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Sogdian）是古代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的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民族，漢文史籍稱“昭武九姓”（康、安、曹等姓氏），地理區域主要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
今天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地區，以澤拉夫善河流域為中心的區域，以及錫爾河北的塔什干周邊地區在古代被希臘羅馬作家稱為“索格底亞那”，也就是中原地區典籍中的“粟特”。粟特人建立過許多綠洲城邦，但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長期受強鄰控制，先后臣屬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西帝國、康居、月氏、貴霜、嚈噠、突厥、唐朝等。為了經商和逃避戰爭，粟特人大批移居外地，聚居地遍布中亞，南到阿拉霍西亞，東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國北方。前4世紀時，粟特人已開始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以后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道沿途的綠州，如金玉國、樓蘭、疏勒國、龜茲、焉耆等地，以及在河西走廊都建有聚落，粟特地區在7至8世紀分立為稱為“昭武九姓”的諸國。8世紀前半以后，粟特地區為大食人占領，接著伊斯蘭教化，9至10世紀，在粟特本地，粟特語和粟特文大抵被遺忘。至11世紀中，在謝米列契地區和塔里木盆地地區，尚有傳承粟特固有文字、語言及文化傳統的粟特人。
粟特人操古中東波斯語，使用的文字是阿拉美文的一種變體，現通稱粟特文。自東漢至宋代，粟特人以“善商賈”著稱，是中國與中亞、印度、以及北方草原民族間貿易的主要承擔者，為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粟特人通過絲綢之路建立歐亞貿易網絡，壟斷陸上絲綢中轉，使用薩珊銀幣為流通貨幣，并且是薩珊銀幣東傳的主要輸入者。他們的遷徙歷程從漢朝到魏晉南北朝、隋唐等多個朝代共歷時一千多年，足跡遍布今中國新疆、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河南省、江蘇省等不同地區，在長安、洛陽市、敦煌市等地形成聚落，部分通過襄陽市等通道南下，與中國其他民族如漢族、吐蕃、沙陀、突厥、回鶻等形成了一種多元交流和融合的態勢，成為了維吾爾族、裕固族、漢族等民族的一部分。
安史之亂后粟特人加速漢化，改漢姓、習儒學、與漢族通婚，喪葬習俗轉向土葬，至宋元時期逐漸融入漢族及周邊民族，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粟特地區處于東西南北交通的樞紐，其本土及聚居地不僅是聯系東西方各地的商業通道，而且也是文化紐帶。粟特人信仰祆教、佛教等，文化融合波斯與中原元素，音樂、舞蹈隨貿易傳入，溝通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其遷徙和文化傳播的過程也為中國族群、文化的歷史演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視角。
族名來源
粟特人因其居住地得名，該地區位于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門間的澤拉夫善河(唐代文獻作那密水)流域即所謂的中亞河中地區地區(Transoxiana)。澤拉夫善河東西長約650公里，沿河有許多綠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尤以出產瓜果及葡萄酒著稱。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這里相繼出現了瑪拉干達(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a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濫謐(Rami-thana、Ramitan)等城鎮，前兩者形成康國(即薩末鍵、颯抹建，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后兩者形成安國(蜜、副貨、布豁、捕喝，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粟特(Sugda，Soyd)是中世紀中亞講伊蘭語的粟特人居住地區的名稱。古代波斯稱之為Suguda。《魏略·西戎傳》作“屬繇”，《大唐西域記》作“窣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速利”，《梵語千字文》作“孫鄰”，《梵語雜名》作“蘇哩”等。
6~8世紀初是粟特地區經濟與文化最發達的時期，除為首的康國、安國之外，還存在著另一些城邦國家，如：石國(時、者舌、支，今烏茲別克塔斯坦什干一帶)、米國(弭抹賀，當位于康國東南)、史國(霜那、乞史、法沙，今烏茲別克斯坦沙赫里夏勃茲)、何國(屈霜你伽、貴霜匿，康國西北約40公里處)、曹國(劫布那、伽不單，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國加上《新唐書》中提到的火尋（貨利習彌，今阿姆河下游一帶）和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國，今蘇聯烏茲別克布哈拉西），在中國史籍中統稱為“昭武九姓”。
