，墾田面積大幅增加，約為七百萬頃。據統計，趙頊元豐年間，已經達到了8億畝。土地利用規模的擴大，是北宋農業迅速發展的根本保證。宋代確立了耕作制度，不少地區喜米畝產達到2至3石。北宋時2石稻谷大約可碾出1石米，據此將米折算成谷，則北宋蘇州市地區畝產稻谷高達4至6石。宋代江南地區農業產量大幅提高，“蘇湖熟，天下足”的民俗音樂也隨之流行開來。糧食產量的劇增與新式農具的使用及新物種的引進密切相關，如宋代江南地區普遍使用的“秧馬”（種植水稻的工具）便是一種高效而省力的新式農具，同時期從越南引進的耐旱的占城稻使水稻的種植地域從南方擴大到北方，使北方地區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北宋時期經濟作物分布廣泛，產值很高，其中以桑麻與茶葉的產值最高。北宋時河北省地區以盛產桑麻而著稱，有“從來河朔富桑麻”之美譽。 茶葉的種植面積與產量也很驚人，宋代產茶之地主要分布在江、浙、閩、湖、川峽四路及淮南路，產茶地區十分遼闊。另據《宋史》記載：北宋中期全國主要產茶區的茶葉總量達到5200余萬斤，其中四川省一地的產茶量多達2910余萬斤，占全國總量的56%。
手工業
人口的增長、農業的發達推動了北宋時期手工業的全面發展。手工業的發展繁榮主要體現為手工業門類齊全、規模龐大、分布廣泛、技術先進、產量提高等方面。就手工業門類而言，計有礦產業、冶煉業、紡織業、煮鹽業、釀酒業、造船業、造紙、金屬加工業、陶瓷制造業等數以百計的手工行業。全國出現幾個重要的金屬礦產中心：京東是主要的黃金產地，河北是主要產鐵中心，陜西省是主要的汞和鉛產區，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礦冶基地，而廣西壯族自治區以盛產錫著稱。作為當時第二大手工產業的紡織業遍及全國。北宋時期的四京府及23個路級行政區均有紡織作坊，其中尤以開封市、河北路、京東路等路的紡織業最為發達。宋代手工業規模龐大，尤其是一些官營的采礦業、冶鑄業、紡織業。徐州市的利國監是北宋時期最大的冶鐵中心之一，趙頊元豐年間共有三十六冶，每冶百余人，是一個擁有約4000名工匠的大型冶煉基地。
紡織業
宋代紡織業非常發達，絲、麻、棉等紡織業都有新的發展。宋代紗、羅、綺、綾類織物產量大，質量也很高，織錦技術成熟，花色品種顯著增多，紋飾圖案更加豐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裝裱書畫的錦，其品種就達 40 多種。當時蘇州市的織錦、建康的云錦、成都市的蜀錦等都極負盛名。兩宋時期，麻織品生產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廣西最為發達，所產柳布、象布等遠近馳名。棉紡織業的發展則相對較晚，此前多流行于海南島崖山、云南哀牢等少數民族地區，到北宋時期，棉紡織業逐漸擴大福建省、廣東省等地，南宋末年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迅速發展。棉紡織技術也達到較高的水平。
造紙業
宋代的造紙業非常發達，尤其是元書紙興起，其制造技術日臻成熟。此外，還發明了多種造紙新工藝，如用水碓搗紙料，向紙漿中添加植物粘液作為造紙懸浮劑等。宋代還創制了一些為當時和后世所稱道的名紙，如金粟山藏經紙、溫州市紙、新安皮紙、四川省麻紙、天臺玉版等。紙的用途也更加廣泛，除了用于文書及印刷，還用于制作紙衣、紙帳、紙被、紙冠、紙枕、紙鳶、紙瓦、紙牌等豐富多采的紙制品。以及如印制紙幣和制作火器等，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制瓷業
宋瓷是宋代手工業技術的又一重要體現。如宋代五大名窯即汝瓷(今平頂山市寶豐縣境內)、官瓷(今開封市境內)、哥瓷(今浙江龍泉境內)、鈞瓷(今河南禹州境內)、定瓷(今河北定州境內)等，在當時都享譽中外。其中汝、官、哥三窯均盛產青瓷，而五窯之首的汝窯燒制的天青釉色瓷為宮廷專用，有“天青色等煙云”之美譽。鈞窯以紅瓷為代表，其“紅銅釉”以瑰麗異常的釉彩與變幻多端的色澤而著稱于世。定窯以白瓷為主，其印花白瓷最具神韻。
礦產冶煉
生產規模的擴大與技術的革新讓北宋手工業邁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尤其是采掘冶煉業在技術進步下產量得以成倍增長。至遲到北宋中期，生鐵年產量已有7.5-15萬噸左右。
商業
宋代經濟發達的重要表現是商品經濟的進步與貿易的繁榮。商品經濟的興盛主要表現在區域性商業中心出現、都市商業極度繁榮、農村市場發展壯大、紙幣的發行與應用、商業稅收快速遞增、海外貿易發達等方面。
商業市鎮的繁榮
北宋的商貿市場，大致可劃分為四個區域：北方市場以汴京為中心；東南市場以東南六路為主、以蘇杭為中心；川蜀市場以成都府為中心；西北市場以永興軍、太原市、秦州為中心。分布于東、南、西、北的四大區域性中心市場或商業中心的出現，帶動了全國性商品經濟的發展。
貨幣
貿易繁榮使得貨幣與信用關系發展無前。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在商業日益發達的北宋時期，銅鐵鑄幣的發行量非常高。宋代的金屬貨幣主要是銅錢，部分地區使用鐵錢或銅、鐵錢兼用。宋代的鑄錢監不斷增多，由初期的7監(銅錢監4監，鐵錢監3監)到趙頊時發展到26 監(銅錢監17監，鐵錢監9監)。每年所鑄銅錢也自太祖時7萬貫逐漸增多，太宗至道時為80萬貫,趙恒景德末為 183 萬貫，仁宗慶歷時為300萬貫到神宗熙寧以后，每年鑄銅錢共600余萬貫達到最高峰。但由于銅錢大量外流，宋代“錢荒”的問題始終存在。
