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是中國歷史上繼南北朝之后的大一統王朝，終結了中國持續近三百年的分裂混亂局面。由北周外戚楊堅建立，共傳三世五帝，國三十八年。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十三日，隨國公楊堅接受宇文闡宇文闡禪位，建立隋朝并改元開皇，將大興（陜西省西安市）作為隋朝首都。 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楊堅出兵滅亡南陳，實現了全國統一。隋文帝早年勵精圖治，富國強軍，使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開皇之治”。隋文帝晚年猜忌日重，廢太子楊勇改立次子隋煬帝，大殺勛臣宿將，為隋朝滅亡埋下隱患。仁壽四年（604年），楊堅猝崩，楊廣繼位，是為隋煬帝。
隋煬帝在位期間，遷都洛陽市，開鑿大運河，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其中尤以對高句麗的三次戰爭規模最為浩大。繁重工程與頻繁戰爭損耗國力民力，使隋朝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終演變為隋末農民起義。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唐王李淵攻入大興，擁立楊廣之孫楊為帝，建年號義寧。大業十四年三月（公元618年4月），宇文化及在揚州市發動兵變，殺死了避居江都的隋煬帝楊廣，洛陽守將王世充擁立楊廣之孫楊侗為帝，建年號皇泰。后李淵于大業十四年（義寧二年，公元618年）五月逼楊侑禪讓，建立天寶，隋朝正式滅亡。
隋朝統治期間，對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制度都進行了重大改革。政治上，隋朝實行三省六部制度，將相權一分為三，以加強皇權。人才選拔上，廢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度，正式實行科舉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對仕途壟斷局面。經濟上，隋朝重視農業發展，在前代基礎上繼續完善均田制，并改革賦役制度，實行租庸調制，緩解農民生產壓力。隋朝還通過實行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等措施，在全國范圍內對隱匿人口進行清查，增加了國家賦稅收入。軍事上，則繼續延續北周以來的府兵制度。
隋朝對外交流較之前代更為廣泛，與周邊的突厥、高句麗、日本、流求國等國均建立了外交關系，促進了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文化上，楊堅采取儒、道、佛三教并重的統治策略，以調和三教矛盾。隋朝在科技、工程、藝術等領域也取得了較大成就，特別是大運河的開辟，成為連接南北方的重要交通樞紐，對后世影響深遠。
國號
楊堅承襲隨國公爵位，因而最初定國號為“隨”。楊堅考慮到隨字有“隨從”“跟從”之意，不愿楊氏江山同前代的東魏、西魏、北周等王朝一樣短命而亡。再加之隨字有走字底，容易被理解為立足不穩失去氣運，遂放棄將“隨”作為國號。
經過長期斟酌，楊堅最終定“隋”作為國號。一則“隋”與“隨”字形、字音變化不大，“隨”字可簡寫成“隋”字；二則“隋”也可以與隨國公、隨王等稱號銜接起來，既可以延續歷朝禪讓將封爵作為國號的傳統，凸顯新王朝歷史淵源，又可以去除“隨”字晦氣，避免王朝受國號影響短命而亡的結局。
有學者認為，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內，“隨”和“隋”兩者為通用字，并無楊堅改字一事。清代學者王昶在《金石萃編》中提到，在很多碑文中“隨”與“隋”兩者經常混在一起通用，它們之間并無固定格式。另外，隋州是南陽公主皇族的龍興之地，作為地名隨州有時亦被寫作隋州。歷史學者胡阿祥在《楊隋國號考說》一文中指出，在南北朝時期的相關地名和爵位名等方面已經互通。2013年，考古學家在揚州市西湖鎮司徒村曹莊一帶發現了隋煬帝陵，其墓志刻有“隨故煬帝墓志”字樣，對驗證“隋”與“隨”兩字通用一說有著重要意義。
歷史沿革
楊堅開國
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出生于西魏時期，是西魏至北周時期的軍事貴族、隨國公楊忠之子。楊忠死后，楊堅承襲父親爵位，因在北周武帝宇文攻滅北齊統一北方的戰爭中立下戰功而得到北周武帝器重，其女楊麗華被北周武帝聘為皇太子妃。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后，宇文赟宇文繼位，楊麗華成為北周皇后。因身為皇后之父，楊堅在宇文赟即位后一路晉升至丞相之位。后受北周宣帝猜忌，主動請求外放就藩，任譙城區（今安徽譙郡）總管。
北周宣帝生活奢侈浮華，政治趨于腐敗，不問朝事，楊堅逐漸掌握朝政實權。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宣帝禪位于年僅七歲的太子宇文闡，是為北周靜帝。禪位后，北周宣帝依舊掌握實權。次年，北周宣帝驟然離世，楊堅依靠劉、鄭譯等關隴門閥重臣支持，矯詔以外戚身份輔政，實際把持了北周朝政。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北周宗室趙王宇文招等五王舉兵反對楊堅，被楊堅擊敗，至此北周朝堂內再無對抗楊堅的力量。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楊堅接受北周靜帝禪讓，即位為帝。此后，楊堅在北周舊都長安西北建立新都大興，并以開皇作為自己的年號。
統一南北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楊堅勵精圖治，富國強兵，推動改革，使得隋朝的軍事、經濟實力迅速強盛起來。開皇元年至開皇四年（581年至584年），隋朝擊敗突厥，致使突厥分裂，免除了北方的后顧之憂；同時采納納高颎的策略，干擾南朝陳的農業生產，破壞陳的軍事物資儲備，削弱了陳的力量。開皇七年（587年）九月，隋文帝廢西梁后主蕭琮，吞并西梁。開皇八年（588年）十月，楊堅命隋煬帝、楊俊、楊素等率五十一萬八千大軍，兵分三路，討伐陳朝。
陳朝末代皇帝，陳后主陳叔寶昏聵懦弱，沉湎酒色，因而對隋軍的進攻遲遲未有應對。楊素所率水軍迅速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區的延洲（今長江西陵峽口、湖北枝江市附近），而楊俊所率領的隋軍也在漢口一帶截斷了陳朝發往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方向的援軍。開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楊廣率領的隋軍主力乘著南陳上下歡慶新年的時候，迅速渡過長江，包圍了建康城。正月二十，陳叔寶倉促下令軍隊反擊，結果軍隊一觸即潰，隋軍乘勢攻入建康，俘虜陳叔寶，陳朝滅亡，隋朝基本實現了對全國的統一。
陳朝覆亡后，世代居住于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并未臣服于隋朝。他們尊冼夫人為“圣母”，統治嶺南數郡。開皇九年（589年），楊堅派總管韋洸安撫嶺南，冼夫人力排眾議率領嶺南諸部歸附。在冼夫人的配合下，隋朝順利收復了嶺南地區。開皇十年（590年），因隋朝對舊陳地的行政改革觸及江南豪族利益，又傳聞隋朝欲遷移江南人充實關中，致使江南民情不穩，豪族汪文進、高智慧、沈玄僧等乘機起兵反叛。隋文帝派遣楊素、史萬歲等將領率軍平叛，成功鎮壓了叛亂，至此江南徹底平定。
開皇之治
