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簡稱銅器，指用青銅制造的器物，而青銅是紅銅與其他化學元素如錫、鉛等混合而成的合金，由于剛剛鑄造完成的青銅器是金色，所以青銅器又被稱為“金”或“吉金”，但出土的青銅器因為時間流失產生銹蝕后變為青綠色，因此才被稱為“青銅”。
青銅器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因此世界各國及地區使用青銅器的時間不一樣。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蘇美爾地區的青銅器開始發展起來，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南部蘇美爾地區已可以大規模制造青銅器。在公元前10世紀前后，歐洲人已用失蠟法鑄造銅器，巴爾干半島和東南歐掌握了青銅器制造技術并制造了大量的青銅器，而在西班牙與葡萄牙一帶，青銅多鑄成武器。古印度最早的青銅器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文明時代的青銅小雕像《舞女》，總體而言，在印度河流域，人們使用最普遍的青銅器是工具與武器，并且青銅鑄造技術較高，匠人們熟練運用熱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術制造青銅器具。西亞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已進入青銅時代，發明了范鑄法和失蠟法，公元前2000年前進入了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生產大量青銅器。公元前3500年的甘肅馬家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青銅刀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器。不過中西學術界都認可的是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是在公元前17世紀。中國的青銅器制造年代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比較早的，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為主，雖然也有數目可觀的武器與工具，但所占比例較小。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國青銅器的影響，特別是越南的青銅器制品與中國的相似，同樣，東南亞各國的青銅器也受到了中國南部青銅器的深刻影響。在世界各地，古代青銅器的大多數缺乏鑄刻銘文，其紋飾種類也相對稀缺，僅有一些地區，如印度河流域，發現了少量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大量的青銅器帶有銘文，且紋飾種類極為豐富多樣。
冶銅術的發明及青銅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類一項偉大的發明創造，是科學技術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青銅器的出現，是中國歷史進入文明時代的一種物質標志，青銅器不僅是可以使用的器具，其中包含的銘文，各類人、獸等紋飾，器身的裝飾部件以及各種或輕巧或厚重的造型都暗含了其深厚的文化內涵。青銅器作為中國歷史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和物質藝術代表，對中華民族的工藝美術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名稱來源
形制定名
對于青銅器的定名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銅器有自己的名字并且可以找到相關的文字文獻證明，這樣的銅器基本上可以認定是“名符其實”的器物，屬于這一類的青銅禮樂器，還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銅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并且又有典籍，可以查詢，比如：鼎、鬲、、爵、豆、、壺、盤、匝、孟、鑒、盆、鐘、鉦、鐸等；二是銅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但先秦文獻中查不到器物名字用途的青銅器，如鋪等；三是銅器本身沒有自己的名字，但通過它的形制與古文字、文獻的比照可基本確定的青銅器，如、禁、斗、勺、杯、鈴、鐃、醇于、鼓等。
第二種情況是：青銅器的名字大多數是由宋人規定的，但是對于這種說法至今還有一些爭議存在，屬于這一類的青銅器，也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銅器本身沒有自己的名字，宋人根據文獻而給他加上的名字，比如說、、、等這些器物本身沒有自己的名字，所流行的時間又都早于宋朝，因此取的名字可能會有誤差，第二是銅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宋人又依據文獻給他定了一個錯誤的名字，比如說“簠”，器物本身的名字和“”沒有關系，“簠”可能是名字為“鋪”的器物。第三種情況是，宋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將原有做為銅器泛稱的何尊和彝，作為某類具體的青銅器的名字。
紋飾定名
青銅器的紋飾不僅具有裝飾的功能，還是制度與觀念的反映，青銅器紋飾的名稱大多是由古今的學者所定的，它的依據有兩個，第一種是比附文獻，第二種是觀象取名。第一種情況有“饕餮”“”“竊曲”。北宋呂大臨首次將青銅器上的獸面形紋飾定為，它的依據僅僅是因為器物上部分紋飾是有頭而沒有身體，但是定名方法會因形象辨別不清而出現錯誤的概率較大，比如考古學家李濟就指出這類紋飾有頭和身體的，因此這是一種錯誤的定名方法。第二種定名的情況比較普遍，大多是根據文飾本身所表現的題材、形式進行定名，比如說鳥紋，魚紋，虎紋，象紋，蟬紋，蛇紋，回紋，瓦紋，四瓣花紋，葉紋等，這種定名的方式比較直觀，也比較穩妥，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名不符實的情況，比如說四瓣花紋，葉紋，定名僅僅是因為他們很形似花和葉，但是實際表現的并不是花和葉。
產生條件
經濟基礎
原始社會后期出現青銅文明的源頭，原始社會初期由于生產力低下，主要的生產和生活的工具是石器、木頭、骨器等簡單用具，到了原始社會后期尤其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農業經濟的發展和人類勞動效率的提高促使社會分工加快，農業與畜牧業、手工業的分離，剩余產品增多，以至于商品交換逐漸興盛，原始社會公有制也逐漸瓦解并導致貧富分化和私有制的產生。同時生產力的提推動人們對生產工具的質量要求增高，銅制品等金屬器物隨之產生，金屬制造業也和畜牧業等成為獨立的經濟部門。
技術條件
原始社會后期的遠古人類出于制作石制器具的需要，經常規模性地尋找、甄別和采選石料，其中含有銅質的石頭和自然銅（或銅錫混合的礦石）逐漸被人類所熟知，于是他們將燒制陶器的熟練經驗用于從礦石中煉銅，而且燒制的溫度已經接近銅的熔點（1080度），以此為冶煉銅礦石提供重要的燃燒條件。此外，原始社會后期的人類已經能夠熟練制作和運用多種工具、武器與生活用具，同時還能精準地掌握和運用切割、雕琢、磨光和鉆孔等技術以制作玉器，為銅器的制作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發展歷史
中國青銅器
萌芽階段
仰韶文化
1973年，考古學家在臨潼姜寨的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6000多年）遺址里發現一個銅片，姜寨的銅片為薄圓形，經北京鋼鐵學院冶金史研究室測定，銅片為含鉛錫的黃銅鑄造而成，原料是含鋅25%的黃銅，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人工冶煉制品。
馬家窯文化
