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義（朝鮮語：????）是一種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侍奉大國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鮮王朝對中國明朝和清代稱臣納貢的政策。“事大”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左傳》、《孟子》、《韓非子》等中國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義”則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總結出來的概念。“事大”早期運用于中國歷史上的割據分裂時期，后引入朝鮮并成為朝鮮王朝對華政策的代名詞，如《經國大典》中的禮典專門對“事大”進行詳細規定，近代朝鮮開港后主張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團被稱為“事大黨”，“事大”一詞亦被廣泛應用于朝鮮與中國有關的文書中。
除了朝鮮半島外，日本有觀點認為事大主義同樣是沖繩縣（琉球王國）的傳統，亦屬于沖繩人的行為模式之一。
概況介紹
出處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時代即已有之，系統論述于《孟子·梁惠王》下篇：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周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解釋
齊宣王問道：“與鄰國交往有一定的法則嗎？”孟子回答說：“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國的地位侍奉小國，所以商湯曾侍奉葛國，周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聰明的人能以小國的地位侍奉大國，所以周太王曾侍奉鬻，勾踐曾侍奉吳國。能以大國地位侍奉小國的，是樂于聽從天命的人；能以小國地位侍奉大國的，是畏懼天命的人。樂于聽從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懼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國家。正如《詩經》上說的：‘畏懼上天的威嚴，才能得到安定’。”
運用
事大作為一種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運用于中國。“事大”的概念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像鄭國、魯國等緊鄰大國的小國不得不擇強而事，以保全其國家，而一旦違背，則往往招來亡國之禍。在儒家經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詞，如《周禮·夏官·司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玄注：“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這種理念也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傳》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晉朝的孫楚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中寫道：“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與儒家對“事大”的肯定態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則對“事大”提出質疑，他雖然認為“事大”是小國迫不得已的必然選擇，但又指出“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民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并舉例齊國攻宋時，宋雖事楚并向其求救，但楚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拒絕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國沉浸于事大之道，則會使君主為大臣挾制，大臣們會要求“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因此他對“事大”持否定態度。
漢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據的亂世之時，儒家的“事大”理念便會派上用場。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后秦君主姚興虜獲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親，慕容超派使者韓范前去索要母親，姚興問韓范：“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規矩來向他稱臣。前涼權臣張瓘與諸將商議如何應對強大的前秦之時，諸將皆曰：“姚襄、張平一時之杰，各擁眾數萬，狼顧偏方，皆委秦檜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由此可見“事大”理念作為一種亂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國以后，隨著分裂割據局面的再度出現，“事大”再度廣泛應用于外交場合。當時南唐、吳越等南方小國面對已統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國，被迫稱臣納貢，他們稱這種政策為“事大”。