宋代貨幣幣種繁多、陌制雜亂、貫文不清。為了滿足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及彌補金屬貨幣的不足，北宋中期，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開始發行。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最初在四川地區流通。最初的交子實際上是為不便攜帶巨款的商人設置的一種存項憑信。商人之間的大宗貿易逐漸變成用交子來付款 ，使得“交子”逐漸具有信用屬性，變成了貨真價實的紙幣。后又有“會子”“關子”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北宋的商業稅額也日益增加。商業稅的增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絕對數額的攀升，二是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從至道中（995—998年）到皇祐元年（1049年），商稅從400萬貫激增至2200萬貫，大約50年間增長了5.5倍。趙光義至道初，商稅占貨幣總收入的18%，到了真宗天禧末年，這一比例達到了45.4%，到皇祐元年（1049年），達到56.4%。
對外貿易
北宋時期由于陸路交通阻塞，海外貿易異非常活躍。受周邊民族關系的影響，漢唐時期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在北宋時被阻斷，于是另一條絲路逐漸從東南海域開通，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通過這條絲路，北宋官方及民間商人與海外70多個國家與地區建立了固定的商貿關系，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系。沿海港口城市不斷到訪的海外商人和不斷增多的海外商船，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貿易海港。北自山東半島，南至海南島，許多海港在沿海一帶迅速崛起。在眾多貿易港中，以廣州港與泉州港最為繁榮。北宋時期，政府最早在廣州港設立市舶司，其對外貿易收入一度占到全國外貿總收入的90%以上。而泉州港也因為港口優良、交通便利，有“閩粵領袖”之美譽。泉州市的海外貿易自唐末五代十國逐漸興盛，到了北宋中期，已是“蕃舶之饒，雜貨山積”的國際性海港，在對外商貿中，逐漸與廣州港并駕齊驅。宋代的商人組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與商隊，海外足跡遍布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灣的大部分國家與地區 。
文化
宋代出現了中國哲學歷史的轉折點——宋學（又稱為新儒學、理學等）。宋學繼承了華族數千年發展文化底蘊，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精髓，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理論精華，構建了天、地、人合一的哲學體系，從而進一步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水準，并對此后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刻影響。除了哲學思想，宋代的文學、歷史學、宗教等也大放異彩。
宋學
宋學是不同于漢代章句訓之學及天人感應學說的“新儒學”。宋以前的儒家學者守故蹈常，對已有的經義和疏論不敢多加議論。自魏晉以來，佛、道兩教獲得了大發展，為了確立自己的地位，佛、道學者都積極提倡三教融合，主動向儒家靠攏，他們的教義和儀式變得容易被儒家士大夫所接受。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佛道的沖擊下，儒學的地位受到威脅，在穩定統治的政治需要下，中唐以后，有少數學者開始謀求治學路數的改變，如倡導儒學復興的韓愈等人。然而直到北宋建立后80余年間，儒學仍然沿著傳統的路徑在發展，嚴守家法師承，重視章句訓詁。兩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始終尖銳，這導致當時的思想界普遍存在一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到趙禎慶歷之后，在范仲淹、孫復、石介、胡瑗等人倡導下，掀起了一場儒學復興運動。儒學從此擺脫了章句訓詁之舊規，向著融通天地、經世致用的方向發展，并最終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理學思想體系。 從宋代開始，儒學也逐漸哲學化了，它逐漸成為一門綜合性的新學問。
