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222年－280年），三國時期割據政權之一，是孫權在中國東南部建立的政權，國號為"吳"，歷史學界稱為孫吳。孫吳共歷經四帝，共延續58年。
黃初二年八月丁巳日（221年9月23日），孫權名義上依附魏國，被曹丕曹丕冊封為吳王。黃武元年（222年）十月，孫權宣布獨立，改年號為黃武。黃武黃龍元年四月丙申日（229年5月23日），孫權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稱帝，正式建立吳國，同時改年號為黃龍。九月，遷都建業。太元二年（252年）孫權去世，10歲的太子孫亮稱帝，改年號為建興，由太傅諸葛恪、太常滕胤輔佐。建興二年孫峻殺諸葛恪，孫吳政權實際掌握在孫峻手中，太平元年，孫峻領軍途中去世，其堂弟侍中、武衛將軍孫綝接替孫峻統領朝廷內外軍務，太平三年，孫亮認為孫綝專橫放肆，與太常全尚密謀殺之，但被孫綝發現，孫亮被廢黜，永安元年（258年）改立孫休為帝。孫綝被封為丞相，權勢進一步擴大，但不久孫休與張布密謀將孫綝處死。永安七年（264年）孫休駕崩，孫皓繼位，改年號元興。279年司馬炎下令伐吳，天紀四年（晉朝太康元年）三月壬寅日（280年5月1日），孫皓自知大勢已去，向敵軍投降，西晉朝廷封孫皓為"歸命侯"，至此孫吳為西晉所亡，標志著三國時期的割據局面徹底結束。
在政治制度上孫吳在中央設置太子師傅制度、校事官制度、丞相制度以及加官制度等，也重視地方行政對州郡的控制，并實行了州郡制度。孫吳還與江東的名族建立了姻親關系，形成一種全新的士族政治。軍事策略上，孫吳既承認世家豪族擁有部曲的實際情況，同時限制了大族領兵的規模，此外孫吳政權主要實行了授兵制度、奉邑制度和復客制度這三個軍事制度。農業方面，孫吳實行屯田制度，大規模的屯田活動也伴隨著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形成了太湖農業經濟區，并發展以葛布、麻布為主的紡織業。孫吳大力發展經濟，對江南地區的開發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其他種類的手工業如制鹽業、冶煉業、造船業等較為發達，且由于孫吳地區的水陸交通便利，商業經濟也發展興盛，同遼東、瀛洲、扶南、大秦等地區的海外貿易也很頻繁。孫吳時期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均得到了較好的發展。
國號
孫吳，又稱大吳、孫吳、東吳或吳朝，是中國歷史上三國時期東南方的一個割據政權。吳朝的創立者孫堅起初在吳地打下了基業。另外，劉協劉協曾將孫策封為吳侯，因此該政權以“吳”作為國號。后來，由于皇室姓孫以及統治地區古稱江東，它也被稱為孫吳、東吳或吳朝。
歷史沿革
草創江東
漢中市平元年（184年）黃巾軍起義時，孫堅隨漢朝中郎將朱儁鎮壓黃巾軍，又參與平定西北邊亂，此后又受任長沙市太守轉戰于江南諸郡。初平元年（190年)孫堅參加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打敗董卓而進駐首都洛陽市。漢初平三年（192年）孫堅攻打荊州刺吏劉表時戰死，隨后其侄子孫賁率其將士投靠袁術。漢興平元年（194年），孫堅長子孫策追隨袁術，袁術將孫堅的部隊交還給孫策。興平二年（195年）孫策幫助舅舅吳景對抗劉繇，占領了會稽郡、吳郡、丹陽的廣大地區。開始在江東發展。同年袁術想要自立為帝，孫策聽聞后與之絕交。漢建安元年（196年）劉協任命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漢建安四年（199年）袁術病死后，孫策征伐廬江縣，又兼并了袁術余部，擊敗劉勛，繼續征伐江夏，打敗黃祖。后孫策又勸降豫章太守華歆，實力迅速壯大。漢建安五年（200年）孫策在打獵途中被暗殺去世，孫策的弟弟孫權在張昭、周瑜、程普等人輔佐下統領孫策舊部，但廬江知府李術不服孫權，不久后便被平定。
鞏固基業
三伐黃祖
漢建安八年（203年）至漢建安十三年（208年）間，孫權先后三伐黃祖，最后將江夏郡的大部分納入江東版圖。建安八年（203年），孫權率軍向西討伐黃祖，攻破其水軍船隊但未能攻破城池，同時由于江東地區山寇作亂，孫權只能回師鎮壓，大軍過豫章郡之時，孫權任命呂范平定鄱陽縣，（會稽郡）程普討伐樂安縣；建安十二年（207年），孫權率軍西征黃祖，最后只搶掠其人民而班師；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孫權再次率軍征討黃祖，黃祖任命部將張碩為先鋒，陳就為艦隊首領以抵御孫權軍，而自己留守江夏。孫權的都尉呂蒙擊敗黃祖的水軍，而凌統偷襲張碩并將其斬殺，董襲等人全力攻破黃祖的大本營江夏并對其進行屠城。黃祖兵敗后挺身逃走，孫吳的騎士馮則一路追殺并將其首級斬下，同時孫吳軍隊俘虜黃祖的男女百姓幾萬口。
赤壁之戰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出兵南征荊州劉表，劉表的次子劉琮接受部下建議投降曹操，孫權獲悉曹操占據荊州后采納魯肅的建議與劉備聯合，此時曹操致書孫權以兵威對其恐嚇，以張昭為首的孫吳文臣勸說孫權投降曹操，但魯肅和周瑜等人最終說服孫權聯劉抗曹。同年冬十一月，孫權任命周瑜、程普為左右督，魯肅為贊軍校尉以協助周瑜出謀劃策，周瑜和程普二人各自率領一萬吳兵溯長江而上會合劉備，和曹操軍隊在赤壁市（今湖北省嘉魚縣西南）決戰，周瑜使用黃蓋的計謀火燒曹操水軍戰船，隨后周瑜率領精銳騎兵進攻，致使曹操軍隊大敗而退。曹操將剩下的船只全部燒毀并向北撤，同時北軍士卒饑困交加且瘟疫染身，死傷大半，曹操取道華容縣（今湖北省潛江縣南）退往江陵縣，劉備、周瑜等水陸并進追操曹操至南郡，曹操留曹仁、徐晃屯江陵，使樂進守襄陽，自己率領殘余部隊回師鄴城遺址。
合肥戰魏
漢建安十三年（208年）末，孫權親自帶兵進攻合肥，久攻不下，輕信了蔣濟所寫的偽報之信而退走，此后建安二十年（215年），太和四年（230年），青龍元年（233年），青龍二年（234年）和嘉平五年（253年）東吳屢次攻合肥，都是難以奪得合肥之寸土。漢建安十四年（209年）孫權親自率軍包圍合肥，很久沒能攻克，隨后中計退兵。同年，孫權將妹妹嫁給劉備。次年，孫權的心腹周瑜病重去世，五嶺以南的地區開始歸屬于孫權。孫權于建安十六年（211年）把官署遷到建業。兩年后曹軍率軍攻打孫權，孫權親自率軍抵抗，雙方僵持，不久曹操撤回北方。建安十九年（214年）孫權征討皖城，次年孫權攻進攻合肥市被張遼突擊，孫權人馬被擊敗。在孫權撤退時，又被張遼突擊，再次兵敗。
討還荊州
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取蜀，孫權向劉備討要荊州，劉備不還。孫權十分生氣，命令呂蒙為將領，連下長沙、桂陽縣、零陵區三郡。為應對孫吳，劉備也派出五萬軍隊前往公安，關羽率領三萬將士和魯肅對峙。此時曹操占領漢中，劉備面臨巨大威脅，只好和孫權議和，共分荊州市，以長沙、桂陽、江夏屬孫權，南郡、武陵、零陵屬劉備，以湘水為界。
聯曹抗蜀
