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項族是古代西北族群，屬于西羌的一支，也稱“黨項羌”，發源于賜支或析支（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河曲），漢朝時，羌族大量內遷至河隴及渭河平原一帶，有八個較為著名的部落，其中實力最強的是拓跋姓氏。
黨項早期過著游牧生活，隋唐時期，經過楊堅和武則天時期兩次內遷，黨項逐漸集中到甘肅省東部、陜西省北部一帶，仍以分散的部落為主。唐中央多在黨項聚集地設跌州管理，有功的黨項部落酋長被任命為州刺史或其它官職。宋朝時，擔任定難軍管內都知藩落使的李繼遷開始號召部族抗宋自立。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繼遷之孫李元昊正式稱帝，建立西夏。這是黨項發展史的頂峰。李元昊即位夏國王后，下發禿發令，并努力吸收文言文化，命人創制黨項文字，推動了黨項族文明的發展。西夏時期的黨項族文化、經濟獲得了空前發展，在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流中逐漸發展。金正大四年（公元1227年），西夏政權被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大軍所滅，黨項族逐漸消失并融入周圍民族。
在經濟上，黨項族農耕與畜牧業并存，手工業較為發達，還與當時的各族人民有貿易往來。在文化上，黨項吸收了漢文化，其宗教信仰以佛教為主，文學藝術水平較高，在建立西夏后，該族還創制了黨項文字，也稱西夏文。
族名
黨項是漢族人對這個民族的稱呼，最早見于《隋書》《北史》。其他民族對“黨項”有不同的稱呼，吐蕃人稱黨項為“mi－nag”，漢譯作“弭藥”、“彌鵝”、“彌羅”、“緬藥”、“木雅”、“木內”、“穆納”等，后來又以“mi－nag”稱呼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突厥稱黨項為唐古特（tangut）；在于文和栗特文中，均將黨項稱為 tangut；波斯人拉斯特《史集》將西夏稱為“唐兀惕（tɑnkqūt）”地區。《蒙古秘史》也將西夏稱為“唐兀惕”。如將“唐古特”或“唐兀惕”急讀，譯音便成了“唐古”或“唐兀”。因此，在《遼史》《金史》和《元史》中，黨項又被譯作“唐古”或“唐兀”，甚至還有譯為“唐骨”、“同古”的。
族源
自遠古以來，羌族就占據著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這片地區的邊緣地帶便是位于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都的地方。黨項是中國古代眾多的羌族部落支系中的一支，故稱黨項羌。黨項屬于西羌的一支，而“黨項”是某部羌人的 “種號”。
黨項人的原居地根據《隋書》記載：“東接臨洮縣、西平，西據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舊唐書》記載：“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亙三千里。”雖然學界對葉護、舂桑、迷桑等地的認識還不一致，但一般認為黨項羌“應是漢魏后居于今青海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西北的西羌諸部發展而來，是居于這些地區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稱。”這片區域如今屬于青藏高原的東緣地區。
歷史
南北朝時期
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公元6世紀后期），在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河曲古稱賜支或析支的地方，開始有黨項人活動。宕昌國和鄧至是由羌族建立的兩個小政權，后分別為北周和西魏所滅。宕昌和鄧至滅亡后，這兩部的羌族融入黨項，成為黨項的組成部分。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黨項八部，即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來自鮮卑族），其中拓跋氏最為強大。他們經常對魏、周代進行騷擾，南梁陳蒨曾派軍隊討伐。
隋唐時期
楊堅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黨項有“千余家”歸附隋朝。次年，黨項拓跋部大首領拓跋寧叢帶領部落到旭州（今慶陽市縣境）請求定居，被隋朝授予大將軍稱號。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黨項首領進攻會州（今甘肅靖遠縣東北），被隋軍大敗后紛紛投降，歸附了隋朝，并遣子弟入朝謝罪，向隋朝納貢。
