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是中國古代歷史文獻匯編，又名《周書》《周志》，隋唐以后稱《汲冢周書》。作品中內(nèi)容主要記載從周文王，姬發(fā)，周公，姬誦，姬釗，周穆王，厲王到景王年間的時事。舊說《逸周書》是孔子刪定《尚書》后所剩，是為“周書”的逸篇，故得名。
歷史沿革
《逸周書》原名《周書》，晉代始稱此名，《隋書·經(jīng)籍志》又誤題為《汲冢周書》（實際并非汲冢所出），相傳乃孔子所刪百篇之余，故不入六經(jīng)。作者不詳。此書經(jīng)后代學(xué)者考定為先秦古籍，與《尚書》相類，是一部周時誥[gào]誓辭命的記言性史書。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敘事上起周文、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靈王、景王。
內(nèi)容龐雜，體例不一，性質(zhì)各異，如前3篇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5篇和第11篇講救助災(zāi)荒的措施與制度；第6～10篇等均類兵家言；而自第11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30～50篇，主要記伐商前后事。第51、52篇是有關(guān)天文歷法的文字等等。其中不少事實，可以和《史記》《禮記》《周官》等典籍中的記載相互印證。如《克殷》篇所載姬發(fā)待首于太白事及《度邑》《作雒》篇所載周公營建洛邑事等，皆為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然此書文字多誤脫，還間雜有后人羼補、更動之作，尤須注意。清人注者數(shù)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xùn)校釋》流傳最廣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志》、俞樾《周書平議》、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后案》，均可參考。
內(nèi)容簡介
《逸周書》今本全書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無文，四十二篇有晉五經(jīng)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歷記周文王，姬發(fā)，周公，姬誦，姬釗，周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根據(jù)語言風(fēng)格和主題的一致性，現(xiàn)代學(xué)者發(fā)現(xiàn)《逸周書》中的32篇構(gòu)成了處理政務(wù)與軍事主題的核心部分，剩下27篇描述了上至文王，下至景王的歷史事件，補充篇章則記錄了天文（《時訓(xùn)》）與謚法（《謚法》）。《逸周書》內(nèi)容龐雜，各篇體例、性質(zhì)不盡相同，正文大體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編次，記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靈王、姬貴。該書記載了許多重要史事，保存了不少上古時期的歷史傳說，對研究先秦歷史文化很有價值，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記武王伐紂經(jīng)過，是研究商周之際史事的重要依據(jù)之一。
創(chuàng)作背景
《逸周書》之來歷，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引劉向語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馀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zhàn)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公國，或晚至戰(zhàn)國，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jīng)漢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xùn)》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jié)氣，與漢以前歷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四十五篇。今傳六十篇本，蓋又經(jīng)後人改編。關(guān)于《逸周書》的來歷，一種說法以為它是司馬炎時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書的一種，所以又稱之為《汲冢周書》，《隋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皆如此著錄；另一種說法以為它自古流傳不絕，而非出于汲冢，并以許慎《說文解字》、鄭玄《周禮注》等所引材料及《漢書·藝文志》所載“《周書》七十一篇”為證。亦有人折衷兩種說法，認(rèn)為今之所見《逸周書》實為后人合傳世本與汲冢本而成。現(xiàn)代學(xué)者推斷今本《逸周書》是由晉人將漢代流傳的《逸周書》同汲冢中出土的《周書》匯編而成。
作品鑒賞
思想內(nèi)容
由于《逸周書》部分內(nèi)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yán)重。
清代校正
今傳世本有十馀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xué)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jīng)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數(shù)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xùn)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說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注》、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志》、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考證
有人認(rèn)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間汲冢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冢周書”之名。但多數(shù)人認(rèn)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冢周書》，是一種誤解。《逸周書》內(nèi)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zhì)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xùn)》《命訓(xùn)》《常訓(xùn)》，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zāi)荒的措施與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jì)》，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