隋文帝在建國登基后，為鞏固統一，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政治上，開皇元年（581年），楊堅在登基伊始便廢除北周六官制，建立三省六部制，將原北周的三公、三卿設為不掌實權的虛職，而以尚書省、門下省和內史省為真正的權力機關，其中尚書省又下設六部負責具體行政事務，是為六部。隋文帝又廢除九品中正制，開始采用分科取士的方式選拔官員。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詔選舉賢良之人為官，每州每年需推薦三人；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又下詔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選拔官員，形成了科舉制度的雛形。
經濟上，楊堅自建國登基時起，便著手實行輕徭薄賦的措施，全面改革賦役制度，制定了完善的租、調、役政策。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頒布均田令，實行均田制，將國家所有的田地按人分配給百姓耕種，官僚、貴族也可獲得土地。同年，隋文帝命宇文愷在原長安東營建新都大興城，并于開皇三年（583年）遷都至大興。此外，隋文帝還建立了倉儲制度，設立官倉、義倉，其中官倉用作糧食的轉運和儲存，義倉則用于救災濟民。為統一貨幣，隋文帝還統一鑄造五銖錢，規定了銅錢的形制、重量和成分，并禁止舊銅錢的流通，嚴厲打擊盜鑄行為。楊堅時期鑄造的這種五銖錢被稱為“開皇五銖”。
軍事上，開皇十年（590年），在實現了全國統一后，隋文帝又下詔改革府兵制，將府兵的籍貫劃入地方州府，并與均田制結合起來，將田地授予府兵，府兵與家屬同住，需承擔兵役，但享有免除稅役之權。同時，隋文帝在北周的十二將軍制基礎上設置十二衛，統領府兵。隋文帝還將全國劃分為若干軍事區域，分設總管負責，平時防備入侵或者叛亂，戰時則遵循朝廷調度出征。
根據《隋書》記載，隋朝建立之初，全國人口大約四五百萬左右。至開皇九年（589年），全國人口已經增加至將近七百萬。隨著社會秩序日益穩定，人口的增長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強宗富室，家道有余”的盛況。隋朝國家府庫中也堆積了大量的糧食、布帛等財物，可供統治者使用五六十年。楊堅在位期間，隋朝政治穩固，社會安定，民生富庶，文化繁榮，后世將這一盛世景象稱“開皇之治”。
皇位之爭
隋文帝統治后期，逐漸改變了節儉和銳意進取的作風，喜好奢侈，沉湎酒色，大興土木建造九成宮遺址等工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開皇十八年（598年），因高句麗率軍入犯遼西地區，隋文帝派遣大軍三十萬人，分水陸進軍，征討高句麗，但出師不利，只得還師。
隋文帝在繼位人選上一直猶豫不決。開皇十七年（597年），因三子楊俊奢侈驕縱，楊堅將其免官軟禁于王府。開皇二十年（600年），由于隋文帝及皇后獨孤伽羅對太子楊勇生活好色奢侈、寵信妾室卻疏遠嫡妻的行事風格不滿，因而決定廢除楊勇太子之位，改立受隋文帝及獨孤皇后喜愛的次子隋煬帝為太子。仁壽二年（602年），因四子楊秀對楊廣奪嫡一事心懷不滿，遭楊廣猜忌構陷，隋文帝又將楊秀廢為庶人。
仁壽二年(602年）八月，皇后獨孤伽羅病逝。仁壽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臥病不起，居于九成宮遺址。楊廣于是寫信給楊素，商議處理楊堅后事及登基事宜，但信件卻被宮人誤送至隋文帝寢宮，隋文帝因而大怒，欲責問楊廣。恰逢此時，宣華夫人也來向隋文帝哭訴受楊廣非禮之事，隋文帝拍床大罵，欲傳詔書廢黜楊廣，復立楊勇。但隋煬帝此時早已與控制仁壽宮的重臣楊素勾連，迅速逮捕了草擬詔書的大臣柳述、元巖，趕走了隋文帝身邊的侍從。不久后隋文帝駕崩，楊廣即位，是為隋煬帝。
隋煬亂政
隋煬帝即位后，定年號為大業，并在大業元年（605年）征發百萬民工開鑿通濟渠，拉開了開鑿大運河的序幕。同年，隋煬帝又下令宇文愷負責營建東京洛陽市的事宜，并在洛陽周邊的洛口、回洛等地興建官倉，還大建顯仁宮、天經宮等宮殿。洛陽城的營建共歷時十月，每月須動用民工兩百萬人。宇文愷認為隋煬帝喜好奢侈壯麗，因此將東都洛陽修建得格外華麗，果然博得了隋煬帝的歡心，得到了封賞。
大運河的營建歷時六年，于大業六年（610年）竣工。大運河的竣工溝通了南北交通，便利了物資、人員的交流，但由于隋煬帝好大喜功，工期倉促，給民眾帶來了深重的負擔。同時，隋煬帝又在修建運河的同時下令造龍舟、樓船等各種船舶數萬艘，以用于巡幸揚州市（今江蘇揚州市）。由于勞役嚴厲急迫，造成負責這些工程的民夫死亡慘重，幾乎有十分之四五的被征發民夫死去，運送死者尸體的車在道路上絡繹不絕。隋煬帝先后三次巡幸江南，每一次巡幸都是規模宏大，窮奢極侈，對民間造成了極大的負擔。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巡視北方，征調民夫開鑿馳道，從洛陽市一路直通太原市（今山西太原市）。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又出巡榆林市，動員民丁百萬余人修筑長城，甚至要求歸附于自己的突厥啟民可汗動員突厥人協助工程。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西巡，在焉支山大宴西域諸國的國王與使臣，并向他們展示中原物產，以炫耀國威。
隋煬帝在位時期，多次對外用兵。大業元年正月，隋煬帝派兵南征林邑（在今越南中部順化一帶），一度攻滅林邑，設林邑、比景與海陰三郡。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西征吐谷渾，吞并了吐谷渾東部與伊吾一帶的土地（新疆東部一帶），設置西海、河源、伊吾等郡，隋朝疆域一度達到極盛。但隋朝難以對這些邊疆領土實行有效控制，吐谷渾此后很快卷土重來，奪回了除河源郡外的大部分地區，并頻繁騷擾隋朝西部邊境。
隋煬帝在政治上進一步延續了楊堅時期的改革，進一步改革官制及租調制度。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在上任伊始即廢除婦女和奴婢所負擔的課役，并將男丁服役年齡提高至22歲。隋煬帝還于大業二年（606年）設立明經、進士二科，以策論取士，成為了科舉取士制度的正式開端。但隨著勞役、兵役的加重和政治的腐敗，這些改革成果在隋煬帝后期逐漸名存實亡。
三征高句麗
大業三年（607年），高句麗暗派使臣聯絡突厥啟民可汗，引起隋煬帝憤怒。隋煬帝召高句麗國王高元入朝覲見，高元堅持拒絕服從詔令。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再度詔令高元入隋覲見，結果依舊沒有得到回應。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下詔征討高句麗。他進行了戰前準備，征發民工向涿郡（今北京市）運送米糧兵甲，又征發船工在東萊郡（今山東萊州市）打造戰船。被征發的船工被迫在水中日夜不停地勞作，以至于腰部以下都生了蛆蟲。
大業八年（612年）正月，隋煬帝正式以拒絕入朝覲見為由，發兵向高句麗進攻。他御駕親征，動員了113萬人的龐大軍隊，號稱200萬；還命令來護兒率領水師4萬，從海路直接進攻高句麗首都平壤。來護兒在平壤附近先是取得了勝利，但隨后高句麗援軍趕到，又中了高句麗的埋伏，傷亡慘重，只有幾千人得以生還。隋煬帝親率的主力部隊先是在渡過遼河時遭到高句麗阻擊，損失慘重，后又在遼東（今遼寧遼陽市）城下久攻不克。隋煬帝命令宇文述等將領率軍30萬，越過遼東諸城，直接向平壤進攻。宇文述等率領的軍隊倉促行軍，補給不繼，中了高句麗大臣乙支文德的詐降計，一路被誘騙到平壤城附近。乙支文德又假意求和，騙得隋軍撤軍。在隋軍撤軍渡過薩水（今朝鮮清川江)時，高句麗軍發起突然襲擊，隋軍全面潰敗，除宇文述等將領及少數潰兵逃脫外，3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隋煬帝見大勢已去，不得不下令撤軍。
大業九年（613年）正月，隋煬帝再次下詔聚集天下兵馬于涿郡，籌備第二次對高句麗的進攻。三月，隋煬帝再度親征高句麗，于四月末再度圍攻遼東城，結果依舊久攻不克，傷亡慘重。隋煬帝下令壘土攻城，結果就在工事即將就緒之時收到了楊玄感叛亂的消息，被迫撤軍。高句麗軍隊趁勝追擊，乘著隋軍渡過遼河時，斬殺了被隋軍落在隊伍后方的數千羸弱。
