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日語：えどじだい；1603年－1868年），是日本歷史上武家封建時代的最后一個時期，統治者為三河德川氏。從慶長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開創幕府開始，歷時265年。從慶長二十年（1615年）大坂夏之陣滅豐臣氏、統一全國計，歷時253年。
1600年9月，關原合戰結束，豐臣氏的政權倒臺，德川家康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并確立了國家霸權。后于1603年成立了江戶幕府。1605年，德川家康將幕府將軍的職位讓給了他的兒子德川秀忠。隨著德川秀忠的權威逐漸穩固，德川家康在1607年正式將江戶城讓給秀忠，作為“大御所”的全面主持幕府的內政外交。此后的十年里，江戶幕府實際上是“大御所一大將軍”的二元政治。1632年，大御所德川秀忠死去，二元政治局面結束。德川家光開始對幕府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相繼設立幕府的老中、若年寄、奉行等職務并規范職責權限，幕府的政治體系至此完全建立。1680年德川綱吉任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禁止以前戰國那種殺伐的風氣，且推崇重視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中后期商品經濟的擴張，引發了幕府財政危機，而社會思想傳播引起的價值觀念變化對傳統價值取向產生了沖擊，甚至對江戶幕府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因此德川幕府不得不采取享保改革、寬政改革等措施進行社會調整。1868年1月倒幕勢力發動了宮廷政變，宣布廢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氏政府，實行“王政復古”。自此，明治政府建立，德川幕府退出歷史舞臺。
江戶時代的日本統治著除蝦夷地（今北海道島）以外的日本列島，北海道地區大部分都并未開拓，琉球王國（今沖繩縣）也是獨立王國。封地在一萬石以上的大名，其領地及行政機構就稱為“藩”，江戶幕府前后存在諸藩計有五百多個，平均各個時代所存在的藩大概有二百七十個，號稱“江戶幕府三百藩”；根據日本學者的統計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時日本全國人口達到3128萬，西方學者的測算數值則為2600萬。政治上是以幕府為中心的封建制度，幕府實施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以確保政權的穩定和控制力，此外，幕府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來控制和平衡大名（地方領主）的權力，以維持國家的統一和安定；外交上實行鎖國政策，嚴禁與外國貿易，禁止日本與海外交往，只許同中國、朝鮮、荷蘭等國通商，而且只準在長崎市一地進行。經濟上消除了戰國時期對于農民的多重剝削，國內經濟水平發達，出現了許多商業城市，商品經濟發達，國內有金、銀、銅錢等三種不同的貨幣同時流通；商品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文化的繁榮，在江戶時代朱子學成為官學，藝術蓬勃發展出現了浮世繪、歌舞伎等聞名世界的藝術形式。
歷史沿革
政權的確立與鞏固
慶長五年（1600年）九月，關原合戰結束，豐臣氏的政權倒臺，德川家康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并確立了國家霸權。后于1603年成立了江戶幕府。慶長八年（1603年）二月，朝廷任命德川家康為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同時兼任淳和、奘學兩院別當，晉升右大臣。他以關原之戰的獎勵為借口，剝奪、減少或轉移了大量反對他的大名，將沒收的土地交給親戚和德川家臣，以建立他們作為大名并增加他們的持股，或者將其保留為德川家的領地。在關原之戰的封賞過后，家康已經將日本最主要的都市奈良市、山田、伏見納入了德川家的直轄地，同時設立町奉行、平安京所司代、尼崎郡代、長崎市奉行對這四個最重要的都市進行直接管理。
另外，德川家康通過修建和翻修江戶城等城市為借口削弱豐臣氏舊臣等大名的實力。從慶長九年（1604年）開始，德川家康命令各地大名出費用、出人力進行改建，修了天守閣，擴建了外郭，其中豐臣氏家臣們負擔的費用和役最重。德川家康隱居之后，住在駿府，又命令各地大名出錢、出力改建駿府城。之后，江戶幕府下令各地大名的妻兒住在江戶，作為人質。
二元政治階段
幕府成立兩年后（1605年），德川家康將幕府將軍的職位讓給了他的兒子德川秀忠，退休到松浦（今靜岡市），致力于加強幕府的基礎。隨著德川秀忠的權威逐漸穩固，德川家康在慶長十二年正式將江戶城讓給秀忠，自己移居到駿府，將那里作為自己的退休地。不過作為“大御所”的德川家康仍然全面主持幕府的內政外交。此后的十年里，江戶幕府實際上是“大御所一大將軍”的二元政治。
1615年，德川家康攻占了大阪城，摧毀了豐臣秀賴和豐臣家族。緊接著，作為幕府控制大名和朝廷的法律依據的《禁中并公家諸法度》和《武家諸法度》被頒布。同年，為了昭示戰國時代以來的戰爭已經完全平息，江戶幕府奏請天皇氏，在這一年7月，將年號由“慶長”改為“元和”，史稱““元和偃武”。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秀忠和他的繼任者德川家光的統治下，幕府的控制政策進一步發展。
政治體系的建立
