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火竞技最新网址,雷竞技,ACE电竞

來源：互聯網

江南是中國一個地域空間。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江南的地理范圍是不同的。江南地理范圍的內涵大致包括四個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

江南是個具有一致氣候特點的地域，這個地域比人們慣常認為的“江南”要廣大，可稱之為“大江南”。這一地域的主要氣候特點是：春雨、梅雨、伏旱，以及冬季的陰沉細雨和陰冷。江南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地理環境大致分為平原水鄉、山地丘陵和盆地。江南境內的河流多為長江水系，江南湖泊很多，是中國淡水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區域。江南地區風景獨具特色，園林與古鎮堪稱其代表性景觀。這里園林文化昌盛，在長期發展演變中形成了鮮明風格與深厚內涵，因而成為中國園林研究領域的重要關注對象。

五胡亂華時期，北方士族和百姓因戰亂與社會動蕩大規模南遷，建武元年（317），司馬睿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中原士族大家相隨南逃，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中原文明南遷。李世民貞觀元年以山川形便原則分天下為十道時，江南道的范圍完全處于長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迤東直至海濱，這是秦漢以來最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江南地區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已出現。在明代，太湖周邊的蘇州市、吳江區、常州、嘉興市、湖州市諸府地區，已經形成為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系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最早的江南經濟區，嚴格地說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已經初步形成，當時以蘇州、杭州市為中心城市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等多級層次的市場網絡。江南長期是中國經濟史上最為重要的區域，千余年來的發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區域，其核心是太湖平原。

歷史沿革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江南”一語所指稱的地域范圍發生過很多變化。在先秦、秦漢人心中，江南是一個極寬泛的概念，是北方人對于南方的一個泛稱。

早期的"江南"概念，通常指長江中游以南、南嶺以北的區域，大致對應今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帶。如《左傳》等古籍中記載的"江南"，多具體指向荊江南岸區域，即現今湖北南部地區。典籍中的江南，是以楚國故都荊州為中心，向南發散的地理單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組成部分，也是漢代十三部州內“荊州”的主要區域，是名副其實的“荊楚之南”。此時，“江”并非“長江”的專稱，“江南”也可指向長江下游，且早期的“江南”一詞，跟“水鄉”“繁華”等意象無關，只是一個大概范圍，存在許多不確定情況。

地名“江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行政區地名中，是王莽篡漢時將夷道縣改為江南縣，該縣在今天的湖北省枝城市，這表明湖北屬于秦漢的江南地區。據歷史地理學考證，秦漢時期的江南，主要指今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省全部，是從春秋戰國一脈相承下來的。

從東漢末年的戰亂開始，“江南”與“江東”的概念開始混同。自孫吳、東晉至于南朝，南方政權皆以建業/建康（今天的南京）為政治中心。六朝更迭，均以長江下游南方地區為統治中心，數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詞在當時的語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權”這一層含義。作為江南政權的核心統治區域，以今天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常常成為“江南”一詞的指代對象，下游開始取代中游，“揚州市”逐漸壓倒“荊州市”。有時北方人干脆直接用江南來指代南方諸朝廷，比如北魏改革家拓跋宏稱贊南梁人物時說：“江南多好臣。”

隨著“江南”重心東移，其形象也開始轉變。南朝文學家謝朓在《入朝曲》中贊美道：“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江南”逐漸擺脫了“丈夫早夭”的陰影，開始與經濟、文化的發達聯系起來，“佳麗地”一詞也成為古人贊美江南時的高頻詞之一。

較確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終形成。李世民貞觀元年（627年），以山川形便原則分天下為十道時，江南道的范圍完全處于長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迤東直至海濱，這是秦漢以來最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南北統一以后，唐朝設立了幅員遼闊的“江南道”，將中游與下游全部囊括在內。開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將江南道分為江南東、江南西、黔中三道，分別進行管理。從此，中游與下游再不曾同在一個行政區劃中。

在節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江南東西兩道又被劃分為不同節鎮。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節鎮，其余仍稱江西省；江南東道則衍生出浙西、浙東地區、福建省等節鎮。浙西一鎮管轄今天江蘇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一帶，包括蘇州市、湖州市、常州、杭州市、鎮江市（今鎮江）、睦州（今建德市）等地；浙東一鎮管轄今天浙江東南部，包括越州（今紹興市）、明州（今寧波市）、臺州市、溫州市、衢州市、婺州（今金華市）、麗水市（今麗水）。從唐朝白居易《憶江南》中的蘇杭兩地，再到宋代“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鎮。

自唐末五代十國到南宋，浙西、浙東兩鎮或分或合，總稱“兩浙”。這一地區，構成了兩宋時期“江南”的核心區域，總體符合現今中江南地區的范圍。宋室南遷之后，“江南”再次成為江南政權的代稱，《元史》所謂“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南宋統治核心在以杭州市為中心的兩浙地區，此時的“江南”常常與浙江省互為表里。

至遲在明代，太湖周邊的蘇州市、松江、常州、嘉興市、湖州市諸府地區已經形成為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系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官方文書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鎮江、杭州）并稱該地區。因此，最早的江南經濟區嚴格地說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事實上已經初步形成，而且這個經濟區當時是以蘇、杭為中心城市的，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鎮等多級層次的市場網絡。

明朝建立以后，對浙西進行了拆分，蘇州、松江區、常州、鎮江市等地直隸南京，其余杭區、嘉、湖等地歸浙江布政司管轄，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兩省邊界。明清語境中“江南”的核心范圍，大致包括蘇、松、常、鎮、杭、嘉、湖、應天（江寧）以及后來從蘇州市分離出來的太倉州。廣義的“江南”，還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省的紹興市、寧波市等地，與今天“吳語區”的概念多有重疊，具備獨特的經濟、文化象征意義。

清朝攻克南京后，廢除其首都地位，在原直隸南京管轄的地區添設江南省，范圍相當于今天江蘇省、安徽兩省之和，這是“江南”一詞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區劃之中，但清朝江南省的設立，也無法將長江以北納入“江南”之中。

千余年來的發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區域，其核心就是人們熟知的太湖平原。大約公元前11世紀，周太王古公父的兒子姬泰、仲雍從中原出逃至江南，在今無錫梅里一帶建造小城，名“太伯邑”，城臨湖而筑，太湖因而得名。太伯、仲雍將中原地區的文化帶入江南，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吳文化。

太湖是中國東部近海地區最大的淡水湖，這里流域密集的水網，自古就有“八百里太湖跨三州”之說。太湖河道自京杭大運河開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絕，造就了一個富庶的江南，也造就了一個文人會集的江南。

2007年，氣象學者、地理學者、歷史學者、經濟學者、中文學者和語言學者分別從自己的視角為“江南”劃界。在論述中，“江南”呈現了迥然不同的面貌，“江南”是一塊由民意劃出的地域。

區域范圍

綜述

“江南”是一個變動不定的歷史概念，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江南”的地理范圍各不相同，在有關論著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學者心目中大小不一的“江南”，究竟孰是孰非，似難簡單斷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沈學民、李伯重、周振鶴等學者對此也曾先后有專文論列，然因標準不一，觀點仍不盡相同。于此可見，要想對“江南”范圍達致共識，首先必須在認識標準上求得相對統一。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圍的內涵應包括四個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

自然地理范圍

江南，僅從字面意思理解，指的是長江以南的區域。但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當人們使用“江南”這個詞時，所指的地域范圍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不同的界定。據學者考證，“江南”一詞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當時，它所指的范圍非常小，僅是楚國郢都（今江陵）對岸的東南一小片地段。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在長江南岸不斷開拓疆土，領土面積日益擴大。隨著楚國勢力的延伸，“江南”的范圍也相應地向東南方向擴展，逐漸涵蓋了今武昌以南以及湘江流域。

秦漢，“江南”有了相對明確的主要指代范圍，主要是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具體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省全部，向南一直延伸到南嶺一線。不過在實際運用中，“江南”所涵蓋的范圍比較寬泛，其使用較為靈活，能讓人大致明白所指區域。例如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提到：“江南金錫不為用，譙蜀丹青不為采”；《史記·始皇本紀》記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郡”。由于金錫向來被看作是東南吳越地區的特產土貢，由此可以推斷，在秦漢人的觀念里，“江南”包含了今長江下游的江浙。

