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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號體元主人，清朝第四位皇帝，順治帝愛新覺羅·福臨的第三子，生母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年號“康熙”。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逝世，年僅八歲的康熙繼承皇位。年幼的康熙未能親自處理政務，孝莊太皇太后便安排了四位滿洲大臣輔佐。康熙對鰲拜等守舊勢力大臣的各種越權行為再三忍讓。直至康熙八年，康熙順利擒拿拜一黨，開始著手勵精勤政。成年后，康熙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一直致力于維護國家統一事業。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在多倫縣會盟；并且在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年）這七年間，康熙三次御駕親征，清統一準噶爾之戰叛亂，康熙皇帝在位后期出兵西藏自治區，平定以策妄阿拉布坦為主的分裂勢力的叛亂，此后二十年，邊疆蒙古一直保持安定的局面。但康熙晚年倦怠，出現吏治敗壞的局面。另外康熙晚年因廢黜皇子的事情而篡奪皇位，對康熙晚年的政治等方面的統治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最終，康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0日）在暢春園病發去世，終年六十九歲。

康熙是統一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的捍衛者，為清朝以后開創盛世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康熙的作品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等著作、《御筆法帖》十二卷等書法作品，政治上康熙皇帝除鰲拜亂黨并削弱八旗勢力，設置敬事房以防止宦官干政，頒布《大清會典》《圣諭十六條》以規定清朝制度，抑制朋黨并整頓吏治；經濟上禁止貴族圈地，免錢糧賦稅，允許農民開墾荒地，同時積極治理黃河水患；軍事上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抵御沙俄入侵并討平噶爾丹和西藏自治區勢力；文化上重視西方科學技術，編《康熙字典》等大型類書，改革科舉和尊崇儒學；此外在外交上與日本、朝鮮、法國等亞歐國家開展貿易和文化往來，實行開明和羈的民族政策，允許天主教來朝發展，但忽視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同時對海防問題缺少重視。南開大學歷史教授白新良評價：“康熙皇帝是一個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杰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后期，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過一些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甚至反動作用。”有學者尊之為“千古一帝”，也有學者尊稱其為“千年一帝”。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順治帝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愛新覺羅·玄燁在北京紫禁城景仁宮出生，其母孝康章皇后此時為庶妃。此時佟佳氏只是一名得不到皇帝寵幸的嬪妃，玄燁出生時，其父順治皇帝專寵貴妃董鄂氏，對玄燁并不非常關心。出生后不久，玄燁便感染天花，順治帝便命奶媽帶玄燁到紫禁城外養育。因此康熙皇帝玄燁兒時未曾在父母膝下承歡幾日。自五歲起，玄燁便開始讀書識字并勤奮好學，同時對自己的要求較為嚴格，比如玄燁經常讀書到深夜，對不會的內容直至了解其大意才肯罷休，每天所讀內容直至字字成誦為止方才作罷，他還通讀“四書”和《尚書》以學習帝王治世之道。

鏟除鰲拜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感染天花病情加重崩逝。順治帝早年未立太子，直至病重前夕，接受孝莊文皇后以及若干大臣的建議，多次權衡利弊之后將染過天花的玄燁冊立為皇太子。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1661年2月7日），時年六歲（虛歲八歲）的玄燁在太和殿即位為帝，當年改為康熙元年。同時赫舍里·索尼、蘇克薩哈、鈕祜祿·遏必隆、鰲拜四人被任命為幼年康熙的四大輔臣。康熙在八歲時其父逝世后，其母親孝康章皇后在其十歲時也離世。幼年的康熙從此由其祖母孝莊文皇后撫養和輔政，但四大輔臣聯合出力的和平局面只維持很短的時間，其四人間矛盾和利益沖突愈演愈烈。康熙二年（1663年），康熙帝命穆里瑪、圖海為率禁旅聯合四川省、湖廣、陜西省總督征討鄖陽區賊李來亨、郝永忠等，于一年后平定。不久，孝莊文皇后信任的輔臣之一的鰲拜便開始展露出總攬大權的企圖。康熙五年（1666年），他廣結黨羽、拉攏官員結派擅自網織罪狀誣奏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罪并將其逮捕下獄；一度不把康熙祖孫二人放在眼里。康熙六年六月（1667年6月），位列四大輔臣之一的赫舍里·索尼因病去世。同年七月初七，康熙正式親政，大赦天下。康熙七年（1668年），在顯肅皇后已退居臺灣的情況下，清廷開始弛禁，并以廣東省先行。

隨后，蘇克薩哈不甘受鰲拜壓抑而辭去輔政大臣之職，鰲拜為防止其他輔政大臣仿效而奏請以“欺君罔上”之罪判處蘇克薩哈父子凌遲處死，康熙皇帝在鰲拜的脅迫之下批準。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1669年5月13日），康熙帝采納漢官建議，不顧鰲拜的阻力，首次率禮部諸臣前去國子監視學，舉行臨雍大典以示自己尊孔崇儒。同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康熙在孝莊文皇后指導下借助“布庫之戲”與其貼身侍衛將鰲拜一舉拿下。各大臣上奏鰲拜罪狀三十條，請求誅其族以絕后患；康熙念其舊功，赦免其死罪，將其囚禁于大獄之中。同時，康熙誅殺鰲拜諸多黨羽及其親隨，一并將鈕祜祿·遏必隆削去太師、一等公等爵位。在清除鰲拜集團之后，康熙帝開始著手調整政策，嚴禁買良民為奴、禁止圈占民間房地、恢復內閣和翰林院等措施使得清代政治開始走上穩定發展的軌道。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立時年兩歲的二阿哥愛新覺羅·胤礽為皇太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康熙于宮內設置南書房，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除陪伴皇帝賦詩填詞、寫字作畫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詔令，發布諭旨和處理機密奏章，同時設置敬事房以管理宮中事務，并隸屬內務府管理，次年正月宣布開設薦舉和考試相結合的制科——“博學鴻儒科”。康熙十八年（1679年）規定八旗官職正式設置都統、副都統，各都統、副都統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并聽命于皇帝，各旗的王公無權干涉旗務。