宋學與傳統儒學共同之處在于，都是通過學習和闡釋儒家經典為現實政治提供理論依據。但宋學有其顯著的時代特點。宋儒非常注重義理和對懷疑精神的培養。如程頤說：“學者先要會疑。”北宋慶歷以后，從學術領袖到一般讀書人都以懷疑圣賢為題作文章。如歐陽修《易童子問》。在懷疑、否定先儒傳注以及經文的過程中，宋儒普遍采用議論辯說的講授或著述形式。從總體上，宏觀地把握經典精神，抽象地研討問題，注重理論闡釋和主觀判斷。不守傳注，而是自由討論，評議經旨大義，他們大多貶斥章句訓詁，而以經書義理（即大義）為切入點，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經方法。所以宋學又被稱為“義理之學”。
宋儒注重創新，富于開拓精神。宋學各派盡管政治立場不同，但在學術上，注重創新則是完全一致的。宋儒講實際，重實效，富于實用精神。他們積極倡導和推動變法改新運動，重視從儒家經典中努力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依據。宋儒注重對先秦辯證法思想的研究，在其對先秦辯證法思想的闡釋過程中，吸取了佛教善于抽象分析和邏輯推理、理學長于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理論精髓，窮究變化之理、聯系之理、對立之理等等。在哲學層面上，宋學比漢唐儒學內容更豐富，思想體系更完整。各個學派思想概念更加明晰、哲學思辨性更精密。
宋學的主要流派有王學（新學、荊公之學、臨川學派）、溫公學派（司馬光學派、涑水學派）、蘇氏蜀學、關學（橫渠之學）、二程洛學、朱熹理學、事功學派、宋明心學。王學即王安石的學術思想。 慶歷新政時，王安石任官楊州，著《淮南雜說》。仁宗朝后期，其《萬言書》充分表現了王安石以經術經理世務的政治構想。表明王安石已完成了自己學術體系的建構。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其學術思想通過科舉等方式在北宋后期60年居官方統治地位，南宋高孝時與蘇軾蜀學、程氏洛學并立，宋趙擴以后才逐步讓位于理學。溫公學派哲學思想總體上重復著正統儒家的舊觀念，缺少新內容。司馬光推重《中庸》，他強調“中和”之道，而“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其辦法是“執中而已”。蘇氏蜀學重權術、好議論，有戰國縱橫之學的成分，擅長做考究古今亂興衰的文章。張載的關學從理論上批判了佛、道二家的唯心主義而以《易傳》中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為根據，建立起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并實現了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主義的結合。他強調氣是萬物的本源，曾祥細論述了氣和太虛（宇宙）及萬物的關系。張載于熙寧十年（1077年）完成其哲學代表作《正蒙》10卷，次年（1078年）病逝。他還著有《理學經窟》、《西銘》、《易說》等著作。二程洛學建立了理一的本體論，指出天理與人間的倫理道德是相同的。朱熹的理學思想體系集理學之大成，主要有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三部分。他建立了一套寬廣、嚴謹的理學體系，并以其權威的方式確立了理學的傳授道統。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子書，并為之作注，推動“五經之學”向“四書之學”轉變。宋明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命題。事功學派否定理學家精心建構的道統，重實際，講實效，與程朱理學在義利觀等一系列問題上是對立的。
南宋時期，高宗朝，新、洛、蜀三學并峙而王氏新學仍居主導地位。孝宗時，三學并峙，而理學漸成顯學。主要的理學流派有朱熹的閩學、張軾的湘學、呂祖謙的金華學派。南宋后期（寧宗嘉定以后），理學大發展并確立了獨尊地位。南宋后期的權臣史彌遠與趙昀積極扶持理學，1241年，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獲得了從祀孔子廟的榮譽，同時王安石被請出孔廟，宋理宗親祀孔子，并舉行了一系列活動，正式確立了理學作為官方統治思想的地位。南宋后期，程朱理學大發展的同時，陸九淵的心學派、葉適、陳亮等人的浙東地區事功學派，也獲得了不斷發展。這三派均直接影響了明清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
文學
文
宋初駢體文占統治地位。柳開、王禹偁（chēng）主張效法唐朝韓愈、柳宗元，掀起了北宋古文運動。趙禎時歐陽修提倡“流麗暢達，駢散結合”的文風，作有《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同時歐陽修提攜王安石、蘇洵，又在任主考官時錄取蘇軾、蘇轍、曾鞏，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王安石擅長政論文，重視文章的現實意義，作有《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等。蘇軾也是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兼通駢散，擅長議論文、敘事記游之文、辭賦等，代表作有《留侯論》《記承天寺夜游》《赤壁賦》等。歐陽修、王安石、蘇、蘇軾、蘇轍、曾鞏六人代表了宋代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并稱為“唐宋八大家”。
