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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zhuō]云（Cho-Yun Hsu，1930年9月2日（農歷七月初十）-2025年8月4日），男，漢族，出生于廈門市鼓浪嶼，祖籍江蘇省無錫市，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學家，匹茲堡大學退休名譽教授，中國臺灣“中研院”院士，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七屆榮譽顧問。

許倬云早年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因歷史成績優秀，在傅斯年的建議下，轉讀歷史，逐漸走上歷史治學之路。許倬云于1953年從臺灣大歷史學學系畢業；1956年獲文科碩士學位，后入芝加哥大學進修；1962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獲人文科學概論哲學博士學位。此后，許倬云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先后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并撰寫了大量史學論文及專著，如《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等。其早期作品以史學研究類專題論文為主，主要研究中國上古史，在注意到傳統史學及教科書對歷史的介紹均以國家政府，皇帝的事跡以及國家政治制度層面的內容為主后，開始致力于大眾史學。1999年退休后，許倬云撰寫了《說中國》等大眾史學讀物，2006年出版《萬古江河》，并獲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許倬云精通中國上古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考古學，熟悉西方歷史及其理論與思想，擅長利用不同學科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歷史，尤其是考察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其作品在中國有著極大的影響力，是中國知名的大眾史學家之一。曾獲得美國亞洲學會杰出貢獻獎。

許倬云2004年榮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2020年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2023年獲頒“2022-2023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2024年獲得唐獎第六屆漢學獎。

北京時間2025年8月4日，許倬云在美國匹茲堡離世，享年95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30年，已經育有兩兒兩女的許鳳藻、章舜英夫婦在廈門市又收獲了一對雙胞胎，哥哥叫許倬云，弟弟一切正常，哥哥卻先天性肌肉萎縮導致手腳彎曲，一輩子離不開拐杖；許倬云在手足中排行第七。盡管成長艱難，但哥哥姐姐都對許倬云非常疼愛，在有著8個孩子的大家庭中，許倬云從來沒有感到被冷落、被歧視。1933年，父親許鳳藻由廈門海關監督轉任沙市區荊沙關監督、兼任外交交涉員。第一次從廈門回到無錫，再從無錫轉南京，經由長江到沙市區，童稚之時的許倬云隨父母遷到湖北沙市。抗戰時期，許倬云隨父親移居重慶市，一家住在重慶南山，有數年之久，童年主要在重慶度過。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倬云與家人一起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輾轉于沙市、老河口市、萬縣。7歲的許倬云對戰時生活記憶深刻，看見流離失所、死亡和戰火，知道什么叫饑餓和恐懼。許鳳藻被派主持第五戰區經濟委員會后，工作重心是保障軍糧民食供應以及安定社會秩序。隨著戰線的推移，父親到處駐點辦公，全家人只好跟著走。關于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許倬云回憶：“在抗戰逃難中，父親單位里總是有身強力壯的人背著我。”

在1946年之前，許倬云因身體殘疾都是在家自修，接受父親、兄姐的指導。父親雖是武官，人文素養卻非常高，地理、歷史、文學功底都不錯。書架上，藏書甚多。書房即是課堂，父親讀什么書，許倬云就跟著讀什么書。比如南宋年間的《東萊博議》。許倬云最初沉迷于看武俠小說，10歲時遵父命讀《史記》。十三四歲時，兄弟姐妹們都去上學，住在學校里。當年他們的學校都流亡在幾百里、幾千里之外，只有許倬云獨居在重慶南山，除了松樹就是白鴿。

1946年，抗戰勝利后，許倬云進入無錫輔仁中學讀高中，在沒有英文、數學基礎的情況下，他慢慢的趕上了學習進度。許倬云認為同學之間對他的幫助，不僅是補足了自己缺少正常教育的遺憾；而且，又因此得到許多同學互相幫助的經驗。1948年底，還在讀高三的許倬云隨家人離開無錫前往上海市，隨后以流亡學生的身份前往臺灣，并被編入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借讀高三。

1949年，許倬云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因國文、歷史成績優秀，在時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及多位老師的影響下，于次年轉入歷史系學習，后在胡適、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錢穆、楊慶堃[yáng qìng kūn]、張光直等人的影響下，逐漸走上治學歷史之路。1953年，許倬云獲得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隨即考入了當時臺灣大學新創辦的文科研究所，主攻中國上古史。研究所剛成立，沒幾個學生，老師還是原班人馬。在一眾名師訓練下，他不僅接觸到不同的思想和學派，還能選擇不同的課題，雖雜學無章，卻受益良多，打下了跨學科研究歷史的根基。許倬云回憶臺大時期的授業恩師時說道：“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終身仰慕的楷模。”

許倬云于1956年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而后開始進入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擔任助理研究員。

留學美國

1957年，在胡適的努力爭取下，許倬云獲得了1500美元的獎學金，得以前往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進修。在芝加哥大學進修期間，許倬云的三分之一時間在讀近東考古及埃及考古課程，三分之一時間花在各類紛雜的學科課程，剩下三分之一時間則是跟著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去做獨立研究。

在美國留學期間，許倬云還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論產生了興趣，并由此開始關注社會學和城市經濟學，這也加深了其對歷史的理解，其曾在著作《歷史分光鏡》中指出：“一生思考，受韋氏影響甚大。”此外，在美國求學期間，許倬云還學習了宗教理論，并參與了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中國臺灣主導的學術外交活動。