楊玄感為楊素之子，因朝政日益混亂，家族又遭隋煬帝猜忌，于是決定趁隋軍云集遼東，內地空虛之際起兵反叛。大業九年（613年）六月，楊玄感在黎陽郡（今浚縣）起兵，直攻洛陽市，一路上得到了眾多響應，人數一度達到十幾萬之多。但在抵達洛陽城下后，被久久牽制在洛陽城下。七月，宇文述率領的隋軍主力趕到，多次擊敗楊玄感。楊玄感且戰且退，于八月初一在皇天原（即董杜原，在今河南靈寶市西北）與隋軍決戰，僅有楊玄感等十余人逃脫。楊玄感命弟弟楊積善將自己殺死，其剩余部眾被隋軍俘殺，叛亂徹底失敗。
楊玄感叛亂雖然被鎮壓，但因為長期亂政，隋朝此時已起義蜂起，內外危機四伏。大業十年（614年），隋煬帝第三次征發天下兵馬以攻打高句麗，一路上士卒多有逃亡，征發的士卒也大多未能到達。七月，由于高句麗也在長期戰爭中損耗嚴重，高元遣使請降，獻上了參與楊玄感叛亂后叛逃至高句麗的隋朝叛將斛斯政，并許諾入朝覲見，隋煬帝于是班師回朝。十月，隋煬帝回到東都洛陽，宣高元入朝覲見，高元卻再次反悔不至，隋煬帝還想再次組織征討高句麗，最終沒能成行。
隋煬帝三次征伐高句麗，使得大量士兵和民夫死亡，并造成了巨額的物資損失，嚴重破壞了隋朝的社會和經濟。在征伐高句麗期間，由于隋煬帝窮盡民力，強征大量青壯年男丁入伍或服徭役，使得農業生產失去了勞動力，田地荒蕪，生產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同時，官吏借機魚肉百姓，最終使得百姓不得不相聚為盜以求生存，因此拉開了隋末起義的序幕。
隋末起義
大業七年（611年），在隋煬帝第一次征伐高句麗期間，山東河南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洪水，天災疊加沉重的戰爭負擔，使得當地百姓無以為生。民間義軍領袖王薄率眾在長白山（今山東省鄒平縣）發起起義反叛隋朝，唱出著名的《無向遼東浪死歌》，雖然不久后便被隋軍擊敗，但隋軍始終無法將其剿滅。
大業九年（613年），會稽郡（今江蘇蘇州市）的劉元進、扶風郡（今陜西寶雞市一帶）的向海明也分別發動起義，不久后均被隋軍鎮壓。楊玄感叛亂爆發后，隋朝統治集團發生分裂，帶動了隋朝各地的叛亂與起義。
大業七年（611年），東郡韋城縣(今河南滑縣)人翟讓因小過被重判死刑，被獄吏黃君漢偷偷釋放，逃亡到瓦崗寨(今滑縣南)，聚眾起事。不久后，同郡的王伯當、單雄信、徐世等人紛紛加入，瓦崗軍的勢力迅速增強。大業十年（614年），瓦崗軍攻克鄭州市、商丘市等郡縣，繳獲大量軍械物資，截斷運河，朝野震動。大業十一年（615年），隋將張須陀率軍鎮壓瓦崗軍，瓦崗軍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撤離城市，在轉戰中擊退張須陀。大業十二年（616年），參與過楊玄感叛亂的貴族李密經王伯當介紹加入瓦崗軍。由于李密熟讀兵書，謀略過人，很快得到了翟讓的器重。在李密指揮下，瓦崗軍在河南省地區攻城略地，奪取了糧倉洛口倉。大業十三年（617年）年初，在攻占洛口倉后，翟讓讓位于李密，但李密依舊忌憚翟讓勢力，于同年年底設計殺害翟讓，使得瓦崗軍發生分裂，削弱了瓦崗軍的力量。
與此同時，大業七年（611年），河北竇建德也率眾起義，至大業十二年（616年），竇建德的起義軍已經席卷河北各地。江淮一帶又有杜伏威、輔公祏率領的起義軍，切斷了江都與東都洛陽之間的交通。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留守晉陽的貴族李淵又起兵反叛。
隋朝覆亡
隋朝的統治在這種局勢下迅速瓦解，大業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煬帝留下孫子李泰楊侗留守東都洛陽，自己率眾前往江都。在江都期間，隋煬帝愈發荒淫昏亂，他命王世充挑選江淮民間美女充實后宮，每日酒色取樂；還時常引鏡自照，對蕭皇后和身邊人說：“好頭頸，誰當之！”
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晉陽起兵反叛的李淵攻入長安，擁立隋煬帝的孫子楊侑為皇帝，改元義寧，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隋煬帝見北方大亂，于是命令修建丹陽宮，準備遷都丹陽（今江蘇南京市）。由于隋煬帝身邊的衛士主要是渭河平原人，懷念家鄉，見隋煬帝無意北歸，軍心大亂。大業十四年（6三月丙辰（618年4月11日），虎賁郎將元禮等衛兵將領與直閣裴虔通共謀，利用衛士們思念家鄉的怨恨情緒，推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化及為首，發動兵變，縊弒隋煬帝，擁立楊浩為帝，改年號為天壽。洛陽市留守的貴族得知隋煬帝死后，將留守洛陽的越王楊侗立為皇帝，改元皇泰。
義寧二年五月十四日（皇泰元年，618年6月12日），李淵逼迫楊侑禪位，二十日正式稱帝，建元武德，建立唐朝。同年九月，宇文化及毒殺楊浩，自立為帝，改國號為許，仍然沿用天壽年號。皇泰二年（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強迫末代隋帝楊侗禪位，隋朝徹底滅亡。楊侑與楊侗的謚號均為“恭”。
疆域
國土范圍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楊堅接受北周靜帝禪讓，即位為帝。隋朝立國之初，其疆域大體范圍東至沿海，西達四川省，南到長江，北到漢代長城。開皇九年（589年），隋朝滅亡南陳，實現了全國南北統一。同年，嶺南冼夫人率部眾歸附隋朝，隋朝將嶺南地區納入控制范圍內。隋煬帝即位后，陸續發起南征林邑、西征吐谷渾等戰役，辟土數千里。大業五年（609年），隋朝滅亡吐谷渾，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的吐谷渾舊地被隋朝占領。此時隋朝疆域東到遼河流域，西至塔里木盆地東部，北到陰山山脈一帶，南到海南省及越南中部，面積超過400萬平方千米，疆域達到極盛。
行政區劃
隋朝的行政區劃先后進行了兩次重大的變動。第一次發生在楊堅開皇年間，主要變化為由南北朝時期的州、郡、縣三級架構改為州、縣兩級架構。州郡縣三級架構始于漢代時期，后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政治分裂，各割據政權紛紛在自己轄境劃分新州，導致州的數量迅速膨脹。至北周時，郡一級的行政架構已基本名存實亡。隋文帝統一全國后，將已虛化的郡一級行政單位廢除，使得原本的州、郡、縣三級制轉變為州、縣二級制，以州直接統轄縣。此外，隋文帝還廢除了漢代以來州、郡長官可以自行任命僚屬的政策，規定九品以上官員一概由中央的吏部統一任免并接受年度考查。后又進一步規定縣佐不得任命本地人，州刺史、縣令每三年一輪換，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
第二次改變發生在隋煬帝大業初年，隋煬帝繼位后，將原本的州改置為郡，使得州、縣二級制轉變為郡、縣二級制，全國共設190郡，1255縣。由于郡數過多，為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管理，隋煬帝又效仿劉徹，設置監察州監督各郡職務，監察州設置刺史，輔官有長史、司馬等。這一制度成為了唐代道、州、縣三級的地方管理制度的雛形。
《隋書·地理志》中記載的大業五年（609年）時的隋朝地方行政區劃如下：
人口
楊堅開皇九年（589年）滅陳前夕，隋朝統計的戶數約有650萬，王育民版《中國人口史》推測此時隋朝人口約有3357萬9千人。同年滅陳后，由于將南陳的人口納入管轄，隋朝戶數大約上升至710萬，人口大約為3667萬8600人。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隋朝的官方戶籍統計達到峰值，共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路遇、騰澤之所著《中國人口通史》則認為，考慮到隋朝部分未納入統計的人群，如依附于門閥士族的浮客、部曲、奴婢、客女以及官戶、匠戶、樂戶、佃農等，隋朝實際的人口峰值約有5032萬。
內政
三省六部制