詩
宋詩繼承唐詩而有所創新，題材廣泛，描寫農事的詩篇較多，反映農民的生活和民間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會。愛國詩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宋初王禹偁提倡學習杜甫、白居易，隨后又有辭藻華麗，崇尚形式的西昆詩派。歐陽修、蘇軾、梅堯臣等人相繼而起，詩風隨之一變，或平淡清新，或粗獷豪放。黃庭堅開創江西詩派，提倡以故為新。南宋建立后，由于家國淪喪，愛國詩逐漸興起。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其中陸游的成就最高，詩作悲壯奔放，曉暢自然。宋朝后期有“永嘉四靈”“江湖派”等詩人或詩人團體，也都各有特點。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詩作悲壯激昂，代表作《正氣歌》《過零丁洋》等更是流傳后世。
詞
詞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學體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道、范仲淹、張先、歐陽修為代表的婉約派，承襲五代十國詞風，委婉典麗。內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詞作雖不多但擴大了詞的表達范圍，詞風也較遒勁。柳永精通韻律，開始創作慢曲長調新體裁，長于鋪敘，用語俗俚，情景交融，深受下層平民的歡迎，以致“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蘇軾沖破詞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境界，清新豪放，開創了豪放詞派。南宋靖康之難后，憂患意識促使豪放派占據詞壇統治地位，在此背景下，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蘇軾豪放派詞風基礎上高度發展，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無往不宜，氣勢磅礴，充溢著愛國主義的激情。陳亮、劉克莊、劉辰翁、文天樣，均受辛棄疾影響，都屬豪放派愛國詞人。而岳飛的《滿江紅》粗獷激昂，充滿愛國主義英雄氣概，激勵著千古愛國志士。
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發展了詞的技巧，詞語典雅流暢，形象生動鮮明。周邦彥精于詞法、音律，格律、藝術技巧冠極當世。兩宋之際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認為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詞作講究音律，詞語平淡而精巧，婉約中帶豪放，獨樹一幟，時稱“易安體”。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樂，講究格律，追求藝術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詞家。著名的婉約派詞人還有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
曲藝與話本
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促使各種新的曲藝戲曲形式迅速興起，以適應新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需要。宋代大城市中有數十座“瓦舍”或“瓦子”，是一種綜合性游藝場，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欄”(戲院)，其中所上演的，主要有諸宮調、宋雜劇、南戲和“說話”等。話本是“說話”(說書)人的底本，多數經過文人加工。“小說”家所用的話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稱為“小說”，如《新編小說快嘴李翠蓮記》等，現存不過二三十篇，散見于《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諸書。長篇的講史話本，一般稱為“平話”傳世的有《新編五代史評話》《大宋宣和遺事》《全相評話五種》等。話本以白話為主，融合部分文言文，穿插一些古典詩詞，語言生動，作品的主角多為手工業者、婦女、市井商人等，為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對后代的小說、戲劇曲藝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史學