寬永九年(1632)，大御所德川秀忠死去，二元政治局面結束。德川家光開始對幕府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在寬永十年(1633)，德川家光任命自己的側近六人松平信綱、堀田正盛、三浦正次、阿部忠秋、太田資宗和阿部重次為“六人眾”。其后，幕府的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目付等職務相繼設立，職責權限也規范完成，幕府的政治體系至此完全建立。此外，德川家光還在寬永十二年(1635)改訂了《武家諸法度》，從原本的十三條擴展為十九條，其中加入了兩個重要的條款：參勤交代和大船建造禁止令。經濟方面，在這一時期幕藩體制得以確立，通過改作法、檢地等措施，將領地作為“藩”直接經營的事業，并推行了確保年貢收入的“定免法”。
另外在這一時期，江戶幕府分別于1633年、1634年、1635年、1636年、1639年連續五次頒布“鎖國令”。自豐臣秀吉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已經發覺西班牙及教會往往會帶來的威脅，為免日本被殖民、防止西方思想傳入以保障國內政治穩定及意圖壟斷對外貿易，于1624年與西班牙絕交，亦禁止船只往來日本及菲律賓，1633年正式頒布鎖國令，不準已出國之日本人回國。1637年，島原市、天草地方農民因不堪幕府新派領主的苛政，發動起義。不滿幕府的當地天主教武士領導起義者據守島原的原城。幕府調動十八家大名，出兵十二萬，圍城四個月，才將起義鎮壓下去。這次起義震動了幕落統治者，使幕府決心“鎖國”。在1639年頒行最后一次鎖國令，禁止與葡萄牙貿易，今后只容許荷蘭人及小行星3789人在長崎市出島進行貿易。（對朝鮮貿易則集中在對馬島的對馬府中藩、對蝦夷人及西伯利亞地區民族的毛皮貿易則集中在北海道的松前藩、另薩摩藩在江戶時代后期也和琉球王國進行走私活動）至于其他國家，則一律拒絕和它們來往。
文治政治
寬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任將軍后，由儒官林羅山主持對《元和令》進行修改，并頒布《寬永令》。《寬永令》的內容由原來的13條增加到19條，成為后世“武家諸法度”的藍本。在這一法令下，江戶幕府以完善法度為名，對大名實施高壓政策。寬文三年（1663年），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發布《寬文令》（21條），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對不孝之子科以處罰的條文，同時禁止殉死習俗，廢除令大名與重臣的人質居住江戶城的制度。
1680年德川綱吉任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對于儒學更為重視，除了自己鉆研之外還向大名和旗本宣講。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綱吉為整肅財政，設立勘定頭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與國領重次擔任。德川綱吉設置“側用人”一職，重用牧野成貞和柳澤吉保，疏遠老中，實施獨裁政治。德川綱吉禁止以前戰國那種殺伐的風氣，且推崇重視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綱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稱為“天和之治”。
天和三年（1683年），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頒布了以和漢文混合體撰寫的《天和令》（15條），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寬永令》《寬文令》中都強調的“專心修練文武弓馬之道”這樣的條文，增加了“厲行忠孝，重視禮儀”條文。這表明隨著幕藩體制的穩定，幕府放棄了“武斷政治”，開始向重視以儒學為指導的“文治政治”轉變。為了整治國內貿易環境和防止金銀流向中國和荷蘭，德川綱吉在貞享二年（1685年）采用銅來代替金銀，并且限制對中國和荷蘭的貿易額，同年，德川綱吉為了擁有男性繼承人反對殺生，前后發布了諸多如《憐憫生類令》等多個愛護動物令，禁止虐待動物以及自己斥資建造了動物收容所等，但是在德川綱吉后期由于行善寺廟和建造官邸幕府財政陷入危機，德川綱吉采取了降低成色來鑄幣的政策使日本境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另外在德川家綱時期日本社會經濟各方面快速發達，思想文化領域朱子學成為“官學”，許多藩都設立了講授朱子學的學校。
寶永七年（1710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頒布了由儒學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寫的《正德令》（17條），增加了嚴禁官員收受賄賂的條文，減少幕府開支，調節與皇室的關系；整頓財政和貿易，鑄造新幣等政策。僅僅當上將軍四年后，1712年德川家宣離世，三歲的兒子德川家繼任第七代將軍，其仍然由新井白石輔政，但是德川家繼在1716年就去世了，新井白石的政策并沒有得到持續推進。
享保二年（1717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頒布《享保令》（15條），宣布恢復天和三年（1683年）《天和令》的內容，此令后來一直使用到幕末。
革新時代
