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西族，又稱“黑納西”，又稱“摩沙”“磨些”“摩梭”“摩挲”等。為云南省特有民族之一，是中國56個民族之一。納西族現有人口為323767人（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絕大部分居住在云南西北部的麗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省其他縣市和四川省鹽源、鹽邊縣、木里藏族自治縣等縣，也有少數分布在西藏芒康縣。納西族有本民族語言，納西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納西族主要使用漢文，同時也有一部分人保存和使用東巴文字和哥巴文字。
納西族的自稱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區別，西部的多自稱“納西”（naq xi），東部的多自稱“納”（naq）或“納日”（naqssee）。學術界較多的學者認為納西族源于羌，與中國古代西部地區南遷的羌人有很大淵源。納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最遲在秦統一全國時，納西族先民分布的邛、祚[zuò]地區就已置于秦朝郡縣制統治之下。唐、宋兩朝，納西族人口、經濟、政治、文化得到繁榮發展，奴隸制社會形成，創制出象形文字東巴文。南宋寶祐元年（即蒙古憲宗三年，1253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在納西族地區設置“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職，為土司土官制度的雛形。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設麗江路，置宣撫司，土司政權實現了相對統一。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麗江木氏被授為世襲麗江府知府，納西族社會相繼進入封建領主制階段。明代木氏土司廣泛吸收漢、藏等先進文化，為近現代納西族文化發展打下了基礎。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下令改土歸流，流官知府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鼓勵人民上學，勸人民移風易俗等政策，納西族社會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民國時期，納西族人民多次掀起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納西族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為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1950年前后，云南中甸的納西族分布區先后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和麗江市的納西族一起邁入了共同發展進步的新紀元。1961年4月10日，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成立。解放以來，納西族地區經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納西族居住地區，山川壯麗、物產豐富。麗江是云南省重點林區和中藥材基地之一，境內云南玉龍雪山高達5596米，素有“植物王國”之稱，蘊藏有豐富礦產資源。境內水利資源也極為豐富。氣候差別較大，僅麗江、香格里拉市兩地就分為寒帶、溫帶、亞熱帶三種情況。麗江壩區，氣候一般溫和，春冬多晴天，夏秋多降雨；北部地勢高，易旱，一般不種稻谷，南部宜種水稻和小麥；金沙江峽谷一帶比較炎熱，適宜各種農作物及亞熱帶植物的生長。四川鹽源、木里藏族自治縣的納西族聚居地，氣候雖較寒冷，但仍然宜農宜牧。其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手工業、商業并存。
納西族普遍存在由幾戶至若干戶共尊一個始祖的血緣親屬組成的家族組織。還存在一種由家族分衍出來的若干戶血緣近親組成的，叫“支”。瀘沽湖地區的納西族（摩梭人），存在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父系家庭三種形態，其中名叫“斯日”的原始母系家族組織最為人所知。納西族以信仰本土宗教東巴教為主，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受東巴教影響較大，也信仰漢傳和藏傳佛教。納西族以小麥、大米、玉米為主食，其他雜糧為輔。在每年冬月、臘月間有殺年豬的習俗，做成火腿或臘肉，平時分切而食。其男子服飾與漢族基本相同，穿旗袍馬褂或對襟短衫，下著長褲。婦女上穿寬腰大袖的大褂，下穿長褲，系百褶圍腰，樸素大方。納西族女性的羊皮披肩又名“七星氈”，寓意美好。住房多為木石結構的二層瓦房，屋基用石頭砌成，厚實穩重。文學的形式豐富，有神話、傳說、詩歌、故事、寓言、諺語、童話等。記載在《東巴經》里的《創世紀》《魯擺魯饒》，長期以來被廣大勞動人民所喜愛，在納西族文學遺產中占有一定地位。
族稱
納西族的自稱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區別，西部的多自稱“納西”（naq xi），東部的多自稱“納”（naq）或“納日”（naqssee）。具體約分為4種：居住在云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永寧壩和鹽源縣左所區（即拉塔）的自稱“納”；居住在四川省鹽源瓜別、木里藏族自治縣、鹽邊縣的自稱“納汝”或“納日”；居住在寧蒗[làng]彝族自治縣北渠壩和永勝縣原麝旦的自稱“納恒”；居住在麗江納西族自治縣以及其他各地的納西族則統稱為“納西”。這4種自稱族名，在語音上雖有輕微差異，但他們的基本族稱都是“納”。“納”是專名，有“大”的含義，在口語里還有“黑”之意；而“西”“日”“恒”“汝”都是“人”或“族”的意思。
關于納西族的他稱，根據《后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等史書記載，漢代時居住于越巂郡的納西人稱為牦牛種；蜀漢時居住于漢嘉郡的納西人稱為旄牛夷。最早見于3世紀初期的文獻記載：有被稱為“摩沙夷”的部落居住于越巂郡的定筰[zuó]縣（今四川鹽源）。唐代《蠻書》等文獻中記載為“麼些”，8世紀末，在今麗江金沙江流域和鹽源雅礱江流域也有著“磨些蠻”的分布。“摩沙”和“磨些”與今天這一帶地區納西族的他稱相符合，都是對古代納西族稱謂的同音異寫。在以后的文獻中，納西族稱謂又被書寫為“末些”“摩娑”“麼些”“摩”“摩荻”“么”“摩梭”等。新中國成立后，經納西族人民協商，并經國務院批準，于1954年統一定名為“納西族”。
族源
納西族族源和形成在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較多的人主張納西族源于羌。
章太炎認為唐代的“磨些蠻”和中國古代西部地區的羌族有著淵源關系，他們的先民是古代南遷的羌人。“羌”即游牧民族，早在遠古時期，羌族、其同族旄族以及氐羌族其他支系就在青甘高原的臨夏洮河流域、河湟流域的羌地、白龍江武都地區、川西北岷江上游松潘縣、茂汶草原地帶，及川西南大渡河、雅礱江流域、云南西北部麗江與洱海地區一帶活動與遷徙。《納西象形文字譜》在緒論中概括說：“納西族淵源于遠古時期居住在中國西北河、湟地帶的古羌人，向南遷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江流域，又西遷至金沙江上游東西地帶。”
據史料研究，漢代越巂郡的“牛種”或“越巂羌”，漢嘉郡的“旄牛夷”，以及晉代定筰縣（鹽源縣）的“摩沙夷”，都與古代羌、髳部落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而唐代的“磨些”則是晉代的“摩沙”。云南省民族學教授汪寧生補充了一些例證，他認為“納西族東巴送除惡鬼（‘斗’Dter）和祭龍用的木牌（‘可標’Ko-byu），與本世紀初在西北出土的‘人面形木牌’相似”。又據納西族民族歷史學者郭大烈與和志武親自調查，“現今康南的藏民，仍稱巴塘縣南部白松鄉一帶的納西族為‘羌巴’，‘羌’為族稱，‘巴’系人之意，故羌巴即羌族”。此外，從語言上看，納西族與彝語支民族也有著近親關系。納西族是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的民族。據學者們的研究，彝語支各族同納西族一樣，其源流都與古代羌部落有關。
有的學者對納西族源于羌說提出了異議。民族學家馬長壽認為，“羌的南下開始于秦獻公初立時，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孫分別為越巂羌、廣漢羌、武都羌，則在公元前384年之后。而當此之時，云南省地區可能已經存在了彝語、納西族，此二族不一定都是羌族子孫。并且《后漢書·西羌傳》中所傳述南下的羌族只到達越巂郡，并沒有記載到云南的事。歷史學家蒙默認為，彝族支各族并不是羌人的直接后裔，“納西族人們記憶中最早的活動地區大致在貢嘎嶺一帶”。1965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謀縣發現了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后，有的學者提出了與傳統觀點完全相反的意見。民族學與民族史專家劉堯漢認為“西南三省的彝族及彝語支各族是當地的土著，遠古時已遷往西北甘、青，及至夏、商、周、秦、漢以后，被稱為戎或羌戎。”
歷史沿革
秦漢至三國