宋代史學發展顯著。宋朝官修本朝史，除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實錄、國史以外，又有專記典章制度的會要，其記載全面詳細，歷經兩宋三百年不斷。宋初薛居正奉詔編修《舊五代史》，趙禎時歐陽修又受命編《新唐書》，私撰《新五代史》。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開創了《通鑒》體，成為后來編年史的通用體裁。南宋袁樞將《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分門別類，列出標題，詳細記錄事件本末，撰成《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私人修史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李燾編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仿《通鑒紀事本末》編撰《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徐夢《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稱《東都事略》等。此外，在典章制度記載方面，還有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并稱“三通”。宋代方志學也極為興盛，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新設風俗、人物、土產等門；王存《元豐九域志》，分路記載州縣戶口、鄉鎮、土貢額數等。都市志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分別記載北宋末開封和南宋杭州市的繁華景況，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動寫照。宋代史學還開創了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專書，趙明誠《金石錄》著錄金石拓本 2000種，并作辨證。
書法繪畫
宋朝書法家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最著名，宋徽宗亦工于楷書(號“瘦金體”)和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文同，蘇軾之子蘇過、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書法著稱。南宋陸游、朱意、姜夔、張孝祥、文天祥等，書法造詣也都很高。宋朝畫家中李成、范寬、李唐等工于山水，李公麟、劉松年善畫人物，北宋張擇端的長卷《清明上河圖》描繪汴京街市的繁榮景象，是風俗畫的杰作。宋徽宗在繪畫上也有很深的造詣，尤工花鳥。兩宋一些畫家繪畫不求形似，崇尚意趣、神韻，被稱為文人畫。
宗教
佛教
兩宋時期，除宋徽宗朝曾有短期崇道排佛外，佛教受到了歷代皇帝的扶持，佛教文化繁榮發展。趙匡胤下詔停止毀壞佛寺，并資助150多佛徒西去取經。雕印了第一部佛教總集。趙光義勸臣下讀佛教經典，設“譯經院”翻譯佛經。趙恒曾撰寫《崇佛論》，并親自對其進行注釋。宋代的佛寺和僧民人數因皇帝的大力推崇日益增多。天禧五年（1021年），宋境內有僧39.7萬人，尼6.1萬余人，寺院近四萬所。
宋朝時期，南派禪宗思想在佛教宗派中風行。受儒家復興及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禪宗由早期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內證禪”，轉變成為以闡揚禪機為核心的“不離文字”的文字禪，成為宋代禪宗一大風格。禪宗也積極的與儒學及現實政治靠攏。禪宗之外，其他各宗如天臺宗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道教
在宋代，最高統治者大力倡導道教。北宋皇帝對道教推崇備至，尤其是太宗、真宗和宋徽宗。趙光義認為：“清靜政治，黃老之深旨也。”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天書鬧劇就是其利用道教迷信親自導演而成的。宋徽宗寵信道士林靈素。《萬壽道藏》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道藏刻版，在政和年間完成。南宋諸帝中，趙昀敬慕道教，推崇道書《太上感應篇》，使該書所宣揚的宗法倫理道德深入人心，同時進一步推動儒道融合。宋代道教有許多流派，影響最大的是內丹和符箓兩大派系。
度牒制度