回臺任職

1962年，獲得了芝加哥大學人文學博士學位的許倬云從美國回到中國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許倬云參與了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等多個學術外交合作項目。此外，他還被委派向蔣經國匯報“中央研究院”相關事宜，并由此與蔣經國熟識，繼而相繼受到蔣經國、陳誠的約見，談論關于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情況，從而參加了中國臺灣民主化的整個進程。除此之外，許倬云還積極參加了《思與言》雜志的改組與發展，并因此遭受到了政治沖擊，但因為受到蔣經國的信任，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央研究院”任職之余，許倬云還兼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職務，并于1965年起，兼任了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在主持臺大歷史系期間，許倬云引入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訓練研究生、講師與創辦博士班，改革系務，成立了近代史組與藝術史組，對臺大歷史系作出重要貢獻。此外，他還編選歷史學論文提要，推動臺灣省史研究，提倡口述歷史，在教學上，拒絕政治干預，使得臺大歷史系保留著自由主義的作風。

赴美任教

1970年，許倬云受邀前往匹茲堡大學當訪問教授，后因中國臺灣政治環境的緣故，在陳雪屏、王世杰、楊慶堃等人的勸說下，許倬云最終決定留在匹茲堡大學任教，被聘為歷史系、社會系教授，主要教東亞史、社會變動、古代史、歷史研究法等課程。在美國教書期間，許倬云仍積極參加中國臺灣的社會轉型，自1972年起的連續五年間，他均受邀參加蔣經國主導的“建設會議”。至20世紀70年代后，他還經常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撰寫社論，針對中國臺灣發生的事情針砭[biān]時弊。

1980年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1982年，許倬云成為匹茲堡大學校聘講座教授。1986年當選為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1999年，許倬云退休，被匹茲堡大學授予榮休校聘講座教授。在匹茲堡大學任教期間，許倬云積極參與學術交流，曾被香港中文大學“借去”七年，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偉倫講座教授。此外，他還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聘為通信研究員、研究員，被臺灣大學聘為講座教授、特聘講座教授，還被聘為夏威夷大學本斯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西孟講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包玉剛講座教授、南京大學余紀忠夫婦榮譽講座教授、東南大學榮譽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等。

退休生活

退休后的許倬云，并未停下工作腳步，他開始轉向撰寫大眾歷史學，先后推出了《說中國》《萬古江河》《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等大眾史學讀物，相關作品在中國大陸引起了知識分子和民眾對自身民族認同問題的大討論，由此成為中國知名的大眾史學家之一，在中國具備極大影響力。筆耕不輟的許倬云以終身工作為目標，曾在2022年接受訪談時表示“人生持之以恒，不能放松”。

2024年7月17日，許倬云參加的脫口秀《十三邀第八季》播出。

人物逝世

美東時間2025年8月3日下午2時40分（北京時間2025年8月4日），歷史學家許倬云在美國匹茲堡家中逝世，享年95歲。8月5日，歌手王力宏發文哀悼其七舅公許倬云。8月6日，親屬發布許倬云訃告稱，先生畢生致力于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以上古史、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及獨樹一幟的“大歷史”寫作聞名于世。七十歲以后，則以“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為職志，直到生命最后階段，口述完結《寫給年輕人的中國大歷史》。近五年來，先生更以在線講學的方式，將畢生所學所感，以及對于這個時代的憂思，和盤托出，觸達眾多年輕人群體。先生魂歸，隱入他畢生所鐘的歷史之中。8月13日，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許倬云先生具有民族情懷，始終以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為榮；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文化，“兩岸的文化血脈無法割裂”，反對“文化臺獨”。他表達希望看到“九州同”的統一期盼，受到兩岸民眾的贊許，值得后人學習。

人物思想

許倬云在中國抗戰時期經歷過逃難，在抗戰勝利后感受過中國士紳社會的關系網絡，輾轉去臺后又接受了包括胡適、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錢穆、楊慶堃等人的指導，其學術視野得到了極大擴展，并學會了跨學科解釋歷史。到美國留學后，又領悟到了如何自由學習及如何挑戰自己，更加拓寬了學術視界，以及文化和思考方式，開始逐步突破中國中心論，形成了大視野、跨學科的史學研究觀念。

治史經歷

學科選擇

許倬云的學術成就，與其大時代下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與其說是他選擇歷史，不如說是歷史選擇了他。許倬云說“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大的關系，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這使得許倬云終身的歷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視角，而非傳統的政治史或帝王將相。自青壯年時期起，他便將社會科學方法融入史學研究，為專注于學院對話的傳統漢學拓展了新方向；在通史解釋上強調文化的包容性與交流，尋求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定位；對周秦漢時期的專題研究提出獨到見解，形成融會貫通的大歷史解釋。

幼時的戰爭經歷，讓許倬云有了一般知識分子不曾有的豐厚的人生體驗，因此對生命格外敬重，關心民間疾苦。也正因這段經歷，直接觸發了他在學術道路上研究對象的選擇。他第一本英文專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第二本英文專著《漢代農業》，都與中國古代農村有關。許倬云曾說過，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農村的變化不大，他當時看到的農村與漢代差別不大。這段經歷促使他寫下的這兩本研究專著，也讓他踏入了學界的大門。在持續一生的寫作治學當中，也在從不中斷的對他人、對世界的關注中。