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馬家窯文化是誕生于甘肅省、青海等黃河上游地區的一種新石器中晚期獨特文化，被稱作“甘肅仰韶文化”，因1923-1942年間發現于甘肅省臨濟縣的馬家窯村而得名，該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藝較為發達，其遺址位于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林家村，考古學家在這里發現中國最早的青銅器物，但其中林家遺址出土的青銅金屬刀簡陋粗糙，含錫量在6%-10%之間，已達到青銅所要求的合金比例，仿照用骨、石相配制成的復合切削刀具，刀柄較寬而刃部平直，之后考古學家在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遺址中出土一把錫青銅短刀。
齊家文化
距今約4000年左右的齊家文化是繼馬家窯文化之后，興起于西北甘青地區的另一支青銅文化，因1924年發現于甘肅廣河縣齊家坪而得名。齊家文化彩陶相對于馬家窯文化已逐漸衰落，但泥質紅陶、褐陶和灰陶等以平底器為主的器物獨具特色，而且齊家文化的冶銅業在馬家窯文化基礎上繼續發展，銅制工具的種類已有刀、錐、空首斧、矛、鑿、鉆等，生活用具包括鏡、鐲、釧、臂筒、指環、耳環、釵等飾品。齊家文化的紅銅和青銅并存，其紅銅冶煉和制作技術已漸趨成熟，而青銅主要是青銅和鉛青銅。此時雖然處于青銅冶鑄的早期階段，但先民已不再單純依賴還原銅的氧化共生礦來獲取青銅，后世考古學家在武威皇娘娘臺、永靖大何莊、廣河齊家坪等齊家文化遺址中都出土銅制品。此外，齊家文化青銅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銅鏡，其遺址所出土的銅鏡是目前所知中國時代最早的銅鏡，銅鏡裝有木制柄且后背有紐。
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時期農業和制陶業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青銅冶鑄業的發展奠定基礎。1954年，鄭州牛寨遺址出土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煉銅爐壁殘片，中間包含有一塊銅。1980年，河南登豐王城崗龍山文化出土的H617青銅片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一件青銅容器殘片，這個殘片含錫約7%并含有一定量鉛，外部呈圓弧狀且下部有轉折，胎質很薄且厚度均勻，可能是仿照龍山文化白陶鬶制作的青銅鬶遺留殘片，同時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晚期也出土過紅銅與青銅制品，但由于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程度有限，目前尚未發現冶鑄青銅的作坊遺址。之后考古學家于1983年左右在河南省淮陽平糧臺出土龍山文化晚期的銅渣，此外還有山東膠縣三里河發現的龍山文化黃銅錐，這些表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青銅冶鑄工藝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程度。
二里頭文化
大約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河南偃師等豫西地區出現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出土除陶、玉、石、骨、蚌器外的諸多青銅制品，二里頭文化也是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開始，逐漸擺脫銅石并用鑄造青銅器的時代。后世考古數據表明二里頭文化存在冶煉和制作青銅器的作坊，代表的青銅工具主要有、鑿、錐、刀、魚鉤等，青銅武器有銅鏃、銅戈與銅戚等以及爵和鼎等大型青銅容器，同時二里頭先民已能采用銅、錫、鉛三種元素的合金，技術條件已能允許鑄造含錫量較大的青銅容器和工具，比如二里頭出土的一件爵，含銅92%，含錫7%，而在青銅器的鑄造技術上，小件的青銅器比如錛、鑿、錐、刀等使用單扇范鑄法，其他的青銅器則使用內外雙范鑄造，還出現鑲嵌和粘嵌青銅器物的工藝，但二里頭遺址文化處于青銅時代初期，尚未發現青銅農具。
繁榮階段
商代
商朝是奴隸制發展成熟的時期，青銅冶鑄等手工業高度發展，而青銅冶鑄業完全由商王室和奴隸主貴族控制，商王室在首都建立集中的青銅冶煉機構，同時其他的奴隸主也在各自的封邑建立冶煉作坊。商代青銅器可分作前期（約公元前16-前14世紀）和后期（約公元前14-前11世紀）兩個階段，商代前期以河南鄭州二里岡青銅器墓葬為代表，食器主要有鼎、鬲、就、段；酒器主要有爵、輒、累、尊、、盍、鹵；水器主要有盤、盂；兵器與工具主要有戈、矛、戟、、刀、鑄、鑿、斧、鋸、魚鉤等，工匠仿照陶質器物并根據青銅不同的品質和顏色再造青銅器，外形大概有圓形和方形兩種，造型精美但青銅器上很少有銘文，而且花紋樣式也是以簡單質樸的饕餮紋為主，鑄造青銅器的陶范法工藝發展出分鑄法；商代后期是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而且首次出現青銅盛酒器鳥獸尊（象尊、豬尊等），三足青銅器的形制多為柱足，同時也出現除主紋、襯托花紋之外的第三層花紋，有的已采用平雕與浮雕相結合的技法，而且青銅器內部的銘文字數逐漸增多，為商朝金文的發展奠基。在商代中后期，社會對貿易的需求催生了銅鑄造的貝形貨幣，被稱為銅仿貝。河南安陽大司空村的商代墓地出土了最早的銅仿貝，由于缺乏文字，古錢學家將其命名為“無文銅貝”。此外，河南輝縣琉璃閣還發現了壤金銅貝。祭器，又名宗彝或宮彝，是用于進行祭祀、神鬼祖先以及其他宗教和喪葬活動的器具，在商代，祭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明器則涵蓋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等，制作較為粗糙，質地較薄，含鉛量較高。商代青銅器隨葬品種繁多，食器主要有鼎、顧、簋等；酒器有方彝、偶方彝、尊、方、壺等；水器有盤；樂器有鐃。
西周
姬發姬發擊敗帝辛建立西周之后，建立比商朝更加森嚴的禮法等級制度，青銅器在嚴格的禮樂制度下得以大量被制造出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數量多且價值大，同時大部分的青銅器上帶有長篇銘文，基本是記載當時的歷史人物和發生的事件。西周前期（周武王至周穆王）的青銅器特點與商朝差距較小，但偏重莊嚴厚重，數量和規模也遠超商代，其中爵、觚等各種酒器因統治者吸取帝辛滅國教訓而較少制作，而青銅器的形制主要是三足器柱足與蹄足并存，紋飾方面基本沿襲商朝后期的獸面紋和夔紋，但也出現對稱卷體夔紋、獸頭鳥身紋、勾連雷紋等創新，青銅器上面的銘文最多有達上百字的；西周后期（姬繄扈至姬宮湦）青銅器的特點逐漸趨向于簡樸且帶長篇銘文，毛公鼎上的497字銘文是西周時期最長的，環帶紋、竊曲紋、鱗紋、重環紋、瓦紋等帶有新時代特色的青銅紋飾興盛，而爵、角、觚、方彝等青銅酒器基本絕跡，壺、、尊等青銅器繼續保留，同時出現新的青銅酒器匜。
春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東遷洛陽市，中國開啟春秋時代，由于周天子的權威和地位下降，各路諸侯分裂割據并互相征伐，致使西周時期建立的等級制度和禮制遭到破壞，因此與之相應的青銅器制度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青銅器制造的個性化特點和區域性增強，直到春秋中晚期形成各地獨特的青銅器鑄造風格（中原地區、北方地區、山東地區、漢水以北和淮水流域及鄰近地區、漢水流域及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下游地區、湘東區和桂東縣與嶺南地區、關西地區等八個青銅器集中文化區域）。中原地區的青銅器主要包括沿襲西周晚期流行的立耳蹄形足鼎，中原以外諸地區（齊國、魯國、薛國、國、莒國等）的春秋青銅器在形制上與中原地區較為接近，其中以魯國與中原器制最為接近，而莒國器物的獨特性最強（腹壁較直，三足外撇，中間細而兩端明顯粗大的青銅鼎）。
戰國