地理位置
《魏書·西域傳》提到一個“粟特國”，并謂其國商人先前多至中國的武威郡經商；該國國王還曾向北魏政權贖還被擄的臣民云云。這一“粟特”遂被現代的中國學者用作為西文地名Soghd(Sughd)的漢譯名，“粟特人”也就成為該地原居民。
眾多的東西方文獻都提到了名為“粟特”的地區，但由于粟特人并不是一個人數眾多、轄地遼闊的強大民族；與之相反，就其人數和原居地的轄境而言，只可稱為“弱小民族”或“弱小政權”，故“粟特”曾經作為政權或行政區劃而存在過，但其確切的轄境雖然并不十分清楚，約略的范圍不大。提及該地的最早史料，乃是貝希斯頓(Behistun)與納克西魯斯坦的古波斯文碑銘，然而遺憾的是，兩處碑銘均未指出其具體的地理方位。在此后的年代里，希臘學者們在著述中提到了粟特人及其居地，但是他們也未清晰地標出粟特地區的邊界線，只是大體上將它置于今天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當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后，“粟特”的地理范圍才更為明確：用以指稱位于澤拉夫善河(Zarafshan)下游流域的一塊地區。
阿拉伯帝國史料記載，“粟特”也是處于澤拉夫善河下游流域的一小塊地區，通常包括今天的撒馬爾罕與布哈拉兩個城市(今屬烏茲別克斯坦)。文言文資料中的“粟特”范圍，隋唐時代的“康國”(以今撒馬爾罕為中心的一個地區)，被公認為是無可爭議的“粟特”地區。《隋書·西域傳》在敘述該國的源流時稱，其國王本姓溫，早先曾經居住在祁連山脈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擊而西遷，遂度越帕米爾高原(大致相當于今帕米爾高原)而定居下來。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國附近建立政權，為了表示對其源流的紀念，各國都以“昭武”為姓。康國人是確鑿無疑的“粟特人”，康國左右以“昭武”為姓的各國，都應該與康國同種，故其他昭武諸國亦當為粟特人。據《隋書·西域傳》，康國、安國、鑽汗國、米國、史國、何國、烏那易國、穆國和漕國均屬“王姓昭武”的國家。而按《新唐書·西域傳下》，則康國、安國、曹國、石國、米國、何國、火尋國、戊地國、史國及東安國屬于昭武諸國。若將兩書羅列的“昭武國"合并起來，則可以發現共有十四個政權均稱“昭武”，即：康、安、汗、米、史、何、烏那曷、穆、漕、曹、石、火尋、戊地、東安。所以，即使《新唐書》使用了“九姓昭武"的專名。根據歷年來各國學者的考證，將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澤拉夫善河流域為中心的一塊地區以及錫爾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區納入“粟特”的范圍內。
歷史沿革
粟特人屬于伊蘭族中的東支，有時也被稱為“中亞伊蘭人”，粟特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長期受強鄰控制，先后臣屬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西帝國、康居、月氏、貴霜、嚈噠、突厥、唐朝等。粟特人在各族統治下，沒有滅絕，而是加強了自己的應變能力，從而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與此同時，在粟特地區的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在各族統治相對薄弱的時候，漸漸聚集成為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其中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康國最大，此外還有布哈拉的安國、蘇對沙那的東曹國、劫布那的曹國、瑟底痕的西曹國、弭襪賀的米國、屈霜你迦的何國、羯霜那的史國、赭時的石國等等，不同時期，或有分合，史稱“昭武九姓”。
波斯大流士時代
在波斯的阿黑門尼德王朝(前550一330)時期，粟特人似乎是一個單獨的人種群體，至少在語言方面是這樣，然而在政治方面，則隸屬于波斯帝國。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一世統治下，粟特人向大流士朝貢，以西夏青金石和來自草原的斯基泰人制作的金碗為主。大流士(Darius，約前522一前486在位)和薛西斯一世(Xerxes，約前486一前465在位)經常提到波斯帝國的督區之一Sug(u)da(粟特)，與Bāxtri?(巴克特里亞王國)、Uvārazmi?(花拉子模)和Haravia(阿里亞)同時被提及，他們都是相互接近的地區。
亞歷山大東征的希臘化
隨著波斯帝國的崩潰，伊蘭諸族的政治統一體也因此瓦解，粟特人開始享有了較大自主權。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進行了東征，并在撒馬爾罕娶了粟特公主羅克珊娜。粟特人并未馴服地接受希臘統治，進行了相當堅決的抵抗。一部分粟特人被迫遷居他方，留下的粟特人則始終不接受統治。希臘人最終沒有在粟特地區建立強大的統治體系，而是在粟特地區以南建立了希臘化的大夏王朝。粟特地區的伊爾-庫爾干古城和粟特鄰近的大夏阿伊-卡努姆古城都是希臘化城堡。亞歷山大死后，有過幾任兼管巴克特里亞與索格底亞那的希臘人總督，但是并未獲得整個索格底亞那，而只維持著對阿姆河右岸之地的控制權。隨后的塞琉西帝國的情況與之相仿，索格底亞那的核心地區澤拉夫善河流域一直處于塞琉古王朝的政治邊界之外。
