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317年-420年），是中國歷史上上承晉朝，下啟南朝的朝代。西晉滅亡后由西晉宗室司馬睿在南方建立，共傳11帝，歷時104年。
公元317年，西晉滅亡后，宗室司馬睿在建康稱晉王，次年稱帝，史稱東晉，是為晉元帝。在此過程中世家大族瑯王氏出力甚多，東晉建立后，瑯琊王氏的王導身居宰輔，其兄王敦坐鎮長江中游，當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晉元帝在位時期任用近臣，打壓門閥士族，使得士族不滿，最終導致了王敦之亂，晉元帝也因此憂憤而死。即位的晉明帝雖然平定王敦之亂，但以王導為首的瑯琊王氏仍然地位穩固。晉成帝即位后，出身潁川庾氏的外戚庾亮與王導爭權。庾王相繼去世后，出身譙國桓氏的桓溫掌權，其坐鎮荊州市，滅掉了蜀地的成漢政權，又三次北伐，取得了一定戰果。桓溫死后，出身陳郡謝氏的謝安掌權，他與坐鎮荊州的桓溫之弟桓沖合作，東晉局勢得以穩固，并在司馬曜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戰中擊敗了前秦苻堅的南侵。謝安去世后，孝武帝任用其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掌權，力圖重振皇權，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至此改變。司馬道子與其子司馬元顯先后掌權，卻引發了孫恩、盧循起義，荊州的桓溫之子桓玄趁機反叛，并攻陷建康，自立為帝，建立桓楚。出身北府將的次等士族宋武帝起兵攻滅了桓玄，控制了朝政。劉裕于司馬德宗義熙五年（409）到十二年（416）間，先后北伐滅南燕、平定孫恩盧循起義、消滅割據巴蜀的譙縱、北伐滅后秦，積累了極大的聲望。司馬德文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建立劉宋，東晉至此滅亡。
東晉時期，瑯琊王氏、潁川庾氏等門閥士族先后掌權，形成了“主弱臣強”的門閥政治。司馬曜統治后期，門閥士族在政治上逐漸衰落，皇權出現了短暫的振興，但最終還是被出身次等士族的宋武帝所取代。在經濟上，西晉滅亡后大量人口南遷，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在思想文化方面，魏晉玄學仍繼續流行，外來的佛教與本土道教也進一步發展。東晉時期的文學藝術也有新的發展，王羲之的書法、陶淵明的山水田園詩、顧愷之的繪畫等，都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
國號
“晉”原本是西周、春秋至戰國初年的一個諸侯國。春秋時期，晉國疆土占據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北部和陜西省一角，地跨黃河兩岸。戰國初年，晉國被韓、趙、魏三國瓜分而亡。司馬氏是河南溫縣人，溫縣曾屬于晉國的領地。建立晉朝的司馬炎之父司馬昭曾被魏帝受封為“晉公”“晉王”。所以司馬炎以“晉”做為國號。
西晉滅亡后，宗室司馬睿在建康重建了晉朝。為了區分兩段歷史時期，依據其首都相對位置一西一東，故稱司馬炎建立的都城在洛陽市、長安的晉朝為“西晉”，司馬睿建立的都城在建康的晉朝為“東晉”。東晉保有原西晉的江南之地，亦有“中晉”和“江東”之稱。漢朝稱東漢為中漢，“中晉”一名模仿“中漢”而來。當時的人們以東為左，故而將位于江南的東晉又稱為“江左”。
歷史沿革
建國之初
永嘉南渡
西晉末年，皇族諸王之間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了長達16年的動亂，是為“八王之亂”。與此同時，少數民族勢力紛紛崛起，元熙元年（304年），匈奴族劉淵在左國城自稱漢王，公開反晉。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是司馬懿司馬懿的曾孫，晉武帝司馬炎的侄子。永興二年（305年），東海王司馬越任命司馬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司馬睿即請出身瑯琊王氏的王導為司馬。永嘉元年，司馬睿移鎮揚州，并前往建業。在王導的幫助下，司馬睿得到了吳姓士族和北來士族的支持，勢力日益雄厚。建興四年（316年），劉淵之侄劉曜攻陷長安，司馬鄴被俘，中原淪陷。次年二月，司馬睿在建康得知了此消息，在眾臣擁戴下稱晉王，改元建武，史稱東晉，晉朝至此滅亡。第二年三月，晉帝被殺的消息傳到建業，司馬睿在重臣再三勸進下稱帝，大赦，改元太興，是為晉元帝。
王敦之亂
東晉建立之初，由于在南渡建國的過程中立下大功，王導的地位很高，晉元帝司馬睿也很尊崇他。而王導的從兄，同出瑯琊王氏的王敦，此時出鎮荊州市，手握重兵。瑯琊王氏在朝內外的勢力很大，東晉的大權實際控制在他們手中，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稱。王氏家族的勢力日益膨脹，引起了元帝司馬睿的疑懼，司馬睿開始任用劉隗、刁協為自己的心腹，并逐漸疏遠王導。劉隗、刁協維護皇室權威，推行了一系列“崇上抑下”的政策，被稱為“刻碎之政”。這引起了門閥士族，尤其是瑯琊王氏的不滿。太興四年（321年），司馬睿接受刁協的建議，赦免揚州諸郡的僮客，并征發他們當兵，用以加強朝廷的軍事力量。同時，任命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以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城刺史，鎮淮陰。二人各領兵萬人，名為防御后趙石勒，實為防御王敦。這一系列政策最終激怒了王敦，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討伐劉隗、刁協為借口，在武昌起兵，沿江而下，攻打建康。三月，王敦抵進建康，攻陷石頭城，刁協被殺，劉隗逃走后投降了石勒。王敦軍進入建康，戴淵、周顗等大臣被殺。元帝只得任命王敦為丞相，王敦沒有接受，帶兵返回武昌。當年冬天，晉元帝在憂憤中死去，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晉明帝，王導受遺詔輔政。
晉明帝太寧元年（323年），王敦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遙控朝政。晉明帝與郗鑒等人密謀，準備討伐王敦。次年五月，王敦病重，晉明帝在溫嶠、庾亮等人的幫助下，討伐王敦。不久王敦病死，死前派部下進攻建康，也被擊敗，王敦之亂就此平定。王敦之亂雖然被平定，王敦也被定性為叛逆，但王導及瑯琊王氏的地位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王導仍然擔任宰相。明帝于平定王敦之亂后次年，即太寧三年（325年）去世，其子晉成帝即位，是為晉成帝。
政權鞏固
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即位時年僅五歲，由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庾文君的哥哥庾亮也與王導同受遺詔輔政。庾亮掌權后，大肆排除異己，他先殺死了宗室司馬宗司馬宗，又排擠王導。豫州刺史祖約對庾亮的人事安排不滿，流民帥蘇峻因參與平定王敦之亂，被封為歷陽內史，麾下有一支精銳的部隊，也日益驕縱了起來。庾亮既不信任蘇峻、祖約，又擔心當時鎮守荊州的陶侃對自己不利，于是派溫嶠出任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以防備陶侃。咸和二年（327年），庾亮征召蘇峻入朝任大司農，意圖奪取他的兵權，王導、溫嶠等人都勸諫庾亮不要這么做，但庾亮沒有聽從。蘇峻接到詔命后，聯合同樣對庾亮不滿的祖約，以誅殺庾亮為名，起兵叛亂。咸和三年（328年）初，蘇峻、祖約軍隊攻入建康，庾亮逃往潯陽投奔溫嶠。庾亮接受溫嶠的勸告，力邀荊州市的陶侃共討蘇峻，同時王導密令三吳（會稽郡、吳興、會稽郡）起兵救援，蘇峻遭到東西兩面夾擊，于咸和三年（328）九月兵敗被殺，其后，祖約也被擊敗，北上投奔了石勒。