宋代對佛道二教實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頒發，以控制僧、道的數量。宋朝對度牒控制嚴格，設置了多重機構控制度牒的印刷與發放，即以尚書祠部掌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籍帳，頒給度牒。又以開封府尹兼領功德使，監察督責度牒發行。趙頊時開始出賣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證明，如丟失須取保經官府驗證后出給“公憑”，否則還俗。出家者須經父母等同意，無犯罪、文身，男19 歲以下、女14 歲以下，佛教男稱“行者”、女稱“尼童”；道教稱“道童”，男為道士童子，女為女冠童子。行者、尼童須經過考試讀經等方可剃度出家，才能享受免賦役的特權。北宋以臨時差遣使職或由州府判官、錄事參軍主持考試。南宋規定，僧道剃度要由通判以下五名官吏于長史廳試經。
其他宗教
宋代東南沿海城市如廣州市、泉州市、揚州市等地有阿拉伯商人，他們為進行宗教活動，建立了許多伊斯蘭教寺院，如廣州懷圣寺，清凈寺、清凈寺，揚州禮拜寺等。宋代東南沿海地區還有摩尼教流傳，被稱為“吃菜事魔”教，也稱“明教”，北宋末年兩浙路方臘起義時，摩尼教徒曾參加起義，因而受到打擊，但仍在民間流傳。
科技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是由北宋時期的科學家、政治家沈括所撰寫的筆記體著作。《夢溪筆談》共有三十卷，原書二十六卷，后又增加了《補筆談》三卷和《續筆談》一卷。全書分為故事、辯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謔、雜志和藥議十七個條目，共609條，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地理、氣象、醫藥等。《夢溪筆談》記載了宋朝以前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作者沈括自己的研究成果，書中記述的不少科學成就已經達到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火藥
唐朝時期出現的黑火藥在宋代有了進一步發展，其配方更為合理，應用也更加廣泛。火藥在軍事上得到實際應用，火藥和火藥武器的制造開始成為宋代軍事手工業的一個重要部門。火藥的應用又反過來推動了火藥的研究和配方的改進，宋代《武經總要》中記載了3個火藥方子，使火藥達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煙幕的效果。除了軍事應用，火藥在民間也有了新用途，如民間用于娛樂的爆竹、流星等。
印刷術
唐代時期出現的雕版印刷術在宋代有進一步發展興盛，宋代雕版刻印了大量的典籍，如開寶四年（971年）于成都市開始版印全部《大藏經》，歷時12年才雕印完工，共計1076部、5048 卷，雕版多達13 萬塊。宋代印刷術發展的標志之一是多色套印技術的出現，即在一塊版上用不同顏色印刷文字或圖像。這一時期印刷術發展的另一標志是活字印刷術的出現。活字制版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隨時拼版印刷，印刷完畢以后可以拆版，從而重復使用。這樣就克服了雕版印刷術印一次書刻一次版，難以修改，不好保存等諸多弊端。
數學
兩宋時期的中國數學取得了多項突破性進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頂峰。這一時期出現了賈憲、秦九韶、楊輝等杰出數學家，撰寫了《黃帝九章算法細》《數書九章》《詳解九章算法》《楊輝算法》等數學名著，取得了諸如賈憲三角、增乘開方法、大衍求一術、垛積術、會元術、縱橫圖等重要的數學成就。此外，在籌算簡捷算法方面也有許多新成果，為珠算的產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條件。
醫藥學
宋代醫藥學的發展進人了一個新階段，在醫學教育、理論、臨床診斷治療，以至本草、局方等方面全面發展。宋代很重視各種醫藥書籍的修訂，其中四川成都醫生唐慎微編修成的《政類本草》，共31卷，60 余萬言，收錄藥物 1700 多種，成書后多次被官府修訂再版，成為一部私著官修的本草書。宋代中醫分科也更加細致，由唐代的四科(醫科、針灸科、按摩科、咒禁科)發展到宋代的九科(大方脈科、風科、針灸科、小方脈科、眼科、產科學、口齒咽喉科、瘡腫兼折瘍科、金鏃書禁科)。宋代名醫輩出，如在小兒科方面有創新的錢乙，著有《小兒藥病直訣》，是中國第一部兒科學專書。在法醫學方面，南宋宋慈寫成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
天文歷法
宋代很重視天文現象觀測，設有司天監、天文院，并記錄了大量的天文現象，如1006年豺狼座超新星爆發和1054年SN 1054爆發。宋代也制造過許多大型的天文儀器。如張思訓設計制成的臺水轉渾象，蘇頌研制的水運儀象臺等。在歷法方面，北宋最初沿用后周的《欽天歷》，后趙匡胤命司天監王處訥編成了《應天歷》。宋代民間研究歷法十分活躍，如民間歷法家衛樸編成了《奉元歷》。北宋存在168年，頒行10部歷法，南宋存在152年，也頒行了10部歷法，換歷比較頻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天文歷法研究的活躍。
建筑