在此期間，粟特人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享有較大的自治權。然而，他們的獨立性旋即受到了威脅。原居中國境內的游牧人大月氏在遭到強大的匈奴人的逼迫之后，逐步向西遷移，遂輾轉來到錫爾河以南地區。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40年代某時，大月氏人侵入了粟特人的國土。另一方面，粟特人還受到了中亞塞種群落的騷擾，而后者在人種及語言方面都與粟特人頗為接近。
大月氏統治時期
大月氏在中亞站穩腳跟之后，中國西漢王朝的劉徹出于對付匈奴的戰略考慮，派遣張騫前赴西域，主要目的是爭取匈奴的“宿敵”大月氏，與之結盟，共同夾擊匈奴。張騫歷盡千辛萬苦，抵達了包括粟特在內的中亞各地，盡管最終未能說服大月氏與之合擊匈奴，但是對于溝通中國官方與這些地區的經濟、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的大規模交流，則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此后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絲綢等物通過中亞的綠洲居民和北亞的游牧人，源源不斷地運往西方，而印度的佛教以及希臘、伊蘭系的文化藝術也紛紛傳入中國內地。粟特人在這些交流活動中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大月氏統治時期之后，粟特的政治史再度變得模糊不清。在公元3世紀，波斯的薩珊王朝在沙普爾一世的統治下，擴展了其領土，包括占領了粟特地區，北至石國枝山，南至撒馬爾罕東北的達支扎克峽谷。索格底亞那成為沙普爾一世統治下的薩珊波斯王朝的一個省份，這種狀況可能一直維持到公元4世紀后期。
白匈奴時期
在公元4世紀后半葉，薩珊波斯對粟特地區的統治開始衰退，白匈奴游牧民族看準機會，侵入了大呼羅珊地區。公元484年，薩珊波斯派出的大軍在赫拉特之戰中遭到嚴重挫敗，薩珊波斯失去了對粟特地區的控制力。白匈奴獲得了大量來自波斯的納貢，并逐漸在粟特地區的各城市建立了軍事重鎮。根據白匈奴向拜占庭帝國派遣的粟特使團，可以推斷白匈奴統治者定居在粟特城市中。大約在公元509年左右，白匈奴人占領了粟特九國，開始統治粟特地區。在此之后，暴君阿布魯伊掌控了布哈拉，粟特人不得已向西突厥尋求援助，尋求幫助來抵抗白匈奴人的統治。粟特地區起初雖然被白匈奴人占據，但是粟特人未被白匈奴牢牢地控制。
突厥汗國時期
在公元557年前后，白匈奴帝國經歷了布哈拉之戰，他們在這場戰斗中被聯合起來的薩珊波斯國王庫思老一世和新興的西突厥汗國組成的聯軍打敗。這次勝利導致了白匈奴帝國的領土分崩離析，粟特地區最終歸屬于西突厥統治。
突厥汗國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根據地，轄地空前廣大，東起今中國的東北地區，西達咸海、里海地區，南方一線則自中國的黃河北界、塔里木盆地北緣一直延伸至外阿姆河地區。這一游牧大汗國基本上與中國、伊朗和拜占庭這樣三大文明中心接界。在突厥人的治下，具有高度城市文明的那些粟特大城市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就如白匈奴統治時期那樣。粟特人并在突厥政權中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曾作出過重大貢獻，突厥第一汗國在一百余年的時間里雄霸中亞，相當程度上應歸功于粟特人的參與。北齊、北周和隋唐時期，粟特人更多出現在突厥、鐵勒等游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隊首領馬尼亞赫（Maniakh）即是較為突出的一個。他不但活躍在西突厥所到之處，利用突厥的軍事活動開展絲綢貿易，而且還受命于西突厥可汗室點密，作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為突厥與拜占庭建立了聯系，積極擴展了絲綢貿易范圍。
唐朝時期
突厥第一汗國在建立后不久便分成東、西兩部，相互之間的獨立性較大。公元631年，李世民成功擊敗了東突厥，而公元657年，李治則獲勝擊敗了西突厥，最終導致了唐朝的勝利，西突厥汗國被滅亡。唐高宗顯慶四年(659)頒發詔令，“九月，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達、疏勒國、朱駒半等國置州縣百二十七”。石、米、史、安、曹等都是典型的“昭武諸姓”，故知是時粟特地區已被正式納入唐政權的控制之下。然而，唐廷對于本土之外的各地，大體上都采取“羈”的治理方式，即只要求這些地區在名義上承認唐為中央政府，而實際上則可以享受很大的自治權。有鑒于此，粟特所謂的“歸屬于唐”，只是更加有利于粟特人與中國內地的和平交往，而絲毫沒有被強制性地改變固有的民族文化。
穆斯林王朝時期
半個世紀之后，情況便發生了極大變化。在伊朗建立穆斯林王朝的阿拉伯人進一步向東方發動征戰，索格底亞那成為他們的首選目標之一。粟特人盡管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卻仍然未能阻擋住阿拉伯大軍的有力打擊，712年，阿拉伯總督屈底波·穆斯利姆(Qutaiba)占領了撒馬爾罕，此后還征服了錫爾河北的塔什干等地。阿拉伯人的做法迥異于唐政權，他們使用了強制手段推行“伊斯蘭化”，索格底亞那原先的火神廟與佛寺都被摧毀，在此廢墟上則建造起清真寺。人們被迫放棄傳統的宗教信仰，改宗伊斯蘭教，若有違抗，就可能遭受肉體傷害和經濟損失。粟特人的傳統文化在其本土開始消失。
薩曼王朝時期