公元前五世紀中后期戰國時代開始之后，鐵器已經逐漸普及，青銅時代基本宣告結束，但用青銅鑄造的貴族禮樂器和軍事領域的兵器仍然占主要地位，而且此時青銅器的鑄造技術高端、造型奇特精美。戰國早期的青銅器繪有題材豐富且藝術性較強的人物畫像紋，中期以后盛行鎏金工藝、金銀錯、漆等青銅裝飾工藝手段，以及全素面且形制較為穩定的青銅容器，比如扁圓腹、有蓋、三環鈕、附耳、矮粗蹄足的鼎。東周王城遺址東北部的王陵區與貴族墓葬區出土的有樂器鐘與鼎、簋、壺等成組的青銅容器以及兵器、車馬具等戰國后期青銅器，豫北、豫西、晉西南、晉東南與晉中市、冀南等地也有戰國時期的青銅食器、酒器等出土，而紋飾大多以粗體的蟠螭紋為主，青銅戈一般以援脊與刃部作弧線向前收攏成鋒，戰國青銅矛基本是常作扁平的柳葉形。此外其他地區的青銅器也各具特點且豐富多元，比如北方的燕國、山東地區的齊國（陳侯四器）、南方的楚國（楚式升鼎）等。春秋戰國時期青銅貨幣的形式主要包括類似農具鍵的布幣、類似刀削的刀幣、帶有圓形方孔或圓孔的國錢，以及模仿海貝的銅貝幣。不同國家使用的貨幣形式可能會有所差異，但相同形式的貨幣也會在多個諸侯國同時使用。例如，刀幣主要在齊、燕和趙國流行；秦國使用圓錢。楚國則使用蟻鼻錢，而在吳越的部分地區，人們使用戈、橋幣型的銅錢。在齊、燕地區，出現了刀貝這種貨幣形式。銅幣上通常會標明地名、貨幣單位名稱等信息。
東周邊遠地區
東周時期的邊遠地區主要包括北方地區、巴蜀地區、云南省附近以及東南沿海和南方地區，東周時期的北方地區主要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動區域，雖然這些地區沒有中原地區的經濟發達，但也曾經出土大量的青銅器（武器、禮樂器等），比如北京延慶境內軍都山南麓玉皇廟等地出土的青銅短劍、內蒙古自治區中南部岱海地區毛慶溝墓等地出土的青銅虎紋飾牌、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南部地區出土的戰國早期青銅鶴嘴形鎬。此外巴蜀地區先秦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包含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特點，代表青銅器有雙環耳侈口釜、與底、蓋皆作尖狀的盒形器、扁莖柳葉形劍以及青銅尖形盔頂等器物，而云南青銅器主要分為滇池中心和滇西文化兩種類型，劍、戈、矛、鉞等隨葬青銅兵器出土較多，滇西地區楚雄萬家壩類墓葬也有青銅兵器、工具與銅鼓等，楚地（今湖南的湘江、耒水、東江與資江流域）、兩廣地區（今廣東省、廣西嶺南地區）也有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出土。
變革與繼續繁榮
秦朝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建立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但由于秦朝只存在15年，因而青銅器的制作規模較小，尤其是青銅容器和禮樂器的制造較先秦時期有所衰落，比較著名的有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和洛陽西宮秦墓出土的青銅容器，而且秦朝對銅器鑄造業的重視程度和鑄銅工藝明顯弱于春秋戰國，但從發掘陜西臨潼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刀、劍、戈、矛、鐮、鍍、弩機等青銅武器看出，秦朝的青銅器冶鑄技術仍有所發展。秦朝的青銅器大多數是紋飾較少的素面外表，戰國時代的錯金銀、嵌紅銅、嵌松石等精美青銅器幾乎絕跡，此外秦朝統一度量衡的詔書也刻在青銅版上再嵌到青銅量或衡器上。在秦滅六國之后實現貨幣統一，采用了外圓內方的八朱半兩錢作為法定貨幣。
兩漢
劉邦建立漢朝后實行休養生息的國策，歷經“文景之治”后西漢的經濟得以發展，手工業的規模也逐漸擴大，青銅冶鑄業的工藝水平穩步升高。兩漢時代的青銅冶鑄業主要以官營手工業為主，其青銅器冶鑄機構龐大、所制銅器精美且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室貴族，內部分工精細且層次分明，銘文標記鑄造情況，監督管理制度較為嚴格，但極大的銅資源需求量也促使政府從民間收購已冶煉好的銅材，此時青銅鑄造業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下游和西南地區，同時兩漢政府又在許多地方設置工官鑄造銅器，例如蜀郡（今四川成都）、廣漢郡（今四川梓潼）、河東郡（今山西夏縣）以及首都長安等。雖然兩漢時期的某些青銅鑄造技術如拍印花紋法衰落，但由于銅采礦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日常生活的青銅用器和青銅貨幣逐漸占據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兩漢時代在青銅工藝方面加以創新，比如更新錯金銀與鑲嵌工藝、將鎏金與鑲嵌技術發展至高峰、青銅器上的細線刻紋的發展、分鑄套接和使用釧釘技術等。漢初銅錢改為四朱半兩，劉徹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后，五銖錢一直使用到隋朝。
衰落階段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統一前的三百多年間，中國大部分的地區處于戰亂和割據狀態，青銅器制造的規模相較于兩漢時期有所減小，且南方較北方興盛，比較突出的一點是青銅器的鑄造上呈現出民族融合的特征。此時主要制造的青銅器包括釜、勺、酒樽、燈、炭爐、熨斗、銅鏡等生活用具和弩機、刀等武器，外形相對于秦漢較為粗糙，以素面無紋飾的青銅器為主，只有少部分銅器繡刻簡單的弦紋和魚紋，如鎏金蟠龍鎮等華麗青銅器較少。此外該時期南、北方的鑄鏡業存在許多差別，南方主要流行神獸鏡和畫像鏡，北方多見連弧紋鏡、夔鳳鏡、龍戲珠銅鏡，而且三國兩晉時期的銅鏡曾經傳到日本，也有中國工匠東渡日本鑄造銅鏡，尤其是高浮雕銅鏡的發展為隋唐的青銅鏡制造奠定堅實基礎。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中央政府設置少府監管理手工業部門以制造銅鐵器物，唐朝采礦冶鑄業非常發達，冶銅的處所已達96處，碗、缽、盂、壺、勺、盆、杯、罐、盒、燈、手爐、鎖、筆架等青銅食器、酒器、水器的數量也不亞于新興的瓷器制造業，尤其銅鏡的制造獲得隋唐兩代統治者的青睞。隋唐時期的青銅鏡比較厚重且色澤白凈，外形與紋飾相對于前代有所創新，脫離兩漢時期嚴謹沉悶的風格，將歷史人物故事和神話傳說以及現實生活融入到青銅鏡的畫面中，比如隋末唐初的十二生肖獸紋鏡、盛唐時代的云龍紋鏡和打馬球鏡、晚唐時期的“卐”字鏡和“亞”字鏡等，其中大部分的青銅鏡都使用鑲嵌金銀箔和螺鈿的工藝，圓形、菱形和葵花形等多種形狀層出不窮。總體來看隋唐兩代的青銅器制品種類齊全的程度超過南北朝以前，風格簡樸輕薄，偏重實用性而刻意減少裝飾物，個別青銅器以鎏金等為裝飾以凸顯華貴，比如鎏金鐵心銅龍、唐睿宗時期的景云鐘等。
宋元明清
五代十國之后，銅器鑄造業的范圍縮小至鑄造錢幣、銅鏡和佛像，但上三代青銅器的大量出土致使后世皇帝高度重視，其經濟價值增加的同時也使得市場上流行的青銅器仿制贗品增多，而且大多是對先秦兩漢時代銅器的造型、花紋及文字進行仿造，比如將破碎的古代殘器重新拼接起來、將出土的青銅器拼接起來并繪以假繡紋、整體器物作假以及器物與銘文一真一假等情況。宋元時期的仿制青銅器包括商至漢魏六朝的鼎、豆、尊、爵等，體型較大且相對于明清時期的仿制品水平較高，錯金銀和鎏金技術較為發達，而明清時期的青銅器仿制規模不斷縮小，最著名的是清代山東濰縣仿造的銅器。雖然青銅器的制作數量縮減，只有吳越國王金涂銅塔、大晟編鐘和宣和三年尊等為數不多的青銅器存世，但宋元明清四代經常用黃銅（純銅與鋅的合金）和白銅（純銅與、砷的合金）代替青銅來鑄造貨幣和生活器具，有墨盒、鑲子、鉤、手爐、盆與盆架等。北宋時期主要采用砂型鑄錢方法，一直持續到清末明初，陶范鑄錢的歷史才結束。人們為了提高效率，發明了石范。
世界
蘇美爾
