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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731部隊全稱“‘滿洲’第731部隊”，是日本于1936年6月25日成立，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凈化”為名，專門從事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部隊，隸屬于關東軍，其前身是細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別稱“加茂部隊”、“奈良部隊”、“東鄉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總部”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走向軍國主義，企圖稱霸亞洲、爭霸世界，對于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的需求也更加迫切。1932年，日本陸軍省相繼批準在陸軍軍校設立細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石井四郎作為主要成員開始研究生化武器。次年研究機構整體遷移至哈爾濱市，并在中國黑龍江省五常市背蔭河鎮秘密設立了細菌實驗場，對內稱“加茂部隊”。1936年6月25日，日本昭和天皇批準設立關東軍防疫部，細菌戰部隊正式成為日本國家的在編部隊，開始攻擊型細菌炸彈的研究。1939年，加茂部隊搬入平房區特別軍事區，開始大規模研制“宇治型”細菌炸彈，隨后相繼在諾門坎戰役、浙江寧波、衢州市、金華市等地實施細菌戰，并導致衢[qú]州鼠疫流行。1940年，關東軍防疫部更名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又于1941年8月正式改名為“‘滿洲’731部隊”。1941年及1942年間，731部隊分別對湖南省常德市、浙江金華、衢州、玉山縣、玉山縣等空投鼠疫、赤痢、霍亂等病菌，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與此同時，在731部隊直接參與和指導下，日本共建立了63支細菌戰機構，覆蓋中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以防疫給水為名準備并實施了大范圍的細菌戰。1945年，日本戰敗，731部隊核心成員潛逃回日本，僅12名支隊成員被捕。1949年，蘇聯伯力軍事法庭上宣判731部隊支隊成員15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731部隊從最初建立的不到1000人，到最后3000人的編制，在組織結構上包含細菌研究、細菌試驗、防疫給水、細菌生產在內的八個部、四個支隊和一個大連衛生研究所。731部隊的產生、惡性膨脹及其活動，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侵略政策產物，其進行的細菌研究和細菌戰活動，以及人體試驗、活體解剖等行為已經完全背離了科學研究的規定和人類文明的準則，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承認731部隊存在違反“海牙公約”，而日本學者森村誠一則將731部隊形容為惡魔部隊。

關于731部隊實施的“特別輸送”行為的具體受害人數尚存在一定爭議，但現存的大量相關遺址和文獻都清晰的記錄了其罪證。1945年8月，731部隊敗逃之際炸毀了大部分建筑，形成了目前的30余處殘跡遺址。1982年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開始在遺址處建造，并于1985年8月15日正式對外開放。近年來，記載了731部隊具體罪證的文獻陸續對外公布，2021年8月，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相繼公布了731部隊的相關筆供和秘密文件。2023年9月18日，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公開最新發現的重要史料：侵華日軍軍醫將校名簿，為731部隊的罪行揭露提供了關鍵證據。2024年5月，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面向社會公開了一份研究發現的共69頁檔案資料——《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完整記錄了52人“姓名”“兵種”等信息，清晰還原了登記者從進入731部隊開始參與的犯罪活動，并證明日本侵華化學戰和細菌戰之間有人員調轉。

名稱

1932年至1934年間，“731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班”，對內的秘密稱呼是“加茂部隊”或“東鄉部隊”。“加茂部隊”的名稱源于731部隊的締造者石井四郎的家鄉日本千葉縣千代田村加茂地區的名稱。“東鄉部隊”名稱源于石井四郎曾用過“東鄉春一”（一說“東鄉肇”）的化名。1935年后，“731部隊”對外先后為“關東軍防疫部”和“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秘密匿稱則為“石井部隊”“‘滿洲’第731部隊”等。1940年，這支部隊的本部和各支部又統稱為“‘滿洲’第659部隊”。1940年至1942年期間，731部隊向中國華中地區派出由總務部庶務課主任飯田奈良組織的細菌戰遠征隊，因此731部隊又有“奈良部隊”一名。1941年，關東軍總司令下令全軍所有部隊及機關都以番號命名，這支部隊才正式得名為第731部隊。

形成背景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就已經開始了細菌戰的準備活動，并對此作過設想和計劃。1918年后，日本參謀本部下令陸軍省醫務局開始研究細菌武器。但后來曾一度中斷。在731部隊設立之前，日本大本營的軍部曾要東京科學研究局研制出一種或多種為人力所無法抗拒的秘密殺人武器，后因限期內沒有完成任務，計劃最終失敗。

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為擺脫由經濟危機引發的國內矛盾，日本內閣和軍部制訂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對外國策。鑒于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的現狀，日本軍部開始思考開發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走向軍國主義，并很快成為世界大戰亞洲戰爭策源地，企圖通過戰爭侵占中國，并“北進”擊潰蘇聯，“南進”打敗英美，以稱霸亞洲、爭霸世界，這樣一個過程中，日本軍國主義對新武器的渴求更加緊迫。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生產力遠落后于歐美國家，而且極端缺乏戰爭所必需的戰略物資。日本軍部遂提出以總力戰的體制，建設高度防化國家，即通過科學家協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強日本的戰力。

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化學武器造成了巨大的傷亡，世界各國，包括日本，早在1925年6月便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和生化武器。但曾看到納粹德國進行細菌武器研究情報的日本軍醫少校石井四郎，深感日本沒有細菌武器是“國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別是當他了解到14世紀中葉，歐洲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災害使各國統治者至今心有余悸時，更增加了對鼠疫桿菌研究的興趣，認為被各國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應該單獨研究并僅有的一種武器。因此，石井四郎以細菌戰可以解決戰爭中的人力和武器資源不足的困難，極力鼓吹準備細菌戰的必要性，并認為創建細菌戰部隊刻不容緩。石井四郎的主張很快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贊賞和日本陸軍省軍務局課長永田鐵山大佐的推薦，以及日軍參謀本部戰略部第一課課長鈴木大佐和隆二等人的支持。

發展歷程

細菌研究室

1932年7月5日，日本陸軍省頒布陸滿普受第3575號文件，允許石井四郎在陸軍軍醫學校中設立了“細菌研究室”，來自京都和東京大學的一批醫學專家組成了細菌研究室的核心人員，在石井四郎的帶領下，開始研究生化武器。1932年12月，依據陸滿普第2635號文件，日本陸軍投入經費208989日元，將“細菌研究室”擴建成為“防疫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在細菌研究室的基礎上，增設了研究室、辦公室、變電室、倉庫及用于細菌研究與細菌生產的小型木結構的動物飼養室。防疫研究室的核心成員的研究內容主要為生物學和細菌學，涉獵格特內桿菌、傷寒菌、副傷寒菌及霍亂菌的專項研究。

加茂部隊

九一八事變后，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了偽政權“滿洲國”，此時日本的細菌戰研究也進入到大規模試驗階段。為了得到大量且能夠任意處置的試驗材料，1933年至8月，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遷移至哈爾濱市，并在中國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鎮秘密設立了細菌實驗場，化名為“加茂部隊”。因是一位名叫中馬的日軍大尉管理此試驗場，所以此地別稱為“中馬城”。“中馬城”占地600平方米，內設有監獄，研究室，焚尸爐、火藥庫、辦公室，兵營，倉庫，駐車場等設施。周圍有三米多高的圍墻，墻頂架設兩道鐵絲網，其中一道為高壓電網。圍墻四角各有一座堅炮樓，墻外兩米半寬的護城壕。中馬城的正門朝北，通過門前的懸索橋進入，由兩名日本兵持槍把守。

1933年8月，“中馬城”發生暴動，30多人越獄，他們投奔抗日聯軍后，揭露了“中馬城”的罪行。但日軍心存僥幸，仍在這里繼續進行實驗。1934年夏，“中馬城”的武器彈藥庫突然爆炸，石井四郎以“失火”為由，正式決定將“中馬城”轉移。原在“中馬城”的日軍撤回到加茂部隊本部“南棟”，即南崗區宣化街與文廟街一帶，在日本陸軍醫院的南院。加茂部隊以日本陸軍醫院作掩護，對外宣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以生產濾水器為招牌，秘密進行著細菌研究活動。

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功晉升為陸軍軍醫中佐。次年，加茂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選址，意圖建立更大規模的細菌戰基地。1936年6月25日，日本昭和天皇批準設立關東軍防疫部，表明細菌戰部隊正式成為日本國家的在編部隊，因此這一天成為了731部隊的創設紀念日。

入駐特別軍事區

1938年6月，加茂部隊除第三部和診療部留在南棟外，其余幾部開始從南棟向平房區遷移。6月30日，關東軍司法部發布了《關于在平房附近設立特別軍事區域》的第1539號命令。平房區120平方公里劃為特別軍事區，分為甲號區域和乙號區域，由平房鎮、日本空軍8372部隊、731部隊營區等軍事基地及周邊區域構成，所在地居民被強制遷移或限制出入特別軍事區域。1939年，“加茂部隊”正式移駐距哈爾濱市平房地區的特別軍事區域。

平房鎮主要建筑物有70余座，中心建筑為本部辦公大樓和四方樓細菌實驗室，其余還有特設監獄、鐵路、機場等設施，核心區域面積約6.1平方公里。甲號區域為特別控制的“無人區”，地段包括731部隊周圍5公里左右地域；乙號區域為一般控制區，為甲號地段以外的115平方公里的區域。哈爾濱市公署設立了平房區特別地區事務所、平房特別地區日滿協和會、平房警察駐在所。哈爾濱憲兵隊派出了平房特別地區日滿隊駐守平房地區，加強了細菌研究基地的保密性。為加強對特別軍事地區的管制，本部外建有高2米、長5公里的圍墻，墻體設有高壓電網，墻外設防護溝；特別地區邊界外1.5千米處各交通路口均有軍用地界碑，未經批準不得進入其區域。

為加強對特別軍事區域的管制，平房特別軍事區域內的居民，凡年滿16歲的，必須領有偽香坊警察署頒發的“居住證明書”，才準予入內。由于731部隊規模龐大，2000多名中國勞工被雇在此工作，勞工出入特別軍事區，必須隨時攜帶“勞務身份證明書”，以便隨時接受軍、警、憲、特的檢查。