公元9世紀下半葉，源出波斯薩珊王朝貴族的薩曼家族在中亞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力，納斯爾(Nasr)在874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他以撒馬爾罕為首府，并發行自己的銀幣。在此情況下，伊朗的阿拔斯王朝只能承認既成事實，任命納斯爾為河外地區的總督，治理阿姆河以北的所有領地。納斯爾的后任穆萊·伊斯梅爾(Ismail)則定都布哈拉。至10世紀上半葉，薩曼王朝的國勢臻于鼎盛，國內經濟繁榮，布哈拉、撒馬爾罕等大城成為著名的文化和學術名城。在此期間，伊蘭系的古代文化有所復興。至999年，薩曼王朝被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所滅，領土亦被這二者瓜分。
喀喇汗王朝時期
喀喇汗王朝由薩曼王朝以東的今中國新疆境內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部族建立，他們對索格底亞那的控制，從此結束了伊蘭語族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在此之前，當地雖然也曾不斷遭受外族的控制，但是其固有的民族、語言、宗教等狀況并未被徹底改變，有時還能得到相當自由的發展(例如在唐朝“羈縻”時期)。而喀喇汗朝的突厥統治者們則不但完全驅除了索格底亞那伊蘭族的政治勢力，并且在語言、宗教乃至民族方面也使之“突厥化”，伊斯蘭教主宰了當地。不愿被同化的粟特人進一步外流，以致最終粟特語只殘存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境內。
西遼時期
喀喇汗王朝在索格底亞那的統治經過一百多年后，受到了來自東方的契丹人的挑戰：中原北方遼政權的王族成員耶律大石，由于不滿于耶律延禧耶律延禧的作為，于1124年憤而西走。他率部經蒙古高原西遷，相繼抵達乞兒吉思、回鶻以及七河等地區，約在1134年，他征服了喀喇汗王朝東支所擁有的喀什噶爾與和田地區；1141年，他又乘索格底亞那內亂之機，率軍南下，擊潰了前來支援喀喇汗統治者的塞爾柱帝國軍隊，占領了該地區。耶律大石所建立的這一中亞政權被中國史乘稱為“西遼”。
西遼盡管征服了索格底亞那，但是并不直接干預當地的行政事務，而只是主要派遣“少監”和“監國”對征服地區征收貢賦。西遼的君主號稱“葛爾罕”，通常只要被征服者承認“葛爾罕”的最高主權，并交納少量貢賦，便能相安無事。因此，索格底亞那的喀喇汗王朝政權仍能以西遼之附庸的名義維持下去。
元朝時期
13世紀初，西遼政權趨于衰落，而以阿姆河下游地區為核心的花拉子模則日益強大，花拉子模沙阿拉烏丁·摩訶末不愿再臣服于葛爾罕，便想方設法脫離西遼的控制和擴張自己的勢力。大約1209一1210年，撒馬爾罕的喀喇汗朝君主斡思蠻汗抗議葛爾罕的宗主地位，反而向花拉子模稱臣，于是葛爾罕派兵鎮壓，但因東部作亂而撤回討伐大軍。摩訶末遂乘此機會進軍撒馬爾罕，令斡思蠻汗俯首稱臣，并與之合軍，在塔拉斯擊敗西遼，迫使其勢力退出粟特地區，自己則取而代之。
于是，便形成了花拉子模與方興未艾的蒙古勢力直接對抗的局面。蒙古與花拉子模有過好幾次通商兼外交的往來，最后一次是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了一個商隊前赴花拉子模的邊境城市訛答刺(Otrar，在今錫爾河右岸的阿雷斯河口附近)，成員多達四百五十人。然而，摩訶末竟將他們全部處死，沒收所有財物，借口是商隊中的一個印度商人冒犯了他。這一行為導致了花拉子模王朝的覆滅。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領的二十萬大軍抵達訛答剌，分成數路進擊花拉子模的領地，成吉思汗與其幼子孛兒只斤·拖雷進軍索格底亞那的核心地區。1220年的2月與3月，成吉思汗相繼攻克布哈拉與撒馬爾罕。學者芮傳明等認為，總體來看，自從阿拉伯人政府索格底亞那以后，“粟特”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已經式微，粟特人的傳統特征已有所改變。此后，該情況愈演愈烈，在蒙古族征服中亞后，粟特語、瑣羅亞斯德教等體現粟特人傳統特色的文化已經不復存在于索格底亞那。
政治經濟
政治
粟特人幾乎就沒有建立過一個完善的民族國家政權，只是在他們起源的地區，存在過一系列的城邦諸國，并對自己的周圍地區產生過一定影響。在粟特本土周邊地區歷史上所曾興起的一系列強大的政權，對這一地區都有過顯著影響。在波斯阿契門尼德王朝時期，粟特地區就是其行省之一。在亞歷山大帝國和以后的希臘化王國時期，粟特地區又和巴克特利亞聯為一體；特別在四世紀之后，粟特地區更處于波斯、東羅馬、柔然，及稍后興起的突厥、唐、阿拉伯、回鶻等勢力的包圍之中。盡管這一地區曾分別臣服于突厥、唐等勢力，但在八世紀被阿拉伯人徹底占領之前，粟特地區往往是幾大政治勢力的緩沖和過渡地區，這正是粟特人作為商業民族得以生存的空間。在幾種政治勢力勢均力敵時避免發生沖突的最好方式就是通過一個中介，而粟特人無疑正好充當了這種角色。
在唐王朝興起后，粟特人也多次代表回鶻與突厥出使唐朝。粟特人在這些強大政治勢力之間的回旋聯絡，都具有極其鮮明的商業目的，而這一目的，也是符合這些強大政治勢力的愿望的。在唐與突厥之間的互市貿易中，多是粟特人居于其間，正是這一現象的典型反映。而在唐與回鶻之間的大規模絹馬貿易中，回鶻人所獲大量絲絹，也是由粟特人幫助向西銷售的。因此，粟特地區作為幾大政治勢力之間的地理緩沖與商業中介。
經濟
商業發展
粟特人是古代一支富有商業天賦的民族，他們在貿易領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粟特人在撒馬爾罕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東北地區邊境地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會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為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吐魯番盆地出土有高昌國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賬》，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等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N.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摩崖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同時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從北朝到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