根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古代羌、旄分布的大渡河、雅礱江流域一帶，很可能曾為古蜀國疆界所及的區域，至少也是曾受古蜀國間接統治或勢力影響所及的地區。戰國中期，秦滅蜀后，即以巴蜀為基地進一步經營巴蜀徼外的西南邊疆，主要是經營木里、永寧、鹽源縣、鹽邊以及麗江市一帶地區，即“邛、筰、昆明市”區域。據《史記》的記載：“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這說明最遲在秦統一全國時，納西族先民分布的邛、筰地區就已置于秦朝郡縣制統治之下。邛、筰地區盛產旄牛、筰馬。巴蜀漢商曾不顧險阻，將內地的鐵器等物品，販至邛、筰地方，換取牦牛和笮馬，從而促進了巴蜀地區的繁榮富強。
筰都地區的旄牛縣（今四川漢源）是納西族先民旄牛夷的主要分布地區，西漢天漢年間（公元前100—前97年）曾派都尉駐于此地。旄牛縣盛產旄牛，畜牧業繁盛，經濟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東漢明帝永平中期（公元74年），旄牛徼外的白狼部落，曾向東漢朝廷進獻“白狼歌”三章，并回賜以布帛，表示愿意移俗歸漢，應當是與旄牛地區當時經濟、文化繁榮發展的影響有關。
蜀漢時期，越巂郡地區的叟帥高定稱王反蜀。225年，諸葛亮平南中戰爭，平定了越巂地區，派張嶷任越巂太守，“旄牛諸夷”的勢力逐漸衰落。張嶷任越巂太守期間，殺了不服從蜀漢政權的摩沙夷定筰縣豪帥狼岑，開通了旄牛至成都市的舊道，得到旄牛地區出產的鹽、鐵、漆等物資，有力地充實了蜀漢國力。
約在公元3世紀末（晉朝時期），彝族進入西昌市地區，促使原住在邛、筰的納西族先民大批南遷，陸續定居于四川省的木里藏族自治縣、鹽邊縣，云南省的永寧、麗江市、賓川縣、永勝縣、華坪縣、鶴慶縣、大姚縣、姚安縣等地。據麗江土司木氏的家譜記載：木氏祖先在東漢時居定筰縣，下傳11代，到唐武德時期傳至木氏始祖葉古年。納西族的另一支人，于公元5世紀，在部落首領泥月烏的率領下，驅逐了原來定居永寧的吐蕃（藏族），此后便在永寧生息和繁衍。還有一支納西人，于李治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前后，曾在賓川地區建立了地方政權——越析詔。李隆基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南詔王蒙歸義（即皮邏閣）掃平了越析詔，迫使賓川縣一帶的部分納西族遷移流徙到今祿豐市、昆明市、激江、江川區、玉溪市等地。但納西族的聚居中心，仍在川、康、滇交界的西昌市、鹽源縣、木里藏族自治縣、寧蒗彝族自治縣、麗江市一帶。
唐宋時期
唐、宋兩朝是納西族歷史上發展的重要時期。唐時《蠻書》等史書多稱納西族為“麼些”。據《蠻書》所載，東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區，南至大理白族自治州賓川，西至瀾滄江邊的維西傈僳族自治縣一帶，北至鐵橋上下的德欽縣、香格里拉市一帶，都有納西人分布。此時，納西族在中央皇朝的統治下，受漢族的影響，他們學會了“二牛抬杠”的技能，改進了落后的煮鹽技術，掌握了漢族的灶煮技術，使產量大大提高。同時，由于地處吐蕃和南詔之間，納西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又受到藏、彝、白族的影響。“吐蕃”強盛時，麗江市曾經是“吐蕃”神州都督控制的一部分，麗江附近的鐵橋城，當時是“吐蕃”的十六城之一。南詔強大后，在麗江設置鐵橋節度，納西族又依附于南詔。納西族人民把羊趕到南詔去交易，從彝族、白族那里換回自己需要的物品。納西族制作的一種兵器——鐸鞘，鋒利精巧，深為西南各族人民所喜愛。經濟的繁榮，推動了社會政治的發展。到10世紀中葉，麗江納西族酋長牟西牟磋自立為“摩挲詔大酋長”，麗江成為納西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東巴經》記載的納西族的社會情況看，當時已產生了奴隸主和奴隸階級，奴隸社會已經形成。納西族人民絡繹不絕地前往藏族地區學習藏經，并創制出納西族的象形文字東巴文。
至宋朝時期，以麗江市為中心的納西族地區屬大理國管轄，人口、經濟和文化都得以發展。麗江地區的生產方式已從以牧畜業為主改變為以農業為主。到了13世紀中葉時，麗江地區出現了“民田萬頃”，農業生產已躍居社會經濟的主要地位。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手工業生產也發展起來，商品市場逐步形成。宋朝末年，麗江納西族酋長牟保阿琮，為了促進當時納西族與藏、白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學習并通曉了藏、白等族的語言。
元明時期
南宋寶佑元年（1253年），孛兒只斤·忽必烈率領蒙古軍進軍云南。進入納西族地區后，忽必烈對當地部落首領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職，此是土司土官制度的雛形。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設麗江路，置軍民總管府，后罷府置宣撫司，領一府七州一縣。麗江路隸云南等處行中書省，為元王朝中央的一級地方政權。此后，麗江地區與內地聯系更加緊密，有力促進了納西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元朝是納西族自身發展的重要時期，不僅部落首領成為了王朝官員，而且幾個不同的土司政權實現了相對統一，納西族也正是在元代部落基礎上形成了民族。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麗江木氏被授為世襲麗江府知府。在整個明代，麗江市土司木氏向明王朝中央輸白金、助軍餉、納稻谷、勸人民認納糧差，明王朝中央依之為滇西北的屏藩。木氏土司還有較強的軍事力量，不斷地為明王朝征戰效力，并借機向北擴張，鞏固和發展其統治勢力。木氏土司統治時期，納西族地區經濟獲得較快發展。崇禎十二年（1639年）農歷二月初一，土司木增在解脫林設宴招待地理學家徐霞客，桌上擺的菜肴多達80盤。此后幾天，又送給徐霞客許多奇異的點心和土特產、金銀，徐霞客稱贊不已，認為麗江市“富冠諸土郡”；其“宮室之麗，擬于王者”。
隨著農、牧經濟的發展及畜群和奴隸的私人占有，在明中葉前后，納西族社會相繼進入封建領主制階段。麗江木氏土司是世襲的封建領主，木公自述其家“世守”麗江，“土地人民世有”。木氏土司世代占有當地土地和人民。“人民”可分為百姓和莊奴兩種。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種勞役，軍事征伐必須承擔打仗、運糧草等差役。從事農業的百姓要納稻谷，從事畜牧的百姓要上畜產品。莊奴直接在木氏莊園里勞動，從事飼養業、手工業或種植經濟林木。木氏土司除擁有以各處木家院為中心的大量田莊外，還占有并控制著大量的山地。據改流后清理出來的田畝數字來看，多達2萬余畝，約為改流后全部農民所種的山地畝數的1/4。
明代木氏土司在接受漢族傳統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為近現代納西族文化發展打下了基礎。其廣泛吸收漢、藏等先進文化，邀請學者到麗江市訪問，請他們編選詩文，題詞作序，或指教其子弟作文，或捐資修建寺廟。還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蓋了龐大的漢傳佛教寺廟群，如福國寺、法云閣、琉璃殿、大定閣等。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區推動和弘揚藏傳佛教，并為藏傳佛教經書《甘珠爾》的刊印作出了貢獻。木氏土司還有不少人能用漢文寫詩作賦，且有較高的藝術成就，他們的作品曾分別選入《明詩別裁錄》《滇南詩略》等詩選中。
清朝時期
明末清代，云南省境內各種矛盾迅速激化。順治三年（1646年），大西農民義軍領袖張獻忠戰死四川省。云南滇南土司沙定州與明世襲鎮守云南黔國公沐天波混戰，全省一片混亂。順治十六年（1659年），麗江納西族土司阿寺阿春首先投靠清廷。次年，清朝授給他麗江府官印，讓他管理原有地方。吳三桂叛清盤踞云南時期，將原歸麗江市木土司管轄的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香格里拉市等數地割給吐蕃，而這些地方應繳納的稅銀，卻仍由麗江土司負擔。土司木堯對此極為不滿，于是調集部眾，于丘塘關抵抗吳三桂叛兵，為清代平定吳三桂做出了努力。
封建土司的剝削統治，加上明末清初的頻繁戰事，使麗江納西族人民長期過著貧窮、動蕩的生活。雍正元年（1723年），納西族人民發起了反抗木土司的暴動，于是清廷下令將世襲的麗江土官知府改為流官，木土司降為通判，由木氏承襲。經過改土歸流，原屬領主土司的約500余戶農奴除了奴籍，成為個體自由農民；流官知府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耕地面積較之前增加了10萬余畝；還采取了筑城廓，建立書院，鼓勵人民上學，勸人民移風易俗等政策，從而推動了麗江納西族社會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過渡。此外，麗江市的改土歸流，廢除了領主土司征調“夷民”為兵的權力，改變了土司木氏世代擁兵自雄的局面。此后，清王朝在麗江地區實行全省統一的汛塘建制，在險要山區設汛、塘、關、哨、卡，投募士兵駐防墾荒。
清代初期在麗江納西族地區的改土歸流，一方面推動了納西族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及納西族地區的發展。另一方面，清廷以當時滿漢的生活方式及儒家文化倫理道德觀審視納西族的社會生活與風土民情，強制性地在納西族地區實行移風易俗，如廢火葬、改革服裝、強化封建家長制、包辦婚姻制等，導致納西族地區產生重大社會矛盾與文化變遷，加劇了傳統文化的衰落。