1939年諾門罕戰役中的細菌戰

1939年5月，關東軍、“偽滿國軍”在諾門罕一帶發動對蘇蒙軍的對戰。這場由日本關東軍策劃的“邊境糾紛”很快升級為大兵團作戰。為了占據戰爭的主動權，關東軍司令部擬訂了731部隊參戰的三個方案：一是向蒙蘇蒙軍陣地發射裝有感染炭疽桿菌彈丸的炮彈；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空投石井式土陶細菌炸彈；三是派出“敢死隊”往哈拉哈河里投撒細菌和毒品。

由于當時731部隊對鼠疫桿菌、炭菌能否達到傳染的目的還不確定，但對霍亂菌、傷寒菌和志賀氏菌屬的傳染途徑很確定，所以，石井四郎建議以霍亂、腸傷寒菌和赤痢菌為投撒重點。731部隊的兵要地志班對諾門罕附近的地質地貌情況進行詳盡調查，形成了《諾門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勢及地質（道路、河川、湖沼、濕地）》調查報告書，詳盡分析了諾門坎戰役附近、囊括烏爾遜河、哈爾哈河、克魯倫河、貝爾湖等湖沼濕地的地勢地質情況，繪制了精密的謀略示意圖，并在地圖上標出可供細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飲用水源。最后經關東軍諾門罕前線指揮官小松原道太郎對戰爭形勢的考量，決定在日軍敗退的時候實施生化武器，并確定使用了方案三。為此，石井四郎抽出200名從事細菌戰的人員，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名義參戰，同時，又以第二部為主，組成了以常重為隊長的敢死隊。

1939年7月12日，敢死隊背負著特殊器材，潛入到哈拉哈河旁的松林中，隱蔽在草叢里。當他們把充氣船充好氣，搬上菌液瓶、鐵水桶、長柄勺等物品后，快速駛向河中心，并投撒下約22.5公斤的霍亂、傷寒、赤痢和鼻疽菌溶液，投撒完成后，兩名軍官還提取了水樣，測試了水溫和流速，并作了試驗記錄和拍照。?7月13日午后，日軍部隊及偽滿國軍的部隊開始使用經過石井濾水器濾過的水。但此次細菌戰并未如日軍所愿，反而自食其果。日軍中有1340人感染了傷寒病、赤痢病、霍亂病，而調查結果證明，病源來自于他們自己投撒的細菌，不僅如此，此次細菌戰還造成了關東軍內疫病流行。盡管日本在諾門坎戰役中大敗，但石井四郎和防疫給水部卻受到日本軍方的表彰，并獲得了四級金鵄勛章和陸軍技術有功獎。

“滿洲”第731部隊

1940年8月1日，關東軍防疫部正式變更代號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下設八個部，只有第三部設有濾水器工廠和細菌彈殼制造廠，開展一部分“防疫給水”業務研究，其余各部門均以“防疫給水”之名，準備實施細菌戰及人體試驗。1941年，關東軍總司令下令全軍所有部隊及機關都以番號命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變更代號為“‘滿洲’第731部隊”。隨著731部隊主體機構設施和規模的日益完備，機構研究內容也逐漸成熟，731部隊細菌戰機構體系至此形成并確立下來。

1941年8月，石井部隊和各支部統稱為“‘滿洲’第659部隊”，位于平房的本部稱為“‘滿洲’第731部隊”，牡丹江市支部稱為“‘滿洲’643部隊”，孫吳支部稱為“‘滿洲’第673部隊”，林口支部稱為“‘滿洲’第162部隊”，海拉爾區支部稱為“‘滿洲’第543部隊”，大連衛生研究所稱“‘滿洲’第319部隊”。

1940至1942年發動的細菌戰

1940年吉林農安細菌戰和農安大賚細菌戰

1940年6月初，731部隊先后在吉林農安和農安大實施細菌戰。6月中旬，農安縣城發生鼠疫，造成三分之一的住民向外逃亡。同期，農安大安市18戶家庭發生，鼠疫患者有22人，其中16人死亡。次月，大賚城區開始發生鼠疫，54名患者全部死亡。

1940年浙江細菌戰

1940年7月，根據“關東軍作戰命令丙字第659號”命令，臨時成立由1名將校官和39名下士官組成了第一批遠征隊，以“奈良部隊”為名，在石井四郎的親自帶領下，前往浙江寧波地區實施細菌作戰。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日軍曾六次從空中向寧波市開明街及附近的河流和蓄水池投放了70公斤傷寒菌、50公斤霍亂菌以及5公斤染有鼠疫功的跳蚤。10天之后，731部隊又組織了一百余名醫務、攝影人員，去往寧波疫區，換上中國服裝，喬裝成醫務人員，給中國的疾病患者診療，并發給藥品。到達疫區后，731的人員到河川、水井等地方取樣并觀察村莊，進行細菌污染程度的調查。他們還在細菌實驗地捕來包括婦女在內的二三十名中國人，進行身體檢查，分析細菌對他們的影響程度。但日本的這場陰謀隨即被識破，并被公諸于眾。在中國人民強烈的譴責之下，731部隊的檢疫班人員匆忙地返回了哈爾濱市平房。

1940年10月4日，日軍在衢州縣用同樣的手段，撒布混有跳蚤的麥粒、粟子等物。經過檢驗，投放的跳蚤確系“人鼠共同蚤”。在日軍投下麥粟物的38天后，該地陸續發生鼠疫，22人不治而亡。次年，衢州市的鼠疫波及到義烏市，直至1943年，鼠疫仍在衢州周邊地區流行。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親自指揮下，日軍再次在寧波縣上空撒下帶有鼠疫桿菌的麥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該地發現了第一個鼠疫患者，接著陸續發生了鼠疫，99個感染鼠疫的患者，僅2人存活。

1940年11月26、27日，日軍先后兩次在金華市鼠疫菌，致使金華及附近的東陽市、義烏、蘭溪市等縣均有鼠疫蔓延，造成438人染病，361人死亡；同12月10日，日軍又在上虞區散布鼠疫菌性的細粒；同年12月19日，四架日機在湯溪縣投下鼠疫菌。

1941年湖南常德、浙江細菌戰

1941年春，731部隊遵照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的“破壞中國軍隊占領的重要樞紐城市常德市以及沿鐵路交通線地區”的命令，派出由第二部隊長太田澄大佐率領、共計100人的第二批遠征隊，在常德一帶以空投的方式，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桿菌的跳蚤，引起該地區鼠疫的發生，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11月4日，日軍又在常德市區投下帶有鼠疫桿菌的棉絮、破布、谷麥等物。8天后，出現了第一個鼠疫患者，入院36小時后死亡。接著，鼠疫開始在市區蔓延，波行到市郊及桃源、豐縣等地，僅石公橋鎮就有80多人因鼠疫而死。1941年11月至1945年底止，常德市因鼠疫受害死亡人數達7643人。

1941年4月21日，日軍又在浙江省新登空投下白色絮狀物。這一年，新登的細菌災難波及溫州市，溫州幾乎每時都有人死亡，整個城市陷入極度的細菌恐怖之中。同年12月19日，日本又在諸暨市散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網狀物和棉花等物。

1942年浙贛鐵路的細菌戰

1942年5月，浙贛會戰打響，日軍在占領金華市、衢州市、玉山縣、廣豐區、麗水市等地后，奉司令部令，要對浙贛鐵路沿線的三個機場進行破壞。為了使被破壞的機場無法復建，日軍大本營命令731部隊以“浙贛行動”為名，進行細菌戰。1942年8月，731部隊與南京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榮”字第1644部隊，將盛有炭疽桿菌、副傷寒菌和鼠疫桿菌等約130公斤的細菌瓶子，利用空投與地面投放兩種方式，在玉山、金華、浦江縣等城市投放。據資料記載，浙江省地區日本細菌戰霍亂受害者共1006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傷寒、副傷寒受害者共2174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痢疾受害者共514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炭疽病受害者共264人；云和縣日本細菌戰受害者共766人；義烏市日本細菌戰受害者共1131人。1998年至2000年，衢州市開展專項調查，認定5294人死于日本細菌戰，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人死于霍亂，2272人死于傷寒與副傷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細菌戰受害者中有男性3748名、女性1546名，其中10歲以下兒童871名，死亡年齡最大的83歲，年齡最小的僅3個月。

731部隊潰逃

1942年4月，731部隊憲兵室在勞工組織中成立“協同防諜班”。1943年12月，平房特別軍事區城事務所擴大，平房警察駐在所成立，平房憲兵分遣隊改稱為派遣隊，歸哈爾濱市憲兵隊直接領導，731部隊憲兵室也歸哈爾濱憲兵隊直接領導。1944年8月，平房附近的正黃旗四屯發生鼠疫；同年秋，平房特別軍事區域成立了“協防班”。

1945年，隨著日本軍隊在亞洲及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潰敗，石井四郎意識到日本大勢已去，因此在年初即制定了731部隊留守人員名單。為了掩蓋其罪行，731部隊在潰逃前將關押在特設監獄中的最后一批未被試驗者先用毒氣殺死，后用火焚燒尸體；來不及燒毀的尸體，則全部秘密投入到松花江中。然后又將所有設施炸毀，重要的物資和核心資料則被帶回了日本。

接受審判

1945年8月8日，根據波茨坦公告，蘇聯正式對日宣戰，交戰后，蘇方俘獲了12名逃亡的731部隊支隊隊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美國以豁免731部隊成員戰爭責任為條件，秘密問訊了731部隊主要成員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得到了731部隊有關人體試驗、細菌試驗、毒氣試驗、細菌戰等方面的數據資料。在美國的掩蓋之下，731部隊的核心成員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1949年，在蘇聯政府組織的伯力軍事法庭上，審判了以山田乙三為首的原關東軍戰犯，其中包括侵華日軍第731部隊隊員生產部部長川島清、細菌生產班班長柄澤十三夫、孫吳支隊隊長西俊英及牡丹江市支隊隊長尾上正男等人。山田乙三、川島清被判處有期徒刑25年，柄澤十三夫、西俊英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至20年。