農牧業生產
粟特人在討論時常因其優秀的商業技能而備受矚目，這讓很多人忽視了他們在農牧業生產方面的貢獻。事實上，對許多普通粟特移民而言，農牧業生產是他們生活的重要基石。在西域地區，尤其是吐魯番盆地，從高昌國到西州時期，大量的粟特人從事農業生產，或成為高昌國的農民，或接受唐政府的授田，一些因為無地或地少而成為佃人，佃種漢人或者粟特人的土地。
在中原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的農業社會中，粟特地區形成了以畜牧業為主導的游牧經濟模式。這一地區以其出產的優質馬匹而聞名于世，不僅滿足了中原王朝對馬匹的需求，也成為了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中介。粟特人在古代中國的農牧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的貢獻不可忽視。同時，這也是他們融入當地社會、加速漢化的一項重要因素。在中國傳統的農牧業區域，粟特人也以農牧業生產為主，并且使粟特人的經濟活動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安史之亂以前，入華粟特人從事農牧業的人口不斷增加，這種生產方式與當地的結合，使粟特人較快的融入當地社會，加速了他們的漢化。
民風民俗
姓氏
粟特人被稱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一詞最早見于《漢書》中《漢書地理志》所屬的張掖郡昭武縣(今甘肅)。《新唐書》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為昭武九姓，而以東安國、畢國、捍、那色波附于其間，曹國又分為東、西、中三國。《資治通鑒》記載："顯慶四年(659年)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疏勒國、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粟特人姓氏主要集中在安、康兩姓，有著名人物如安祿山、史思明。
商隊
漢唐之際，于商業利益的驅使，加之粟特地區小國林立、戰爭頻繁等因素，粟特人沿著陸路絲綢之路向東方進行遷徙，以經商獲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并以商隊的形式活躍在絲綢之路上。從漢代開始，經歷魏晉南北朝，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實際上是以中亞為中心的遍及四方的貿易，從事這種貿易的古代民族主要以粟特人為主，他們在絲綢之路上的各個據點以及貿易目的地建立起聚落，聚落在支持商隊貿易活動的同時也構筑了粟特人獨立的貿易網絡。
在西漢劉驁年間，粟特商隊已在中亞撒馬爾罕至長安的絲綢之路上頻繁從事商業活動。史料記載，粟特人很小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不管路途多么遙遠，都會不畏艱辛，可謂“利所在無不至”。粟特人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龜茲、敦煌市、酒泉市、張掖市、武威市，都是粟特部落的聚集地和商貿地。粟特人從中原購買絲綢到西域，又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美玉、瑪瑙、珍珠等，幾乎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精通業務、善于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一些粟特人善于投附一定的政治勢力，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于商業活動的開展。此外，粟特人也會憑借宗教活動促進商業活動，薩保其實也是商隊的首領。
聚落
為了經商和避免戰爭，大批粟特人選擇遷徙至外地定居，他們的聚居地遍布中亞，南至阿拉霍西亞，東至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國北方。早在公元前4世紀，粟特人就開始向塔里木盆地遷徙，隨后在塔里木盆地南北道路的綠洲地區，如金玉國、樓蘭、疏勒國、龜茲、焉耆等地，以及河西走廊上建立了聚落。這些聚落的建立對粟特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不僅提供了商業活動和貿易的基地，也成為粟特人在異國他鄉保持自身文化和傳統的場所。通過在這些地區建立聚落，粟特人能夠與當地居民進行交流和互動，發展商業關系，并逐漸融入當地社會。這些聚落也起到了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物質和文化交流。
社會等級
粟特社會城市人口的基本分層，并不只是貴族封建地主一層、富商一層、工匠一層。貧富兩大階層之間有精細的分界線：佩紫懷黃的王公貴族、腰纏萬貫的絲路富商組成上流階層；工匠、小商販、學徒伙計，屬于相對的勞工階層。粟特鄉村的社會狀況，村民們要向城主交納賦稅，還要服勞役；同時自由民也居住在鄉間。