在公元前第5千年后期，蘇美爾文明邁入了金石并用的時期，這一時期在考古學上被劃分為幾個文化階段。首先是歐貝德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隨后是烏魯克文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最后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在歐貝德文化時期，人們開始使用少量的紅銅工具，而在晚期，他們已經能夠人工冶煉銅，并且開始制作單面范鑄造的銅器。烏魯克文化時期，冶銅技術得到了顯著的發展，銅被廣泛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種類和數量都穩步增加。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時期，銅的使用達到了巔峰，制作出了諸如兩面斧、碗、環、管、魚鉤、叉、鏡和動物雕像等多樣的產品。古巴比倫的醫師替病人施切割手術所用的刀是青銅刀。到了烏爾第一王朝（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青銅的使用開始普及，失蠟法鑄造技術得到掌握。在這個時期的王陵中，出土了大量銅制的頭盔、斧子、標槍等物品。銅塊也逐漸成為一種具備貨幣職能的交易媒介。從此以后，兩河流域進入了繁榮的青銅時代，成為銅的主要加工和使用地區 。
西亞
紅銅冶煉、范鑄法、失蠟法，還有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錫鉛青銅在西亞早出現的時間都比較早。早在5000年前，西亞就踏入了青銅時代，范鑄法和失蠟法等冶金技術得到發明，人們相繼創造了不同比例的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以及鉛錫青銅。可以說，在大約4000年前，西亞已經達到了青銅時代的巔峰階段。各種主要的青銅冶鑄技術已經問世，對周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常見的青銅器包括刀、鑿、針、錐、耳環、指環、斧、劍、頭盔、鏃、鏡、馬銜等。如土耳其東部的的卡螢泰佩遺址發現10000年前的自然銅制品，并經過退火處理。此項技術逐漸向其他地區傳播。隨后的2000年中，金屬銅出現于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核心地區以外的地方，如敘利亞西南部的TellRamad遺址和伊朗西南部AliKosh遺址出土的銅珠等，并于距今8000年傳播到巴基斯坦中部的Mehrgarh地區。與此同時，土耳其中部發現了融化或熔煉堝，這標志著真正的冶銅技術的出現，但目前仍有爭議。
埃及
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埃及早期王國的遺物中，考古學家在第一王朝的墳墓里發現過不少天然銅制造的工具其中有切削刀具，小針，斧子，手斧，雄子，銅釘，銅絲，還有銅的嵌片，裝飾品，食具等等。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間，埃及地區已發明了腳踏風箱這樣的冶煉設備用來冶煉青銅。但埃及青銅器的體量都比較小，只是一些小雕像、武器、工具和器物等，缺少大型件。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青銅器經常出現，一些武器如青銅制作的戰斧和戰刀，也有青銅制作的生產工具、生活器皿，以及馬車的零件等。他們還使用青銅制作出魚鱗狀的鎧甲片，和鱷魚皮相結合，組成青銅頭盔。因為宗教在古代埃及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埃及出土了很多青銅器神像，如青銅荷露斯像、伊西斯哺乳的青銅雕像、埃及的酒神戴奧尼索斯青銅人面像等。
埃及青銅器的制作年代早，器物的種類也很多，并且制作工藝采用的是失蠟法。雖然埃及也有年代很早的青銅雕像，如四大文明古國第六王朝帕皮一世的全身像、阿卡德國王頭像等，但數量極少。埃及出土較多神像是公元前 16 世紀新王國時期之后的事情，但神像均為小型鑄件。
中亞
安德羅諾沃文化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出現于中亞草原地區、葉尼塞河沿岸、烏拉爾南部和西伯利亞地區西部，這是一個青銅器時代的農牧文化。這一文化發展出了農業畜牧經濟、相應的物質文明、新的居住方式、埋葬儀式和社會形態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采礦業、金屬冶煉，特別是青銅金屬加工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文化區域內，發現了采銅遺址和錫礦金礦遺址，遺址內常見礦石、煉渣、冶煉工具和青銅制品。
青銅器種類繁多，包括青銅的鍛造或鑄造武器、工具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例如斧頭、矛、鏈子、刀、短劍、鑄件、鑿子、鋸子、鎬子、魚鉤、錐子、針，還有青銅串珠和飾牌。在哈薩克斯坦北部的地區，如波羅沃耶、科克切達夫、堪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阿克摩林斯克等地，發現了安德羅諾沃類型的古墓。這些墓葬中出土了少量的青銅工具以及一些帶有金配件的青銅飾物。青銅時代晚期，安德羅諾沃文化與東歐南部草原地帶的木撐墓文化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從已發現的帶有木撐墓文化特征的鑄銅遺址和遺物來看，除了本地采礦冶煉，還從中亞地區引入了大量銅材料。
歐洲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巴爾干半島率先進入歐洲的青銅時代。接下來的1500年里，歐洲大部分地區逐漸步入青銅時代。歐洲各地的青銅器類型普遍包括武器、工具和裝飾品。
南歐地區深受地中海東岸新月沃地青銅文明的影響，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較早，人像比較發達，還有較多動物雕像，這些雕像大多與祭祀活動相關。古希臘青銅藝術也受到古埃及藝術的影響而逐漸走向成熟，“神像人化”是古希臘青銅器裝飾紋樣的重要特征，大多數以神話中的人物和故事作為藝術創作的來源，比如古希臘青銅器中的銅鏡《狂舞的密涅》以刻線的手法描繪出女子密涅的美麗身姿。此外，古希臘的青銅器更加注重審美主義的美學傾向，一般是作為藝術品擺放在神廟或裝飾于三角楣之中；同時古希臘的青銅器工藝還注重高度寫實的創作手法，描繪事物本質但不加以修飾，整體不具有抽象性。
東歐地區尤其是東歐南部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晚于南歐地區，青銅武器發展最為成熟、發達，展現了草原民族崇尚武力的特點。在南歐和東歐青銅文明的影響下，中歐與西歐內陸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也較早，青銅質地的農業工具較多，還流行骨灰罐、酒罐等青銅器。西歐沿海和伊比利亞半島在南歐與西歐內陸青銅文明的影響下，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形成了以鯉魚舌劍、翼形斧、彎背刀等青銅器為特色的大西洋青銅文明。北歐遠離青銅文明核心區，加上銅錫資源匱乏，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較晚，其青銅文明雖深受東歐、中歐、西歐青銅文明的影響，但也創造了樹形斧、太陽車等極具特色的青銅器。
歐洲青銅器類型廣泛，包括青銅的鍛造或鑄造武器、工具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例如斧頭、矛、滾子鏈、刀、短劍、鑄件、鑿子、鋸子、鎬子、魚鉤、錐子、針，還有青銅串珠和飾牌，以及銅和金銀制成的耳環、鬢環等飾品。
越南
東山文化之前有馮原文化、桐荳文化和椚丘文化。馮原文化早期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少量銅器。桐文化時期出現了青銅斧、矛、魚鉤和手鐲。丘文化時期，楔形斧和鐮刀的數量增加。公元前1500至前500年，是馮原文化向東山文化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青銅工具和兵器種類繁多，銅鼓開始出現。桐荳文化在青銅方面的顯著特點是發現了一種用途不明的青銅器——“銅”。這種器物全銅制成，呈長方形，帶柄，板狀，正反兩面鑄有密集的長柄實心小銅釘。這種器物在椚丘文化和東山文化中仍然存在，但形制略有差異。東山文化時期的銅器武器包括劍、戈、矛、靴形鉞和鏃；工具有犁、斧、鋤和鍬；容器有甕形桶和圈足蓋忠；樂器有鼓和鈴。東山文化晚期已進入鐵器時代，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