主要罪行

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成立后，防疫研究室擔負著細菌試驗、預防免疫、防疫給水的研究任務。加茂部隊時，主要負責人體細菌試驗和毒氣試驗。731部隊成立后，主要負責進攻型細菌武器、防御型細菌的研究。

動植物試驗

731部隊以動物和昆蟲為對象，研究和制造傳染病菌和尋求傳染病的傳播途徑。

731部隊中，負責動物實驗的石井特別飼養班飼養著牛、馬、駱駝、豬、羊、狗、雞、猴、江豬和各種鼠類等十幾種動物，總量達上千只。這些動物，有的從各地運來，如白鼠就是從日本專程運來的。由于白鼠供不應求，731部隊便極力從中國東北各種鼠中尋找白鼠的替代鼠種。當他們通過研究得知黃鼠是一種有效的傳染細菌的動物以后，一面出動大批人馬進行捕捉，一面組織專業人員進行大力繁殖。除731部隊本部外，孫吳支隊、海拉爾區支隊和林口支隊也飼養了包括鼠、江豬、兔、狗等各種動物。

731部隊中負責昆蟲研究的田中昆蟲研究班位于四方樓三層的東側，是專門專門研究和培殖跳蚤、蟣子、臭蟲、蒼蠅、蚊子等昆蟲動物的地方。這里飼養的紅眼老鼠可繁殖出數致以萬計的跳蚤。為了保密，日本人把跳蚤叫做“粟子”，虱子叫做“穗子”，老鼠叫做“餅子”。昆蟲飼養舍的西邊有一座很深的水池，盛放細菌研究所排放的有毒廢水，通過水池，再流往新五屯旁邊的水溝。

老鼠既能培殖用于傳染鼠疫的跳蚤，又可作細菌實驗的試驗對象，同時，它的血還能培養細菌。因此，731部隊及其各支隊都把培殖鼠類當成主要工作。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對蘇的侵略戰，日本參謀總長要求731部隊在三個月內必須完成200公斤跳蚤的繁殖任務，而當時731部隊及各支隊3個月的生產能力只有出45斤（約1億4千5百萬只），為完成任務，731部隊加大了對跳蚤宿主黃鼠、土拔鼠和灰耗子的繁殖。1945年5月后，隨著戰勢升級，日軍參謀本部要求731部隊在短期內生產1至2噸跳蚤，731部隊再次加大了對鼠類培育。為解決鼠類不足的問題，關東軍還把飼養老鼠納入備戰計劃，731部隊也在成立了專業捕鼠隊；另一方面，731部隊還通過偽平房區事務所，向“平房特別軍事區域”內的居民索征黃鼠，每月每戶必須上繳5只黃鼠；又向偽滿洲國興農部提出索要黃鼠計劃，要求本年捕捉活黃鼠30萬只。據原642支隊長尾上正男供述，該支隊在1945年上半年共捕鼠7000只。據榊原秀夫供述，從1945年4年至同年7月，林口支隊送往731部隊的黃鼠共計26000只。

馬既是細菌試驗對象，也為731部隊制造菌苗、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和血清提供血源。當飼養的馬膘肥體壯時，實驗員就會從馬的動脈血管抽取大量的血。為了獲取大量的血，實驗人員還會在抽血前讓馬激烈地運動，然后使用抽血泵，僅需幾分鐘，就能將馬身上的血幾乎抽光。七三一部隊人員還在其他動物，如灰小家鼠的身上抽血，以檢驗鼠疫桿菌的效用。

除動物試驗外，731部隊還從事植物病毒研究。在731部隊的實驗農場里，種植了麥、黍、豆和胡蘿卜、白菜、草等作物，一方面，是供應動物班使用，另一方面，是用烏米實驗“黑穗病”的傳染。

在動植物的試驗基礎上，731部隊生產的細菌包括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病、梅毒等至少29種細菌戰劑，其中又對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進行精確研究和大量繁殖。據原731部隊第四部生產部部長川島清供述，731部隊僅第四部一個月就能生產出鼠疫桿菌300公斤、傷寒菌800-900公斤、霍亂菌1000公斤。1937年至1942年間，731部隊至少生產了1700枚細菌炸彈。

人體試驗

731部隊實施的人體試驗大約有40多種，包括細菌傳染試驗、凍傷試驗、毒氣試驗、解剖試驗等。據731部隊第一部長川島清在伯力審判時供述，從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體試驗材料。

731部隊對活人進行僅細菌傳染實驗就有四五種，常用的有細菌注射、口腔灌菌、皮下植入三種實驗，并對這三種方法進行對比試驗。他們將15名被試驗者分成三組，分別用三種方法注入0.1、0.2、0.3克細菌，然后觀察被試驗者的反應，發現注射法產生的效果最為明顯。

凍傷試驗是731部隊為研究、解決高寒地區作戰的凍傷治療問題而進行的實驗。最初，凍傷試驗只在冬季進行，日軍在哈爾濱市冬季最寒冷的時候，將被實驗者捆綁在室外，任其自然發生凍傷。為了一年四季都能進行凍傷試驗，731部隊專門建了一座凍傷實驗室。

毒氣試驗是專門研究毒氣對人的殺傷效果的試驗，由731部隊的毒氣試驗與齊齊哈爾市的516毒氣部隊共同合作完成。用來進行毒氣試驗的被實驗者大多是經歷過凍傷試驗的人。毒氣實驗室在一大一小兩間屋子里完成，兩間屋子用毒氣管道連接起來，在大實驗室產生的毒氣通過毒氣管道輸送到被實驗者所在的小實驗室，實驗者透過玻璃窗在室外進行觀察，隨時記錄下被實驗者的狀態。

解剖試驗是將被實驗者固定在解剖臺后，趁其清醒或已昏迷的時候進行解剖。被實驗者通常之前還經歷過各種細菌試驗，最后在解剖室被解剖，其內臟被制作成各種標本，沒有價值的軀體則被投入到731部隊專門用來焚燒被實驗者尸體的焚尸爐。

除此之外，731部隊還進行人血和馬血換用試驗，即他們將馬血注入人的動脈血管里又把人血注入馬體內，觀察其血液的變化；真空環境的試驗，即將被試驗者塞進密封的實驗室內，用真空泵將實驗室內的空氣抽凈，使被試驗者窒息而死；人體倒掛試驗，即將被實驗者頭在下腳在上的倒掛著吊起來使其受折磨。移植手術試驗，即有時將手、腳互換接肢，有時將直腸直接連在胃上，有時將肝、脾、胃摘除；梅毒傳染試驗；武器性能試驗，即被試驗者押入坦克內，用火焰噴射器對著坦克噴射，觀察其在什么程度可以燒死，有時用步槍或手槍對著排列成一縱隊的數名被試驗者，發射帶毒的子彈，看一槍能穿透幾個人體;有時運用試制的“手槍”“手式”小型生化武器，對活人進行試驗，觀察這類武器的效能。

731部隊不僅用“細菌武器”殘殺獄中的人，而且還把實驗范圍擴大到中國普通百姓身上。1940年9月，第四部今野信次技師指揮筱冢良雄等3名工作人員，將鼠疫桿菌配制成注射劑，以預防注射為名，通過醫務室，將鼠疫菌液注射到居住在731部隊附近的中國人身上，被注射的人因此被傳染，并有2人死亡。除此之外，日本憲兵對逮捕的鄂溫克族自治旗輝索木的牧民注射了菌液，并強迫他們吃下含有細菌的面包和奶茶，然后將其釋放，最后，牧民在高燒、上吐下瀉兩三天后身亡，又導致了輝索木瘟疫的爆發，240余人死亡。731部隊在海拉爾一帶時，還曾把活人綁在大柱子上，從空中投下細菌炸彈，把人殺死。北野政次為了從病原體不明的“虎林熱”和“孫吳熱”中，提取出新病原體，以研制出新的“生化武器”，還在人與猿之間做活體試驗。

1989年7月22日，位于東京新宿的日本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現國立感染癥研究所）建筑工地發現大量人骨。施工現場是原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所在地，侵華日軍731部隊大本營被認為就設在該校內。此后，人骨問題調查協會于1990年成立，多年來就人骨問題真相和日本厚生勞動省進行交涉，旨在查明這些人骨的真實身份，將遺骸返還死者家屬。協會現任代表川村一之原為新宿區議員。川村表示，經過長達30多年的交涉，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厚生勞動省向該協會陸續公開了針對原陸軍軍醫學校相關人士進行的調查記錄。川村指出，根據調查記錄，“新宿發現的人骨是經過人為加工的尸體標本”，其中一部分尸體曾被裝在鐵桶和木箱里，從中國哈爾濱網運到日本陸軍軍醫學校。川村同時介紹說，原陸軍軍醫學校高級官員小西公三曾向其講述，侵華日軍將戰死的中國士兵的人頭帶回軍醫學校作為標本使用，這與厚生勞動省此次公布的調查記錄一致。根據上述調查記錄和收集的證言，人骨問題調查協會認為，在原日本陸軍軍醫學校舊址發現的人骨與侵華日軍731部隊有關聯。

野外試驗

731部隊在準備生物、化學戰的過程中，還不斷進行野外實驗，檢驗各類細菌、病毒、毒藥以及化學毒氣武器的效能。為了進行野外實驗，731部隊在東北地區各地設立了各種實驗場，如城子溝實驗場、安達實驗場、佳木斯實驗場、陶賴昭實驗場等。在實驗場中，既使用傷害人體的各種細菌、病毒，又施放對牧畜傳染的各類細菌，同時還兼用各種類型的毒氣。

在城子溝實驗場中心，豎立的幾十米高木架子的頂端插上了一面作為目標的紅旗，731部隊從城子溝上空約200一300米的高度，對準插紅旗的地方連續投放幾顆帶有炭疽桿菌的炸彈，以檢查實驗的效果，記錄有關數據。城子溝不僅是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場，而且還是毒瓦斯實驗場，日軍把各種動物趕進實驗場，用飛機投扔毒氣彈，對毒死的動物就地解剖，把內臟器官帶回部隊研究，尸體就地焚燒。除動物外，人也是實驗城的實驗對象之一。1945年夏，731部隊食堂的10名伙夫被帶到城子溝，教育部教官田中少校發給每人一條白色毛巾，澆上尿，捂在嘴上，外邊再罩上防毒面具。毒氣投下后，10名伙夫又被送回部隊，第二天，日本軍醫為他們檢查身體，通過他們的反應，既檢驗毒氣彈的效能，又檢驗防毒面罩的功效。而送進毒氣實驗場的更多的是凍傷試驗和血清試驗幸存者。