如《新五代史》記載：“（李璟李璟）盡獻江北地，世宗（柴榮柴榮）許之……始賜璟書曰：‘自有唐失御……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又如《類說》卷五三引宋楊大年《談苑》：“開寶中王師圍金陵，李煜遣徐鉉入朝，對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非敢拒詔。王建（趙匡胤）曰：‘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兩宋、遼、西夏、金對峙時期，依然延續著“事大”這種外交傳統，如《續資治通鑒·宋仁宗慶歷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南宋對金朝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軍猛攻南宋、趙構逃亡海上之際，曾下詔說：“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于事大之禮，敢有不恭！”也就是說只要能茍安，便愿意向金國恭行“事大”之禮。不過總的來說，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國只是特定時期才被運用。
“主義”是近代日本對英語“-ism”后綴的翻譯，最早將“事大”和“主義”綁定在一起的也是日本人。據考證，“事大主義”的概念發軔于1884年12月15日的日本報紙《時事新報》中一篇名為“朝鮮事變”的報道中：
“韓廷之臣僚中，茍依賴支那人者重權在握，則爭獻媚于鄰國，云大國之命不可不從，云大國之政府不可不事，稱之事大之主義，甚至有發議愿以舉國內附中華者，在其最高潮時，獨國王與一二近臣竊不悅之，終究守自國獨立之大義……特別是如其外戚閔姓亦所謂事大黨之一……然此近臣之核心者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之流，其主義之所乃輔佐國王陛下，成全朝鮮國獨立之名實，附之以黨名，則稱其為獨立黨雖恰如其分……然于朝鮮之國內而執獨立之主義者，有時云日本黨。既云日本黨，則彼事大黨命名為支那黨，如同日本與支那相對，實則日本國對朝鮮唯國與國之交際，固不可參彼國事。況行于其朝臣等之間，于其內部之情實，斷非我國所知。故假令其中誰云彼為日本黨，亦僅偶然之名耳；于彼之國情之實際，則不過事大黨與獨立黨二派。……綜上所述，今回之事僅為朝鮮國內部之變亂，且如暗殺或誅戮大臣，為彼國常見之事，自是與在朝鮮之日本人毫無關系。”
這則報道是1884年12月4日朝鮮開化黨發動了“甲申政變”卻很快被駐朝清軍鎮壓后，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在其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的評論。緊接著的12月17日，福澤諭吉又撰文點名“事大之主義”的代表者是閔泳翊，從此對“事大主義”、“事大黨”等詞匯的運用一發不可收拾，“事大主義”的概念也就逐漸傳開了。據分析，福澤諭吉為了開脫自己及日本與甲申政變的干系、掩蓋自己曾支援過開化黨的事實，于是選擇了“事大”一詞來描述朝鮮當局的理念，并構造出“事大主義”與“獨立主義”、“事大黨”與“獨立黨”的對立模式，試圖以此取代之前常用的“支那黨”與“日本黨”的說法，表明甲申政變只是朝鮮國內持有兩種不同理念的派別的爭斗，與日本無關。由于福澤諭吉在近代日本所具有的話語優勢，“事大主義”的用語很快被廣泛運用，而且這個概念最初的登場僅僅是用于說明特定情況（甲申政變），后來逐漸引申到描述整個朝鮮王朝及朝鮮半島歷史上的對華政策、乃至朝鮮民族的國民性。
朝鮮半島
確立
朝鮮半島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歷史，而新羅、高麗和李氏朝鮮三朝皆對中國唐、宋、遼、金、元、明、清諸朝采取“事大”政策。不過，新羅、高麗都呂振羽中原王朝發生沖突，而且有學者指出統一新羅雖然加入了以唐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中國中心的世界觀的影響并不徹底；高麗王朝甚至還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稱謂，持有多元的世界觀。所以當時的“事大”更多是一種為了“保國”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文言文化不斷深入影響朝鮮半島，作為一種理念的“事大主義”也在朝鮮半島生根，特別是元朝征服高麗后，高麗不得不取消一切越、嚴格落實諸侯體制，朝鮮王朝建國及鞏固后更是發自內心地“事大”。與“事大”相應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愛護小國），朝鮮“事大”愈是恭順，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寬宏，形成了“事大以禮”和“字小以仁”的一種互動，反之若被中原王朝察覺出“不恭”，那么就會對兩國關系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明初的狀況）。總體而言，朝鮮是中國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親密的屬國，在《明史·外國傳》和《清史稿·屬國傳》中名列第一。《明史》稱“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故朝貢絡繹，錫便蕃，不勝書”，所以朝鮮王朝也是東亞宗藩體制中最恪守“事大主義”的國家。因而“事大主義”無疑最適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鮮。