三藩之亂

康熙親政數年之后朝廷內政趨于穩定，而順治初年平定兩廣云南省地區的三藩勢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吳三桂吳三桂）已威脅到國家安全統一，于是康熙帝決定采取措施加強中央集權。三藩當中以吳三桂勢力最大且受清廷待遇最厚，吳三桂在云南割據一方，隨意任免官員、壟斷鹽井和金銅礦山之利、私自招兵買馬訓練士卒并在境內荼毒百姓，而尚可喜長子尚之信于康熙十年（1671年）代父典兵，治理期間多有不法行為；同年耿精忠襲爵靖南王后橫征暴斂甚至意圖謀反。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與長子尚之信不睦，奏請返回遼東海城養老，清廷趁機批準削除尚可喜的藩爵，之后吳三桂和耿精忠相繼提出撤藩請求以試探康熙帝的態度，康熙帝為維護國家統一而決定撤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吳三桂接到清廷的詔書后起兵造反，誅殺云南巡撫朱國治以及清廷派遣的撤藩使臣，自稱周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貴州省提督李本深、巡撫曹申吉投降吳三桂。康熙帝獲悉后下詔削吳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愛新覺羅·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阻止吳三桂北上，命都統巴爾布等人阻止吳軍進駐湖廣和西北，但云南、廣西壯族自治區、四川省、貴州、湖南省等地在數月之間被吳三桂和耿精忠攻陷。康熙帝之后處死吳三桂之子吳應熊等人，后陜西省提督王輔臣起兵反清而被吳三桂封為平遠大將軍、陜西東路總管，隴右地區相繼被吳軍攻陷。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撫遠大將軍圖海在平涼市城北擊敗王輔臣后使其降清，同年康熙將寧古塔將軍駐地遷至吉林烏喇（今吉林市），并采取派新兵、造軍艦等軍事措施加以防守，次年占據江西、廣西、廣東和福建的耿精忠、尚之信相繼降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十七日，吳三桂暴病而亡，清軍趙良棟、王進寶等集中兵力收復湖南省、四川省等地。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清軍攻克云南昆明，守城的吳三桂之孫吳世璠服毒自盡，三藩之亂被徹底平定。

收復臺灣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命令清軍收復被鄭氏政權統治的金門縣、廈門市，鄭氏政權領袖鄭經的岳父馮錫范趁其退回臺灣荒廢政務之際竊權奪位。次年鄭經去世后馮錫范、劉國軒等人發動政變，擁立年僅十二歲的鄭克為傀儡，而鄭氏政權的傅為霖暗中做清朝收復臺灣的內應。自康熙即位之后的二十年間，清朝與鄭氏集團多次和平談判均未成功，康熙便逐漸意識到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不太現實，同時福建總督姚啟圣與大學士李光地等人建議康熙皇帝出兵攻占收復臺灣。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接受李光地、姚啟圣等人的意見，任命施瑯為福建水師總督，開始執行收復臺灣的計劃。由于姚啟圣與施瑯意見相左，出兵計劃延遲了兩年后，康熙最終接受施瑯與李光地建議，授予施瑯指揮福建水師專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瑯率福建水陸官兵2萬余人、戰船200余艘出兵攻臺。同年七月十三日，臺灣的明鄭軍隊在劉國軒的帶領下全部歸降于清朝。十八日，施瑯舉行隆重的受降儀式，清軍正式接管臺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臺灣設一府（臺灣府）三縣，即臺灣縣（今臺南市）、鳳山縣（今高雄市）、諸羅縣（今嘉義市），隸福建省，并在臺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次年康熙皇帝正式廢除“遷海令”，并頒布“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經商。

雅克薩之戰

康熙即位以來把治國中心較多地放在王朝的統一戰爭上，導致對北部邊防有所松懈。俄羅斯帝國在清朝建國之初意圖侵略黑龍江流域，沙俄哥薩克騎兵侵略軍占領雅克薩城后燒殺掠奪并占地筑城，而之后清朝忙于平定三藩無暇顧及，便遣使以求和平解決。隨后康熙開始籌措雅克薩自衛反擊戰，同時把黑龍江中下游地區設立黑龍江等地方將軍管轄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政府勒令在雅克薩等地的沙俄軍隊從清朝領土上撤離；沙俄不理睬反而率兵至璦琿（今黑龍江璦琿縣）燒殺搶掠，被清朝將領薩布素擊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任命棟鄂·朋春前往璦琿攻克雅克薩，攻克后仍命留部分軍隊加強當地駐守兵力，次年夏，康熙帝派遣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軍重新攻打雅克薩，在遭遇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火炮攻擊之后而選擇挖掘塹壕和修筑堡壘，在雅克薩城被圍困10個月后俄軍接近彈盡糧絕，沙俄公主索非亞派遣特使與清軍在尼布楚議和，而康熙帝則命令薩布素撤兵，同年湖廣督標裁兵夏逢龍占據武昌叛亂，被湖廣提督徐治都擊敗，之后被振武將軍瓦岱擒獲并處以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雙方達成和議并簽定中俄《尼布楚條約》，俄軍撤出雅克薩并毀掉雅克薩城，劃定中俄邊界，整個外滿洲（外東北）歸中國所有。

遠征噶爾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政變上臺的準噶爾汗國部首領噶爾丹在西藏自治區上層僧俗的支持下，率軍三萬越過杭愛山進攻喀爾喀，康熙帝特遣專使來為雙方調停并要求噶爾丹返回舊地，但噶爾丹假意遵命而在清使返回之后進攻土謝圖汗，喀爾喀軍經過三天的戰全線潰敗。初年清廷派尚書阿拉尼會見噶爾丹，并要求其退還原屬于蒙古國的土地，但次年噶爾丹聯合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將阿拉尼擊敗。次年康熙皇帝南巡檢閱河工，之后又出巡塞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帝下詔親征噶爾丹，并命抗遠大將軍愛新覺羅·福全福全為左派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常寧為右派出喜峰口，后清軍在烏蘭布通草原擊敗噶爾丹。次年康熙帝召集內外蒙古諸部在多倫縣舉行會盟，期間清廷加強管理喀爾喀蒙古并徹底孤立俄羅斯帝國侵略勢力。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帝收到噶爾丹意圖叛亂的密報，誘使其侵至巴顏烏蘭山（今蒙古國境內克魯倫河上游），后康熙下詔二次親征噶爾丹，并調集十萬大軍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恩克分三路兵馬出擊，康熙帝親自繪制陣圖并指揮作戰，噶爾丹聞訊后逃至昭莫多（今烏蘭巴托東南四十公里處），清軍追至昭莫多并在此處全殲噶爾丹。次年康熙又下令編修《理藩院則例》，以鞏固對蒙古的統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西渡黃河來到寧夏回族自治區并親自部署軍事，命馬克思哈、費揚古、薩布素進兵，同年閏三月噶爾丹在眾叛親離之下死于阿察阿穆塔臺地方。