德川中后期商品經濟的擴張，引發了幕府財政危機，18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的萌芽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統治基礎。而社會思想傳播引起的價值觀念變化對傳統價值取向產生了沖擊，甚至對江戶幕府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因此德川幕府不得不采取享保改革、寬政改革等措施進行社會調整。
享保改革
享保元年（1716），德川吉宗就任第八代將軍。在他執政期間（1716-1735年）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整，史稱“享保改革”。這次改革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首要的目標是“遵循權現（指德川家康）所確立的方針”，恢復德川前期的獨裁統治。在政治方面，一切遵循舊法，整頓吏治，提倡尚武，制定了選拔人才的“足高制”，實行官職津貼。在經濟方面，厲行節約，頒布“新金銀通用令”，整頓通貨秩序。在社會生活方面，從書信、贈答、婚喪以至日常飲食、婦女服飾，都作了詳細規定。此外還整頓法制，以規范社會各個等級的秩序。
社會經濟、思想的發展及其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的沖擊，使當時的封建體制面臨挑戰，這些政策調整并不能解決幕藩體制的深刻矛盾，相反，政府默認商業發展的事實，在客觀上適應了商品經濟的變化，使幕府統治得以延續。
寬政改革
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統治初期的寬政年間（1789-1800年），幕府統治由松平定信出任老中，而上任田沼政權癱瘓后造成的混亂社會亟需整頓，于是就出現了寬政改革。這次改革的重點是穩定并強化封建小農經濟，實施了一系列農村政策。強制外出農民還鄉，限制種植經濟作物等。在城市實施救濟武士、打擊町人的抑商措施，尤其是寬政元年（1789）發布《棄捐令》，強迫“札差”商人高利貸放棄6年前的債權，減輕5年以內的債息，分期償還。這使“札差”受到很大打擊，因此令而廢除的債務達黃金118.78余萬兩，金融陷入停頓。在思想文化方面，推行禁止“異學”政策，定朱子學為正學，禁止講授其他學派，并實行出版限制。
寬政改革借助專制權力對社會進行的修復只能停留在表層，因為幕藩體制的社會控制能力正在逐步喪失，幕藩體制的政治權威受到了嚴峻挑戰。
天保改革
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統治初期的天保年間（1830-1843年），日益嚴峻的危機讓封建統治者越發感到改革的緊迫性。因此，幕府、各藩在這一時期將名為“天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上了日程。1841年（天保十二年），水野忠邦擔任首席老中，成為改革的直接負責人。天保改革的農村政策依然是限制農民的流動，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關東、日本東北地區為對象頒布《返鄉令》（也稱“人返令”），規勸江戶的外地人回鄉，嚴格限制江戶的人口流入。禁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每年進行兩次人口檢查，以行政手段強制遣返流入城市的農業人口，這是維持“本百姓”的最后手段。此外，幕府還在市民消費方面進行嚴苛管控。除禁止買賣價格昂貴的點心、飯菜、衣服、器物外，幕府還禁止食用時令食物。
對農村的政策還包括：取締農閑副業，進行新的檢地來增加年貢，結果遭到農民的激烈反對而被迫終止，反映幕府對土地問題已經束手無策。不過這次改革的重點是解決城市物價問題，為此忠邦采取了一項大膽的措施。1841年（天保十二年），幕府逐步解散“株仲間”，實行自由買賣。此前，十組問屋壟斷江戶、大阪間的商品流通通路，惡意抬高物價，而解散株仲間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扼制這種行為。解散株仲間后，為下調江戶物價和增加大阪市場的商品流人量，幕府又進一步加強了對在鄉商人的管控。出于充實幕府財政的目的，幕府頒布《上知令》，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將江戶方圓十里、大阪方圓五里的私有領地劃歸幕府直轄，并替換其他貧瘠的土地作為補償。
幕府的倒臺
1854-1855年日本被迫與美、英、俄等國家先后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放棄了閉關鎖國政策，開放了通商口岸，接受了領事裁判權。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人侵，促使日本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日本封建社會的解體過程。
1866-1867年全國共爆發了一百多次農民起義和三十多次城市貧民暴動。遍及全國的農民起義和城市暴動動搖了封建社會的基礎，使得江戶幕府的統治炭炭可危，朝不保夕。在農村和城市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以下級武士為領導聯合新興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攘夷倒幕”運動迅速掀起。1860年3月，櫻田門外薩摩和水戶市兩藩的浪人階級刺殺了大佬井伊直弼被拉開了倒幕運動的帷幕。櫻田門外事件后長洲、薩摩、士佐三藩的浪人階級為核心的，全國有志人士的合作以各種方式發展起來，他們起初的口號是“尊王攘夷”，雖然帶有反對幕府的色彩但是并不是說要迅速推翻幕府，目的是通過“尊王”來團結國內一致對外。
