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中國戰國時期墨家學派的著作總集和代表作，主要記載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的思想、言論與活動等。今存五十三篇，分為十五卷。相傳為墨子所著，據考證部分為墨子自著，部分則為其弟子及后學在不同時期編纂[zuǎn]而成。
《墨子》內容廣博，除了主要宣揚墨家學派包含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明鬼、尚賢、天志、尚同和非命等在內的“十論”主張，更是集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科學和邏輯等方面的思想和成果之大成，堪稱一部先秦時代的百科全書。
《墨子》作為墨學的主要載體，也是歷代研究墨子及墨家學派的重要史料。墨家在戰國時期與儒家并稱顯學，影響廣泛。漢代以后，雖然學派衰亡，但其很多成果也被儒家、法家等學派吸收和繼承，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邏輯和宗教等諸多方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泉之一。近代以來，因為《墨子》載錄了不少與西方相通的思想主張和自然科學知識，墨學成為中國接引西方文明成果的橋梁，重新受到重視。此外，《墨子》不僅曾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產生一定的影響，近代以來還被譯介進入歐美，并逐漸掀起墨學研究風潮。
成書
墨學的產生
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與儒家并稱“顯學”的重要學派。創始人是墨翟，被尊稱為墨子，其學說被稱為墨學。墨家學派的出現，首先是由于生產力發展，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等平民階級開始發展壯大和覺醒。其次，由于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亂，社會意識形態空前解放，代表不同階級和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得以自由地爭鳴，為平民發聲的墨家因此應運而生。此外，戰國時期愈演愈烈的兼并戰爭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使提倡“非攻”、“兼愛”，關注民生的墨家學派得到更多的認可，得以蓬勃發展。
墨子及其學派
《墨子》一書的作者按傳統的說法是墨子本人。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其生平由于秦漢以后墨學逐漸衰亡后世無法詳知，其姓名、籍貫和生卒年代都有多種說法，這涉及墨家學派的形成和《墨子》的成書。
傳統觀點認為墨子姓墨，名翟。《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先秦諸子書中，稱其為墨子和墨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和《漢書·藝文志》都稱墨翟。《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后。”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時明確指出：“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加以《墨子》一書中墨子亦以翟自稱，因此一般認為墨子其姓墨名翟。但也有不同觀點，元代伊世珍和清末江瑔認為“墨”不是姓氏而是學派名。錢穆指出“墨”取自古代刑名，有奴役之意。也有觀點認為“墨”指黑色或者繩墨，“翟”通夷狄的“狄”等。
墨子的籍貫也有爭議。《史記》、《荀子》楊倞注和葛洪《神仙傳》等持宋人說；《呂氏春秋》高誘注和《漢書·藝文志》等則載墨子是魯國人；清人畢沅《墨子注·序》和武億《授堂文鈔·墨子跋》認為他是楚國魯陽人。清代孫詒讓在《墨子間詁》一書中經過較為系統地考證，認為墨子當為魯國人，這也是當今的主流看法。
墨子的生卒年代不詳。司馬遷寫《史記》時就已經不能確定墨子生活的時代，此后班固、劉向和張衡等都認為是在春秋時期但稍晚于孔子。清代畢沅[yuán]提出墨子是戰國時人。清代孫詒讓經過較詳細地考證，認為墨子“當生于周定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活了八、九十歲。今人徐希燕綜合各家說法，并結合墨子接觸人物的年代，認為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前后，卒于前389年左右，壽約九十。
墨子的生平同樣難以確考，結合《史記》《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的記載，《墨子》原文和歷代考證，一般認為墨子生于魯國，曾經從事手工業，在魯國時就學于儒家，之后又吸收了夏商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說并創立了墨家學派。后來可能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墨子離開魯國這一儒學中心，到與齊國交接的地區授徒講學。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墨子可能還曾游歷齊、楚、秦、衛等國，并且在宋國短暫出仕，之后長期居于楚國魯陽公，并終老于此。《墨子》一書可能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反映了墨家學派的發展。