至清后期，納西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嚴重不平衡的特點。麗江市和永勝縣等地區，地主經濟已發展的具有相當規模，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出現，社會經濟結構及生產力，大體已接近于周圍漢族地區的水平。而寧蒗彝族自治縣、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香格里拉市、鹽源縣、木里藏族自治縣等地區，主要還是封建領主經濟，其中有些地區則在封建領主制度下還保留著若干原始社會的殘余。在麗江和永勝等地區，繼地主經濟發展而來的，還有地主對農民不斷加強的剝削。廣大納西族人民在統治階級的壓迫下，一貧如洗。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納西族商業資本，也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大多數商業資本家獲取暴利后，將大部分資金投資于購買土地和建筑房屋，只有少部分用于擴大經營。
民國時期
反帝反封建斗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在中國各族人民的身上，也加深了納西族人民的苦難。在滇西北一帶，以張結巴為首的土匪武裝四處搶劫，麗江市的人民每戶每月被迫向張匪交納1-4元的捐稅。1926年9月，地方軍閥劉興武與唐繼堯的內訌相斗波及麗江，屠殺了許多無辜的人民。再加上云南省軍閥政府對各族人民的持續鎮壓和剝削，讓納西族地區的社會危機不斷加深。納西族人民多次掀起反對中國國民黨政權、反對封建地主和封建領主的起義，還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進行過長期的英勇斗爭。
1915年12月25日，“反袁護國戰爭”在云南打響，麗江納西族人民積極參加護國運動，向護國軍輸送了多達3420名青年，他們為反對復辟帝制奮戰疆場，不少納西戰士血染沙場。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數百名納西族子弟隨滇軍奔赴抗日前線，參加了臺兒莊區、中條山等重大戰役。僅在臺兒莊大捷中，就有280多名納西族官兵殉國。1941年，中國抗敵后援會在重慶發起了全國抗日募捐活動，納西族人民積極響應，當時麗江市各族人民捐出了半開銀元75000元。1941年（民國三十年），為了支持長久抗戰，麗江納西族人民在沒有任何現代工程機械的條件下，用人力修成了麗江附近的白沙飛機場。1943年，為了中印“駝峰航線”的順利通行，美國軍隊飛虎隊在麗江設立航空指揮站，納西族人民用實際行動支持盟軍的抗日斗爭，或修建電臺，或修建房屋和其他軍事工程等。1942年，麗江納西族商人李立三為了配合中印公路的勘測工程，從印度薩地亞徒步緬屬野人山，尋找到了中印間的陸上交通新捷徑，為抗戰后方運輸路線建設作出了新探索。
走上革命道路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納西族人民，渴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尋求光明的道路。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長征途經云南省。紅軍救出受迫害的窮人，沒收地主富豪的財產、糧食分發給窮苦老百姓等消息，傳到了云南各個兄弟民族地區，也傳給了納西族人民。廣大納西族人民盼著紅軍早日來到自己的家鄉。1936年4月，由任弼時、賀龍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一支部隊北上抗日，到達麗江市時，納西族人民自發組織起四百余人的隊伍，對紅軍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在紅二方面軍于石鼓一帶橫渡金沙江時，納西族人民幫助紅軍捆扎木排，運送物資，撐船擺渡，為紅軍勝利渡江作出了貢獻。中國工農紅軍途經麗江時，沿途不少納西族青年還踴躍報名參加了紅軍，僅在麗江大研鎮就有14名納西族青年光榮地加入了紅軍。
1946年7月，蔣介石向解放區發動全面的進攻，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員會遵照上級指示，抽調一批干部深入納西族地區，組織和領導各族人民同反動派進行斗爭。1948年底，中國共產黨又成立了麗江地下縣委會，促進了革命運動的不斷鞏固和發展。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平津、淮海地區等戰役的勝利，向大西南挺進。此時，納西族地區的一些民族上層統治者組織了“雪山”“文峰”“崇新”等社團，以爭奪群眾，應付局勢。1949年4月2日，黨領導的大理地區游擊隊解放了云南省省劍川縣，建立了滇西北的第一個根據地。5月1日，麗江市各族各界數萬人，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五—”示威。這次示威，粉碎了“共革盟”匪軍的進攻企圖，沉重打擊了那些長期統治納西族人民的統治者，如偽保安隊長、偽團管區司令和帝國主義在麗江的代理人。
這次斗爭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展革命武裝，迅速控制了麗江及其附近一帶地區。與此同時，麗江地下縣委以強硬的態度與偽專員進行談判，偽專員被迫接受了和平解放麗江的條件。1949年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接管了政權和軍隊，成立了麗江人民政務委員會和麗江人民自衛隊，這支人民自衛隊為配合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解放云南作出了積極貢獻。7月1日，麗江市各族各界5萬余人，召開了慶祝大會，正式宣布麗江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初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黨中央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向云南挺進。1950年前后，云南省中甸，四川鹽源、木里藏族自治縣、鹽邊縣，西藏鹽井等納西族分布區也先后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和麗江的納西族一起邁入了共同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人口分布
人口
歷史上納西族民族概念模糊，人口缺乏可靠的統計，各種材料上數字相差較大。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納西族人口有143398人。1964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納西族人口為156796人。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有245154人。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有278009人。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有308839人。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有326295人。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統計，中國境內納西族的人口數為323767人。
分布
根據歷史記載，納西族的先民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在云南省、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3省區毗鄰的瀾滄江、金沙江及其支流理塘河和雅礱江流域繁衍生息，位于東經98°5'~102°、北緯26°5'~30°之間。現今納西族居住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和四川省的西南部，分布在云南省的麗江市、香格里拉市、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寧蒗彝族自治縣、永勝縣、德欽縣、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劍川縣、鶴慶縣和四川省的鹽源縣、鹽邊縣、木里以及西藏自治區芒康縣的南部鹽井等地。全國共有1個自治縣和4個民族鄉：云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云南省永勝縣大安彝族納西族鄉、云南省香格里拉縣三壩納西族鄉、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俄亞納西族鄉、西藏自治區芒康鹽井納西族鄉。
宗教信仰
納西族是個信仰多種宗教的民族，既信仰本民族的道教——東巴教，也信仰藏傳佛教、佛教、道教，信眾最多的是東巴教。東巴教涉及到納西族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納西族社會和人們產生較大影響。
東巴教