主要師承

在臺灣大學讀書期間，許倬云的恩師有：考古學家李濟之，曾主持河南安陽的殷墟發掘，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是西洋史研究的開路者；考古學家董作賓，是民國時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學“四堂”之一；文化人類學家李宗侗，經常派三輪車接學生去家里上課；民族學家凌純聲，完成中國第一部民族學調查。在眾多老師中，許倬云與傅斯年的興趣最為接近，終身受之影響。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回答質詢時，因為詢問者的問題非常不合理，氣憤之下，突然中風去世，年僅54歲。被他的精神感召，許倬云更加用功，絲毫不敢懶怠，唯恐辜負老師的期望。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期間，真正接觸到西方學術。他的導師顧立雅是美國第一代漢學家，顧立雅勸他去搞比較研究，讓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東。于是，許倬云跟約翰·威爾遜學埃及學，也學習巴比倫學與亞述學。他將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和中國上古史作對比，由此他提出理解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觀點，首先，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間的關系很深，互相影響；其次，從古埃及和兩河文明的發展過程和互相影響的形態反觀中國，發現中國本身不是統一的一整片，而是黃河流域、長江與淮河和長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區互相影響而發展出來的。那時，馬克斯·韋伯理論正被芝加哥大學引入美國學術界，受韋伯理論影響，他開始關注社會學、城市經濟學，許多雜亂的學科知識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許倬云承認，韋伯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治學方法，喜歡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樣做是要尋找各文化發展的特殊軌跡。許倬云日后回顧，在芝加哥“讀了”五年的美國社會，并非全通過書本，因為“日子過得非常豐富：開刀、念書、搞民權、神學院宿舍里聊天。”經由如此的傳奇經歷，他見識了美國最底層的生活，包括美式政治中不完美甚至丑陋的現象。

史學思想

治史立足點

許倬云的史學研究既是他學術活動的重點和基石，也是他認識世界的途徑。他在史學領域有具體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將學思發散到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在治學上，除了對歷史問題的探究外，許倬云還將從歷史研究中獲得的知識和體認作為認知世界的材料，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研究現實的問題。堅持史學的基本原則，但立于史學的疆域之外，更宏闊地觀察世界，將史學與相關學科相連接，得到獨特的哲思。他還提出“網絡理論”作為解讀中國歷史脈動的獨特視角，認為經濟體系、社會互動、政治統治與思想傳播均依賴道路體系，這些要素如同樹木的主干與分枝，相互關聯，構成中國歷史的復合結構，既避免了對瑣碎問題的過度考證，又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踐性的大歷史解釋框架。

“這種始終處于變化和兼容的歷史觀影響了他一生的治學面向，無論是那些談論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著作，還是那些具體到某一朝代的微觀歷史研究，都滲透著他自己對歷史的深層體驗與觀察。他是一個歷史的旁觀者，但是從旁觀者的體悟經驗中，他反而意識到了歷史對個體的影響，也意識到個體對歷史的作用，這兩者缺一不可。”

價值和影響

許倬云的作品在大陸地區的引進出版，帶來了歷史學研究新的模式，史學觀點的論述、史學思想體系的架構、史學方法的運用，有其獨到之處。許倬云的大線索、系統論、區系劃分等，為大陸史學帶來了新的探究途徑，他的著作展示了世界史學發展的成果，提供了將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與中國的歷史研究相結合的范本，為中國史學界與西方交流搭建了橋梁。

社會史研究

許倬云在博士畢業后不久，即出版了社會史專著《春秋戰國社會史論》，該書受到學術界認可，初步奠定許倬云的學術地位。該書中，許倬云從對封建制度本身的形態展開探究，提出中原地區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一個平衡的狀態，這種平衡不是完全的固定形態，而是隨時可能發生動搖的平衡，這里的平衡要素主要有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四個方面。他以傳世文獻中近700位人物為樣本，采用計量方法追蹤社會流動，發現貴族世襲瓦解、士階層崛起、平民成為“編戶齊民”三大趨勢，為“軸心時代”的文化突破提供了社會基礎。

當社會處于整體穩定時，各個因素變化緩慢，而當這些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社會則會走向劇烈的變化，形成新的平衡。同時，許倬云也考慮到了階層流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認為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不僅表現在社會階層出現了更通暢的流動，還表現在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動，相關變動與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方面的變化均是相對應的。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許倬云從多個角度，對春秋戰國的政治、經濟、思想作出探討。在政治方面，許倬云從春秋時期的統治權矛盾入手，研究了魯國的國內沖突問題，提出因為貴族大夫爭斗不斷，最終導致整個階層滅絕，間接促使平民階層得到關注的觀點。同時，由于舊制度被破壞，許倬云認為，戰國時期出現了被其稱為新型國家政治形態的新制度。在經濟方面，許倬云從農、工、商等方面進行梳理，展現了春秋戰國的土地政策變化、商業發展、城市發展等，其認為，因為國家間的兼并，導致商人獲得了更廣闊的交易空間，而交通條件的改善、貨幣的出現等均使商品交易變得更便利，從而使經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則產生了一批擁有并利用財富獲得社會地位的人，社會階層流動形成，新的社會結構由此出現。在思想方面，許倬云認為，春秋時期的觀念革新，印證了社會的大幅度變革。提出春秋初期的思想觀念，在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獲得了極大修正。社會大眾開始接受貴族階層的衰落與士階層的崛起。而社會階層的變動，也促使新思想、新理論走的更遠。