內容
《墨子》是墨家門徒對墨子言行的輯錄，《漢書·藝文志》將《墨子》的作者題為墨子本人，一直到清《四庫全書總目》中才有人提出異說：“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近代以后，隨著疑古之風的興起，人們逐步認識到《墨子》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墨家學派集體的成果，其時間跨度從戰國初至戰國末，即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后。”后失傳。今本《墨子》以明《正統道藏》本為藍本，存五十三篇，佚失了十八篇，其中八篇僅存篇目而無原文，即《節用下》《節葬上》《節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樂中》《非樂下》《非儒上》。其余十篇中，孫詒讓認為《公輸》后《備城門》前佚一篇，其他九篇則涉及守城器械和方法，并考證出其中六篇的篇目：《備鉤》《備沖》《備堙[yīn]》《備空洞》《備轒[fén]辒》和《備軒車》。
篇目
今存53篇篇目如下：
結構及作者辨析
與先秦其他子書相比，《墨子》有非常鮮明的著作總集特征。特別是從現存的五十三篇看來，全書可以清晰劃分為幾個部分，各部分之間的寫作風格、思想內容都有顯著的區別。胡適曾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現存《墨子》五十三篇分為五部分，得到后來很多學者的認同。以下介紹《墨子》各部分的內容，并辨析各部分的成書時間和編纂者。
第一組《親士》到《三辯》七篇。這部分各篇之間體例不一，內容也不盡相關，有些觀點與儒家接近，其作者歷來存在一定爭議。畢沅、張爾田以為是墨子自著，但是汪中、孫詒讓、胡適和方授楚等認為篇中內容與墨家思想相悖而接近于儒家，疑為后人偽作。陳柱、張永義等則指認這是墨家后學對墨子思想的記錄。邢兆良、秦彥和徐希亮士等進一步指出這七篇反映的是墨子脫離儒家開始初創墨學的早期思想。
第二組《尚賢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這一部分完整地反映了墨子“十論”思想體系，是墨家思想的精髓。其中現存除《非儒下》外的二十三篇都有“子墨子曰”字樣，因此一般被認為是墨子自著，或者是墨家弟子對墨子講學的記錄。特別是其中“十論”各題都有上中下三篇，但除了文字有所差異外內容基本一致，一般認為這可能是墨家門徒在記錄、傳抄墨子不同時間的演講時出現的現象。也有梁啟超、邢兆良和張永義等認為這可能是墨家三派之間的差異。比較特殊的是《非儒下》，篇中無“子墨子曰”且有不少與事實不符的攻擊孔子私德的內容。一般認為是墨家后學所著，可能反映了儒墨之間的激烈論爭。
第三組《經上》到《小取》六篇。這部分記載了墨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道德準則，特別是討論了很多自然科學和邏輯學問題。多數學者包括畢沅、梁啟超等都認為，“墨經”即《經》上下和《經說》上下四篇，基本是墨子自著，《大取》、《小取》是墨家后學所著。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如汪中、孫詒讓等認為六篇都是墨家后學的作品。
第四組《耕柱》到《公輸》五篇。這部分主要是墨家門徒對墨子生平言論和事跡的記載。由于文中除了稱墨子為“子墨子”外，對禽滑釐、耕柱也分別稱“子禽子”、“耕柱子”等，這些篇目被認為可能與他們的弟子有關。
第五組是《備城門》以下十一篇，主要記載了墨家的軍事思想，以及守城戰術和工具等。由于部分篇目中出現墨子之后乃至于漢代的官職和制度，作者存在爭議，朱希祖等甚至認為是漢代偽書。徐希燕、李光輝等人經過考辨認為可能是禽滑釐一系弟子所作。
思想
《墨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自《尚賢上》至《非命下》共二十三篇的“十論”中。這十大主張以“兼愛”為核心，雖然各有側重，但彼此緊密相關，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倫理思想：兼愛
“兼愛”是墨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倫理原則，也是墨子學說的理論的核心。這一主張要求人與人之間做到“兼相愛，交相利”，“愛人如己”，無區別地愛一切人。墨子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之所以動蕩不安，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缺乏一種無差別的愛。這與儒家主張以孝悌為本，有等差的愛截然不同。墨家認為，如果人與人在相處過程中都能夠貫徹兼愛的思想，就能實現社會和諧，天下大治。在這一前提下，“兼愛”進一步成為墨子學說的理論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能夠“兼愛”，“非攻”就能得以實現；因同時統治者只要能夠兼愛天下百姓，也就能推行“節用”、“節葬”和“非樂”等經濟思想，政治上也能實現“尚賢”、“尚同”；并用天志說來限制人的浪費；以明鬼為推行兼愛的手段，并打破天命論對于兼愛的阻礙。墨子的倫理思想雖然抹殺了階級性，具有反抗貴族等級觀念的進步意義，但也帶有空想的色彩，它卻是廣大勞動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壓迫、呼喚自由的心聲。