東巴教是納西族固有的一種原始多神教。因其巫師叫“東巴”，故稱東巴教。它是在原始巫教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遠古時期，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人們對變化莫測的各種自然現象和自然物無法解釋，也無力與之斗爭，從而把它們加以神化。東巴教宣揚的中心思想是萬物有靈，靈魂不滅。認為天、地、日、月、山、水、火、風、雨、雷、電、木、石等等自然物和自然現象，均有神靈，既可賜福，又可降禍。因此，有了祭天神、地神、山神、水神（龍王）、風祝融、畜神、谷神等的頻繁活動，而且所用祭品和如何拜祭，都有俗定的規矩。東巴教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了藏族、漢族等民族影響，將很多外來因素容納到本民族原有的崇拜內容中，最后形成了東巴教獨有的民族宗教形態。
東巴教只在族群中流傳，以家戶和村寨為單位舉行祭祀和祈福活動，沒有專門的公共宗教活動場所，也沒有完整的宗教教義和統一的教會組織。其教徒絕大多數是下層勞動人民，一般不脫離生產勞動。東巴教的祭司，即東巴，在村寨中有較高的民聲威望。日常從事勞動生產，在受邀作法事時出場，負責主持和舉辦相關活動。他們一般精通宗教、語言、文學、民俗、地理、神話、繪畫、舞蹈、音樂、占卜等內容。東巴教所用的道具和法器通常有神佛掛像、長袍、五幅冠、海螺、擺鈴、、法棒等，法場中有自制的尖木牌鬼神畫、手捏的面偶、書印的咒符。做法事時，視情況念誦經書和進行舞蹈。在室外進行儀式時，木牌畫被豎在祭場四周，東巴們有時跪拜于木牌前誦經文、敬茶酒，有時奉上家畜的鮮肉熱血，有時在木牌前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詞，舉刀弄槍。在一些超度場合，還進行上下刀梯、嘴咬燒紅的鐵犁奔跑，以驅逐鬼邪等驚險的巫術動作。
漢傳佛教
納西族的佛教是在天寶時通過南詔、大理白族自治州，傳入麗江納西族地區的。木氏土司于明永樂年間開始，在白沙、束河古鎮及府城一帶，先后建造了琉璃殿、大寶積宮、大定閣等30多個寺、庵、堂、殿，并從內地請高僧到麗江市的一些大寺廟當住持或經師。到清代，佛教在麗江地區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又增建了60多個大小寺廟，分布在城鄉各地。到新中國成立前，麗江縣屬的比較大的村寨，幾乎都有一個寺廟，供奉著釋迦牟尼、彌勒佛、普賢、文珠、觀世音、金剛、羅漢等神佛。納西族群眾經常就近燒香拜佛，祈求今生平安、來世極樂。這些寺廟的規模不很大，但其建筑和布局、所供佛像等幾乎與漢族地區的相同。寺廟中的和尚多數也是納西族，一些小寺廟雖然沒有和尚，仍有納西族的“廟祝”。
藏傳佛教
納西族信奉的藏傳佛教，有“噶舉”（白教）“格魯”（黃教）和“寧瑪”（紅教）諸派。藏傳佛教是從元末開始由西藏經過川西傳入納西族地區的。麗江納西族地區在木氏的提倡和資助下，從明末至清乾隆年間，先后建立了福國、玉峰、指云、文峰、普濟等滇西北的13個藏傳佛教寺廟。此外，瀘沽湖地區也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寺。至解放前夕，麗江仍是噶舉派藏傳佛教活動的重要地區。麗江地區的僧侶，奉“噶瑪巴”為祖師。麗江五大寺的僧侶，有不同的等級和學位，其中活佛的地位最高。納西族認為，當藏傳佛教僧侶不是一樁光榮的事。麗江地區的僧侶，絕大多數來自父母雙亡、無依無靠或兄弟眾多生活困難的納西族人。
語言文字
語言
納西語是納西族人民的主要交際工具。納西語屬漢藏語系藏緬族彝語支，在語音方面的特點是：輔音分清濁，其中濁輔音較多；韻母以單元音為主，復元音較少；除少數地區外，元音不分松緊，沒有輔音韻尾。納西語的音節多數是由聲母和韻母結合而成，少數由韻母單獨構成，每個音節都有一個固定的聲調。在語法方面，通常使用詞序、虛詞、聲調變化、疊音作為表達語法意義的手段。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語——謂語或主語——賓語——謂語。納西語量詞比較豐富，人稱代詞和少量動詞用特殊方法表示。解放后，納西語詞匯中的漢語借詞日益增加。納西語根據語音、詞匯、語法的不同，分西部和東部兩個方言，方言內部還有土語的區別。西部方言土語之間可以互相通話，但東部三個土語之間，在語音和詞匯上差異較大，互相通話有一定困難。
納西語是納西族人民的主要交際工具，由于歷史上各民族長期交往接觸，納西族中有很多人會講漢話，一部分納西族也分別兼通藏、彝、白民族的語言。至解放前為止，漢語文已成為納西族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
文字
自明代開始，麗江市、香格里拉市、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永勝縣等縣的納西族主要使用的是漢文，但在一部分人中，一直保存和使用著古老的象形文字和音節文字。
納西族的圖畫象形文字，是一種比較原始的圖畫文字，主要是由祭司東巴用來書寫經書的，所以又叫“東巴文”。納西語稱之為“斯究魯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記”（又譯為“木石之標記”或“木石之記錄”），絕大多數的東巴經用這種文字寫成。象形文字，是以表意的象形符號為基礎，加上表音的假借字和附加符號構成的。是從比較原始的圖畫符號向表意文字過渡的一種文字。共有一千多個符號，字多音少，一個字發幾個音，幾個字又代表幾個詞或句子。即使是同一個符號，也因人因地而使音和意有所不同。由東部遷居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香格里拉市、麗江市的少數群眾和東巴使用的“瑪麗瑪莎”文和“阮可”字也屬于象形文字范疇，其字源基本上是象形文或由象形文演變而來，所不同的是，這兩種是用東部的方言來讀音。象形文字書寫的東巴經書和文獻，共有500多種，約2萬冊，迄今仍在部分人中流傳使用。
音節文字，納西語叫“哥巴文”（ggeqbbaq），含有后世東巴弟子創造和使用的意思。哥巴文是漢族文化在麗江廣泛傳播，象形文字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后產生的。它的字源來自于簡化象形文字和大量借用漢字，包括借用漢字的形和意等。哥巴文只有500多字，筆劃簡單，一個字發一個音。由于字數少，字體不固定，標音不標調，同音和近音替代的多，只在麗江市少數村寨的東巴中使用，沒有群眾基礎；即使是東巴，真正能掌握和使用的也不多。
民族文化
生產方式
地理條件
納西族居住地區，山川壯麗、物產豐富，平均海拔約2700米。麗江的北部和香格里拉市的東南部矗立著云南玉龍雪山和哈巴雪山。麗江城西，黃山環護其右。瀘沽湖周圍有獅子山、牦牛山、瓦哈山、吐布山、瓦如卜拉山等。山上生長著云杉、云南松、落葉松、冷杉屬、北美紅杉、鐵杉、虎頭樅、榿木等林木，很多地區還廣植桃、李、梨、柿、核桃和蘋果樹以及其它優質的經濟林木。森林里棲息著虎、豹、熊、鹿、獐子、野豬、雪雞、松鼠、鸚鵡等走獸珍禽。當地出產蟲草、天麻、當歸、川貝母、麻黃、麝香、熊膽、木香、杜仲、黃茂、黨參、半夏等數百種中草藥。在4000米高的地方還盛產雪茶。
麗江市是云南省重點林區和中藥材基地之一，全縣森林面積約有625萬多畝，約占總面積的85%。境內云南玉龍雪山高達5596米，素有“植物王國”之稱，生長有云杉、冷杉屬、紅杉等多種珍貴的木材林和200多種用材林以及520多種中草藥。蘊藏有金、銅、鐵、鎢、汞、石棉、云母、大理石、煤等礦產。境內水利資源也極為豐富，其“虎跳峽”峽谷長20千米，最窄處僅有30米寬，而落差卻有170多米，是建造巨型電站的理想河段。
納西族居住地區的氣候差別較大，僅麗江市、中甸兩地就分為寒帶、溫帶、亞熱帶三種情況。麗江壩區，氣候一般溫和，春冬多晴天，夏秋多降雨；北部地勢高，易旱，一般不種稻谷，南部宜種水稻和小麥；金沙江峽谷一帶比較炎熱，適宜各種農作物及亞熱帶植物的生長。四川鹽源、木里的納西族聚居地，氣候雖較寒冷，但仍然宜農宜牧。麗江壩區的玉河、清溪、龍泉和三思渠，灌溉著壩區內外的萬頃良田。糧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麥、大麥、青稞、蕎子、土豆及各種豆科雜糧。蔬菜有元根、蘿卜、白菜、萵苣、韭菜、茄子、南瓜、西紅柿、胡蘿卜，以及蔥、姜、蒜、辣子等等。牲畜有牛、馬、騾、豬、羊和牦牛。重要的礦藏有金、銀、銅、鐵、銻、鋁、水銀、沙金、石棉、云母、綠松石等等。這是納西族地區發展工業的有利條件。
農業
納西族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其農業生產為個體勞動，男女勞力實行自然分工：婦女從事碎土、薅鋤、收割、背運等勞動；男子從事犁田、耙田、播種、挖鋤、挑運等。耕地以水田、旱地為主，水田主要種植稻谷等作物；旱地產玉米棒、麥、油菜籽等；山地種蕎麥、燕麥和麻。生產工具有犁、木耙、條鋤、板鋤、鐮刀、柴刀、釘耙、斧、鏈枷、板耙、竹背斗、簸箕等，主要使用牛、馬、騾、驢四種畜力。納西族耕作技術很精細，肥料有溝泥、草灰、畜糞三項，不習慣施用人糞。
解放前，納西族的土地，大部分集中于地主階級手中。廣大農民要承受封建地主沉重的地租剝削。不少農民因交不起地租，傾家蕩產或淪為雇工。在土司制度束縛下，瀘沽湖地區的社會發展相當緩慢。農業是封建領主制的經濟基礎，除園圃地與部分水澆地實行固定耕作外，大部分土地采取輪作與休耕制。農作物大多廣種薄收。山地、坡地往往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種方法，產量不高。土司及當權的司沛，只會壓迫剝削，卻不注意水利設施和提高生產技術。他們為鞏固其反動統治，拒絕接受漢族先進的農業技術，禁止人民播種水稻。
商業