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zhǔn)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jīng)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zhàn)果，《商誓》主要記姬發(fā)訓(xùn)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guī)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洛邑之緣起及成周之制。
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guān)天文歷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xùn)》記一年中二十四節(jié)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謚法》言給謚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姜子牙，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歷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xùn)。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xùn)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姬貴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為韻語，純系說教。
今存五十九篇中，屬于或基本屬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dāng)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dāng)有較可靠的根據(jù)，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紀(jì)》所采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xùn)》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分布及民族關(guān)系，均有特殊意義。
四庫提要記載
十卷（內(nèi)府藏本）
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經(jīng)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則汲冢之說，其來已久。然《晉書·武帝紀(jì)》及《荀勖[xù]》《束晳[xī]傳》，載汲郡人不準(zhǔn)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yù)《春秋集解後序》，載汲蒙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考《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紀(jì)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則篇數(shù)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司馬遷紀(jì)武王克商事，亦與此書相應(yīng)。許慎作《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翚雉”，又引《周書》“豲有爪而不敢以撅”。
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玄注《周禮》，引《周書·王會》，注《儀禮》，引《周書·比黨州閭》。皆在汲冢前，知為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文選注》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及唐初，舊本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為孔子刪書之馀。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采之耶。鄭玄祐[yòu]作《大戴禮後序》，稱《文王官人篇》與《汲蒙周書官人解》相出人。《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獻通考》所引《李燾跋》及劉克莊《後村詩話》，皆以為漢時本有此書，其後稍隱，賴汲蒙竹簡出，乃得復(fù)顯。是又心知其非而巧為調(diào)停之說。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證，確以為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dāng)成於靈王以後。所云周文王受命稱王，姬發(fā)、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亞綱，輦[niǎn]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fā)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zé)o之事。陳振孫以為戰(zhàn)國後人所為，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勇則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zhàn)國以後又輾轉(zhuǎn)附益，故其言駁雜耳。究厥本始，終為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
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脫。今考《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欲起無先”，《主父偃傳》引《周書》“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引《周書》“農(nóng)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漢書》引《周書》“無為創(chuàng)首，將受其咎”，又引《周書》“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今本皆無之。蓋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觀李燾所跋，已有脫爛難讀之語，則宋本已然矣。
周書與逸周書
在我國古代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歷程中，汲冢書的發(fā)現(xiàn)較為重要。汲冢所出竹書不僅數(shù)量眾多，且種類豐富，包括《竹書紀(jì)年》《周易風(fēng)水》《國語》《穆天子傳》等重要先秦文獻。值得注意的是，汲冢中還發(fā)現(xiàn)一部“書”類文獻，被整理者命名為《周書》。在隨后的汲冢書整理中，這部《周書》被晉代學(xué)者整合入傳本《周書》（《逸周書》）中。于是隋唐史志目錄中開始出現(xiàn)“‘周書’十卷，汲冢書”“汲冢《周書》十卷”等著錄。很明顯，汲冢《周書》的出土與整理對《逸周書》的流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汲冢《周書》不是《逸周書》
汲冢所出竹書，今多已亡佚，流傳下來的《竹書紀(jì)年》《穆天子傳》等，或為輯本，或殘缺不全。就《周書》而言，其全部內(nèi)容如何，已不得而知。這里先根據(jù)兩晉學(xué)者關(guān)于汲冢書的著錄及描述，來推論汲冢《周書》大體情況：