軍事思想：非攻
“非攻”，是墨子軍事思想的集中體現，同時也包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科學、文化、倫理內容。墨家順應時代要求，提出這一反對并制止侵略戰爭的主張，從而實現社會的和平安定，是墨子提倡“兼愛”的目的和理想。《墨子》一書揭露和譴責掠奪性的戰爭是“不義”、“不智”且“不利”的行為，會同時傷害被侵略國和發動侵略國家的人民。但與此相對的，《墨子》支持目的是防守誅討的戰爭。墨子不僅辨析了“湯伐桀，武王伐紂”這樣的正義戰爭是“誅”而非“攻”。并且為了真正應對侵略，墨家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提倡積極進行自衛戰爭。《墨子》一書中不僅記載了墨子救宋國的事跡，還載錄了具體的方法，包括各種守城的戰法和工具，希望以此進一步實現“非攻”的理想。
政治思想：尚賢、尚同
“尚”或作“上”，即崇尚；“賢”即賢才，指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官吏的選拔制度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核心活動，“尚賢”體現了墨家唯才是舉的主張。墨子將人才視為“國家之珍”、“社稷之佐”，把崇尚賢者視為“為政之本”。在當時的世卿世祿制度下，王公大人無論才能高低都能世代相襲，而普通人即使有德有才也只能世代從事工農業。墨子反對這種制度，主張選拔人才要“不避貧賤”、“不避遠”、“不避疏”，要做到“量功而分祿”，“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尚賢上》)。墨子的尚賢主張反映了中下層人民和士階級的政治要求。而在“尚賢”的前提下，墨子主張“尚同”即“下同于上”的的行政管理原則。墨子認為，國家混亂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政治領袖所致。因此他主張“尚同”，即“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中》)。希望通過有才有德的上級的高度集權制度，實現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其辦法是首先天子、三公、諸侯直至鄉長、里長都要是賢者，然后人們按照各級政長的是非由下而上層層上同，做到“尚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墨子主張尚同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個以天子為首的全國統一政權。只有這樣才能統一思想，終結混亂的時局，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
經濟思想：節用、節葬、非樂
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非常重視經濟問題的學派。墨子在強調勞動生產重要性并提出促進生產的方法的同時，主要在消費方面提出了節約財用的主張。出于利民的目的，墨子將“節用”作為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墨子》中指出，各行各業“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圣王弗為”(《節用中》)。即社會消費應以滿足基本生產生存條件為標準。因此墨子對衣、食、住、行、喪葬等各方面的都有具體的規定，并痛斥奢靡浪費的危害。強調喪葬禮節要節儉的“節葬”、反對禮樂活動的“非樂”等思想也由此衍生。墨子認為，“去無用之務”，是“天下之大利”，而儒家的禮樂制度是統治者對社會財富的浪費。墨子的節儉思想不但是當時總體社會物質生產較低的要求，也是墨子對于當時社會兩極分化的一種批判，這也反映了底層民眾的呼聲。
宗教思想：天志、明鬼、非命
“天志”又稱“天意”，即上天的意志。在先秦諸子中，墨子與眾不同地持有神論的立場：“我有天志，譬如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墨家主張存在一種有意志和人格的天作為最高的主宰，人們必須服從上天的意志，將其作為人們的最高的行為規范準則。現代哲學家李澤厚認為以人格神的存在，規范“兼愛”等政治原則，符合小生產者的心理特征。實際上，墨子是借上天的名義表達自己對治理天下的想法并賦予合法性。以天意為起點，墨子推導出尚同、兼愛、非攻等主張，又通過貫徹天意的圣王進一步推理出尚賢、節用、節葬等的必要性。
“明鬼”是指要明確相信鬼的存在及作用。墨家不僅通過“三表法”從“眾之耳目之實”、三代圣王之事、古代典籍等方面論證了鬼的存在，并且指出鬼有明知，能“賞賢罰暴”，尊明鬼神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明鬼下》)。因此，承認鬼神的存在能夠有助于天下的治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承認鬼神也是墨子思想中為了宣揚自身主張并實現國家治理的一種方式。