在內外交困的時期幕府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展現出了將政權交還給朝廷的想法，此時幕府對強藩的控制力大不如從前，外樣大名也想要話語權，于是朝廷、幕府、外樣大名各自妥協的條件下開展了公武合體運動。公武合體運動與尊王攘夷運動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攘夷派鼓動天皇去推翻幕府被幕府發現后對攘夷派大本營長州和薩摩發動了大規模鎮壓。攘夷派在5月份和7月份分別攻擊了美國和英國的船，讓日本政府陷入了外交危機。
1867年孝明天皇和德川家茂去世，德川慶喜繼位第十五代將軍，領導權的變化讓政治環境更為混亂，幕府想要借法國之力重建威信，大名們想要建立保守的聯合政權，朝廷和倒幕派則希望徹底推翻幕府統治，重啟天皇政治。1867年德川慶喜在土佐大名的建議下辭去將軍職務將權利歸還天皇氏，但是之后仍然保有領地并承擔宰相職務，這一舉動引起了倒幕派的不滿。1868年1月以大久保力通、西鄉隆盛為代表的倒幕勢力發動了宮廷政變，以天皇明治天皇名義迫使江戶幕府交出政權，宣布廢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實行“王政復古”。自此，明治政府建立，德川幕府退出歷史舞臺。
疆域
東京幕府的疆域大致與現在日本疆域相似，首府為江戶城，由九州島、本國島、四國、北海道島（蝦夷島）組成。被分成200多個藩來治理。東部山地地區被稱為東山道，被分為八個藩國；北部大陸地區為北陸道，被分為七個藩國；東部沿海地區為東海道，被分為15個藩國；京區域稱為畿內，由五個藩國組成；北部山地地區為山陰道，分為八個藩國；南部山地地區為山陽道，分為八個藩國；南部沿海為南海道，分為六個藩國；西部沿海為西海道，分為十一個藩國。全國領土約3000萬石，其中幕府掌握約四分之一的土地，約700萬石，其中御三家掌握約300萬石，幕府直接統領的約有400萬石。江戶幕府時期北海道地區大部分都并未開拓，琉球王國（今沖繩縣）也是獨立王國。
人口
江戶時代前期（1600年到18世紀初期）是日本人口迅速增長的時期，據推算，年全國人口在1200萬至1800萬之間，而到18世紀初期，以年平均5%-10%的速度增加到3100萬人。之后進入緩慢增長甚至停滯階段，直到江戶城末期人口才又重新開始增加，1872年實行戶籍制度時總人口為3481萬人。到18世紀末，江戶的城市人口為近150萬。
進入江戶時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長的速度迅速減緩。1726年第2次人口調查的人口數據為2655萬，直至1846年最后一次調查為止的125年間，這期間日本人口一直在2489一2720萬人的范圍內變化，變化幅度很小。人口最少時是1792年的2489萬人，最多時是1828年的2720萬人。
政治
幕藩體制
等級制度
江戶時期施行幕藩體制的政治體制，也稱“將軍大名體制”。這一政治體制以封建君主將軍為頂點，天皇氏“政治上無權、經濟上無錢”，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
“征夷大將軍”是日本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其政府叫“幕府”，是實際上的中央政府，設在江戶城（今東京）。幕府是將軍的行政機構，具有中央政府的權利機能，包括國家對外主權及對內統治方針（諸如鎖國、宗教、商品流通、貨幣鑄造等統治機能）的確立；同時具有封建領主制統治的權利機能，即土地的分封（分封予大名）以及對幕府領地統治的領主權力的行駛；且幕府是包括大名在內的武士集團的統合權力機關，以絕對的軍事力量為背景，擁有對大名進行改易、移封、減封等處罰權利。
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叫“藩”，各藩的最高統治者叫“大名”。藩是將軍統制下的大名的行政機構，在江戶時期被稱為“領知”或“知行所”，是大名對各自領地進行統治的行政機構，具有地方行政機構的功能。在以上統治結構下的土地所有，無疑首先是以領國分封的形式所體現理論上講土地所有權掌握在將軍手中，并由將軍分封予大名，這種領土分封建立在將軍與大名之間的封建性主從關系之上，被稱為“領主性土地所有”。
大名的三級制
幕藩體制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證幕府的核心控制力，確保在全國范圍內不出現能和幕府相對抗的勢力，削弱地方而強大中央。為實現這一原則，江戶幕府采用親藩、譜代、外樣三級制。即各個藩國的大名實際上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類。
親藩是德川家族的同宗，與德川家有血緣關系，親藩大名中最重要的是“御三家”和“御三卿”。這六家大名與將軍一樣同姓德川，“御三家”為尾張、紀伊國、水戶三家。“御三卿”為田安德川家、一橋德川家、清水德川家。之所以稱“卿”，是因為這三家的家主一般會被授予朝廷從三位的官職，擔任省的長官“卿”。親藩大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幕府統治力。
譜代大名又稱世襲大名，是指在關原合戰以前一直追隨德川家康的大名。地位僅次于親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職，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權力，俸祿卻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鄰等。根據跟隨德川家康時間的不同，譜代大名分為三河眾、近國眾和關東眾。德川家康設計幕府統治必須完全由親藩和譜代大名操控，外樣大名不得參與。