安達特別實驗場主要進行細菌炸彈的試驗。為了保密，實驗場四周拉上鐵刺線，設置崗哨，不準中國村民靠近。1943年以后，每當機場的十幾米高的旗桿上升起紅白色的風向筒時，就表明日軍即將進行試驗。安達特別實驗場還曾用馬進行了4次試驗，每次10匹馬，試驗后，日軍將死馬埋進已挖好的坑內，有時也會將其尸體帶回解剖，以檢驗試驗效果。1944年冬，731部隊隊員把五六名戴著手鐐腳鐐的人倒背雙手綁在間隔20公尺距離的木樁上，飛機從低空向目標投擲炭疽病彈，炸彈爆炸后，使人感染肺炭疽或皮膚炭疽；然后將被試驗者運回實驗室，檢查感染發病情況；最后，以“治療”為由，將他們殘酷殺害，尸體供病理解剖之用。

陶賴昭鎮實驗場曾進行過兩次試驗。日軍把30名反滿抗日人員綁在圓型木樁上，實驗人員退至800米之外的觀察點。試驗開始后，飛機在約500米的高空投下裝有炭疽干菌的炸彈。炸彈爆炸后，被試驗者迅速被運回731部隊本部，另一批日軍則在現場收集散在各處的細菌彈片，并裝瓶標注，運回平房。第二天，同樣的試驗再次進行。通過這次試驗，負責干燥菌生產的三谷班發現，在炸彈爆炸的高溫下，炭疽病干菌并沒有完全殺死，從染菌的彈片上又能培養出新的菌株。而30多名被試驗者，在感染炭疽桿菌后，陸續死亡。

鼠疫桿菌用于細菌戰是731部隊的主要研究課題，為此，他們多次在野外進行跳蚤指數的調查實驗。731部隊經常以防疫為名，派出人員到鼠疫源地或到正在發生鼠疫的現場去進行對比性的調查。其次是通過撒布方法確定跳蚤指數，1944年7月，日軍封鎖了瓦盆窯的一片良田，731部隊在這里把無菌蚤裝入特制的土陶炸彈體內，利用飛機投擲，炸彈爆炸，進行跳蚤撒布，以分析細菌炸彈爆炸后跳蚤分布的指數情況及其效能。

731部隊還在野外進行壞疽菌的炮彈試驗。1942年，731部隊第二部隊將幾十名特設監獄里的“囚犯”運到松花江中游的一個小島上，并向小島發射裝有耐熱性炭疽菌的迫擊炮彈。被實驗者均被染上炭疽桿菌，不久后便傷口潰爛而死亡。731部隊還曾用瓦斯壞疽彈作活人試驗，即用裝有瓦斯壞疽菌的炮彈炮擊試驗者，然后對被試驗者用血清進行治療。

731部隊還常在野外進行電爆破細菌彈試驗。12名中國人被綁在木樁上，山口班的人員按下電鈕，引爆埋在實驗場的細菌彈。細菌彈爆炸，被試驗者被炸傷，并很快被押回實驗室。

為使病原菌成高效的特種武器，又不留下痕跡，731部隊曾在不同天氣情況下，在戶外多次進行試驗。1940年7月，一批腸傷寒菌液從空中霧狀般地落下，菌株附著在培養基板上，這批培養基板被帶回培殖室后，又培殖出腸傷寒菌來，而且分布均勻。除了腸傷寒菌，731部隊還曾投擲過霍亂菌、白喉菌，沒有染菌的跳蚤或蒼蠅，以研究它們和氣壓的關系。731部隊為解決染菌的跳蚤在高空撒落時大批死亡和低空投撒易遭對方打擊的問題，還曾用氣球代替飛機，即把石井式細菌彈附在用生絲作成的氣球上，并在氣球上設置發生裝置，在預定的經緯度啟動，炸彈便落到指定的地點，落下的炸彈自行粉碎，并不露出明顯的痕跡。

1940年冬，由731部隊、100部隊和516化學部隊在海拉爾區市東南40公里的巴彥汗地區，進行了一次細菌、毒氣效能的試驗。直至第二年春，當地仍有刺鼻的氣味。1940年至1942年間，731部隊本部、牡丹江市支隊及東寧市一帶的日軍化學部隊的特種兵，將100余名被捕的中國人和抗日游擊隊困在東寧縣南部的山溝里，并對他們投放了細菌和毒氣武器；僅數分鐘，壞疽菌穿透了受害者的衣服和鞋底并腐蝕肉體；幾個小時后，三分之二的被試驗者在細菌和毒氣的痛苦折磨下死亡，幸存者則被就地槍殺。

特別輸送

為保證實驗“材料”的充足，1938年1月26日，關東軍憲兵隊制定了“特別輸送”的通牒。各憲兵隊將抓獲的犯人，經審訊后，不移交法庭審判，按“特別輸送”的標準，先由各地憲兵隊押送至哈爾濱市，交給哈爾濱憲兵隊，然后由哈爾濱憲兵隊與731部隊聯系，通知其前來秘密領取犯人，充當“細菌試驗品”。除日本憲兵隊外，日本特務機關、日本駐哈領事館、偽滿洲國軍警憲特、保護集中營，也是“特別輸送”的供應地、轉運站。

在已查閱的中國各地的日本兵隊和日本特務機關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134個“特別輸送”案例，送往731部隊的中國人、蘇聯人和蒙古族共有1203。其中，涉及地下情報工作者的48例60人；涉及反滿抗日人員的43例790人；涉及抗日地下工作者13例35人；涉及特務嫌疑的10例54人；涉及中共地下黨員的9例:38人；涉及中、蘇蒙戰俘的8例120人；涉及無業游民的2例105人。所有這些人中，中國人1173名，蘇聯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鮮人7名。而據前731部隊第四部部長川島清供認，從1940年至1945年8月，每年將有五六百人被“特別輸送”到731部隊。據日本學者森村誠一研究，由于被“特別輸送”犯人會被進行編號，可以統計出至少有三千人因“特別輸送”身亡，而由于編號存在上限，具體的身亡人數還存在一定爭議。

防疫給水

731部隊組織防疫給水演習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已開始，并投入了實戰。在加茂部隊建立的第二年，石井四郎以奪取松風濾水機制造株式會社的特許專賣權為基礎，造出細菌戰必不可少的“衛生濾水機”。不久又和部下勝矢技師，設計了放毒時必須使用的器材“毒性測量器”，從這時起，他們利用室外演習場，多次進行防疫給水活動的演習。1939年，以各式濾水、消毒車為主要武器的防疫給水班，正式活躍在“諾門坎戰役”戰場上。

1943年2月1日至2月20日，在海拉爾區北部一帶，由731部隊第三部及所屬支隊共同進行了一次“冬季消毒法”、“燃料試驗”和“野戰毒車試驗”的特殊演習。各個支隊也單獨地組織過防疫給水演習。除此之外，林口支隊也在離部隊西北約15公里的森林地帶的烏斯渾河進行防疫給水演習。他們假設河水遭到細菌的污染，又有敵人的攻擊，于是，一邊組織“防御戰斗”，一邊利用水源。為了使水泵在嚴冬正常運轉，他們還采取了一種防凍法，把冰涼的水抽進濾水器里濾水。在演習人員安全地飲用上經過濾水器過濾的水時，演習宣告結束。

地質調查

隸屬于731部隊總務部兵要地志班，曾對東北地區、中蘇邊境、蘇蒙一帶的軍事設施、山川河流、水源地、地質及衛生防疫狀況展開秘密調查，在秘密收集情報的基礎上繪制大量圖紙，準備對蘇聯實施細菌戰，并為日本本土向中國東北移民提供了水利水源等方面的調查報告。兵要地志班的職責依據其形成的調查報告，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731部隊在偽滿洲國境內、以準備細菌戰為主題的情報調查，以擴大細菌研究基地，考察細菌培養基、細菌傳染媒介和細菌攻擊方法為主要內容；另一部分是731部隊以蘇聯為假想敵而進行的防疫、地質、山川、水源等情報的搜集。

對偽滿洲國境內的調查主要包括以孫吳為中心的“北滿國境濕地范圍”的虻類狀況，虻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及治療，虻對人類造成傷害的預防；對黑河市、琿、孫吳三個地區的濕地分布狀況、沼澤類型的調查；從防疫和傳染病的角度，對“奉天獸醫研究處”“奉天滿洲醫科大學生物學教室”、大連衛生研究所、“新京馬疫研究處”、農業實驗場等地的調查，以確定昆蟲細菌戰的可行性和執行方法；對密山市濕地地帶進行的行軍演習，石井式濾水器的使用狀況進的評估等，最終形成的報告有《哈爾濱石井部隊赴外地調查報告》《諾門罕附近兵要地志摘要:地勢及地質(道路、河川、湖沼、濕地)》《滿洲里兵要地志資料》《從兵要地志調查研究上著眼》《黑龍江棲息的魚類一覽表》等5個報告組成。

以蘇聯為假想敵開展的調查是針對蘇聯細菌研究所和衛生防疫狀況，以及中蘇、中蒙邊境衛生、防疫、山川、地質、河流、氣象等的情報收集，包括對蘇作戰時可能發生的急性傳染病，如腸傷寒、發疹傷寒、細菌性赤痢、天花、鼠疫、炭疽病、馬鼻疽、回歸熱、瘧疾的調查研究；對蘇聯俄羅斯遠東地區瘧疾、鼠疫、壞血病等疫病流行及衛生機構狀況的調查研究；對蘇聯紅軍的野戰給水器材、貯水器材、井用器材和部隊用水量的評估；對蘇聯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軍事機密保護法》的調查分析等，最終形成19個報告。