“非命”即反對宿命論。墨子用“三表”法論證了命的不存在。并指出“命”是“昔暴王所作，窮人術(述)之，此皆疑眾遲樸也”(《非命下》)。也就是說命是過去殘暴的統治者杜撰的以壓迫老百姓的工具。針對宿命論使人放棄了主觀努力，怠于工作的問題，墨子強調“非命”而“尚力”，宣揚自立自強的重要性，倡導“強力而為”，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和論述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問題，意義重大。墨子的“非命”看似與“天志”“明鬼”有所矛盾，但通過上天和鬼神都是依據人的善惡來行使賞罰的原則，否認了先天確定的“命”，確立了一個積極向上的宗教世界觀思想體系。
自然科學
《墨子》從《經上》到《小取》六篇又被稱為《墨經》，記載了墨家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中主張把知識分為“聞知”、“說知”、“親知”三類，“聞知”是傳授的知識，“說知”是推理的知識，“親知”是實踐經驗的知識。這種分類為中國哲學的認識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在這一部分內容中，墨家學派建立了自身的自然觀和宇宙觀，并力圖提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墨家學派的成員多為直接從事社會勞動的底層民眾，包括墨子本人也是精于機械制作的能工巧匠。《墨經》中的很多自然科學知識和方法論可能就是由大量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平時的勞動實踐中積累并總結得來。更重要的是，《墨經》還體現了墨家學派將自然界作為科學活動的對象，并用區別于社會倫理的觀點探索現象、發現規律的科學思想。譚戒甫在《墨經分類譯注》中將《墨經》的內容大體分出十二種學科門類，可見其內容豐富。《墨經》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自然科學專著，總結了戰國以前數千年中國勞動人民科學智慧與發明創造的成果，代表了先秦時代中國人民在數學、光學、力學、聲學和機械等各個學科和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邏輯思想
《墨經》又稱為《墨辯》，是中國古代最早系統地提出邏輯科學理論的著作，在中國和世界邏輯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墨家建立的“墨辯”是中國古代第一個邏輯學體系。墨家邏輯以辯為核心，強調從實際出發，主要側重形式邏輯的內容，不僅包括名、辭、說三種基本的思維形式，還涉及類、故、法三種邏輯推論的基本范疇，以及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基本規律等等。墨辯是墨家在百家爭鳴的時代發表主張和相互論戰的實踐中產生的，《墨子》全書也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來闡述和論證墨家政治、倫理思想，因此有鮮明的實用性。墨家的邏輯體系是中國古代邏輯科學的代表成果，但從秦漢以后就被長期忽視。近代以來才在與西方邏輯和印度因明學的比較中重新受到重視，并有了新的發展。
特色
內容豐富
《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著作總集，相比春秋戰國時期其他的諸子書，堪稱一部獨一無二的百科全書。書中載錄的墨家思想成果十分豐富，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軍事學、自然科學、哲學和邏輯學等多個學科和領域，并且在很多方面可謂先秦之巨著。也正因如此，作為墨家創始人的墨子也被視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長于論辯
同樣作為諸子散文，《墨子》不僅相比稍早的《道德經》和《論語》具有更明顯的論辯性，相比后來的《孟子》《荀子》也有更為自覺的議論文特征。《墨子》中不僅只是片斷的議論，而是通過給出“辯”的定義，提出“三表法”這一判斷標準和“辟”“體”“援”“推”四種論辯方法，確立了論說文論證說理的基本理論。《墨子》中還往往運用比喻，引用事例加以實踐，提供了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論辯案例。《墨子》說理性強，論辯清晰嚴謹，具有很強的說服性，標志著中國議論文體的成熟。
語言質樸
墨家強調“先質而后文”，因此其代表作《墨子》的語言風格相比其他先秦散文顯得質樸平實，自然曉暢。《文心雕龍·諸子》中指出其語言“意顯而語質”。“意顯”即表達上文意顯豁；“語質”即文風質樸，不加雕飾。墨家學派反映了手工業者等下層民眾的利益，也需要廣泛地在民眾中傳播，因此語言較為通俗明白。與此同時，為了能夠更清晰地傳播思想，《墨子》還非常注重用詞的準確和簡練，這與墨家反對繁文節的思想也相統一。
影響
中國影響