然而，與長江中游的江南地區相比，秦漢時期人們在指代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時，使用頻率更高的還是“江東”“江左”等名詞。“江東”是因長江自蕪湖市至南京段向東北方向斜流，以此段江為標準來確定東西方向而得名，大致指今安徽南部、江蘇省南部、浙江省北部等地；“江左”和“江東”意思相同，因為古人以東為左，所以有了這樣的稱呼。

自孫吳立國江東，江東經濟文化在經過秦漢數百年的相對沉寂之后，開始得到新的發展，其后歷經東晉、南朝，首都建康已經形成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隨之，“江南”所指的范圍也由西向東轉移，成為一個意有所屬的特指概念。南梁文學家謝朓在《人朝曲》中所贊嘆之“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為理解“江南”提供了兩條線索；其一，此時江南的范圍已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帶；其二，“江南”一詞的內涵與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相聯系，故而被譽為“佳麗地”，后人以“塞北江南”來喻指北國風光，其著眼點也正在于此。自然地理學者眼中，“江南”是指長江以南的地區。長江以南有一大片丘陵地區，區域的北面是地面寬廣低平、起伏不大的長江中游平原；東部和東北部是長江和浙閩獨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嶺；西部經武陵山和雪峰山與云貴高原相連接；南部與南嶺山地相鄰。區域內鑲嵌著一些山地，大體上是以相對高度小于100米的丘陵為主。因地處長江南岸，又與長江水系有直接關聯，所以，被統稱為“江南丘陵”。

氣候地理

在氣象學研究中，江南通市常被界定為具有一致氣候特征的地理區域，其范圍較傳統認知的“江南”更為廣闊，學界常稱其為“大江南”。該區域具體涵蓋淮河以南、南嶺以北、東經110度以東的大陸地區及臺灣省最北端，包括湖北、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江蘇省、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等地。最狹義的江南，是行政意義上的江南，是指江蘇省南部、浙江省北及部其附近地區，也就是“乾隆下江南”或宋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江南，或范圍更大一些的古代地區名（省、路、道）等等。

行政地理

最早以“江南”作為行政區劃名稱的是王莽改夷道縣（今湖北省枝城市）為夷道縣，但王莽改制曇花一現，江南縣旋改旋廢，所以鮮為人知。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朝廷依據山河的地理形勢，將全國劃分為十道。其中，江南道的范圍最為廣闊，它涵蓋了現今長江以南、南嶺以北的區域，西邊起始于四川、貴州，東邊一直到海濱，幾乎占據了近半個中國，是真正意義上廣袤的“江南”地域。到了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被拆分為三部分，分別是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東道包括如今的蘇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贛東北地區。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東道又進一步細分為浙西、浙東（浙江東道與浙江西道時有分合情況）、宣歙、福建四道，浙西管轄現今的蘇南、浙北、上海等地。與此同時，江南西道也被一分為二，成為湖南道和江南西道（簡稱江西道），這便是如今湖南、江西兩省名稱的由來。唐朝初期設置道，原本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縣的監察區域。安史之亂后，負責巡察的觀察使大多由掌握軍政實權的節度使、團練使等兼任，于是道就從監察區逐漸轉變為州縣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區。

宋朝時，將道改為路，設置了江南東、西路。江南東路管轄一府（江寧）、七州（宣、徽、江、池、饒、信、太平）、二軍（南康、廣德市），大致包括現今的南京、皖南、贛東北部分地區；江南西路的地域范圍大致相當于現今的江西省全省。在現今鎮江以東的蘇南、上海、浙江地區，宋朝設立了兩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將其分為浙東、浙西兩路。浙西路包括杭州市、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軍，也就是環太湖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與唐代的浙西道范圍相近。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朝把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其轄區包括現今的江蘇、上海、安徽三省市。順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設置了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駐扎在江寧，管轄現今安徽及蘇北地區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駐扎在蘇州，管轄江寧、鎮江市、常州、蘇州、松江五府，這為江南地區分省邁出了第一步。此后，江南省又增設了一名巡撫和一名按察使，劃分區域進行管理。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蘇、安徽分省最終確定下來。由于江蘇事務繁多，又增設了一名藩司，“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劃歸江寧藩司管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劃歸蘇州藩司管轄”。盡管江南省最遲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已經完全分立，但直到晚清時期，人們習慣上仍常用江南省來指代江蘇省。例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給事中孫寶善在奏折中就稱“江南省之徐州市府” 。

在歷史學者看來，江南是中國極為特殊的地區，“江南”所指地域范圍自古多變。近代，江南指鎮江市以東的江蘇省南部及浙江省北部，狹義僅指太湖流域；而古代其涵蓋面遼闊得多。

較為確切的江南概念于唐代最終形成。李世民貞觀元年，依山川形便原則將天下分為十道，其中江南道完全處于長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延伸至海濱，是秦漢以來最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唐代江南已呈現繁盛富庶之象，唐人描繪寧夏平原風光時便用上了“塞北江南”一詞。

自唐代起，江北的揚州市一直被視作江南，至清代初年仍屬江南范疇。明清時，以蘇州市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方面都超越了揚州。清代后期，尤其是近代以來，揚州地位驟降，不再被視為江南；不僅揚州如此，連鎮江市也被歸為江北。

經濟地理

江南的經濟地理范圍是明清經濟史學者關注的問題之一，但從來沒有達致統一的認識。在有關學者的論著中，江南大則囊括蘇皖南部、浙江省全省乃至江西省大部，小則僅有太湖東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則有蘇松常鎮或蘇松嘉湖四府說、蘇松杭嘉湖五府說、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說、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徽九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甬紹十府說等等。為此，李伯重先生根據施堅雅的區域研究理論，提出劃分“江南地區”范圍的兩條標準：其一，該地區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該地區具有經濟聯系的緊密性和經濟水平的接近性。所謂“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好還屬于同一水系，使其內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李伯重顯然接受了施堅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論，強調水系的功能。區域內經濟聯系的緊密性則主要采納了施堅雅的高層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論，即“一個經濟區應當有一個人口和財富集中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財富密度逐漸遞減的同心圓。該地區的主要城市的商業腹地都在該地區的邊界之內，這些城市之間的商業聯系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際貿易幾乎都在該地區的核心部分”。據此可以認定，明清江南地區蘇、松、太、常、杭、嘉、湖、寧、鎮八府一州應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經濟區。首先，該地區由太湖水系和江南運河連為一體。其次，該地區已形成幾個具有高層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業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這些高層中心地的基本經濟腹地。第四，該地區已形成了一種具有核心——邊緣關系的地域分化結構，在最高層中心地蘇州市周圍，由南京、杭州市、松江區（明）——上海市（清）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核心區。

李伯重劃定的明清江南地區的范圍與臺灣學者劉石吉的界定相一致，并得到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可。然而就在這八府一州的范圍內，無論是地形地貌、抑是經濟水平都存在著明顯的東西部差異，僅僅依據水系河流與經濟聯系來界定江南這一歷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認為：“在這個經濟區與嚴格按照施氏標準界定的經濟區之間，也存在著一個重大差別，即：此地區的一些大城市的商業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區的邊界。其中南京和杭州市兩大城市既是蘇、浙二省的省會，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這八府一州的西部邊界，所以它們的商業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邊界之內”。“就是江南一些專業化的市鎮，貿易范圍也往往越過上述邊界”。但“總的來說，這個地區內各中心地之間的聯系大大超過它們與外地的聯系，它們各自的基本商業腹地主要還是在這個地區之內。這種密切的內部經濟聯系，使得該地區確實可稱為一個經濟上的統一體”。如此說來，這一經濟區域范圍的確定，在依據兩條客觀標準的同時，仍然摻進了較強的主觀判斷因素，以八府一州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區與作者所設定的兩條客觀標準之間仍存在著一定距離。