外樣大名則是在關原之戰被迫臣服的大名，他們有的擁有雄厚實力，不過，卻沒有親藩或譜代大名的權力，又常被幕府監控，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也無法成事。因為外樣大名的領土多在偏僻的外邊，在鎖國時期反而最容易跟外國勢力結合，成為倒幕的主要動力。
中央、地方兩級官制
1632年（寬永九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側近作為幕政的實際運作者走上前臺。自此時起，幕府政權組織機構迅速建立起來。當年年末，幕府設“總目付”（又稱“大橫目”，后來的“大目付”）職務。1634年，確定“年寄”（即老中）與“若年寄”職權范圍。
1638年，德川家光的側近掌握了權利，中層以下行政組織“寺社奉行”“勘定奉行”“江戶町奉行”也漸次設立。就這樣，幕府的政治中樞機構在寬永時期迅速地建立起來。四代將軍德川家綱在位的寬文時期（1661—1673），官僚體制進一步整備。幕府行政職責有了更加具體的范疇。老中除了繼續負責各大名、寺社及財務事務，還要管理江戶的守衛監察等官吏、幕府其他直轄地官吏。在老中之下分管各處政務的若年寄職責更加細致，負責管理從將軍的貼身侍從、江戶城飲食用具，直到消防、守衛、醫師、儒者各種人員。奉行以下的職務也基本確定下來。武士個人身份由家格決定，官員的任命以此為基準。老中、若年寄等高級職位由固定的譜代門閥壟斷，奉行等中層職務要由具備騎馬和“御目見”（直接見主君）資格的上級武士擔任，末端職務委派給不具備騎馬和“御目見”資格的下級武士。
政策及法令
一國一城令
江戶幕府初期對外樣大名采取各種辦法予以削弱，在慶長二十年閏六月十三日（1615年8月7日），德川家康決策，由當時的將軍德川秀忠簽發了一部重要法令《一國一城令》。“國”最早指的是日本的令制國，是日本的地方行政單位，日本古代將全國分為五七道，一共約60國。這一法令規定在一個令制國①由數個大名分割領有的情況下，各大名只可保留一個城池作為大名的居城；一個大名家領地跨越數個令制國時，可在各令制國建一城，其余的城必須全部廢除。幕府用這一命令把戰國時代全國的3000多座城拆到了只有170多座城，成功削弱了大名對抗幕府的力量，更進一步加強了幕府對各藩的控制力。另外，《一國一城令》針對的是西國外樣大名，將軍德川秀忠僅率領東國大名，統領西國大名的乃是德川家康，這次《一國一城令》通過直屬于秀忠的年寄眾以奉書形式發布，也意味著家康將軍事權力進一步委讓于秀忠。
參勤交代
“參勤交代”，最早可追溯到源賴朝時期的御家人到鐮倉“奉公”的制度。在戰國時代和安土桃山時代，大名為了有效地控制家臣，就在居住的主城下修筑城下町，將從屬于自己的武士統一安排住到城下町的“武家屋敷”中。江戶幕府成立初期，一些大名為了討好德川家，自愿到江戶城下町居住，也獲得了幕府賜予的屋敷。到了德川家光統治幕府時，他以法律的形式，將參勤交代由自發行為改而確立為制度。
“參勤交代”的主要內容是：大名每年必須前來江戶城一次，而其妻子（正室）和兒子必須居住在江戶作為人質。幕府在江戶城下町給予大名相應的屋敷。大名每年來江戶的差旅費用自理。一些距離江戶較近或領地較小的大名以及水戶藩等部分親藩和擔任幕府老中等役職的譜代大名則常年居住江戶，稱為“定府”。在旗本中，交代寄合待遇者也準予如大名一樣參勤交代。
“參勤交代”表明幕府進一步對各藩大名進行嚴格的控制，用威壓的手段樹立幕府的權威。這一制度使得大名一年中必須要在領地和江戶之間來回一度，在車馬、行李、住宿、隨從等方面花費大筆的開銷，這也就達到了幕府的目的：在約束大名人身的同時削弱大名的經濟能力。城市居民有一半是武士，他們因為這一制度集體前往江戶，他們的消費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繁榮發展。不僅如此，全國為參勤交代修筑通向江戶的道路，在沿途設立宿場（旅館）供大名進京時居住，由宿場為核心興起一個個熱鬧的宿場町，促進了旅途經濟的繁榮，江戶因而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
鎖國令
“鎖國令”指的是，幕府直接管制長崎港的對外貿易，禁止日本船只和日本人出海或出國，不準外國船只及商人來日本或居留，政府控制與奎斷貿易的一種政策。在鎖國政策下，禁止各藩和商人直接進行外貿業務，出口商品一律通過長崎港運往外國。輸入商品由長崎市、京都、江戶城、大阪、屆的商人推銷。
“鎖國令”其主要內容有三點，即禁止日本人出入國門；取締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來日本。禁令的最終目標是取締天主教。禁令頒布后，與日本交往的國家只剩下荷蘭、中原地區、朝鮮三國。作為具體的實施手段，江戶幕府于1635年把對荷蘭和中國的貿易限制在長崎一港，徹底壟斷了對外貿易。為了配合禁教政策，德川幕府還頒布了禁書令，禁書的對象為隨中國商船而來的、與天主教直接有關的漢譯西書。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英國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培理以軍艦（因船通體為黑色，日本人稱之為“黑船”）為后盾前來叩關，幕府被迫開國。
其他法令
慶長十六年（1611），德川德川家康命令親信以心崇信起草了一部整個江戶時代最重要的法律《武家諸法度》，于慶長二十年（1615）七月在伏見城由將軍德川秀忠公布。這一法律制度的基礎在于慶長十六年（1611）和慶長十七年（1612）江戶幕府分別從關西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外樣大名那里獲得的誓詞。在慶長十八年（1613）六月，幕府制定了《公家眾法度》《敕許紫衣之法度》《大德寺妙心寺等諸寺人院法度》等法律，以武家法的形式對包括天皇在內的朝廷體系加以規范。慶長二十年（1615），在京都二條城，大御所德川家康、將軍德川秀忠和關白二條昭實連署簽發了一部重要的法令——《禁中并公家諸法度》。