唐初，朝廷對黨項實行招撫政策，在黨項聚集地設跌州管理，有功的黨項部落酋長被任命為州刺史或其它官職。黨項羌中著名的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姓等八個部落，此外還有黑黨項、雪山黨項等部落。李世民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黨項細封部首領細封步賴帶領部落歸附唐朝，太宗在其住地設軌州（今松潘縣縣境），任命步賴為刺史。其他黨項部落首領也紛紛效仿，率領部落請求歸附，于是唐朝也在其地分別設立崛、奉、巖、遠等四州，并將各部首領任命為刺史。次年，唐朝在河套平原地區大量安置突厥降部。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朝派遣太仆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為十六州（河曲十六州），四十七縣，設置了眾多黨項州縣。同年，又有黨項首領拓拔瞇辭內附，以其地為懿、麟、可等三十二州，歸松州都督府管轄。不久，又有部落相繼內附，唐朝設立崌[jū]、奉、巖、遠四州，并以其部落酋長為各州刺史，每州之內都有兩三個縣。這些羈縻[mí]州縣都緊鄰松州西境。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黨項最強大的拓拔部在其首領拓跋赤辭的帶領下歸附了唐朝。唐在其居住地設立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為都督府，拓跋赤辭被任命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還將皇室的李姓賜予了拓跋赤辭，但直到唐朝末年，黨項人才接受了這個姓氏。其他黨項首領也都被任命為各自新設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職務。如此，生息在青海湖以東、黃河源頭附近的河曲地區的大約34萬黨項人都成為了唐朝的屬民。
在黨項拓跋部附唐前后，地處青藏高原的吐蕃強盛起來，他們向北滅了吐谷渾，黨項各部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有的被吐蕃征服。拓跋部首領害怕被吐蕃吞并，于是請求遷入唐朝。李隆基下詔在慶州（今慶陽市）設置靜邊州安置黨項，原唐靜邊州轄下的黨項諸州也一并遷徙。而留在松州的黨項部落，成為吐蕃統治下的“奴部”，被稱為“彌藥”。
李治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侵擾唐朝，隨后占據了黨項等部落的土地。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年），黨項部落萬余人脫離吐蕃，歸屬武周，被武則天分別安置在十個州。李豫廣德元年（公元763年），黨項軍隊在吐蕃的帶領下進攻唐朝。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黨項族在河北副元帥仆固懷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亂有大功，對唐朝所給的待遇不滿，起兵反叛并煽動下與回紇、吐蕃、吐谷渾等部族共同進犯唐朝，于十月被勸降。
代宗時期（公元762年~779年)，為了防范黨項等族受其煽動，朔方（駐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節度使郭子儀建議唐王朝將居住在靜邊等六府的黨項部落（原散居在靈（今寧夏靈武）、鹽（今寧夏鹽池縣）和慶州一帶）遷往銀州（今陜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陜西靖邊縣境）以東地區。有的遷至綏州（今綏德縣）、延州（今陜西延安）一帶。當時居住在夏州的黨項部落號稱平夏部，居住在隴山（六盤山）以東慶州的，號東山部，居平夏地區南界橫山地區的稱南山部。還有一部分黨項部落曾東進過黃河到石州（今山西離石縣），后又返回河西，定居在夏、銀地區。同時，寧朔州吐谷渾部落也被遷至夏州以西。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李純詔令復置宥州（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境）來保護當地的黨項部落，之后又讓太子中允李寮宣安撫黨項，遠近的商人都帶著貨物到此與黨項族人民交換羊、馬等牲畜。在唐朝政府的扶持下，黨項部落逐漸發展起來。