庾王之爭
咸和四年（329年），蘇峻之亂被平定后，庾亮由于逼反蘇峻，引咎離開建康，出鎮豫州。庾亮雖然離都，但駐扎在蕪湖，且庾亮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建康上游臨近的郡縣都在庾亮的控制范圍內，庾亮名為藩鎮，但實際卻能掌握朝政。王導身居中樞，但無外援，因而在庾王之爭中處于劣勢。同年，江州刺史溫嶠病死，江州落入荊州的陶侃手中，庾亮無力與之相爭。咸和九年（334年），陶侃病死，庾亮接替了他的職位，總領豫、荊、江諸州，并從迫近建康的蕪湖移鎮武昌。庾亮的勢力雖然擴張到長江中游，但卻遠離中樞，失去了對朝政的控制。王導一方因此有了可乘之機。庾亮移鎮同年，瑯琊王氏的王允之便出任都督監揚州江西四鎮諸軍事，鎮于湖，于湖在蕪湖附近，瑯琊王氏因此占據了此前庾亮所督的建康上游、長江兩岸諸郡縣，緩解了被困建康的困境。次年春天，王導又趁后趙石虎進攻的機會，將豫州附近都劃入瑯琊王氏的勢力范圍。咸康五年（339年），王導去世，庾亮在荊州準備北伐的同時，命其弟庾懌率部進駐軍事要地江州，隨后庾擔任豫州刺史，監揚州四郡，重新奪回了建康上游地區。但次年，庾亮因北伐受挫，抑郁而終，王允之趁機接任了庾亮的江州刺史一職。至此，王導與庾亮相繼去世，瑯琊王氏與潁川庾氏之爭也逐漸平息，隨著出身譙國桓氏的桓溫崛起，瑯琊王氏與川庾氏的政治地位逐漸下降，退出了東晉上層的權利斗爭。
桓溫北伐
咸康八年（342年），晉成帝去世，其弟司馬岳即位，是為晉康帝。康帝在位三年便去世，其子晉穆帝即位，改元永和，是為晉穆帝。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庾亮的弟弟、鎮守荊州的庾翼病死，桓溫被任命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中校尉，荊州刺史。桓溫出身譙國桓氏，是晉明帝的駙馬，早年擔任過臨沂市知府、徐州市刺史。桓溫出鎮荊州市后，意圖北伐，但此時北方的后趙實力強大，于是桓溫決定先攻取蜀地的人政權成漢。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溫出兵討伐成漢，次年三月，桓溫大軍進逼成都市，成漢完顏承麟李勢投降，成漢滅亡。滅掉成漢后，桓溫聲望大增，進位征西大將軍。此時朝中輔政的宗室司馬曜司馬昱忌憚桓溫的聲望，于是拉攏當時同樣很有名望的揚州市刺史殷浩，用來對抗桓溫。東晉朝廷與桓溫之間的矛盾因此也越來越深。永和五年（349年），后趙皇帝石虎病死，后趙陷入內亂，桓溫得到消息后，準備北伐。東晉朝廷也任命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準備北伐。永和七年（351年）十一月，桓溫向朝廷上書，請求北伐，朝廷不允許。此后兩年中，殷浩屢次北伐，試圖攻擊許昌市、洛陽市，但都失敗。永和十年（354年），桓溫趁殷浩兵敗、朝野對殷浩不滿，上書陳說殷浩的罪過，請求朝廷將其廢黜。朝廷不得已，廢黜殷浩為庶人，至此東晉的內外大權都落到桓溫手中。
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溫率軍從江陵出發，開始第一次北伐，目標是關中地區的氐族政權前秦。五月，桓溫軍隊在藍田縣擊敗秦軍后進駐上，但前秦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桓溫軍隊缺糧，不得不撤退。永和十二年（356年）七月，桓溫第二次北伐，目標是占據洛陽市的羌族首領姚襄。八月，桓溫擊敗姚襄，收復洛陽。收復洛陽后，桓溫極力主張還都洛陽，但受到朝中大臣的反對。桓溫撤軍后，北伐所得的領土又逐漸被鮮卑族政權前燕占領。桓溫因北伐之功，名望日盛。升平五年（361年）五月，19歲的晉穆帝司馬病死，晉成帝司馬衍的長子司馬丕繼位，是為晉哀帝。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年），桓溫被任命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興寧三年（365年），晉哀帝司馬丕去世，其弟瑯邪王司馬奕即位，是為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三年（368年），桓溫又受殊禮，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率軍開始了第三次北伐，他從姑孰出發，經兗州討伐前燕。七月，桓溫軍隊進駐枋頭，與燕軍對峙。前燕主將慕容垂派人切斷了桓溫的糧道，桓溫試圖派兵打通糧道未果，最終糧盡退兵。前燕軍隊乘勝追擊，桓溫大敗。十月，桓溫撤退到山陽收攏殘兵，由于此時的桓溫位高權重，東晉朝廷沒有追究其失敗的責任，還派人去山陽慰勞桓溫。
桓溫弄權
桓溫自負才能過人，一直希望通過北伐建立功勛，從而接受九錫，最終稱帝。但在第三次北伐失敗后，聲望大減。桓溫在參軍郗超的獻計下，決定效仿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重建自己的權威。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溫率軍進入建康，逼迫褚蒜子下詔，廢掉當時的皇帝司馬奕，改立司馬曜司馬昱為帝。司馬昱即位后，改元咸安，是為晉簡文帝。
桓溫廢立皇帝后，在朝中清除異己，罷黜了太宰、武陵王司馬晞的官爵，又將新蔡王司馬晃廢為庶人，還誅殺了殷浩的兒子殷涓、潁川庾氏的庾倩、庾柔等人。簡文帝想讓桓溫任丞相，留在建康輔政，桓溫堅持拒絕。咸安二年（372年）三月，簡文帝又派侍中王文度征召桓溫入朝輔政，桓溫再次推辭。同年七月，簡文帝病重，急召桓溫入朝，一天內連發四次詔書，桓溫仍然推辭。簡文帝于是下遺詔，命桓溫效仿周公故事攝政，王坦之看見后撕毀詔書，并據理力爭，于是簡文帝讓王坦之將詔書改成命桓溫效仿諸葛亮、王導故事輔政。當天司馬昱去世。簡文帝去世后，群臣懾于桓溫權勢，不敢立太子，認為應該讓桓溫決定，尚書仆射王彪之堅決反對，朝議才最終決定由太子司馬曜繼位，是為晉孝武帝。褚蒜子認為孝武帝年幼，又打算讓桓溫攝政，因王彪之反對才作罷。桓溫原本希望簡文帝臨終時禪位給自己，或者讓自己攝政，未能如愿后怨憤不已。孝武帝讓謝安征召桓溫入朝輔政，桓溫再次推辭。
孝武帝寧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溫入朝，朝廷派謝安、王文度率百官迎接。當時建康有傳言說桓溫此次入朝是要誅殺謝安、王坦之，推翻晉朝。三月，桓溫生病，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后便返回姑孰。桓溫回到姑孰后病情加重，希望朝廷能為自己加九錫，并多次派人催促。謝安、王坦之知道桓溫病重，于是借故拖延，七月，桓溫病死，爵位由桓沖桓玄繼承。
淝水之戰