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在襄陽市包圍了曹仁，孫權擔心劉備做大，隨即與曹操聯合。孫權任命呂蒙為都督，襲取南郡公安，傅士仁、糜芳等投降；隨后又占據江陵；派陸遜取枝城市等地，最終孫權將劉備勢力清除出荊州。同年曹操上表漢王任命孫權為驃騎將軍、兼任荊州牧、封為南昌侯。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魏上曹丕代為丞相，后廢漢自立稱帝。魏黃初二年，劉備在蜀稱帝。同年，孫權以鄂為首都，改名武昌，設立武昌郡。魏文帝曹丕冊封孫權為吳王、大將軍持使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孫權立孫登為王太子。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劉備興兵伐吳，孫權求和不成，只好一邊主動向曹魏稱臣，一邊任陸遜為大都督，統領朱然、潘璋等開赴前線，迎擊劉備，陸遜和劉備相持了七八個月之后，最終在宜昌市一帶打敗蜀漢軍，劉備大敗而逃。
創建國家
魏吳交惡
黃武元年（222年）九月，曹丕因孫權拒絕送自己的兒子當質子而出兵攻吳。孫權派建威將軍呂范督五軍，以水軍拒曹休；以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以裨將軍朱桓守濡須拒曹仁。十月，孫權改年，臨江據守，曹丕也決定親征攻打東吳，魏軍斷絕吳軍糧草、援兵并圍攻江陵六個月，最終因吳將朱然的堅強防守無功而返。東線戰事則是呂范先敗后勝，朱桓力克曹仁。黃武三年（ 224年）八月，曹丕親自率領水軍攻打孫吳，遇暴風雨導致江水暴漲，只好再次退兵。不久，蜀、吳互通使臣，恢復同盟關系。黃武四年（225年）五月，曹丕第三次率水師征吳，八月進入淮河，十月到達廣陵（今江蘇揚州），準備渡江的時候，長江冰封，只得再次退兵。黃武五年（226年）曹丕駕崩，孫權乘機攻擊江夏。黃武七年（228年），鄱陽太守周魴以降魏為理由誑誘魏揚州牧曹休，曹休率領步騎兵十萬人向皖城進發接應周魴。八月，孫權到達皖城，任命陸遜率軍在石亭大敗曹休。
孫權稱帝
黃龍元年四月丙申（229年5月23日，魏太和三年），孫權稱帝，建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后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黃龍二年（230年），孫權下令設置都江祭酒來教育王室貴族子弟。黃龍三年（231年），孫權下令討伐武陵蠻夷部族。嘉禾元年（232年），魏國太守公孫淵自稱藩屬投靠孫權。嘉禾二年（233年）孫權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帶領一萬人和金銀財寶遠赴遼東，想要冊封割據遼東的公孫淵為燕王，結果使者被公孫淵殺害。此后孫權又數次攻打魏國，都沒有成功。嘉禾三年（234年），孫權派大批軍馬征討包圍魏國的合肥新城，曹叡親率軍抵御孫權大軍，孫權不久撤軍返回。嘉禾四年（235年），孫權派呂岱討伐李桓等人。嘉禾五年（236年），孫權下令收集銅鑄大錢。同年中郎將吾粲俘獲李桓。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孫權長子孫登去世，次年，孫權立三子孫和為皇太子，又封四子孫霸為魯王，當時朝中大臣也分為兩派，引發了“二宮之爭”。不久，孫和被廢，孫霸被賜死，幼子孫亮被立為皇太子。
后期衰亡
吳宮內斗
太元二年（252年）四月，孫權駕崩，年僅十歲的孫亮登基，由太傅諸葛恪、衛將軍滕胤輔政。同年十二月，魏國派遣將軍諸葛誕、胡遵等率領七萬步騎包圍吳國東興，孫吳以諸葛恪為統帥迎擊，擊敗魏軍并誅殺將軍韓綜、桓嘉等。建興二年（253年）諸葛恪征討淮南攻打魏國，結果失敗而歸，十月被武衛將軍孫峻埋伏所殺，孫吳政權由孫峻掌管。三年后孫峻病死，權力轉交給從弟偏將軍孫綝并任命其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孫綝殘虐成性，孫吳的重要將領呂據、朱異、滕、孫憲與將軍王惇等人都被其殺害，之后孫吳將軍全端、全懌等投降魏國。太平三年（258年）九月，孫亮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劃誅殺孫綝失敗，隨即被貶黜為會稽王。
孫休即位
太平三年（258年），孫綝和其弟武衛將軍孫恩迎立孫權的第六子孫休登基，孫休即位后改元永安。同年冬十月，孫休封大將軍孫綝為丞相、荊州市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孫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綝與其兄弟五人都身居禁軍部隊要職，權力遠遠超過皇帝。同年十二月，孫休聽聞孫綝有謀逆動向，于是暗中與張布密謀，趁百僚朝賀之際令武士捆綁并設計殺死孫綝，事后孫休以左將軍張布討逆有功封其為中軍督。永安三年（260年），孫休聽聞會稽郡郡流傳孫亮要當皇帝的謠言，于是孫休將孫亮貶黜為候官侯，孫亮在去封地的途中自殺而亡，后孫休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將宜都劃分出來設置建平郡。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孫休去世。
孫皓亡國
孫休駕崩時蜀漢剛滅亡，交州又叛吳降魏，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等孫吳朝臣以孫皓才識明斷為由，向孫休的皇后朱皇后推舉孫皓為帝。元興元年（264年）八月，孫休任命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并加侍中，封孫休的太子為豫章王。孫皓即位之初下詔體恤百姓和士卒，開倉賑災和救濟貧窮，但不久之后開始貪戀酒色且粗暴驕橫。同年十一月，有人密告大臣濮[pú]陽興和張布謀反，于是孫皓下令誅殺二人，又殺孫休皇后朱氏和孫休的長子、次子。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孫皓遷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市），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部諸葛靚鎮守建業，次年晉國接受魏國禪讓帝位。寶鼎元年孫皓派人去祭奠晉文帝，但之后聽從大臣的建議與晉國絕交。