組織架構

部隊結構

1940年，日本關東軍于發布了《關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隊四個支隊的命令》，建立了隸屬于731部隊的孫吳支隊、牡丹江市支隊、林口支隊、海拉爾區支隊以及大連衛生研究所，每個支隊為300人。731部隊核心研究人員眾多，機構設置較為完善，至1941年時，731部隊總編制達3000人，包含1名中將、80余名校級軍官、300余名判任官，下設研究與生產等八個部、四個支隊和一個大連衛生研究所。

本部

731部隊在平房的本部駐地，有指揮中樞和細菌研究、生產、實驗中心的第一、第四部，還有第二部、教育訓練部及其他一系列的附屬設施。指揮中樞為1棟，為兩層建筑，該樓二層東端是731部隊長的辦公室、洗漱間和副官室，樓下是侍衛官室，其余部分為總務部和憲兵室所占據，正對二樓樓梯口有一個大約80平方米的房間，為“安靈室”，里面擺放了在細菌戰活動中喪命的日本侵略者的骨灰盒，該樓一層西側為診療部；二層西端是細菌試驗的標本陳列室。

四方樓是731部隊的細菌研究中心。四方樓的主樓及外西側平房基本為第一部研究所占據。“四方樓”以西10米處是解剖室，西側為動物飼養班，200米以外是731部隊的“兵訓班”。“四方樓”南部是制造小型生化武器的高溫實驗室、低溫實驗室、滅菌室、研究室、菌苗及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貯藏室，東部、西部北部的平房則是汽車、坦克、火炮庫。“四方樓”北面是冷凍實驗室。“四方樓”的東北部還有偽裝成“工廠”的裝配貯存生物彈的場所。

731部隊的臨時實驗場一處位于正黃旗三屯以西3華里的城子溝，另一處在731部隊專用機場北邊。731部隊設立了3座焚尸爐，一座位于“四方樓”西北角，主要焚化被細菌實驗致死的人的尸體；一座位于北崗，以焚化動物尸體為主，偶而焚化人的尸體；一座位于原“八木班”的農田里，焚化死后的日本人。實驗農場實際上是從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實驗場，位于“四方樓”西邊的“八木班”。“八木班”事務室北部的大溫室，是植物病毒研究的室內基地。

731部隊的第三部位于加茂部隊的舊址，是整個731部隊對外的招牌。此處設有研究室、工作科和整備隊。工作科下分機械工廠、制造工廠、工具室、設計室、鋼管工廠、木工廠等。第三部的細菌彈殼制造廠設在哈爾濱市西郊的楊馬架子一帶。

各支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德、意、日三國結成同盟，妄圖共同瓜分世界。日本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加快了細菌戰的準備。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攝政昭和天皇要求在進攻蘇聯的各個戰略要地建立細菌戰基地，即建立731部隊的各個支隊，擴大731部隊及其生化武器的生產。據此，731部隊在海拉爾區、孫吳、牡丹江市、林口等地分別建立了4個支隊。為了擴大細菌武器生產和實行必要的戰略疏散，731部隊經常不斷地為各支隊補充人員，特別是加強專業技術力量，同時幫助增添和更新必要的設備，使各支隊的生產規模逐步擴大，生產能力迅速提高。

海拉爾支隊

1940年冬季，日本帝國主義在海拉爾設立了543特種部隊，即731部隊海拉爾支隊。海拉爾支隊駐扎在海拉爾市南1.5公里的地方，以醫院為幌子，進行細菌傳染試驗。

孫吳支隊

孫吳支隊位于大興安嶺東麓，北安與黑河之間。1940年6月，孫吳支隊開始營建，同年冬完工。修筑營舍時，動用了近千名從外地抓來的勞工，竣工后，日本侵略者為了不使其秘密泄露，秘密殺害了這些勞工。孫吳支隊大量培殖鼠類、各種動物及跳蚤。每年這里還組織培訓班，培養細菌研究的各類專業人員，每年訓練兩期，每期學員十五、六名。從l944年到1945年8月中旬，這里培訓了近50名學員。從1945年3月起，日軍加緊對蘇戰爭的準備，孫吳支隊也加緊了戰備，增建了設備室，投入了各種新設備。但這些設備尚未使用，日本就戰敗了。

牡丹江支隊

牡丹江市支隊位于海林鎮后腰屯，營區占地28萬平方米，設有總務部、第一部（培養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細菌研究）、供給部和訓練部。牡丹江支隊的首要任務是繁殖跳蚤，為此還專門設立了培殖跳蚤的分部，并修建了專用的地下跳蚤培養室。1945年5月，石井四郎向各支隊下達了大批繁殖跳蚤的任務，牡丹江支隊從7月末到8月初，先后送繳了25公斤的跳蚤。牡丹江支隊另一項重要任務是飼養各類動物，以抽取血漿。1943年，北野政次部隊長命令牡丹江市支隊注重對白鼠和黃鼠的繁殖。為此，他們組織了兩個飼養鼠類的專業隊，每個專業隊配置5人，分別培殖白鼠和黃鼠。1945年6、7月間，全支隊的人員傾巢出動，到附近農村或田野去捕鼠。據尾上正男供稱，牡丹江支隊共捕鼠七千只，每月送往731部隊去的黃鼠有100只到150只，小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牡丹江支隊還根據731部隊本部的指示，培殖傷寒菌、副傷寒菌、赤痢和結核分枝桿菌。

林口支隊

林口支隊設在林口鎮與古城鎮之間的東崗梁上。林口支隊占地大約1平方公里，配有實驗室、地下室、動物室、菌苗地下倉庫等設施。林口支隊下設總務課（計劃、經理、庶務），第一課（細菌傳染的研究和動物培養），第二課（防疫給水研究），資材課（器材保管）。該支隊的主要任務是培殖跳蚤和各類動物，進行細菌研究和細菌生產。1945年，林口支隊敗退前，把文件資料、貴重儀器投進鍋爐里燒掉了。8月11日，他們又慌忙地把部隊的房舍全部點火燒光。該部的人員在撤退時，遭遇蘇聯軍隊，大部分戰死。

大連衛生研究所

大連衛生研究所的前身是滿鐵衛生研究所，始建于1925年8月。它是日本設在中國的第一?個細菌研究機關。大連衛生研究所位于大連市下葭街20號，占地114700平方米。1926年1月，整個修建工程尚未結束，大連衛生研究所就開展了對細菌、血清和疫苗的研制。一年以后，又對病理、化學進行研究，同時接收了日本中央實驗所的藥品、飲用水、食物和其它衛生實驗業務。從此，滿鐵衛生研究所成為了細菌研究、實驗和生產的部門。九一八事變后，滿鐵衛生研究所急速擴張，曾兩次增加人員，擴建了注射室、采血室、小動物舍、預防液制造室，新建了血清貯藏庫，1936年，又擴建了鼠疫研究室及新建了鼠疫預防液制造室。

所內設置了細菌、病理、化學、衛生、血清、疫苗和總務7個科。細菌科主要從事對細菌預防、治療的研究和疫苗的制造；病理科主要對濾過性病毒、傷寒的預防、治療的研究和疫苗的生產；化學科對化學毒品的預防研究和制造；衛生科是關于水、食物消毒劑的研究和制造；血清科是關于毒素的預防研究和血清類的研究及制造；疫苗科是疫苗和狂犬病預防液的研究和生產；總務科負責全所的行政、后勤和物資供應。

1938年，731部隊本部移駐平房后，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細菌研究、細菌生產和細菌實驗，急需防疫及其研究同步進行。因此，關東軍接收了滿鐵衛生研究所，并交給石井部隊，改名為“大連衛生研究所”，同時調整了其業務方向，確定了以制造為主、研究為輔的方針。

特別監獄

由于731部隊進行細菌和生化武器效能實驗的“實驗材料”是活人，所以，它設立了一個關押“實驗材料”的“特別監獄”，換言之，特別監獄是731部隊貯存活體“實驗材料”的倉庫。各個研究班在進行某項實驗之前，都會向特別班預約“特殊實驗材料”，特別班根據對方提出的關于年齡、性別、種族以及健康情況等要求，選擇匹配的試驗對象。如被試驗人頑強反抗，日本憲兵就會施用武力、用刑或當場擊斃。被試驗者有的僅經過一次試驗就喪失了性命，稍有幸存的，卻還要接受更多的試驗折磨。

特別監獄設在四方樓的內院里，西院為7號監獄，關押男性囚犯；東院為8號監獄，關押女性囚犯。東西院各有24間牢房，牢房四周設環形走廊。牢房有大有小，多數為集體牢房，還有少數單人牢房。牢房內的一角安水洗式便池，靠走廊的墻上開有觀察窗，靠外墻那面開設與觀察窗大小差不多的投飯口。監獄的出入口安裝了雙層鐵門。特別監獄的地下室就是活體實驗室。

據川島清所的供訴，特別監獄同時監押著300至500人。這些被監禁的人都被編為三位數的號碼，到1942年末，這些數字循環了三次，此后的兩年半時間，仍然是照舊繼續進行。據此推算，從1939年至1945年8月，通過細菌實驗殺害的人至少有3000以上。

其他細菌戰基地

除731本部及其支部外，1938年至1945年間，731部隊直接參與和指導下建立的細菌戰機構共有63個，都以防疫給水為名，實質準備大范圍的細菌戰。這些細菌戰基地包括華北軍防疫給水部、華中地區軍防疫給水部、華南軍防疫給水部、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以及36個師團防疫給水部、12個野戰防疫給水部、7個獨立防疫給水部、1個旅團防疫給水部和臺灣臨時防疫部，覆蓋中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

除731部隊外，日本還在中國東北、華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各地設置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一些特種細菌部隊和細菌戰研究機關，包括1936年在長春孟家屯設立的名為“關東軍獸疫預防部”的“滿洲”第100部隊、1938年在齊齊哈爾市車站建立的與各細菌部隊配合作戰的526毒氣部隊、1939年在北京天壇附近建立了號稱“北支甲1855部隊”的生化武器研究所、1939年在南京建立了“榮字第1644部隊和在廣州市建立了“波”字第8604部隊。除此之外，在侵華日軍的各軍事團內還設置了“防給水部”和“獸類防疫部”，這些機構是在各細菌部隊指導下的野戰細菌部隊。此外，在日軍控制下的偽滿國軍內和偽滿衛生科研機關、軍醫學院內，也都進行著以動物和人體為對象的細菌研究、實驗活動。