辛亥革命以后，納西族一些手工業者開始脫離農業，開設店鋪，逐漸形成了工商戶聚集的區域。其中，白沙、束河古鎮、大研里的麗江街區最為繁榮。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麗江市迅速發展成為納西族地區最大的工商業縣城，其商業最繁榮時期有大小商戶一千二百余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外籍商號有永昌祥、茂恒和恒盛公。同時，納西族中也涌現出一批代表性的商業資本家，如李達三、牛文伯、賴敬庵等。他們輸入的商品主要包括棉紗、花布、毛巾、牙刷、化妝品等，而輸出的商品主要是茶葉、蠶絲、綢緞、鹽巴、豬鬃、毛皮等土特產品。這些貨物遠銷至重慶市、昆明市、拉薩市等地以及印度，甚至在當地開設了分號。盡管麗江的商業資本比工業投資多，但其仍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大多數資本家在賺取暴利后，會購買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因此，麗江納西族中有很多地主都兼營工商業。
手工業
解放前夕，納西族手工業已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麗江市城內已經有了各種行業，包括皮革制件、棉毛紡織、制鋼、銀鐵器制造、建筑、木器制造、釀酒和食品加工、竹草編織等。全城大約有二千五百多名手工業者，擁有七百架木織布機。這些手工業者大多是從農村來的破產農民，另外還有一些是從外地請來的技師。有些師承漢族技師，有的則是學自回族師傅。麗江生產的藏靴、槍殼遠銷西藏自治區；皮鞋、皮筒內銷大理白族自治州、昆明市，有的還銷往印度。其銅器在滇西北素享盛名，包括銅鍋、銅壺、銅盆、銅盤、銅燈盞等尤其銅鎖制作精致，暢銷西南各省和康藏地區。
捕魚業
捕魚是瀘沽湖畔納西族的一項重要副業。瀘每當魚汛期間，約有半數的勞動力投身于捕魚。他們使用的捕魚工具相對原始，包括大小魚網、竹壕子、木制砍魚刀以及獨木舟等。土司會根據沿湖的溪流劃分出若干片區域，征收一定數量的魚稅。漁業生產中仍然保留著許多原始殘余，例如集體捕撈和平均分配。
社會組織
父系家族
納西族普遍存在著家族組織。家族是由幾戶至若干戶共尊一個始祖的血緣親屬組成的。在麗江市、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香格里拉市等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地區，家族是依照父系血統組織的。每個家族都有辦事公道、德高望重者作為族長，負責主持祭天儀式，講解家族歷史，調解族內糾紛等。在古代，麗江納西族曾有“梅”“和”“樹”“葉”四個氏族，進入階級社會后，氏族聚居的血緣村落已轉變為地緣村落。因同家族的人大部分散居諸村，極少一個家族的后裔居住在一個村子內，因此只有少數地方一村就是一個家族。如麗江雪松村的李姓家族，除本村住著幾十戶外，還有散居在縣城、刺是、江邊等地的。家族內有一個姓的，也有二三個姓的。而同一個姓的人，有的又分屬不同的家族。姓氏和家族組織間沒有了必然的聯系。解放后，地緣村落一般由二三十戶至一二百戶人組成，也有十來戶甚至幾戶聚居的村落。每個村落都有一些共同事務和活動，如守林護林、設立公共糧倉、舉行祭祀活動等。新中國成立后，在麗江市、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等地的納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組織已消失。
除家族組織外，納西族還存在一種介于家族與家庭之間的組織，是由家族分衍出來的若干戶血緣近親蟳組成的，叫“支”，麗江納西人稱“的只”，直譯即“一支”。一個家族通常有2至4支人。同支的人一般住同村或鄰村，各戶之間聯系比較緊密。他們有共同的近親始祖、公地、山林或墓地，日常生產生活互相協作，聯系緊密。解放前夕，由于麗江納西族內部貧富懸殊，“支”一級的聯系也在削弱。此外，納西族民間還有傳統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合心組”等，是在農忙季節臨時性組成的互助生產組織。通常由相處融洽、關系密切的鄰居或親戚朋友自發組成，一般規模較小，多則十來戶，少則四、五戶。還有互助性放牧組織“路補”，幾戶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戶輪流出人放牧。
麗江市納西族的父系家庭內部，實行父系繼承制。每一個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組成，子女都隨父姓，財產由父親傳給兒子。分家時，按傳統習俗，由兒子們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其中最小的兒子有優先獲取祖房和最優田產的權利，女兒則無財產繼承權。沒有兒子的家庭，可過繼兄弟的兒子繼嗣。如果要為女兒招贅，必須取得兄弟們的同意。絕嗣家庭的財產，由本族近親繼承。由于受儒家封建禮教的影響，過去麗江納西族的家庭中，婦女地位低下，有許多重男輕女的習俗。但在仍然保留傳統文化較多的少數地區納西族中，婦女在家庭中仍然有較大的權力。比如格里拉縣三壩等地納西族，雖然同樣是父系制社會結構，婦女仍然具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兒女的婚事，決定權不在父親而在母親，女子出嫁時，可以帶走財物和田地。家中無男兒時，女兒可以繼承父母的全部財產。
母系家族
在瀘沽湖地區，納西族的家族組織仍保留著較多的原始性質，有著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緣村落。在瀘沽湖地區，其家族組織叫“斯日”，是古代母系氏族公社后期產生的母系家族組織。家族組織既包含母系家庭和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又包含父系家庭。其中最主要的為母系家庭形式。母系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是從母親那里傳承世系，男女成員均為同一個或幾個始祖母的后代。母系血緣是維系家庭的基礎，財產按照母系繼承，由母親傳給子女，舅舅傳給甥子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或是母親的兒子或舅舅的外甥。每個母系家庭都有一個家長，通常由年長或能干的婦女擔任。家庭權利和分工的形式主要為舅掌禮儀、母掌財產。母系家庭的傳統觀念認為：女子是家族的根，缺少了就斷絕了根基。如果某個家庭一旦沒有女繼承人，就需要過繼養女。一個母系家庭的成員通常在10人以上，多的達到30到40多人。由于這種家庭的全部成員都是母系血親關系，屬于一個親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關系，關系單純，沒有外姓，財產屬于大家庭所有，很少發生爭財產、鬧分家的糾紛。
風俗習慣
飲食習慣
古代納西人以游牧為主，飲食比較簡單。開始農耕后，仍過著半農半牧生活。農作物只有蕎子、子及蕓薹之類，除自養牛羊或豬，獲取一些獸肉外，無其它食物品類。元、明以來，麗江市一帶的農副業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納西族的飲食門類發生了很大變化。至解放前夕，農作物有了小麥類多種；稻子有紅、白及糯稻三種；玉米有短根早熟、長根晚熟及糯玉米等種；豆菜類品種更多，各種蔬菜四時生產，十分豐富。肉食類主要是豬、羊、牛、雞、鴨、魚、蛋等。
納西族的主食以小麥、大米、玉米為主，其他雜糧為輔。在壩區或水源方便的山區的農民，多在屋前房后自辟園圃，種菜自食。同時，納西族在每年冬月、臘月間有殺年豬的習俗，做成火腿或臘肉，平時分切而食。一般人家還自備有各種咸酸腌菜、豆豉、肝酢、臘腸、腌制咸蛋等。來客或加餐時隨時可以拿出幾種。一般情況下，每日三餐，早上吃饅頭或餅，配點醬菜，做洪洞醪糟或面糊湯；中午小菜也較簡便；晚上則要吃好一些，有米飯或大米、玉蜀黍屬混合飯，有兩三個菜及湯。冬春時節則愛吃熱氣騰騰的火鍋菜，夏秋農忙期間多數農家皆以米酒拌涼水解渴。有些地方早上也吃炒面和酥油茶。納西人喜喝酒、吃茶和抽煙葉，愛吃辣、酸、甜味。城鎮居民的主食主要是大米和麥面，蔬菜全靠郊區菜農供應。
民族服飾
古代的納西族人民，一般以自織的麻布或粗棉布做衣料。男穿短衣、長褲，女著短衣、長裙。無論男女，大都不穿鞋襪，束花布腰帶，外披一塊羊皮或毛氈。麗江市、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地區，在明代以前，男子頭二髻，旁發削剃，稱做“三搭頭”。已婚婦女梳高髻，未婚女子剪發齊眉。清代時略有變化，男子剃發戴帽或辮發不冠，用青布纏頭。婦女在發髻外面，用黑布包成菱角形的大帽。解放前夕，因受漢族的影響較深，男子服飾與漢族基本相同，穿長袍馬褂或對襟短衫，下著長褲。婦女上穿寬腰大袖的大褂，前幅及膝，后幅及脛，外加坎肩，下穿長褲，系百褶圍腰，穿船形繡花鞋。衣服多為藍、白、黑三色，在領、袖、襟等處繡有花邊，樸素大方。婦女勞動或出門時，再披上羊皮披肩。納西族女性的羊皮披肩又名“七星氈”，因披肩上間隔縫制7個刺繡圓盤“星星”而得名，納西語叫做“優扼”，俗稱“披星戴月”，是納西族婦女披戴于肩背上的一種獨特服飾。樣式呈上方下圓。上部綴有兩個大圓布盤，左側代表太陽，右側代表月亮。底部釘有七個彩繡圓盤，象征著北斗七星，寄寓著“肩挑日月，背負七星”的美好意蘊。
納西族宗教服飾的代表是東巴服飾。在納西族人的觀念中，五色與神靈相通，具有某種魔力；五色源于精威五行，即木、火、鐵、水、土。在東巴服飾中，五色中的黑、白、紅是出現頻率較高的顏色。通常，東巴法衣有紅、黃、海底藍三種顏色。另外，在東巴文化中，白代表神靈、正義和善，黑代表鬼怪、邪惡和災難。因此，納西族的宗教服飾是崇白忌黑的。
解放后，麗江納西族服飾有了較大變化，其趨勢是向省布料、簡便、便于勞動和工作的方向發展。男子服飾已與漢裝完全相同，長衫、對襟短衫不再流行。婦女裝束，特別是年輕女子，現在一般有一套民族服裝、一套漢裝，頭戴腳穿均為漢式，刺繡、挑花等對她們來說已變得陌生。2009年，“納西族服飾”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居住環境