寶鼎二年（267年），孫皓遷居昭明宮，次年孫皓派交州刺史劉俊等人攻打晉國的交趾郡，但被晉國擊退。建衡元年（269年），孫皓立兒子孫瑾為太子，又繼續派監軍虞汜，威南將軍審薛珝、蒼梧太守陶璜帶兵進攻交趾郡。建衡三年（271年），監軍虞汜、蒼梧太守陶璜[huáng]率領孫吳軍隊攻克交趾郡，次年孫皓用燒紅的鋸將直言勸諫的賀邵斬殺，之后派樂鄉都督陸抗成功打下步聞。天紀三年（279年），孫皓派軍鎮壓在廣州市起兵造反的郭馬，同年冬季，晉國杜預、王浚等人率大軍攻打孫吳。司馬伷等六將分別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涂，以及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昌、夏口和江陵等地；王濬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后所得的水軍，由蜀地順流東下。孫吳方面上下離心，疏忽防備，無統一對策，以致節節失敗。晉軍勢如破竹，孫吳防線快速崩潰。天紀四年（晉朝太康元年）三月壬寅日（280年5月1日），孫皓主動向西晉投降。孫吳至此滅亡，標志著三國時期的割據局面徹底結束。
疆域
孫吳的疆域范圍廣闊，北至廬江郡（今江蘇省中部），南抵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達交州郡（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東部），東臨東海。它包含了中國今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廣東省、湖南省的完整地區，以及江蘇、廣西、安徽、湖北省、重慶市、上海市，還包括現今越南的北部地區。孫吳共轄有四個州，分別為揚州、荊州、廣州、交州。作為立國時間短暫的割據政權，孫吳在南方的政區建置卻是政區沿革史上不可逾越的階段，計新置郡二十七(不包括毗陵縣典農校尉和九真、日南屬國)，新置縣一百四十(其中揚州新置六十八縣、荊州新置三十縣、交州新置二十四縣、廣州新置十八縣。不包括孫吳旋置旋廢和置后人魏的縣)。
行政建置
孫吳疆域的經略始于漢興平二年（195年）孫策渡江，討平江東劉繇、嚴白虎等地方勢力，占領了江蘇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丹陽、會稽郡、會稽、豫章、廬陵郡、廬江縣六郡。漢建安五年（200年）孫策死，孫權稱帝。孫權在原江東六郡的基礎上，出兵深入各郡險地征討山越，還向西向南拓展。赤壁之戰后陸續獲得長沙市、江夏、桂陽縣等地及士燮所據的交州。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仁棄江陵縣，孫吳據有南郡，開始了對荊州的經略。孫權對荊州的經略是在與敵對勢力的斗爭中進行的。建安十五年 (210年)，孫權開始了對交州的經略。在交州依靠地方勢力的盤結，建郡縣時體現了對人民的關懷和對疆土的控制。之后，孫權嘗試對夷洲(今臺灣島)進行遠征，但由于條件不成熟而失敗。公元221年，孫吳在廣西北海市合浦以南的南嶺以北劃定了廣州，以南部為交州，荊州和交州基本確定了孫吳的疆域范圍。
孫亮、孫休在位期間，三國鼎立格局相對穩定，境內也較為安定，處于平穩發展時期，此時期的政區建置主要示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作局部調整。孫亮時期，北部邊境多事，疆域內部政區調整集中在太平二年(257年)。孫休時期，孫吳平定孫綝叛亂后，境內穩定，政區建置也相對穩定。永安七年（264年），為便于治理，孫吳從交州劃出南海、梧州市、玉林市、高梁四個郡，設立了"廣州市"。交州和廣州的行政區劃設置被歷代所沿用。
孫皓時期（264-280年），三國鼎立的局勢瓦解，吳國與晉國的實力出現極不均衡的對峙。在外部，晉朝王朝頻繁介入，而內部則存在叛亂勢力與敵對政權的相互呼應。孫皓時期首先面臨的危機出現在交州，隨后是荊州。政區建置在這一時期劃分較小，延續了孫吳自建國以來的經略與開發成果。孫皓在揚州市和荊州的郡級政區建立體現了這些開發成果的反映和鞏固，而交州和廣州的郡縣建置則與當時的司馬氏勢力有關。為此，孫吳投入大量的軍事和人力資源，刺激了地區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新縣、新郡。
行政區劃
孫吳的疆域范圍廣闊，北至廬江郡（今江蘇省中部），南抵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達交趾郡（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東部），東臨東海，占據四大州，分別是北部的揚州、中部的荊州、南部的廣州和西部的交州。孫吳的領土跨越多個省份和國家，包括今浙江省、福建、江西、廣東、湖南、江蘇、廣西、安徽、湖北省、重慶、上海市，以及今越南的北部地區。具體控制區域包括：廣西部分地區、安徽長江以南區域、湖北大部（襄陽市地區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東吳曾派衛溫、諸葛直率軍抵達，但未實現直接管轄），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區。孫吳共有四個州，分別為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據統計，孫吳在公元280年滅亡時共領有4州、45郡、2都尉、1典農校尉、2屬國及328縣。
人口
孫吳政權為寬容豪強地主推行領兵制、復客制和奉邑制，將大批屯田民賞賜給大豪族，而當時又有不少編戶齊民為逃避賦役而投奔大地主，變成私家佃客，因此孫吳政權的人口結構包括編戶齊民、不編入國家戶籍的屯田民和藏匿豪族大姓的部曲、佃客和蔭戶，再加上大批未列入戶籍的少數民族人民。孫權建立國家后，為增加人口數量而平定山越地區，并采取"羸者充戶，強者補兵"的政策以吸納更多的人口。此外，孫吳還通過騷擾淮南地區來獲取更多的人口資源。
不同史書上關于孫吳人口存在爭議，根據《三國志.吳書》的記載，天紀四年（公元280年）孫皓向晉朝投降之時，晉龍驤將軍王濬接收孫吳的人口圖冊，圖冊顯示孫吳有五十二萬三千戶，230萬男女人口；而《晉書·地理志》中記載孫吳赤烏五年（公元242年），孫吳的男女人口有240萬；《續漢書》中記載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孫吳的兵戶有九十二萬三千戶。學者余鵬飛認為《三國志》和《續漢書》的記載不實，但在《三國志》《晉書》《續漢書》等史籍中并未記載孫吳豪強大族隱匿人口、周邊少數民族人口和國家編戶齊民等的具體數字，因此探知孫吳總體的人口數難度較大。
現代歷史學者趙文林、謝淑君根據現代科學方法——復原學的原理，通過現代概率、統計、模擬、函數逼近等各種數學工具推斷和研究，得出孫吳幾個主要年代的具體人口數字：221年吳國有四十七萬八千戶，222年孫吳改元為黃武年間時，估計人口約為280余萬人，其中包括20-30萬山越族人和24萬水陸士兵。在吳國在252年人口數量接近300萬，士兵約有36萬，280年孫皓投降時孫吳有五十五萬八千戶，但根據西晉政府調查統計，加上未入國家編戶內的各地少數民族人口，總共有六十一萬一千四百戶，因此實際上吳國在滅亡之前的總人口數達550多萬。
政治
中央行政