盡管桐荳文化的先民們精通混煉技術，能夠運用模具鑄造和鍛制出各種形式和完整造型的青銅工具，但在器物表面印制花紋的技術是在東山文化時期才出現。東山文化時期的古代銅匠已經掌握了在銅料中加入各種金屬成分以制造銅合金的方法，進而制作出精美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制作技藝高超，造型優雅，紋飾清晰。例如，玉縷鼓和黃夏鼓的紋飾復雜精細，形象生動，栩栩如生，這表明當時的青銅鑄造工藝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泰國
在泰國史前青銅時代，即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金屬器制作技術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工匠們掌握了使用上下模具并合的鑄造方法和失蠟法。此外，他們還了解如何在金屬冷卻過程中采用鍛打技術來提高金屬的硬度和韌性，同時也知道利用熱度來恢復金屬的黏性，減少冷卻過程中金屬受擊時的脆性。這些技術通過一種稱為退火的方法實現。這些技術一直沿用并傳承到后來的鐵器時代。
古印度
古印度的青銅造像歷史悠久，最早的青銅作品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時代的青銅小雕像《舞女》，由于公元前9-6世紀印度相繼興起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前身）、佛教、耆那教，因而古印度青銅器的主要題材是宗教，尤其是波羅王朝（750-1150年）與朱羅王朝（846-1279年）。相對于波羅王朝來說，朱羅國更喜歡青銅雕刻，其創作出印度教諸神的青銅雕像，最著名的描繪濕婆作為美麗的“舞王”的雕像，古印度該時期的青銅藝術深深地影響斯里蘭卡、泰國和東爪哇王國等東南亞地區的藝術。在古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人們使用最普遍的青銅器是工具與武器，如斧、鐮、鋸、刀、劍、鏃、矛頭等，還有手鐲、腳鐲之類的裝飾品。并且青銅鑄造技術較高，匠人們熟練運用熱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術制造青銅器具。
鑄造和加工
原料開采
先秦主要的礦產地集中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理石與火成巖的接觸帶中，比較有名的是江西瑞昌銅嶺銅礦、湖北大冶銅綠山、湖北陽新港下古銅礦等，這些地區的礦石如孔雀石、赤銅礦、自然銅等密集程度高，含銅品位較高且容易開采。春秋戰國時期的開采方法主要有地下開采和露天開采兩種，地下開采方法可以分為單一開拓法（豎井開拓法）與聯合開拓法兩種，后者即下掘礦井，而中段或底部出橫巷，工匠用木材制成方形框架用為井巷支護以承受井巷外壓力，使礦工能從地表下數十米深的礦體中掘取礦石。但除了直接從鄰近產銅地開采這一途徑外，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所需銅礦原料還來自其他藩屬方國的貢納、貿易交換以及戰爭的掠奪。
中西方銅器時代已知的銅礦資源的分布也有顯著的差異。當時，中國各地分布著大型、中型和小型銅礦，數量眾多，尤其是超大型和大型銅礦。與此同時，歐洲、西亞和北非地區的銅礦數量相當有限。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00年這段時期，該地區的年平均銅產量僅為400噸。在奧地利別希霍夫荷勞的密特堡發現了世界最早的銅礦，遺址長1200米，深15米，屬于露天開采，年代約為公元前3000年。另外，古埃及提姆納采銅遺址位于亞喀巴海灣附近，開采年代距今約3000年，豎井最深達36米。伊朗高原以及波斯灣西岸阿曼地區也分布著古銅礦，主要供應蘇美爾地區。歐洲最古老的銅冶金遺跡是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區的古銅礦和煉銅遺物，其中，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魯德納格拉瓦發現的古銅礦是最著名的遺址之一，已經發現古代采礦遺跡40多處。
此外，青銅器重要材料錫的分布也不均勻，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古國，如四大文明古國、西亞、古印度、古希臘和古羅馬，最初并不是產錫的國家。在尋找銅礦的過程中，才意外地發現了錫礦的產地，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的錫礦就是在尋找銅礦的過程中被發現的，從而為古埃及、古希臘等國家和地區的青銅器發展創造了條件。古埃及的錫則是從尼日利亞和扎伊爾（今剛果）等地遠程運輸而來。
冶煉程序與工具
青銅器的冶煉程序主要分為選礦、初煉和精煉三步，首先含雜質較少的銅礦石是煉銅的首選，比如含銅很富的氧化礦孔雀石銅礦含雜質較少，可以直接進入爐中冶煉；銅礦石選擇出來后需加以破碎，然后與熔劑木炭（在煉鐵時可達1150度以上）一起投入煉爐內，銅熔點僅1083度，所以爐內溫度達到1100度或稍高點即可；將煉爐煉出的銅液放出后凝固形成粗銅，后將粗銅放入熔銅設備（土爐式熔爐、土坑式熔爐、小型陶質熔銅器皿）內進行提煉以減少雜質，當銅熔化后根據要鑄造的不同種類的器物，加入一定比例數的錫及其他合金成分如鉛等。隨著溫度升高，爐中青銅合金中的部分氧化物、硫化物等揮發出來形成黃白、青白之氣，當雜質全部揮發之后火焰即呈青色，代表青銅冶煉成功。
合金成分
青銅合金包括錫青銅、銅錫鉛三元青銅和鉛青銅三種類型，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中錫青銅、三元青銅的中含錫量多未超過10%，二里岡上層文化時期的青銅合金主要是錫青銅與銅、錫、鉛三元青銅，鉛青銅甚少；殷代的青銅兵器一般屬于錫青銅與鉛青銅這兩類合金，而三元青銅較少，鉛青銅在殷墟出土青銅兵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含鉛量多數在10%以上，而錫青銅兵器中鏃屬高錫青銅，戈等兵器則以含錫量中等者為主，青銅工具大多屬于三元青銅和高錫的錫青銅；西周中前期的主要合金是銅錫鉛三元青銅，三元青銅含鉛量多有超過10%的，而錫青銅的數量較少；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容器的主要成分是三元青銅和含錫、鉛量中等的錫青銅，而青銅武器流行使用含錫量較高的錫青銅。
鑄造工藝
塊范法
青銅器的鑄造經歷了單面范、雙合范至復合范的發展歷程。單面范與雙合范僅能鑄造非容器類的小件銅器，其范料為石質或泥質，但用于青銅容器鑄造的復合范則必須為泥質，因為泥料比石料具有更為自由的成形性。鑄銅泥料的制備工藝不僅繼承了史前制陶業的相關經驗，同時還根據鑄銅的特殊要求對泥料組成和焙燒溫度進行了改革和創新，因而其工藝技術更為復雜。“拼鑄法”從屬于“分鑄法”的范疇。因整體美觀和結構堅固的需要，青銅器最佳的成形手段是整體鑄造、一次成形的“渾鑄法”。但對于造型復雜的器物，常需將耳、整、足、鈕、犧首等附件分開鑄造，再與器物主體鑄接，這就是“分鑄法”。因結構或工藝需要，可先鑄附件再鑄接主體，或先鑄主體再鑄接附件。因此，分鑄法的特征為“主體”與“附件”的分與合。“拼鑄法”則是將器物各個部分逐個制范、依次鑄接，是更為徹底的“分鑄法”。拼鑄法僅見于早期方鼎的鑄造，是制作大型器物時于泥范技術的落后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
失蠟法
失蠟法又稱為撥蠟法、出蠟法或退蠟法等，最早出現在約前3000年的西亞地區，采用易熔化的材料，如黃蠟（蜂蠟通稱）、動物油（如牛油）等制成欲鑄器物的蠟模；在蠟模表面用細泥漿多次澆淋，在蠟模表面形成一層泥殼；在泥殼表面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鑄型，如不用耐火材料涂沫，亦可用范土做填料，將蠟模空隙處填實，封裹成圓墩狀；烘烤此型模，使蠟油熔化流出，從而形成型腔；往型腔內澆鑄金屬熔液，便可得到無范痕、光潔精密的鑄件。萬家保等學者認為失蠟法出現于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而華覺明認為失蠟法在中國的起始年代至遲應在公元前七世紀的春秋中期或更早。