再從具體研究中學者所持觀點看，日本學者對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平原的蘇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國學者更多的是從事具體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極少。即使國內一些學者，在認同江南八府一州范圍的同時，實際研究仍集中在東部地區。同樣，李伯重在新近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中，“為了討論的方便，將所論的‘江南’地區限定于地理學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圍大體包括宋代浙西路轄下的蘇州市（平江府）、常州、秀州（嘉興府）、湖州市與江陰軍。”在劉石吉統計的《明清兩代江南千戶以上市鎮表》中，所有千戶以上的市鎮均集中于太湖周圍各州縣。近代上海開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國以后，這種東西部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84年，中國政府劃分的“上海市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加上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寧波市、紹興市，共10市55縣，面積占全國的0.8%，人口占全國的5%，而工農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5%，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經濟學者認為，至遲在明代，太湖周邊的蘇州市、松江、常州、嘉興市、湖州市諸府地區，已經形成為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系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官方文書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鎮江市、杭州市）并稱該地區。因此，最早的江南經濟區，嚴格地說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已經初步形成，而且這個經濟區當時是以蘇、杭為中心城市的，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等多級層次的市場網絡。江南核心區域是太湖平原。

文化地理

周振鶴先生在（釋江南》一文中總結說：“江南不但是一個地域概念--這一概念隨著人們地理知識的擴大而變易，而且還有經濟意義——代表一個先進的經濟區，同時又是一個文化概念--透視出一個文化發達取得范圍"，將“江南"解釋為一種文化概念，無疑為我們界定和理解“江南”提示了一條重要思路，可惜文中未作申論。

從文化而言，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表現出風格各異的區域特色。在新石器時代，太湖流域的文化發展序列是羅家角早期遺存、馬家浜遺址、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陶器紋飾風格以素面為特色。寧鎮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類型、北陰陽文化、昝廟一期、昝廟二期，陶器紋飾風格多為素面，但軟陶泥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江淮平原的薛家崗文化和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這主要是因為寧鎮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因而更易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在商朝，寧鎮地區的湖熟文化與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存在著較大差異。湖熟文化的文化淵源主要是繼承了該地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馬橋文化則因為與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間存在著數百年的文化斷層，其文化主源頭來自南方的幾何印紋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發展水平反而出現倒退現象。商末周初句吳國建立之后，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因同處吳國境內而出現文化整合，但由于缺乏可資說明的文獻、考古材料，還遽難定論其整合至何種程度。

晉室南渡后，大量北方士族僑居寧鎮地區，僅京口區（今鎮江市）的僑民多達22萬，比土著居民還多2萬。由于人口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從而帶來寧鎮地區方言、風俗直至文化面貌的巨變。太平天國戰爭中，寧鎮地區人口損失慘重，戰后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涌入，寧鎮地區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話方言系統，脫離了吳方言區。今以丹陽市、金壇區、溧陽市、高淳區以西屬江淮官話，以東則屬吳方言，涇渭分明。與寧鎮地區相比，太湖流域是孫吳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僑姓士族新來乍到，為求和平共處，遂避開吳姓士族而向浙東地區發展，保證了太湖流域文化的連續性和相對獨立性。

從《宋史·地理志四》中可以清楚看到，江南東西路（含江寧）與兩浙路之民風有著鮮明的不同。江南東西路，“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兩浙路，“人性柔慧，尚佛塔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于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時期，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的民風習俗之差異仍是清晰可辨。如正德《松江府志》載：松江.人“信鬼好祀，至今為然，而鄉落為甚，疾病專事禱祈，有破產傷生而不悔者"；“尚清雅，飾玩好，境內皆然，而西南為盛；畏首事，喜隨眾，則府城以之”。乾隆《元和縣志》載“蘇州古城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家，雖尋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安逸樂，兢侈靡。雖輿臺賤隸，高門大宅，御輿乘馬，衣服不衷，飲饌無度；即婦人女子，輕裝直髻，一變古風，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文繁而質寡，外富而中貧”。

與蘇松地區相比，寧鎮地區民風顯得較為淳樸。明弘治、正德年間，金陵人顧磷說：“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沖融，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萬歷以后，金陵民風也開始出現較大變化，在溧水縣，民風士氣依舊淳樸。據光緒《溧水縣志》載：萬歷時，“溧之民樸而嗇施，捐而寡合……婦女不出戶，力勤紡績。寒士不恥惡衣惡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輿馬，士大夫不聽無籍投售為奴仆，棟宇不作斗棋施繪采，衣服不慕紈綺，飲食不求珍異。……婚嫁重門戶，納彩、納幣、請期及親迎、廟見，皆遵古禮。……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異姓不得人譜。……鄉里淳樸之氓，不見外事，安于畎畝，衣食務本力農”。與溧水區緊鄰的溧陽市縣，清朝康乾時期，還是“民俗果毅，務本植谷，不事商賈”。“聚族而居，崇尚諧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飯焚帛。紳士顯貴，不計奩財。村有學師，軒文而輕武”。高淳區縣至民國時期仍是“崇孝義與太湖平原應屬于兩個不同的文化區域。

按照方言的習俗進行歸類，長江中下游平原以南地區可分為六大方言區。相關學者認為，這些區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其中，以江浙一帶吳語區最具代表性。《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對“江南”一詞有兩個解釋：一是長江下游以南的地區，即江蘇省、安徽兩省的南部（安徽南部涵蓋黃山市、宣城市、池州市等地）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長江以南。“江南”一詞的兩種含義可分別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長江，因此無論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長江以南。從方言角度來看，現代漢語里的小江南與吳方言的分布區大體重合，但后者范圍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省和贛東北）。現代漢語里的大江南與南方方言的分布區也大體重合，但后者范圍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長江上游以南地區。

地理環境

地形地貌

江南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地理環境大致分為平原水鄉、山地丘陵和盆地。

平原水鄉

江蘇省南部與浙江北部屬于平原水鄉區域，分別有蘇南平原、浙北平原，浙江東南沿海也有平原分布。

蘇北平原的主要城市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5個省轄市。

杭嘉湖平原平原主要包括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杭嘉湖平原是長江三角洲的組成部分，地勢十分低平，河網縱橫交錯，主要分布著杭州市、嘉興市和湖州市等城市。寧紹平原地處浙江東部沿海，寧波市和紹興市是其主要城市。此外，在浙江東南沿海丘陵地帶存在平原區，自北向南分布著溫黃平原、溫瑞平原等。溫黃平原因溫嶺市、黃巖區兩地而得名；溫瑞平原則是以溫州市、瑞安市兩地命名。

山地丘陵

山地丘陵地區通常也被稱作山區。實際上，山地和丘陵之間的區別并非是絕對的。山地與丘陵都屬于高于海平面的隆起地貌類型。二者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即地面都有起伏，但起伏程度不算大。一般而言，海拔達到500米以上，且相對高度低于100米的，被定義為山地；而海拔處于200米至500米之間，相對高度通常不超過200米，地形分布較為雜亂、無規則的，則被稱為丘陵。皖南、贛東北、浙江的東西部地區以及浙南，都屬于山地丘陵地帶。其中，浙江的山地和丘陵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70.4%。

盆地

浙江的盆地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部區域，可劃分為浙東盆地、浙中盆地以及浙南盆地。

浙中地區分布著多個丘陵盆地，例如諸暨盆地、嵊新盆地、天臺盆地、仙居盆地等。金衢盆地處于千里崗與仙霞森林公園兩座山脈之間，沿著衢江延伸展開，它是浙江規模最大的盆地。

浙南中山區是錢塘江地勢的最高區域，省內的錢塘江南源以及甌江都發源于此。該區域的山間分布著一些面積較大的盆地，主要有麗水盆地、松古盆地等。

山脈

江南的山脈主要安徽的黃山、九華山和浙江省的千里崗、仙霞嶺、洞宮山、括蒼山、雁蕩山、會稽山、四明山、天臺山及天目山山脈等。最高峰黃山蓮花峰海拔1860米。

氣候特征

江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江南的氣候特征。江南北面緊鄰東西走向的長江，東臨東海，南鄰南嶺山脈。江南地區的主要氣候特征是夏季高溫、濕、多雨的濕熱和冬季陰沉細雨的陰冷。