桓溫死后，朝廷封桓溫弟桓豁為征西將軍，都督荊、梁、雍、交、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封桓溫的另一個弟弟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封桓豁的兒子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桓溫的勢力被一分為三。不久桓豁去世，桓沖改任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當時朝中掌權者為陳郡謝氏的謝安，桓沖也能顧全大局，不與謝安爭權。謝安的侄子謝玄為兗州刺史，監江北諸軍事，謝玄在京口招攬流民，組成了一直精銳的部隊，號稱“北府兵”。并任命出身次等士族彭城劉氏的劉牢之為參軍，統率北府兵。陳郡謝氏與譙國桓氏一在建康，一在荊州，都握有兵權，卻相安無事，能夠合作共處，東晉政權內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諧。
此時前秦政權在苻堅的統治下逐漸統一北方，苻堅決定再進一步，消滅東晉，統一全國。寧康元年（373年）冬天，苻堅派兵攻陷了東晉的梁益二州。太元三年（378年）春天，苻堅又派大軍圍攻東晉的襄陽市，經過一年的圍城，襄陽被攻陷，東晉的襄陽知府朱序被俘。前秦進攻襄陽的同時，還派兵攻取了東晉的彭城、淮安市、盱眙縣等地，兵鋒直指長江。東晉朝野震驚，好在進攻的秦軍被兗州刺史謝玄擊敗。太元六年（381年），荊州市的桓沖也擊敗了入侵的秦軍。前秦與東晉大戰前的幾次交鋒，雙方各有勝負。
太元八年（383年）七月，苻堅下詔，全國動員，大舉攻晉。苻堅的大軍有戎卒六十余萬，騎兵二十七萬，水陸并進，旗鼓相望，連綿千里。苻堅的弟弟苻融率領二十五萬軍隊為先鋒。東晉則派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率兵八萬，北上抵抗秦軍。十月，苻融率領的秦軍前鋒攻克壽陽（今安徽壽縣），東晉的先鋒部隊來不及救援，只能止步不前。苻堅希望畢其功于一役，于是拋下大軍，只帶輕騎八千前往壽陽，與苻融的前鋒會合。十一月，謝石率領的東晉主力到達淝水東岸，秦軍在淝水西岸布陣，雙方隔河相望。謝玄給苻融寫信，騙苻融稍微退軍，讓晉綏軍渡過淝水，雙方再決戰。秦軍將領都認為不可以退軍，但苻堅認為可以趁晉軍渡河時攻擊，苻融也同意苻堅的方案。于是苻融指揮秦軍撤退，但秦軍一退后就亂作一團，收拾不住。謝玄等人趁機迅速率軍渡過淝水，攻擊秦軍。此前被秦軍俘虜的東晉襄陽太守朱序，此時正在秦軍陣后，也趁機大喊秦軍敗了。秦軍在混亂之中被東晉軍隊攻擊，無力抵擋，一敗涂地。苻融死于亂軍之中，苻堅身中流矢，僅率少數人撤回淮北，晉軍也收復了壽陽，淝水之戰以東晉大勝而告終。
淝水之戰后，東晉趁機北伐，收復了一些北方失地。
由盛轉衰
門閥衰落與皇權重振
淝水之戰后，謝安的聲望達到頂峰，但也因此遭到妒忌，司馬曜與其弟會稽王司馬道子逐漸猜忌謝安，謝安為了避免矛盾出鎮廣陵，于太元十年（385年）病死。鎮守荊州市的桓沖已于前一年病死，太元十三年（388年），謝玄、謝石也先后去世。譙國桓氏與陳郡謝氏的主要人物相繼去世后，東晉的政治格局出現了轉折，士族與皇權的力量一時間此消彼長，東晉再無能夠掌握內外大權的門閥士族，出現了皇權振興的機會。
東晉孝武帝意圖重振皇權，于是任用其弟會稽王司馬道子為相。謝安去世后，司馬道子掌權，以相權輔佐皇權。孝武帝還重用儒生，復興國學，意圖通過復興儒學來為重振皇權提供文化支持。而此時的士族中，參與政治的主要是太原王氏。孝武帝的皇后為太原王氏王蘊的女兒，因而孝武帝得到了王蘊及其家人的支持。司馬道子的王妃也出身太原王氏，是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的從妹，因而王坦之一系支持司馬道子。孝武帝與司馬道子統治時期政治腐敗，二人貪圖享樂。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也走向了主相之爭的局面。
主相之爭
司馬道子掌權后，權傾內外，逐漸引起了司馬曜的不滿。太元十四年（389年），司馬道子的黨羽、太原王氏的王國寶策動朝臣上書，請求讓司馬道子擔任丞相、揚州牧，假黃，加殊禮。護軍將軍車胤反對，于是稱病沒有簽署。孝武帝見到上奏后非常生氣，同時贊賞車。隨后王國寶又讓他的黨羽陳郡袁悅之向太子的母親陳淑媛夸贊王國寶，被元修得知。孝武帝大怒之下，找了一個借口殺掉了袁悅之。主相間的矛盾公開化，一時間朝野上下出現了很多關于朋黨的聲音。
太元十四年（389年）六月，荊州刺史桓石民病死，次年，鎮京口的青兗二州刺史譙王司馬恬也病死。荊州與北府的空缺使得原本聚焦在中樞的主相矛盾擴張到對地方藩鎮的爭奪。太元十四年（389年）七月，司馬道子任命王國寶的弟弟王忱為荊州刺史，鎮江陵縣。太元十五年（390年）二月，司馬曜任命皇后的哥哥王恭為青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同年八月，司馬道子又任命其黨羽庾楷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太元十七年（392年），王忱死于任上，荊州再次空缺。司馬道子想要任命王國寶擔任荊州刺史，但孝武帝發中詔任命親信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至此，荊州、北府兩大藩鎮都由孝武帝親信控制，孝武帝在主相之爭中取得優勢。
王恭、殷仲堪之亂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孝武帝與后宮張貴人一起喝酒。孝武帝喝醉后對張貴人開玩笑，說張貴人年老色衰，自己要另找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張貴人聽后內心妒火中燒，遂起殺心。她召來心腹宮女，乘孝武帝熟睡之際，用被子把孝武帝給捂死。孝武帝死后，其子司馬德宗即位，是為晉安帝。晉安帝愚笨，朝中大權全部落入攝政的司馬道子之手。司馬道子任用王國寶與王國寶的從弟王緒，隆安元年（397年）正月，司馬道子任命王國寶為左仆射，負責舉薦官員，又將東宮的部隊交給王國寶統領。此時主相之爭雖已隨著孝武帝之死而結束，但孝武帝任用的王恭、殷仲堪仍出鎮北府與荊州，隨時威脅著建康的司馬道子。王國寶與王恭、殷仲堪不和，勸司馬道子削弱他們的兵權，王、殷二人則繕甲厲兵，表面上表準備北伐，實則準備入京。同年四月，王恭列舉王國寶罪狀，聯合荊州刺史殷仲堪等人，以誅殺王國寶之名起兵。司馬道子害怕，于是殺死王國寶、王緒兄弟，王恭也因此退回京口。
司馬道子殺死王國寶兄弟后，任用宗室司馬尚之、司馬休之為心腹，又任命兒子司馬元顯為征虜將軍，統帥軍隊。隆安二年（398年），司馬尚之勸司馬道子安插親信到地方作為外援，于是司馬道子任命王國寶的哥哥王愉為江州刺史，并將河南省的四個郡交給王愉都督。這引起了豫州刺史庾楷的不滿，庾楷聯系王恭，勸說他再次起兵。王恭深以為然，于是聯合荊州的殷仲堪，以及同在荊州市的桓溫之子桓玄，一同起兵。殷仲堪、桓玄推舉王恭為盟主。八月，殷仲堪派部將楊佺期與桓玄一起率軍突襲王愉，王愉來不及防備，被桓玄抓獲。九月，司馬道子一方也作出了應對，司馬道子之子司馬元顯擔任征討都督，并派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率軍進攻王恭，譙王司馬尚之率軍進攻庾楷。同月，司馬尚之擊敗庾楷，庾楷一個人逃走投奔了桓玄。桓玄隨即擊敗了司馬道子一方的軍隊，司馬道子一方只能退守建康附近。此時的王恭卻和部將劉牢之發生矛盾，王恭出鎮京口，所依仗的正是劉牢之統率的北府兵，但王恭卻因門第出身而輕視劉牢之，劉牢之很不滿。司馬元顯趁機派人勸說劉牢之歸順朝廷，許諾事成之后將王恭的職位交給劉牢之。于是劉牢之背叛王恭，投靠司馬元顯，王恭兵敗被俘，被送到建康斬首。王恭死后不久，楊佺期、桓玄的軍隊也到達了建康，殷仲堪在二人之后也到達了蕪湖市，司馬道子則用計離間三人，最終三人內部產生了嫌隙，退回了荊州市。
東晉衰亡
孫恩起義
在平息了王恭、殷仲堪叛亂后，司馬元顯開始謀奪其父司馬道子的權勢。司馬道子好酒，天天喝醉，司馬元顯就讓朝廷免除司馬道子司徒和揚州市刺史的職務，并任命自己為揚州刺史。司馬道子酒醒后得知此事，大怒，但也沒有什么辦法。司馬元顯掌權后大肆任用親信，朝中大臣多因為懼怕而依附他。