宋代的建筑技術發展迅速，中國古代建筑以木結構為主體的結構形式此時達到了完美的程度。各種形式的房屋建筑高低錯落，起伏變化，很有特色。在磚塔建筑方面，宋代在全國各地建筑了數量眾多的磚塔，形成了中國磚塔發展的第二次高潮。宋代的橋梁建造技術已經成熟，在傳統的拱橋和梁式橋的建設方面有了不少技術突破。這時期建造的橋梁數量很多，特別是在寬闊水面建造了不少大中型橋梁。著名的橋梁有北宋時東京汴梁的虹橋，泉州市的洛陽橋，南宋時泉州的平安橋等。
社會
宗族社會
唐宋之際，中國古代宗族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即由門閥士族向以“敬宗收族”為特征的宗族制度轉變。宋代宗族社會中，宗族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宗族可以維持族內封建秩序，平息族眾的反封建行為，督促族眾繳納賦稅，從而鞏固封建王朝對基層的統治。也可以裁判族內民事糾紛，維護封建財產繼承關系，保持基層社會穩定。在經濟上，宗族有利于生產技術的傳授與勤奮風氣的倡導，在災荒之年能夠發揮一定的賑濟功能，從而保護自然經濟的發展。此外，宗族依靠其經濟力量與影響力，能夠承擔一些公益事業和民生工程建設，如修補道路、修建橋梁等。而在文教方面，宗族在地方上興建族塾、義學，資助士人，對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作用。
衣食住行
宋代的統治者重視文治，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宋代服飾服飾式樣封閉，色彩莊重，色彩趨向單一化。服裝紡織以絲、麻等為主要原料，其次有棉。
宋人吃五谷雜食、飲酒喝茶。一般一日三餐，兩次正餐，中午為點心。飲食結構以淀粉雜糧為主。蔬果品種豐富。肉食方面，北方上層社會是以羊肉為主，豬肉為輔的飲食結構。南宋時北方大量人口南遷，因此吃羊肉的習慣也影響到了南方。為了農耕需要，宋朝禁止宰殺耕牛，牛肉為當時的珍貴食品。此外有雞、鴨、鵝等家禽，各類野味和水產。肉類食品也有較發達的腌制、臘味、糟味等加工手段。茶和酒在宋時普遍流行。因為盈利豐厚，因此由官府專營。宋人多用開水點沖茶葉細末，稱為點茶。宋代出現了黃酒、果酒和配制酒等多種類別的酒。宋代城市餐飲業發達，各種形式的餐飲、食肆、茶肆應有盡有。
宋代居民建筑形態多樣，城市內多為瓦房合圍院子。農村以草房為主。南方城市多以磚石鋪設地面。
宋朝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畜力，以驢馬為主。貨運則用駝、馬、騾等。宋代車分為人力車和畜力車。因為缺馬，畜力車大多以牛車為主，也有驢車、騾車。北宋官員只能騎馬，只有重臣和有疾者能乘轎。而且，平民也常常被禁止乘坐轎子。南宋初年，趙構因路滑，命官吏能乘轎。宋朝海外貿易繁榮，福建省海船享譽天下。除了傳統帆、槳外，還有人力驅動的車船。并且宋代已經將指南針用于航海。
休閑娛樂
宋代的休閑娛樂形式多樣，主要包括：節日休閑、旅游休閑、體育休閑、書院休閑和養生休閑等。在節日休閑方面，傳統節日與商業活動相結合，使節日更加隆重、歡快，而且形成了許多新的節日，如開基節、天慶節等。在旅游休閑方面，宋代旅游資源豐富、旅游群體開始形成、旅游活動方式多樣，為人們開展旅游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在體育休閑方面，宋代蹴鞠、相撲、水上體育活動等深受百姓喜愛。宋代是書院發展的勃興時期，書院除原本的文教功能外，因具備優美的自然風景、豐富的人文景觀、完善的休閑設施，成為士人休閑的公共場所，備受休閑者的青睞。宋人也非常注重養生，他們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的養生理論，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養生類詩文和一系列寶貴的養生經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養生觀。此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坊市界限被打破，集市、夜市、草市大量出現，也豐富了宋代士民的日常生活。
生育婚喪
宋代生育習俗主要有催生和分痛、滿月和洗兒，百與周晬。并且存在殺嬰現象，多殺女嬰，主要以福建、江西省、兩浙地區最為嚴重。宋朝鼓勵生育，法律上禁止殺嬰。宋朝因為門閥制度衰落，科舉制度繁盛，因此婚嫁擇偶重視科舉官僚，出現“榜下捉婿”現象。從五代十國起，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的六禮逐步衰落。宋廷雖然編修禮部尚書，但是除了皇室、官員，社會上很少采用六禮。民間婚姻主要流程為相媳婦、坐花轎、撒豆谷、參拜禮、交杯酒、拜門、女。宋代官私禮書對于喪葬禮儀規定比較簡便，皇家喪葬經常從簡。民間喪葬習俗有燒紙錢、避回煞等。宋代喪葬依照禮法應該采取土葬，但是受人地矛盾和宗教影響，火葬也在民間流行。
君王年表
以上主要參考文獻：
參考資料 >
紐約大都會收藏著哪些中國書畫名跡?.澎湃新聞.2025-06-28
開禧北伐 嘉定和議.知網閱讀.202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