在朝鮮王朝時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鄰”，所謂“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鄰”則是指與日本等鄰國的往來。因此“北不失禮，南不失信”成為朝鮮王朝的祖訓，而“事大”則成為朝鮮對華政策的代名詞。眾所周知，朝鮮王朝是以威化島回軍為契機而建國的，1388年，高麗策劃北伐明朝，大將李成桂堅決反對，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個就是“以小逆大”。但王禑還是執意北伐，李成桂率軍行進至鴨綠江威化島時發動兵變回師，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國之道”，而北伐明朝之舉違背事大主義，“今不俟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島回軍后就奪取了高麗的政權，在1392年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并立刻遣使通報明朝，稱臣于明朝，由朱元璋下賜“朝鮮”國號。可以說，朝鮮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的。到了李芳遠時，終于獲得了來自明朝的冊封，從此將事大主義奉為基本國策，幾乎與朝鮮王朝相始相終。
運用
在明朝時期，朝鮮王朝對中國的事大主義主要表現為：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稱臣，奉大明正朔，使用明朝年號與歷法，定期朝貢，并于節慶時遣使朝賀，朝鮮派遣的使節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節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謝恩使、陳奏使（或奏聞使）、進賀使、進香使、問安使、告訃使等，統稱為“事大事行”。《大明會典》載：“李成桂代王氏，請更其國號，詔更號朝鮮，永樂初賜印。自后每歲圣節、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余慶慰謝恩無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則遣使頒詔于其國，國王請封、亦遣使行禮。其歲時朝貢，視諸國最為恭慎”。與之相應的，朝鮮國王、王妃、世子必須經中國朝廷冊封方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須由中國朝廷主持祭祀，并賜予謚號，因此作為宗主國明朝亦派遣冊封使、吊祭使等使節。此外皇帝向天下頒布詔書時，也會派遣使節來朝鮮宣詔。在中國“天使”抵達朝鮮首都漢陽（今韓國首爾）時，朝鮮國王必須親自前往西郊迎恩門（初稱迎詔門），舉行盛大的“迎敕”儀式。可見朝鮮王朝的事大主義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備周到的。
第二，朝鮮王朝盛行“慕華”思想，許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導入大明衣冠、以中國的儒家性理學統一思想，正如朝鮮古書《象院題語》中所說：“雖在海外，三綱五常，中國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禮法，行政法度，依著大明律條行；冠婚喪祭，依著朱熹家禮（朱子家禮）行。”這種“慕華”思想既是事大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是事大主義的重要體現。1444年李祹創制諺文（訓民正音），大臣崔萬理等便上疏反對道：“我朝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當同文同軌之時，創作諺文，有駭觀聽。……若流中國，或有非議之者，豈不有愧于事大慕華？”可見在朝鮮士大夫心目中，“事大”與“慕華”是緊密相關的，朝鮮的所作所為不能絲毫違背于中國，否則就是違背事大主義。在這種事大慕華觀念的影響下，朝鮮將宗主國中國奉為“天朝”、“中華”，而自詡為“小中華”（參見詞條小中華思想）。
第三，朝鮮依附明朝，獲得明朝保護，確保國家安全。16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要求朝鮮借道，以便日軍“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鮮的嚴正拒絕。豐臣秀吉遂于1592年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史稱“壬辰倭亂”。朝鮮不敵日本，國王李昖直奔中朝邊境的義州郡，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朱翊鈞遂派大軍援助朝鮮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終于驅逐全部日軍。朝鮮通過明朝庇佑得以復國，亦將此視為“再造之恩”，事大主義更加強化。總而言之，以“禮”作為媒介，朝鮮王朝誠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鮮依從儒家禮儀制度，外交政策則采取朝貢方式，思想文化上歸依中華文化，并接受明朝保護，這就是朝鮮王朝高舉事大主義的大旗的體現。
在清朝時期，朝鮮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義的基本國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變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鮮，史稱“丁卯之役”，朝鮮與后金確立了“兄弟之邦”的關系。1636年，皇太極率領清軍直搗漢陽，征服朝鮮，史稱“丙子之役”。朝鮮國王李倧被迫投降滿清，向清朝稱臣，其“事大”的對象由明朝變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鮮與清朝簽訂的確立兩國宗藩關系的盟約中明確規定：“其圣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千秋及有慶吊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來；其所進表、箋程式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或爾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朝舊例。”