文化史研究

許倬云對文化史的研究，不僅注重對中國文化的梳理和總結，還注重將不同文化進行對比。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中，其從中國古代的時間點、時間段入手，通過對比同時期的世界文化，從中找出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他認為，文化特質是選擇的結果，也是延續的過程，并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有三大特質：1、以親緣為主的團體結合方式，許倬云認為中國古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印度文明等相比，其政團模式完全是以親緣關系為基礎進行，血緣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基礎，這是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色。2、以精耕細作為特色的農業經濟，許倬云認為中國的精耕農業源于親緣性團體關系，因為聚族而居，造成地少人多的現象，在非耕作期，大量的人力被釋放出來，從事手工業，這種精耕細作不僅有效提高生產力，還使社會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同時，他還認為，正是因為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束縛住了資金的流動，使得中國經濟形態長期難以走向資產化。3、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文官體制，許倬云認為中國的文官體系是國家與社會權力在斗爭過程中產生的制衡產物，與世界其他文化中的文官體制不同，中國的文官體系與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形成交織，使得其在運行中，并不一味服從國家制度，而是在不斷的發展中，及時進行自我更正。

許倬云由中國古代文化的三大特質推出了對現世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思考，認為中國自身應揚長避短，立足本民族文化根據，尋找中國文化的立足點，對古文化吸取借鑒保留繼承，同時，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理念和精神應當有貢獻于當今世界的文化修整，消除文化隔閡，建立互相理解的文化。

中外關系研究

關于“中—外”關系的研究，許倬云在《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一書中，做了系統、完整的概括。許倬云認為，所謂“中—外”關系，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系統，在面臨“他者”時“自—他”之間的互動。同時，他認為，由于中國的封建王朝時期，政權更迭現象時有發生，這導致從政權的歸屬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我者”并非一成不變，加之，中國文化系統并非單一直線型的系統，因此，作為政治、文化復合體的“中國”，“我者”概念復雜，由此，其相對應的“他者”概念，也在不斷的變更著。

許倬云根據不同時期“中國”的時間剖面，由不同時段的“中國”形象出發，分析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中—外”關系。許倬云認為，秦統一了當時的“四海”之內的天下，從此“中國”具備了實質的意義，這一時期是“我者”核心的確定，秦建立了“中國”最初的形態，“中國”的疆域隨會隨著后世的變更而擴大，但秦所確立的“中國”領土，仍是最核心的地域；漢朝使“中國”的概念變得更為穩定，“漢人”作為中國人的自稱一直延續下來，這是對漢文化認可的表征，增強了漢民族的凝聚力，這一時期是“我者”影響力的擴展，此后，又經歷了唐朝的擴展，中國的“我者”變得更為廣大，此時對應的“他者”則遠至西亞及東方的海洋和沿海地區；不過，隨著唐的分裂，宋朝建立后，中國的“我者”開始趨于保守，至于明清時期，這種保守的情況進一步加深，導致“我—他”關系易位，中國的封建社會逐步走向衰落；直至孫中山領導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統治，才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也給這段封建專制下的“我—他”關系畫上句號。

許倬云認為，梳理清中國歷史上的“我—他”“內—外”關系，借此認識中國這一復雜共同體的轉合、流變過程，可以為認識今天的形勢服務。近代中國，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國本民族文化受到嚴重沖擊和調整，只有在認清自身的前提下，既不盲從西方的“先進”文化，也不過分自信于本民族的文化，立足世界，比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總結出中西方文化能夠相融相鑒之處，才是對于中國、對于世界都有益的事。

中西文明比較研究

許倬云以中國為主線，以歐洲為比較對象，對中國與西方兩大文明體系做了比較。其在《中西文明的對照》一書中提出，歐亞文化的不同，根源于舊石器時代，他認可人類學同源理論的可能性，認為雖然兩者的源頭一致，但因為地緣關系，雙方選擇了不同的文化發展路徑：中國的農業文化由自我演化而形成，歐洲的農業文化則是由兩河流域和埃及文化移植而來。文化的最初形態產生差異后，其政治制度、價值體系、思想方式等也產生差異化。

許倬云認為，思想方式的不同，導致了中西方文明的差異和互相不理解，兩大文明在共存時，只有相互接納，彼此交流，才能發展出新的更加交融的人類文明。許倬云總結認為，人類曾經同源，擴散后居于各處，現又聚合為一個共同的社會體。各處的人類曾走過不同的路徑，現終于又走向共同的方向，各處的人類雖然有過自己的歷史，但這些獨特的歷史，最終也只是人類共同歷史中的不同篇章。

考古學研究

許倬云關注考古學的發展，認為考古學的成果對于史學研究意義重大。其在《獻曝集》一書中，對考古學研究方向提出過探討，認為中國內地考古以往受教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影響，導致無法有效的利用史料，且對史料的解釋也較為單一。由此，他提出每個時代的研究，要有每個時代的研究主題，在對應的主題下，設計問題，尋找考古研究方向，才能合理利用日益豐富的考古資料，而不至于盲目研究。此外，他認為，確立考古學研究方向，除了從考古實踐以及考古研究成果中總結經驗教訓外，還可以借助史學的合理預設來指導考古學工作，使得考古學和史學二者形成相互印證。