《武家諸法度》告誡各大名勵行文官武將的職務及其他規章；同時還規定取締徒黨，不得幕府許可者禁止結婚、一律不許新建城堡一—即使進行修給也須幕府批準以及對幕府負擔參現義務等《武家諸法度》后來套加修改，對于大名的義務規定得更加詳細。《禁中并公家眾諸法度》認為“天子以才藝和學問為第一”，目標是讓天皇氏完全脫離政治。這一法令對與朝廷有關的皇族、公家的名次、制定年號的辦法，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后來還制訂了對于仍具有封建領主因素的佛教各派寺院的統治法規。這些法規規定了寺院須以學問為主，禁止總寺院統制下屬寺院和新建寺院。
社會風俗
社會階級
江戶時代，實行了嚴格的身分制。日本全國居民(除少數公卿貴族而外)被嚴格地劃分為武士、百姓(農民)和町人(市民)三種身分，俗稱士、農、工、商。他們在衣、食、住、行上各有區別，不得越。
武士
武士處四民之首，享有一切權力，可以隨意打殺百姓而不受法律制裁。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其官吏都由武士擔任。德川時代日本武士約4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約有200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6.6%。根據其門第高低與政治權力的大小，武士群體又劃分出二十多個等級，天皇氏和將軍處于這個等級的頂端。上至將軍下到足輕（步兵）、小者（仆役），他們擁有很多特權，可以擔任官職、受領俸祿、稱姓、佩刀以及對平民“無禮”者“斬舍御免”（格殺勿論）。武士與其他三個階級之間的區別尤其嚴格。他們通常戴著兩把劍，而根據法律，其他階級是禁止佩戴的。在其階層內部，實行俸祿長子繼承制，對權威要絕對服從，倡導忠孝節義、男尊女卑、長幼有序。
農民
農民，又稱封建小農、本百姓或百姓，約占總人口的80%-85%，是當時日本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農民們擁有世襲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專事農業生產，成為武士階層主要的經濟來源。農民雖位居二等，但這僅僅是名義上的，農民被禁止吃白米，被禁止出賣士地。。農民等級中可以劃分為高持和無高兩種。高持（總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數地主富農（石持、名主、莊屋）和大量自耕農（本百姓、鄉士），還包括中小農（草分、根生）和依附農民（分附）。無高即無地的貧、雇、佃農和農奴，包括“水吞”“家抱百姓”“被官”“下人”“庭子”等。農民中的“本百姓”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他們必須向領主繳納地租，構成領主的權力基礎。
町人
町人，乃工商業階層。在織豐政權建立后，町人作為一種獨立身份的職業階層被確定下來。江戶幕府時期，町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是5%-6%，集中于城下町，專門從事工商業活動。他們的主要社會職責是：為領主的城市建設提供夫役和技術；經辦年貢米和特產物的販賣；購買供領主階級消費的非自給性物品等。町人在身份等級制度中所處的位置是四民之末，他們在經濟生活中是專為領主階層服務的附庸。
賤民
除了四民之外，德川時代社會最底層稱為賤民（穢多、非人）。他們是罪徙之徒，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居于荒郊村落，從事被當時社會視為最卑賤的職業。被定為賤民的，直到子子孫孫都是賤民，住的地方也限定在指定的場所，職業也限定為皮革業等特定手工業、曲藝和勞役。同樣身分的人還因年齡不同而有差別。由于身分不同，住所、職業、服裝也受限制，身分不同的也不能結婚。
飲食
江戶城時代是日本和食（料理）的黃金歲月。在此期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政局穩定，社會安定。這一時期隨著大批外來人口涌入，人們的飲食起居日顯重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日本飲食業的發展。江戶時代的飲食文化表現出平民特色，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新興的街頭小吃，并逐漸發展為日本傳統食品的代表。如早期的天婦羅，末期的握壽司，還有蕎麥面、蒲燒鰻魚等。另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被稱為“料理屋”的飯館和懷石料理。
江戶時代，日本飲食呈現出“稻米加魚類”的基本模式。廣種糧稻，發展出以米和糯米為主的稻米飲食文化。原先日本人多吃糙米，后來發現精米比糙米好吃，開始注重米的深度加工。精米飯成為了上流社會的嗜好，一度有許多江戶城居民因米飯的營養成分偏缺得了腳氣病，腳氣病也因此被稱為“江戶病”。另外，日本還特別喜好海藻類食品，如海苔、紫菜等，用于涼拌、做湯。被稱為“江戶前”的東京灣是魚貝類的寶庫，江戶城里的魚市常有上百種海鮮出售。
服裝
江戶幕府時期的衣服跟如今的和服大致一樣，在當時被稱為“吳服”。大名和武士們多數穿絲綢為布料的服飾，普通平民的服飾則是由麻布織成。未婚的女性在一些需要盛裝出行的場合中會穿著一種兩袖比一般和服長的服裝，名為“振袖”，在夏天，參加祭典或者賞月時會穿“浴衣”。