粟特社會有一個關鍵詞“自由民”，不僅僅是指市民、民眾，還指在城市和鄉村組織里有話語權的人。粟特家庭以自由民為首組成，他們具有一定財產和法律權利。婦孺老幼、仆婢女，都會人身依附于自由民。自由民帶動的家庭也是粟特社會的核心力量。許多個家庭的自由民，就組成了全城的自由民，他們經歷同一種禮儀、節假日和慶祝盛會。碰到節日慶典，全城的自由民會到神廟聚會；有時自由民也會帶著他的親戚和仆從，在宮殿主廳聚會；王公貴族之間會互相去府上拜訪。
歷法
粟特的歷法直接繼承波斯的影響，實行祆教歷，這種歷法將全年分為365天，共12個月，每月一律30天，剩余5天擱置不計入月份，這些額外的5天被稱為伽薩日（Gāthā）。在不同的史書中，有關粟特歷法的記載表現出一定的變化和多樣性。例如，《通典》引用了韋節《西蕃記》，提到康國的人將六月一日作為立春。而《經行記》則記載了末祿國（即木鹿）將五月作為歲首。此外，《新唐書》中記載康國將十二月作為歲首。學者蔡鴻生認為粟特歷法度數未能盡合天行，存在一定的歷法度數偏差，每年少計6小時，四年就會產生一天的差異。為了彌補這個差距，粟特歷法可能每四年需要提前一天。
節慶
歲首節
歲首節又名年節，節日期間粟特人連續慶祝七天，舉行賽馬及射箭游戲等游戲，射中者可為一日王。粟特人有陳寶斗富的習俗，每次聚會時，在坐的所有人都把身邊所帶的寶物拿出來，相互斗寶。寶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財物的多少分列。這同明代徽商以資財多少選祭酒，定座次的風俗完全一致。歲首節還例行祭祖儀式。
乞寒潑水節
乞寒澆花節（又名：潑寒胡戲）舉行的時間為季冬的十一月或十二月。潑寒胡戲源自5世紀前后出現在古代薩珊波斯王朝的節日歌舞，相傳國王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期間，波斯出現苦旱，幸得國王拯救，百姓才免于災難。后人每逢此日，便以水相潑為戲。潑寒胡戲傳人中原后，在唐代前期曾風靡一時，但是在開元元年，李隆基卻突然頒布了《禁斷臘月乞寒敕》明文禁止再行此戲。"乞寒，奉西國外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軍鼓、琵琶、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路，鼓舞跳躍以乞寒也。"在傣族地區流傳下名為潑水節。
服飾
粟特人的服飾類型包括卡夫坦旗袍、男士長袍和束腰外衣。卡夫坦長衫是在社交場合常見的服飾，早期呈S型輪廓，后來演變為H型輪廓，男女式基本一致，只是女士版型相對寬松。男士長袍適用于騎馬或戰斗，款式與卡夫坦相似，但門襟呈V形。束腰外衣是最流行和普遍的服裝類型，呈H型，沒有門襟，領口垂直開衩，下擺較長，兩側開衩，腰部可以使用皮帶或束腰帶收腰，袖口和肩部裝飾有圖案。這些服飾反映了粟特人不同時代的審美觀念和生活方式。
飲食
粟特人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慧琳《一切經音義》云："胡食者，即鑼、油酥燒餅、胡餅、搭納等事。"鏵鑼，即油燜大米飯，今名抓飯，是一種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燜飯。
元代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還品嘗到了雞舌宴，這表明粟特人當時已經養雞供食用。葡萄酒是粟特人常備的佐餐飲品，唐貞觀年間（627-649）粟特人將其傳到中原地區，粟特人康國大首領康艷典帶眾在樓蘭重建胡人聚落典合城（石城鎮），并在南去石城鎮四里處建“蒲桃城”，于城中種植葡萄。盛唐時期，中國北方地區已經有不少地方種植葡萄。
婚姻家庭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須脫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成年后更須獨立生活。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于官府。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對于數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規模并不算小，這是因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
8世紀中期安史之亂前，移居到中國的粟特人主要是通過內部通婚來維持他們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身份，與漢人之間的通婚相對較少。直到8世紀中期的安史之亂之后，粟特人才增加了與漢人通婚的比例。這種婚姻關系有助于促進漢粟兩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同時也為粟特人在中國社會中更好地融入和生存提供了條件。
宗教
粟特地區處于東西南北交通的樞紐，從事商品轉運貿易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這個被稱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文化特征。粟特本土及其聚居地不僅是聯系東方、西方和南方的商業通道，而且也是文化紐帶。粟特人在整個歐亞大陸扮演著傳播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的角色，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流動的橋梁，極大地促進了中西文化的溝通交流。瑣羅亞斯德教傳入中亞之后，主要經由粟特人經今新疆而傳入中國，一度活躍于北魏后期至唐宋時期。三種宗教的其他兩個景教和摩尼教的東傳也與中亞粟特人密切相關。粟特人也在佛教傳播中發揮著作用。