唐文宗開成年間（公元836年-840年），唐朝藩鎮的一些官員放任當地豪強、商人肆意掠奪黨項族居民的羊、馬財產，黨項人對此非常不滿，于是紛紛舉行起義。李忱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唐宣宗命鳳翔府李業、山西省李拭合節度兵討伐黨項，隨后黨項被平定。唐咸通（公元860年~873年）末，黨項平夏部首領李思恭擔任宥州刺史。李儇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因參加了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的戰斗，被升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今陜西米脂縣境）五州地區。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拓跋思恭被封為夏國公，賜李姓。從此，夏州黨項李氏成了名符其實的唐朝藩鎮，雄據一方。
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時期(公元907年~960年)時期，黨項李氏對中原王朝的梁、唐、晉、漢、周及北漢相繼保持著臣屬關系。后唐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死后，后李嗣源企圖用調防的辦法，迫使李仁福之子彝超調離夏州，打算兼并夏州。由于遭到黨項夏州政權的軍事抵抗，明宗被迫妥協。隨著黨項政權政治威望的提高與軍事力量的增強，黨項部落的活動范圍也逐漸擴大。一些黨項部落還進入漢族居住的地區，與漢族雜居，接受了更多的漢族文明，這些黨項部落被稱為“熟戶”，與散處山野聚族而居的黨項"生戶"相對。此時期的黨項不僅開始和回鶻勢力接觸，而且隨著吐蕃勢力的衰落，開始入侵吐蕃人的聚居地。
宋朝時期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對黨項夏州李氏政權實行優撫政策，加官進爵、維持聯系。之后趙匡胤為加強中央集權，采取了削弱藩鎮割據勢力的措施，成為對黨項政權的威脅。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繼筠死后，黨項政權內部因承襲問題發生矛盾。新上任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被迫向宋朝獻出所管轄的夏、銀等五州地，李繼捧及其族人也被召去京城居住。李世民賜李繼捧姓名李繼捧，并對其封官進爵。自此，宋朝得到了黨項李氏世代承襲的領土。而黨項政權內部開始急劇分裂，時任定難軍管內都知藩落使的李繼遷不愿內遷，隨后逃往夏州東北300里的地斤澤（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東北），號召部族，抗宋自立。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繼遷反思四年間獨立反抗宋王朝的失敗教訓，明白獨自抗宋是困難的，于是確定了結遼抗宋的策略。二月，李繼遷派張浦到遼朝歸附，耶律隆緒授予李繼遷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等職。十二月，李繼遷向遼求婚，圣宗將宗室女耶律汀下嫁于他。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李繼遷又被遼封為夏國王。與此同時，宋朝則令李繼捧回夏州鎮守，希望能收撫繼遷。繼遷與繼捧為了各自利益，在宋、遼兩國的挑唆與支持下，時而勾結，時而火并。最后，繼捧被繼遷襲擊，逃回宋朝被囚禁。宋朝又毀棄夏州城，逼繼遷避居沙漠。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繼遷在遼的支持下，趁趙恒新即位，向宋朝索要夏州，真宗妥協，李繼遷被任命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五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此后，李繼遷又在遼朝的支持下，攻占宋朝靈州，將靈州為為西平府，并從夏州遷居西平。不久后，在同吐蕃首領潘羅支的作戰中，李繼遷死亡，其子李德明繼位。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即李德明即位的當年，六月，李德明出兵進攻潘羅支，并乘勝攻占吐蕃廝鐸督占領的武威郡（今甘肅武威），收服吐蕃折浦、游龍缽等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進攻回鶻失利，涼州又被張掖市（今甘肅張掖）回鶻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鶻成為對黨項政權的嚴重威脅。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時，李德明追尊其父李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 。”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德明將首都由西平府遷到懷遠鎮，改名興州，正式建都。趙禎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舉攻下甘州；兩年后，瓜州縣（今甘肅安西）回鶻首領賢順歸附李德明。