宗教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以傳教士為先導的歐洲殖民勢力迅速向日本滲透。全國天主教徒從三十萬人猛增到七十萬人。長崎市變成了外國教會的領地。豐臣秀吉統一九州，收回教會領地，開始禁止天主教。江戶幕府繼續豐臣秀吉的政策，三令五申，嚴加取締。驅逐外國傳教土，破壞教堂，強迫信徒改宗，對拒不改宗者施以酷刑。并規定所有日本人都要歸屬一個佛教寺院，證明宗教身份。
德川幕府建立初期，認為基督教在日本的發展嚴重危害了其統治，于是下令禁止傳播基督教，從1671年起強制每家、每戶、每個人必須板依佛教（即“宗門改”），每年要申報自己信仰的宗教、歸屬的寺院，這些信息記錄在特別的賬簿上，被稱為“宗門改帳”。
交通
德川前期，為有效實行“參覲交代”，幕府修筑了以江戶為中心的5條干道。這些干道分別為東海道（江戶—京都）、中山道（江戶—滋賀縣的草津，與東海道會合）、日光大道（江戶—日光）、奧州大道（江戶—福島縣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戶—長野的下諏訪）。除了這些主要干道，還修建了許多與干道相連接的支路，稱為“脅往路”，如水戶路、北陸路等。陸路交通之外，海路交通運輸也十分暢通發達，17世紀末逐漸形成以江戶、大阪為中心的沿海交通線。
教育
教育機構
江戶時代，教育機構分為幕府直轄的學校、藩學和“民眾”教育所三等。幕府直轄學校如成為儒學中心的昌平坂學問所、日本國學中心的和學講習所和傳授西方文化科學知識的開成所。藩學一般設在大名的領地上，以培養各藩武士為主。“民眾”教育機構包括鄉學、私塾、寺子屋、心學與實學講習所等各種類型學校。
私塾方面，進入江戶時代，特別是到了江戶時代中后期，伴隨社會發展對教育需求的擴大，日本私塾開始迅速發展起來，不但數量空前增長，其教育對象、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私塾類型在單一的漢學塾基礎上增加了國學塾、蘭學塾和洋學塾，教育對象由武士階級向庶民階級擴展，培養目標由統治階級接班人向政治、經濟、科技等多類型人才轉變，教育內容上增加了國學和洋學。具備了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為日本社會的發展和變革做出了重大歷史貢獻。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與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還為明治維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礎和人才儲備，許多私塾在明治維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為近代教育機構。
提倡儒學
進人江戶時代之后儒學逐漸代替佛教成為社會思想的主導同時也成為學術與教育思想的主流。此后日本思想界對于中國儒學的吸收進入全盛期并且在吸收的基礎上進行了消化和創造逐漸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體系和學術流派。
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初年，不僅在各藩設立的學校中，以“四書五經”為教科書，而且遍設于日本各地的、數以千計的“寺小屋”（類似中國農村的村學與私塾），也以中國的《楷體金文三字經》《千字文》等為蒙學讀物。通過中國和日本的一些蒙學讀物，世俗化的儒家倫理極其廣泛地滲透于日本民間大眾中。
從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經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到七代將軍德川家繼，他們重用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儒學家，九代德川將軍都提倡封建綱常禮教，獎勵學問，發展文化，命令儒者、僧侶、神道家搜集、整理和刊行戰國時代散佚的古書，并收納金澤文庫的藏書。由于統治階級宣傳忠孝、仁恕、節儉之道，所以《四書》《全本史記》《六掐三略》和《貞觀政要》等儒家經典以及日本古典中的王道社會主義、經世致用之學、帝王之學和人道倫理之學，俱已成為統治階級自身修養和政策實施的參考書。
經濟
資本主義的萌芽
江戶時代是資本主義近代日本的先行階段。在這一時期“經濟社會”在江戶城時代出現了萌芽。在16、17世紀之交，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強制推行兵農分離、建設城下町，規定參覲交代制度。這些新情況的發生造就了巨大的消費人口，給全國農村帶來了需求沖擊，形成了財物、勞務、貨幣在領地、商人、農民之間的循環經濟，造就了“經濟社會”的形成，使封建經濟獲得了邁向近代經濟的契機。
德川中期以來日本社會經濟處于快速增長之中，經濟發展模式相應地發生了重大變動。即封建領主經濟中包含極大的商品經濟成分，并一步步向市場經濟轉化，形成初級市場經濟。在德川時代后期，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經濟大幅度增長，商品生產也顯著發展。
農業
17世紀40年代左右商品經濟深入農村，商品經濟開始逐漸侵蝕自給自足的小農經營，農民的生產目的從單純的為繳納貢租后仍能維持生計，轉變為銷售更多商品取得更多財富。由于農民得到份地江戶時代前期農業生產獲得顯著進步。首先體現在耕地面積的增加上，幕府鼓勵開擴新田讓各藩主和富商承包開發新田，在幕府初年全日本耕地面積為163萬町步，到18世紀初期這個數字漲到了297萬町步，增長了80％。其次農業工具也得到進步，灌溉用筒車、備中鍬、千齒機和多種肥料的運用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除了糧食作物之外，經濟作物也得到普遍種植，例如：桑、茶、棉花、麻、油菜等。