孫吳的中央官制及政治制度并未見于《三國志》等史冊，但從孫權至孫皓的帝王本紀中可以看出孫吳在中央設置有太子師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的官職，一般由名儒、名士擔任，比如程秉、張溫、 闞澤、吾粲、諸葛恪、甘昌、賀邵、薛綜、吳、孫弘、薛瑩等人，教授范圍涉及選擇經傳教學、制定禮儀、正歷法、備咨詢等，此外太子的師傅還兼有選拔東宮官屬的職責。孫吳除了沿襲兩漢的行政制度和官制之外，為鞏固統治和加強君權還于黃武年間新設有校事官（典校、典郎等），直到孫皓期間仍然存在；三國時期比較重要的中央丞相制度在孫吳也有體現，孫吳的丞相制度是常設的，有自己的屬官，也有 選拔官吏、統率百官、統率三軍和坐鎮吳國軍事重鎮的權力。不過孫吳的錄尚書事（或平尚書事、領尚書事等）并沒有對軍國大事的決策與執行權，只是以皇帝的私人參謀資格參與皇帝的決策，通常也不是常設的。孫吳的加官制度也是中央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內容，主要有加將軍號、侍中、奉車都尉等官職。
地方制度
孫吳重視控制地方州郡并實行州郡制度，孫堅、孫策和孫權父子三代都將州郡大權集中于皇族成員，孫吳政權在會稽郡、丹陽郡、吳郡、豫章郡、江夏區郡、廣陵郡等地區設立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并由皇族成員擔任管轄職務，同時皇族成員會隨孫氏家族出征，并在戰后擔任地方郡守官的職務。但由于孫吳控制的長江以南區域內險巖深淵和關隘隔阻，致使交通和語言不便，形成了許多地方豪族勢力（如吳郡四姓顧、陸、朱、張家族），他們占據大量土地和僮仆并世居高位，各自有其獨特的家族傳統。在南方強宗豪族區域性割據的環境中，家族群體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強。孫氏父子利用家族群體內部的凝聚力向南方擴張，并與江東的名族建立了姻親關系。他們利用戰亂時機，將家族群體內部的組織系統和聯系功能全面地政治化，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士族國家政權體系，即士族政治。
民族方針
此外在孫吳的統治范圍內還存在山越等少數民族勢力，這些勢力以宗族為核心的武裝組織，孫策領導江東期間將地方政治代表江東大族視為主要的攻擊的對象，盡管山越有時依附于江東地方政治勢力，但他們本身并不是獨立的政治力量，為此孫策對山越進攻相對較少，只是和與祖郎、嚴白虎等地方割據勢力關系密切的山越作戰；孫權掌管江東之后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對付社會地位較低的山越勢力，孫權統治前期即黃武（222年-229年）之前對山越以征戰為主，孫權統治后期多威恩誘降，掠奪山越人口。相比山越勢力，孫吳統治范圍內的蠻族也是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峽地區的宜都和建平郡夷、沅江和澧水的武陵郡夷、襄陽西南的柤中夷，孫權基本上對蠻族渠帥采取拉攏政策，對局部勢力如武陵郡夷進行戰爭，但孫吳始終未能將蠻族勢力徹底征服。
孫吳政權在地方行政上還有嶺南地區比較重要，孫吳一方面加強對嶺南，另一方面對嶺南采取以撫為主、鎮撫相結的政策。孫權統治前期，孫吳對嶺南地區主要是重用嶺南大姓士氏（比如士燮、士壹等），利用他們來管控嶺南，直到士去世后孫吳將嶺南大族誅滅，之后孫吳在強化對嶺南控制的同時，大規模擄掠嶺南人力，同時搶掠嶺南出產的名貴珠寶、香藥、象牙、犀牛角、玳瑁、珊瑚、琉璃、鸚武、翡翠、孔雀等特產。此外嶺南行政設置在孫吳時期也有較大發展，孫吳為擺脫士氏家族對交州的控制，將交州治所遷到番禺，并于吳黃武五年（226年）割南海、梧州市、郁林三郡為廣州市，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同時在原有七郡的基礎上增置新昌、武平、九德、臨賀、桂林、高涼、高興、寧浦八郡。
世家大族
孫吳政權的創始人孫堅，吳郡富春人，相傳是春秋吳國名將孫武的后代。他與兒子孫策、孫權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經過幾十年的奮斗，終于建立了鼎足一方的東吳政權。東漢末年，中原地區成了軍閥混戰的場所。北方的世家大族帶領他們的宗族、賓客和部曲避難南渡后,迫切需要依附于某個強有力的人物，以求在南方站穩腳跟，既可進，也可守。江東以吳郡顧、陸、朱、張為首的世家大族更希望有一個理想政權來維持江東的穩定局面，以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當時，正在不斷向江南擴張勢力的孫策、孫權兄弟正是他們理想中的人物。因此世家大族皆追隨孫氏，為之出謀劃策、攻城占地。
孫權在政治上十分依靠世家大族，孫吳政權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又推行賜田復客制和世襲領兵制。由于孫吳政權的大力培植，世家大族的勢力迅速發展起來，其惡性膨脹與孫吳政權產生矛盾，孫權晚年時期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日益激化，江東世家大族由于參與太子與魯王之間的儲位之爭，因而被孫權嚴厲懲處，比如陸遜外甥（顧雍之孫）顧譚、顧承、朱據等。末代皇帝孫皓統治時期，孫吳腐朽不堪的政治和孫皓本人的昏庸殘暴，引起以陸凱為首的江東世家大族的不滿，孫皓在陸抗死后對陸家強行打壓，致使孫吳政權與世家大族的矛盾不斷激化，孫皓投降后世家大族與其分道揚。
經濟
農業
孫吳地區主要使用“火耕水耨[nòu]”的耕作方式，同時重視牛耕。孫吳實行了屯田制度，從建安時期開始，持續了70多年，通過集中領導和統一管理的方式進行。孫吳在屯田各郡置典農都尉，統轄屬縣，職如太守。典農都尉掌管軍糧，不屬于大司農。這不同于曹魏制度。孫吳的土地開發與水利建設同步進行，大規模的屯田活動也伴隨著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形成了太湖農業經濟區。太湖地區廣闊的屯田區域的耕墾過程實際上就是農田水利建設的過程，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太湖堤塘的修筑，其次是海塘的興建，因為太湖地區的東南部與大海接壤，沿海居民修筑了海塘以防止海潮入侵，改善沿海的鹽堿地。第三是平原河渠溝的開鑿，為農田排灌提供了灌溉和排水系統。第四是運河的整治和開鑿，提高了水路交通的便利性。孫吳政權在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濱江地區設立了十多個屯田區，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區域。以皖口為中心的是江北屯區，以武昌為中心的是南北諸屯區。這些屯田區為孫吳政權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手工業