出兵青藏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逐步開展改土歸流政策，撤掉貴州水西土司并設置大定、織金縣、黔西市三流官，后改四川東川土司為東川區，清政府招募十幾萬民夫，在盧溝橋附近的良鄉到東安開掘200里長的新河道，康熙帝曾親自視察并將渾河改名為“永定河”，賦予永遠安定之義，之后康熙多次巡幸塞外并巡視永定修河工程。兩年之后康熙下令將班匠銀并入田賦中征收，從而使工匠們擺脫人身控制以促進手工業發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魯貝入藏并消除了桑結的勢力，拘留了桑結所立的倉央嘉措，并在路途中死亡，然后另立了一個新的六世達賴。此時，策妄阿拉布坦注意到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的不穩定局勢，并決定進攻西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率領六千士兵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西南方向出發，穿越戈壁和雪山，于次年七月抵達西藏北部。拉藏汗前往達穆河進行抵抗，但因兵力不足而撤退。策零敦多布攻占拉薩市殺死拉藏汗，掠奪財物并控制西藏政務。清朝曾派軍隊支援拉藏魯貝，但在喀喇烏蘇河受阻并最終失敗。此失敗使清廷感到震驚，康熙皇帝派遣允和為撫遠大將軍，駐扎在西寧市，負責指揮西北、中路、西南三路大軍。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康熙封胡必爾罕為倉央嘉措，并派都統愛新覺羅·延信為平逆將軍，護送達賴進藏。四月，清軍分為兩路，中路由延信護送達賴入藏；西南路則由噶爾弼率領，經過里塘、巴塘。清軍進入西藏自治區，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攻入拉薩市。九月八日，六世達賴入藏。次年清軍返回，留下部隊駐守拉薩，康熙任命原拉藏魯貝的臣子擔任職務。康熙皇帝親自撰寫碑文記錄此事，并在大昭寺建立碑文以示紀念。

晚年與逝世

康熙晚年一度較為懈怠，對諸多事情管理較為松懈。對規銀、各州縣的火耗與虧空逐漸變得接近于不管不顧的態度，其這種倦怠的態度導致出現：戶部庫中錢糧堆積、難以清點，各州縣糧倉中陳年舊米堆積成山等局面。此外，康熙晚年實施其所謂“仁政”，對官治敗壞、貪污受賄、弄虛作假等事情不盡調查，許多問題不了了之，吏治一度較為混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內倉銀六十四萬余兩，牽連的官吏多達一百一十二人，最后康熙只把希福納革職，其余官吏則勒限賠款。康熙晚年在建儲問題上出現問題致使其皇子相互爭奪皇位，他本來兩次立次子愛新覺羅·胤礽為皇太子，但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與刑部尚書齊世武、步軍統領托合齊、兵部尚書耿額結黨營私，康熙于是在次年九月三十日將其廢黜并幽禁于咸安宮。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稅，即所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同年康熙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羅斯轄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之后清朝與朝鮮勘界，劃定鴨綠江圖們江一線的中朝邊界并豎立穆克登碑，次年康熙封羅桑益喜（五世班禪）為“克珠杰·格勒巴桑布”以加緊籠絡黃教。之后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碩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來華。康熙皇帝在位末期，皇四子雍正帝最終奪得儲君之位，而康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0日）在暢春園病發去世。

為政舉措

政治

加強皇權

康熙親政以后，不斷地通過各種措施強化皇權。登基以來，康熙首先通過各種舉措削弱了八旗的勢力。康熙先清除鰲拜一黨，將“上三旗”的權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自此走上了強化自身權利的道路。與此同時，康熙還改變八旗職官的名稱；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規定八旗官職設置都統、副都統，且均接受皇帝的直接指令，完全聽命于皇帝。這一舉措大大削弱了八旗諸王和原旗主的權力。同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又任命其兒子管理八旗事務，進一步加強了對八旗的控制。其次，康熙恢復內閣官制與漢官品級，并且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總結，康熙命令大臣伊桑阿篡修《大清會典》一六二卷，這是清入關后正式頒行的第一部會典，對清代初年的職司、設置、品級、規章、掌故等都有詳細記錄。

抑制宦官

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宣布將明朝遺留下來的“十三衙門”全部革除，仍由內務府管理宦官，同時還嚴格控制宦官的數量和品銜，比如規定宮中太監人數不得超過四五百，宦官品銜最高不得加至三品及以上。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宣布設置唯一宦官機構敬事房，并隸屬于內務府管理且不能單獨對外行文，負責管理皇帝、后宮嬪妃、皇室子女的生活和宮內整理擺設與守衛，以及傳奉內務府的諭令、辦理與內務府各衙門的往來文件等瑣碎事務，使太監忙于宮中事務而難以干政。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廷還下令搗毀明廷太監首領魏忠賢的墳墓，以此表示對宦官勢力的遏制。

整頓吏治

康熙九年（1670年），親政一年的康熙帝在順治帝“六諭”的基礎上頒布《圣諭十六條》，以作為康熙的施政綱領，其中包括整頓吏治、重視法制等，之后康熙先后肅清鰲拜之黨、查辦蔡毓榮貪污逆產案、穆爾賽貪污案，注重對官場吏治的整頓和清肅，采用大臣陸隴其的建議積極扶植培養清官以穩固封建統治，比如直隸巡撫于成龍、通州知州“小于成龍”、兩江總督傅臘塔、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兩江總督范承勛及閩浙總督王鴛等一批清官等人，并且鑒于官員俸祿較低的情況而允許清官在有限范圍內私派、加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晚期，康熙通過整頓吏治處理大批不稱職的官吏，比如有一千五百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職調用、一千五百多人因“不謹”和“罷軟無為”而被革職等，此外康熙經常能從官員的奏本中發現問題，及時處理以提高行政效率。

考核官員

康熙考察鞭策官員的辦法有引見、陛辭、出巡、密奏等。康熙為全面把握情況而對部院司官等中下層官員委以察治僚屬的重任，之后規定漢族官員每遇奏事可派六員引見；下詔要求被任命的督撫、各省其他文武大吏離京赴任前向他告別；利用南巡、北巡、西巡等出巡機會面見和考察各級官吏，期間注重與民眾接觸察訪實情，康熙在親察過程中將發現的案例加以剖析和總結，從而有針對性地教育官吏；建立密奏制度培養心腹幫助以執行考核官員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科道官“風聞言事”，無論事之大小都可至暢春園面奏，但同時康熙掌握對官員任命補授的大權，不允許都察院科道官參與人事。