在著作《求古編》中，許倬云提出了其對史料利用的原則，對考古學相關論文，只列史料和史實，不做理論闡述，圍繞課題，通過大量的史料記載和考古學成果論證，來說明史實。尤其是史料是記載著人為活動，這難免帶有個人色彩，因此在考察記述的史料時，還應通過內證、外證、相互比證等方法來獲得較為可靠的史料。

許倬云認為考古學中“文化”的概念，是指當時當地人群的生活方式，考察的是當時當地人群的生活全部內容。其在《獻曝集》中提出，區域文化的考察具有必要性，以往針對個別散布的文化遺址考察已不能滿足歷史認識的需求，發展區域性文化（大型文化群）的研究意識必然趨勢。

社會文化思想

追求中國文化的本質

許倬云每寫一部書、一篇論文，不是簡單地排比時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也不是著眼其中的是非對錯，或者某個敘事的唯一性，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國文化的本質。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學術專著為例，《西周史》是在探尋中國文化秩序的本源，寫到西周亡國，他會聯想到抗戰時期同胞的慘狀而落淚；《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關注的是一個社會的分層與流動機制；《漢代農業》則關注人口壓力、市場網絡、政府和工商關系，給近代以來的三農問題帶來了很多啟發。此外，在《許倬云學術著作集》中，他系統梳理了“華夏”理念的形成脈絡——從周人“諸夏”“諸華”的代稱起源，到春秋時期“華夏”與“戎狄蠻夷”的文化區分，再到后世“華夏”作為文化認同的延續；同時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轉型（如春秋戰國從封建到集權的演變）及經濟與政治體系的生成（如“精耕細作”農業與“編戶齊民”制度的互動）。而在《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一書中，他進一步提出“中國”是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多維度融合的復雜共同體，其構成因素包括血緣親緣的團體結合、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儒家主導的文官體制及人本主義的文化內核，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形成動態網絡，推動“中國”共同體歷經數千年演變而延續。

為老百姓寫史

連續十幾年，許倬云多次回到中國大陸考古，看到農耕工具，他想起幼時接觸的戰爭時期的中國農村；目睹鄰里鄉黨的人際關系，他想到了自己出身的士大夫家族。“歷史的意義在于大多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70歲之后的許倬云，致力于為普通人寫作。開始致力于大眾史學，不寫王侯將相，不講開疆辟土，只“為老百姓寫史”，希望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綻現一番魚躍鳶飛的美麗新世界”。“說中國”“說歷史”系列陸續完成，每一本書，都離不開中國，離不開中國文化。

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圍不出大型集合體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縮，還有社會節奏的變遷，都是為了給普通讀者提供一種切實的歷史參照物，讓讀者有所思，有所得。

讀“社會”這本大書

許倬云主張，讀書固然重要，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近年來，許倬云的線上課程、演講、談話頻頻“破圈”，受到年輕群體的喜愛。九十多歲了，仍保持著少年時的習慣，每天看英文報刊、兩岸的中文資訊，為變化劇烈的世界心懷憂慮，對新技術的關心和思考。對于個人主義之下日漸疏離的人倫關系顯得憂心忡忡。對于“人工智能會對包括歷史在內的人文科學概論造成什么改變的問題”，他回復道：“我不擔心AI超越我們，我擔心我們忘了別人——人跟人之間不再有面對面的接觸，人把自己封鎖在小盒子里邊，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別人。”

許倬云對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進行了回顧，認為20世紀見證了文化的崩潰，21世紀是否能夠伴隨若突破，還未可知。科學在給人類帶來了便利的同時，也播來了人類對自身定位的迷茫，世界正在經歷變化，也正在尋求破解。許倬云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成為追尋這一答案的有生力量，也應該承擔起重建世界文明的責任。

知識分子的責任

許倬云將專業研究、家國情懷與知識行動聯系在一起，知行合一，身體力行。

在知識分子這個話題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許倬云（2006）一篇名為“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的著名演講，該演講的時間是2006年。其中體現出深切的憂患意識，指出不論歐美還是中國，專家型的人才越來越多，但是真正能夠把專業跟社會、國家、世界發展的命運聯系起來的人越來越少。

許倬云提倡，學者，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者，不僅應該成為學術上的專家，更應該思考世界的命運、社會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命運與時代和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關。知識分子作為助推社會進步與變革的一大力量，對自身使命的反思將深切影響其知識實踐，并最終對世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命運產生影響。

治學成就

研究成果

許倬云一生離開不了先天殘障造成的種種病痛。也就在長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從未停止著述。可以說，他的書寫就是他的存在，顯示他生命意義的最真實的存在狀態。

許倬云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豐碩，這些成果在展示了許倬云對歷史進程的卓越理解的同時，也體現了他對當代社會的觀察和反思。他思考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中國國內，他還立足于全球視角來關注中國歷史的原貌和走向，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給史學界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以重要的參考和啟迪。

其他觀點

關于讀史觀

許倬云認為，讀歷史是學習，討論歷史則是觀察，讀史與論史是一體兩面。歷史是人生的延長與擴大，學史者，應當以追求智能為工作的遠程目標。雖然歷史總是讓我們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覺前一步的淺薄。但應當注意的是，一步一步走過的路程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才走到即已過去的腳印。