也就是說，朝鮮對清朝的事大主義在形式上承襲明朝，特別是1644年清軍入關、逐漸統一中國以后，中朝關系恢復了明代的正軌。不過，正如韓國學者全海宗所說：“朝鮮對明朝真誠地奉行著事大主義，而對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鮮對明朝“事大”不僅僅是由于明朝是大國，更是出于內心對明朝的仰慕與認同。朝鮮對清朝則不然，完全是屈從于清朝強大的力量，內心則鄙視和仇恨滿清，甚至在李淏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論”，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彌漫著朝鮮社會。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華夷之辨”、朝鮮自居“小中華”而將滿清視為蠻夷所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朝鮮不能擺脫舊的主人（明朝）的陰影而對其異常懷念，對于新的主人（清朝）則一時無法適應，這在本質上也未脫離事大主義的范疇。
隨著時間的流逝，朝鮮對清朝的仇恨逐漸淡化，甚至在18世紀后期發展出“北學”（即學習清朝）思潮，進入19世紀以后已經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屬國，在繼續尊崇明朝的同時內心承認清朝為宗主國，接受清朝保護。進入近代以后，在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列強相繼叩關之時，朝鮮即以事大主義標榜，恪守“藩臣無外交”，拒絕與之通商。19世紀后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中主張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稱為“事大黨”。
終結
盡管明清兩代的狀況有所不同，總的來說朝鮮王朝在這五百年間一直堅定奉行事大主義，朝鮮人也將小國依附大國視為天經地義之事。丙子之役后，朝鮮致皇太極的降表開頭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國，與中土絕遠，唯強且大者是臣是服，麗朝之于遼、金、元是也。”李昑年間，朝鮮一度謠傳西韃（準噶爾汗國）將攻入，但朝鮮大臣卻晏然自如，表示：“我國弱國也。蒙古來，則待之如清人；西韃雖來，亦如之而已。”可見朝鮮的事大主義已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慣性。然而朝鮮自19世紀后期逐漸打開國門、開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和主權觀念的沖擊，越來越多的朝鮮人開始懷疑、批判和摒棄事大主義，并試圖擺脫宗主國清代的控制，尋求獨立自主，這些人主要以朝鮮上層的“開化黨”為主。開化黨領袖金玉均明確稱朝鮮是清朝屬國乃“萬無之恥”，另一名開化黨人尹致昊則對事大主義更加系統地批判道：
“今我國與清國干系，五洲之眾，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變頓異：古則為其屬邦，甘處其下，不但勢所使然，亦是保國一策；今則惜守宗國，苦守舊規，何事宜無益，反必則國乃已。且古則輸誠事上，惟望其庇；今則甘心居下，卻受人辱，必須勉圖自振，以期獨立。”
也就是說，開化黨人認為事大主義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紀后期應當完全拋棄。開化黨在這種獨立思想的指導下，于1884年發動“甲申政變”，殺死親清的大臣，宣布“朝貢虛禮議行廢止”，不過很快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事大主義”的概念產生背景也是這個事件）。除了開化黨之外，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也頗有獨立思想，“時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華為恥”，并企圖借助歐美日本等列強力量脫離中國。1890年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國身份派往朝鮮的使節續昌、崇禮以吊祭神貞王后趙姓的名義抵達朝鮮時，高宗千方百計地回避前往迎恩門“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禮等延續了數百年的事大傳統，但最后還是被袁世凱強迫前去。從這一事例中可見朝鮮高宗對事大主義的反感。
當時的朝鮮既有反對事大主義的一派，自然也有堅持事大主義的一派，這些堅持事大主義的朝鮮官僚被稱為“事大黨”，他們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國干涉，更有甚者（如李昰應）還提議將朝鮮設為清朝的一個行省。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戰敗，朝鮮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國策——事大主義亦走到盡頭。1895年李熙宣誓《洪范十四條》，第一條即稱“割斷附依清代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朝鮮半島與中華帝國上千年的宗藩關系就此終結。而后朝鮮拆毀了迎接中國“天使”的迎恩門，接著改建為巴黎凱旋門式的“獨立門”，以慶祝脫離中國獨立。