由于孫吳的工匠們掌握多種專門技藝，因此在江東地區形成主要包括紡織絲織業、造船業、制瓷業、制鹽業、冶煉業等手工業門類。隨著征調制度逐漸形成和發展，被征調的手工工匠逐漸成為官營手工業的主要勞動者。永安六年（公元236年），孫吳統治者還“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業”，以充實官營手工業作坊。他們在人身地位上被普遍認為高于奴婢和刑徒，但低于一般自耕農以及以家庭為單位的人，這表明他們的整個家庭處于被控制或被奴役的地位。他們的戶籍狀況與土家和兵戶略有相似之處，身份大致上是世襲的，不能隨意更改。這顯示出他們對于封建政權或勢力集團具有明顯的依附性。
孫吳紡織業以葛布、麻布為主，由于統治者重視勸課農桑，致使三吳地區出產“八蠶之綿”，并作為“鄉貢”，其中諸暨市、永安一帶的絲質較好，經常為孫吳皇室的絲織品提供原料，且孫吳絲織品的花紋種類豐富，吳王趙夫人能織作龍鳳和五岳列國地形錦，但孫吳的絲織品產量不如蜀漢；孫吳設置司鹽校尉和司鹽都尉負責鹽業生產，比如在吳縣、蕪城等地盛產海鹽，雖然孫吳政權重視海鹽生產，但統治者對鹽工剝削壓迫殘酷程度較深，致使制鹽工人與官吏的矛盾持續存在；孫吳在江南各個產鐵的郡縣設置冶鐵令和冶鐵丞，主要的冶鐵中心是梅根、建業和武昌，尚方作部即為冶鐵典造軍器的機構，孫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帝孫權曾采武昌山的銅鐵鑄造刀劍。孫吳的銅鐵冶鑄業主要集中在武昌和會稽郡，會稽郡（相當于今浙江省東部）是青銅鏡制作的中心。
由于孫吳地處長江下游，江河水道分布密集，整體的經濟繁榮，同時孫吳歷任皇帝都重視治理水軍，因而孫吳造船業在三國中最為發達。重要的造船基地包括武昌（今鄂城區）、黃鵠山（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長沙郡洞庭湖地區和豫章郡鄱陽湖區等長江中游地區，此外孫吳統治者還在永寧縣附近的橫藇船屯（今浙江省平陽縣）、建安郡（今福建省建甌縣南）、溫麻船屯（今福建省閩侯縣）、南海郡的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交趾郡和日南郡等沿江沿海地區設置造船工場，并設置有典船校尉一職管理造船工業。孫吳水軍的主力戰艦是蒙沖和斗艦，其次是走舸、舫、?[gōu]艫等。孫吳的水軍戰斗力遠超曹魏，其造船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船的規模也相當可觀。
商業
孫吳時期的長江流域商業貿易十分發達，在長江下游的建業（今南京），是南方地區的商貿中心，設有大市、小市和北市，商業活動十分繁榮。孫吳的市場體制基本上延續了前代的舊制，但是與秦漢相比，南方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商業活動逐漸活躍起來，各地經濟交流日益密切，市場體制開始突破舊的制度束縛，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例如，京師市場的傳統格局“面朝后市”被打破，政府對商業活動的控制和壟斷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政府通過和市征購、征收商稅等方式來控制交易，并滿足封建政權的需求。孫吳統治者為加強對商業和管理，專置司市中郎將，而且對鹽、鐵、酒、海和湖泊盛產的珍珠實行專賣，不準私人經營。此外，出現了類似于今天商業經營者支付場地或商鋪租金的概念，被稱為“錢”或“地僦錢”。
同時孫吳的統治者還與曹魏、蜀漢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進行平等的商業貿易和邊境互市，比如孫吳在江夏一帶、弋陽（今河南省璜川縣）設置與曹魏政權的互市場所，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孫權派周賀率領船隊并攜帶禮物北上與遼東太守公孫淵進行官方貿易，但邊境互市會受到三國之間政治和軍事形勢的嚴重制約；黃武二年（公元223年）夷陵之戰后，諸葛亮與孫權重新締結吳蜀同盟關系，并互相派遣使者互換方物，其中兩國交換的物品最多的是孫吳的錦緞和蜀漢的馬匹；孫吳重視與交趾郡等南部越族的民族貿易，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萬余軍隊渡海通使夷洲及亶洲（臺灣），這是有關大陸同夷洲、亶洲少數族貿易聯系的最早記載，是中國的政治勢力第一次達到臺灣。除此之外，由于孫吳造船業發達因而對外貿易興盛，孫權曾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同時也間接地了解到天竺國的情形，之后在黃武五年（公元226年）與大秦商人字秦論有商業貿易往來。
貨幣
由于礦產資源開發不足，孫吳所控制范圍的武昌銅礦大多用來鑄造銅鏡、刀劍兵器等器物，因而孫吳鑄造的貨幣數量與曹魏、蜀漢都比較少，但孫權鑄造的錢幣面值數比魏蜀兩國較大，由官府控制銅料鑄造比值合理的大錢，并“設盜鑄之科”禁止私人鑄錢，孫吳主要鑄造的錢幣包括一當五百的大錢、當千大錢，此外孫權為聚斂財富還鑄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面額更大的錢幣，但此舉致使貨幣貶值和物價上漲，最終孫權被迫于赤烏九年（公元246年）下詔停止使用大錢，并將大錢用以鑄造器物，而在市場上更多流通谷布帛絹等實物。
軍事
軍事戰略
孫吳是建立在宗兵部曲眾多的江南地區的一個政權。他們采取了特殊的授兵制度，既承認世家豪族擁有部曲的實際情況，同時限制了大族領兵的規模，并將這些部曲納入國家編制中以進行控制。孫吳普遍授予兵權以親近各位將領，并按照世家豪族的勢力進行分配。這種部曲化的軍隊加強了兵將之間的聯系，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授予兵權是國家所有的，而隨從的客屬是私人的，但實際上，授予兵權也與土地緊密相連，相當于國家將兵力授予個人，并與土地綁定。因此，這些部曲事實上成為私人的隨從。然而，這種私屬部曲通常只限于終身領兵。主將去世后，國家會重新封授兵權，通過這種方式，孫吳政權牢牢地控制著部曲。孫吳的部曲既從事軍事行動又從事耕種，這從客觀上加強了對江南區地區經濟的開發。
軍事制度
孫吳政權主要實行了授兵制度、奉邑制度和復客制度這三個軍事制度。授兵制度是指授予兵權，也被稱為給兵。在這個制度下，宗室的將領相比異姓將領更有優先權，通常授予的兵力限制在三千人以內。江南和江北地區的世家大族往往在文武兩方面都有才能，他們都有領兵的資格。文臣和文士只要被授予將軍、校尉、都尉等頭銜，也可以領導兵力。只要被封為將或侯，都可以被授予兵權。奉邑制度是與授兵制度相伴而行的軍賦食邑制度。奉邑屬于國家所有，僅用于繳納租稅供養軍隊。那些領兵的將領如果沒有奉邑，通常還兼任太守或縣令的職務。復客制度是政府賜給兵主的私屬，他們不需要服役，因此被稱為復客。復客制度是授兵制度和奉邑制度的一種補充或調節形式。由于授兵和奉邑在法律上都屬于國家所有，國家有權隨時收回這些權益。
對外關系
三國鼎立