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司馬元顯征發東南諸郡免奴為客者補充兵源，致使民怨沸騰，最終釀成了孫恩盧循起義。孫恩是瑯琊人，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其叔父孫泰見戰亂多發，認為晉朝不能長久，曾聚集徒眾，但被司馬道子誘殺，孫恩也逃到海島上。司馬元顯征兵造成民亂后，孫恩趁機率眾從海島上返回陸地，先后攻陷了上虞縣和會稽郡，殺死了上虞縣令以及會稽內史王凝之，部眾發展到數萬人。一時間東南八郡紛紛殺死晉朝官員，響應孫恩。朝廷任命司馬元顯為中軍將軍，并讓徐州刺史謝琰與劉牢之率兵討伐孫恩。隆安三年及隆安四年，朝廷軍與起義軍多次交鋒，互有勝負，唯有謝琰因輕敵而被起義軍殺死。隆安四年（400年）十一月，劉牢之擊敗孫恩，孫恩逃回海島。次年二月，孫恩再次被劉牢之擊敗，退回海島，三月，孫恩又被劉牢之部將宋武帝擊敗。六月，孫恩通過海路到達丹徒，部眾十余萬，戰船千余艘，建康震動，東晉朝廷急調各地軍隊保衛建康。孫恩見建康有防備，于是轉而攻取廣陵。八月，朝廷任命劉裕為邳州市知府，劉裕在郁洲多次擊敗孫恩，孫恩的勢力逐漸衰敗下去。元興元年（402年）三月，孫恩進攻臨海失敗，知自己大勢已去，投海自殺。余部由盧循統率，繼續轉戰東南。
桓玄之亂
孫恩起義同時，東晉統治階級內部也產生了新的斗爭。此前殷仲堪、桓玄、楊佺期三人進攻建康，因司馬道子的離間計而撤軍。回到荊州后，三人的矛盾逐漸激化，楊期與殷仲堪結盟，準備攻打桓玄，但殷仲堪優柔寡斷，屢屢不敢動手。隆安三年（399年），桓玄先發制人，攻打楊佺期，殷仲堪只是寫信勸阻桓玄，一直沒有出兵。直到楊佺期被桓玄所殺，殷仲堪狼狽出逃，最終也被桓玄部下抓住，桓玄令其自殺。桓玄吞并了殷仲堪、楊佺期的勢力后，被朝廷任命為都督荊、江、司、雍、秦、梁、益、寧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勢力范圍由長江中游的荊州市，擴張到建康附近。
但桓玄對此并未滿足，想要進一步當皇帝。隆安五年（401年）末，桓玄給司馬道子寫信，指責朝政混亂，導致了孫恩之亂。司馬元顯見到信后很害怕，謀士張法順認為桓玄剛剛獲得荊州，人心不穩，應該趁機攻打他。于是司馬元顯準備討伐桓玄。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朝廷下詔歷數桓玄罪狀，任命司馬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任命劉牢之為前鋒都督，譙王司馬尚之為后軍。二月，桓玄軍隊攻陷歷陽，并擊敗司馬尚之的軍隊。北府兵統帥劉牢之素來厭惡司馬元顯，在桓玄派人勸說下，背叛了司馬元顯投靠桓玄。三月，桓玄進入建康，流放司馬道子，殺死司馬元顯及一眾黨羽，自己總攬朝政。桓玄掌權后，任命劉牢之為會稽郡內史，劉牢之認為桓玄要剝奪自己的兵權，準備起兵反叛，但因為劉牢之先后反叛王恭、司馬元顯，失去了部下的擁戴，部下多離開了他。劉牢之眾叛親離，最終自縊而死。
元興二年（403年）十一月，桓玄稱帝，國號楚，追尊桓溫為宣武皇帝，廢司馬德宗司馬德宗為平固王。桓玄篡位后，北府將宋武帝暗中聯絡北府舊將，準備復興晉朝。元興三年（404年）二月，劉裕以打獵為名，在京口率領一千七百多人起兵，殺死了桓玄任命的徐兗二州刺史桓修。北府將劉毅也在廣陵起兵，殺死了青州市刺史桓弘，與劉裕會合，眾人推劉裕為盟主，向建康進發。桓玄得知劉裕等人起兵后，慌忙派部將吳甫之、皇甫敷率軍迎戰，但都被劉裕軍擊殺。桓玄又命桓謙率軍抵擋，桓謙所部多是北府兵舊部，向來敬畏劉裕，兩軍交戰不久，桓謙軍即大敗。桓玄得知桓謙兵敗，倉皇逃離建康，返回荊州市。桓玄回到荊州后收攏殘兵及荊州兵，又組成了一支兩萬人的軍隊，東下進攻宋武帝。五月，桓玄軍與劉毅軍隊交戰，桓玄再次大敗，準備向梁州撤退，但在途中被益州刺史毛的部下所殺。桓玄死后，桓玄余部仍在荊州各地抵抗，后被劉裕逐漸消滅。劉裕迎回司馬德宗，至此，東晉大權落入劉裕之手。
劉裕北伐
義熙五年（409年），由于鮮卑族政權南燕多次襲擾邊境，劉裕決定率大軍北伐。四月，劉裕從建康出發，六月，晉綏軍與南燕皇帝慕容超親率的燕軍主力戰于臨朐附近，晉軍大勝，南燕軍隊幾乎全軍覆沒，慕容超只身逃回都城廣固。晉軍圍攻廣固，并于次年二月破城，慕容超被俘后被送到建康斬首，南燕滅亡。就在劉裕北伐南燕的同時，孫恩的余部由盧循、徐道覆率領，想要趁機攻取建康。東晉江州刺史何無忌率兵迎戰，戰敗身死。宋武帝得知消息后，迅速班師南歸，自己則帶幾十個人先行回到建康。劉裕返回后，多次擊敗盧循、徐道覆，徐道覆與盧循先后敗死。平定南燕、盧循后，劉裕整頓朝政，大力打擊門閥士族。義熙八年（412年），劉裕又消滅了荊州市的反對勢力劉毅，同年底，劉裕派部將朱齡石討伐蜀地的割據勢力譙縱，并于次年平定蜀地。義熙十二年（416年），后秦皇帝姚興去世，其子姚泓即位，后秦發生內亂。劉裕趁機率軍北伐，晉綏軍分五路向關中進發，次年七月，晉軍攻入長安，姚泓投降，被送到建康斬首，后秦滅亡。宋武帝收復長安后，卻沒能長久占據關中。十一月，劉裕留在建康的重臣劉穆之去世，劉裕擔心后方生變，在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并派部將王鎮惡、沈田子等人輔佐后，匆匆返回建康。劉裕回師后不久，匈奴族政權胡夏首領赫連勃勃便率軍進犯關中，鎮守長安的王鎮惡、沈田子不和，自相殘殺，關中遂得而復失，被胡夏占領。
東晉滅亡
劉裕滅南燕、譙縱、后秦后，聲望達到頂峰。義熙十四年（418年），劉裕擔任相國、總百、揚州牧，受封為宋公，并受九錫殊禮。同年十二月，宋武帝指使中書侍郎王韶之縊殺司馬德宗 ，立其弟瑯邪王司馬德文為帝，是為晉恭帝。元熙元年（419）七月，劉裕被加封為宋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劉裕稱帝，改國號為宋，東晉滅亡。東晉自晉元帝司馬睿建國起，到晉恭帝讓位止，共傳了十一帝，歷時一百零四年。
疆域
領土變遷
東晉時期，東南北疆域比較穩定。東到東海，南到達南海并占據交州，北到淮南、江北。西部的巴蜀南中地區則多次變動。桓溫滅成漢后，東晉占有巴蜀、南中。巴蜀之地后又被前秦攻占，淝水之戰后東晉奪回了巴蜀。東晉末年，叛亂的地方官譙縱又占據了巴蜀，最終被宋武帝收復。以公元382年為例，東晉所轄范圍：北至淮河及荊州市之竟陵郡、建平，寧州之南廣、建都等郡；西至寧州之西河、滄州雄獅足球俱樂部兩郡；西南至寧州永昌郡、興古郡，交州之下平、九真、九德、日南四郡；東、南則至東海、南海。 東晉疆域被擴展到最大的時期是公元416年，劉裕北伐，平了南燕，滅了后秦：東北地區有了山東半島，西北有了渭河平原，北抵黃河。這塊疆域存在的時間較短，不久后因為內亂，渭河平原又重新喪失。
行政區劃
東晉的行政區劃沿襲了晉朝，為州、郡、縣三級制度。司馬炎統一全國后，西晉有二十州的建制。西晉滅亡后，北方疆域被胡人占領，東晉統轄九州：揚、荊、湘、江、益、梁、寧、交、廣，另外，徐州市的一半也在東晉管轄范圍內。
東晉由于政局不穩，北方國土大片淪陷，大量北方民眾逃到東晉，為安置北來士民，東晉設立了許多僑置郡縣。司馬睿稱帝后，在建康僑置懷德縣，安置最先到達江南的一批流民。后來晉成帝又設置了南瑯邪郡、臨沂縣。此后東晉政府又設置了62個僑郡安置南下的流民。由于戰亂不止，編戶流徙不斷發生，郡國和縣的設置非常混亂。東晉時由于皇族衰微，諸王大多不在郡國內，王國徒具虛名。郡國和縣設置太守和縣令進行管理。
人口
由于北方戰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永嘉年間（307-312）南遷人口約有50萬，到晉末南遷人口共90萬。南遷人戶中居住在江蘇省的最多，約26萬；山東省約21萬，安徽約17萬，四川省約10萬，湖北約6萬，陜西省約5萬，河南省約3萬；江西省、湖南省各1萬余，最少。東晉初南方人口達1050萬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農作物種，使南方得到大規模開發，經過近百年較安定的增長，到東晉末人口達1746萬人。