墨家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中與儒家并稱“顯學”的學派，在戰國時期聲勢很大，對當時的儒家和法家等諸子學派有直接的影響。雖然在漢代以后流派逐漸消亡，但其思想的精華也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的某些基本特征墨家思想以著作總集《墨子》為載體，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軍事、科技、邏輯學、宗教等諸多領域，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多層次、多方面的深遠影響。
對儒家學派，戰國時期，儒家學派面臨著周代貴族社會制度完全被破壞的新局面。為此孟子與荀子在對儒學的反思和改造中，吸收了墨家學派的部分思想。如在墨子“利于天下百姓”的主張下，孟子發展出貴民、重民思想；受墨子“尚賢”、“非攻”主張的影響，孟子提倡任賢使能與反戰。墨子“興天下之利”思想可能影響了荀子“兼利天下”的主張；墨子“強本而節用”的思想則影響了荀子“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的觀念。這些都使墨家思想在此后的中國歷史中仍間接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對法家學派，墨子“尚賢”“尚同”的政治主張推動了法家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理論的形成，從而影響了中國封建社的政治體制。法家和墨家一樣，都主張所有人“上同”于君主，并通過一定的賞罰規范使所有權力集于君主一身，以實現專制集權，社會穩定。韓非子反對宗法世襲和任人唯親，將“能”與“賢”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也與墨家“尚賢”的主張相同。此外，墨家追求實利和“尚力”的思想還促成了法家的強力理論及功利主義，這成為法家思想的理論基礎。
哲學方面，墨子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以經驗論來反對先驗論的哲學家。墨子思想中用來檢驗認識真理性的“三表法”，具有濃郁的唯物主義色彩，是對認識論的重大發展，得到了荀子和韓非子等的繼承和發展。其與儒、道兩家的內在超越路徑不同的，闡釋人的外在超越的“強力”、“非命”思想，和前者共同構成中國傳統哲學的超越理論。墨家思想還在先秦道家發展而來的黃老學的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并成為后來東漢道教教義的理論來源之一。
經濟方面，墨學重視生產，將農業作為國家的根本，并結合“節用”的消費觀提出了“富民”和“富國”等經濟思想，對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生產和分工學說、人口論、財政觀、節用論等經濟理論和實踐有深刻的影響。秦漢以來歷代諸如“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固本節用”“輕搖薄賦”“尚功尚利”等經濟理論、經濟政策，都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
軍事方面，《墨子》雖然非兵書，但其《非攻》和《備城門》以下各篇都是中國早期軍事思想的重要成果。墨子不僅主張“非攻”反對侵略戰爭，同時還主張為反戰而積極備戰，有重大的戰略指導意義。墨家學派的城守思想被稱為“墨守”，奠定了我國古代軍事防御理論的基礎，成為后世軍事論著論述戰爭防御原則和戰術的源頭，在國古代軍事思想史、軍事史中影響非常深遠。
科學技術方面，《墨子》記錄了墨家學派在數學、物理學、機械等科學和技術領域中的成果，代表了先秦時期中國科學技術的最高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筆。也正因如此，近代西方科學和技術傳入中國時，國人也用《墨子》中的科學知識認識西方近代科學，使墨學成為中國接受外來文明成果的中介。
邏輯學方面，《墨子》從《經上》到《小取》六篇又被稱為《墨辯》，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系統地提出邏輯理論的著作。其與名家、儒家的邏輯思想共同構成足以和古希臘邏輯、古印度的因明學并稱世界古代三大邏輯傳統的中國名辯邏輯。墨家學派的衰弱也導致“墨辯”的中絕，這是導致中國傳統文化較為輕視邏輯和論證的重要原因。
國際影響
東亞影響
《墨子》很早就傳入了朝鮮半島，作為朝鮮實學理論奠基人的李珥（1536年—1584年），其作品中就有墨家思想的痕跡。李珥在其《圣學輯要》說：“安民者，為之興利除害。”“為萬民興利除害”(《墨子·尚同中》)是墨子民生思想的集中體現。此后，墨家思想還影響到了朝鮮時代實學家丁若鏞（1762年—1836年）的哲學、科技、軍事思想與非儒傾向。今天，有許多韓國學者如李云九、樸文、尹武學等，也都致力于墨學研究，并取得了較大成就。此外，樸文鉉還和李俊寧合作將《墨子》翻譯為了韓文，為此后韓國的墨學研究打下了基礎。
《墨子》在日本室町時代（中國明代）就已經廣泛傳播，江戶時代開始除了各種明刻本《墨子》在日本流行，還出現了寶歷七年（1757年）秋山儀校記茅坤本并刊行的《墨子全書》，即寶歷本《墨子》。它和松元刊訂《墨子》共同成為江戶時期墨學研究的重要基礎。1835年，清經訓堂本《墨子》傳入日本。墨學對日本的社會倫理和宗教哲學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隨著《墨子》全書的廣泛傳播并發生影響，日本對《墨子》研究也日漸興盛，最早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就出現了專門研究墨學的著作。戰后研究墨學的代表人物是渡邊卓，他對《墨子》、墨家思想和墨家學派的系統研究，構建了日本墨學研究的基礎。