在冬春季節，北方的冷空氣南下，常常停滯于南嶺北坡;北上的暖空氣卻越過南嶺山脈之后與冷空氣混合，形成江南地區的冬春寒雨，使江南地區成為同緯度冬季氣溫最低而濕度又大的地區（高原除外）和春季多雨地區。冬天陰冷為江南氣候的第一特色。綿綿春雨是江南地區氣候的第二特色。初夏季節，大約六月上中旬左右江南地區會進入它所特有的季節--梅雨季節，江南地區氣候的第三個特色，俗稱話梅季節（此時正值楊梅成熟）。這是由于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季節性北上，南方的暖濕氣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氣相遇產生鋒面雨。副高壓繼續北上，在盛夏時節控制江南地區，這時江南地區變成了全國最為問熱、大面積高溫的地區。此時季節稱為伏旱，這也就是江南氣候的第四個特色。江南冬季陰冷、潮濕和夏季酷熱、悶濕天氣使江南地區成為世界同緯度人體感覺最為不舒適的地區。

根據香港天文臺提供的資料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提供的《建筑氣象參數標準》中有關江南城市各參數，可以歸納出江南地區有如下共同的氣候特點：

（一）全年日照市時數在1600左右，年日照百分率25-50%，年中午最低入射角高于 35 度。

（二）年平均空氣溫度15.7-18.7℃，最熱月平均 31.6-33.4C，最冷月平均-2.2~-17.4℃，年較差11-19℃，日較差5--10℃，極端最高溫度38-43℃，極端最低溫度13--17.4℃。

（三）最熱月平均空氣濕度75--91%、最熱月12時平均空氣濕度50-80%，最冷月平均空氣濕度60-85%。

（四）年平均降水量900-2200毫米，日最大降水量350-700毫米。

（五）除個別特殊地理位置的城市外，年平均、夏平均和冬平均風速一般1.3-3m1s，冬平均風速比夏平均稍大。冬天風向多北風，風頻20-30%，夏天風向多東南風，風頻10-20%，而靜風幾率全年都在30%左右。

（六）全年雷暴日數接近10日。

水文特征

河流

江南境內的河流多為長江水系。此地區水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主要河流大部分源短流急，流域面積狹小。江南第一大河流是錢塘江，其正源新安江出自安徽省徽州地區，南源衢江。兩江在建德市梅城鎮匯合，注入杭州灣。皖南的主要河流為新安江，新安江為錢塘江正源，境內干流長240公里。建德以下較大的支流還有分水江、壺源溪、浦陽江、曹娥江等。

曹娥江被認為是錢塘江最后一個大支流。其它主要獨流入海的河流，還有甌江、靈江、甬江、飛云江、鰲江等。位于浙江省北部的苕溪注入太湖，屬于長江流域的一部分。京杭大運河屬人工河流，在江南境內稱為江南運河作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歷史上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

湖泊

江南湖泊很多，中國淡水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區域。分布在江南的湖泊有132個，占全國湖泊總數的63%。其中，五大淡水湖中有三個湖泊位居該區域。大一些的湖泊有蘇南太湖、西湖、江西鄱陽湖、南湖、紹興東杭州湖、東錢湖及人工湖泊千島湖。太湖是中國東部近海地區最大的淡水湖，流域密集的水網，自古就有“八百里太湖跨三州”之說。太湖河道自京杭大運河開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絕，造就出一個富庶的江南，也造就了一個文人會集的江南。“江南”地域特殊，沒有清晰的邊界。

經濟

因為江南文化的開放與創新，在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長三角一直是中國引進外資最多的區域之一，也是全國經濟最活躍，創新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表現出強烈而鮮明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特征。

實際上，江南之地一直是中國外向型經濟的起點。西方列強進入中國首先是從包括江南在內的沿海地區開始的，所以江南也是產生和發展國際貿易最早也最多的地區。加之江南自宋以來，一直領先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教育，因此，為自強救國，當彼時那些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江南之士，率先喊出“工商為先”、“實業興國”的口號之后，江南地區率先主動學習起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和經濟知識，率先發展起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20世紀20年代以后，江南地區在棉紡、面粉、繅絲、火柴，雪茄、機器修造等各行各業均出現了集中化程度很高的民族資本集團。比如，張謇的大生紗廠，榮氏兄弟的保興面粉廠、申新紡織公司，穆湘玥的恒大紗廠，聶云臺的恒豐二廠、中國鐵工廠，顏惠慶的江南水泥廠等等。江南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名副其實的搖籃。

在中西文明對沖下，面對內憂外患，外國企業的擠壓，懷著熾熱的愛國情懷和深沉的社會責任，近代的民族工商業表現出了強大的創新能力。著名銀行家，被譽為中國摩根的陳光甫，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大膽創新。為抵制國際經濟侵略，1915年，陳光甫籌資10萬，迎難直上，在上海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專攻小額儲蓄，憑著“一元開戶”“整存零取”破局開路，短短數年便聲譽鵲起，到1935年，他的銀行從區區七八萬元資本、僅僅七人的規模，成為擁有500萬元資本、40多家支行的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的40多年來，江南地區的區位優勢更加凸顯。1984年，對外開放和發展對外經濟被提高到戰略高度，位于長三角的蘇南地區率先抓住這一歷史發展機遇，率先提出外資、外貿、外經聯動并舉的經濟發展策略；并積極幫助鄉鎮企業借水行舟。多方舉措之下，長三角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序幕就此拉開。

文化

綜述

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經歷了幾個階段，商周以前是江南文化的發軔期，春秋戰國是成型期，秦漢是發展過渡期，魏晉南北朝隋唐是轉型發展期。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江南文化特征經歷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轉變，文化地位也經歷了由偏遠到成為中心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詩情畫意、田園風光為顯著特征的文化風貌，這種詩意之境與歷史演化密切相關，詩化的江南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走向現代。狹義江南的典型特征涵蓋水鄉風貌、園林藝術及吳語文化等方面。文化意義上的江南核心區域主要集中在吳語區的蘇南、上海市、浙北地區。

地域文化

南北朝及唐代“江南”已經作為風景優美物產富饒的代稱而用于形容某一北方地區，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后周宣政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于靈州，其江左之人，尚禮好學，習俗相化，因謂之塞北江南。”唐代韋蟾《送盧潘尚書之靈武》：“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這兩處塞北與江南不是對舉，而是塞北的江南之義，是從文化意義上來使用的，可見此時“江南”不單是地域概念了，還有了鮮明的文化內涵。

科教文化

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會普遍崇尚文教，重視文化教育。東晉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劉知幾云：“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晉朝南梁統治者對文教的提倡也是形成崇文狀況的重要因素，蕭衍、蕭統蕭統、司馬昱蕭綱、蕭繹都才華橫溢，能詩能文。他們廣泛接納文士，頻繁進行文學活動。梁朝君臣對待文學的態度確實對社會風氣的轉變有著巨大的作用，東晉、南朝時期，江南公學、家學發達，世家大族藏書、讀書風氣盛行。學校的建立加速了文化的傳播，也促進了民風的轉變。經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鮮明的特征。

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之興盛，始于重教之風氣。江南地方的崇學重教，在各地方志中屢有提及，如洪武的《蘇州市府志》就說“雖閭閻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讀師談遷童蒙”。崇學重教使得江南出現了眾多的文學者，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巨匠大家，明代許多著名儒士都出自于江南。其實在宋時鄭毅就曾說過：“蘇州古城、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蔽，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據有學者對兩宋人物統計，以太湖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大多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至元朝，在異族統治下的文人知識分子苦無出路，紛紛擇地隱居，江南則成為其匯聚之地。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中說當時大量北方士人“視江南如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以至到了明代，江南人文盛況更為蔚然，從明代江南中進士人數上即可窺見一斑。就范金民先生所統計，明代共有進士24866人，江南為3864人，占全國總人數的15.54%，即不到七個進士中就有一位江南人士。其中文魁更是以江南人居多，明代共有89位狀元，江南就有21人，占近四分之一，榜眼、探花、會元也多是江南人士。舉人到進士的比例使我們能明了學校人口中舉人資格人口的文化素質，而學校人口比例高則反映了其地區文化教育水平高，江南高素質的人才興盛，科舉鼎甲連綿不斷，全國其他地區無可匹敵的歷史文化現象充分地說明了江南培育人才的土壤甚為肥沃，也充分表現出江南社會重教、文風興盛才使得江南教育環境如此優越。