抑制朋黨

康熙在位前期，內大臣赫舍里·索額圖仰仗自己皇親國戚的身份和清除鰲拜勢力的斗爭中的功勛，在被升為大學士后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以至于康熙皇權統治受到威脅，康熙為抑制索額圖集團的勢力而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提拔戶部尚書納蘭明珠為武英殿大學士，后索額圖因被左都御史魏象樞密疏不法而辭去大學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被革去內大臣、議政大臣職務，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因索額圖依附、教唆太子胤礽爭位將其拘禁于宗人府，索額圖病死居所后康熙將索額圖諸子逮捕拘禁，并禁錮索額圖的黨羽麻爾圖、額庫禮、溫代等人。明珠任武英殿大學士之后成為朝中第二個拉幫結派的大臣，其黨羽包括內閣中的愛新覺羅·德勒渾、余國柱、李之芳等人，康熙二十六年冬（1687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直隸巡撫于成龍、御史郭琇先后彈劾明珠賣官納賄、結黨行私，于是康熙免去明珠的大學士職，交給侍衛處酌情留用，勒德洪、余國柱及其他明珠黨羽均被免職。

經濟

康熙為了切實解決本朝的財政相關問題，實行開墾、開礦、開海等相關經濟政策，以此來促進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相關領域的發展，這些舉措有效地促進了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土地制度

康熙親政以來，放寬了開墾荒地的免稅年限，并且下令停止部分貴族圈地；繼續采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進一步鞏固和促進經濟的發展。康熙在詔書上就有提及：“自后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切實地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相關政策。康熙的積極政策使得農民墾荒的積極性大幅提高，清代的耕地面積迅速擴大。此外康熙六年（1668年）他親政后主張不應禁止買賣土地，施行更名田制度，將國家掌握的荒熟地分歸臣民，比如他將河南省、山西省等七省近十七萬頃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交與該省督撫給與原種之人，同時調查并造冊登記全國各地的荒田，對新墾之地采取“國用已足，不事加征”的方針，但康熙的土地政策允許自由買賣土地，鼓勵土地私有化，使得土地兼并的風氣暗中滋長，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矛盾。

蠲免錢糧

康熙親政以來，多次實施蠲免錢糧的制度。康熙曾言：“戶部努金，非用師販饑，未敢妄費，謂此小民脂膏也。”康熙年間雖連年征戰，需大量軍費；但康熙寧可自身節儉也要實施蠲免錢糧的優惠政策。據相關記載表明，康熙先后曾在全國二十多個省份實行蠲免錢糧五百四十五次；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康熙五十年宣布的，各省輪流通免地丁草糧總額達三千八百余萬。康熙這一舉措使地主階級深深受益，使清王朝的統治更好地贏得了地主階級的擁護，更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經濟的發展。

促進工商

康熙親政以來，從利民恤商的角度出發，不采取絕對抑制措施，從而促進了當朝工商業的發展。康熙堅持“商人為四民之一”，提高了當朝商人的社會地位。康熙反對封建官吏對商販的無辜苛扣、苛索勒取。康熙八年字微潞州椒縣知縣克減鋪戶銀五十九兩零七分，經發現后被處置。康熙的這些舉措，松弛了國家對工商業的束縛，客觀上促進了當朝工商業的進步和發展。

治理黃河

康熙即位之時，黃河從蘭封壩頭鄉改向東南流至徐州市、宿遷市，沖進運河后又流到淮安市，致使淮河的河床墊高且水位上升，黃河決口的次數逐漸增多。康熙十六年（1678年）二月，康熙將“河道總督”王光裕免職并命靳輔繼任河道總督，在陳潢的協助下靳輔在淮陰以東的黃河兩岸建造堅固長堤，加強淮陰以西淮河與洪澤湖沿岸的河堤與壩，修建運河之內的各閘以外加開一段新運河“中河”；同時為保護淮陰至揚州市（揚州）沿運河各縣的農田，他修建諸多“減水壩”并在堤下鑿開可以開關的洞口，洞口之外連通小河與溝渠以便放水。之后陳潢和靳輔相繼病故，康熙命令于成龍、張鵬翮繼續治水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建成新運河（今江都仙女廟與東臺白駒閘之間的“通揚運河”）。

軍事

削平三藩

到康熙元年(1662年)，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分別割據云南、廣東省、福建省等地，各成為藩王勢力，威脅到清政府的治理。從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八年（1670年），康熙采取了相關政策挾制三藩勢力繼續擴大，如下令禁止“家下商人各省貿易”等。康熙十二年（1674年）三月，康熙應允尚可喜歸老遼東，并下令撤全三藩。同年十一月吳三桂起兵反清，不到半年戰火便擴散至半個中國。康熙針對此制作一系列的應對措施：政治上瓦解三藩勢力，集中各派力量打擊吳三桂及其朋黨勢力；軍事上制作周到縝密的計劃應對其叛變。康熙十八年（1680年）、十九年（1681年）清軍先后攻占長沙市、衡陽市、成都市；于康熙二十年（1682年）在昆明城取得最終勝利，吳三桂孫世自殺；自此長達八年的三藩之亂結束。

收復臺灣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施瑯至福建上任，開始著手準備調集軍隊、觀察局勢、捕捉局勢，積極準備攻占臺灣的相關事宜。初年六月，施瑯率軍攻占澎湖，經歷多日海戰，終將鄭軍擊敗，自此澎湖列島三十六座歸清。同年康熙諒解鄭克塽及其文武官員，并將其一眾人等安置妥當。同年八月十三日，施瑯率軍來到臺灣，頒布(諭臺灣安民告示)，此后臺灣局勢逐漸趨于穩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臺灣設臺灣府、臺灣縣（今臺南市）、鳳山縣（今高雄市）、諸羅縣（今嘉義市），隸屬福建省；在澎湖還設有副將一員，帶兵兩千。

平定準噶爾

康熙年間，準噶爾在其領袖噶爾丹的領導下勢力日漸強盛，對清朝邊防產生威脅；康熙為解決此問題，曾先后親征準噶爾平定邊防重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爾丹率領軍隊三萬余人進攻喀爾喀諸部，并乘勝追擊將喀爾喀三部落一舉拿下，順勢占領喀爾喀地區。此后，康熙通過各種措施在主力、輔助、防御等方面加強了對噶爾丹在邊境上的軍事防御部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春，噶爾丹軍隊行進至清朝邊境，開始實質性威脅到清朝邊防安全；六月噶爾丹大敗清軍。此時，康熙開始為第一次親征做一系列的準備。于該年八月爆發烏蘭布通之戰，但交戰雙方均未取得勝利。此后康熙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親征，不斷提出措施解決噶爾丹問題。在諸如費揚古、舒恕、愛新覺羅·福全、愛新覺羅·岳樂、雅布等得力干將細心協助下，最終平定準噶爾系列戰爭取得勝利；噶爾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閏三月十三日在眾叛親離、身體和精神狀態惡化的情況下死亡，年終五十四歲。至此，康熙討伐噶爾丹之戰暫告結束，喀爾喀地區納入清朝版圖。