西方影響
近代以來，《墨子》開始傳入西方。1858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發表論文《墨翟人格與作品之評介》(Notices of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Meh Tsi)，最先將墨子介紹到西方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作為19世紀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的論文推動了西方墨學研究的進程。1861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在《中國經典》第二卷《孟子》中完整節譯了《兼愛》(上、中、下)三篇，《墨子》原文開始傳入西方。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1914年在倫敦出版了《中國早期哲學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哲學)，標志著西方開始對《墨子》的研究開始從宗教領域轉向哲學視野。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墨子思想開始進入西方百科全書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1927年英國傳教士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1883-1966)發表了首部英語墨學研究專著《墨子，一位中國的異端：墨子生平和作品掃描》(Mo Ti， A Chinese Heretic: A Short Sketch of His Life and Works)。自此以后，西方墨學研究快速發展，并成為學院化經典。
版本
墨家在戰國后期即開始衰微，秦至西漢中期以后，曾與儒家并稱為“顯學”的墨家一蹶不振。這對《墨子》的流傳造成了消極影響，導致《墨子》抄刻版本和治《墨子》的學者都很稀少。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墨子》時著錄有十八卷（含目錄一卷）七十一篇，到晉朝時已經有所散佚。《隋書·經籍志》著錄《墨子》本書十五卷，合目錄共十六卷，然而唐以前寫本的《墨子》已經不存。此后宋元版本也都已經失傳，目前發現最早的完整版本為明《正統道藏》本。
明《正統道藏》本
明代《正統道藏》本《墨子》，即梵夾本，是正統十年（即公元1445年）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奉敕編輯刻印，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仍完整保存的《墨子》版本，也是明代后來其他刻本的底本。該本在《道藏》卷四的沛字號，共十五卷，五十三篇。相比南宋《中興館閣書目》中所載六十一篇，又少了八篇。并且由于唐代以后目錄卷就已經失傳，所以缺失的篇目也難以得知。從本書的避諱情況可推知是據宋本校刻。因其刊刻忠實，較好地保存了原文，成為后世校勘的依據。該本今藏北京市文物局。
明嘉靖壬子銅活字藍印本
陸穩（1517—1589，字汝成，號北川，湖州人）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據明《正統道藏》本刻印。十五卷，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字。該書題“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吳興北川陸穩校行”，第八卷末有“嘉靖三十一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銅版活字”一行。該本原藏聊城楊氏海源閣，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
明嘉靖癸丑唐堯臣刻本
明代藏書家唐堯臣（江西南昌人,字士良）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刊刻。該書十五卷，每頁十六行，每行十七字。該書版本來源存在一定爭議。據陸穩《新刊墨子敘》可知唐堯臣曾從陸穩處得到《墨子》原本。但由于唐本與陸本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瞿鏞、葉德輝等認為唐堯臣刻本源自內府本。但陳恒新經過對校認為唐本與道藏本相同，與陸本即芝城銅活字藍印本屬于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此刻本校刻精工，非常受后世刊刻家重視。后來江藩本、茅坤本都出自唐堯臣本，《四部叢刊》也選用此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
明萬歷茅坤本