第100部隊：“滿洲”第100部隊前身是駐屯在長春寬城子的號稱高橋部隊的“關東軍馬匹防疫廠”，1938年遷至長春孟家屯，擴建后改用“滿洲”第100部隊的秘密番號。“滿洲”第100部隊隸屬于關東軍，下設總務部和4個細菌生產研究部門，1940年后，在大連、海拉爾、佳木斯、拉古等地建立了所屬的支隊。蘇德戰爭爆發不久，又在克山、東安、雞寧、東寧、四平等地設立了軍團獸醫部隊。“滿洲”第100部隊是以家畜和植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細菌部隊，同時還研究畜類病菌對活人的殺傷力，進行烈性病菌和毒藥的研究和制造。

北支甲1855部隊：又叫做北京細菌兵器研究所，對外稱“華北軍防疫給水總部”，實際是以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為招牌，培殖鼠疫桿菌和繁殖細菌傳染媒介物跳蚤的機構。這該機構第一課負責病理實驗，第二課負貴菌苗制造，第三課負責生化武器的研究，同時在開封市、天津市、石家莊市、張家口市、青島市、太原市分設了六個分所或支隊。

南京“榮”字1644部隊：1939年設立之初，稱為“榮”字第1644細菌部隊，又稱“多摩部隊”；1943年12月以后，改稱“登”字第1644部隊。對外稱“華中防疫給水部”。“榮”字第1644細菌部隊也是由石井四郎親自組建，并兼任部隊長。“榮”字第1644部隊本部下設總務課、細菌研究課、防疫給水課、材料供應課、理化研究課，并在九江等地設立了12個支隊。

廣州市“波”字第8604部隊：“波”字第8604細菌部隊與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同時設立，也是由石井四郎親手組成。“波”字第8604細菌部隊對外稱華南防疫給水部，其主要任務除了進行細菌和傳染媒介物的生產和細菌試驗之外，也與731部隊配合，在華南地區使用生化武器進攻中國部隊。

516毒氣部隊：516部隊始建于1938年，又稱日本陸軍化學研究所，是直屬日軍參謀本部的專門研制毒瓦斯的謀略部隊。516部隊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毒氣、毒氣彈的研究和制造，主要生產芥子毒氣（黃色1號）、路易氏氣（黃色2號）、氰酸（茶色毒氣）、光氣（藍色氣）、聯苯氰基胂（紅色毒氣）等糜爛性的毒瓦斯和刺激性瓦斯彈。

大陸科學院：大陸科學院始建于1933年，隸屬于關東軍，其主要研究項目是生物化學武器以及防毒、防疫。1936年，大陸科學院增設了馬疫研究處，包括細菌研究室（分設鼻疽、傳染性流產、炭疽病研究分室）、化學研究室、病理研究室、害蟲研究室以及總務科，與“滿洲”第100部隊緊密配合，從事細菌研究及實驗工作。大陸科學院下屬還有制造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血清的長春衛生技術工廠。

人員構成

主要成員

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24歲時考入京都大學醫學部，四年后畢業志愿加入陸軍擔任軍醫，經過四個月的軍官見習后升中尉軍銜。他在1922年任職于東京第一衛戍病院，1924年以軍方委托研究生身份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血清學、細菌學、病理學和預防醫學，同年8月晉升為軍醫大尉。1927年，石井四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28年，石井四郎被軍方以海外醫學考察為名，派往歐亞20多個國家，他重點關注了德國的生化武器研究。1930年，石井四郎從海外歸國后擔任東京陸軍軍醫學校教官，隸屬于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并開始籌建細菌研究室。1932年，石井四郎任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三等軍醫正，并很快晉升為軍醫少校；1933年8月，出任加茂部隊部隊長。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建設細菌部隊有功，而晉升為陸軍軍醫中校。后又因諾門坎戰役中有功，獲得了四級金鵄勛章和陸軍技術有功獎。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調往華北派遣軍第一軍任軍醫部長，次年8月調到東京陸軍軍醫學校任教官，繼續研究細菌武器和策劃細菌戰。1945年3月1日，石井四郎重回731部隊，并晉升為軍醫中將。1945年，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并于次年接受美國軍隊的調查問訊。石井四郎以細菌戰、人體實驗資料同美國作交易，免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喉癌去世，他被葬于妻子荒木清子和長子石井誠一在月桂寺的墓地，法名“忠誠院殿博學大居士”。。

北野政次

北野政次生于1894年7月14日，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博士，陸軍軍醫中將。1936年6月，北野政次任“滿洲醫科大學”細菌學教授；1942年8月1日至1945年3月1日間，他接替石井四郎，任731部隊隊長；1945年4月30日，北野政次晉升為軍醫中將，任中國派遣軍（上海）第13軍軍醫部長。1945年8月，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次年1月被釋放回日本，2月6日配合美國軍隊的調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提交了17頁關于石井部隊的筆供材料。1950年，北野政次出任綠十字株式會社東京分社社長。石井四郎去世后，北野政次擔任石井四郎治喪委員會負責人。1986年，北野政次病逝，終年91歲。

其他成員

從細菌研究至創建至731部隊正式建立，其核心研究人員大多是日本著名大學醫學部專家和陸軍軍醫學校的高等軍醫。據統計，在731部隊任職的博士群體總人數達200人以上。這些人不僅負責醫學研究，也成為了731部隊乃至日軍細菌戰機構的核心管理成員。如石井四郎是731部隊第一任部隊長，北野政次是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村上隆是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是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等。

后續成員

為保證細菌部隊的長遠發展和實施大規模細菌戰的需要，731部還專門成立了培養少年班隊員的教育部，從日本國內招募大批家境貧困、學習成績優異的14至16歲日本青少年，成為731部隊培養后備力量。少年部的第一期為四個班，總人數為103人。后備人員在731部接受從理論到實踐的系統培訓，并利用活體進行實踐。后備人員結業后，直接效命于731部隊，被分配到各個部門，從事各種生化武器的試驗、生產活動。

參考資料

歷史影響

對人道主義精神的傷害

日本政府和軍隊上層為了研制各種進攻性生化武器，置國際人權條約內容于不顧，在中國各地進行大量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實驗，并公然散布流行性疫病，直接危及民眾生命，違反了人道精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731部隊為掩蓋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將細菌工廠炸毀，致使大量攜帶鼠疫病菌的老鼠竄逃，直接造成1946年于1954年年鼠疫在哈爾濱市地區的流行及擴散。731部隊以細菌實驗及人為散布鼠疫桿菌的方式實施破壞活動，以犧牲無辜群眾生命代價，直接危及中原地區民眾的身心健康的行為，實為人權犯罪。日本在中國散布鼠疫菌，實施細菌戰的行為是較為殘虐、非人道的行為，是典型的種族滅絕行為，是對中國普通平民進行的大量且無差別的虐殺行為。

對醫學倫理道德的危害

731部隊從事細菌研究的核心成員，大多畢業于日本著名大學，被授予了醫學博士學位，是當時日本醫學領域的知名專家。這些人在醫學領域頗有研究，但完全喪失了醫生本該有的良知和職業操守，沉溺于大筆因細菌實戰而所得的財富當中，一面提高自身的學術威望，一面不受道德考量和良知約束地開展人體實驗研究，以犧牲成千上萬百姓的生命為代價來謀取利益，完全背離了道德倫理，違反了醫學準則和醫學道德。盡管731部隊實施的細菌實驗和人體實驗在日本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但日本醫學界不作為、默認和反駁的態度，成為戰后日本逃避戰爭責任的寫照。

戰后，美國軍隊豁免了731部隊全部成員的戰爭責任，使這些成員逃脫了戰爭的審判，又重新以支持的態度和立場在政府和軍事部門、醫療機構、大專院校凸顯才能，嚴重違反國際法、違反人道精神、醫學道德，是對人類基本道德、良知和倫理的打擊、破壞和毀滅。

對生產生活環境的影響

731部隊為準備和實施細菌戰，征購大量黃鼠、白鼠、兔子等動物進行細菌實驗和研究，嚴重影響和危害了物種多樣性和種群生態狀況。同時，731部隊長期生產數量龐大的鼠疫桿菌和鼠疫武器，使哈爾濱市平房地區成為細菌病原所在地。731部隊潰逃前夕，炸毀全部建筑設施，致使大量攜帶鼠疫菌的老鼠、跳蚤及各種實驗動物逃竄出來，直接引發了平房地區的大型鼠疫災害使人受感染的可能性長期存在。而在病毒泛濫的同時，日本還將大量化學武器和化學戰劑掩埋或是傾倒于河流中，這些被遺棄的化學武器分布于中國安徽、河北省、黑龍江省、江蘇省、吉林省、遼寧省、山西省、浙江省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18個地點。僅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地，從2001年至2008年，就發現炮彈、炸彈775枚，毒氣彈28枚。而未被發現妥善處理的遺棄化學武器將成為今后誘發中毒事件的巨大隱患。

此外，731部隊在中國內蒙古、吉林、山東省、江西省、江蘇、浙江等地實施的大規模細菌戰，使得普通平民感染上了鼠疫、霍亂等傳染病，致使以上地區爆發鼠疫、霍亂、傷寒等烈性傳染病大流行，給當地民眾帶來重大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嚴重危害了自然生態和人類生存發展環境。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其所帶來的危害和影響依然存在，從根本上持續破壞了當地社會基礎。與此同時，無論在細菌戰中的幸存者還是在戰后被傷及的百姓，其受害的記憶和痛苦長期而持續存在，致使他們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飽受雙重折磨。

歷史罪行

罪行承認

1997年，中國108名731部隊受害者或其家屬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就731部隊的行為，進行全面的罪行披露，在報紙上刊載道歉信，并進行金額賠償。1999年另有72名731部隊受害者或其家屬提起訴訟，共計108人。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承認了731部隊的存在，同時承認731部隊所進行的細菌戰等行為違反了“海牙公約”。但是援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戰爭賠償要求”等原則，東京地方法院做出了駁回受害者及其家屬請求的決定。此外，在731部隊進行過活體解剖的原軍醫大川福松、負責過押送任務的原關東軍大連憲兵隊隊員三尾豐均承認了731部隊的存在，并講述了自己在其中的經歷。