楊堅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廢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及柱國制度，仿照漢魏時期舊制，設立了三省六部的中央行政機構。三省為尚書省、門下省、內史省，其長官分別為尚書令、納言、內史，輔助皇帝處理全國事務。其中門下省與內史省執掌文秘，是協助皇帝決策的決策機構，其中內史省負責起草并宣行皇帝的詔令，門下省則負責對內史省和尚書省進行審查；尚書省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行政命令的執行工作，下設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各部均設尚書為日向恭太郎，各司其職。后又將都官改為刑部，度支改為民部。在三省之外，隋朝還設有秘書省和內侍省，分別掌管圖書歷法與宮中瑣事，在政權中不居于重要地位。
楊堅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對后世的中央官職有著重要的影響，其框架得到了后續朝代的沿用。
科舉制
北朝后期，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已經趨于衰落。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后，廢除九品中正制，開始采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詔，選舉賢良之人為官，每州每年需推薦三人；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又下詔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選拔官員。隋煬帝即位后，于大業二年（606年）設進士、明經二科取士；大業三年（607年）又設立十科選舉人才，即“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力驍壯”，其中“學業優敏”為明經，“文才秀美”為進士，正式開創了科舉取士的制度。
科舉取士制度的建立，為普通人入仕開辟了道路，將選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權力從世家大族的手上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為歷朝沿用，影響深遠。
均田制
楊堅建國即位后，在北齊、北周的均田制的基礎之上，繼續實行均田制。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頒布均田令，規定成年男丁每人受露田80畝、永業田20畝，其中露田在死后需交還國家，永業田則可傳給子孫；婦女每人受露田40畝，不受永業田；奴婢受田與平民等同。此外還規定親王以下直到都督的官員都可受永業田，依身份高下，受田數為40畝至100頃（每頃100畝）不等。開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又規定京官、外官均按品級給面積不等的職分田，其收入作為官員俸祿。各級行政機構也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稱為公田，其收入作為機構辦公費用。
均田制保證了隋朝的賦稅和勞動力，與戶籍制度和府兵制度結合，構成了隋朝的統治基礎，并為天寶所沿用。
賦役制度
楊堅在建國之初，便以輕徭薄賦為執政方針，對賦役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隋朝的賦役制度主要由租、調和役三部分組成。隋朝規定男女滿18歲為丁，一對成年夫妻每年需向國家繳納粟3石，稱為“租”；種植桑的田地每年繳納絹1匹及綿三兩，種植麻的田地則每年繳納布1端（相當于半匹或兩丈）及麻三斤，稱為“調”；年滿18歲的男丁每年需為國家服徭役一個月，稱為“役”。單身者和奴婢繳納的租調減半，沒有得到土地的、或者有品爵及德行突出的人均免除租調和徭役，年滿60者稱為“老”，也免除租調和徭役。開皇三年（583年），楊堅將每年繳納的絹數從1匹減為兩丈（即半匹），同時將成丁的年齡從18歲提升至21歲，而受田年齡依舊維持18歲；開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又將免除租調徭役的年齡提前至50歲。仁壽四年（604年），新登基的隋煬帝又下令免除婦女和奴婢的課稅，并將成丁的年齡提高至22歲。
隋朝的賦役制度與均田制相結合，保證了國家收入和勞力的穩定，對隋朝前期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建立以后，在隋朝賦役制度基礎上加以改變，發展為租庸調制。
監察司法
隋朝立國后，延襲北齊制度在中央設御史臺和大理寺。御史臺負責監察百官，言事諫諍，肅正朝綱等。御史臺最高長官為御史大夫，設治書侍御史二名，作為御史大夫副手，協助御史大夫處理御史臺監察等事務。除此之外，御史臺下設屬官有侍御史、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楊堅即位后，非常重視對國家監察機關的建設。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收回御史臺長官自選御史的職權，御史的選改由吏部任命或三省六部制長官推薦合適人選。隋朝在地方上并未設固定的監察機構，如遇特殊情況，朝廷會從御史臺委任御史或委派其他地方官員，作為朝廷的巡行大使代表皇帝巡查地方。御史的地位得以提高。大理寺則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大理寺長官為大理寺卿、副官為大理寺少卿，主要負責依法審判。
法律
隋文帝建國后，針對北周刑罰繁雜苛酷的情況，于開皇元年（581年）命令高、鄭譯、楊素、常明、韓濬、李諤、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齊舊律的基礎上改定新律，同年頒布，即為《開皇律》。開皇三年（583年），因為先前制定的律法太過嚴密，犯人數量居高不下，所以再命蘇威、牛弘等人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進行修改。修改完善后的《開皇律》有十二篇、五百條，廢除了前代的鞭刑及梟首、轅裂等酷刑和戮相坐的法律，將刑罰類型規范為死、流、徒、杖、笞五刑；完善了“八議”和“官當”制度，使古代特權法走向系統化和固定化，同時規定了“十惡”重罪。《開皇律》奠定了我國封建時代法律系統的基礎，對后世影響巨大。
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又對《開皇律》進行修訂，編成《大業律》。《大業律》標榜寬刑，減輕了《開皇律》中兩百余條罪行的刑罰，并將《開皇律》的十二篇改為十八篇，刪除“十惡”中的兩條。
軍事
兵制
隋朝建立之初，依舊沿用北周時期的府兵制。北周時期，府兵已逐漸形成國家化，但仍然另立軍籍，自成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統轄。十年（590年），在滅亡南陳完成全國統一后，楊堅下詔將軍籍劃歸各地州縣，與普通民戶一樣按照均田法的規定分配土地，但享有免租調役的特權。至此，隋文帝實現了府兵制與均田制的結合，府兵平時耕作，戰時聽從征調出征，此外，每年還需按規定輪番到京城宿衛，或執行其它任務，以每年一個月為期限。
隋朝延續北周時的十二大將軍制，設置十二衛統領府兵的軍府，十二衛分為左右翊衛、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候衛和左右御衛。十二衛平時遙領府兵，戰時則由皇帝詔命行軍元帥或行軍總管負責戰時的指揮。此外，因為楊堅對府兵制的改革，故盡管十二衛名義上統領全國府兵，但實際上只統領京地區的府兵。地方上的府兵則由軍事區域的總管及地方州縣負責管理。