題“茅坤校明萬歷刻本”，萬歷九年（公元1580年）刻印。六卷，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字。文前不僅有韓愈《讀墨子》，還有分別署名茅坤和署名陸弘的兩篇序言。茅坤是著名明代“唐宋派”散文家，書前的識語和第一卷開頭都點明本書經由茅坤校閱。但據王重民《善本書目提要》考證此本實際是書商翻刻唐堯臣本并偽托茅坤之名而成。今存江西省圖書館和溫州市圖書館。另有童思泉涵春樓刊本，今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現存寶歷年間（時當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翻刻茅坤本。
注釋本
注本方面，《墨子》古注如晉朝魯勝《墨辯注》、樂壹《墨子注》都已經失傳。明清以后，學者在校勘整理出更好的《墨子》版本的基礎上，也推出了多種重要注釋本。近代以來還出現了《墨經》的專門注本。
《墨子》注本
明萬歷郎兆玉評注本
郎兆玉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刊行，十五卷，刊自“江右芝城銅字繕本”即嘉靖壬子銅活字藍印本。書名題為《郎完白先生重訂墨子全集》，卷一題“溫陵李贄宏甫撰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評”。該書編者除了自己的精辟獨到的評語，更匯集了包括李贄“手錄批校”在內諸多明代學者的《墨子》研究成果，是明代墨學研究中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批評本。該書還存在一定校勘價值，相比公認校刻精工的唐堯臣本也有顯見的優點。今存上海圖書館。
清畢沅經訓堂《墨子注》
畢沅（1730-1797）字纕，江南鎮洋縣（今江蘇省太倉市）人，清代著名學者。為《墨子》作校注并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行，共十六卷，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該書是畢沅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與唐堯臣本互校而成。校注時還吸收了當時研究者盧文弨、孫星衍和翁方綱等人的成果。因為畢沅居經訓堂，故得名“經訓堂本”。《墨子注》是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墨子》校本，推動了墨學研究的發展。其缺陷在于畢沅當時所見《墨子》版本較少，因而存在一些疏漏，同時存在誤改、誤釋的情況。《墨子注》流傳較廣，據《山東省志·墨子志》，后世刊刻經訓堂本《墨子》達26種。又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訓堂本《墨子》在國內完整保存了16種刊刻本，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王念孫批校本，今存上海圖書館；黃丕烈批校本，今存山東省圖書館；顧廣圻批校本，今存杭州圖書館；孫詒讓批校本，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
孫詒讓《墨子間詁》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安，號廎，浙江瑞安人，清代著名的訓學家、經學大師。《墨子間詁》書名是對許慎注《淮南王》的《鴻烈間詁》的模仿，其中“間者，發其疑；詁者，正其訓釋”。《墨子間詁》最初寫定于1892至1893年之間，并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發行初本，即蘇州市毛上珍聚珍版木活字本。（今有影印本，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第15冊）但此后又經過多次重校，并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定本。
該書包括校釋《墨子》五十三篇的《間詁》十五卷，另有《目錄》和《附錄》各一卷，《后語》兩卷，總計十九卷。這部書不僅從大體恢復了《墨子》的本來面目，掃除了后人治《墨子》的文字障礙，還廣泛搜集和整理了前人校注《墨子》的成果，采用了多種校勘方法，并結合墨家義理，對《墨子》本義的解釋頗多新義。除此之外，《墨子間詁》還對墨子生平和墨學傳播的有關史料和成果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證。《墨子間詁》成為當時最完備的《墨子》讀本，促成了墨學的復興。該書有宣統二年（1910）刻本和1940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本均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此外還有1935年世界書局刊《諸子集成》本，1954年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86年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等。
張純一《墨子集解》