杜預(yù)《春秋左傳集解后序》：“太康元年三月云云，汲郡得古書科斗書，久廢不能盡通，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xùn)知，唯《周易》及《紀(jì)年》最為分了。”
王隱《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周時文言文也，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jīng)二卷，《竹書紀(jì)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說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為整頓，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
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云：“咸寧中，汲縣人盜發(fā)魏安厘王冢，得竹書十余萬言，寫《春秋經(jīng)》《易經(jīng)》《論語》《夏書》《周書》《瑣語》《梁丘藏》《穆天子傳》。”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汲冢竹書殘非常嚴(yán)重，其中僅《周易》《紀(jì)年》《瑣語》《周王游行》四書可以理清篇章，其余則“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學(xué)者以此不記《周書》之名，而否定《周書》出于汲冢，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書》就屬于這些“折簡碎雜不可名題”部分。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已經(jīng)提及《周書》。而且，唐修《晉書·束皙傳》所列“雜書”篇目中亦有《周書》，與“折簡碎雜不可名題”相對應(yīng)。這里有一個細(xì)節(jié)不容忽視，即所謂“不可名題”，這說明當(dāng)時晉朝學(xué)者對包括《周書》在內(nèi)的“折簡碎雜”竹簡，是按內(nèi)容進行分類，繼而命名為《周書》。
那么，這些不見名題殘簡的內(nèi)容是什么呢。幸運的是，晉太康十年（289年）汲令盧無忌《齊太公呂望碑》征引了這些殘簡中《周志》的部分內(nèi)容：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fā)冢，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dāng)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周文王夢天帝，服玄，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姜子牙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后文王見太公而訓(xùn)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其紀(jì)年曰宋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shù)，蓋壽百一十余歲。
按，先秦時期，《逸周書》又稱《周志》。《左傳·文公二年》載晉狼語：“《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文見于今《逸周書·大匡》。晉人稱《周書》，又稱《周志》，顯然是本于先秦舊稱。從稱引內(nèi)容上來看，這種被晉人命為《周志》的典籍，記載了天帝托夢周文王，賜卿士齊太公姜子牙的事跡。全文充斥著神仙志怪情節(jié)，荒誕不經(jīng)，實為后世玄學(xué)之萌芽，與杜預(yù)所謂“雜碎怪妄不可訓(xùn)”正相匹配。再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發(fā)現(xiàn)《周志》在篇章結(jié)構(gòu)安排上，雖以周文王與呂望問答對話為主，但實際上以推崇齊太公呂望為主旨，所謂天帝托夢等玄學(xué)內(nèi)容也是為了襯托主要人物太公呂望的神奇與神秘。
分析到此，可以歸納出汲冢《周書》的一些特點：名為《周書》或《潮陽縣志》，語言荒誕，推崇呂望。得到這些信息后，再來比較汲冢《周書》與《逸周書》的關(guān)系。需要說明的是，用以比較的《逸周書》非今本《逸周書》，因為今見《逸周書》經(jīng)過晉人的整合，已非原貌。汲冢《周書》為戰(zhàn)國魏墓所出，按照對等原則，比較對象應(yīng)該是先秦時期的《逸周書》。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逸周書》于“六藝略”《尚書》之后，劉向論定其性質(zhì)為“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很明顯，在體裁上，汲冢《周書》不可能是周代的誥誓號令。
再參照先秦文獻稱引《逸周書》之文及今《尚書·周書》部分文字，也可以發(fā)現(xiàn)，汲冢《周書》在語言使用上，不類《尚書·周書》篇章那樣詰屈聱牙。此外，這些神仙鬼怪的故事描寫也不見于“書”類文獻。基于這些不同，可以認(rèn)定汲冢《周書》并不是《逸周書》。
汲冢《周書》是《六韜》類文獻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被晉人命名為《周志》或《周書》的文獻是先秦時期的哪種典籍。遍查先秦文獻，可以發(fā)現(xiàn)《六韜》正好符合上述汲冢《周書》諸多特點。《六韜》自宋人以來，一直被認(rèn)定為偽書，而未獲重視。余嘉錫先生曾力排眾議，主張《六韜》之書，傳之自古，遠(yuǎn)有端緒，并引證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梁玉繩《古今人表考》諸說，認(rèn)定《六韜》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nèi)。1972年臨沂市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及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六韜》的相繼出土，說明《六韜》至少成文于秦漢之前，也證實余說不誣。
下面，具體探討一下汲冢《周書》與《六韜》類文獻的關(guān)系。
首先，在文獻命名上，《六韜》也可以稱為《周書》。汲冢《周書》出土后，晉人命名為《周書》或《周志》。實際上，除了《逸周書》之外，其他先秦古籍也有被稱引名為《周書》者，其中以《六韜》最為頻繁，下略舉數(shù)例：《呂氏春秋·聽言》云：“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之世，謂之天子此語。’”此句見于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周書》云：“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此句亦見于竹簡《六韜》，今傳本《六韜·順啟》作“姜子牙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另外，《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周書》云：“周文王獨坐……太公曰：‘因其所為，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與其對應(yīng)，《六韜·壘虛》載太公語：“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又，《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九引《周書》云：“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相似句式，《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六韜》作“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諸如此類，茲不備舉。分析這些文句的異同，有個有趣的現(xiàn)象，即這些所謂《周書》應(yīng)該就是《六韜》。