雖然表面上的或者狹義上的事大主義（即對華事大主義）結束了，但這種政策和理念對朝鮮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就以不甘于朝鮮做清朝屬國的金玉均和朝鮮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張“深結外國中公正且強之一國，始終賴其保護之力”，可見其仍未克服事大主義，只是對象不再是中國而已；李熙也在獲得“獨立”后反復嘗試依賴某大國來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義的體現。而1910年日韓合并，朝鮮人所“事”的對象由中國變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實行殖民統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貢體制，但本質上仍屬于事大主義。事大主義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延續至今。
主義評價
早期批判
從1895年起，朝鮮半島脫離中國，正式開始與事大主義決裂；而對于事大主義的批判，也一直在進行中。這種對事大主義的批判的直接表現就是否定中國。1896年創刊的朝鮮報紙《獨立新聞》寫道：““朝鮮人從不知獨立為何物，而且對外國人蔑視朝鮮人無動于衷。朝鮮君主曾經每年派使到清代朝拜，取用清國歷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國年號，朝鮮人雖自知屬于清國，但數百年間從未考慮洗雪此恥，而一直甘于其屬國地位。倘考慮此種懦弱之心理，豈非可悲之人生乎？”而親華事大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對外總是宣稱自己小、弱、丑，請扶起我”的無能國家。《獨立新聞》還指出“朝鮮人身邊雖有清國這樣因拒絕開化而備受列強侵辱的例子，卻仍有一部分人堅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視、最為羸弱的清國，這樣的朝鮮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國家走向滅亡的罪人。朝鮮應該把這些人裝進黑船，運往清國，使他們‘朋友’相聚，這對朝鮮亦是一大慶事。”甚至還揚言“朝鮮如果能從同樣的迷夢中醒來，全力學習富國強兵的學問及風俗，那么朝鮮也可以去搶占清代的遼東和滿洲、獲得八億八千萬的賠款。但愿朝鮮人民能痛下決心，十年后占據遼東與滿洲以及日本的對馬島。”由此可見，《獨立新聞》猛批事大主義演變為對中國的鄙視和仇恨。
20世紀初為愛國啟蒙運動時期，批判和清算事大主義也是其主要內容。著名啟蒙思想家申采浩號召韓國人成為20世紀的新國民，湔雪數百年沉醉于事大主義之舊恥。他剖析道：“三國以前，漢文未盛行，全國人心只尊自國，只愛自國，支那雖大，卻常視為我之仇敵……三國以后，幾乎家家儲漢文，人人讀漢文，以漢官威儀埋沒國粹，以漢土風教斷送國魂，言必稱大宋、大明、清代，堂堂大朝鮮，反認作他國之附庸屬國，充滿奴性，長陷奴境。”同時他又強烈呼吁祛除事大主義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勢，固與漢唐時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獨立國，而我韓乃以二千萬眾求人庇護，則豈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敗，遂成讓退矣。未知諸公其將誰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國家矣！”
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也強調事大主義是朝鮮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鮮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論，遂為一部義理，而深入于全國之腦髓，養得依賴之習慣，缺乏自主之性格”。還有人痛心疾首地寫道：“那所謂的以小事大被視為天經地義，將用夏變夷作為鬼訓神誥來迷信，將尊中華攘夷狄視為春秋大義，在這種問題下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蠻清，敢于付出許多犧牲，反而招來不少蹂躪，歷史上的絕對恥辱，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也難以很快消除其痕跡的絕對的恥辱。”
以上對事大主義的批判不可不謂嚴厲深刻，并普遍將事大主義視為恥辱。但是，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過于激進，有失偏頗，這也是朝鮮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這些對事大主義的批判大多數流于單方面批判中國，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朝鮮民族的事大主義，還對中朝關系造成負面影響。
當代韓國
1945年朝鮮半島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繼而分裂為朝鮮和韓國兩個國家。朝鮮和韓國均對歷史上留下的遺產——事大主義持否定態度。事大主義被韓國當代的部分學者認為是朝鮮王朝末期妨礙朝鮮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韓民國總統樸正熙亦曾對事大主義進行批判。他對其事大主義這樣定性：“縱觀李朝五百年歷史，其基本的對外政策是事大主義……事大主義意味著對中國明朝的屈從”。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國人民決不是處于從屬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實行事大主義則“損害了我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尊嚴”。樸正熙認為朝鮮太祖李成桂實行事大主義的初衷是“考慮到韓半島的地緣政治特征”的“政治原因”，但“這種方式在我們知識分子的頭腦中被歪曲成為對中國的崇拜”，導致“形成了一種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風氣”。他將“對中國的奴顏婢膝”的事大主義盛行的原因歸為一下四點：