火器制作

康熙朝在制作火器的質量、種類等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一半以上由南懷仁監造，就其質量而言，其“工藝之精湛，造型之美觀，炮體之堅固，均為后朝所莫及。”在戰爭期間，康熙非常重視火器的戰斗威力；并在烏蘭布通之戰之后，使火器營首次加入清軍。

文化

尊崇孔儒

清朝初期，康熙在這個民族沖突加劇、社會失序程度加劇的這一特殊的時期，極力尊崇儒家文化，并從儒家文化中汲取營養，進行了以程朱理學為中心、以佛道思想為支撐的文化軟實力相關的一系列構建。與此同時，康熙致力于整合聯系并統一道統、學統、治統、法統，同時利用編刻書籍、建設書院等一系列措施，促進了前期滿、漢等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感的形成，展示了基于傳統文化所產生的強大凝聚力。康熙自即位起，便致力于更加實際且深入地推行崇儒重道政策，舉行經筵、日講以研習儒家經典，通過博學鴻儒科籠絡儒家士大夫。此外，康熙還積極進行了拜祭明十三陵、巡幸孔子廟等重大政治活動。如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第一次南巡時經過山東曲阜，便親臨孔廟、行三跪九拜大禮，并賜予“孔子”牌匾、下令重修孔廟。此后，康熙每次離京出巡，都要給各地的孔廟和孔子學府賜牌匾，以此來表示他及其虔誠的尊崇孔儒之道。此外，康熙組織編刻書籍《性理精義》與《朱子全書》，確立朱熹及程朱理學在整個國家文化秩序中不可撼動的核心地位。康熙對前代朱明王朝也表現出正反兩方面的不同態度，認為明朝開創者英明神武而末世君臣自私無能，并引以為鑒，通過勵精圖治來彰顯自己的君主形象和維護清朝統治的政治立場。

創設科舉

康熙在位期間重視科舉，優待漢人文學侍從，在清朝初年科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部分變革。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首開博學鴻詞科以選拔異等人才，規定如果遇到皇帝萬壽、登極等各種慶典則在正科之外加恩科，如果慶典適逢正科之年則以正科為恩科，而正科或于前一年預試或于后一年補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接受前一年各省士子慶賀其六十壽誕時提出的建議而開始設置萬壽恩科；康熙在位最后一年開始設置孝廉方正科，以為朝廷選拔賢良之人。除了設置新的科舉考試科目之外，康熙還變革論題內容以推動理學發展、調整鄉試和會試取解名額并對臺灣專編試卷取士，同時對行文格式加以限定，保證士子作文和考官衡文的統一。此外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將各直省鄉試放榜日期改為大省九月十五日內、中省九月初十日內、小省九月初五日內，而會試發榜由三月初五日延至三月十五日內。

注重西學

康熙親政以后展現出對西方的文化的濃厚興趣。康熙曾主動邀請西方傳教士，主動學習西方代數、幾何、天文等方面的知識，并且頗有著述。在此期間，來自法國的洪若等人開啟中法交流的新時代、來自葡萄牙的耶穌會士大地測量學、水利工程、負責玻璃和琺瑯的制造等工作。康熙在位初年信任使用西洋新法的湯若望等傳教士，后重用南懷仁并將其封為欽天監監正，康熙甚至任命南懷仁設計和主持清廷的科技儀器制造；拜南懷仁為科技老師之后，康熙經常到京城的觀象臺觀測天象，準確地計算出某日某時日晷表上顯示的日影位置；從《坤輿圖論》《職方外紀》等書中學習西方地理學，又任命南懷仁撰寫《坤輿外紀》和制作大型地球儀；晚年任命精通外科的傳教士羅懷忠為內廷行走，任命羅得先、安泰為扈從醫生，而且還命巴多明用滿文翻譯法國皮理所著的《人體解剖學》；創建算學館并擔任總教官，聘請傳教士任算學館教師，要求他們講授當時已傳入中國的西方數學；組織測繪學隊伍赴全國各地實地勘測繪制地圖，最終在1717年繪制出《皇輿全覽圖》。

圖書編纂

康熙由于成長于中國傳統儒家教育環境中，因此在位期間提倡文教、重視圖書編纂工作，比如《康熙起居注》《康熙字典》《欽定詞譜》《歷代詩余》等書籍。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康熙下詔編纂《康熙起居注》，主要記載康熙御門聽政和君臣答對的情況，總共歷時近四十七年，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因康熙下諭廢除起居注而終止，以直接記注的方式為主；此外康熙注重編纂詩、詞、曲、古文、賦等官修文學類典籍，他欽命大臣陳廷敬等人修撰《古文淵鑒》《歷代賦匯》《全唐詩》《佩文齋詠物詩選》《歷代題畫詩類》《歷代詩余》《宋金元明四朝詩》《全金詩》《御選唐詩》《欽定詞譜》《欽定曲譜》《千叟宴詩》，以及《淵鑒類函》《佩文韻府》《韻府拾遺》《分類字錦》《駢字類編》等多部主要供文學之用的類書；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諭合”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等人編纂《康熙字典》，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始成書出版，該書共收47035個字，是中國古代字典編纂集大成的巨著。

興文字獄

康熙為了控制臣民思想，進一步鞏固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實行文字獄。康熙曾大興文字獄11次，造成因文字獄而罹難的人數較多。統治者通過只言片語甚至摻雜妄加揣測的成分，就認為作者蓄意破壞統治者的統治，或誤認為其有“叛亂”“謀反”的思想；便會被置以重罪，輕者發配寧古塔、荒涼度過此生，重者招來殺身之禍，更有甚者株連九族。因此整個清朝對思想的控制一直處于一種高壓狀態，臣民敢怒而不敢言。康熙朝以此名義造成的冤假錯案數不勝數，著名的有莊廷瓏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等。

外交

海疆政策

康熙即位的前三年，下令福建、廣東沿海三十里的居民遷入內地，以此打擊鄭氏集團并消除來自臺灣的隱患，該嚴格的政策使得距離海邊三十至三百里的中國東南沿海區域成為一片無人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派遣施瑯率兵統一臺灣，結束東南沿海地區的戰爭和臺灣分裂的局面，次年清朝政府廢除海禁政策并實行開海貿易，江、浙、閩、粵四海關的設立進一步規范海外貿易的發展，同時康熙采納施瑯的建議嚴厲管制商舶出洋互市，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下達禁南洋令，但允許出海商民正常前往東洋貿易，并規定廣東商人經兩廣總督批準可前往安南國貿易。