第一階段是“立足”外交階段。在袁紹、曹操和孫策三個割據勢力中，孫策的實力較弱。為解決江東內部問題，孫策將外交戰略的重點放在與北方強大勢力的良好合作上。孫策既不與袁紹敵對，也不與曹操為敵，甚至與曹操達成了“和親”的協議，采取了保守的外交政策。
第二階段是“均勢”外交階段。在官渡之戰后，曹操統一了北方，而赤壁之戰后形成了孫吳、蜀漢和曹魏三足鼎立的局面。孫吳選擇了“孫劉聯盟、共抗曹操”的外交策略，孫權將荊州市借給了劉備，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區。在孫劉聯盟中，孫吳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在建安十六年，孫吳計劃將劉備的兒子劉禪作為人質，以強力攻取益州，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隨后，蜀漢的實力逐漸壯大。為此，孫權派遣呂蒙襲取荊州，與曹操和好。劉備失去了荊州后，發動夷陵之戰以討伐孫權。公元223年4月，劉備在白帝城去世，諸葛亮輔佐劉備的兒子后主，蜀漢與東吳重新建立友好關系。
第三階段是“擴展”外交階段。孫吳與蜀漢保持互通友好的外交策略，共同抵抗曹魏。同時，孫吳還頻繁派使者前往遼東，意圖與遼東建立外交關系，并擴大外交范圍。
遼東
在遼東與孫吳國之間橫隔著曹魏。在29年，孫權為了統一中原，派遣張剛和管篤出使遼東，希望與遼東結盟，共同對抗曹魏。孫權曾多次派遣使臣通過海路前往遼東，與公孫淵進行互市貿易，交換馬匹，并希望公孫淵與孫吳一起共同對抗曹魏。然而，由于公孫淵的反復無常，導致雙方的交往中斷。
天竺
孫吳時期，與天竺（即今天的印度）之間的交流十分頻繁。孫吳時期，天竺的高僧支謙和康僧會來到吳國，傳播佛教教義，推廣佛法，并產生了重大影響。除了佛教高僧傳播佛教經典和佛法外，印度的佛教音樂也在孫吳時期傳入中國并對其產生影響。孫吳時期的使節也曾在海外與天竺的使臣會面。
大秦
孫吳還與大秦（即羅馬帝國）保持聯系。根據《梁書·諸夷傳》的記載，孫權在黃武五年（226年）迎接了來自大秦的商人秦論。此后，大秦商品如玻璃和金剛石傳入了孫吳的長江流域。在孫吳時期，西方人佩戴鉆石戒指以辟邪的習俗也為中國人所知。
高麗
在孫吳建國之前，江南與朝鮮半島之間已經有了交流。根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長江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的稻作農耕技術通過東海航線輸出到朝鮮半島，在平壤的南京和南漢江的欣巖里等地得到發展。在公元前后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相繼在朝鮮半島形成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孫吳嘉禾二年（233年），孫吳已與朝鮮半島的高句麗進行交流。
日本
孫吳時期與日本的交流也十分頻繁。許多在日本古墓中出土的銅鏡都是由孫吳制造的，例如山梨縣鳥居原古墳出土的“赤烏元年”（238年）對置式神獸鏡和兵庫縣安倉古墳出土的“赤烏七年”（244年）對置式神獸鏡等。這些吳鏡的存在表明查洲人民通過海上貿易到達孫吳的會稽郡。日本將“吳”字讀作"Kure"，與“暮”字的發音相同。這是因為中國的吳地在日本的西方，日本人認為那是日落之地。從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市出土的孫吳朱然墓的隨葬品可以證明孫吳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存在。例如，許多來自中國南方的工匠前往日本，其中一條路線是從會稽郡東冶縣（今天福建福州一帶）出發，經過夷洲和琉球王國，最終到達南九州的種子島。在孫吳之后，東晉和南朝時期的南方工匠繼續前往日本，日本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仍將東晉和南朝稱為“吳國”，稱其人為“吳人”。從中國南方傳來的人員和物品都被冠以“吳”字，例如“吳織”、“吳衣縫”、“吳服”和“吳床”等。甚至東渡的“吳人”在日本的定居地也被稱為“吳原”。
其他國家
孫吳自從派遣將軍衛溫和諸葛直航海到夷洲（今臺灣島）后，中原地區南部與南洋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海南省諸國和印度的香料通過海路輸送進入中國，其數量也逐漸增加。其中，林邑的特產玳瑁、貝齒、吉貝（即棉花）、沉香木等商品通過海路與孫吳進行商貿，尤其是吉貝（棉花）。此外，甘蔗制糖技術也傳入了珠江和長江流域，對人們的飲食習慣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中國的儒學思想和各種節日風俗也傳入了林邑國。林邑國的士人許多人學習漢文，對中國的了解也逐漸加深。此外，孫吳與金鄰國（今泰國西南部和緬甸一帶）、林陽國（今緬甸境內）、奴后國（今緬甸境內）、歌營國（今馬來半島南端）、奴調國（又稱姑奴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以及斯調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等國家也與保持著海外聯系。
文化
宗教
佛教
孫吳政權建立后，佛教通過"南下"和"北上"兩條路徑在江南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其中，洛陽市等地的支謙是南下弘揚佛教的代表人物。據《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從黃武元年（222年）至建興年間（253-254年），支謙一共翻譯了36部48卷的經典。支謙南下傳教后不久，佛教又通過海路北上，傳入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交州（今越南北部）等地，進一步傳播到江南吳地。而最早將佛教文化從交趾傳到江南吳地的天竺僧人應該是維難和竺將炎。另外，著名高僧康僧會對將佛教引入江南民間作出了重要貢獻。康僧會獲得孫權的支持后，在各地建立茅屋和佛像，通過講述天堂、地獄等神奇故事吸引民眾信仰佛教。康僧會還在建初寺翻譯了許多佛教經典，并注解了《安般守意》、《法鏡》和《道樹》等經典。盡管孫吳后期的一些統治者曾對佛教采取壓制政策，但康僧會將佛教教義與中國的儒學和道教結合，不僅向統治者宣傳佛教教義，還重視在民間進行傳經布道。由于佛教通過支謙和康僧會等人的努力從不同途徑傳入吳地，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兩大體系都在吳地得到發展，并將佛教教義與中國的文化相結合，使佛教在吳地的中國化特色在起初就得以展現，為佛教文化在吳地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
道教