東晉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過程歷時一百多年，大體區分為兩個階段。晉朝永嘉之亂后至東晉元、明、成帝時為第一個階段。先是司馬衷元康年間，遷移人口已大量出現，由于西晉政權未能處理好這一問題導致了此起彼伏的流民起義。中原淪陷后，士民為躲避戰亂，紛紛向其他地區遷徙，其中南渡江左者最多。東晉康帝、晉穆帝以后至東晉末年為第二階段。晉中葉以后，后趙政權崩潰，中原連年戰亂，關右地區最為嚴重，陜甘之人多向南逃到漢水流域，也有向南逃往四川省的。荷堅敗亡后，中原人民大量南遷。興起了人口遷移第二次高潮。
內政
門閥政治
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來自于皇權政治，又逐步回歸于皇權政治。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在西晉宗室中于帝系疏遠，即無威望，又無實力，是在瑯琊王氏王導兄弟的幫助下才得以在江左建國，即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眾多世家大族也紛紛南渡，為門閥政治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東晉掌權的門閥士族，先后有瑯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其中瑯琊王氏、譙國桓氏 、太原王氏追溯家世都可到東漢時期，潁川庾氏、陳郡謝氏則是在魏晉時期才崛起。當代學者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提到，門閥政治的三個要素是“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東晉時期的皇帝多垂拱而治，朝中大權往往由門閥士族所掌握，王導、庾亮、桓溫、謝安皆是如此。而門閥士族想要控制朝政，就必須掌握軍事力量。出鎮荊州的王敦、庾亮、桓溫，以及陳郡謝氏組建的北府兵，都是相應大族掌權的重要支持。而門閥士族所掌握的軍隊，多來自于北方南下的流民群體。東晉初年郗鑒經營京口，蘇峻、祖約之亂，謝玄組建北府兵，以及出身流民帥的楊佺期、劉牢之，東晉一朝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流民群體及流民帥多參與其中，成為東晉門閥政治的重要要素。而到了淝水之戰后，司馬曜意圖重振皇權，門閥士族也不再有能夠掌握大權的人物，門閥政治也就走向了終場，而由流民帥發展形成的次等士族則逐漸站到了臺前，最終出身次等士族的北府將宋武帝依靠京口流民組成的北府兵取代了晉朝，建立了新的統治。
選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
兩晉的官員培養、選拔、任免采用九品中正制。中正由郡國長官推薦，其主要職責就是品評人才。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才劃分為九品。由中正根據人才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進行評定。吏部委任官員時，官職必須與品第相匹配。西晉時，品評人物高下主要是依據家世，高門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維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寒門庶士的上升渠道越來越狹窄。東晉時期的官僚群體，除了少數因為軍功上位者外，幾乎都是高門大姓的子弟。
察舉制、征辟制
晉代官員選拔任用的標準是由九品中正制決定，但在流程上仍然通過漢代以來的察舉制、征辟制進行。晉代的選官方式主要有三個層次，即吏部選和公府(含位從公)辟召；州刺史辟召和舉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分別與統治階級中的高級士族、中級士族、低級士族三個階層相適應。高級士族的子弟通過吏部銓選和公府辟召可以擔任黃門郎、中書郎、散騎郎、秘書郎、著作郎、太子和諸王官屬等清要之職，或擔任權臣的佐吏，仕途一片光明。中級士族則多以州佐、秀才起家，多在地方任職后才有升官的可能。郡辟召和察孝廉在晉代的地位較低，以這一方式入仕的基本上是低級士族，即高門大族眼中的“寒士”。在門第局限非常嚴格的晉代，他們經常遭到高門的限制、壓抑和打擊，或是一生擔任下層官吏，或是半途而受貶，上升者極少。
法律制度
東晉時期仍然使用晉朝初年編的《泰始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馬炎頒布了《泰始律》，也被稱作《晉律》。《泰始律》于公元264年在漢代律文的基礎上開始編寫，由名臣羊祜、杜預等十四人耗時二年半完成。全部律文共20篇，共620條，27657個字。再加上屬于律令的《晉令》40篇，《諸郡中正六條舉淹滯令》，《尚書十二條》。另外還有《晉故事》共30卷。
在司法機構上，東晉也與西晉基本一致。屬于九卿的廷尉系統和屬于三省的尚書省都可以掌管司法、審訊機構。九卿之中，廷尉做為中央司法最高執行長官，對于州府重大刑事案件，廷尉有復審權。對于品官刑事案件，廷尉可以受理審訊。三省中，吏部尚書掌領刑獄。在地方州、郡、縣三級行政體制中，由刺史、知府、令長處理民事，司法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僑置州郡
東晉立國之后，對于百姓，尤其是大量來自北方南遷的流民，實行大力安撫政策，以此來休養生息，積蓄實力和加強對流民的控制，因此東晉朝廷實施僑置州郡的政策。所謂“僑置”就是在長江南北流民集中地區設置以北方州郡命名的地方行政機構，以專門負責管理流民事務。因當時南下的北方人被稱為是“僑人”，故那些專門為北方流民設置的居住的州郡就被稱為僑州、僑郡。僑州、僑郡的官吏由北方士人擔任，僑人不編入當地戶籍，而且享有免除賦役的優待。這一政策對于處置南來僑民，維護東晉的穩定和鞏固，曾經起到一定的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吸引北方人民，增加東晉控制的人口。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僑置措施中的各種弊端也逐漸顯露。僑人不斷南遷，僑州、僑郡的數量增多，以僑人籍貫相同為原則設置僑州郡的基本原則，與經常流動的僑人的實際居住情況變得越來越不相符，結果導致東晉的地方建制日趨復雜。僑置機構戶籍“紊亂無紀，名實俱違”，為“職方所不能記”，給戶籍管理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另外后期，東晉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受到僑置州郡政策的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土地制度