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降十二衛改為衛統府。衛統府共有十二衛四府，在原十二衛基礎上增加千牛衛府和左右監門府四府，其中十二衛負責統領府兵與宿衛京城；四府不統府兵，而是負責皇帝的近衛，其中左右備身府負責侍衛皇帝，左右監門府分掌宮殿門禁。十二衛所統領的軍隊又分為內外兩部分，其中外軍有左右翊衛所屬的驍騎衛軍、左右驍衛所屬的豹騎軍、左右武衛所屬的熊渠軍、左右屯衛所屬的羽林軍、左右御衛所屬的射聲軍和左右候衛所屬的飛軍。內軍為左右翊衛下屬的親、勛、翊三衛統轄的五軍府和另屬東宮的三衛三府所管轄的軍隊，其將領均由達官子弟擔任。
軍區
楊堅對地方行政機構和府兵制進行改革的同時，將全國各地劃分為若干軍事區域，并設總管負責該地區軍事，平時備邊防患，戰時奉命出征。總管之下設總管府，依戰略地位不同分上中下三等。隋朝共設有三十至五十多個總管，其數量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且以首都大興為中心，分為東西南北四大軍區。其中北及西北有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國；東北有七府，防御突厥汗國、遼朝和高句麗；中西部有八府，拱衛畿輔，及扼守西部邊境；東南設有九府，守衛南方形勝險固之地以防止叛亂。后來又增加了防備南方各部落和吐谷渾的總管府。隋朝的軍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繼承，發展成為了“道”。
外交
概況
隋朝前期，因為國力強盛，經濟繁榮，一度實現了萬國來朝的外交局面。隋煬帝奉行“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的外交政策，積極對外擴張。大業二年（606年），突厥啟民可汗來到東京洛陽朝賀，此后每年正月都有大量外國前來朝覲，朝覲使團足足有八里之長。為彰顯國威，隋煬帝特將朝覲的排場設置得闊氣非凡，使得來朝覲的使臣往往大開眼界，視隋朝為神仙之國。
和平交往之外，隋朝與周邊國家也多有沖突，先后與突厥、契丹、吐谷渾、臺灣島、伊吾郡、林邑、高句麗等國爆發戰爭。長期的對外戰爭透支了隋朝的國力，是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突厥
突厥沙缽略可汗之妻為北周千金公主，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沙缽略可汗以為北周復仇為由，聯合北齊殘余勢力起兵攻隋。開皇二年（582年）春，隋文帝楊堅一方面調整部署，將眾多精兵強將部署在北方與突厥毗鄰的地區；另一方面采納奉車都尉長孫晟建議，利用突厥內部矛盾，結好西突厥可汗達頭可汗和沙缽略可汗之弟葉護可汗，對突厥進行了分化。同年五月，沙缽略可汗率軍四十萬入侵隋朝，隋軍盡管在朔州市（今山西朔州市）、蘭州市（今甘肅蘭州市）等地成功擊退突厥軍，但在臨洮縣（今甘肅臨洮縣）、 豳州（今陜西省彬縣南）等地敗于突厥，致使突厥得以深入掠奪陜北地區、隴西等地區。
開皇三年（583年），楊堅趁突厥內亂及遭遇天災襲擊的機會，組織大軍對突厥進行反擊。隋軍在白道（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西北）成功擊敗了突厥軍隊，使沙缽略可汗慘敗北逃。隋軍又在靈州擊敗突厥，并在遼東擊敗了以北齊將領高保寧為首的、盤踞營州（今朝陽市）的北齊殘余勢力。同年五月，隋將竇榮定率軍三萬從武威郡（今甘肅武威市）出發，在高越原（今民勤縣西北）擊敗突厥阿波可汗，長孫晟趁勝游說阿波可汗歸順隋朝。此后突厥內部矛盾不斷加劇，并最終分裂為西突厥汗國與東突厥汗國。開皇四年（584年）春，沙缽略可汗在壓力之下向隋朝求和稱藩，千金公主亦主動向楊堅請求收為養女，隋文帝應承其請求，改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
開皇七年（587年）沙缽略可汗去世，其弟葉護可汗繼位為莫何可汗。一年后莫何可汗在西征途中陣亡，沙缽略可汗之王熙虞閭繼位，為阿史那·雍虞閭。開皇九年（589年）四月，隋朝成功滅亡南陳，隋文帝將繳獲的陳叔寶屏風賜給大義公主，大義公主睹物傷感，寫詩懷念周室，引發隋文帝不滿。恰逢莫何可汗之子啟民可汗（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向隋朝求婚，隋文帝于是派裴矩接洽使者，提出殺死大義公主的條件。染干于是對都藍可汗進行挑唆，誘使其殺死了大義公主。
開皇十七年（597年），楊堅將隋宗室之女安義公主嫁給染干，并厚賜染干，引起都藍可汗不滿。都藍可汗與隋絕交，聯合西突厥的達頭可汗進攻染干。開皇十九年（599年），染干兵敗，在長孫晟設計下被挾持歸隋，隋文帝將其封為啟民可汗，安置在朔州市（今山西朔縣）。同年春，阿史那·雍虞閭與達頭可汗入侵隋朝。六月，高煩、楊素率軍大敗突厥。之后都藍可汗被部下殺死，達頭可汗自立為步迦可汗，趁亂統合了東西突厥。隋將史萬歲又率軍進攻步迦可汗，再次大敗突厥，步迦可汗逃亡。
仁壽元年（601年），楊堅派楊素協助啟民可汗北征，恰逢漠北大亂，不少突厥部族歸順啟民可汗。仁壽三年（603年），步迦可汗所屬的鐵勒、仆骨等十余部落投奔啟民可汗，步迦可汗西逃至吐谷渾境內不知所蹤，臣服于隋朝的啟民可汗基本控制了東突厥汗國。
啟民可汗在位期間，曾數次對隋朝進行朝貢，隋朝的北方邊境保持了長時間的和平。啟民可汗死后，其子阿史那·咄吉世繼位，由于東突厥汗國國力日漸強盛，引發隋朝猜忌。隋煬帝大業十年（614年），裴矩獻策隋煬帝，在馬邑誘殺了前來互市的突厥大臣史蜀胡悉，兩國關系就此交惡。大業十一年（615年）七月，隋煬帝前往汾陽宮遺址（今山西忻州市寧武縣）避暑，并于八月初五前往雁門（今山西忻州市代縣）巡塞。八月初八，始畢可汗趁著隋煬帝巡塞的機會，率軍突襲隋煬帝，包圍雁門，史稱“雁門之圍”。隋煬帝派人向義成公主求救，在義成公主勸說下，九月十五日，阿史那·咄吉世撤圍雁門。此后，因隋末起義，群雄蜂起，始畢可汗開始拉攏隋朝各地的叛亂勢力，干預中原局勢。
高句麗
隋朝時期，遼河以東地區為高句麗所控制。開皇十七年（597年），高句麗聯合渤海國進攻遼西地區，但被隋軍擊退。開皇十八年（598年），楊堅命楊諒、王世積、周羅喉等率軍三十萬進攻高句麗，結果因為道路難行，補給不足，被迫撤軍回國。此后，高麗王高元上表稱臣，兩國一度相安無事。隋煬帝繼位后，因高元企圖拉攏突厥啟民可汗，于是隋煬帝于大業八年（612年）、大業九年（613年）與大業十年（614年）先后三征高句麗，最終遭受慘敗。高句麗表面上臣服于隋，但高元始終拒絕入隋朝覲，也拒絕放還在戰爭中俘獲的隋人。后來唐朝的使臣陳大德來到高句麗，滿郊遍野的隋人望見他后，紛紛大哭，還向他詢問在國內的親人的現狀。
百濟與新羅
朝鮮半島南部的國家百濟曾在楊堅開皇初年派遣使者入隋朝覲，隋朝封百濟國王余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隋煬帝進攻高句麗時，百濟曾以協助隋軍為由調兵，但實際上卻繼續與高句麗保持友好關系，故意游走于兩國之間謀求最大利益。
開皇十四年（594年），新羅區遣使入隋朝覲，隋朝封新羅國王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百濟與新羅此后一直保持著對隋的朝覲關系。
契丹
契丹起源于鮮卑族，活躍于隋朝的東北方，曾臣屬于突厥汗國。隋文帝時期，為削弱突厥勢力，致力于對契丹進行招撫與拉攏。開皇三年（583年），隋朝滅亡高保寧勢力，契丹請求歸附隋朝。終隋一代，契丹先后對隋朝貢6次，其中5次在楊堅時期，1次在隋煬帝時期。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契丹在營州發起叛亂，被隋將韋云起擊破。后隨著隋煬帝與突厥、高句麗先后關系惡化，隋與契丹之間的關系亦陷入敵對。
東南亞
隋朝時期，交州一帶（今越南北部地區）仍舊由中原王朝所控制，越南中南部地區則屬林邑國。隋煬帝登基后，因聽說林邑多奇珍寶物，于是命將領劉方率軍攻打林邑。大業元年（605年）一月，劉方率軍攻入林邑。同年三月，隋軍在阇黎江（今越南中部平治天省北部日麗河）大敗林邑軍主力，俘虜數以萬計。八天后，隋軍抵達林邑首都林邑浦(今越南會安)，林邑國王棄城逃跑，隋軍進入林邑都城，繳獲純金打造的廟主牌位十八枚，在石頭上刻上功績之后班師還朝。由于士兵不適應南方悶熱氣候，隋軍大量士兵染上疾病，劉方也因病死在回軍途中。隋朝撤軍后，林邑重新收復了國土。