此外，道教也在孫吳時期在江南地區傳播。最早傳入江東的是于君道派。據說，這個道派是由東漢順帝時的術士于吉傳承而來，代表人物有于吉、容嵩和桂帛等人。在漢末三國時期，這個派別傳入江東地區。孫吳稱帝后，對道教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除了于君道派在江東地區的傳播外，道教還在青、徐和巴蜀等地區先后傳入江南地區。
尚巫之風
在孫吳政權建立后，江南地區的“尚巫”風氣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盡管其中一部分被吸收為道教巫術。從孫吳統治者的信仰情況來看，尚巫現象相當普遍。除了統治者尚信巫術外，民間巫術也廣泛存在。根據《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所引《搜神記》的記載，孫峻曾殺死朱夫人，并埋葬在石子岡，后來想要改葬，但不知道具體位置。然而，宮人們知道朱夫人喪生時穿的衣服，于是讓兩位巫師住在同一處，尋找葬地。不久后，兩位巫師都描述了朱夫人的年齡、相貌和葬地，出人意料地一致，于是打開墓葬，發現衣物正如兩位巫師所說。這表明巫師可以通過亡者的衣物來辨別其墳墓。
經學
孫吳地區的經學家主要由漢末流亡至江東的江淮儒者和本土學者組成。他們的學術源流可以追溯到東漢經學的傳承。其中一些經學家如士燮、張統、諸葛瑾等人早年曾游學洛陽市。還有一些人雖未親自游學洛陽，但受業于漢末著名儒者。例如，程秉先向鄭玄請教，后來在交州向劉熙學習；薛綜也曾拜劉熙為師。
由于交州地處偏遠，漢末成為文人避難的地方，因此成為孫吳地區的學術重鎮。同時，荊州的學術也相當發達。劉表在此地統治了19年，并積極發展學術文化事業，推廣儒學，使荊州一度成為取代洛陽的全國學術中心。荊州的學術對孫吳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陸績、虞翻等人都曾閱讀過荊州名儒宋忠的著作。
孫吳時期流行的是古文經學，尤其重視《左傳》這部儒家經典。孫策和孫權兄弟都曾研讀《左傳》。在今文經學方面，虞翻和陸績在《周易風水》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虞氏注重孟氏的《易經》，陸氏則注重京氏的《易經》，兩者都屬于今文經學。
教育
孫吳統治者出身寒門卑族，與崇尚儒術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學術文化修養。孫權雖受過儒學啟蒙，但學植有限；從其文化取向上看，孫權崇尚“駁雜”和實用，他雖未明確排儒，但更重視可資實用的法術、兵家與史書。孫權教育諸子，可謂重視，選調了不少名儒為師傅、賓友，但其最重視的教學內容還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養其后繼者的政治才干。孫權當政數十年，無心設博士、建太學，使吳國的儒學教育長期處于渙散的狀態。孫吳時期江南地區學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主要有賴于儒學名士主持之“私學”、儒學大族之“家學”及地方宮員所資助之地方“學官”。
史學
孫權注重歷史教訓，要求繼承者和大臣學習歷史，同時設立史官職位并重視國史編工作。他曾命太史丁孚、郎中項峻等人撰寫《吳書》，即當時的國史。在孫亮和孫皓在位期間，又讓太史令韋曜、左國史薛瑩、右國史華服等人續寫國史。
孫吳時期涌現了一些新的紀傳體史書和地方志著作，并在史書的體例上有了進一步創新。其中，謝承的《后漢書》是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韋昭的《吳書》則是孫吳時期的一部當代史著作。韋昭的另一個史學成就是備受推崇的《國語注》（又稱《國語集解》），該書聚合了前人對《國語》的注釋成果，并參考了五經《左傳》《爾雅》等大量古籍，涉及文字訓、年代、地理、名物、典章制度、職官、考訂史實等多個方面。
孫吳時期的史學成就還包括韋昭的《漢書音義》（7卷）、《洞紀》（4卷）、《官儀職訓》（1卷），以及吳太子太傅張溫的《三史略》等著作。此外，地方志書和人物傳記方面也有相當突出的成就。例如，謝承的《會稽先賢傳》（7卷）、陸凱的《吳先賢傳》（4卷）、徐整的《豫章烈士傳》（3卷）、張勝的《桂陽先賢畫贊》（1卷）、顧啟期的《婁地記》（1卷）、朱育的《會稽土地記》（1卷）、萬震的《南州異物志》（1卷）、沈瑩的《臨海水土異物志》（1卷）等。
文學家
孫吳時期的文學雖整體上呈現冷寂狀態，但仍有一些文士憑借個人興趣和才華，在相對淡薄的文化氛圍中創作了一些有價值的詩歌、賦文和文章，為吳國的文學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中包括張纮、胡綜、戴良、韋昭、華照、薛綜、薛瑩和楊泉等人。
書法
孫吳時期的書法家中，皇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擅長草書，被尊稱為“書圣”。在歷史上，孫權、孫休和孫皓等吳國皇帝都在書法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在唐代張懷瓘的《書估》中，孫權和孫皓被列為第三等，與謝安、王導并列。明代楊慎的《法貼神品目》中記錄有吳大帝孫權于黃武二年在杭州粟山刻字的事跡。孫權擅長善行書和草書，孫休也擅長書法，而孫皓則擅長行書、隸書、小篆和飛白，他的書法被庾肩吾評價為“體裁綿密”。
孫吳時期著名的碑刻主要有《天發神讖碑》《葛府君碑》《禪國山碑》和《谷朗碑》，被譽為“吳碑四種”。其中，《天發神讖碑》和《禪國山碑》被視為孫吳時期書法中的兩大杰作。《天發神讖碑》又稱《天璽紀功碑》、《三段碑》或《三擊碑》，刻于孫吳天璽元年（276年）。《禪國山碑》又稱《封禪國山碑》、《國山碑》、《天紀碑》、《團碑》或《囤碑》，位于今江蘇宜興市善卷洞附近的離墨山西山崗上，刻于天璽元年（276年）。《谷朗碑》全稱《吳九真太守谷朗碑》，立于孫吳鳳凰元年（272年），原保存在湖南來陽杜公祠內，是楷書和草書創作階段的重要碑刻。
繪畫
繪畫方面，孫吳時期的主流繼承了兩漢時期強調繪畫的社會功能和鑒戒作用。受到統治者對佛教的支持和倡導，繪畫作品中涌現出許多與佛教相關的內容。此外，在繪畫形式、手法和技巧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曹不興是當時最著名的畫家之一，他在傳統神話、歷史故事等題材的基礎上，開拓了人物、宗教、花鳥、禽獸等更廣泛的題材，為孫吳時期的繪畫藝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雕塑
孫吳時期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出土了大量佛教造像雕塑、反映社會生活場景的陶瓷和磚石雕塑作品。此外，在孫吳的基葬中經常發現伴隨葬的建筑模型、倉儲設施、谷物加工、庖廚、家禽和家畜等明器。其中，陶質或瓷質的谷倉罐上常堆塑層層的亭臺樓閣，并設有門闕；樓屋門口及周圍常堆塑各種人物、胡僧、佛像、百戲、伎樂、祭奠等內容；罐的上部有熱鬧的百鳥爭食的場景；罐的腹部除了貼飾佛像外，還貼塑執杖俑、羽人乘神獸和龜蛇、魚、爬蟲等形象。有些谷倉罐上還堆塑有龜碑刻，刻有年號、產地、幕主身份和吉祥語等，展現了一個幻想世界，融合了天上、人間和地下的神人雜處、荒誕離奇的景象。