晉自南下以來，大量北方人口南遷，使得江南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南方經濟日益發達。江南地區的土地制度也因人口的南下受到沖擊，北方的門閥世族憑借政治上的優勢和特權，紛紛搶占田地，封略山湖，致使封建宗法性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私人占有越來越大。晉成帝咸康二年（336）壬辰頒布詔書，稱占山護澤以強盜律論處，并且規定凡占山護澤一丈以上，均被認為是“贓”，都要“棄市”。詔書還規定：“凡有流民奔竄鄉村，組織匿跡山林不歸者，應當查究其身份，如系軍逃、棄官或詐偽者，一律遣送至本州島，歸還原籍；如系罪犯被拒或賊寇藏匿必當追討，或相扶掖，嚴懲不貸。”這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占山護澤”的人確實屬于逃兵、棄官或罪犯等，他們就應該被歸案受到法律制裁。與此同時，詔書也要求地方官員必須加強治安管理，保護好普通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
僑姓士族與吳姓大族
東晉建立前后，由于北方戰亂，一批中原士族也遷居到了江南，為了和江左本地世家大族如顧、陸、朱、張區分，這些北來的中原士族被稱為僑姓士族。代表性的僑姓士族有瑯琊王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等。東晉一朝偏安一隅，僑姓士族與吳姓士族同處一地，兩者的關系也經歷了錯綜復雜的演變。
吳姓士族經過了孫吳、晉朝時期的發展，在當地仍有相當的實力，北來的僑姓士族要想在江南站穩腳跟，就必須拉攏當地的吳姓士族。司馬睿出鎮建康時，便任用顧榮、賀循等出身吳姓士族的士人為屬官。北來的僑姓士族為了避免與吳姓士族產生經濟利益上的沖突，選擇在京口、晉陵縣一帶地廣人稀的土地上置辦家產，發展經濟，避開了吳郡、義興等吳姓士族勢力強大的地區。但隨著東晉的統治穩定下來，僑姓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漸升高，從東晉王朝的總體政治格局看，其中樞權力始終掌握在僑姓大族的手中，吳姓士族基本上處于從屬地位，吳姓士族對此狀況也有不滿，如義興周氏的周勰就發動了大規模的叛亂。在經濟上雙方也產生了沖突。隨著南渡人數的增多，偏遠貧瘠的土地越來越難以滿足僑姓士族的需要。僑姓士族開始利用自身政治上的地位，搶奪田地與人口，擴大勢力范圍。伴隨著東晉政權在江東統治的逐漸穩定，遭到政治經濟雙重打壓的吳姓大族與僑姓士族在初期的平衡被打破，江東靠武力發展起來的強大宗族，都先后沒落，從此一蹶不振。東晉王朝以僑姓世族為主導、吳姓大族輔助的政治格局最終確定下來。
經濟
戶籍制度
黃、白籍制度
黃、白籍是東晉時期戶籍制度中兩種不同的體系，黃、白籍分立是東晉初期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黃籍始于晉朝，是晉代的正式戶籍，納稅服役者都在黃籍上注冊。東晉建立后沿襲西晉制度，也將黃籍作為正式戶籍。此時中原人民為避戰亂大量南遷，為了安置流民，也為了優待南遷的世家大族，保留其“郡望”，東晉設置了大量的僑州郡縣。為了吸引北人南遷，東晉政府對南遷的流民采取免除賦役的優待。并將這些僑民的戶籍登記造冊，是為白籍。
土斷
“土斷”，是東晉政府的另一項經濟政策，所謂“土斷”，就是以“以土為斷”，即把僑州郡縣的居民變成土著居民，按其居住地區認定新的籍貫，并將白籍并入黃籍。此舉有利于整頓戶籍，把僑民、流民變成編戶，束縛于國家土地之上，以增加國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擴大國家的租稅徭役收入。“土斷”政策因為觸及到了很多自身的實際利益，所以實行起來并不很順利，在歷次改革中，以桓溫于哀帝興寧二年所主持的“庚戌土斷”較有成效，史稱“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
賦役制度
咸和五年（331），執政的王導實行“度田收租之制”，即按照田土來收取租稅，每畝交稅米三升。以此來取代行之已久的丁租制。后來實行“土斷”政策，令僑人就地落籍，政府于太元二年（377）又改度田收租制為計口稅米，王公以下沒人口稅三。到太元八年（383），又增至每口米稅五石。
東晉因襲西晉，有橫調、橫賦斂，其名目繁多。有調奴婢僮客的，如東晉初年征西將軍戴淵曾調揚州市百姓家奴萬人為兵，庾翼為北伐業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有調工巧的，如義熙三年（407）前，宣城郡立屯以供府郡費用，郡守就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也有調車牛驢馬的，如減員年檢庾翼北伐，調借所統六州牛車驢馬；還有調雜物的，例如義熙八年（412）宋武帝在江陵下令原先調發的梓材、皮毛等一概停省。此外還有“丁稅”“修城錢”等名目，也屬于額外征受的雜稅。
東晉因人口密集，商業活躍，征收商稅也成了政府一項很重要的收入。朝廷在交通要道設立關津，設有津主等官吏，凡荻炭魚薪之類經過關津都要納稅。除了市稅和關稅，又有商品交易稅，稱為“估稅”。
東晉的力役大體上沿襲晉朝，規定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正次丁都要承擔力役。東晉規定男丁每年服力役不得超過二十天，此外十八人出一個運丁服役，但此限額徒具虛文，實際執行時遠遠超過。東晉官府還有大量從事事務勞役的吏，一旦為吏，非經放免，就得子孫相承。百姓負擔苛重。
農業
東晉時期，由于江南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相對于北方來說安定的政治環境，江南農業得到開發，其經濟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黃河流城而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永嘉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遷，大批勞動力的補充，是南方農業得以加速發展的重要條件。東晉朝廷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也非常重視農業生產，東晉政府曾在多地實施屯田，開墾荒地，興修的水利工程，并勸課農桑、鼓勵生產。在南北勞動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農業有了迅速的發展。
隨著中原人口的遷入，北方先進的旱地耕作技術也逐漸導入南方，連種制和復種制開始推行。東晉時，益州已有一年兩熟的水稻，而閩廣地區出現了一歲田三熟的情況，度低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增。北方的麥類等旱作物也在南方得到推廣。司馬睿太興年間（318）頒布詔令，在徐、揚二州督令種植三麥，這是第一次明令在江南種植推廣麥類。此外豪門大族的封略山湖和政府的移民墾荒，又使稻作方式推廣到偏遠落后地區，使一些歷來的空荒之地成了良田美宅，大大擴充了可耕種面積，促進東晉農業的生產向前發展。
手工業
東晉的手工業也頗有發展。當時南方的紡織業，以織布業最為發達。東晉賞賜大臣多用布、絹；戶調也以納布為主，通常為稅布，田租與調連稱為租布。東晉冶鐵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貴池縣）與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為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創雜煉生法，即把生、熟鐵混雜冶煉，反復錘打，成為質量較純的鋼鐵，養蠶繅絲技術大見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蠶繭一年收獲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溫州）一年收獲八次。國家專門設立錦署，使絲織業逐步發展起來。由于江南河流縱橫，為適應經濟、軍事的需要，造船業特別興旺，既能制造載重2萬斛（約2千噸）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艦只。同時，晉的青瓷制造業在西晉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展。此外，造船業、制鹽業、銅鏡制造業等手工部門發展也明顯。