關于史學教學

許倬云認為，大學的歷史分科系教學不合理，因為史學專業主要學史學研究工作的基礎知識和研究方法，導致歷史論文是基本是給歷史學家閱讀的，而不是給普通人看的，導致歷史學與大眾割裂。實際上，歷史學與大眾高度關聯，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音樂，只是激發促進了內心的感受，而歷史是認識自己，加強對自我的認知。所以，歷史學應該為大眾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礎知識。出于該認識，許倬云撰寫了大量的大眾史學著作，希望把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提供一般人，了解社會大勢。

個人生活

健康

1930年，在美麗的鼓浪嶼，38歲的章舜英又為許鳳藻生了一對雙胞胎，這便是許倬云與弟弟許翼云。適逢戰亂時期，母親生了一場病，營養和健康欠佳，雙胞胎弟弟翼云是健康嬰孩，但不幸的是，許倬云一出生就是高度殘疾，手腳都是彎的，手掌內屈，足背向地，完全不能動。13歲才能拄拐走路。

1957年，在芝加哥大學留學讀書的5年期間，接受5次免費矯正手術。

2022年，許倬云已經91歲了，仍在執著地尋找解決方案，要和自己的身體作戰。10年前，動了兩場大手術，脊椎剩下四寸沒動，在那之后，不能低頭，不能彎腰，只能勉強站立，閱讀只能在電腦上進行。一年多前，他徹底癱瘓，站立也成為難事，只剩右手食指還能動。吃飯要靠太太孫曼麗喂食，寫作只能靠口述。

家族

無錫許家曾是富庶大族，乾隆從福建搬到無錫，代代都有讀書人。太平軍攻打江南時，許姓大宅被據為王府，家境開始一落千丈。到許鳳藻這一代時，家中義田只剩五六十畝，這在江南，已是小數字。那時，家中祖訓是：窮無矢志，富不癲狂。

參考資料：

成就貢獻

著述豐富

許倬云學貫中西，對中國上古史、文化史、社會史都比較精通，熟悉西方歷史及其理論與思想，擅長利用不同學科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歷史，尤其是考察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等領域著述頗豐，代表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等。其中“古代中國三部曲”（《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被學界視為典范之作；“中國文化三部曲”（《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為大眾史學經典作品，《萬古江河》還獲得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學者葛兆光評價《說中國》“打破了傳統王朝史敘事，以多元互動重構中國概念”，稱其為“具有范式意義的嘗試”；學者王泛森將許倬云稱為“跨越學科藩籬的典范”，并特別指出其《西周史》“將考古、文獻與理論結合，奠定了早期中國研究的里程碑”。其中，部分著作還被歷史學界、考古學界當做教科書使用，如《西周史》。此外，他還撰寫了眾多對當代人文社會的警示性論著，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對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提出看法與建議。其思考范圍不局限于中國，還立足于全球視角，來關注中國歷史的原貌與走向，為史學界，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參考與啟迪。2024年12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許倬云學術著作集》（六卷本），集成其最重要的學術代表作，包括《形塑中國》《水擊三千》《熔鑄華夏》《我者與他者》等。

發展通俗史學

許倬云早期作品皆是史學研究工作的專題論文，主要研究中國上古史，后逐漸在通史方向展開全盤思考。在發現傳統歷史學或教科書對歷史的介紹均以國家政府，皇帝的事跡以及國家政治制度層面的內容為主后，其開始著力于大眾史學，并通過淺近的語言，將復雜的歷史學術語言轉化為大眾易于理解的通俗語言，為普通人群帶去歷史知識、了解社會大勢。許倬云后期的史學著作，系統又通俗，話題觀照社會現實，其作品在中國大陸熱銷，推動了大陸史學寫作方式的改變，掀起了閱讀史學書籍的熱潮，為大陸史學的通俗化，作出了有效貢獻。

樹立研究范式

早在許倬云撰寫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時，便有意識的采用系統研究的方法，進行史學研究。其善于采用社會學的思考方式來解釋中國史及其與世界的關系，他提出“社會學可以提供史學學理理念，史學可以提供無數倍于現存社會的歷史社會”的理念，在人口、經濟及社會轉變的“都市化”等課題上，有著顯著應用。許倬云的社會史研究，在問題預設時，便會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四個方面聯系起來思考，這種系統研究社會史的方法，成為漢學界研究社會史問題的研究范式，同時，該方法還被擴展到其他史學問題的研究上。其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對史學的解釋取得的成就，為史學界諸多學者所認可，學者王晴佳、林聰標等均給出了高度評價。

人才培養

在擔任臺大歷史系主任期間，許倬云引入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訓練研究生、講師與創辦博士班，改革系務，成立了近代史組與藝術史組，對臺大歷史系作出重要貢獻。赴美教學后，其仍心系祖國，1990年至2000年間，其先后6次籌辦“浩然營”，為海峽兩岸培養了眾多學界、政界、媒體界等領域人才。

許倬云是南京大學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臺灣大學高研院的創辦者之一，是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和高研院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推動者，也是關心后學的知心前輩。2005年至2013年期間，許先生每學期都會來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工作2-3個月，參與高研院舉辦的午餐會、學術沙龍、學術會議，開辦各種學術講座，并與駐院學者逐一交談。不定期舉行學術交流活動，為海峽兩岸的交流作出了積極貢獻。

2005年，在許倬云倡導之下，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專門設立了“華英文化系列講座”。