真臘（今柬埔寨）位于林邑國的西南，原本是東南亞扶南的屬國。真臘國王摩訶因陀羅跋摩在位時期，真臘國逐漸強盛起來，消滅了扶南國。隋朝大業十二年（616年）二月，真臘國王派遣使者攜帶當地珍寶，前往隋朝朝覲。同年，居于南海之中的赤土國亦派遣使者入隋朝貢。隋煬帝大喜，并且厚待來使，之后隋朝與真臘國、赤土等國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系。
吐谷渾與西域
吐谷渾是西域強國，控制著青海省北部至柴達木盆地一帶的地區，過半游牧半農耕生活。其首都伏俟城位于青海湖以西7.5千米處，今有伏俟城遺址。
吐谷渾扼守絲綢之路要沖，國力強大，是隋朝在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貿易對手，因而成為了隋煬帝攻擊的目標。大業三年（607年），西域國家高昌國和伊吾的國王在裴矩引薦之下前來隋朝朝覲，隋煬帝親自與他們共同商議進攻吐谷渾事宜。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又派裴世矩游說鐵勒諸部，誘使他們攻擊吐谷渾，吐谷渾被突襲而大敗，吐谷渾可汗伏允欲降而未果，率軍西逃。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又總領六軍親征吐谷渾，大敗吐谷渾軍，攻克吐谷渾首都伏俟城，吐谷渾可汗伏允僅率數十騎逃走，吐谷渾仙頭王率男女十余萬來歸降，其中六萬人被隋軍斬殺。
大業五年（609年），在擊敗吐谷渾后，隋煬帝西巡至焉支山，大宴伊吾、高昌國等西域諸國的國王與使臣。隋煬帝在奪取的吐谷渾土地及內附的西域國家上設置郡縣以管理，使隋朝疆域達到最大。隋煬帝還將犯有輕罪的罪犯移居到這些地方進行開墾。此時絲綢之路上的東西商貿也十分繁盛，來自西方的商人有許多通過絲綢之路前往隋朝進行貿易，許多商人定居在了唐長安城。
大業十年(614年）以后，隋朝陷入內亂紛爭，對西域失去了控制力，吐谷渾于是重新奪回故地，恢復了吐谷渾汗國。
日本
開皇二十年（600年），日本派在朝鮮半島的邊鎮將領曾遣使至隋朝。大業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人至隋都洛陽市學習隋朝文化與政治制度，小野妹子取漢名蘇因高，是為日本遣隋使之始。此后，日本又先后于大業四年（609年）、大業五年（610年）、大業十年（614年）派遣使者及留學生來隋，學習隋朝的社會文化、政治制度與佛教文化。遣隋使使得中國的文化開始影響日本，為以后日本的大化改新與遣唐使的派遣奠定了基礎。
流求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羽騎尉朱寬向東航海訪問異國，在流求國因為語言不通而爆發沖突。次年，隋煬帝又派朱寬招降流求，遭到了流求的拒絕，于是派遣陳稜、張鎮周率領萬余士兵進攻流求。隋軍登岸后很快擊敗了流求人的抵抗，攻克流求首都，斬殺流求國王歡斯渴刺兜，俘虜包括流求王子歡斯渴島槌在內的一萬七千人，并將俘虜帶回隋朝。
經濟
農業
隋朝的統一結束了分裂割據的局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和平的環境。開皇時期推行的均田制和以輕徭薄賦為原則的稅役政策，進一步促進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隋朝前期，農民得以集中精力從事生產，生產勞動效率大大提高，耕牛的使用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隋朝大力發展水利，其水利技術建設有很多創新之處。儀征市（今江蘇儀征市）的梁氏父子設計了草堰灌溉法，將起伏地（地勢高低不平的地區）等高的溝渠相連，使得普通的農田也能通過引水灌溉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用水成本，并且大大提升了產量。隋人還懂得使用各種肥料，以提升農田產量。
隋朝修建了大量糧倉，著名的有洛口倉（洛口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含嘉倉等。這些糧倉的儲糧能力都在百萬石以上，建筑規模宏大而堅固，設有城墻保衛，它們對國家糧食儲備和賑災救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的洛口倉，位于鞏義市，方圓達二十里，有糧窖三千，每個糧窖都能儲存八千石糧食，總存糧能力超過兩千四百萬石。含嘉倉則是中原地區古代最大的糧倉，它位于河南省洛陽市，糧倉東西長612米，南北寬71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共有圓形倉窖400余個，大窖可儲備糧食1萬石以上，小窖則儲糧數千石左右。
手工業
隋朝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國內環境相對安定，手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隋朝的手工業大體分為官營和民營兩類，其中以官營手工業為主。官營手工業的從事者大多居住在城市，受到官府嚴格控制，被編入特定的戶籍，通稱“匠戶”。匠戶身份世代相傳，不得改業，有免服徭役之權，但必須每年輪番到官府作坊中服役。他們可以開設自己的作坊，但這些作坊也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此外還有一類在官營手工業作坊中服役的手工業者被稱為“雜戶”，他們一般是戰俘或因罪被罰沒為官奴者，身份低于匠戶。雜戶無權開設自己的作坊，且不準與良民通婚。
隋朝時期的民間手工業尚處于發展期，多為農戶兼職，家庭手工業占了重大比重，其部門多為紡織、染色、鑄鐵、木工等與小農經濟息息相關的行業。
隋朝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之一是絲織業。隋朝時期，河北省、河南省一帶是北方絲織業的中心，其中相州(今河南安陽）的綾紋布非常精美，是上繳的貢品。 隋朝手工業的另一個重要部門是瓷器。隋朝以前，燒瓷窯廠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與四川地區，以青瓷為主。隋朝時期，北方的瓷業得到飛躍性發展，窯場及其燒制的瓷器明顯增多。在青瓷的生產更加廣泛的同時，胎質潔白，釉面光潤的白瓷也開始出現，為日后唐代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商業與城市
隋朝時期，在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基礎上，商業也迅速發展起來。隋朝的西京大興、洛陽市和揚州市等城市都是繁華的商業中心。隋朝時期的城市中設有專門的市場，被稱為“市”，如西京大興設有兩市，分別為東側的都會市和西側的利人市；東都洛陽則有三市，東為豐都市、南為大同市、西為通遠市。其中豐都市周長達八里，有120個商行，3000多家店鋪，400多家客棧。由于隋與周邊民族的商貿往來與絲綢之路的貫通，大興、洛陽等城市中還有許多來自外國的客商，其中粟特商人尤其眾多，許多外國客商更是深入內陸。隋代音樂家、哲學家何妥，就出身于成都市一帶的粟特商人世家。
貨幣
南北朝時期，新錢舊錢雜行，比價紛繁復雜。為解決這一問題，楊堅建國后，立刻開始鑄造形制統一的新錢。新錢依舊以五銖為名，每千錢重四斤二兩，按照隋衡制，每枚重約一銖半，按漢代衡制則重約4.6銖（3克），比劉徹時的五銖錢略輕。由于是隋文帝開皇年間開始鑄造，故又被稱為“開皇五銖錢”。為禁絕盜鑄，隋文帝特規定每個關卡都配發有一百文樣錢以備對比，禁止不合標準的錢入關。此外，隋文帝還下令禁止舊錢流通，將市面上流通的舊錢回收后重新鑄成開皇五銖發行。
隋煬帝統治后期，由于財力衰竭，開皇五銖的鑄造質量開始下滑，出現了鉛、錫含量較高，錢體呈現青白色的“五銖白錢”，盜鑄劣錢充斥市場，每千錢的重量下降至二斤，甚至出現了剪鐵皮、裁皮革冒充錢幣的現象，致使物價飛漲，以致“米斗千錢”。
銅錢以外，絹帛在隋朝也有重要的貨幣地位，“錢帛兼行”是這一時期的貨幣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
文化
儒學
楊堅即位初期，強調儒學對于治國的重要性，開始推廣儒學。各地廣建學校，使得當時出現了儒學興盛的局面，涌現了眾多學者。