商業
在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下，相比于晉朝，東晉的官僚經商更為普遍，曾任廣州刺史的刁逵，家中有田萬頃，七兄弟子侄仍經商牟利；江州刺史劉胤憑借特權，在長江上從事長途販運，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漕運。東晉的商業也日益發達，各種民間商販也日益活躍。商業的發展推動了南方城市的興盛。都城建康的城區規模不斷擴展，成為當時南方的第一大都會。吳、毗陵、義興、京口、廣陵、山陰等，都成為商業發達之地。貨物交易按照不同的種類，分為固定的市場，有牛馬市、谷市、紗市等專業性交易場所。由于城市商業繁榮，東晉地方官吏為此發出整頓市場的命令，以加強管理。東晉政府在市場設有市門以供出入，進入市場交易者，需繳納門稅。還設有市官、牙人等專門官吏以管理市場交易和征稅。
軍事
軍隊來源
東晉時，由于門第觀念的深化及軍隊來源的變化，士家（東晉改稱兵戶）地位下降。西晉平吳之后，裁撤州郡兵，江南地區只有魏晉舊軍，也在西晉末的戰亂中消耗盡。新生的東晉政權為了滿足軍事需要，只能通過調發奴客、補罪人家屬、隱實戶口等手段重組兵戶。由于東晉兵戶主要由調發的奴客，清查出的亡戶、罪犯及其親屬等組成，本身便是較為低下的社會階層，在門第等級觀念深重的東晉，兵戶自然也被視作低賤。由于社會地位低下，民眾不愿成為兵戶，加上東晉多戰事，士兵損失多，世兵制度便不可避免地衰落。世兵制度衰落，東晉政府轉而采用征兵、募兵的方式擴充軍隊。東晉時期曾多次征發民眾當兵。募兵制的代表是司馬曜太元年間，謝玄于廣陵招募北來流民，組建成精銳的“北府兵”，在淝水之戰及東晉后期的政局中起到重要作用。
軍事機構
晉朝時期軍隊分為中央軍和州郡兵，中央軍又分為內軍（禁軍）和外軍（都督軍）。東晉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東晉的軍隊主要包括中央軍和地方都督的軍隊。其中禁軍在領導體制上基本沿襲了西晉，由于東晉皇權衰落，禁軍的規模也大為削減，并且統率禁軍的禁衛武官多由門閥士族擔任。在地方部隊方面，由于東晉時期都督制度成為常設，都督由中央官演變為地方官，其統領的都督軍的性質也由中央軍變為地方軍。東晉置有揚州、荊州、江州、徐州、豫州、會稽郡、中、益州和廣州9個都督區。其中揚州都督拱衛京師，往往兼督會稽。此外，除了鎮守一方的都督外，東晉還有一種特殊的都督，即征討都督，一般在大規模出兵時由主帥擔任，如淝水之戰時，東晉軍隊的統帥謝石即為征討大都督。
文化
玄學
東晉時期，隨著中原士人南渡，玄學也被帶到了江東，并有了新的發展。東晉玄學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恢復階段，以王導、庾亮為代表的中興名士，在實踐中推行“名教即自然”的主流派玄學理念，禮玄雙修，奠定了東晉士族社會的思想基礎。其二為鼎盛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由兩代太元名士推動。前期在司馬昱、殷浩等第一代太元名士的推動下，太和十年間清談達到了鼎盛，但無重要學術建樹。后期在以謝安、王文度為代表的第二代太元名士的推動下，清談雖不如前期，但多有學術創建，韓伯《系辭注》與張湛的《列子注》是代表作。最后是衰落時期，以王恭、王忱、殷仲堪、桓玄為代表的太元名士，生活放縱而無學術創建，是士族社會與玄學文化沒落的表現。隨著南梁建立，皇權復興與寒人掌握機要，世家大族不再處于政治權力的中心，玄學也隨之衰落，失去了在意識形態中的主流地位。
宗教
佛教
玄學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種哲學思潮，玄學家們并不信鬼神，不崇拜權威，追求順乎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適性任意的生活方式。但是東晉時玄風雖盛但已經走上盛極而衰之路，于是出現了儒玄結合和佛玄合流的趨勢，特別是佛玄合流。一方面，玄學發展到頂峰，別無新義可述，佛教的特有的印度思辨哲學，可以補充和豐富玄學的內容，于是名僧和名士開始相互靠攏和結合；另一方面，東晉皇權衰微，門閥世族輪番執政，矛盾尖銳，時局動蕩，士大夫和底層人民憂慮恐懼，渴望解脫，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彼岸說等教義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此外，佛教經過改造向儒學靠攏，改變了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得到統治者的推崇。
道教
當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時，本土的道教也在不斷發展。道教提出了“長生不死”的概念，繼承了許多原始宗教的巫數術，援引老莊思想做為理論基礎。同時，道教具有干預政治的愿望，非常適合當時的社會需求。東晉初年，受到玄學與佛學的影響，葛洪著抱樸子，系統地闡述了神仙道教的理論。他在著作中反復論證神仙的存在，認為“學以致仙”，消除了人與神仙的不可逾越性。葛洪把世俗倫理道德規范和行善救人看作修仙的必要條件，強調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融合了神仙道教理論和儒家綱常。對后來的道教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文學
詩歌
東晉詩歌發展成果突出，與玄學盛行相輔，玄言詩、游仙詩曾一度盛行，而后又興起了田園詩和山水詩，以陶淵明的詩歌創作為此代表。陶淵明首創了田園詩這一形式新穎、內容樸素的詩體，風格清新自然，感情真切醇厚，技巧上也達到了較高水平。陶淵明不僅做田園詩，又有諷刺憤世的抒情作品。
玄言詩是東晉的詩歌流派之一，是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約起于晉朝之末而盛行于東晉。代表作家有孫綽、許詢、庾亮、桓溫等；其特點是玄理入詩，嚴重脫離社會生活，孫綽所做的玄言詩遠遠不及道林。游仙詩最具代表性的名篇，大部份完成于魏晉時期。東晉游仙詩文字較華麗，講究對偶。郭璞向往神仙之說，所寫仙景新鮮而具體，但氣象規模較狹小，詩中主角多是棲于山林的隱士，多用對偶，詩風華麗，多作自敘及慷慨之辭。郭璞受阮籍影響，把游仙詩當作詠懷詩來寫，以此抒發苦悶與不滿。
辭賦
東晉時期的辭賦雖不如西晉、南朝繁盛，但也有著自己的特點。首先東晉辭賦的表現對象較此前有所擴展，動植物、日常用品、自然現象、休閑娛樂等都可作為表現對象。同時山水賦興起，且東晉辭賦中有大量描寫藝術的作品，這都是前代辭賦中少有或沒有的。其次，從內容與風格上來說，東晉的辭賦收到清談的影響，出現了玄學化傾向。由于辭賦寫作者多為玄學家，玄學家習慣精密、微妙的表達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晉辭賦的創作，能夠在辭賦內將一些難以把握的事物表現得微妙傳神。東晉時期辭賦的代表作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孫綽的《游天臺山賦》、庾闡的《揚都賦》等。