詩詞文化

江南詩人無論數量、質量方面均占據唐代詩歌創作的重要地位。據統計整個唐代有詩作存世的江南詩人357位，占唐代詩人總數的18.5%，而江南詩人存詩數量達11346首，占了現存唐詩總數五萬五千首的20.6%，超過了五分之一。唐江南籍眾多詩人中，如虞世南、許敬宗、駱賓王、賀知章、包融、張旭、儲光羲、戴叔倫、劉長卿、嚴維、錢起、權德輿、顧況、皎然、張籍、李紳、孟郊、秦系、張祜、朱慶馀、殷堯藩、施肩吾、陸龜蒙、項斯、羅隱、貫休等，都是唐詩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礎上，江南自然“成為一個與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

宗教文化

江南文化具有較為濃厚的宗教性內涵，從漢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對偏遠，受儒家影響要比中原晚而輕一些，在文化個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躍，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進而與古老的好神巫的傳統結合，產生了鮮明的宗教特質。吳越先民自古就是“信巫鬼，重淫祀”。江南水網密布，人們舟船為生，為適應水上作業的要求和威懾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吳越先民在與水患斗爭中逐漸形成敬事鬼神的信仰傳統。吳、越民間信仰體系極其龐雜，有眾多的地方性神祗崇拜。這些神祗涉及吳越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以說五花八門，如神話人物神、自然崇拜神、歷史人物神等等。隋唐時期這種信巫鬼好淫祀之狀況仍然十分普遍，《隋書·地理志》載：“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唐崔龜從《宣州區昭亭山梓華君神祠記》云：“吳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謁醫而禱神。”(卷729)狄仁杰為江南安撫使時對江南“歲時尚淫祀”的風俗極為不滿，強制進行大規模的移風易俗，將一千七百余所祠廟中的七百余所祠廟焚毀。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江南的這一文化傳統，到了中唐貞元間，于頔為湖州市、蘇州市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祠費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姬泰、伍員等三數廟存焉”，又重新廢除當地眾多祠廟。然而距此不到三十年的長慶三年 (823)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又上書朝廷，請求“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見江南重鬼神的風俗與淫祠傳統之根深蒂固，朝廷采取強制措施是很難改變的。

藝術文化

東晉南朝的書法、繪畫、雕刻等藝術也取得杰出成就，出現了數位影響深遠的藝術家。晉陵縣顧愷之，倡導“以形寫神”，其人物畫出類拔萃，藝術手法出神入化。7蘇州市陸探微的人物畫造型“秀骨清像”，會稽郡張僧繇以佛寺壁畫和人物寫生畫著稱，宗炳、王微的山水畫論奠定了中國繪畫的理論基礎。其他如劉宋的顧寶光、孔琳之、張永、范曄，南齊的王僧虔，南梁的陸果，陳時的顧野王、智永等都是杰出的書法家，六朝的陵墓石刻、佛寺石刻也展示了此時雕塑藝術的非凡成就。最典型的是金陵的“石辟邪”，它造型奇異，體形巨大，昂首闊步，神勇超邁，集天地間各種巨猛金獸之大成。體現了雕塑家的超凡杰出的想象力和中國藝術得意忘形的最高藝術境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江南社會風氣發生很大變化，唐初魏徵《隋書·地理志》載丹陽、宣城市、毗陵縣、會稽郡、會稽、余杭區、東陽等地“川澤沃行，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并凄。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風俗澄清，道化隆治”。[]隋唐之際江南社會風俗已經基本完成了由尚武到崇文的轉變。

建筑

江南建筑粉墻黛瓦的黑白世界具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黑與白這種在繪畫藝術中的兩極色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陰陽兩界、象征天與地的色彩，被我們古人成功運用到江南建筑的主體外觀上，使其成為江南建筑最為貼切的質樸外衣。有了粉墻黛瓦的綴飾，江南的山水就更加如詩如畫了，毋庸諱言，這種黑白色彩在江南建筑外觀上廣泛整體的運用，在世界地域建筑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江南建筑形態的形成往往是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江南古鎮的空間形態也是如此。江南古鎮建筑的形成有兩種源頭：其一是基于江南水鄉自然環境而產生的樓閣式建筑，其二是基于傳統文化中禮制的影響而形成的合院式結構。二者相互融合，并在江南人所推崇的道家猶“天人合一”的觀念下形成隨意、自然而又不失和諧的建筑形態。這里以青浦朱家角鎮古鎮為例。朱家角古鎮民居，大多為一、二層的磚木結構，瓦頂房屋。為適應江南溫濕多雨的氣候，民居一般設有天井，穿堂后院，呈院落布局。屋面是青瓦，外墻用磚砌；屋頂、屋檐及山墻的高低，大小多有變化，形成高低錯落的形體節奏。水鄉的特殊地貌使建筑的整體結構產生了處處“與水為鄰”的特點；建筑或是依水而建，或是與河平行，沿河居民臨水設門設窗，建起大小，形態及方位皆有不同的水埠，造成了極富變化與情趣的臨水空間，與橋，廊等江南建筑的典型元素一起形成豐富的空間。

絲綢

1958年，在世界絲綢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考古人員在0572南郊錢山漾新石器遺址的下文化層中出土了“一筐”（竹編盛器）寶貝，里面盛著已經碳化的絲線、絲帶和一片沒有碳化的絹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經過科學測定，確定絹片誕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蠶絲織物成品。

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蠶桑一直是江南太湖流域農民重要的生產內容和生活來源，絲綢業一直是江南手工業和商業的傳統特色和經濟支柱。晉朝南渡以后，江南地區的春蠶絲綢業就開始嶄露頭角；到唐朝，江南已經成為全國絲綢的重要產區；北宋年間，由于南方少戰火，絲綢生產中心進一步南移；隨宋室南渡，南京、蘇州市、湖州市、杭州市、秀州、越州蠶桑絲綢業迅速發展。由于嫁接技術的成熟，“魯桑”南遷，與原有的江南桑樹優勢互補，培育出品質更優的“湖桑”，加上飼養技術更趨完善，蠶繭和絲綢的品質也隨之大幅提高，花色品種明顯增加，產品風格也有很大的創新。揚州市的白綾、常州的緊紗、杭州的白邊綾等都是聞名全國的精品。江南開始成為全國名副其實春蠶絲綢生產中心。

到了元代，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以農桑為本。元兵進入浙江省時已基本改變屠殺政策，浙江所受破壞程度較輕，蠶絲產區仍在發展。如桑樹，元代在湖桑良種基礎上，又將高干湖桑改良成矮干桑樹，“葉肥嫩而營養足”。又如煮繭，更注意選水用水。在絲織印染工藝上，既繼承了江南傳統，又融進了蒙古族人的情趣，印金工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至元二十九年（1292）馬克·波羅游至長興在他的《游記》里寫道：“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綾羅綢緞，恃工商為活。”記載了當時絲綢之鄉的生活情景。

明清兩代仍在農業社會中爬行，但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絲綢生產的商品性比重越來越大。江南得天時地利之便，海外貿易、技術進步都得到較大發展，生產出一些優秀品種，如南京的云錦、寧綢，蘇州市的摹木緞，杭州市的杭羅、杭紡、花線春，湖州市的湖縐，代表了當時中國絲織的新水平。在江南，除了蘇州、杭州、湖州這樣的“絲綢之府”以外，一大批絲綢市鎮也迅速興起，一時有“無絲不成鎮”的說法。絲業市鎮以江蘇省的震澤鎮和浙江省的南潯古鎮、烏鎮、青鎮、菱湖鎮為代表，在新絲上市時會出現“列肆喧闐，衢路擁塞”“鄉農賣絲爭赴市”“一日貿易權萬金”的盛況。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后，由于西方列強忙累于激烈的利益爭奪而放松了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以及推翻帝制后民族工業有了喘息的機會，中國工商經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其中絲綢業又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民國《中國實業志·浙江省·蠶桑》統計，在1925—1929年民國蠶桑業的全盛期時，全浙江省桑園面積約達到265.8萬畝，養蠶之家近80萬戶，繭子年產量達136萬擔。春蠶業的興旺直接推動了浙江省的絲綢業。至1930年，全國絲綢業最發達的江浙兩省，各個城市擁有的鐵機數，以湖州市最多。據《中國實業志》記載，“浙江省絲織業集中于杭州市市及吳興（湖州）二地”；《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上海生絲貿易報告》說，當時“中國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于杭州、湖州、嘉興市三府，湖州府產量較其他兩府為多”。