隋文帝晚年開始崇尚佛教，對儒學不再熱衷。仁壽元年（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保留京師國子學，名額僅限七十人。隋煬帝繼位后，重新恢復了各地學校，但隨著他的統治陷入昏聵混亂，儒生在隋朝的地位依舊沒有得到恢復。
隋朝時期著名的儒學人士有劉焯、劉炫、王通等人，其中王通為“初唐四杰”王勃的祖父，其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劉焯和劉炫曾同窗為學，二人在儒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稱為“二劉”。劉炫著有《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尚書述義》二十卷等，其中劉炫注疏的《詩》《書》《左傳》三經對后世影響深遠，唐朝孔穎達編《五經正義》時多以劉炫所注作為底本。隋煬帝為晉王時，曾召集江南諸儒編纂大型禮書《江都集禮》，全書一共一百二十卷，主要收錄了古代的禮學議論，將有關于禮的思想和實踐的細目匯集成冊，此書現已佚失。
宗教
南北朝以來，儒、道、佛三家在思想領域都具有重要地位，被稱為“三教”。楊堅統治前期，主張調和三家，采用三教并重的統治策略，兼容儒、佛、道，相輔治國。
北周時期，宇文邕曾大規模禁佛，一些僧尼避居楊家，隋文帝在幼時即受一位名為“智仙”的尼姑撫養，受其影響而崇尚佛教，取有取自佛教的乳名“那羅延”（佛教神話中的諸天主神）。隋文帝時期一改北周的滅佛政策，鼓勵隱居僧侶出山，提倡佛法，大興佛學。隋文帝統治后期更是有尊佛抑儒的趨向，在廢除儒家學校的同時，不僅大修佛寺、佛塔、佛像，令佛寺寫經十三萬卷，還聽任民眾出家。楊堅還多次下令在各州建造佛塔，以分置佛舍利。隋煬帝即位后，延續了對佛教的扶持政策，下令裝補舊佛教經典，共修治舊經二萬九千余部，還成立翻經館及翻經學士對佛經進行翻譯，共翻譯佛經九十部，合五百一十五卷。終隋一世，共修建寺塔五千余所，塑造佛像數萬。
隋朝流行的佛教派系有法華宗、三論宗和三階教。天臺宗即法華宗，其教義主要依據《妙法蓮華經》，是中原地區最早的本土化的成熟佛教宗派，對隋唐時代的中國影響深遠，甚至遠傳日本，對日本文化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道教在隋朝雖不如佛教般地位尊崇，但依舊得到了推廣與發展。在楊堅取代北周稱帝時，即得道士張賓、焦子順等協助，楊堅建國后即厚待這些道士，且將出自道家經典的“開皇”定為年號。
隋文帝曾下詔大修道觀，在京畿建造道觀36所，度道士二千人，其中尤以唐長安城內的玄都觀最為重要。隋文帝還在開皇律中定罪嚴懲破壞道觀或道教塑像的行為。隋煬帝即位后，亦延續了隋文帝時期對道教的尊崇政策，對道士多有禮遇，還在新建的東都洛陽一帶建造道觀24所，度化道士1100余人，并設置皇室專用的內齋醮科儀。隋煬帝后期，癡迷長生不老之術，沉迷煉丹，耗費大量資財。
隋朝時期，隨著絲綢之路上商貿往來的密切，來自波斯地區的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也在中國廣為流傳。
文學
楊堅統治前期，崇尚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艷麗浮華的文風，曾于開皇四年（584年）頒布詔令，要求公私文章、翰墨都應據實而錄，并對寫文章追求華艷的官員進行懲處。但這一舉措并沒有徹底解決民間追求浮艷文章的問題， 負責甄選官員的大臣李諤就曾上疏隋文帝要求進一步改革文風。
隋煬帝即位后，生活奢靡，因而再度開始崇尚南朝的華麗文風。他寵幸來自陳的文人庾自直，身體力行寫作詩文，其中尤以《江都宮樂歌》為代表。
由于隋存在的時間不長，文學影響有限，文士不多，其中以杜正藏及其所著《文章體式》影響較大，時人視為“文軌”，標定了文章體裁的標準。《文章體式》的影響后來流行到高句麗、百濟等外國，被稱為《杜家新書》。
音韻
隋朝統一后，全國各地的文化實現融合，各地語言發音的音韻不同成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納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認為四方的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的音韻不同，以往的諸家韻書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根據諸人談話的要旨，于仁壽元年（601年）寫成《切韻》五卷。《切韻》統一了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并為后世所參考。該書所確定的音韻系統，成為了宋代《廣韻》《集韻》等書的成書基礎。
史學
隋代以前的史書多由民間人士撰寫，其思想自由，質量上佳，但是因民間所擁有的史料有限，往往只有記載人物的紀傳而沒有對官方典籍進行總結的志書，作為國史不甚完整。開皇十三年（593年），楊堅禁止民間私自撰寫國史和評述人物，開歷朝官修國史的先河。官修國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專業史臣撰寫，且可以參閱官藏史料，資料充足，因此更加詳實。
典籍目錄
隋朝時期典籍收藏及目錄整理有了較大進步，宗教經典有《大隋眾經目錄》《隋仁壽年內典錄》《道經目錄》《歷代三寶記》等，整理了隋朝時期所收藏的佛、道經典的書名目錄。隋煬帝時期，將所收藏的南、北兩朝歷代典籍進行了整理，編有《隋大業正御書目錄》，成為后世整理隋朝典籍時可參考的重要史料。
藝術
繪畫
隋朝的政治統一和宗教文化的繁榮，使得繪畫藝術受到了重視。隋朝繪畫題材依舊以人物和神話、宗教故事為主，但山水畫在隋朝已發展為獨立的畫科。隋朝畫家尤以展子虔、董伯仁最為著名，畫史稱為“董展”。展子虔與晉朝顧愷之、南齊陸探微及南朝梁張僧繇并稱前唐四大畫家，畫有佛教畫《法華經變》，風俗畫《長安車馬人物圖》，但均未傳世。其存世的山水畫《游春圖》，布局考究，構圖精致，重視對自然景物本身的刻畫，改變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舊風格，開創了山水畫畫法的新階段。另有金玉國(今新疆和田)人尉遲跋質那，善畫西域風格的人物及壁畫，是唐代著名畫家尉遲乙僧之父，華人稱尉遲跋質那為大尉遲，尉遲乙僧為小尉遲。
書法
隋朝的書法以碑刻為主，其技巧已具有初唐時期的風范。隋朝的著名書法家有丁道護、史陵與智永等。有《啟法興國寺碑》《龍藏寺碑》《啟法寺碑》《董美人志》《隋禹廟碑》《真草千字文》等書法作品傳世。此外還有書法家虞世南，歷仕仕陳、隋、唐三代，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初唐四大家”。
音樂
隋朝音樂受北方民族音樂與南梁音樂共同影響，呈現民族交融的特色，宮廷樂歌雜有“胡聲”。隋煬帝時更設置有清樂、武威郡、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國、安國、高麗、禮畢等九部樂。隋朝流行的許多樂器，如曲項琵琶、豎頭篌、答臘鼓和羯鼓等，均由突厥、西域等地傳入。伴隨著西域音樂、樂器的傳入，七音的概念也逐漸取代了五音的傳統認知。
隋朝的著名音樂家有萬寶常、何妥等。萬寶常之父萬大通原為南朝梁人，梁滅后被迫投降北齊，后圖謀南歸，事泄被殺，萬寶常因被父親牽連而被發配為樂戶。隋朝時期，楊堅欲整頓音樂，重訂樂律，但卻完全沒結果，最終萬寶常指出眾人所定樂律中的不妥之處，得隋文帝采納。后萬寶常因出身卑賤，被權貴嫉恨，郁郁而終，撰有《樂譜》六十四卷。何妥是粟特商人家庭出身，開皇十二年（592年）以國子博士受命考定鐘律，著有《樂要》一卷。
工程
趙州橋
趙州橋位于趙州（今河北石家莊市趙縣），由隋朝工匠李春所設計建造，建造時間約在開皇十五年至大業初年（595年-605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歷史，是世界上現存年代久遠、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單孔坦弧敞肩石拱橋。趙煦時期，賜名為“安濟橋”，以此為本橋正名。