罪證公布

中國

2015年4月7日，平房區經過近兩年的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后，共確定可移動文物5378件，多數與“731”部隊有關。經鑒定，其中436件為珍貴文物，一類是“731”部隊在進行生化武器實驗研究時使用器物，主要是1945年以后在平房“731”遺址廢墟和哈爾濱市其他日軍營區遺址采集的文物；另一類是關東軍其他部隊使用的設備和裝備。這些文物為揭露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行增添了新的證據。

2021年8月15日，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了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接受美國德特里克堡基地調查官問訊后，向美國軍隊提供的17頁筆供。這份筆供系首次公布，北野政次從731部隊的5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的供述，承認研究使用生化武器，進行了人體實驗。

2023年9月18日，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公開最新發現的重要史料：侵華日軍軍醫將校名簿。該史料名為《將校名簿現役將官》《將校名簿現役軍醫》，是黑龍江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日本學者松野誠于2023年7月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發現。史料記載了731部隊軍醫從中將到少尉的基本信息以及1944年以后其所屬、調整、復員等內容，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何時成為軍醫少將、中將及他們的工作調動等情況。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介紹，通過和既往史料的對比、梳理，有利于對731部隊的深入研究，也是全方位認知侵華日軍罪行、軍醫協同犯罪的關鍵證據。

2024年5月，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面向社會公開了一份研究發現的檔案資料——《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后，少數未跟隨部隊整體撤離回國的731成員留下的“個人信息登記表”。這份名為《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的檔案，原存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2023年轉交至位于黑龍江省省哈爾濱市的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由研究人員進行整理、解讀和研究。傳統研究認為，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后，731部隊整建制撤離回到日本。然而此次公開的《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發現，大部隊撤離時，還有52人沒有跟隨部隊一起回到日本。這份69頁的檔案，完整記錄了52人“姓名”“兵種”“入隊時間”“戰爭結束前所屬部隊”“戰爭結束時的履歷”等信息，清晰還原了登記者從進入731部隊開始的參與系列犯罪活動和在不同部隊間流轉經過，以及在1945年8月敗退到回國期間的活動軌跡與輾轉歷程。《身上申告書》首次披露，731部隊還設有專門“情報員”職位。《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是研究731部隊全新的一手史料與核心檔案，是研究731部隊整體形制、戰后軌跡、戰爭責任等問題的重要證據，對于深化日本細菌戰問題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2024年7月6日，為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7周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與牡丹江市林口縣人民政府聯合公布了731部隊林口162支部《身上申告書》。《162支部身上申告書》共177頁，記載了140位162支部成員的基本信息，清晰呈現了登記者從入伍到敗退回國前的活動軌跡。從中，研究人員發現了162支部配合731部隊進行鼠疫實驗的證據。該支部衛生伍長上野滋的《身上申告書》顯示：1945年4月，他在佳木斯市等地完成“捕鼠作業”。該檔案是所知研究林口162支部最為核心的檔案，也是全方位認知162支部人員構成及戰后流轉等問題的關鍵證據。對全面準確揭露關東軍細菌戰罪行具有現實意義，也再次證明731部隊人體實驗和細菌戰不是獨立行為，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規模、有組織的國家犯罪。

2024年11月6日，衡陽市南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22級衛生檢驗與檢疫專業的米青東在網上二手市場購得一件灰纈藍布夾包，打開發現里面的紙張上有“泰安鎮”“克山病”等字樣及日語假名。他認為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在東北地區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經過求助懂日語的網友，初步確認該文件的日文基本為昭和時期日語，內容涉及細菌學和地方疾病，其中提及的“大安市”為黑龍江省原轄縣，今屬吉林省大安市，731部隊曾在此地實施細菌戰。隨后，米青東聯系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工作人員，將包裹交予文保單位整理研究。11月11日，陳列館工作人員在收到捐贈材料后進行了專業鑒定，確認該材料為關于大賚縣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的殘件。12月11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表示會將米青東捐贈的藏品作為館藏研究。

2025年7月，在“七七事變”88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首次在國內公布七三一部隊原隊員胡桃澤正邦完整版口述證言視頻資料。胡桃澤正邦在視頻中表示，其解剖過300個人體，其中有三分之一曾被作為標本保存下來，其余的都燒了。同時他表示，由于七三一部隊的保密規定，就連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行徑。這也是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七三一部隊的犯罪事實沒有被迅速曝光于世的一個主要原因。

2025年9月，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公布了一段關東軍第731部隊第162支隊少佐支隊長榊原秀夫的親口供述。抗戰勝利前夕，侵華日軍為扭轉敗局，在哈爾濱平房區加緊細菌戰研究，并在安達縣頻繁實施人體試驗。1956年沈陽審判日本戰犯時，榊原秀夫在庭審中供認：1945年3月上旬，為驗證兩管細菌是否具備實戰毒力，他命人以731部隊標準毒力萬分之一PPM的濃度強迫四名中國愛國志士服下，致其全部死亡。同年4月，他又親赴黑龍江安達試驗場，參與填充炭疽菌的炸彈殺傷實驗。供述中更列出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為籌備鼠疫細菌戰，他下令全隊捕鼠，組建以間所少尉為首的25人“常設捕鼠班”，僅1945年4至7月便累計向731部隊輸送鼠只2.6萬只——4月1千只、5月1萬只、6月8千只、7月7千只。

2025年9月18日，黑龍江省檔案館依法首次向社會公布“侵華日軍強征及奴役中國勞工”專題檔案，共計62件。這批檔案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期間實施的“勞動統制”政策，有計劃、有組織地掠奪、奴役中國勞工的歷史真相，以原始文件證實了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戰爭罪行與反人類暴行。檔案顯示，日本通過偽滿政權頒布所謂《軍需征發法》，將勞工征用“合法化”。其中明確規定日軍擁有最高征發權，并對反抗者實施鎮壓。隨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擴大，日本推行“第二次滿洲開發五年計劃”，勞動力需求劇增，通過強力的“行政斡旋”，推行“供出”制度，即向縣、村逐級攤派，暴力強征勞工。被強征的勞工遭受非人待遇，生存條件極端惡劣。檔案記錄顯示，他們食物嚴重短缺、缺乏基本御寒衣物，被迫從事高強度勞動。不少勞工因無法忍受而逃亡，日軍及偽政權則采取抓捕、連坐甚至虐殺等手段進行鎮壓，徹底剝奪其人身自由和基本尊嚴。

2025年12月13日，中央檔案館公布了一批俄羅斯轉交中方的蘇聯審訊日本731部隊的解密檔案材料。這批檔案，包括對731部隊成員的審訊記錄、731部隊罪行調查報告、蘇聯官方內部函電，起止時間為1939年5月11日至1950年12月25日。檔案材料以伯力審判檔案為主體，跨越審判前、審判中、審判后三個歷史階段，首次披露蘇聯在伯力審判前期的偵訊過程，發現與731部隊罪行相關人員多達200余人，對核心戰犯、證人重點取證，最終鎖定戰犯12人進行公開審判。一些偵訊記錄系首次公開，這些戰犯對其違反國際公約、準備和實施細菌戰的罪行供認不諱。據專家介紹，俄方轉交的這批檔案，與中國保存的731部隊遺址、731部隊罪行檔案互補互證，以歷史鐵證固化日本侵華細菌戰罪行，再次證實日本細菌戰是有組織、有預謀、自上而下成體系的國家犯罪。12月15日，吉林省檔案館公布新發現的7名被日本關東憲兵隊“特別移送”至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充當細菌戰實驗對象的受害者及相關信息，進一步補充了可證實731部隊罪行的核心證據。至此，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中記錄的被“特別移送”受害者達284人。同月，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一份題為《731部隊海拉爾支部部隊長加藤恒則筆供》的史料，主要記載了加藤恒則1948年2月被蘇聯逮捕后親筆書寫的供述材料，包含被捕者檔案、個人信息登記表及詳細罪行陳述三部分內容。筆供圍繞731部隊的組織架構、核心任務、領導體系、實驗內容、對蘇聯細菌戰計劃及地方支隊運作展開，明確731部隊從事細菌戰破壞活動與活人實驗的犯罪本質，同此前俄羅斯轉交中國的蘇聯審訊日本731部隊的解密檔案材料形成完整證據鏈，完善了伯力審判前期調查細節，進一步印證731部隊暴行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規模、有組織的國家犯罪。

2026年1月31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了一份原隊員影像檔案。長達47分鐘證言，由731部隊“高橋班”（即鼠疫班）雇員佐藤秀男講述，詳細披露了鼠疫細菌培養、動物解剖及人體實驗等犯罪細節。佐藤秀男說，“高橋班”以“消毒工作”為名進行活體解剖，包括感染鼠疫桿菌的小動物。佐藤秀男還供述了731部隊進行生化武器生產的情況。部隊內設制造廠進行細菌增殖，將溫室設定為37攝氏度，把培養罐內的細菌放置24小時或48小時。增殖后的細菌可通過飛機撒播，或制成固體物投入河水污染水源。這份影像資料是由日本學者西里扶甬子于2019年捐贈該館，與現有檔案、史料及遺址等形成更為完整的證據鏈。2月6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了一份名為《因黃彈射擊造成的皮膚傷害及一般臨床癥狀觀察》的檔案，該檔案是可見的較為完整的731部隊進行人體毒氣實驗的報告。這份檔案由731部隊軍醫池田苗夫撰寫，封面明確標注“加茂部隊池田少佐擔當”。檔案長達42頁的報告詳盡記錄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利用20名受試者進行野外黃皮（糜爛性毒劑）射擊、毒氣水溶液口服及人體接種等多種實驗，受試者身份被隱去，僅以數字編碼指代，最終全部死亡。

日本

1989年7月，大量人骨在位于東京新宿的一處施工現場被發現，施工現場是原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所在地，侵華日軍731部隊大本營被認為就設在該校內。日本民間人士于1990年成立了“調查軍醫學校舊址所發現人骨問題協會”，以推動調查真相。