納西族人民在游牧時期，其居住習俗經歷了從“穴居”到“羊毛氈帳篷”的演變。轉為以農耕為主的民族后，主要居住于木結構、井柜式的木楞子。傳統的木楞房是用五六寸厚的圓木在近兩端處鑿口，縱橫相嵌架壘而成。人字形頂，蓋上木板，中間開一天窗，內置火塘，旁設床榻。房外抹灰泥，冬暖夏涼。瀘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絕大多數由四個房屋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供全家就餐、主婦休息及儲存糧食雜物；左面是經堂，右為畜圈，正房對面是有許多小間的兩層樓，供“阿夏”情人小住。
整個家庭住宅的中心為祖房，祖房神下設平臺型單火塘或雙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個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臟，盛有金銀、五谷及海貝等物。火塘邊供奉司命帝君、祖先神等。在納西族文化中，火塘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中心，納西人的人生禮儀和多種東巴教儀式都在火塘邊舉行。在過去，火塘邊的座位還與人們的性別角色及家庭尊卑長幼序列密切相關。現在部分麗江山區的納西族仍保留了火塘灶，同時在正房中砌鍋臺灶作為補充。壩區則已普遍實行單獨的廚房和鍋臺灶烹方式。
自明代始，麗江納西族中已建蓋起宏偉壯觀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頭目的住宅及寺觀廟宇。清代以來，麗江城鎮和廣大農村普遍流行著木石結構的瓦房，即“三房一照壁”或“四合五天井”的住宅。門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樓，院內養花。這種瓦房多系二層樓房，屋基用石頭砌成，厚實穩重。房檐外伸，以保護山墻及木質部分不受雨水腐蝕。庭院較大，通常用塊石、瓦渣、卵石等材料鋪成有象征意義的圖案，如“四蝠鬧壽”“麒麟望月”“八仙過海”等。三房者分正房和廂房。正房多坐西朝東，正房或北房中的一間，多用6個格扇做門，其上有花草鳥獸等浮雕，為全家平時休息或待客之處。一般正房、北屋樓下住人，樓上放糧食及雜物；南房樓下為牲畜圈，樓上放置草料。
交通方式
納西族人民在解放前夕，不論上山下地，趕集或遠行，多為步行，人背肩挑。少數時候騎馬代步，或馱運東西，馬道窄陡而不平。江河之上，除石鼓沖江河上及麗江至永勝之間的梓里鐵索橋外，只有木橋、石板橋和石拱橋。自麗江往南至大理白族自治州，解放前已有馬路，全長約五百里。商旅由下關鎮乘汽車可通往內地，也可由下關轉滇緬公路，通往國外。另一條馬路是由麗江通至中甸，全程約五百里，路面狹窄，有些地段只能單人獨馬通行。麗江到鶴慶、維西、寧蒗、永勝、蘭坪等周圍各縣均無公路，只能走馬幫。解放后，麗江縣人民政府領導納西族人民積極從事基本建設，1951年，修通了麗江到下關的公路，接著麗江至中甸、維西、永勝、寧蒗、華坪縣的公路也相繼建成。寧蒗到永寧，已修好專線公路。現在，整個麗江市由縣到公社，基本上可通汽車，交通面貌得到很大的改變。
婚戀習俗
納西族因居住地區不同，婚姻習俗各有特點。其主要聚居區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兒女婚事由父母做主，媒人撮合，以牛、羊、豬、酒聘娶。婚姻講究門當戶對、三從四德、夫唱婦隨等封建倫理道德。麗江納西族與漢族、藏族聯姻的較多。在本民族內部，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窩”（宗族）之間禁止通婚。過去有少數“搶婚”和“兄亡納嫂”的“轉房”婚俗。
納西族主要聚居區結婚一般都要經過訂親、請新娘、舉行婚禮的程序。訂親，納西語叫“日蚌”，意為“送酒”。男孩長至五六歲時，父母便注意給他物色媳婦，若是相中的女孩與兒子的生辰屬相相合時，父母便托媒人帶一壺酒去女家為兒子說親。如女方父母同意，待女孩十歲左右即擇日舉行訂婚禮。訂婚時，男家須向女方送禮物，第一次稱為“小酒”。小酒之后，任何一方覺得婚事不合適時，都可以反悔。小酒后隔上一年半載，男家再向女家送第二次禮，叫做過“大酒”。“大酒”之后，雙方再不能反悔婚事。送“大酒”后的第二天，男家的至親去女家會親，從此，兩家人開始互訪。
男女二十歲左右，方擇吉日舉行婚禮，納西語叫“楚美如”，意為“娶媳婦”。正式迎親時，大宴賓朋，又叫“辦大酒”。清晨，男家的媒人、吹鼓手及親友，帶著新娘婚禮時需穿戴的衣物，到女家迎接新娘。新娘進新郎家大門時，必須跨過門檻正中的“馬鞍”，代表著正式成為男家的成員。舉行儀式前，新娘和新郎要先拜祭祖宗，然后進入洞房。新郎要立即換上新娘送的拴有紅絲線的新鞋，然后出新房招呼客人。新娘則在房內重新梳妝打扮。過一會兒，新郎、新娘至堂屋，舉行“分大小儀式”，即依長幼親疏拜謝新郎方面的長輩，最后敬拜來賓。第三天新人回門，由女家宴客。妝扮好的新娘、新郎，在男女伴友和親屬的陪同下，赴女方家省親，并帶去茶、糖、肉、餌快等禮物。
不同于納西族主要聚居區，在瀘沽湖地區的納人（摩梭人）母系家庭中，其婚姻形式是獨特的“阿夏”婚。“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情侶雙方都終身生活在母親家里，相戀鐘情者互送信物訂情，男子在夜間到情侶家過偶居生活，第二天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親家里。在傳統習俗中，只有不屬于同一母系血緣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阿夏”婚，“阿夏”所生的子女隨母，血統也依母系計算。
喪葬習俗
在清代“改土歸流”以前相當長的時間里，納西族一直盛行火葬。關于納西族火葬習俗的明確記載始于元朝，李京著的《云南志略》寫道：“人死無棺，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別焚之。”納西族盛行火葬，與其居住環境及祖先崇拜有關。納西族結束游牧生活后，定居在滇西高原山區。這里海拔高，氣候非常寒冷，人們的生活離不開火。納西族諺語稱：“火是人的伴。”他們認為既然人活著離不開火，人死后亡魂也需要火陪伴。在古代納西族的觀念里，火葬是神授的，具有絕對的權威，必須世代遵守。
清朝“改土歸流”后，歷任流官對麗江市實行了“以華變夷”的移風易俗政策。納西族被迫接受易俗的“教化”，改火葬為土葬，中間經歷了相當長的過程。在“改土歸流”后的四、五十年里，麗江壩區、金沙江河谷，只有少數的納西族讀書人、富商和地方紳士實行了土葬。后隨著漢文化的影響漸深，清末至民國，土葬成為普遍現象。民國以后，除了非正常死亡者實行火葬外，大多實行土葬。但在一些偏遠山區，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廣大群眾接受漢文化程度低，東巴教影響大，至今仍有火葬習俗。
納西族接受土葬方式后，在其喪葬過程中表現出復雜的文化現象：在接受儒家厚葬思想的同時，仍然保持著傳統的生死觀念。同時吸收借鑒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多元的喪葬觀念。在同一件喪事中，不僅要做棺材、建陰宅、厚葬死者為之守孝，還要請東巴舉行各種儀式，安慰亡魂，又有佛、道教的儀式，超度亡魂。在現代社會，納西族存在著火葬、土葬、火化土葬三種喪葬方式，但火化土葬的方式正日益成為納西族喪葬方式的主流。
民族禁忌
納西族人忌諱：騎馬到寨前必須下馬，也不能把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腳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戰神時、忌外人觀看。忌在門檻上坐和用刀斧在門檻上砍東西。有的地方還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許殺耕牛、馱馬和報曉的公雞；忌食狗肉。此外，還有不準將水潑于火塘，不準跨越火塘，不準用腳踩鐵三腳架等的種種禁忌。
民族節日
春節
春節，納西語稱“由奔吉正”，是正月過年的意思。春節，從臘月開始準備過年到正月十五為止，是納西族一年之中最盛大、隆重的節慶。納西族處于漢、藏文化圈等多重文化的交界地帶，其春節文化的演變發展，在本土文化基礎上，融合了漢文化、藏文化。納西族春節的年貨，包括衣、食、住（主要是裝飾品）以及休閑玩樂等方面。飲食，是年貨中的大宗。除了自家生產制作的各種臘肉、閹雞、干涼粉皮等，每家每戶都從市場上購買水果、糖果、酒水飲料。納西族春節有砍年樹、栽年樹的習俗。在除夕之前兩三天，小伙子都要上山去砍“年樹”———棵兩三米高的小松樹，栽在院子中央，貼上各種各樣的佛教經幡或彩帶。納西族歷史上“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因此，過年有讓狗優先吃食的習俗，過年的鞭炮一放完就先給狗喂飯，主人還會專門察看狗先吃飯或先吃肉，來預測新年糧食和年豬的好壞。大年初一早上是納西婦女唯一可以睡懶覺的時間。納西族家中的長男或長孫先起床，邊開門邊喊“大吉大利”，并點火燒水。火要一點就著，取吉祥紅火之兆，再點三炷香，然后拎水桶到河邊“買水”。先把香插在河邊，順水汲水三次，并用納西話念“新年大吉，風調雨順”。現在這一傳統習俗在不斷簡化。初一當天，多數不串門，有些地方到同姓宗親家拜年。初二開始，非宗姓親屬和友鄰之間相互拜年。春節期間，同村的青年男女和一些壯年有互相拜年和輪流請客的習慣。
祭天
祭天，納西語叫meebū（猛本），是納西族東巴教最大的儀式之一，也是納西族民間最大的傳統節日，是麗江、香格里拉市等地納西族古老而又隆重的節慶。祭天有春祭和秋祭。春祭在春節期間舉行，是春節活動的主要內容，叫“春節大祭天”；秋祭在七月中旬舉行，也叫“七月祭天”。納西族祭天歷史悠久，有一套完整的祭天規程和繁雜的儀式。祭天有祭天場，一般是在離村不遠的地方，用石頭圍砌成方形或長方形的場地，內有祭臺。沒有場地的城郊或壩區中心，春節期間也輪流在各家院中圍柵搭棚來祭天。祭天的一切器物，都要求專用和潔凈。如祭臺上左右各栽1棵栗樹、中間栽1棵柏樹，前排還有兩棵小栗樹，這些都是派專人到高山巖頭去砍伐的，要放在固定的地方；祭天用的米叫“神米”，要挑白凈顆粒整齊的，需經過多次洗曬；量祭天米的小升和裝米的竹簍，平時要掛在高處，使用前后都需洗刷干凈；祭天用的“神豬”，一般為兩頭，由兩家輪流喂養，要保證大豬一百二三十斤，小豬八九十斤。祭天用的大香，粗如茶杯、長丈余，須在秋天就準備好料，使用前專門搓制，并分節貼上彩色紙花穗，使其燃燒一晝夜不熄。祭天所用器具平時由專人保管，不得隨便使用。