我們的地緣政治位置要求我們對大國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我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愿望來糾正這種依附性的對外關系；
新羅借用唐朝的軍隊統一三國。從那以后，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每當內部發生麻煩時就依靠外國的力量。
1.我們的地緣政治位置要求我們對大國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2.我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愿望來糾正這種依附性的對外關系；
3.高麗以后，在照抄中國這種普遍情結的鼓勵之下，我們傾向于犧牲我們固有的文化為代價，引進諸如儒家學說之類的外國文化；
4.新羅借用唐朝的軍隊統一三國。從那以后，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每當內部發生麻煩時就依靠外國的力量。
總之，樸正熙認為事大主義是“李朝的有害遺產”。不過，亦有韓國學者從另一角度評價事大主義，比如姜萬吉寫道：“外交上重視實利的事大主義，既可作為避免強國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進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義，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進文化的目的，就沒有必要區分其對象是大明還是滿清，只能以追求實利為標準。”即認為朝鮮王朝實行事大主義，不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獲得了實利，因而對事大主義所起到的歷史作用給予肯定。此外還有韓國學者認為，日本人在殖民朝鮮半島以后，惡意濫用事大主義一詞，將其延伸到國民性或民族性方面，聲稱韓國人有依賴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證明韓國被外國支配是其宿命。其實事大主義只是古代韓國人在對外關系認識上的一種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義“而是“事大”確實是韓國傳統世界觀的基干，這是在韓國家族主義的文化傳統中綿延下來的。
當代朝鮮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事大主義的批判遠甚于韓國，朝鮮的開國領袖金日成更是不遺余力地批判事大主義。金日成說：“事大主義就是崇拜大國的思想，也就是屈從大國的思想。”他還指出事大主義的三個反動本質是“事大主義首先是背叛本國和本民族利益的出賣祖國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義其次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思想，它盲目地輕視自己的東西，眼里只有大國的東西好”“事大主義的反動本質還表現為容忍大國主義，助長大國的專橫”。金日成認為：“在高句麗繁盛時期，我們國家沒有事大主義。高句麗人民屢次擊退鄰近大國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從而使國威大振。然而，高句麗滅亡之后，我國腐敗的封建統治集團開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動儒教教條，這種事大主義到了李朝末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金日成還說：“歷史經驗證明：人犯事大主義，就要變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義，就要亡國；黨犯事大主義，就要斷送革命和建設。”朝鮮勞動黨所提倡的主體思想即一種否定事大主義，追求獨立自主的思想理論。朝鮮勞動黨章程中亦明確將“事大主義”列入斗爭對象之一，可見事大主義在朝鮮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諱。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義，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義以外，還有出于政治斗爭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對親蘇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條主義”，也要反對親華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義”，因而展開了對這兩派的肅清。20世紀70年代主體思想確立之時，“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也被定為“主體思想的主要斗爭對象”。不過“事大主義”在朝鮮已鮮少被用作親華的代名詞了，而成為親美的代名詞。1975年朝鮮便認為“在南朝鮮，反動的崇美事大主義大肆泛濫，腐蝕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識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21世紀以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亦多次抨擊韓國總統李明博、樸槿惠等“親美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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