音樂
孫吳時期的音樂經歷了較大的發展。孫吳對音樂改曲和改制曲名，并重新填詞，以適應當時的需求。例如，漢代的《短簫鐃歌》樂曲被改編，并列于鼓吹之中，多用于序戰陣之事。孫吳為了表達功德，曾讓韋曜進行改編。此外，金石樂器和鼓吹樂在禮儀用樂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孫吳宮廷注重禮樂建設。孫吳的說唱文藝也頗受歡迎，形式相對先進，并在各種場合得到廣泛應用。其音樂承襲了漢代的制度，但絲竹樂更加盛行，樂器組合更加豐富。因其注重絲竹樂的特點，對東晉南朝以絲竹相和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相和大曲、清商樂以及后來的其他大曲音樂產生了重要影響。
舞蹈
孫吳時期南方地區的舞蹈具有輕歌曼舞的特點。其中，拂舞起源于孫吳，舞者手持拂，因而得名《拂舞》，又被稱為《白符舞》或《白鳩》。白舞則是一種創制于南方吳地的民間舞蹈，后來被引入宮廷，成為宮延夜宴中常見的舞蹈。舞者身材輕盈，身著美麗潔白的白纻舞衣，在曼妙的歌聲伴隨下舞動。
武術
孫吳時期武術也取得了一項重要成果，出現了一些較為穩定的器械練習套路。在安徽馬鞍山市的孫吳朱然幕中，發現了一件漆盤，盤底繪有一幅《童子對棍圖》。圖中展現了兩個可愛的小童在平地上，下擺弓箭步，上身向前傾斜，雙手高舉棍棒，互相進行擊打和擋擊，按照一定的套路練習棍術。這表明按照規定的套路進行練習是提高武藝的基本途徑，這一成果在孫吳時期的武術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
飲食
孫吳時期，南方地區的主食品種比北方更加豐富。普通百姓的飲食以素食為主，主要依靠糧食和蔬菜。除了稻米作為主食外，還有麥飯、粟飯、豆飯等雜糧食品用來填飽肚子。蔬菜方面，鹽菜是主要的菜品。由于長江中下游平原擁有眾多湖泊和水系，適宜于水生植物的生長。作為副食品，南方人喜歡食用魚類，尤其是鱸魚。在孫吳時期，南方魚類的加工制作達到了較高水平。腌魚、槽魚等被制成了便于貯存的，也有干魚片等新鮮的食用方式。另外，以魚為主要原料制作的膾也很受歡迎。各種淡水魚和海魚都被細細切片，加入調料如蔥、芥等直接生吃。孫吳時期食用的蔬菜品種主要包括葵，又稱冬葵或野葵。孫吳時期，飲茶和飲酒的風氣開始形成。不僅民間種植茶葉和釀造酒，士人們也喜歡自娛自樂地品茶和飲酒。茶和酒成為當時人們的日常飲品。
服飾
孫吳時期的服裝制作主要采用葛、麻和絲等原料，這種服裝被稱為白衣，也被稱為布衣。在整個六朝時期，隨著南北地區的民俗交流，北方少數民族中流行的上身褶子、下身褲子的"褲褶服"不僅在中原地區盛行，也在南方民間廣泛流傳。孫吳初期的男子服裝雖然穿著襦衫和褲子，但在外面仍然穿著裙籠。如果只穿襦衫和褲子而不加裙子，那在公眾場合就被視為極不禮貌的行為。男子的禮服是袍，袍是一種外表和內里都有的長衣。文官、武官、白衣官員都有五時朝服，包括色袍以及黃、青、黑、白等不同顏色的袍子，但實際上通常穿的是絳色袍。女子的服裝基本上是上衣和下褲的組合形式，例如袴褶、幡裙、襖褲等，這些都是婦女在日常勞作中常穿的服裝。
建筑
城市建筑
孫吳時期在長江以南地區興建了許多著名建筑，最早多用于軍事和宗教用途。其中，黃鶴樓和岳陽樓是著名的建筑之一，均始建于孫吳時期。黃鶴樓建于223年（黃武二年），最初是為了軍事目的而建造的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軍事樓”。隨著江夏城的發展，黃鶴樓逐漸演變為官商行旅的觀賞性建筑，被視為宴會和游覽的場所。岳陽樓則建于220年左右，最初被傳說為魯肅的“閱軍樓”，后來稱為“巴陵城樓”。石頭城是南京的著名六朝遺址，全長約3000米。孫權于211年遷徙治所到秣陵街道（今江蘇南京），第二年在石頭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頭。作為長江險要的要塞，石頭城被稱為“石城虎踞”。
民居建筑
民居建筑在孫吳時期繼承了傳統風格，展現了南方獨特的秀麗、柔和和靈巧的特色。一般平民家庭多居住在茅屋中，這反映了戰亂時代因簡陋而簡單的特點。孫吳時期普通百姓的住房多采用木結構，墻壁采用土墻，屋頂多為平頂，房屋通常圍成庭院，并設有畜欄和廁所。最簡陋的住房則完全由草、竹等天然材料建造而成。其中最簡陋的稱為"蝸牛廬"，它是用草構筑而成，形狀像蝸牛殼，因此得名。鄂城區孫吳孫將軍墓出土的明器瓷院落展示了當時官員宅邸的情況。圍墻、廡殿、前堂、正房、廂房等建筑有序排列，比一般民居更加規整。孫吳時期的住房中設有床帳。
交通
孫吳時期，在統治相對穩定的南方地區，出行和交通工具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是水上交通路線的開辟和陸路交通的結合，不僅形成了以建業為中心的連接南方各地的交通網絡，而且海上對外交通也更加發達。從建業向南經過丹陽市（今江蘇丹陽），通往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會稽（治今浙江紹興），并延伸到永嘉（治今浙江溫州）、晉安（治今福建福州）等地；再加上四通八達的水路旅行交通，可以到達東南各地。當時，東南水運以建業為中心。建業靠近長江，可以充分利用天然的長江水道。
婚姻
孫吳時期的社會中，門第婚姻觀念和制度尚未完全形成。孫吳皇室在選擇妃子時，并不過分重視門第地位，甚至選取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良家女子或犯罪家庭中的女子為宮中侍奉。例如，孫權的潘夫人就出身卑微。在孫吳時期，女子的改嫁和寡婦再嫁是很常見的事情。政治聯姻是擴大政治權益的重要手段，在孫吳統治集團割據江東期間，內部政治聯姻的現象非常明顯。二委并嫡的現象在東漢末年開始出現，并在孫吳境內也存在著二妻現象。在孫吳時期，女子終身忠誠于一位丈夫的意識尚未完全形成。人們并不避諱婚外性關系，男女私通的現象相對常見，在社會各個階層中都存在，尤其是貴族婦女與宮闈之間的淫亂行為更為嚴重。
喪葬
孫吳時期的喪葬禮儀基本上延續了漢朝的制度。喪葬儀式分為葬前禮、葬禮和服喪禮三個階段，具體程序如沐浴、飯含、停尸、小斂、大敏、下棺等與漢代基本相同。婦女的喪葬禮儀與男子大致相似，但由于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風氣，婦女的喪葬禮儀與丈夫息息相關，丈夫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妻子的喪葬規格。如果是正妻，可能會安排樹葬。然而，如果皇帝的寵妃去世，喪葬事宜往往超過正常規格。夫婦合葬在孫吳時期仍然是喪葬的基本形式。
帝王世系
參考資料 >
南京發現石頭城遺址 曾是三國東吳軍事要塞.新華網.2023-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