2018年7月，應邀為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擬定了十六字院訓：“立志方面：修己安人（出自《論語》）；學習方面：學博明辨（出自《學庸》）；任事方面：體大慎微（若干典故合成）”。

其他貢獻

許倬云在擔任臺大歷史系主任期間，通過編選史學論文提要的方式，有力的推動了臺灣史研究。此外，在臺大任教期間，他還提倡口述歷史，曾組織對臺灣的一些重要人物進行訪問，整理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成果，推動了臺灣口述史的發展，其自身亦曾通過被采訪的方式，留下回憶錄、口述史，為口述史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除史學研究外，許倬云還積極參與中國臺灣的學術外交活動，以及中國臺灣的社會變革活動，有"中國臺灣改革開放的幕后推手"之稱。

主要作品

主要論著

中文論著

英文專著

代表文章

中文文章

英文文章

講座訪談

榮譽獎項

參考來源：

人物爭議

2010年1月，由許倬云口述、李懷宇撰寫的《許倬云談話錄》在桂林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出版，該書中提及許倬云跟李敖之間存在不愉快，稱李敖存在說謊、偷書變賣、背叛朋友等行為。同年，李敖以內容不實為由控告許倬云誹謗，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出民事損害賠償。2010年12月，臺北地檢署查詢過許倬云與出版社的往來文件后，認為許倬云在李敖提起訴訟前，已積極處理，避免讓該段內容散布于眾，沒有故意的犯意，決定不起訴許倬云，李敖不服，聲請再議。

2012年4月，臺北檢方就該案決定起訴。2013年12月2日，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許倬云賠償李敖新臺幣200萬元，并登報道歉。

人物語錄

“自己在幾十年里經歷了美國最為繁盛的輝煌，也看見美國正在日漸衰敗，這不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因為這個國土曾經承諾給我們許多可以發展的空間、發展的線索。這會兒，沒走完——甚至還沒開始走，就敗落了。這非常可惜，也非常令人難過。”

2009年，許倬云接受臺灣“中研院”的訪談：“母親和妻子，都是我生命中的隱身天使。反省八十之年，夠用是富，不求是貴，少病是壽，淡泊是福，知足是樂，有這種生活，夫復何求。”

許倬云在80歲時總結個人一生：“在時代巨變之中，殘疾之身軀，隨同父母，不斷遷徙。二十歲前，未嘗寧居。中年時，離臺來美，不覺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過。一轉眼，已是八十歲，眼看要終老異國。”

2023年2月，92歲的許倬云接受人物雜志的專訪：“個人是眾人之中的一個，眾人都完了的時候，你個人就站得住嗎？你能獨自避免災難嗎？“個人主義”不是對錯的問題，個人自尊要有，個人自守要有，但不是說，“我就是一切”。今天的個人主義，沒有婚姻，沒有子女，觀念中也沒有父母，個人愛怎么樣就怎么樣，這是叫人悲哀的地方。小秩序剩下到兩個人，兩個人是不穩定的，因為兩個人隨時有權走開。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過去，但是今天的世界交往這么密切。地球只有一個，未來只有一個。我不能說中國是唯一最好的傳統，但中國的傳統休戚相關、安危共享，人得到一分，就得回報一分關懷。”

“我是學歷史的，尤其是“大歷史”。“大歷史”不是解決個人問題，也不是解決一時的趨勢問題，是解決長程的變化問題。我對時代性的轉變，有特殊的敏感。同行里愿意或者能與大眾講話的人實在不多，所以我愿意承認這個責任。在世一天，愿意盡我之能，曠野呼喚，替中國人呼喚。喚醒許多的夢，喚醒許多的錯。只恨，螳臂當車，擋不住；精衛填海，填不滿。”

“談到對當下的世界憂心忡忡說，希望“大海嘯”不是核戰爭。如果是核戰爭，大家都拜拜，一起化作灰塵，回到宇宙里面。尤其我不希望中國首當其沖。中國大陸是我出生的地方，是從幼兒成長為青年的地方，臺灣是我成長的地方，也是開始進入社會的地方。美國是我發展事業的地方。視中國為世界不可糟蹋，也無法割舍的一片天地。中國安頓好了，可以穩定世界；中國做不好，世界先垮了1/4的話，全世界一起完了。”

“我的不幸（殘疾），變成我的幸運，因為我能專心念書。雅威給我這么些東西，我要用完它——為中國，為世界，為人類，我一條命沒關系。92歲的人給你們鞠躬了，請你們相信我的話是誠懇的，是打心底里面說出來的話。救自己就是救國家，就是救世界。”

“中國熬了幾千年，處處有關口，處處要從災難中站起來。眼面前就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關：中國擔起世界建設大任一半的重擔——我們不擔起也不行，擔起了就是一個大事！”

“長江比尼羅河、亞馬孫河、密西西比河都要好，相比歐洲的河流，河流覆蓋的地區更大了不知多少倍。世界上就這么一條了不起的江，連黃河都不如她。作為一個在江、湖邊長大，已經遠離長江數十年的老人，回想前塵種種，不禁感慨萬千。愿我夢中的長江，依然美好，永遠撫養長江流域的國人。”

人物評價

媒體評價

許倬云他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集中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中國上古史。許倬云為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許倬云在自身領域的卓越貢獻，也讓他成為當之無愧的華人榜樣。（中國新聞網評）