西夏時期
建國
李德明在位之時，同時向宋、遼稱臣。他倚仗遼朝之勢，又從宋朝得到實惠。而宋、遼競相拉攏李德明，對其封王進爵。遼封李德明為夏國王，宋封德明為中書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賜只有親王和重臣才能賜予的“崇仁”功臣稱號。隨后，遼又封李德明為尚書令、大夏國王，并與李元昊聯姻。宋朝又加封李德明為夏王。在此情形下，李德明的稱帝欲望愈發強烈，他開始積極地進行稱帝建國的各項準備，他在出行時，“儀仗鹵薄”已與宋朝皇帝差不多。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李德明去世時，已為黨項大夏國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
李元昊繼位后，密謀背叛宋朝，改號嵬名氏，自稱“兀卒”，發布禿發令，恢復鮮卑族的舊俗，強迫國人在三日之內一律禿發。他還新制西夏文字，改行和漢族不同的禮樂制度等一系列事實。北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元昊開始建立年號制度，命令國人使用新制夏字，還通令全國實施簡化禮儀制度的規定，不遵行者就要族誅。他在軍事制度的建立上做了種種必要的措施。他一面加緊整飾內部，同時就對外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同年，李元昊開始進攻宋朝，隨后于景五年（公元1038年）正式稱帝。
北宋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李元昊去世，隨后其子李諒祚成為皇帝，因李諒年幼，其母沒藏皇后專政。李諒祚于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死去，其年僅七歲的兒子李秉常即位，由梁太后攝政。北宋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16歲的秉常開始親政，由于他表現出對文言文化的親近，被保守派臣僚不滿。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將軍李琩勸秉常歸附宋朝，此事被梁太后得知，隨后李清被殺，秉常被監禁。李秉常死后他三歲的兒子李乾順即位，梁氏再攬大權，隨后重新發動與宋和遼的戰爭。
南宋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西夏第四任皇帝李乾順去世，隨后李仁孝即位。金天會三年（1125年），金朝滅亡遼朝，對西夏樹立宗主權。夏州統軍蕭合達是遼國皇室的姻戚，因對西夏投附金朝不滿，于1140年起兵反叛，圖謀恢復遼國，隨后被平定。此后，西夏又發生饑荒、地震，西夏民眾起而反抗，但都被鎮壓了。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夏仁宗李仁孝去世，此后西夏政局不穩，帝位更迭頻繁。
滅亡
金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李純佑被李乾順（李乾順）之孫安全廢黜，隨后死去，安全自立為帝，是為李安全，于金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被宗室李遵頊所廢。遵即位后，改元光定，是為神宗，奉行附蒙攻金政策，在位數十年間多次主動或應蒙古征調進攻金朝。金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神宗眼看大難臨頭，于是將皇位傳于其子德旺，是為李德旺。金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夏獻宗因聽聞蒙古大軍進攻，驚懼而死。隨后其弟清平郡王的兒子南平王睍繼位，是為末帝，僅即位一年，他便向蒙古投降被殺，西夏宣告亡國。
西夏被滅時，黨項人四處逃亡以躲避蒙古軍的征服，他們分散各地，因此，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黨項人，也就從歷史上消失了。
人口
截至貞觀六年（公元632年），黨項內屬人口達30萬。至貞觀九年（公元635年)，黨項族人口約為34萬。
政治