粟特人主要信仰襖教。粟特語文獻中有景教、佛教和摩尼教、襖教，其中以摩尼教文獻最多，信徒集中在高昌，聚居在京師者不多，影響面不廣。而在粟特本土，則以襖教為主。波斯薩珊王朝時代及該王朝滅亡以后，粟特一直崇敬三大阿胡拉(馬茲達、密特拉和Baga) 。粟特人中也有信仰佛教、摩尼教、景教，但影響都不大。現在所看到的粟特文佛經卷子大部分獲自敦煌千佛洞，少數得自吐魯番盆地。
瑣羅亞斯德教（祆教）
瑣羅亞斯德教源于波斯，創始人為瑣羅亞斯德。瑣羅亞斯德教何時傳入粟特，并沒有明確記載。一般認為，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中亞地區在阿黑門尼德王朝統治之下，其便在索格底亞那(粟特)開始傳播。公元5–8世紀瑣羅亞斯德教在粟特地區非常普遍。進入中國的祆教而言，信仰的群體主要是入華的粟特人。瑣羅亞斯德教在北魏時期傳入中原，稱為拜火教或火神教，唐朝改稱為教。
景教
景教即聶斯托里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個支派。6世紀初葉以后，景教已傳播到河中地區。大約560年左右，突厥占領了嚈噠舊地，突厥人也繼承了嚈噠人中所盛行的景教。基督教在粟特地方的流傳應在7世紀前半期，薩珊朝滅亡之后。但在任命僧正或大僧正管理該地教區以前，已有景教傳播。撒馬爾罕曾建立了一個東方聶斯托利教派的大主教區。公元5–6世紀，嚈噠人受到基督教影響。公元549年，撒馬爾罕請求由嚈噠人擔任主教，可能在6世紀早期，撒馬爾罕地區就出現了大主教區。
摩尼教
摩尼教興起于公元3世紀的波斯薩珊王朝，因其創始人摩尼(Mani，約公元216–277年)而得名，該教在瑣羅亞斯德教理論的基礎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義而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教義。公元6世紀，嚈噠帝國在薩珊波斯和突厥聯合攻擊下衰亡，粟特商人在這一歷史變化中獲益最大，他們的商業迅猛發展，而且其中一部分商人成為摩尼教最為忠實的信徒。撒馬爾罕南部的摩尼教信仰最為強烈，這里曾是中亞摩尼教教團總部所在地。到10世紀初期，撒馬爾罕還有500多名摩尼教徒居住。粟特人信奉摩尼教的一大貢獻就是用粟特文書寫了許多摩尼教經典。當摩尼教在中亞傳播時，粟特商人的活動范圍已經向東擴展。隨著粟特商人在絲路貿易中規模的擴大，他們把摩尼教帶到了中原地區的吐魯番市和其他地區。
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中亞并沒有確切的時間記載。一般認為，佛教在中亞的廣泛傳播始于公元1世紀。然而，與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相比，佛教在粟特本土只是少部分人的一種宗教信仰。公元2世紀和3世紀時，把佛經譯成中文的翻譯家，大多是粟特人。
文化
語言文字
粟特文是流行于古代粟特地區的一種文字，主要用以拼寫粟特人所操的屬于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的粟特語。粟特文依據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屬閃含語系的阿拉美(Ahrimans)文字草書，結合粟特語發音特點創立的，只有19個音節字母，是一種沒有標明元音的音節文字，只用弱輔音字母兼表元音，有阿拉美借字。在景教文字的影響下按照在詞中位置(詞首、詞中、詞尾)的不同改變寫法。早期的粟特文字母中間分寫，后來變成連寫，書寫方式也因受到漢文的影響，由從左到右橫寫改為從上到下豎寫。
由于粟特人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拼寫粟特語的文字有三種，一是粟特文，也稱標準體、寫經體或佛經體，所有的佛教文獻、書信、法律文書、銘文、及錢幣銘辭，都以這種文字書寫；二是摩尼文，也稱摩尼體，由粟特文和中古及帕提亞語的摩尼經變體結合而成，不能準確地表現粟特語的元音，主要用于書寫文獻；三是古體文，也稱古敘利亞體，在古敘利亞文22個字母的基礎上添加了三個輔音字母來與粟特語相適應，主要用于書寫景教文獻。
音樂舞蹈
粟特人的音樂反映了中亞、西亞以及中國等不同文化領域的融合。他們的音樂受到波斯、印度和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展現了多元的音樂元素。他們的音樂以多種樂器為特點，反映了他們音樂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粟特人的音樂在宗教場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瑣羅亞斯德教祭祀等。這表明他們的音樂不僅是娛樂性的，還具有宗教儀式的特點，為宗教活動提供音樂伴奏。在音色上反映出與"武威郡樂"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意味著粟特人的音樂可能與西涼地區的音樂有某種聯系或共同的音樂傳統。在舞蹈上出現了胡騰、胡璇、柘枝等三大胡舞形式，這些胡舞在北朝隋唐時期自中亞傳入中原，表明粟特人的音樂和舞蹈傳統對中國音樂和文化的影響。
繪畫雕像
粟特繪畫在中亞中世紀藝術中獨具魅力，不僅繼承了希臘美術的傳統，而且注重敘事性和描述性，包括神祇的敘述和戰役的記載，將藝術演變成歷史和文化的見證者。同時粟特美術延續了波斯美術的象征性特征，圖像中的符號和象征物傳達深層次的意義，不僅僅是表面的描繪，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和精神內涵。