許倬云一生經歷諸多離亂，見證許多更迭，以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聞名于世，橫跨中西之間，畢生所想都是怎么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為世界文明提供解決方案。雖然擁有頂尖的學術成就，但他從來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學者。（《人物》雜志評）

許倬云就是那位寫出“中國三部曲”的著名歷史學家，而對橫跨新舊兩個時代、游移于東西方、游走在學術與大眾之間的許倬云知之甚少。與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學者不一樣，許倬云所關心的問題，和他探索問題的方向，與他的人生經歷和體驗渾然一體。（《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06版專題《許倬云——游走于學術與大眾之間》）

學者/機構評價

許倬云教授志向堅定，用自己的生命體驗與人生歷程書寫出了個大寫的“人”字，贏得了學術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廣泛尊重。許倬云對東南大學充滿厚愛，對國立東南大學的學子充滿了無限深情。許倬云教授應邀為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擬定了十六字的院訓，體現了先生與吳健雄先生夫婦深厚真摯的友誼，以及對吳院學子的殷切期盼。（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評）

倬云大兄在美國生活近六十年，對美國有深切的感情和體會。但是，自始至終他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原地區。多少著作中，顯示他最深的關懷是全體中國人的今天與未來。他八十七歲高齡時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簡體中文版名《中國文化的精神》），更可見他到晚年越來越認同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評）

許倬云先生是當今文明社會的一個頭腦，在中國新文化運動這一百多年來的知識傳統中，他是承前啟后的中間鏈條，是健在的華人社會知識界的一個代表人物。正因為他的思考個性太鮮明，才有點像老子在《道德經》里面說的，“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如果說許先生的《萬古江河》還是帶有專業色彩，有很多工筆、專題式的論述，那么《經緯華夏》則完全放開了，是一種“大寫意”，完全是一個自由揮灑的狀態。（詩人、學者余世存評）

而作為李濟、董作賓等近代史學大師的弟子，曾撰寫出《西周史》等名作的許倬云，自然有著與西方學者不同的視野。這種獨特的歷史敘事視野，也就使作者的觀點顯得“不落臼”。（深圳市第三高級中學校長嚴杰夫評）

許悼云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從前現代走來，身處現代文明的漩渦，又窺見了許多后現代的問題這位世紀老人的警世恒言，處處散發著思想的輝光和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評）

他的研究特點和貢獻，在于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特別是社會學的研究取徑，重視考察社會更層面之間的聯系以求獲得一種比較整體的認識，與史料學派那種零敲碎打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對照。（王晴佳評）

1949年以后的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承接了先前中國大陸的新史學傳統，許倬云在此基礎上又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歷史學，從而使歷史學界自1980年代后便逐步接受并充分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甘懷真評）

許倬云史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是超越了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許倬云的博士論文《中國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便首次將統計學的方法引入史學研究之中，開風氣之先。（“中研院”院士、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臧振華評）

相交相知六十年的史學大家許倬云大兄，一生離開不了先天殘障造成的種種病痛。也就在長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從未停止著述。可以說，他的書寫就是他的存在，顯示他生命意義的最真實的存在狀態。（金耀基評）

江南世家的講古聲里，他是舊日風雅的親歷者；史語所浮海遷臺后，他是第一代薪火的傳承者；大洋彼岸的海風中，他是中華文明“萬古江河”的探索者。他注重大歷史、大脈絡，獨得體系網絡、他者視角；他精于“說歷史”、“觀世變”，滿是憂患意識、家國情懷。他不便于行，卻在學術上從未止步；他研究中國，恒以全球性審視文明。他主張：“我們要想辦法，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他呼吁：“要有一個遠見，超越你未見。”專史易作，通儒難求。致敬“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特別貢獻獎”獲得者——許倬云先生。（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頒獎詞）

江南世家的講古聲里，他是舊日風雅的親歷者；史語所浮海遷臺后，他是第一代薪火的傳承者；大洋彼岸的海風中，他是中華文明“萬古江河”的探索者。他注重大歷史、大脈絡，獨得體系網絡、他者視角；他精于“說歷史”、“觀世變”，滿是憂患意識、家國情懷。他不便于行，卻在學術上從未止步；他研究中國，恒以全球性審視文明。他主張：“我們要想辦法，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他呼吁：“要有一個遠見，超越你未見。”專史易作，通儒難求。（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特別貢獻獎頒獎詞）

作品評價

《萬古江河》是中國大歷史的書寫，也是中國文明史的書寫，沒有貫穿古今、匯通中外的史才史識，必難落筆。此書無疑是史學家許倬云的“一家之言”。（金耀基評）

如果說許先生的《萬古江河》還是帶有專業色彩，有很多工筆、專題式的論述，那么《經緯華夏》則完全放開了，是一種“大寫意”，完全是一個自由揮灑的狀態：書的前部建立在考古學的材料上論證他的猜想；中部建立在朝代、中國文化的變遷之上；到后來，他又用很大一部分精力談近代中國。真是大開大合。這不僅跟他的學術素養、學術儲備有關，里面更有他個人的關懷，有他的關注點和性情所在，完全是一位93歲的老人的 “托付之作”。（余世存評）

“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圍繞著這一發端，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以九十高齡八易其稿，結撰出這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經緯華夏》。作者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的觀看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澎湃新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