從唐末至宋初，黨項夏州政權都以中原王朝節度使的身份進行統治，其部落與族帳首領也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團練使、都押牙、指揮使、刺史等職。李繼遷、李德明時期，黨項夏州政權所轄范圍的擴大，境內除黨項人戶外，還包括了大置的漢人以及吐蕃、回鶻、契丹等族，原有的節度使身份與松弛的統治制度，已適應不了新形勢。于是李繼遷開始模仿宋朝制度設立官職。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繼遷攻占銀州后，打算稱王，當時在謀士張浦的勸阻下，僅稱都知蕃落使，暫代定難軍留后，對部下則“設官授職，以定尊卑”，仍然沿用中原王朝過去對黨項所封的官職名稱，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揮使、團練使、刺史等。李德明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籌備建國稱帝。他當政期間，照搬宋朝的官職名稱設行軍左司馬、都知兵馬使、孔目官等。
黨項建立的西夏，官制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臺、東京汴梁、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制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建國不久后，李元昊再次改革官制時又仿宋朝增設了“總理庶務”的尚書令，又改仿宋朝設置的二十四司為十六司，分理六曹。之后李諒祚又對官制進行補充，設立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微使及中書、學士等官。到西夏中期的李乾順、李仁孝時期，進入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為適應封建社會發展的需要，西夏的政治制度更趨完善，儒化程度更高。
軍事
《隋書·黨項傳》稱黨項“俗尚武力”；《遼史·西夏外記》稱其“民俗勇悍”；《金史·西夏傳》稱：“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斗”；元人袁桷則稱：“其民沉鷺尚勇”。建立政權前，黨項族“俗尚武”，以勇敢、剽悍、頑強、善戰的習俗著稱于世；建立政權后，他們重武技，尚武風，挾武力以抗宋、遼、金；在西夏政權滅亡后，在元朝的西夏遺民中，仍然是“其民多武勇少文理”。
黨項貴族首領李繼遷靠侵宋掠奪戰爭擴大了地盤，建立了以西平府（靈州）為中心的根據地。中間經過了李德明近30年的和平時期之后，從元昊繼位起到西夏建國至國亡的近200年中，西夏同它的鄰國——宋、遼、金、蒙古相繼發生戰爭，戰爭有時曠日持久，連年不斷。戰爭幾乎成為西夏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手段。
關于西夏的軍事制度，學者們的觀點并不統一，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金寶祥先生指出西夏軍隊是一個“帶有氏族血緣的部落軍事組織”。吳天墀先生則認為：“西夏的軍事制度，保留有奴隸制的濃厚殘余。”李蔚先生也認為：“西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實行帶有氏族血緣色彩的部落兵制。喬幼梅先生則稱：“西夏宗族兵制是全民兵役制的基礎，而西夏全民兵役制則是宗族兵制的一個發展。”
關于西夏軍事制度中其軍隊是否有中央兵與地方兵之分，大多數學者均認為有，但在中央兵與地方兵的組成方面，學者們的觀點并不能達成一致。陳炳應先生認為，西夏軍隊分為三大部分：邊鎮軍，包括監軍司和巡檢司兵；中央軍，包括興、靈鎮守兵和擒生軍；國主護衛軍，包括六班直與鐵騎。白濱先生認為西夏軍隊分為侍衛軍、中央軍和地方部隊三種，中央軍包括擒生軍及鎮守興、靈州之兵，地方軍則是指各監軍司兵。喬幼梅先生則將西夏軍隊分為中央兵和地方兵兩大系統，中央兵包括拓跋姓王族擁有的宗族兵，與拓跋王族有姻親關系之酋豪控制的宗族兵，西夏王室的侍衛軍及被俘而歸順西夏的宋軍；地方兵主要是各監軍司控制的宗族兵。
經濟
農業
隋唐之際散處于今四川松潘縣以西和青海積石以東山谷草原地帶的黨項族，以畜牧和狩獵為生，主要畜養牛、馬、驢、羊、騾、豬等。內遷后的黨項族在漢族的影響下學會了農耕，后來李繼遷占領靈州、興州，得到了歷代屯墾的肥沃土地，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到西夏建國前占領河西走廊地區，擴充了涼、甘、肅、瓜、沙的農業區，黨項人在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上有了更大的進步，在宋代還出現了大量接受了漢族文明的黨項“熟戶”。
畜牧業
黨項在進入農業社會后，畜牧業仍是其重要的經濟部門，內遷后的一些黨項人以畜牧業為生，甚至還有的黨項部落還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黨項馬在歷史上是有名的，該族主要以馬、駝為貢品或交換物。西夏時期，朝廷設“群牧司”為國家管理畜牧業。黨項人還喜愛狩獵，因其有習武、生產的雙重作用。