小說
東晉的志怪書日益繁榮，大多是神仙故事和逸事傳聞和以描寫人事為主的短札，前者有如干寶所撰《搜神記》，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愿望。以及托名陶潛寫的《搜神后記》。后者有如裴啟的《語林》，收集了自漢魏時期到東晉晉穆帝時期門閥士族、名士官僚的言行軼事，當時曾風靡一時。
史學
史學在東晉也頗為活躍，這一時期，研習歷史的史家之眾，著作之多，體裁之雜，題材之廣，是以往時代所不及的。不少史學家不滿意于《東觀漢記》對東漢歷史的記述，于是紛紛重新撰寫東漢歷史，較著名的有謝沈的《后漢書》30卷、袁崧的《后漢書》100卷，或史料翔實，或立論精當，為后來范曄博采眾家之長寫成《后漢書》奠定了基礎。晉史的修撰也很活躍，晉朝就有人著手進行，東晉以后，著者更多。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晉人所撰寫的紀傳體、編年體晉史有十家，其中撰于東晉的有九家，包括東晉初年王隱的《晉書》93卷，虞預的《晉書》44卷，干寶的《晉紀》23卷等。晉人寫晉史，繼承了司馬遷修撰當代史的傳統，重視對西晉亡國原因的探討，敢于陳己見。地方志、人物志、譜牒學等不同形式和題材的歷史學著作，也是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局面。
藝術
晉朝時期，繪畫、書法、雕塑等藝術領域都有發展。
東晉時期文學與繪畫的關系十分密切， 它們相互取材， 相互影響， 彼此交融。東晉的繪畫作品不少是以文學作品為藍本進行創作的， 如晉明帝的《豳風七月圖》《毛詩圖》， 顧愷之的《陳思王詩》， 史道碩的《嵇中散詩圖》， 戴逵的《嵇阮十九首詩圖》等都取材于詩歌。東晉的大畫家顧愷之善于繪畫人物，他的人物畫傳世的只有唐代摹本女史箴圖，藝術成就很高。此圖依據晉朝張華《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節，所畫亦為十二段。描寫上層婦女應有的道德情感，帶有一定的說教性質。因年代久遠，現存僅剩九段，為絹本設色，現收藏于大英博物館。
顧愷之亦被后人稱作“山水畫的祖師”，他的《雪霽望五老峰圖》是中國最早的傳統水墨畫，可謂是開山之作。
兩晉時期，文字的書寫方式、方法基本穩定下來，人們的審美感受從技能的精熟、形象的生動，逐漸向風格的關注發展人們有了相對自覺的風格意識。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有相當功力和水平的書家，其中造詣最高的是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王羲之被尊稱作“書圣”，他的書法自成一體，無論楷書還是行書，均是筆畫靈活、秀麗多變，對后世影響很大。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
東晉時期雕塑藝術空前發展。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廣開石窟是有密切關系的。這時期主要的雕塑藝術成就都集中在寺廟和四大石窟里，受到印度藝術很深的影響。東晉末年的雕塑家戴逵曾經為紹興市靈寶寺雕無量壽佛一尊，藝術成就頗高。
科技
天文
東晉初年，虞喜著《安天論》，對漢魏時期流行的蓋天說和渾天說提出質疑，認為天很高很無窮，地很深無法測之。天體星球布列，各自運行，就像江海有潮汐，萬物有行藏一樣。他在前人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歲差”的概念。所謂“歲差”，是指由日、月和行星對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攝引，使地球自轉軸的方向不斷發生微小變化，造成冬至點在恒星間位置逐年西移的數值。虞喜的這一結論雖與現今科學推算出的赤道歲差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是中國歷史上探索并提出歲差的概念和數值的第一人。
醫學
東晉葛洪是道教信徒，也是一為醫藥學家。他兼綜數術，精通醫藥學，周游各地，廣泛搜集，寫成古代驗方的匯編——《玉函方》一百卷。同時，他又針對以往的醫書既不能完整地介紹各種病狀，而且所開藥方多為珍貴藥劑的缺陷，撰寫成了《肘后卒急方》，所用藥物大多廉價易得，并且記述了簡易的針灸法，便于實用。
化學
葛洪煉丹數十年，在煉丹中觀察到了不少化學反應現象。他所著的《抱樸子》內篇中，記述了朱砂經加熱而分離出汞的現象；也描述了白鉛和氧化鉛（紅鉛）的相互轉換；并有關于溶解黃金和人造黃金的記述。煉丹本是道家企求長生之舉，但卻積累了大量關于物質變化和化學反應的知識。與西方的煉丹術促進化學知識一樣，葛洪也為科技進步做出了貢獻。
社會
學校
司馬睿太興初年（318），議立學校，設置博士，因適逢王敦起兵而未曾實行。成帝咸康三年（337）才設置國子學，征集學生。但到晉穆帝永和八年（352），又因殷浩興兵西征，征集的學生全部被遣散回家。至升平元年（357），又一度于秦淮河北的中堂設立過太學。淝水之戰以后，司馬曜接受謝石的建議，于太元九年（384）在中堂設立了太學和國子學，選拔公卿二千石的子弟為學生。有司奏請學生規模為一百二十人，其中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六十人。盡管學生均為官宦子弟，但畢竟還是品第不一，因而受到世家大族的抵制，所以，東晉設立太學和國子學，但興廢無常，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語言
北方中原舊族南下渡江之后，自以為身份高貴而鄉音不改，前都洛陽又是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為在那里的語言也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天下的楷模。江東士人仰慕洛陽風尚，紛紛習說北語；另一方面，王導等有識的南渡士人為了拉攏吳人而學習吳語，南北語言得到交流。語言上的差別，常成為區分士庶的一個標志。
服飾
東晉人的服飾樣式變化快。孫吳統治的后期，南方人的服飾之制史上長下短，到了司馬睿時改為上衣短小，衣帶才到腋部。葛洪在《抱樸子外篇》中指出：東晉建立以后，衣服冠帽的形制經常變化，一時長一時短，一時寬一時窄，有時高有時低，有時粗有時細，佩戴的飾品也不固定。東晉士大夫階層特別偏愛輕裘緩帶寬衣，與當時魏晉名士崇尚自然放任的生活方式有關。當時的士大夫除了穿履（單底鞋），（復底鞋）和長筒靴以外，還盛行穿木屐。屐由連齒屐和二齒屐多種，東晉時多為二齒屐，屐齒可以脫卸，士大夫耽愛山水，為行走方便，上山去前齒，下山去其后齒。足履高屐竟也成為顯示身份的標志。
飲食
東晉時期，南方人食稻者居多，官吏月俸也是用白米支付，北方人南遷后，又將食麥的習慣帶到了南方。米粥、麥粥、豆粥等除了作為老人和幼兒的食物外，也曾作為救荒食物。由于南方水產豐富，魚、蟹等水產品也是南方人常吃的菜肴。同時，飲茶的習俗在東晉有了進一步發展，喝酒則是東晉名士的普遍嗜好。
婚姻
由于東晉門閥制度達到頂峰，故當時的婚姻制度嚴格地講求門當戶對，形成了士庶不婚、身份內婚兩大弊端。身份內婚制的盛行，導致高門大族間的婚配循環，親上加親，血緣異輩婚、近親婚配等反優生的嚴重后果。東晉的中下層婚姻關系則較為自由。
喪葬
在喪葬禮俗方面，東晉承續晉朝，倡導薄葬。據考古資料記載，也證實了東晉確實是實行了薄葬。一向看重厚葬的南方大族的葬制也發生變化，薄葬風俗開始流行。
帝王世系
參考資料 >
《女史箴圖》：千年演繹，千年傳奇.今日頭條.2023-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