裝飾工藝
鑲嵌
鑲嵌綠松石是最先出現的青銅裝飾工藝，并從二里頭遺址文化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主要方法是先在器物上鑄成陰紋的紋飾，然后按照紋飾的規格制作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或塊，除綠松石外也有玉、瑪瑙、孔雀石與琉璃等其他非金屬礦物，此外商代青銅器還會鑲嵌金屬物質如有紅色光澤，硬度低且延展性好的銅等，比如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一件商代鑲嵌紅銅紋飾青銅戈；先秦時代的貴族還將色澤美麗并有良好延展性的金銀鑲嵌于青銅器上，這種工藝被稱為“金銀錯”或稱“錯金銀”。
包金銀與貼金
包金工藝是指將極薄的金箔（一般是厚約0.2毫米左右的金葉）包罩在青銅器的表面上，此種工藝從商朝時代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而包銀的青銅器直到戰國時期才出現，比如戰國晚期包銀箔的橢圓等。貼金是用粘著物將極薄的金箔貼在器物上，先秦時代有可能是用漆或桐油一類涂料，由于成本較低且金品較薄不易脫落，貼金的工藝一直持續到戰國中期，代表青銅器物是戰國早期楚國固始侯墓中出土的貼金銅泡、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貼金馬飾。
外鍍金屬
這種工藝包括鍍錫和鎏金兩種類型，由于錫的化學性能較穩定，因而青銅器鍍錫具備裝飾功能并可防止銅器生銹，現代冶金史學家推測中國古代青銅器鍍錫工藝存在熱鍍（將青銅器大體加熱并在赤熱狀態下涂抹錫液）、澆灌（冷水澆背）與沉浸（將要鍍的物體部分或全部沉浸到熔融的錫液中并取出）三法，而鎏金工藝包括“殺金”（加熱金箔碎片至400度左右后完全溶解于汞中，再冷卻成固體的銀白色“金泥”）、“抹金”（打磨掉銅器表面銅銹后將金泥與鹽、磯的混合液均勻地抹在被鍍器物表面）、“開金”（以適當溫度的炭火將汞蒸發并使黃金滯留于表面）、“壓光”（用上杭烏梅水刷洗并用瑪瑙或玉石制成的“壓子”磨壓器物直到鎏金層出現）四道工序。
分類
形制分類
紋飾分類
紋飾
中國
根據青銅器紋飾的內容，可以將之分為三大類，即：動物類；幾何形類；人物畫像類。每一大類中又可以細分為若干種。歸于植物類的紋飾極罕見而且圖形也是圖案樣式，因此暫將個別植物形紋樣歸入幾何形類中。青銅器紋飾有著較強的時代特色。在商與西周時期，青銅器紋飾中有許多神話、幻想中的動物，因此多具有一種神秘、詭異的氣氛，這種風格至西周。
二里岡文化期
在青器紋飾的萌芽與初生期，只有饕餮紋1類(即不簡省饕餮紋)和幾種簡單的幾何紋，例如圓圈紋、弦紋、渦紋、云霜紋等。這些風格多半是粗獷和簡練的。直到二里岡上層晚葉，饕餮紋才開始出現細密的形式，但仍然沒有地紋。
殷代中期至西周早期
?從殷代中期開始，蛇紋中的1類（即獨體蛇紋）、鳥紋1類（即小鳥紋）、簡省變形動物紋的1類（目紋）、4類（變形饕餮紋）以及多種幾何紋相當流行。從二里岡上層偏晚開始，紋飾出現繁的風格，到殷代中期更發展為以“三層花”為代表的繁麗、精細的風格，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關于神話性動物的盛行，肅穆、森嚴且詭異的氛圍，通常認為與商代和周初崇拜鬼神的神秘主義、宗教意識密切相關。在這一時期，多類并存的饕餮紋以及龍紋中的1類（即夔紋）是這一階段應用最普遍也最重要的紋飾。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紋飾逐漸呈現出質樸、素雅的風格，器物口沿下或頸部的帶狀紋飾較為常見，神秘性也有所減弱。在西周中期，以龍紋的2類（即顧龍紋）的繁榮、鳥紋的2、3類（即長卷尾鳥紋與大鳥紋）的盛行和簡省變形動物紋的5類（即竊曲紋）的興起為特點。而在這一階段的晚期（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竊曲紋達到高峰，簡省變形動物紋的3、6類（即重環紋、波帶紋）和瓦紋開始普及。簡省變形動物紋從神話性逐漸轉向圖案化，神秘主義色彩明顯削弱，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尚神鬼的宗教觀念逐漸衰落。
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
在這一階段，紋飾的表現手法呈現出圖案化和裝飾化特點，神秘性消失，同時現實主義主題開始出現，紋飾風格由素樸轉向精細、繁縟。從春秋中期開始，上一階段的典型紋飾如重環紋、竊曲紋、瓦紋等逐漸衰落，波帶紋減少并走向變形。與此同時，龍紋第5類（即交龍紋）中的蟠紋、蛇紋2、3類（即蟠虺紋及四方連緓延展的獨體蛇紋）開始流行。動物紋擺脫了刻板作風，變得活潑、清新且秀逸。幾何形紋飾中的綯紋與三角紋第4類（即垂葉三角紋）也在春秋中期興起。戰國早期之后，人物畫像紋將中國青銅器紋飾的藝術水平推向頂峰。這些變革與青銅器鑄造工藝的飛躍相呼應，共同創造了中國青銅器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高峰。
戰國中晚期
在這一階段，雖然常見的蟠螭紋、蟠虺紋及其各種變形仍然存在，但簡練的幾何紋飾帶已更普遍地取代了滿飾花紋的風格。值得關注的是，可能由于上一階段繁富精細的紋樣已達到頂峰，此階段之后風格發生轉變，開始出現更多全素面青銅器。為了彌補素面的單調，人們在素面銅器上采用了鎏金、蠟金銀等裝飾工藝，使青銅器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絢麗色彩。這種風格一直延續并影響到漢代。
世界
在西方地區的青銅器上，人物題材是主要的紋飾，而動物主題也占據重要位置，幾何紋飾則在一定程度上起輔助作用。相對而言，歐洲地區的紋飾青銅器相對較稀少，其紋飾也多以刻畫生產、生活、祭祀、戰爭和神話故事等場景為題材。舉例來說，希臘古典時期的鏡子和梳妝盒、埃特魯里亞時期的六腿銅盆，以及凱爾特人制作的巨型酒罐等青銅器上都鑲嵌有裝飾，但其中大多數都是以人物形象為主，并呈現出強烈的寫實風格。此外，古埃及和蘇美爾地區的青銅器上的表面裝飾性紋飾相對較少。
銘文
商代后期的金文
商代后期青銅器上的金文一般包括族氏何尊銘文（家族之名號）以表示青銅器的族屬問題、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親稱“祖”、“父”、“匕”、“母”等之后接上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作器者名等，但這些文字一般數量較少，殷代晚期的青銅器中也有少數銘有較長的銘文，內容多涉及商后期重要戰事、王室祭祀活動、王室與貴族關系等，同時殷商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大多帶有象形文字的意味，表示人物、動物、植物等含義，字形大小不統一，銘文布局亦不齊整，豎雖基本上成列，但橫卻不成排。
西周金文
西周金文在整個西周時期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西周早期中武王、姬誦時期以及姬釗前期的金文關乎到許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實及當時的官制、軍制等，而字形特點基本商代后期的金文，康、姬瑕時期的金文多為較長篇或長篇，反映當時的戰爭、政治、封賜等重要史實，族氏銘文逐漸減少，同時字體也相對于西周初年的較為規整；西周中期的穆王時期金文字體規整拘謹，象形性大不如從前，從姬繄扈至姬囏時期，金文字體寬松敦厚，布局散漫；西周晚期的姬燮至姬宮湦時期，青銅器的銘文篇幅較長，內容多為模式化的廷禮冊命，有關戰爭、土地獄訟等方面內容亦較多見，布局工整規范，橫成排，豎成列，制作時先畫格后拓字致使總體上顯得莊重肅穆。
春秋金文
由于春秋早期的各諸侯國及各國內卿大夫負責制造青銅器，因而上面的金文多反映諸侯、大夫的社會活動與其典章制度，區域性較強，同時在文字結構及書體上保留西周時期的一些特征，但部分器銘布局散亂，橫不成排，字形亦不規整，大小不一，比如淮河、漢水流域與漢淮間諸國。春秋中晚期，各諸侯國金文形體上的時代性和地域性逐漸增強，齊國金文字形瘦長而工整，筆畫流暢，豎筆往往長垂而迂曲，莊重典雅；而魯國由于保存周禮較多，其字體穩重敦厚，布局寬松；江淮流域及附近的南方諸侯國如徐國、楚國、蔡國和吳越兩國等，金文主要包括較為隨意的手寫體或俗體、較工整的藝術型字體和特殊的圖案化字體；雖然秦金文發現較少，但它與當時東方及南方諸國金文在字形結構與書體上差別明顯，結構嚴謹規整且筆法圓折，更加接近于小篆。