張純一（1871-1955年）字仲如，法號覺義、證理，湖北省漢陽縣人。著名學者，對先秦諸子、佛教、基督教均有較深研究。張純一從1919年開始鉆研《墨子》，除了悉心研究孫詒讓《墨子間詁》并作箋補以補正缺漏之外，還博采《墨子間詁》出版后當時學者的新成果，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于1932年出版了上海醫學書局初版排印本。此后張純一又加以增補完善，并于1936年出版了上海世界書局修正版排印本，該版有1988年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等。初版和修正版均有1975年臺灣成文出版社《墨子集成》影印本。《墨子集解》廣泛收集了中國近代《墨子》注解的成果，雖然在校勘方面并不突出，但長于對篇、章、句的解析和對義理的研究，對《墨子》及墨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吳毓江《墨子校注》
吳毓江(1898-1977)號墨生，別號墨村，重慶秀山人，著名學者。吳江歷經二十年在中日搜集《墨子》版本，最終以畢沅本為底本，廣采唐卷子本一種、明本十四種和清本兩種，并結合類書和古注加以悉心校勘和研究。最終完成《墨子校注》并于1943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該書還有1975年臺灣成文出版社《墨子集成》影印本和1993年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等。《墨子校注》的主要貢獻在于通過廣引善本加以校勘，在若干疑難文字問題上相比畢沅和孫詒讓等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將《墨子》注解校釋工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該書是當時所據《墨子》版本最多的校注本，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王煥鑣《墨子集詁》
王煥鑣(1900-1982)字駕吾，號覺無、因巢，江蘇南通人，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自70年代研習《墨子》，去世前基本完成了對《墨子》的校釋工作，后由助手整理發表。王煥鑣以《墨子間詁》為底本，廣泛選錄《墨子間詁》出版近百年來有關《墨子》校釋的新成果，并從義理、文字、聲韻等多方面進行訂正和疏通，進一步恢復了《墨子》的本來面貌，推進了《墨子》的校釋工作，從而成為又一部集大成的墨子校注。該書2005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此前曾擇其要出版《《<墨子>校釋商兌》和更為通俗的《墨子校釋》。
《墨經》注本
梁啟超《墨經校釋》
梁啟超（1873-1929）字廖士翹，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室主人等，新會區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梁啟超20世紀初在《新民叢報》中曾發表《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等文章，是中國近代最早提倡復興墨學的學者之一，影響很大。《墨經校釋》是一部校釋《墨經》（包括《經上、下》，《經說上、下》的專著。全書分為十個部分，主要通過西方傳入的邏輯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專門詮釋《墨經》四篇。是近代《墨經》較早的校注本，與作者的另一著作《墨子學案》（1921）為姊妹篇，可供互證。該書于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初版，并于1926年和1933年多次再版，1957年臺灣中華書局曾發行影印本。收入《飲冰室合集》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另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墨子集成》第19冊影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第16冊影印本。
譚戒甫《墨辯發微》
譚戒甫（1887-1974）原名作民，改名銘，字介夫，又用介甫二字。湖南省湘鄉市（今漣源市）人，是研究先秦諸子、楚辭和西周公國金文的專家。譚戒甫自幼研習《墨子》，終生不輟，尤精于《墨經》和《墨辯》，著《墨經易解》和《墨辯發微》、《墨經分類譯注》等著述，對《墨經》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墨辯發微》是其代表作，歷經多次再版，在學術界享有盛譽。《墨辯發微》主要研究《墨子》一書中統稱《墨辯》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全書分三編，第一編論證墨辯正名及名墨參同；第二編校釋《墨辯》原文；第三編則在考證、校釋《墨經》六篇的基礎上，探討《墨經》的辯學和自然科學思想。該書與譚戒甫的另一部著作《形名發微》為姐妹篇。《墨辯發微》成書于1928年，科學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華書局1964年修訂重版。又有《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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