繡畫

江南閨繡畫是明清以來在嘉定區及周邊地區流傳的傳統美術形式，專由閨閣女子以桑蠶絲繡繪文人書畫。閨繡畫可上溯至北宋，宋徽宗在皇家畫院設繡畫專科，開啟以傳統書畫為底稿的繡繪藝術，后來滲透到富貴望族和閨閣繡房，對江南地區影響很大。閨繡畫是詩、文、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與傳統刺繡相比較，最大的區別是題材，閨繡畫是對傳統文人書畫進行的二次創作。

方言

《現代漢語詞典》對“江南”一詞有兩個解釋：一是長江下游以南的地區，就是江蘇省、安徽兩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長江以南。“江南”一詞的兩種含義可分別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長江，因此無論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長江以南。

從方言角度來看，現代漢語里的小江南與吳方言的分布區大體重合，但后者范圍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和贛東北）。現代漢語里的大江南與南方方言的分布區也大體重合，但后者范圍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長江上游以南地區。現代漢語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觀是漢語方言歷史演變的產物，長江在阻擋北方方言南進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江南方言主要分兩大語區，沿丹陽市、茅山、高淳、溧陽、廣德為分界線.分界線以西為官話區，分界線以東為太湖片吳語區.兩種方言在語音和詞匯上變化明顯，官話區更接近普通話.即使在吳語區與官話區內部，語音和詞匯也存在細微差異.例如西區的鎮江與南京，雖同在官話區，但由于寧鎮山脈的阻隔以及文化交流方向的差異性，兩地方言在語音和詞匯上存有差別，其中語音差別明顯一些，南京話的一些語音與安徽馬鞍山市一帶相似，而鎮江話的一些語音類似蘇北.東區不同地域的吳語間，在詞匯和語音上也略有差別。

著名景點

綜述

江南是小橋流水，江南是枕河人家，江南是煙雨杏花，江南是水墨田園，江南是丁香小巷，江南是江花勝火，江南是春水如藍，江南是曲徑通幽，江南是畫舫輕移......這些都是江南特有的風貌，也是人們提到江南就會想到的那些具體而生動的感知。當我們把這些表層物象進行凝聚歸類，應該包括三個基本的文化圈層。

第一個是古跡之遺。這里有拙政園、滄浪亭、獅子林、留園、瞻園、沈園、個園等；有西湖、瘦西湖、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楠溪江等；有紫金山、普陀山、莫干山等;有靈隱寺、棲霞寺、寒山寺、雞鳴寺、寶華寺、雪竇寺、大明寺、甘露寺、國清寺等；有蘭亭、鼓樓、煙雨樓、昭明太子讀書臺、鐵琴銅劍樓、天一閣、嘉業堂等；有寶帶橋、斷橋、二十四橋、雙橋、八字橋、白堤、蘇堤等；有報恩寺塔、蘇州云巖寺塔、瑞光塔、六和塔等；有衢州孔廟、孔子廟、岳飛墓、大禹陵、中山陵、徐霞客墓、米芾墓等；有上海魯迅故居、茅盾故居、俞樾故居、唐寅故居、東林書院、杭州胡慶余堂中藥博物館、西泠印社等。

第二是古鎮之美。比如，周莊、同里鎮、木瀆鎮、甪直鎮、錦溪、西塘、烏鎮、南潯古鎮等。古鎮是江南文化的核心部位和典型代表，在江南星羅棋布，比比皆是，如嵌珍珠，熠熠生輝。有人說江南有二十大名鎮，有人說有十大名鎮，有人說有四大名鎮，但不管有多少，這些名鎮都是家家臨水、戶戶通舟的景象，到處都洋溢著魚米之鄉的溫婉氣質。

第三是古城之韻。江南的城市發展比較迅速，許多都是現代化發展的表率，但歷史底蘊卻代表著歲月的深厚，那是永不褪變的文化底色。比如，上海市、南京、杭州市、蘇州、揚州市等，它們有共同的文化氛圍，但同中有異，各有特色，也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杭州文化、蘇州文化、揚州文化等不同的地域特點，它們都是江南文化的富礦，蘊含著挖掘不盡的千年古韻。

江南園林

獅子林

獅子林位于蘇州市城區東北角的園林路23號，開放面積約14畝。獅子林是蘇州古典園林的代表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擁有國內尚存最大的古代假山群。湖石假山出神入化，被譽為“假山王國”。

獅子林始建于元代。公元1341年，高僧天如禪師來到蘇州講經，受到弟子們擁戴。元至正二年(1342)，弟子們買地置屋為天如禪師建禪林。天如禪師因師傅中峰和尚得道于浙江西天目山獅子巖，為紀念自己的師傅，取名“師子林”，又因園內多怪石，形如獅子，亦名“獅子林”。園中最高峰為“獅子峰”，另有“含暉”、“吐月”等名峰，建筑有“立雪堂”、“臥云室”、“指柏軒”、“問梅閣”等。園內多竹，竹間結茅的方丈禪窩，建有“冰壺進”、“玉鑒池”、“小飛虹（橋）”。園建成后，當時許多詩人畫家來此參禪，所作詩畫列入“師子林紀勝集”。著名的畫有：朱得潤的《獅子林圖》、倪瓚（號云林）的《獅子林橫幅全景圖》、徐賁的《獅子林十二景點圖》。（倪瓚和徐賁的畫在清代由皇家收藏，近世有延光室影印本，真跡目前下落不明）。獅子林由此名聲顯著，至元末明初，已成為四方學者賦詩作畫的名勝之地。

拙政園

拙政園，位于蘇州市，始建于明正德初年（16世紀初），是江南古典園林的代表作品。拙政園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蘇州留園一起被譽為中國四大名園。

拙政園是江南園林的代表，也是蘇州古典園林中面積最大的古典山水園林，現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地初為唐代詩人陸龜蒙的住宅，元朝時為大弘（宏）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明代弘治進士、明嘉靖年間御史王獻臣仕途失意歸隱蘇州后將其買下，聘著名畫家、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文徵明參與設計藍圖，歷時16年建成，借用晉朝文人潘岳《閑居賦》中“筑室種樹，逍遙自得……灌園鬻（音：yù，<書>賣）蔬，以供朝夕之膳（饋）……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之句取園名。暗喻自己把澆園種菜作為自己（拙者）的“政”事。園建成不久，王獻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賭中，把整個園子輸給徐氏。400多年來，拙政園屢換園主，曾一分為三，園名各異，或為私園，或為官府，或散為民居，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復初名“拙政園”。拙政園全園占地62畝（另三資料分別為：51950平方米、約50000平方米、52000平方米），分為東、中、西和住宅四個部分。住宅是典型的蘇州民居，現布置為園林博物館展廳。

瞻園

瞻園是南京地區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典園林建筑群，江南四大名園之一，素有“金陵第一園”的美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初為明中山王徐達府邸之“西圃”，太平天國時期是東王府和幼西王府。相傳乾隆二下江南，駐蹕斯園，借蘇軾“瞻望玉堂，如在天上”詩句，御賜“瞻園”匾額。園名由此而來。這里林茂水秀，環境清幽，綠地回廊、亭臺水榭，是秦淮河畔一顆璀璨的明珠。

瞻園景區由瞻園和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兩部分組成。瞻園堂宇闊深，園沼秀異，尤以湖石馳名遐邇，其中以宋徽宗“花石綱”夙負盛名，有金陵第一園美譽，與上海市豫園、蘇州拙政園等并列江南五大名園。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是全國唯一的太平天國專題博物館，是太平天國資料收藏、文物陳列的中心。