從1993年開始，部分日本學者就在日本60多個地方巡回展出他們對731部隊研究的成果，將那段被日本政府企圖隱藏的歷史公之于眾。2013年9月，由部分日本學者策劃的“731部隊展”在位于明治大學生田校區的登戶資料館，免費對公眾開放。展覽詳細地描述了731部隊的起源、與日本政府的聯系、殘忍的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等。展覽還講述了戰后731部隊未被追究責任的事實。

2015年3月13日至15日，位于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舉行了旨在揭露二戰時期日軍731部隊罪行的“醫學犯罪展”，展覽詳細介紹了731部隊為進行細菌戰、研究武器性能等對殖民地人民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活體試驗，同時還介紹了戰時及戰后日本醫學的進程。為了讓展覽內容通俗易懂，主辦方盡量減少文字敘述，在圖表和歷史照片上下功夫，中間還穿插了多位日本軍醫及受害人的證言細節。

2017年8月13日，日本NHK綜合頻道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共約50分鐘，引發日本輿論關注。紀錄片中，NHK首次發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在蘇聯舉行的審判錄音資料，用真人錄音和親歷者采訪還原了731部隊核心成員開發生化武器的真實情況。731部隊紀錄片的播出在日本網絡上引發右派分子圍攻，但也有一些日本民眾看過紀錄片后表示感到很愧疚，支持NHK電視臺揭開日本戰爭罪行的做法。

2018年1月21日，日本NHK電視臺播放紀錄片“731部隊”，揭露了731部隊在人體實驗、細菌研究等方面的罪行。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月22日表示，中方贊賞日本國內有識之士揭露和直面歷史真相的勇氣，希望日方認真傾聽國內外的正義呼聲，正確認識和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實尊重中國和其他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2018年4月2日，名古屋市大學名譽教授池內了等學者在京都大學舉行記者會，成立“要求京都大學對731部隊軍醫所授學位進行核實之會”，呼吁京都大學對有通過人體實驗獲取數據、撰寫論文嫌疑的731部隊軍醫授予博士學位一事進行核實，并取消其學位。報道稱，這是日本全國第一例要求大學撤回731部隊成員學位的活動。

2018年4月14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公開了731部隊留守名冊中3607名成員的真實姓名，這是731部隊首次被披露成員名單。這份名單包括了幾乎所有的731部隊隊員實名，是全面了解731部隊構成的最珍貴資料。日本政府保管著詳細的731部隊檔案一事也首次得到確認。

2020年6月19日，滋賀醫科大學名譽教授西山勝夫等人公布了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政府公文，首次證實了日軍731部隊曾生產細菌。這份公文是1950至1951年期間制作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部隊概況”，記述了731部隊由本部和五個支部組成，各個組織機構也得到了證實。關于大連支部，文書里記述道，“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主要負責細菌的研究以及生產”。

2024年4月，日本TBS電視臺調查節目《報道特集》采訪了多位731部隊原成員，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清水英男，93歲，于1945年3月30日被征調進入731部隊，入伍后，主要負責調查老鼠肛門處的細菌。在731部隊里，為了研究生化武器，娃娃兵也被上司用來做實驗，據其回憶，有一次吃了上司拿來的面包后，高燒超過42度，在臥床一周后才被允許接受治療。1945年8月12日，在部隊撤離前，清水英男被上司命令前往試驗場撿拾人體試驗后剩下的殘骸遺骨，將撿到的人骨放進麻袋里，由部隊統一進行爆炸焚燒，毀滅證據。清水英男表示，自己之所以愿意將真相講出來，是想讓子孫后代了解歷史事實。

2024年8月12日，清水英男在《人民日報》第16版上發文，表示731部隊歷史事實不容掩蓋，向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民表達最深切的歉意。同日，清水英男乘坐航班抵達哈爾濱市。8月13日，清水英男一行前往位于平房區的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進行指認謝罪，清水英男再一次回顧了在“731部隊”的經歷。清水英男表示，“731部隊”曾把其在內的日本少年隊員當做被實驗者；其還講述了“731部隊”為銷毀罪證，下令往特設監獄里搬運炸藥的細節。9月1日，人物專訪節目《面對面|清水英男：一個731隊員的謝罪》播出，親歷者清水英男揭露侵華日軍戰爭罪行。清水英男表示，入隊1個月，教官要求他至少解剖3具尸體。在標本室，他看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一幕：“有些是從母體中取出的胎兒標本，也有仍在子宮里的，也有成年人的標本。”“他們研究的是用什么藥物可以使人這樣得病，或者說，研究的是哪種病最適合用來殺人。”

2025年3月21日，日本共產黨籍參議員山添拓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展示了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史料，并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承認事實。日本政府對731部隊的罪行一直予以否認，聲稱“沒有顯示（該部隊）活動詳情的資料”，山添此舉揭露了日本政府的欺瞞行徑。同年，調查軍醫學校舊址所發現人骨問題協會和部分民眾在陸軍軍醫學校舊址及周邊進行實地考察活動。他們認為，在此地于1989年7月被發現的人骨極有可能與731部隊的人體實驗有關，要求日本政府展開徹查。4月，山添拓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公開了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于1983年制定的《公文公開審查實施計劃》，此資料中提及日本政府“需特別對待”731部隊人事資料的指示。8月，據報道，日本飯田市和平祈念館陳列著飯田市731部隊成員從中國帶回的醫療器具和醫學書籍，是侵華日軍犯罪惡行的鐵證。和這些鐵證一同陳列的還有飯田市和平祈念館事務局長原英章制作的展板。飯田市“和平資料收集委員會”曾制作8塊關于731部隊罪行的展板，但在開館前夕，飯田市教育委員會以一些場景會讓“孩子們覺得恐懼”“女性團體覺得殘忍”為由，不允許祈念館展出這些展板。其中兩塊介紹了731部隊的惡行，其余6塊則為胡桃澤正邦、清水英男、越定南等長野縣出身的731部隊原成員的證言證詞。原英章說：“731部隊原成員的證言證詞是幫助民眾了解該部隊罪行的關鍵所在，否則就無法真正理解戰爭的殘忍之處。”同月，清水英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作為原侵華日軍731部隊“少年隊”隊員，他過去幾十年來一直生活在悔恨之中，每當夜里聽到孩子的哭聲，他腦子里就會閃現731部隊標本陳列室里的畫面，他希望日本政府看到并重視他的行動，正視歷史、守護和平，不再重蹈戰爭覆轍。同月，日本學者川村一之表示，1989年，日本東京一研究所施工建設時，挖掘出幾十具人體頭骨，其上有鋸切、破碎等人為加工痕跡。經過30多年的調查，他找出了其與731部隊的聯系。同時，他呼吁日本政府“承認這段歷史”。

俄羅斯

2018年5月7日，來自俄羅斯國立錄音檔案館的伯力審判錄音檔案正式被偽滿皇宮博物院博物院收藏。這份錄音檔案長達22個小時多，通過戰犯的供述揭露了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第100部隊的細菌戰罪行。交接儀式現場播放的一段錄音資料中，曾擔任過731部隊總務部部長和生產部部長等職務的被告川島清供述，731部隊是遵照日本天皇的秘令組建的，主要從事細菌戰作戰領域的科學研究，曾擁有數量龐大的細菌專家和專業人員。偽滿皇宮博物院院長王志強稱，這些錄音檔案將成為揭開歷史真相的重要罪證。

據俄羅斯新聞社報道，當地時間2021年8月16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二戰時期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日軍第731部隊利用活人做生化武器試驗的細節。文件中介紹，被日軍用來做人體試驗的對象有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等，且大部分人是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被進行細菌武器試驗的，最終備受折磨而死亡。文件中，最后一任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也親口承認了731部隊進行過人體試驗。

2021年9月6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CGTN俄語部、總臺黑龍江總站、俄羅斯紅星電視臺聯合制作的特別報道《731日本罪行調查記》在俄羅斯紅星電視臺晚間節目《每日新聞綜述》播出，引起俄羅斯民眾熱議。根據俄羅斯外交政策檔案館的解密文件指出，蘇聯多次要求美國引渡曾主導人體實驗和開發使用生化武器的石井四郎等日本主要戰犯，但美國置之不理，同時CGTN俄語部記者實地走訪731部隊遺址和罪證陳列館，采訪了受害者家屬、檔案研究專家，展示了證明731部隊罪行的最新證據。

2025年8月19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公共關系中心在該局官網發布的解密文件顯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731部隊）為發動細菌戰，不停實施人體實驗，甚至用攜帶病菌的炮彈攻擊數百名中國人，以計算感染率、確定致病菌“質量”。解密文件顯示，1948年2月，蘇聯遠東地區赤塔內務局通過審問參與生化武器研制的日本細菌研究者加藤常則（音譯）得知，為秘密研究對蘇聯、中國和美國實施“破壞”的細菌手段，日本加茂部隊（731部隊曾用名）在哈爾濱附近一個鄉鎮用中國人做細菌實驗，被實驗者通常是游擊隊員或其同情者。加藤常則讀過的一份文件顯示，日軍曾把數百名中國人帶到田野里，隨后向他們發射填充鼠疫、炭疽或霍亂菌的炮彈。一段時間后，日軍會收集尸體和染病者并計算感染比例，以此確定致病菌的“質量”。8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俄方披露的資料再次表明，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細菌戰的事實鐵證如山，不容否認和抵賴。8月27日，俄羅斯歷史協會在其官網公布近200份關于日本軍國主義的解密檔案，這些文件來自俄對外情報局檔案室。

罪行處置

中國政府和軍隊一直敦促日方早日安全、干凈、徹底地解決日遺化武問題，并按照《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中日政府間備忘錄有關精神提供合作。中國軍隊在調查確認、押運看管、銷毀處理、應急處置等方面投入大量兵力，有力推進了處置進程。

截至2024年8月，在中方大力協助下，日方已挖掘回收日遺化武13萬枚、銷毀近10萬枚。但由于日方技術和資金投入不足，致使處置進程嚴重滯后，銷毀計劃多次逾期。8月28日，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張曉剛大校表示，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的侵略行徑，令人發指的屠殺罪行，給中國人民和廣大亞洲國家人民帶來慘絕人寰的災難。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深刻反省歷史罪責，加快處置日遺化武進程，早日還中國人民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