粟特地區的雕刻以浮雕為主要表現形式，其與繪畫的融合、圓雕的稀缺以及金銀器制作中的鑄刻方法都構成了其獨特的藝術特點。圓雕則極為罕見。即使在偶爾出現圓雕的情況下，它們往往與建筑緊密結合，背后的構圖也常顯得不夠規整。這使得粟特地區的雕刻藝術與繪畫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增添了獨特的魅力。
另一方面，在金銀器制作工藝中，粟特地區采用了鑄刻方法，將圖案以淺浮雕的形式呈現在器物表面，并與器物的形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種技術的運用不僅豐富了金銀器的裝飾，還展現了粟特地區工匠們的高超技藝。
建筑風格
粟特人的聚落、定居點大都以商業活動為主，也有部分居民從事農作。而片治肯特是眾多粟特城市遺址中壁畫遺存最多、壁畫內容相當豐富的一個地區，雖然部分斑駁損毀，但依然能夠揭示中亞城市作為歐亞經濟交流和文化溝通的內容。片治肯特城堡建造在吉薩爾山上，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境內。片治肯特古城建造在澤拉夫尚河(Zarafshanriver)河谷的較高處，在撒馬爾罕城西南，距現今的片治肯特城6公里、撒馬爾罕城65公里、布哈拉35公里。5世紀時，粟特人在這里建立城市，溝通東方的中國和西邊的波斯，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6世紀，城市不斷擴張，7世紀至8世紀早期進入繁盛時期。城市的主要建筑是二至三層的樓房，貴族的住宅建有特殊招待處和特別來賓區，這些區域用壁畫和木雕裝飾。722年，因阿拉伯人大舉入侵，片治肯特遭毀；780年，城市最終被遺棄，淪為荒漠。
影響
民族交融
作為絲綢之路經貿往來和文化傳播的主要承擔者，粟特人一方面將東伊朗文化傳播到絲路沿線地區，另一方面又吸收周邊地區文化，成為絲路文化匯聚地和大熔爐，突出反映在其宗教信仰上。除了源自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即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之外，源自南亞印度的佛教、源自古敘利亞的景教都在粟特地區產生過深刻影響，使得粟特文化呈現出突出的多元性和復雜性。
粟特人亦移居突厥和回紇汗國。唐朝初年，為了安置來降的突厥人，包括突厥內部的粟特游牧部落，唐朝在靈州一帶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唐朝在靈州以南新設了六個跌州，將這些地區作為安置突厥人的居住地。羈縻州是一種特殊的行政區域，類似于邊疆保護區，由唐朝直接管理。這些羈縻州位于靈州以南地區，為突厥人提供了新的定居地。通過將突厥人安置在羈縻州中，天寶實現了對他們的管理和控制。這也有助于緩解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強了邊疆地區的穩定。部分粟特人遷入中原地區與中國各民族的互通互融，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同時也豐富了中國的文化面貌。粟特人的影響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壯大的重要歷程。
文化交流
是歐亞大陸商貿往來和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往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向南是南亞，向北是歐亞大草原，向西是波斯、阿拉伯和歐洲，地處絲綢之路交通的中心樞紐。中亞北部是草原游牧區，南部是綠洲沙漠地帶。中亞文明的——和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地區是中亞文明的搖籃，河中地區的滋養了索格狄亞那(Sogdina)即粟特綠洲帶，孕育了、布哈拉等中亞歷史名城和世界文化遺產，是粟特文明的核心區。粟特人在中亞建立一系列綠洲城邦，并因承擔絲綢之路貿易和文化交往溝通東西南北幾大文明并從中汲取物質性和象征性資源。
粟特人的文化傳入也擴展到其他領域。他們與中國境內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帶來了古代波斯、印度、希臘以及中亞西域等多元文化元素。這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涵蓋宗教、文學、哲學等領域。這些文化元素逐漸被吸收到中國文化中，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組成部分。此外粟特人的工藝技術和藝術品，如織物、陶瓷和裝飾品也對中國的工藝制作和美術有所啟發，為中國的工藝傳統增添了獨特的元素。9至10世紀，在粟特本地，粟特語和粟特文被遺忘。至11世紀中，在謝米列契地區和地區仍有一些粟特人保留并繼承了其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承和保留對于促進地區的多元文化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體現了粟特人的文化自信和對歷史文化的尊重，也為后人提供了研究中亞地區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資料。
代表人物
參考資料 >
薩珊銀幣見證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2025-06-28
絲路上的粟特人.陜西傳媒網.2023-11-16
論祆神與火神的融合.中國民俗網.202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