三多節
“三多節”，納西語叫“三多頌”，就是“祭三多”神。“三多”神是納西族的本主神靈(也是著名的戰神)，唐代建祠祭祀，深受人民信奉。因南詔曾封玉龍山為北岳，三多廟在玉龍山麓而稱北岳廟。納西人認為，“三多”是本族最大的神靈，并說他是屬羊的，因此，在每年的二月八日和八月的第一個屬羊日，用全羊牲來祭祀。廟會期間，不僅遠近的納西人蜂擁而至，鄰近的漢族、白族皆來進香，甚至遙遠的藏族也來朝拜。信眾之多，香火之旺，皆為麗江市所有寺廟之首。1986年開始，每年農歷二月初八正式成為官方認可的納西族的傳統節日三多節，當地政府安排舉行各種慶祝活動。2005年，當地政府將三多節的放假天數由原來的一天延長到三天。自三多節確定為納西族傳統節日以來，每年的農歷二月八日，納西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節日的盛裝，相互邀約前往玉龍村北岳廟焚香祭拜，祈求神靈庇佑、人畜興旺、風調雨順、清吉平安。祭拜結束后，就地野餐，午餐后，還要載歌載舞、舉行豐富多彩的活動來歡度自己的傳統節日。
其它節日
三月十五的黑龍潭物資交流會，也叫龍王廟會。龍神祠建于清代，它原是麗江納西族群眾祭祀龍王、祈求豐收的傳統廟會。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交換的頻繁，形成各族人民之間互通有無的物資交流會。上會物品有各式農具、土特產、日用百貨、玩具以及牛、馬、騾等。會期五至七左右。參加廟會的人，除麗江及鄰縣的各族群眾以外，還有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商旅，一些外省市客商也來趕會。當地群眾爭先選購農具和外地來的日用百貨，外商則收購當地藥材、皮毛等土特產品，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會期中，在專建的戲臺上，由昆明等地來的專業藝人唱滇戲(有白天和夜場)。還要舉行賽馬和對唱納西族民俗音樂等的文娛活動。
六月火把節，也是納西族傳統節慶之一。納西族火把節舉行三天，即六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每逢火把節，納西族群眾在白天斗牛犬、摔跤、對唱民歌；夜里即家家戶戶扎大火把，高高地插在糧架頂或樹上，把端午節纏的彩線放在火把上燒掉。小孩們則每人執一小火把結伙轉游，或隔三五步立一火把，進行跳火把和撒松香粉等游戲。
中元節（燒包節）祭祖，時間為農歷七月初一至十四，多在此期間內擇日舉行。納西語稱這一節日為“三美波計”，意為“燒包”。“包”是印有經符和圖畫的紙袋，內裝白草紙、金銀紙，每對祖先用一個袋，做好后排列在托盤中，并帶香、茶、酒和祭品，到大門外念名字迎接至家，擺在堂屋方桌上，點燈并放上供品。每餐飯前祭拜一次。至第二天傍晚，全家再到河邊燒包磕頭，把祖先送回該去的地方。這是一年中除春節外把祖先接回家中祭奠的唯一的一次。此外，納西族還有諸多其他節慶習俗，比如香格里拉三壩鄉的“白水臺會”、永寧納人（摩梭）的祭干木女神山等。
七月騾馬會，是納西族人民的又一重要節日。于農歷七月中下旬在麗江縣城西獅子山后的坡上舉辦。該會創始于清朝末年，會期為一至二周。該會是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以大牲畜交易為主。會期中，滇西北各縣及大理等地的農民牽拉著牛、馬、騾，帶著土特產品前來交換。每年上市的大牲畜多達萬頭以上，成交幾千頭。
文學藝術
文學
納西族文學的形式有神話、傳說、詩歌、故事、寓言、諺語、童話等。神話與傳說都是口頭流傳，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較濃的浪漫主義色彩，部分載入《東巴經》。神話共分12類：祭風、消災、求壽、開喪、祭龍王等。內容除了宗教迷信外，也有純屬于民間傳說和神話的，大都敘述自然現象以及人們向自然作斗爭和如何勝野獸的情況。神話傳說中也有很多是神與妖魔鬼怪斗爭的故事，故事中的鬼魔，實際上是人們周圍的災害、洪水、疾病。另有《擺幾于兒》《仍義普遲》《勞動生產》等作品，描述了古代納西族人民的畜牧生活。記載在《東巴經》里的《創世紀》《魯擺魯饒》，長期以來被廣大勞動人民所喜愛，在納西族文學遺產中占有一定地位。其中，《創世紀》是敘述大自然的形成過程、納西族勞動人民創世過程、人類的起源，歌頌了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等。
詩歌有相會調、歡樂調、殉情調、逃婚調、訴苦調、情歌等。相會調主要內容是反映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抗，要求婚姻自由，歌頌愛情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性作品《魚水相會》《蜂花相會》，是納西族人民最喜歡的調子，無人不曉。“歡樂調”以歌頌勞動為基礎，反映出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同時也歌頌了真摯的愛情。作品有《獵歌》《作箏》《燒香》《趕馬調》等。
舞蹈
納西族的舞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唱調子時跳的，動作比較簡單，如跳《阿哩哩》《哦門達》。這種舞是手牽著手圍成一圈，按歌調節奏有規律地左右跨步，手前后擺動，一段跳完時，大家躬腰一次，這樣不斷反復。這種舞蹈是從屬于唱調子的，凡是參加唱調子的人都一起跳，人數不限。另一種情況是接受其他民族的舞蹈，如藏族、傈僳族、彝族的舞蹈。
“勒巴舞”是來自藏族地區的風俗舞蹈，百年前就流傳在納西族人民中間，尤其在金沙江上游一帶流行。解放前的納西族人民多在正月十七、十八、十九跳勒巴舞，是為了祈求下雨和豐收。“多三舞”也是由藏族地區傳來的，已成了納西族人民所最喜歡跳的舞蹈。經過多年的演變，內容已不同于藏族。解放前金沙江邊塔城一帶的納西族人民每到正月初十都要在城北山頭上跳“多三舞”。傳說為了紀念和吊慰“東巴少居”的母親。跳時，每村都要輪流帶飯送到山上，常常跳到深夜。送飯、送米的都是一些姑娘，她們在籃子上系著彩帶，插著各種花，非常隆重地從家里一直唱到山上，跳到山上。另外在青年賽會的時候也跳。
其它還有以笛子伴奏的雙腳蹬舞、呂西舞等，都是活潑健康的舞蹈。納西族青年經常在勞動之余，三五結伙，找一塊空地跳到深夜。這兩個舞蹈都是一人領跳（吹著笛子），速度、節奏、步伐的變換全由領跳來掌握。節奏較為強烈，情緒歡樂，是青年人最喜歡的舞蹈。
音樂
納西族的民間歌曲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敘事歌——唱調子（古老民歌），一種是短歌——山歌、小調等（現代民歌）。唱調子男女老少都會唱，栽秧、婚喪以及集會、廟會、節日的場會都要唱。唱調子有賽唱的習慣，這多半是兩人對唱（盤歌），一問一答，當對方唱完一段，而另一方必須答其所問。如答唱不了，或答唱得不好，則認為不是好的歌手，或者是敗手。納西族在喪事喜事時和五年一次的驅災會時，會使用宗教音樂，即東巴調子（東巴經）。念經時配以曲調唱誦。有三種形式紅事、白事及“哈拉利課”（送行），每類形式對應的相關作品都有相對固定的曲調。調子有九種，但基本曲調只有三種，曲調低沉，憂傷。
解放了的納西族人民，為了歌唱新生活，創作了《阿哩哩》《勞未調》《勞未調》等歌曲。《阿哩哩》是納西族人民根據古老的口簧琴調、古老的歌調《美麗的白云》（“阿哩哩記帕”）當中的樂匯加以創作，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完整的歡樂曲調。在納西族人民當中流傳最廣，每個人都會唱。
納西族人民使用的民族樂器主要有直笛、口弦、胡鈸，另有二簧（京胡）、中音胡、三弦琴、竹笛、葫蘆笙、琵琶、音鑼等。直笛一般演奏山歌，更多的是姑氣調，它可代替唱誦，用“姑氣”奏出詩歌的內容。口弦是納西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樂器，它不僅能演奏一些樂曲、表達詩歌的內容，而且也是用來表達情感的一種工具。“胡鈸”又稱“渾不似”，是元朝孛兒只斤·忽必烈進入麗江市時帶來的蒙古的樂器。一般都用于《別時謝禮》音樂里。演奏時除了旋律部分外，多是起節奏作用（彈一拍的第一個音），有時為了加強音樂氣氛，也出現四、五度甚至三度和聲，音色較為柔和，民間流傳較少。
工藝美術
繪畫
納西族的繪畫受到漢族、藏族和白族的影響。納西族在各大寺廟中保存有大量壁畫，也就是“白沙壁畫”，大都是明代的作品，少部分是清代的作品，為藏傳佛教、佛教、道教的混合內容與題材。有的在一堵壁畫中畫著幾個宗教的神佛，如“觀世音普門品經”上有10個觀音，下有八臂觀音，周圍繞以“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刀尋段段環”等14個故事畫，有如連環畫的形式，以山、石、云霧分別隔開。手法上既有漢畫的“披麻”“斧劈”“釘頭鼠尾”“游絲古高”“折帶草蘆葉”等方法，也有藏畫的風格，線條勻凈，筆法洗練，用色平涂，色彩艷麗，富于裝飾等。整個壁畫設計勻稱，人物形象生動，凡衣飾、頭飾、手飾、衣邊及露在衣外的肉體，都有貼金、描金或泥金的使用，人物體態豐滿，保有唐朝道、釋畫的風格。這些內容豐富的宗教壁畫是從明初一直到清代陸續不斷地畫出來的，明萬歷年間更多一些，各寺廟的壁畫都沒有作者款識。
雕刻