其次，在主題及語言風(fēng)格上，《六韜》也與汲冢《周書》相同。從漢簡本《六韜》、敦煌市唐寫本《六韜》及傳本《六韜》來看，其通篇以姜子牙呂望與周文王及姬發(fā)對話的形式，表述了呂望的治國及用兵之道，推崇呂望的思想主題非常明顯。這一點與汲冢《周書》主題相同，自不待言。此外，《六韜》同樣也存在神仙志怪的描寫：
《舊唐書·禮儀志》引《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fēng)調(diào)雨順。”
《太平御覽》卷十引《六韜》：“武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鉆龜龜不兆；數(shù)交加而折；將行之日雨韜車至；行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姜子牙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引《六韜》：“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亦見敦煌唐寫本《六韜》殘卷）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七引《六韜》：“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姜子牙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分析這些《六韜》內(nèi)容，其所講神仙道術(shù)、巫鬼妖怪、殊方異物，與汲冢《周書》所講天帝賜呂望的題材相一致，所反映的宗教神異色彩也相互發(fā)明。進一步言之，就其推崇田和呂望這一點來看，這些文獻應(yīng)該屬于道家文獻體系。一方面，上文已言《六韜》屬《太公》，與太公呂望密切相關(guān)。為學(xué)界所熟知，呂望系道家代表人物。在《漢書·藝文志》道家文獻排序中，《太公》列于《伊尹》之后而居次席。另一方面，這些神仙方術(shù)之事又為道家最為擅長，在道家文獻中習(xí)見。班固在總結(jié)道家文獻特征時，就明確提到“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漢代有方術(shù)靈異之作《待詔臣安成未央術(shù)》，應(yīng)劭也認(rèn)為“道家也，好養(yǎng)生事，為未央之術(shù)”。值得說明的是，在唐宋類書等文獻中，稱引所謂《周書》的內(nèi)容也與《六韜》相類。下面略舉幾例：
《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古文周書》：“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涂以血，置諸姜后，以告王，王恐，發(fā)書而占之。曰：‘蜉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fù)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guān)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后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于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fù)，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置而大戮，及王子于治。”
《五行大義》卷五引《周書》：“姬發(fā)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圣，當(dāng)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余旬，深丈余。五大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姜子牙曰：‘車騎無跡謂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fēng)伯，次雨師。’武王問太公并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
《太平御覽》卷三七九引《周書》：“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chǎn)棘，小子發(fā)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閑化為松柏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fā)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fā)并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根據(jù)上文所論《六韜》稱《周書》之名，及其文多見怪力亂神之語的情況來看，這些《周書》、文言文《周書》都是指《六韜》而言。
再次，從出土地點及其他同出竹書內(nèi)容來看，汲冢《周書》應(yīng)該為《六韜》。據(jù)史籍所載，汲冢《周書》出土于汲縣，即今河南衛(wèi)輝市西南。《呂氏春秋·首時》：“姜子牙，東夷之士也。”高誘注：“太公望，河內(nèi)人也。于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呂氏春秋·當(dāng)染》高誘注進一步解釋“太公望，河內(nèi)汲人也，佐武王伐紂，姬誦封之于齊”。是呂望故里汲地說由來已久。也正是在這種認(rèn)識影響下，《齊太公呂望碑》對汲冢《周書》中呂望相關(guān)事跡給予特別的關(guān)注。另外，從汲冢出土其他竹書內(nèi)容來看，其中有卜之書《周易》，“言丘藏金玉事”的《梁丘藏》，“鄒衍、淡天之類”的《大歷》，記載穆王見王母娘娘等逸事的《穆天子傳》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都在神仙志怪的情節(jié)上，荒誕不經(jīng)的語言使用上，與《六韜》相類。這些相類的典籍集中見于汲冢，也反映了墓主人對這些書籍的偏愛。
最后，敦煌唐寫本《六韜》中存在“一周維正月”篇，證明汲冢《周書》就是《六韜》。敦煌寫本《六韜》殘卷，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為初唐時間流傳很廣的本子。所謂“一周維正月”，為唐寫本《六韜》殘卷中的一篇，記載了先周二十八國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jīng)驗教訓(xùn)。關(guān)于“一周維正月”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六韜》行文中，周王稱這些內(nèi)容為《志》或《周志》；二是二十八國滅國內(nèi)容又見于今《逸周書·史記》篇。唐寫本《六韜》中有“周志”之名，正與《齊太公呂望碑》征引汲冢殘簡中《周志》相符合。大膽推測一下，情況很可能是，晉朝學(xué)者不見汲冢殘簡名題，只是看到了簡文中有《周志》字樣，則直接以《周志》命名之。至于“一周維正月”篇的內(nèi)容見于今《逸周書》，這是西晉學(xué)者整合汲冢《周書》與傳本《逸周書》的結(jié)果，這種現(xiàn)象也在另一個角度證明汲冢《周書》就是《六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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