戰國金文
戰國早期的青銅器金文中關于歌頌先祖、祈禱祝愿之類的禮儀套話減少，一般青銅容器上只較簡單地記述鑄器的緣由和鑄器的主人，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后他們的青銅器金文基本保持相似的風格，字形勻稱穩重，而楚國一定程度上保留春秋時期南方金文的寬闊形體和流暢筆畫。戰國中期以后，政府加強控制與兵、器、度量衡相關的手工業，嚴格命令在青銅兵器和量器上面記錄負責監制青銅器者的官職名號、工長名與直接鑄作器物的工匠名。各國在西周春秋時期的文字形體已被地方性俗體取代，同時衍生出新的形聲字體，長篇銘文中還大量使用假借字，比如楚兵器銘文要加上紀年詞句（……之歲），由鑄銘轉向刻銘且結構松散。
青銅器的意義
在中國夏商周時期，青銅器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象征，同時也承載著重要的符號和文化內涵。透過系統分析青銅器所蘊含的特定意蘊，可以觀察到其反映的是社會文化的演進。青銅器是貴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夏商時期用爵制度、兩周時期的用鼎制度和編鐘制度都是身份等級的重要象征。這種等級秩序的影響十分深遠，用爵制度則以爵位制度的形式滲透到政治領域，而在春秋時期，用鼎制度和編鐘制度則成為了國家政權的象征。這種青銅器的生產與使用體系，以中原為中心向其他地區傳播，并被其他地區逐漸接受。可以說，青銅冶鑄技術及以青銅器為載體的禮樂制度，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國家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另外傳統文化在形成和傳承的過程中，涌現出大量的文化元素，而青銅器就是這些文化元素的重要載體。在中國之外的地區，例如歐洲青銅器的鑄造和使用主要與戰爭、祭祀、生產和日常生活有關，軍事氛圍相對濃厚。除此之外，在歐洲的祭祀文化中，該地區祭祀用途的青銅器通常用于祭祀神靈而非祖先，在隨葬文化中，墓葬主人的身份標識功能則主要通過隨葬青銅器的數量、體量和精美程度來展現。所以這些青銅器本身就反映了歐洲地區的戰爭、生活以及墓葬文化特征。
仿古偽作
定義
仿古與偽作的概念是根據先秦兩漢時代青銅器的造型、紋飾和文字進行模仿制造，但兩者又存在本質的區別，仿古只是簡單地模仿而不必追求器形和花紋完全的相似，基本上是后人為祭祀或生活等實際需要而模仿先秦兩漢時代的銅器，甚至有可能還帶有器形、紋飾、文字等方面的時代性；而偽作的商業性和投機性更強，偽造青銅器的人為牟取暴利而要求作品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近年來人們為商業需要在復制品的底上銘刻“復制”字樣。
歷代產品
歷代仿古銅器最重要的相同點是大體取商周青銅器的外形，而在局部的結構和紋飾上隨意變形。仿造先秦青銅器的歷史約可以追溯至宋代，北宋政府根據大量仿造內府所藏的商周青銅禮樂器并用以祭祀，至南宋時期仿制青銅器的現象減少，元成宗鐵穆耳時設置出蠟局以仿制先秦青銅器，朱瞻基朱瞻基命令工部官員仿照宋人《考古圖》《博古圖》等所記商周青銅器的器形并對其加以鑄造仿古，當時所鑄的仿古銅器多達三千三百余件，而明末崇禎年間潞王朱常淓也曾大批仿制青銅器。歷代青銅器仿制品中比較著名的有：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鑄“周公乍文王”鼎、貫耳觚以及清代的百環尊、出戟大尊和方口觚等，此外明清兩代宮廷所仿多鑄有本朝年號，比如“宣德”“潞國制”“大清乾隆年制”等字樣。
偽造手法
從兩宋至明清時期的青銅器偽造手法主要有真器改造、全器偽造、真器偽銘文和真器偽制紋飾四種，真器改造是指將真器主體添加部件或將分屬幾件真器的殘件拼湊成一件（不符合器制）；全器偽造包括自行設計形制、紋飾，以及以真器為模并用翻沙的方法或失蠟法鑄成；在原來無銘的真器上偽制銘文，或是將原來的銘文改為較松散、呆板的字體；真器后制偽紋飾包括在原本素面無紋的真器上作偽紋飾、在有簡單紋飾的真器上增補偽紋飾兩種情況。
辨別方法
辨別偽作銅器，首先要對地皮顏色與青銅銹跡進行辨別，一般情況下青銅器埋于地下會受到地質和水質等自然因素影響，經過長時間的變遷而產生綠、藍、黃、白、紅、黑等不同的銹跡，而且這些真銹一般都是滲透至銅質內部并不易剝落，但偽造品的銅銹是浮在青銅器的表面，遇水即落；其次，還需要辨別器形、紋飾、銘文，真器紋飾一般層次分明而平整，而偽作紋飾則軟而凸散，且沒有鑄造真紋飾時常出現的鑄瘤，真銘文（商周時期）一般為鑄字且字體勻整嚴謹，而偽銘文是在整個真器鑄好之后再用刀刻字，可以明顯地看出有刀鑿痕，而且字體呆板無神韻。
發現與研究
兩漢至清代
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最早是兩漢開始大量出土，西漢初年中央集權政治逐步鞏固與發展，劉徹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進而提出“天人感應”使皇權與神學和天文現象相聯系，于是漢代統治者將出土的青銅器神化并視為祥瑞，比如漢武帝年間在汾河得到一個青銅鼎，之后將年號改為元鼎。自西漢至北宋初約一千二百年間，雖然有不少青銅器先后出土，而且史書、文獻中對出土青銅器有不少記載，但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而缺少對青銅器研究的重視。直到大約北宋趙恒年間，由于“金石學”研究的興起致使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及銘文開始受到重視，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句中正與杜鎬辨認出史信父甗，之后劉敞、李公麟、呂大臨、歐陽修、趙明誠等人先后撰寫出《先秦古器記》《考古圖》《集古錄跋尾》金石錄《博古圖錄》等相關青銅器研究著作，此外還對青銅器的定名做出重要貢獻，比如鐘、鼎、鬲、尊、壺、盤、匜、敦、簋等。元明兩代在青銅器研究方面持續低落，到了清代乾隆、愛新覺羅·颙琰時期，青銅器的研究伴隨著考據學的發展而迎來復興階段，從清初的顧炎武、朱彝尊開始，吳云、潘祖蔭、吳大徵、孫詒讓、曹載奎等人都致力于研究先秦青銅器和銘文并撰寫相關著作，《說文古籀補》二冊、《古拾遺》《古籀余論》三卷、《愙齋集古錄》《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等研究著作，為后世研究青銅器奠定堅實基礎。
近現代中國
1911年-1949年
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學術界跟隨政治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而產生新變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流入中國后催生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后青銅器的研究也逐漸步入正軌。容庚、唐蘭、陳夢家等學者先后對青銅器的分類、定名進行研究，而其中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的《說壁》《說觥》等文章，將實物器形、銘文與文獻資料結合，得出為學術界普遍承認的定名結論。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者將西方人提出的標型學理論應用于分析出土的青銅器物，中央研究院李濟的青銅器標型學研究是中國青銅器研究開始徹底擺脫舊的金石學制約走向科學軌道的重要標志之一。此外郭沫若用現代考古學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青銅器分期、斷代及分區域問題，創作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五冊和《考釋》三冊，容庚也出版青銅器綜合性研究著作《商周彝器通考》二冊。
1949年至今