瞻園在金陵新四十景中，題為“瞻園覓秀”，園內以“疊石為勝”，名石甚多。當然，有石就有池。瞻園可謂“一拳代山，一勺代水”，情景交融，宛如天成。

寄暢園

寄暢園，位于今無錫市惠山寺北。明正德、嘉靖年間，南京兵部尚書秦金購寺舍辟為別墅，名“鳳谷行窩”。明萬歷十九年（1591），湖廣巡撫秦燿拓建祖園，更名“寄暢園”。清康熙年間，秦氏后人秦德藻偕其子秦松齡延請華亭疊石名家張南垣及侄張鉽，延山引水，平岡小陂，筑“八音澗”，奠定寄暢園今日之景觀格局。

寄暢園是江南著名的山麓別墅式古典園林。園內有江南奇石“介如峰”及知魚檻、七星橋、八音澗、九獅臺、鶴步灘等著名景點。全園氣機貫通，山水相間，充滿雅致。

留園

留園為中國大型古典私家園林，占地面積23300平方米，代表清代風格，園以建筑藝術精湛著稱，廳堂宏敞華麗，庭院富有變化，太湖石以冠云峰為最，有“不出城郭而獲山林之趣”。園于明代萬歷年間（1593年）由太仆寺少卿徐泰時始建。清嘉慶初（1798年），留園為蘇州市洞庭東山劉恕所有，名寒碧莊。同治十二年（1873），園林部分為常州盛康購得，改名留園。1953年蘇州市人民政府撥款整修留園，于年底竣工。1961年被國務院首批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同時公布的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蘇州拙政園一起被譽為中國四大名園。1991年修繕義莊、聶氏宗祠。1997年12月，作為蘇州古典園林典型例證，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留園與拙政園、網師園、環秀山莊共同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98改建西南部為蘇州市園林檔案館。1997年12月，作為蘇州古典園林典型例證，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留園與拙政園、網師園、環秀山莊共同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江南名樓

滕王閣

滕王閣始建于公元7世紀中葉的初唐，最初是為了滿足當時王侯貴族宴請和迎送太子賓客的需要。滕王閣屢毀屢建，現在的滕王閣重建于20世紀80年代，是依據古建筑大師梁思成所繪仿宋式《滕王閣重建計劃草圖》重新設計、組織施工的。樓閣采用“明三暗七”型制的建筑風格，外觀上看只有三層帶回廊建筑，其實閣內共七層，再加上兩層基座，一共九層。

岳陽樓

岳陽樓是木質結構，樓頂形似古代將軍頭盔，別具特色的如意斗拱互相托舉支撐起樓頂，儒雅與威武并具。走進樓內，可以看到4根朱紅色楠木立柱直貫樓頂，承載著整座樓閣的大部分重量。講解員肖湘蓉介紹，岳陽樓始建于東漢末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歷史，原為三國孫吳大將魯肅的閱軍樓，慢慢演變成觀景樓。現在的岳陽樓重建于清光緒六年（1880年），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盔頂古建筑，整座樓閣沒有地基、沒有橫梁、沒有鐵釘，枋、柱、檁、椽全以榫卯結構組合。1983年落架大修，四萬多個木構件被拆解編號重裝，現有樓閣大部分是古代原件或原件修補翻新而成。

黃鶴樓

黃鶴樓始建于三國時期，是作為一座軍事堡壘。如今的建筑基本上是按照清代形制仿造，相較之前更為壯闊。黃鶴樓共有五層，看上去巍峨穩固，雄渾大氣。層層飛檐，似展翅欲飛的鶴翼。登樓可覽大江奔涌、兩江交匯和三鎮景色。

江南古鎮

楓涇古鎮

上海市市金山區的楓涇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早在南北朝梁天監元年（502年）已有村落雛形。因這里形似荷葉，遍植荷花，故稱“荷葉地”“芙蓉鎮”。后因地處白牛蕩，改稱“白牛村”。北宋時，村中有進士陳舜俞為官清正，鄉民敬其清風亮節為鄉梓增輝，遂將“白牛村”更名為“清風涇”；口耳相傳間，又漸次簡化為“風涇”。至明末，“風涇”因諧音演變為“楓涇”，沿用至今。

水墨人家，白墻黛瓦，枕河而居，林木蔭翳，清流如帶。“三步兩座橋，一望十條巷”，蜿蜒水巷似條條翡翠珠鏈，輕垂于古鎮歷史頸項，串聯起座座如鉤似月的石板小橋。清風橋、竹行橋、北豐橋，猶如一枚枚堅實的印章，在歲月深處留下印記，早已與水鄉人家渾然一體。它們以水為街、以岸為市，恰應了“雙橋美名遠播，楓涇三橋麗景無雙”之說。漫步沿岸長廊，觸目皆景，移步換景，宛如徐徐展開的皇皇巨著，漸行漸近，愈近愈豐，漸入古鎮浩瀚深邃的文化長卷。

同里古鎮

同里古鎮屬于江蘇省蘇州市市吳江區，宋代建鎮。鎮區內始建于明清兩代的花園、寺觀、宅第和名人故居眾多，“川”字形的15條小河把古鎮區分隔成七個小島，而49座古橋又將其連成一體，以“小橋、流水、人家”著稱。

同里鎮的歷史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早在新石器時代即有先民在此刀耕火種、生息繁衍。優越的自然條件，使這里成為孫吳最富庶的地方，故原名”富土“。

周莊古鎮

周莊古鎮是世界文化遺產預選地、首批國家5A級旅游景區，位于蘇州市東南，位于小昆山、吳江區、上海市三地交界處。

周莊古鎮四面環水，因河成鎮，依水成街，以街為市。井字型河道上完好保存著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橋。800多戶原住民枕河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舊保存著明清時期的建筑風貌。

周莊古鎮主要景點有富安橋、雙橋、沈廳等。

周莊古鎮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氣候濕潤，日照充足，無霜期長，境內山環水繞，水源豐盛，植被蔥郁。

主要景點：雙橋、沈廳、張廳、富安橋、全福寺、迷樓、周莊舫、澄虛道院、財神居、周莊圖書館。

烏鎮

烏鎮位于浙江省省桐鄉市北端，地處富饒的杭嘉湖平原中心。歷史上曾是兩省（浙江、江蘇）、三府（嘉興市、湖州市、蘇州）、七縣（桐鄉、石門、秀水、烏程、歸安、吳江區、太湖）錯壤之地。陸上交通有縣級公路姚震線貫穿鎮區，經姚震公路可與省道鹽湖公路、國道320公路、318公路、滬杭高速公路、申嘉湖高速公路、乍嘉蘇高速公路相銜接。烏鎮距桐鄉市區13公里，距周圍嘉興、湖州、吳江三市分別為27公里、45公里和60公里，距杭州、蘇州均為80公里，距上海市140公里。鎮域面積79平方公里，建城區面積2.5平方公里。

烏鎮作為中國首批十大歷史文化名鎮和中國十大魅力名鎮、全國環境優美鄉鎮，素有“中國最后的枕水人家”之譽。2023年，烏鎮烏村榮獲“2022鄉村旅游振興標桿項”獎項，2022年“全國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優選項目名錄”，烏鎮景區成為浙江省唯一上榜名單的景區，成功入選“非遺旅游景區”之列，2022年烏鎮景區上榜第二批國家級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公示名單。

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縣東北部, 村落面積19.11公頃，宏村始建于南宋紹熙年間。背倚黃山余脈羊棧嶺、雷崗山等，地勢較高，被譽為“中國畫里的鄉村”。?宏村位于黃山西南麓，黟城之北，，是世界文化遺產地、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5A級景區、全國生態文化村、全國歷史文化名村、2008年中國奧組委向全世界推介的8大名片之一。宏村旅游資源極其豐富，全村現存明清古民居137幢，獨特的牛形村落原型、舉世無雙的人工古水系、精良的建筑藝術和美輪美奐的山水田園，構成了皖南古村落特有的景觀風貌，素有“中國畫里鄉村”之美譽。2000年11月30日，宏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為“人類古老文明的見證，傳統建筑的典型作品，人和自然結合的光輝典范”,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全人類的瑰寶。2011年5月19日被國家旅游局評委5A級旅游景區。

高淳老街

高淳老街位于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淳溪古鎮的西南部，是淳溪古鎮最重要的中心街區，明清時期的縣衙即設于此。老街緊臨官溪河而建。官溪河是淳溪街道的主河道，東連固城湖、胥河；西連運糧河、石臼湖和丹陽湖，既是溝通太湖和長江水系的重要水道，又是蘇南與皖南進行大宗物資交易的集散地和經濟命脈。