手工業
黨項人早期的手工業是還沒有從畜牧經濟中分離出來的畜產品加工，如鞣[róu]皮、手紡毛線、氈、毯等。西夏時期，黨項已形成了分工明確的各種手工業生產部門，如冶煉業、制鹽業、紡織業、造紙、磚瓦業、陶瓷業、釀造業、印刷業、金銀木器制作等。西夏的國家機構中設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織絹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出車院等管理部門，分別管理有關的手工業生產與工匠。從后世出土的文物來看，當時的制鹽、冶鐵、紡織、制瓷等水平都較高。
商業貿易
黨項社會內部早期實行物物交換，有用茶、絹等物作為交換等價物。黨項遷入內地后，與中央地區的各族人民都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宋朝與黨項都設立各種類型的集市貿易市場，進行交換。如宋朝設立的保安軍場、鎮戍軍高平碧榷場等。李繼遷也準備在赤沙川、豪馳口“置會貿易”。根據史書記載，當時在宋朝河東路、陜西路沿邊一帶的久良津、吳堡縣、銀星、金湯、白豹、折姜等處，均有供西夏與宋朝進行貿易的”和市“。而貿易種類，黨項人用其所產的駝、馬、牛、羊、玉、氈、甘草、密蠟、麝香、毛褐、羚羊角、北柴胡、紅花、毛等換取宋朝的帛、羅、綺、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夏國對宋朝銷售以馬、羊、牛、駝、鹽為大宗。宋朝規定每年從保安軍、鎮戍軍榷場購入馬四千、羊兩萬。元昊時，要求宋朝每年買進西夏青鹽十萬石。夏國向遼出售羊只購買金、銅、鐵或金屬制品，和金朝用青白鹽、珠玉、馬、牛、羊、駝交換糧食、絲帛、鐵、錢幣等物。黨項人還和鄰境的吐蕃、回鶻進行交易。回鶻商人過境同宋、遼貿易，西夏還收取1/10的實物過境稅。
文化
語言與文字
黨項族原本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內遷后，黨項人和漢族、藏族往來接觸頻繁，學會了漢、藏語言和文字，并用漢、藏文字書寫記事。元昊準備建國時，主持創制記錄黨項語言的文字，當時稱“國書”或“蕃書”，后世稱其為西夏文。西夏文字屬表意文字體系，字形方整，基本筆畫與漢字相同。文字構成也多采用類似漢字構造“六書”的會意字和形聲字等，但與漢字相比，西夏文字筆畫更為繁復，多撇、捺，無直鉤。文字構成上，會意合成字較漢字中的會意字多，音意合成字比漢字形聲字少，象形、指事字極少，類似拼音構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構成的一大特點。
文字創制后，李元昊下令在國內大力推行，“凡國中藝文牒盡易蕃書”，與周圍王朝往來表奏、文書，都使用西夏文字，并附以相應的民族文字。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元昊下令設“蕃學”，由野利仁榮主持，教授西夏文。西夏歷朝宗室、官吏多出身“蕃學”，仁孝時宗室王仁忠、舒王仁禮，宰相斡道沖等都精通漢文與西夏文。西夏學者用西夏文記載國史，著書立說，如編寫出版了多種西夏辭書、文學作品、詩歌諺語、醫書，國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法典，組織翻譯佛教經典。用西夏文翻譯了大量的漢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爾雅》《類林》《孫子兵法三注》《貞觀政要》《十二國》等。在西夏的國家機關中設立“刻字司”與出版機構，專門負責圖書的刻印出版。從傳世的西夏文物文獻來看，西夏文字已普及深入到民間日常生活的一切部門，如審理案件、買賣土地的契約文書，借貸籌款文書，請示報告、歷書、占卜辭以及碑刻石刻，題記、印章、錢幣、符牌等。
宗教信仰
內遷前，黨項人尚處于對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階段。內遷后，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生活的復雜化，發展到多神崇拜，有各種各樣的神靈和厲鬼。而在黨項內遷后居住的河西地區，周圍的漢、藏、回鶻、遼朝等民族人民也多是佛教的信徒。之后，歷盡遷徙、戰亂之苦，飽受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黨項人民將佛教作為精神寄托，佛教也正好被黨項貴族與統治者作為麻痹人民的工具。黨項建國前，李德明開始向宋朝獻馬求取佛經。而李元昊通曉佛學，他不僅向宋朝求經，還向印度的游方僧人求索貝葉經，并派使臣到五臺山禮佛。后來，佛教作為西夏的國教，西夏的國家機關中專門設有管理宗教、僧人的機構。
文學
黨項未創制文字前，已有口口相傳的口頭文學流傳下來，口頭文學多是韻文學。西夏詩歌集中有宮廷頌詩、宗教勸善詩、記事詩等，善于用韻文表達思想，今西夏陵出土的漢文殘碑上即刻有《靈芝頌》，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及多方”之句。西夏人民苦于元昊連年戰爭，也編傳《十不如》的歌謠詛咒。