趙州橋建造工藝獨特，在世界橋梁史上首創“敞肩拱”結構形式；橋身雕刻紋飾具有豐富的藝術價值，刀法蒼勁有力，風格新穎豪放，顯示了隋代渾厚、嚴整、俊逸的石雕風貌。趙州橋在中國造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全世界后代橋梁建筑有著深遠的影響。
大運河
開皇四年（584年），為便于將關東資源運至關中，楊堅下令開鑿從長安至潼關的廣通渠。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欲起兵伐陳，于是以春秋時期夫差下令修建的溝為基礎，興建了山陽瀆，從山陽（今江蘇淮安區）的淮河出發，至揚州市（今江蘇揚州）與長江貫通。
隋煬帝時期，開始大規模開鑿運河。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鑿通濟渠（又稱汴渠）。通濟渠的西段起自東都洛陽，與南洛河、黃河連通；東段由滎陽汜水鎮連通黃河，經開封市（今河南開封）、宋州（今商丘市）、宿州市（今安徽宿州）等地，跨汴河、泗水，將黃河與淮河連通。同年，隋煬帝又下令重修山陽瀆，并對山陽瀆故道進行政治取直。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又下令開鑿江南運河，從京口區（今江蘇鎮江）連通長江，經吳州（今蘇州市）至杭州市（今浙江杭州），與錢塘江相連。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又征發河北省地區諸郡民夫百余萬人開通永濟渠，從今河南武陟縣出發，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
由廣通渠，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組成的隋唐大運河長達2700余公里，大運河以洛陽市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區（今浙江杭州）。大運河建成以后，極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東征高句麗，乘龍舟自揚州市直達涿州市，不過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因為大運河的開鑿，涿州也成為了東征高句麗的人員與物資的集中地。隋唐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使得洛陽成為天下貨物的集散地，西接長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江都則成為了江南的貨物集散地，從此成為了繁華的商業重鎮。
大運河的修建，極大地便利了南北交通，在此后上千年一直是溝通南北的重要政治、經濟和文化紐帶，其作用直到清朝末期，方才被海運和鐵路所取代。
大興城
楊堅建立隋朝后，由于北周原來建都的長安為漢代所建，久經戰亂，殘破不堪，而且宮室形制狹小，已不能滿足統一國家的首都的需求。開皇二年正月，隋文帝命宇文愷負責設計建造新都城，至開皇三年三月竣工。新都城位于原長安城東南，由于隋文帝曾被封為大興公，因此將新都取名為大興城。
大興城在建筑時，參考了北魏首都洛陽城和北齊首都鄴城遺址，城市呈長方形，城池平面布局整齊劃一，由宮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組成，完全采用東西對稱布局。相較于先前的城市，大興城中居民住宅區“里坊”的面積大為擴大，是城市的一大特點。
唐長安城坐落在原長安城東南的高地龍首原上，北臨渭河，南依灞河與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崗原起伏。在城市內部的布局中，佛寺大興善寺在城市東部，道觀玄都觀在城市西部，皇城則位于城北，雖地勢較低，但有有渭河相倚，利于防守，也對應了我國古代以北極星為象征帝王的紫微星的文化。
洛陽城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即位后，決定將首都遷至洛陽市。隋煬帝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洛陽。同年，洛陽宮城紫薇城建成，隋煬帝即下詔遷都，以洛陽為東京（后改名東都），原首都唐長安城則為唐長安城。
隋煬帝所營建的洛陽城，分郭城、宮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東城、含嘉倉城、園壁城和耀儀堀幾個部分，規模宏大，布局有序，呈現整齊劃一的棋盤狀，以里見方，深刻影響了中原地區未來的城市設計思路。由于受地形局限，洛陽宮城并不位于正北方，而是位于城市的西北隅，處于城市最高處，這一設計也影響了唐代的洛陽城。
洛陽城還是隋代大運河的中心，由于水路暢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加之隋煬帝遷調全國大量商賈和百姓入住洛陽城，使得洛陽城在極盛時期人口達到五十萬以上，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科技
工程學
隋朝時期的建筑和機械技術已有很大發展，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北巡，令宇文愷等人設計建造了一座移動宮殿。這座宮殿名為“觀風行殿”，規模宏大，可容納數百人，其底部有多個車輪，可以牽引移動。大業四年（608年），隋人何稠發明“六合城”，后于隋煬帝東征高句麗期間使用。六合城的城墻可以折疊運輸，設有名為“擊警”的警戒裝置，還有可以轉向發射的機弩。此外，隋代還出現了可以活動的機械木偶和可自動開合的門窗等機械產品。
隋朝的造船技術也十分發達，楊素督造的五牙大戰船，船上有五層樓，高百余尺，前后安置了6 個長50尺的拍竿，用以攻擊敵船。隋煬帝楊廣巡游揚州市建造了幾千只船，這些船種類很多，有龍舟、浮景、白虎等，其中龍舟為隋煬帝乘坐，規模最大，制作也最精致。龍舟全船長200 尺，高45尺，寬50尺；船身分4 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間兩層有120 個房間，下層則供太監居住。
天文學
隋朝的天文學有突出進步。開皇二十年（600年），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向隋朝太子獻上《皇極歷》，其計算精密，年長度誤差僅有24秒，遠遠超過以前的歷法，直到公元892年才被誤差15秒的崇玄歷超越。劉焯還最早提出了黃道歲差的概念和具體數值，取1年差609.5 度為黃道歲差，對此后唐宋時代的歷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外，隋朝天文學家丹元子將晉代確定的星座編成通俗的七字長歌《步天歌》，共分七卷，其文字淺顯易懂，便于傳誦，促進了天文學知識的普及。隋朝天文學家耿詢還發明了用水力驅動的渾天儀，便利了天文觀測。
地理學
隋朝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和對外交流的擴大，地理學也有了相應的發展。隋朝大臣裴矩編寫有《西域圖記》，共三卷，介紹了西域四十四國的山川、姓氏、風土、服章、物產等資料，還繪有地圖。
醫學
隋朝的醫學集南北朝醫學之大成，有了很大的發展。隋朝有許多著名的醫學家，如巢元方、許智藏、許澄、甄權等。其中巢元方于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奉詔主持編撰的《諸病源候論》，有50卷，分67門，1720論，是中國第一部專論疾病病因和證候的專書，對隋以后兩代醫學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帝王列表
參考資料 >
王通.晉中市人民政府.2023-07-13
《江都集禮》與隋代的制禮.中國知網.202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