納西族各種建筑上都有雕刻，多半是在窗上、扇門上、格子上、天井上、階石上、碑碣上、飾物上及石雕、佛像等，風格接近漢族。內容多是雕著雀鳥、龍鳳、人物、獅子、老虎等，雕工細而精深，線條生動，尤其各種動物的形象刻畫得比較逼真，生動活潑。由大覺宮移到龍泉寺的觀音佛座及大覺宮大殿天井的木刻（龍、魚、海螺、鼎）都顯示出藝術技巧。其它如佛屏、銅佛、泥塑等刻畫得也細致入微，色彩鮮而不嬌、明暗柔和。福國寺大殿二層的千手佛，龍泉寺的釋迦及一些佛屏都是雕塑藝術中的精品。此外，納西族的住宅門窗格扇都有浮雕，圖案清秀，雕工精細，形成納西族建筑上不可缺少的優美的裝飾品。
建筑
納西族建筑藝術多以宮殿與寺廟為代表。木天王的宮殿，多仿明代中原的建筑，一般都較為矮小（防大風），但層勾角，銅瓦玉砌，精雕細鑿，氣勢莊嚴宏偉。《徐霞客游記》中曾提到：“宮室之麗，擬于王者。”獅子山下的石牌樓，高約18公尺，4根石柱撐著牌樓上的碑、、檐、樓蓋。前有匾額，刻有忠義字樣，下有四座點綴小品的基石。1952年大地震，頂層石瓦稍有損壞，其它保持原樣。寺廟的建筑在學習明朝建筑和西藏建筑的基礎上，稍有創新，有些建筑樓角翹度平直、斗拱層疊，形成了建筑藝術中的獨特風格。除五大喇嘛寺，即福國寺、指云寺、文峰寺、碧山寺、玉峰寺等外，還有龍泉寺、大寶積宮、琉璃殿、大覺宮、皈依堂、大寶閣、萬德宮。其中皈依堂、福國寺、大覺宮、琉璃殿為最古老。這些寺廟有的是用木家的故宅改造的。
剪紙
納西族民間剪紙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宗教上的，多裝飾在佛堂、神龕，內容有八卦、云彩、如意頭等，流傳不廣；另一種是剪壽字，內容是一個壽字，周圍剪成花鳥圖案，以象征幸福。壽字有長壽字、方壽字、長腳壽字、五福（蝠）鬧壽、梅花鬧壽等。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剪刀用法洗練、簡捷，圖案勻稱，有方形和圓形對疊。除了六鶴同春、馬鹿、白鶴、牡丹等不對稱外，其余一般都對稱。剪紙多用于新年、節日、婚喪、祝壽時，貼在燈籠上、天井上、禮品上和篾笠上。或者用在繡花方面，有些鞋邊、衣領、帽子等，常用軟紙剪好貼上去，后同紙一起繡上，內容都是一些花邊、花鳥等對稱的圖案。
體育活動
打秋千
打秋千是納西族群眾最喜愛、開展得最廣泛的活動。平日里，很多10歲左右的男女孩，利用場院中曬糧架的橫桿或地頭山間大樹的枝干，拴上繩子游蕩玩樂。而成年人的群眾性打秋千活動，則是集中在春節期間進行的。那時，每個較大的村寨或近鄰的兩個小村的中間，都豎起秋千架，成為全村男女老少和外來賓客聚集的熱鬧場所。有些村寨豎秋千架還保留著一些傳統的規矩。如麗江白沙的玉湖村，有一百幾十戶人家，每年都要在村頭村尾各豎一個秋千架玩樂。納西族人們認為，打秋千不僅益于身心健康，而且還標志著“除舊布新”，所以，不論男女老少在春節期間都要蕩幾次秋千。正月二十下午卸秋千架，木料放在不易日曬雨淋的地方，以備來年再用。
賽馬
納西族人民自古以來善于養馬、騎馬，因此賽馬是納西族群眾經常進行的體育項目。人們在放牧或過節時經常進行友好比賽，但不分名次。正式賽馬是在每年三月的黑龍潭物資交流會和七月的騾馬會時舉行。屆時，納西、藏、白、彝等民族的騎手，拉著專門訓練的馬和騾云集廣場，由大會裁判主持，馬、騾分組抽簽，進行預賽和決賽。優勝的前三名，分別得到金牌、銀牌、銅牌及紅綢等獎品。同時，還進行馬上的技巧表演，如砍旗、射箭、揀東西和鐙里藏身等等。
投石器
“投石器”又稱“飛石索”，是麗江納西族人民喜愛的一個傳統體育項目。器械質料為皮、麻制成，分單、雙兩種。單股長約15公分以上，在一頭拴有一石球，投擲時拉繩旋轉，看清目標奮力甩出，石球引索飛向目標，用來獵獲巖羊、魔子等動物；雙股長約120公分，有一網兜，兜內可放小石數塊，這種飛索可將石塊拋至很遠，用來打飛鳥、離散的牛羊，也常用來進行比賽，看誰打得遠，打得準。
東巴跳
東巴跳稱“蹊模”。其武譜記錄了60個組合動作，一個組合就是一個完整的套路。東巴跳中使用的武器有刀、盾、弓箭、矛、叉、劍、棍等。東巴跳的刀術，表現出征前的操練隊列祈禱和勝利后祝捷。武術者身著戰裝，手執刀、矛、叉等兵器，伴隨著密集的戰鼓分兩隊入場，模擬敵對雙方左砍右殺，不斷變化陣法，進行實戰操練，其間還穿擂投叉牙口飛矛，最后大家一起吶喊呼嘯以示勝利。東巴跳是迄今為止所發掘的唯一以象形文字記錄武術的經典，含有大量的技術動作和攻防意識很濃的套路形式，集原始藝術、體育、戰術和宗教為一體，反映出納西族先民的勇敢與智慧。
民族醫藥
納西族居住在橫斷山脈地區，這里的地理環境豐富多樣，既有高山峽谷，也有平壩沃土。被譽為“植物寶庫”的玉龍山，生長著500多種中草藥，其中200多種被廣泛銷售于全國。古老的東巴經文記載了關于尋找草藥以治療疾病的傳說。歷代民間中醫在當地采集各種草藥來治療各種疾病，積累了豐富的醫藥知識。明朝時期，一些被聘為木氏土司醫官的內地中醫帶來了先進的醫藥技術，進一步提升了納西族的醫學水平。到了明末，一些納西族文人的著作中開始出現關于藥性和脈理的論述。二百多年前，納西族民間中醫編寫的《玉龍本草》醫書，收錄了328種草藥標本，并詳細描述了其藥物性能和療效。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該縣的草藥標本數量已增加到520多種。
近現代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納西族地區同其他地區一樣，開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消滅了民族壓迫，鞏固和發展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1961年4月10日，在納西族聚居區，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成立。其它納西族雜散聚居區，先后成立了永勝縣大安彝族納西族鄉、香格里拉市三壩納西族鄉、四川木里藏族自治縣俄亞納西族鄉、西藏芒康縣鹽井納西族鄉。2003年，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撤銷麗江市，設立地級麗江市和縣級古城區。2003年4月10日，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更名為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作為全國唯一的納西族自治地方，是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傳承和延續。
1978年改革開放和2003年撤地設市以來，納西族人民城鄉差別逐漸縮小，許多農民離土離鄉進入了城鎮，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逐步轉化為市場經濟社會。納西族地區經濟得到穩定增長，麗江地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基礎條件顯著改善，已建成高等級公路、鐵路和二級民用機場，麗江三義國際機場年吞吐量達300萬人次，成為云南省第二大機場。經濟結構合理化，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對外開放達到新水平，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2003——2007年，麗江市引用國外資金5210萬美元，實施國內招商引資項目312個，到位資金約150 億。金沙江中游六級電站開發拉開了序幕。城鎮化水平從2002年的19.5%提高到2007年的25%。此外，納西族地區還發力發展旅游業，逐漸摸索出了一條具有麗江特色的旅游業發展道路，形成以觀光為主，兼有度假、休閑、會展、宗教、文化、農家樂、民族風情旅游等在內的多種旅游形勢，取得較好的成效。世代居住在這里的老百姓在發展中得到了實惠，至2004年，30萬農民間接從旅游業中受益。納西族地區氣候多元，生物資源豐富，改革開放后，納西族人民吸收國內外優良生物品種和種植技術，獨具特色的生物資源產業異軍突起。
文教衛生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尊重知識分子成為風氣，納西族地區文化有了根本的變化。教育獲得了發展，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麗江市辦起了師范專科學校和云南大學旅游學院，以及民族中學、職業高中等，學前教育在城鎮有很大的發展。到2007年麗江市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小學畢業生升學率、初高中階段毛入學率比全省水平高出1～4個百分點，高考上線率達73.4%，全市兩所高校生達1.2萬人，生員遍及省內外。廣播、電視覆蓋城鄉，新聞出版獲得了新的發展。文學藝術獲得較大發展，出現許多優秀作品以及趙銀棠、王丕震、周霖、李群杰等人物。納西族東巴文化傳承開始重視起來，1981年，建立了東巴文化研究所。東巴文化學校、傳習院也相繼建立。衛生事業方面，解放后，麗江市的醫療事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建立了縣醫院、婦幼保健站、防疫站、血吸蟲防治站、社級衛生院（所）和合作醫療站。瘧疾、霍亂、傷寒等傳染病的發病率已經基本消除，血吸蟲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常見病和多發病的數量逐漸減少，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缺醫少藥的狀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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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族 - 中國民族宗教網.中國民族宗教網.2023-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