西夏的詩歌、諺語有濃郁的民族風格，而且極富哲理性，比如乾裕十四年（1183）刊行的《圣立義海》中說：“聰明人珍視婦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婦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懷有智慧才富”。干祐十八年刊行的由西夏文學家梁德養編輯的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有“鐘愛美觀，不會雄強，嚴守禮節，不會英勇”、“福伴有禍，美伴有丑”等諺語。
藝術
音樂
黨項人內遷前的樂器，據《隋書》記載：“有琵琶、橫吹，擊為節。”橫吹即竹笛之類，羌笛在歷史上也是頗負盛名的。內遷后，李儇賜給黨項首領李思恭鼓吹全部，因此黨項音樂受唐朝音樂的影響很深，到宋朝西夏音樂中仍保存唐代遺風，民間則較多保留了黨項“土風”歌樂。元吳改革禮樂，認為“唐宋之節繁音”不足效法，下令“革樂之五音為一音”，企圖回復到質樸的黨項音樂。到趙禎時，為適應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需要，又讓樂官李元儒采中原樂書，參照夏國制度修訂樂律，賜名《鼎新律》。國家還設有“蕃漢樂人院”管理機構，《番漢合時掌中珠》所記樂器種類很多，其中有三弦琴、六弦、琵琶、琴、箏、箜篌、管、笛、簫、笙、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西夏的音樂在宋朝也很有名，宋朝曾請西夏的“蕃樂人”到宮廷演奏。西夏國亡后,蒙古王朝采用西夏舊樂，稱河西樂，河西樂在元朝一直流行。
美術
黨項人早期的繪畫作品沒有流傳下下來，但在鄂爾多斯市以北的那仁烏拉山、賀蘭山內發現大量的巖畫，有羊、馬、騎者、磨盤和太陽等生產、生活畫圖，構圖簡單，風格粗獷、樸實，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確知為西夏時期黨項人所作。西夏時期的繪畫今存者以佛寺璧壁畫為多，還有佛經木刻畫以及世俗的墓葬板畫、紙本素描畫等作品。保存在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分處兩地的西、東千佛洞中的壁畫，主要題材為尊像、本生故事、說法圖、經變畫、千佛、菩薩、供養像及裝飾圖案。此外還有像舞樂圖、飛天、水月觀音、唐僧取經圖、農耕圖、踏礁圖、釀酒圖、鍛鐵圖以及各種生產工具圖等反映社會生產、生活情景的畫圖。西夏壁畫遠宗唐法，近承宋風，吸收了回鶻佛教壁畫藝術成份，又接受來自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繪畫藝術的影響，在構圖、造型、線描、敷彩等方面逐漸形成了本民族風格特點。墓葬木板彩畫，內容為武士、侍從、家畜等，線條流暢，形象逼真，生活氣息濃厚，反映了黨項世俗生活情景。此外，西夏時期的雕塑水平也較高，主要表現宗教內容。
社會
服飾
黨項人在政權成立之前采取原始部落制為主的生活方式，衣著材質以動物皮毛為主，根據《舊唐書》的記載，當時的黨項人“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氈。”根據《雜字》記載，西夏服裝搭配有：皂衫、褐衫、披氈、汗衫、襯衫、背心、襖子、草履等。西夏立國初有模仿漢服之風，但根據后世出土的文物，可知當時的文官武將還是以游牧服飾為主。
住所
早期以畜牧業為生的黨項人居住在覆蓋毛氈的帳篷里，黨項人稱其為“族帳”。定居西北高原的黨項人，則修造土屋。而有官爵的黨項人，修蓋瓦房居住。
習俗
婚俗
早期的黨項族還遺留著群婚制殘余。在黨項的貴族階層，一夫多妻的現象相當普遍，包辦與買賣婚姻也廣為流行。根據宋代史籍的記載，府州黨項有逃婚情死者，一族親友要為死者椎牛設祭，祈禱升天。
喪葬
早期的黨項，人死后一般實行火葬，可能還有埋尸骨的習俗。后來廣泛采行了土葬的方式，西夏的帝王宗室采用了唐、宋帝王的陵寢制度，修建皇家陵園。在葬俗上保留了某些黨項葬俗的特點，特別是在一般黨項人的喪葬中還保留了火葬儀式。
其他
具有民族特色的黨項習俗還有占卜，占卜在黨項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的是問吉兇、決疑難。黨項人戰敗后，會采用“殺鬼招魂”的儀式給亡靈超度。黨項人忌諱在晦日和重單日（）作戰。打了敗仗后，他們會隔三日又到那處地方，捉人馬或縛草人埋于地，眾人用箭射它。此外，黨項人還認為敵方女兵是不祥的。
爭議
黨項拓跋氏族屬
關于黨項拓跋 ( 拔) 氏的族屬及祖源，因文獻中存在著相互矛盾的記述，學界對此爭論不休，他們主要有兩種看法: 其一，“鮮卑說”，即黨項拓跋氏與北魏皇族鮮卑拓跋氏同源; 其二， “羌族說”，認為黨項拓拔氏源于羌人。
黨項民族的最終流向