歐洲

法國

康熙在位期間，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雖未向清朝派遣官方使者，但不少法國耶穌會士和商船來到中國與之交往。路易十四受到在華傳教士南懷仁的影響，并采納財政大臣等人的建議派遣由六位精通西方科學的耶穌會士（洪若翰、白晉、李明、張誠、劉應等）來華，他們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在中國寧波登陸并受到康熙的賞識，張誠和白晉留在宮中作御前侍講，其余三人準許到各省傳教，后康熙為感謝張誠和白晉進獻金雞納霜治療其瘧疾，在皇城內賜地給耶穌會士修建教堂，完工后康熙親筆題字“萬有之源”以示嘉獎，之后康熙命令法國傳教士前往法國招募傳教士，巴多明、雷孝思、馬若瑟、南國光、利圣學、孟正氣、卜嘉、顏理伯、翟敬居、衛嘉祿等法國人來華。此外中國的文化對法國的文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羅、霍爾巴哈、伏爾泰、波維爾等都深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德國哲學家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受到《易經》的啟發創立二進制，同時法國宮廷貴婦人手持的多是中國式的折扇，而建筑中也出現扇形窗戶；17世紀法國開始仿造中國的漆器、園林和繪畫。

俄國

康熙在位期間為鞏固東北邊防做出了較大的努力。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兩次東巡以了解東北邊境實況，為切實收復雅克薩做相關軍事準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開始收復雅克薩的戰爭，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作為中俄兩國平等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其有較高的國際影響和政治意義。該條約簽訂以后，清朝與俄國關于邊境和通商等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清廷仍將俄國看做藩屬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與俄國對于劃界、貿易等諸多事宜進行更深一步接觸，兩國關系已不同于一般藩屬國。

亞洲

朝鮮

康熙年間，康熙對朝鮮實施德化政策，朝鮮作為清朝藩屬國與清朝和平相處。三藩之亂時，朝鮮國王沒有盲目隨從國內輿論，繼續向清朝進貢，沒有趁亂出兵進攻，該舉動打動了康熙、贏得了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慷慨解囊，運送五萬石糧食幫助朝鮮度過饑荒，并制《海運賑濟朝鮮記》以紀念該事。但清朝與朝鮮之間關系也有波折之時。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間，多次發生朝鮮國王的文書違反清朝規定、違反禮制的事情。

日本

康熙統一臺灣后認為對日貿易有利于清代，于是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開放海禁，之后中國赴日本長崎的商船持續增長，而且中日的互市貿易相較于之前更加繁榮，此外中國還做歐洲與日本的中間商布匹交易。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后江戶幕府于康熙五十四年（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正月）施行《長崎新令》（也稱正德新例、海舶互市新例），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貿易額銀達6000貫，其中限定銅為300萬斤，同時向來長崎的中國商船頒發信牌（長崎通行執照）以限制貿易。

越南

清代康熙安南國存在四個政權（高平莫氏、宣光武氏、中興黎朝、廣南阮氏）。康熙繼位不久，安南黎朝君主黎維祺將南明的光澤王朱儼鐵交給清軍，康熙對其表示嘉許并下令“賜銀五百兩、大蟒紀二疋、妝紀二疋、錦二疋、彩紀表里各十二”，但由于黎朝不肯交出南明敕印，因此清朝也一直沒有正式冊封黎朝君主，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五月，黎朝君主黎維禧“繳送偽永歷敕命一道、金印一顆”給兩廣總督盧興祖，后康熙封黎維禧為安南國王并派遣內國史院侍讀學士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賁為冊封正副使進行冊封，安南隨機派遣阮潤、鄭時濟、黎榮等赴清謝恩，至此清朝與安南黎朝的藩屬關系正式建立，同時表示對安南黎朝和高平莫氏采取雙重承認，但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由于距離原因拒絕廣南阮氏政權的請封。

中亞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伏爾加河的土爾扈特汗國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康熙想要知曉土爾扈特汗國的全部疆域，于是將阿玉氣汗的從子阿喇布珠爾放回，并派大臣圖理琛和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出使土爾扈特汗國，幾人行程曾到過俄羅斯境內，于是沿途收集各國山川、民俗、物產等情報，后圖理琛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回國，同時將所見所聞寫成《異域錄》并上呈給康熙皇帝，書中詳細記錄大北方戰爭（沙俄與瑞典之間在1700年爆發的戰爭）和查理十二（瑞典在大北方戰爭時期的國王）等外域事跡。

宗教

本土教

在宗教政策上，康熙立足于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理念，對宗教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康熙以實用的社會功能否定宗教的真實性，并且認為宗教的過度發展會對社會經濟產生阻礙作用，但康熙施行適當的宗教管理政策，發揮宗教“勸善懲惡”的社會功用。首先康熙皇帝引導佛道二教在輔助王化發展和封建統治，出巡各地時在寺廟題匾額；其次控制僧道出家的人數并重申度牒制度，同時限制寺院經濟的發展，下詔除原有寺廟外禁止修建新的寺廟；對于邊緣民族的藏傳佛教，康熙皇帝從維護祖國統一的角度出發，通過冊封名號、賞賜錢財、維持上層僧侶的政治經濟特權來提升其地位，并堅決打擊以宗教為名的民族分裂分子；對于回族及西北少數民族信奉的伊斯蘭教，康熙則采取“懷柔安撫”為主的策略。

天主教

康熙根據具體情況對待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以實驗的方法檢驗出新歷法更具優勢后，對西方傳教士信任賞識并減少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的限制，同時利用其自然科學知識為大清王朝服務。康熙雖然對西洋傳教士帶來的自然科學興趣濃厚且積極鉆研，但他并沒有改變對宗教的基本政策，基督教來華教士內部于康熙在位末期發生“禮儀之爭”，西班牙支持的“多明我會”禁止中國教徒在家祭祖和參加祭孔，甚至對清朝的封建統治產生嚴重影響，于是康熙皇帝頒布限制傳教士活動的上諭，命令傳教士一律遵循利瑪竇的原則，同時領取內務府頒發的傳教執照方可傳教，還要保證在中國定居永不西歸，但對于清朝有用的“會技藝人”依然信任。