高淳老街是一個縱橫相交、完整分布的臨河型街區。它由中山大街（老街）、河濱街、當鋪巷、陳家巷、傅家巷、徐家巷、井巷、王家巷、小巷、江南圣地、官溪路等11條街巷共同組成，以縱貫區內的老街命名，總面積約7.6公頃。老街在明清時稱作“正儀街”。民國改元后，改稱“中山大街”。以后幾經改名，現在仍名“中山大街”，不過，當地人習慣稱為“老街”或“一字街”。此街在明清時期全長達1135米，現在保留下來可供參觀的部分約為800米。老街街面寬3.5米左右，兩邊用青灰石縱向鋪設，中間用胭脂石橫向排列，整齊美觀，色調和諧。高淳老街分布著成片的明清建筑群，這些古建筑傍水而列，粉墻青瓦、飛檐翹角，配上精美的磚木石雕和傳統的書法牌匾，古樸典雅，被中外學者和游客譽為“東方文明之縮影”、“古建筑的藝術寶庫”。其中規模大、特點鮮明的有吳家聶氏宗祠、楊廳、關王廟等。另外，建于明代的襟湖橋、乾隆時期的古井等也是老街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塘古鎮

2001年7月西塘古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清單。2003年11月，被建設部確認為”首批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鎮”；2003年12月，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2003年度世界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2006年12月15日，入選國家文物局最新公布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重設目錄；先后獲得“最具水鄉魅力影視基地”、“中國十佳古鎮”等榮譽稱號；2017年2月被評為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

西塘地理位置優越，地處江浙滬三省市交界處，屬于浙江省省嘉善縣縣，東距上海市90公里,南距嘉善縣城9公里，南接320國道和滬杭甬高速公路，北接318國道，申嘉湖高速穿境而過。

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位于黃山市內新安江北側，全長1272米，精華部分853米。街巷由不同年代建成的300余幢徽派建筑構成，呈魚骨架狀分布。老街始建于南宋，馬頭檐，小青瓦，白粉墻，樓閣玲瓏，青石鋪路，充分體現了南宋和明清時期徽派建筑的風格。街兩旁傳統老字號店鋪林立，市井古風猶存，被稱為“現代的宋城”“流動的清明上河圖”，是中國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風格的古代街市，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地方特產

工藝

烏篷船

在水鄉紹興，烏篷船曾以其便利性成為廣受歡迎的交通工具，船體細長輕盈，頭尾尖尖，其上覆蓋著半圓形船篷，有時還沁出船篷原材料的淡淡清香。這些船篷烏黑透亮，根據船身長度，有三至十一扇不等，部分還能開合移動，這樣晴可見山水、陰可避風雨。

坊間相傳，烏篷船的“烏”緣起于一場戰爭。據說公元前478年，笠澤江畔吳越開戰在即。范蠡便獻上一計，建議夜潛渡江。為隱蔽行船，越國軍隊尋來煙煤粉和桐油將船全涂抹成黑色。夜幕之下，烏漆漆的木船載著臥薪嘗膽的越甲悄悄逼近，最終贏得勝利。許是古越先民崇尚黑色的緣故，這涂黑木船的做法便流傳了下來，又許是因為在紹興方言里，“黑”又作“烏”，于是就漸漸演變成了烏篷船。

徽墨

徽墨是中國傳統制墨技藝中的珍品，也是聞名中外的“文房四寶”之一，徽墨是以松煙、桐油煙、漆煙、膠為主要原料，配以麝香、冰片、金箔、鳳眼珍珠等10余種名貴材料制成的，是一種主要供傳統書法繪畫使用的顏料。具有質堅如玉、落紙如漆、色澤黑潤、歷久不褪等特點。2006年，徽墨制作技藝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油紙傘

油紙傘晴時遮陽，陰時擋雨，傘面雅致，傘骨堅韌，如江南女子，如江南雅仕，承載了江南的柔情俠骨。文人雅士會在傘面上題詩作畫，或工筆，或寫意，或清雅，或絢麗，抒寫著江南的楚楚風情。油紙傘除了遮風擋雨，還蘊含了吉祥的寓意，諧音“有子生”寓意多子多福，用竹子制作的傘柄節節分明，代表著步步高升，傘形為圓，自是寓意團圓平安，幸福美滿，許仙和白娘子的愛情佳話，便是定情于一把雨傘中。

蘇繡

蘇繡，源自江南水鄉蘇州的千年技藝，是中國四大名繡之一，以其細膩的針法、豐富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圖案聞名于世。從宮廷御用的奢華繡品到現代藝術的創新表達，蘇繡始終展現著其獨特的魅力。它不僅是一種傳統手工藝，更是江南文化的縮影，把將江南的柔美與匠人的智慧完美融合，逼真生動的工藝描繪出蘇繡的萬千世界。

青花瓷

青花瓷又稱白地青花瓷，常簡稱青花，是中華陶瓷燒制工藝的珍品。青花瓷為中國瓷器的主流品種之一，元代開始流行到清代，康熙時期發展到了頂峰。青花瓷是中國歷代文人墨客推崇的藝術品之一，書畫家們也嘗試著在各種形狀各異的素坯上進行書畫創作。

宣紙

宣紙產于宣城市涇縣，因涇縣在唐代時隸屬宣州管轄而得名。宣紙選用安徽省涇縣境內及周邊地區的青檀樹皮和沙田稻草，并配以獨特的山澗泉水按照傳統的工藝，獨特的配方在嚴密的技術監督下手工生產，從原料采集到制成成紙需經108道工序，歷時3年左右。2009年，宣紙傳統制作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南京云錦

南京云錦是中國傳統的絲制工藝品，因其材質“金紗翠羽”、色澤“燦若云霞”而得名。南京云錦的織造過程濃縮了中國絲織工藝的歷史、文化和技藝，是中國織錦工藝的“活化石”。2009年，“南京云錦木機妝花手工織造技藝”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金陵折扇

金陵折扇，中國南京地區傳統手工藝品，是一種用竹木做扇骨，韌紙或綾絹做扇面的能折疊的扇子。其用時須撒開，成半規形，聚頭散尾；收攏呈線形，可收于袖間，既是傳統祛暑納涼的實用品，又是藝術欣賞品。主要品種包括竹制折扇、木制折扇、絹宮扇等。2009年，成功被列入《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飲食

小籠包

小籠包，別稱小籠饅頭，在蘇南、上海、浙江一帶習慣叫做小籠饅頭，四川省叫做小籠包子，武漢叫做蒸包，一個蒸籠里有10個包子，10個包子為一籠，它源于北宋京城開封的灌湯包，南宋時在江南承傳、發展和演變而成。小籠包是常州、無錫、蘇州、南京、上海、杭州、寧波、嘉興等長江以南地區著名的江南傳統小吃。

清代愛新覺羅·旻寧年間，在今江蘇常州出現了現代形式的小籠包，并在各地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常州味鮮，無錫味甜，蘇州味美，但都具有皮薄鹵足、鮮香美味等共同特點，并在開封市、天津市等地也得到了傳揚。

青團

青團是江南一帶清明節食用的糕點，作為江南人家民間小食，各色各樣的青團走進成都市大大小小的商場和超市，除了陳列的各類傳統口味青團外，還能看到諸如芝士芋泥、馬蘭頭香干、小炒黃牛肉、鱷梨、巧克力等新口味的青團。

大閘蟹

在無數江南人特別是蘇州人的心中，中華絨螯蟹早已超越了一道簡單食材的范疇，升華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生活儀式，甚至是一種深入骨髓的鄉愁。蘇州作為江南水鄉的典型代表，與螃蟹的淵源頗深。從古至今，無論是文人墨客的詩詞歌賦，又或是市井百姓的日常對話，都離不開“蟹”的身影。南宋詩人陸游便有“團臍磊落吳江蟹”的詩句，足見蘇州蟹早已聲名遠揚。這道美食既體現了蘇州人對“六月黃”的情有獨鐘，又是江南飲食文化中“以鮮攻暑”生活智慧的生動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