西夏滅亡后，關于黨項族的流向，學界主要給出了四種可能的流向：一是繼續留居西夏故地；二是遷居內地；三是南下流入青藏高原；四是移居中亞。
繼續留居西夏故地
據《蒙古秘史》記載：“豬兒年成吉思汗崩，后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也遂合敦”。如今，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臺地的邊緣，分布著一部分被稱為“唐古特、斡索黑”的黨項族后裔。他們主要聚居在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蘇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鄉和查布蘇木。根據《鄂爾多斯蒙古部民考》的記載，現在的唐古特部可能與西夏有關。但是現如今，他們與其他蒙古族人并沒有明顯的區別，這部分黨項人已經完全融入到蒙古民族中。另外，在陜西省北部的米脂縣、白于山地區也居住著許多拓跋姓復姓和拓姓的漢族居民，他們很可能也是黨項族的后裔。在西夏滅亡后，他們逐漸與漢族融為一體。
遷居內地
西夏滅亡后，蒙元統治集團將唐兀人列為色目人之一，其中許多愿意為元政府效力的人，受到蒙古統治者的重用。并逐漸與河北大名一帶的漢族融合。同時，濮陽市地區的楊姓西夏后裔以及安徽的余氏家族等也是因為仕元而遷居到內地的。元朝還設立了由唐兀人組成的軍隊，例如質子軍、宿衛軍和鎮戍軍等。這些軍隊被元政府駐扎在全國各地。此外，蒙元統治者還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遷往別處。
1985年，任崇岳、穆朝慶據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楊十八郎村發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楊氏族譜及記載楊氏事跡的《述善集》等資料，調查考證后發表了《略談河南省的西夏遺民》《西夏遺民在河南》《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箋注》等文，考證居住在十余個自然村中楊姓居民為西夏涼州土著唐兀氏后裔。其民族成分應是黨項羌族或藏族。
南下流入青藏高原
在西夏滅亡前，便有一部分西夏王室貴族投靠了西藏自治區的薩迦政權，定居昂仁，隨后逐漸成為那一帶的掌權者。入元后，他們多次被封為大司徒、國公、元朝國師，并世襲萬戶長的頭銜。因此，昂仁地區在元明時期仍有許多西夏王室后裔存在，并最終融入了藏族中。
四川省的康定市、松潘縣、丹巴縣等地曾經是黨項民族的原居地。在唐朝時，由于吐蕃勢力的壓迫，大部分黨項人不滿吐蕃的統治而北遷。然而，仍有一部分黨項人選擇留下，并成為吐蕃的附屬部落，他們被稱為彌藥。這些人是康藏地區所謂原始的木雅人。西夏滅亡后，一部分西夏人在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區定居下來，并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政權。該政權的首領被稱為“西吳王”，這是西夏王的稱號。這個小政權一直持續到明朝時期，并成為正式的土司，直到康熙三十九年因為絕嗣而停止世襲。這些人并未與周邊的藏族融合，是比較純粹的西夏民族后裔。
另外，還有一部分西夏人繼續南遷，進入后藏的薩迦地區。在孛兒只斤·忽必烈南征時，他們越過喜馬拉雅山脈的囊巴拉山口，抵達現今尼泊爾境內的索倫昆布，并在當地定居下來。隨著世代繁衍，他們形成了今天的謝爾巴族。而在中國西藏境內的一部分西夏人則被稱為夏爾巴人，分布在樟木口岸、陳塘、定日絨轄等地。
移居中亞
在西夏滅亡之前，有一部分西夏人選擇遷居中亞地區。據《長春真人西游記》中記載：公元1221年，長春真人丘處機奉命前往中亞拜訪成吉思汗，到達原花剌子模國的首都邪米思干城時，他注意到城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遼朝、河西等，其官長亦為諸色人為之”，這說明當時遷徙到中亞的西夏人已經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成為回紇人依附的對象。此外，元虞集的《道園類稿》中也記載了曾在西夏中過進士的曲也怯祖之子阿波古，從察合臺汗國之孫阿魯忽征中亞，至撒馬爾罕，“領番直，主弓矢鷹之事，而治其人民焉。”西夏人阿波古鎮守此地，與后代在此地定居，并與當地人民融合。
參考資料 >
甘博館校共建課程“絲綢之路上的民族——黨項”走進安西路小學 .百家號.2025-05-29
西夏歷史與文化.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2023-07-06
中和節漫談：節應中和天地晴.洛陽網新聞中心.202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