1949年后，陜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及云南省等地的田野考古出土大量青銅器，并先后出版地區性的青銅器圖錄，個人有關青銅器的專題性論著、綜論性著作、資料與工具書先后出版。“中央研究院”考古組主任李濟赴臺之后，主要負責整理與研究殷墟發掘資料，并對殷墟及其他商周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進行系統研究，他用考古標型學方法分析殷墟出土的刀、削、戈、鏃等鋒刃器的形制及其變化，撰寫出《豫北出土青銅句兵分類圖解》《斝的形制及其原始》等文章，同時他與臺灣學者萬家保合作撰寫一百余萬字的五本《古器物研究專刊》，對殷墟發掘所得的一百七十件青銅容器作綜合性的研究。此外萬家保撰寫《輝縣及汲縣出土東周時期青銅鼎形器的鑄造及合金研究》、石璋如編著《殷代的鑄銅工藝》、陳良佐撰寫《古代的金屬工藝》研究青銅器鑄作工藝與合金成分；張世賢等學者研究利用現代物理化學手段對青銅、青銅器辨偽與保護等問題；陳芳妹等人主要研究對青銅容器分類、定名、用途、相互關系等相關問題。
日本與西方國家
日本
十八世紀中葉后的江戶時代后半期，日本部分漢學家開始收集中國青銅器，而市河米庵是最早收藏中國周漢古銅器的人。十九世紀中葉后的明治天皇、大正年間，由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和東亞考古學的興起，以及中國當時社會動蕩，致使殷周青銅器大量地流入日本，日本官方和私人也開始大量搜集中國青銅器，尤其是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中國古銅器的特別展，直到1960年成立“泉屋博古館”并成為日本研究中國青銅器文化的重要學術機構。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梅原末治除參與著錄泉屋銅器外，還先后編纂《青山莊清賞》《白鶴吉金撰集》《天理參考館圖錄》中國篇、《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河南安陽遺寶》介紹中國青銅器；濱田耕作等人對青銅器分類、器形與分期斷代所作的專門性研究；林巳奈夫編纂《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白川靜創作《金文通釋》對中國青銅器作全面的綜合性研究。
西方國家
歐洲人收集中國青銅器大概始于十九世紀中后期，當時法國的經濟學家賽爾努什到亞洲旅行，購買二十余件中國古代的青銅器，1898年10月，巴黎市政府建立以賽爾努什命名的美術館并向民眾開放展覽青銅器，但此時中國瓷器的知名度遠超過青銅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中國青銅器較多流入歐洲，歐美收藏家與學者對中國青銅器的興趣增加，當時的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以中國古代青銅器為收藏重點，歐洲公立博物館中收藏中國青銅器較多者還有瑞典的遠東古物博物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瑞典人卡爾白克將其在中國任職期間收購的安徽戰國楚器捐獻給遠東古物博物館，英國人懷特將其在河南省任加拿大中華圣公會主教時從安陽市、洛陽市等地收購的青銅器捐獻給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二次大戰后至七八十年代，像荷蘭、瑞典、丹麥、英國、意大利、德國、瑞士等歐洲諸國都出版過許多有關中國青銅器的圖錄。
知名鼎尊
司母戊鼎
“司母戊大方鼎”又叫“后母戊鼎”，屬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1939年出土于商代后期首都（今河南省安陽市殷墟）的一個奴隸主貴族大墓之中，現陳列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司母戊大鼎高133厘米，橫長110厘米，寬78厘米，重875公斤，含銅84.77%，含錫11.64%，含鉛2.79%，氣勢雄渾壯麗，是中原地區到目前為止所有已發現的古代遺存中體量最大的青銅器，它是商代后期的商王文丁為其母輩商王武乙的配偶妣戊所鑄造的，采取長方腹、立耳、柱足的結構形式，其四周飾有商代典型的獸面紋即饕餐紋與夔龍紋。司母戊大鼎器身四周每一面上下裝飾帶正中的饕餐紋，是由左右兩條夔龍合成的。司母戊大鼎周身共飾有饕餐與牛首24個，四周尚有單身的8個夔龍紋，鼎耳側面的裝飾為兩只立起來的老虎，張開的虎口共銜一個人頭。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中國現有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一件方尊，其高度為58.3厘米，重達34.5公斤。器身呈方形，有方口大沿，頸部裝飾有外侈口沿，每邊長52.4厘米，幾乎與器身高度相當。具有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方尊中部是器物的重心，四角各塑造了一只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和羊頸伸出器外，羊身和羊腿附在尊的腹部及圈足上。尊腹部即為羊的前胸，羊腿附在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羊前胸和頸背部飾有鱗紋，兩側裝飾著優美的長冠鳳紋，圈足上則有夔紋。方尊肩部飾有高浮雕的蛇身龍紋，帶有爪子。尊四面正中，即兩羊相鄰處，各有一對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至前方中間。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的合范處都設計成長棱脊，其目的是掩蓋合范時可能出現的紋飾對合不正。。
毛公鼎
毛公鼎為西周晚期所鑄，愛新覺羅·旻寧末年出土于陜西岐山，是中原地區銘文最長的青銅器，被譽為晚清“四大國寶”和“海內三寶”之一。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徑47.9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圓腹，以鑄有32行499字長篇銘文而著稱，是西周公國青銅鼎的典型樣式。鼎腹為半球形，口沿方折，立著微微外侈的雙耳，三只足作馬蹄形，整體比例勻稱精巧。外形優美，追求質樸，通體沒有過多的裝飾，僅在口沿下飾一圈簡單的重環紋。
舞女
《舞女》是一座史前古印度青銅雕塑，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時代的青銅小雕像。這是在摩亨佐達羅發現的兩尊青銅雕像之一，與其他更正式的姿勢相比，它們表現出更靈活的特征。女孩裸體，戴著許多手鐲和項鏈，以自然站立的姿勢，一只手放在臀部。她的左臂上戴著24至25個手鐲，右臂上戴著4個手鐲，左手握著一些物體，左手放在大腿上；雙臂異常長。
阿特米西翁青銅器
阿特米西翁青銅器（通常被稱為海神）是一件古希臘雕塑，是從希臘優卑亞島北部阿特米西翁角附近的海域中發現的。大多數學者認為，青銅代表宙斯，雷神和眾神之王，盡管也有人認為它可能代表波塞冬。該雕像高 209 厘米，略高于真人大小，空眼窩最初是鑲嵌的，可能有骨頭，還有眉毛（銀）、嘴唇和乳頭（銅）。雕塑家不詳。
參考資料 >
青銅器知識講解——中國古代青銅器特點與價值.殷墟博物館.2023-08-19
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2023-08-19
萬物皆神：埃及的青銅器.西安日報社數字報刊.2023-08-19
考古學 | 亞歐大陸兩端的青銅文明.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08-19
青銅時代和錫的世界分布.世界科學.2023-08-18
青銅：延續千年的文明.經濟晚報.2023-08-19
講座紀要丨冶金技術與中華文明起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23-08-19
青銅器禮義論要.燕園禮學（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官方賬號 ）.202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