民族

康熙皇帝的民族關系思想核心是“滿漢一家，中外一體”，在該思想的指導下康熙采取各種措施緩和民族矛盾，比如改變民族歧視政策，加強與漢族地主階級的聯合，在經濟上停止圈地暴行并限制滿族親貴掠奪漢族土地，同時調整漢族官員的品級以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來參政，此外尊重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以求在心理上減輕或消除他們對少數民族統治的反感，對待前朝的漢族碩儒寬宏大量并給予種種殊榮寵遇，比如為吸收更多的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來參政，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下詔舉用“山林穩遺”，之后又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開設博學鴻儒科，在此基礎上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智慧和才能，并吸取漢族地主階級的統治經驗，促進滿漢合作以鞏固清政府的統治。

在對待蒙古族方面施行特別優待的政策，采用“北不斷親”的和親政策與蒙古族貴族成員聯姻，加強滿蒙兩族的政治凝聚力以對抗沙俄入侵，康熙出巡塞外期間幫助蒙古解決畜牧等生計問題，親自接待歸順清朝的蒙古貴族首領；此外康熙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強調要尊重各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開發邊疆并派官員和技術人員去幫助邊疆少數民族發展生產。對于西南邊疆諸民族的治理，康熙主張“清靜求同”以治邊，遵循當地的風俗民情而治理，對四川、廣西和貴州等地的地方土司加以撫慰，對叛亂的西南民族則改為流官治理；在西北方面康熙加強藏區的駐軍和驛道交通建設，以防止新疆內蒙古地區南下作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沿襲其父順治帝的政策冊封西藏自治區達賴喇嘛，還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喜為“克珠杰·格勒巴桑布”以籠絡黃教，將準噶爾勢力逐出西藏之后康熙分兵駐藏，并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輔佐達賴、班禪處理藏務。

藝術

康熙在鋼琴等音樂藝術上有一定的造詣和舉措，康熙將西方音樂師招募進皇宮里并允許其常年居住，同時與他們隨時交流中西樂理文化，并要求他們參與創作與教授音樂，指導中國工匠去制作西方的樂器，比如康熙優待徐日升和德禮格兩位外籍傳教士音樂家，他曾經讓兩位傳教士音樂家教授皇子學習古鋼琴，包括系統的音樂基礎理論知識和系統正規的基礎訓練，同時康熙還下令徐日升和德禮格編撰《御制律呂正義》等音樂方面的書籍，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康熙十四管律”。此外康熙皇帝自己也接受西方五線譜的樂理培訓，據史料記載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古鋼琴上彈奏傳統琵琶曲《普庵咒》，后還曾命令傳教士組建一個西洋樂隊進行演出。

人物影響

積極影響

康熙皇經禁止滿漢貴族圈地、召民開墾荒地、派遣官員治理黃河、減免災年租稅，同時在軍事上平定臺灣鄭氏、削平三藩之亂、擊敗鄭氏收復臺灣、三次征討噶爾丹并出兵青藏高原，為清王朝的統一與安定、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做出重要貢獻，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進一步加強。此外康熙皇帝對滿族貴族的特權加以必要的限制，對漢族地主搞分化、攏絡，并吸收人才參加政權機構以緩和滿漢矛盾，同時拉攏維吾爾族王公上層，對藏族藏傳佛教不通婚，對蒙古族既同教又通婚，還通過巡幸塞外、封爵賞賜和宗室女子下嫁等方法，密切同其上層統治者的關系，以此促進國家安定和民族團結。

消極影響

康熙皇帝處于封建社會末期，該時期的整個封建地主階級已是腐朽沒落的階級，這種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致使康熙一朝出現很多弊政，并對清朝乃至中國歷史產生消極的一面，比如康熙時曾六次南巡，還修建富甲天下的圓明園，加重對百姓的賦稅，其統治時期封建經濟加速發展，但并沒有突破封建經濟的關口，也不能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創造條件，自身又忽視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無視科技的進步與教育的更新，同時他并未重視海防安全和海禁問題，以及警惕英國、西班牙、法國、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強盜入侵，致使之后的清朝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

主要作品

康熙的作品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其中包括奏書、表、辨、序等多種文體，其中上海古今內衣集團有限公司體詩1135首、詞12首、賦18篇。康熙的詩詞，率真、自然，直接抒發內心豪情，展現出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康熙的詩詞主要有三個版本：康熙四十三年20卷《御制詩集》的內府刻本，康熙五十五年匯集20卷《御制詩集》及第三集8卷《御制詩集》的內府刻本，雍正十一年《御制文集》的內府刻本；其中詩歌作品有《彈琴峽》《登海樓》《天寧寺》等。

此外，康熙皇帝流傳于世的書法作品也不少，收藏干清內府的康熙帝墨跡，經《秘殿珠林》《石渠寶渡》一、二、三編著錄者共二百七十一件，除戰亂中部分流失的，今多在北京故宮；專收康熙御筆的法帖，主要有康熙三十三年刻《淵鑒齋御筆法帖》十卷、康熙三十八年刻《憋勤殿法帖》八卷、康熙四十年刻《御筆法帖》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刻《避暑山莊御筆法帖》五卷，而康熙帝的書畫題跋文字，則收錄于孫岳頒奉救編纂的《佩文齋書畫譜》內，康熙的代表書法作品有《臨董其昌書滕王閣敘》卷、《觀千葉蓮詩》軸、《避暑山莊》匾額、國子監《彝倫堂》匾額、《五臺碧山寺碑文》《五臺殊像寺碑文》等。

人物評價

康熙皇帝自己評價：“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

清康熙朝大臣納蘭明珠評價：“皇上（康熙皇帝）謨略深遠，功德隆盛。”

法國傳教士白晉評價：“他威武雄壯，身材勻稱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兩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圓略帶鷹鉤狀，但是康熙的精神品質遠遠強過他身體的特性。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

清朝雍正帝評價：“本朝自太祖、李世民、世祖、圣祖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儉，勤政愛民，乾綱在握，總攬萬幾，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歷數綿長，亙古未有。”

美國歷史學者、著名漢學家恒慕義評價：“玄燁（康熙）的統治在許多方面表現了容忍和解的精神，和晚明的幾位帝王相比較，他躬身節儉，講求實效，勤于政要。”

美國歷史學家勒芬·斯塔夫羅斯·斯塔夫里阿諾斯評價：“他在“康熙”這一年號下，統治中國60多年，并成為17世紀的偉大人物。同時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一位精細的管理者，一位淵博的學者。”

日本歷史學家宮崎市定盤踞：“康熙帝在其執政初期，不僅平定了國內的大叛亂，鞏固了清朝的基礎，而且把臺灣納入了版圖，蒙古的游牧民族和部落也舉部請求投降歸附。康熙帝為了保衛蒙古，親自率兵穿越戈壁大漠，與阿爾泰山麓剽悍的騎馬民族梟雄噶爾丹在昭莫多決戰并大敗之。然而與壯年時代光輝的文治武功相反，康熙帝在晚年的十幾年里因家庭內訌而精神煩悶，這使他的個人生活愁云密布，自然也對他的健康產生了不良影響。”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評價：“康熙帝是比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間興文字之獄，大抵都是他未親政之前的事……本身卻是廓達大度的人，不獨政治上常采寬仁之義，對于學問，亦有宏納眾流氣象。”

中國清史學者閻崇年評價：“康熙大帝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君主。……無論就中國歷史做縱向比較，或就世界歷史做橫向比較，都可以說康熙帝是中國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千年名君。”

黑龍江社會科學院學者孟古托力評價：“康熙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的時代，也是中國繼承和總結的時代，同時正面臨轉型和抉擇的時代。”

中國原北大歷史系教授袁良義評價：“康熙是清初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在當時國內外形勢下，開展了一系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有一部分到今天仍然保留它們的深刻影響。至于他的一些缺點，那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只要它們不影響他的主要成就和貢獻，我們就不必過分苛求于古人了。”

南開大學歷史教授白新良評價：“康熙皇帝是一個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杰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雖然對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后期，他所代表的階級是沒落、反動的地主階級，他所出身的民族在當時又是帶有較多落后習俗的滿族，兼以其他個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過一些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甚至反動作用。”

家族情況

死因爭議

關于康熙之死的原因，后世流傳出大概三種說法。第一種是出自清代蕭奭著、朱南銑點校的《永憲錄》的記載，其中記述康熙于十一月初七日由南苑回到暢春園，次日有病而十三日戌刻死于暢春園；第二種是皇十四子的侄子愛新覺羅·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綱要》，其中記述康熙于十一月初十日幸南苑，身體不豫而回暢春園，十三日甲午戌刻去世；最后一種說法出自雍正帝下詔修撰的《大義覺迷錄》，其中描述康熙在暢春園病重，當時還是皇四子胤禛的雍正皇帝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故康熙喝完當天就駕崩。

晚年怠政，康熙末年，上至輔政大臣，下至知縣衙役，貪污腐敗的亂象叢生。吏治的腐敗廢弛幾乎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因此，整飭吏治成為繼任者雍正帝不得不做的事情。

軼事趣聞

出生異象

康熙帝未出生之前，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前往慈寧宮問安，正要走出宮門，孝康章皇后的衣裾上好像有一條龍纏繞，太皇太后（孝莊）看見之后非常驚異，于是詢問孝康章皇后，不久孝康章皇后就懷孕了……直到康熙皇帝誕生之后，整個宮中都飄著奇異的香氣，過了很久都沒有散去，又沒有顏色、光彩，盈滿整個庭院和窗戶，與太陽光共同閃耀。

“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筑”，工部擬批準，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

收藏鐘表

根據外國使者馬國賢的回憶錄記載，康熙帝曾經珍收藏國不少精美珍貴的鐘表。康熙五十九年二月（1720年3月13日），康熙皇帝命令馬國賢陪同俄羅斯使臣伊斯梅洛夫參觀自己的鐘表收藏，伊斯梅洛夫等進入房間后發現數量和品種太多，琳瑯滿目簡直令他們眼前一亮，伊斯梅洛夫和馬國賢都以為屋子里的鐘表是仿制品，但經過仔細觀察后才知道沒有一個不是極品，而且這些只是康熙用作送禮的禮物，他所擁有的鐘表遠遠超過這些。

注重養生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壽命和在位時間都比較長的皇帝，這根源于他注重修身養性和飲食及生活起居張弛有度的習慣。康熙帝認為世人所謂的長生不老藥不可能達到長壽，只有靠有秩序的飲食起居才能發揮作用，同時不論在家里或出門在外都要養成衣著潔凈的好習慣，如果平常注意個人衛生，那么就會渾身清爽舒暢，但康熙也反對太過潔凈而成癖；此外康熙認為飲酒沒有節制也會對健康產生影響，他雖不反對飲酒，卻反對沉湎于酒中不加節制的做法，康熙本人也只是在平日吃完飯后，或遇上節慶日小飲幾杯。

研究專著

后世紀念

清景陵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死后葬于今河北省遵化市清東陵內的景陵，該皇陵是滿清王朝入關之后營建的第二座皇陵，北靠昌瑞山，南望象山，西距順治帝順治的孝陵僅一公里。景陵的修建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主體部分建成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德神功碑亭建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石像生為乾隆初年添建。景陵建筑依次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神路橋、石像生、牌樓門、神道碑亭、東西朝房、東西班房、隆恩門、東西燎爐、東西配殿、隆恩殿、陵寢門、二柱門、石五供、方城明樓、月牙城、寶城寶頂，寶頂下建地宮。石像生的北側修建有禮儀性的石門——牌樓門，五間六柱五樓形式，雍正帝在景陵碑、匾上親筆御書題字。康熙景陵是清代第一個在定陵地下宮殿內投放陪葬品的陵寢，其種類大體上包括穿戴、含口、塞棺、金井安放、覆蓋經被、冊寶等幾種。

康熙寶璽

康熙皇帝現流傳于世的有一枚御制白玉交龍鈕“勤殿寶”寶璽，該寶璽采用軟玉的材質，重達2.13千克，長、寬、高分別是11厘米、11厘米和9厘米，1908-1915年曾在巴黎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院租借展出；除此之外，流傳于世的還有“佩文齋御用十二寶璽”套印，原存位于圓明園暢春園內的佩文齋，而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套印中包括壽山石“坦坦蕩蕩”朱文長方印、壽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文和“稽古右文”白方連珠印等寶璽印章，其中壽山石“坦坦蕩蕩”朱文長方印上的文字是篆文，印面寬2.7厘米，長5.9厘米，通高4厘米。

參考資料 >

康熙皇帝.故宮博物院.2024-02-19

《大清會典》.故宮博物院官網.2023-09-21

..2024-04-24

康熙的博弈與平衡.光明網.2024-05-06

鹿鼎記.豆瓣讀書.2023-09-06

雍正皇帝（全三冊）.豆瓣讀書.2023-09-06

康熙大帝.豆瓣讀書.2023-09-06

鹿鼎記（1977）.豆瓣電影.2023-09-06

鹿鼎記（1983年）.豆瓣電影.2023-09-06

鹿鼎記鹿鼎記（1984）.豆瓣電影.2023-09-06

鹿鼎記（1984年）.豆瓣電影.2023-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