手工業
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隨著社會經濟和社會分工的發展，手工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由于商品經濟沖擊了自然經濟，大量貧困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離開農村，走向城市找職業謀生。于是城市聚集了許多農村家庭手工業者，這些手工業者在行會組織的控制下，分別從事布足、絲織品、家具等手工業商品的生產。這個時期，日本的手工業品計有100多種。17世紀中葉以后，日本的手工業、手工業技術和手工業產品都獲得了明顯的進步。至17世紀末，日本已有130多種手工業。
商業
德川政權通過縮小大阪城和平息島原叛亂，結束了暴力時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國內和平時代。17世紀下半葉，以生產能力最發達的近畿地區為中心，實現了廣泛的商業化。批發商和經紀人等處理經濟作物的新型商人脫穎而出。
另外，江戶幕府時期由于農民領有土地，所以這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農業生產水平得到提高，農民可以把盈余的糧食換錢來補貼家用。同時“城下町”壯大也帶來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在這樣的供求關系上江戶幕府時期的商業得到了高速發展。各個藩的“城下町”刺激著自己周圍地區的商品經濟，同時在江戶的“城下町”刺激著全國的經濟。隨著全國性商業的發展，全國性信貸制度也建立了起來，提供存放款、票據貼現、匯兌（當時市場上流通著金、銀、銅錢三種貨幣）等業務。
對外貿易
德川家康江戶城開府后，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在舊教國方面，家康通過發布新的通商許可朱印狀保持原有貿易聯系。對于新教國則給予一系列特權，主動建立通商關系。與明朝貿易的恢復，以重啟官方勘合為始，以私人貿易代替勘合貿易結束。而與朝鮮貿易的恢復，則在兩國議和復交背景下展開。此外，針對與南洋地區的朱印船貿易，家康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行全面擴大。因此，伴隨以上商貿策略的實施，日本海外貿易體系構建完成。江戶時代早期家康對海外貿易體系的構建，一方面意味著日本徹底脫離了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另一方面則體現了幕府面對西力初次東漸所作出的積極回應。不僅如此，伴隨貿易的深入開展，日本在密切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同時，亦參與到同西方殖民者的激烈角力當中。從貿易額方面來看，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缺乏和“鎖國”政策的實施等諸多原因，在德川家光統治時期（1623-1650年），日本對外貿易發展緩慢，貿易額下降，如1601-1646年，日本對外貿易的金銀出口額為4.5億日元；1647-1709年，金銀輸出額下降至1.5億日元。
1639年最后一道“鎖國令”發布之后，日本的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亞洲的中國、朝鮮、琉球王國以及歐洲的荷蘭。各藩國也積極進行海外貿易，對馬藩主要同朝鮮王朝朝鮮進行貿易，薩摩藩則通過琉球中介同中國以及東南亞進行經濟交流。1635年幕府將外來船只駛入及進行貿易的港口限定為長崎市一處，禁止在海外遠航的日本船只回國。1685年，幕府恢復了特許證制度，貿易被限定在預先設定的年限內進行。時隔12-13年后，幕府創造了綜合性結算機構—長崎會所。
科技
農業
農業生產工具方面，1660年發明腳踏筒車，17世紀末始使用2至4個齒的“備中國鎬”，實現不靠畜力也能深耕。另外還有“千齒脫粒器”合“千石蹄”等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肥料方面，除傳統的草肥、堆肥、灰肥、廄肥及糞尿等自然肥料外，農民還采用油漁、千燥魚肥等肥田。為消滅蟲害，已開始使用鯨油、生石灰作除蟲劑。栽培技術也有提高，如選擇病蟲害較少的稻種，實行輪種法和雙季稻栽培等。
天文
在天文學領域，自江戶幕府實行禁教政策之后，日本一方面進口中國明朝后期與西方天文學相關的漢籍；另一方面，又通過荷蘭人直接引入有關天文學的西文著述，加以翻譯、介紹、研究。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木良永引入了尼古拉·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和地動說。他于1774年和1793年先后翻譯了《天地二球用法》《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記》專門介紹了哥白尼的太陽系理論以及約翰尼斯·開普勒、伽利略·伽利萊直至艾薩克·牛頓的地動說的發展情況。另外志筑忠雄還在該書附錄《混沌分判圖說》中提出了星云假說理論。此外他還通過譯著《歷象新書》和其他研究成果，在日本構筑起近代天文學及天體力學的理論基礎。
地理
實行禁教政策之后，日本學者在18世紀展開了對于世界地理的獨自研究。1720年以前身為幕府重臣的新井自石將利瑪竇的《坤輿全圖》與從荷蘭傳入的世界地圖對照，將墨瓦蠟泥加其從五大洲中除去。此外反映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還有由大玄澤與桂川甫周合著的《萬國圖說》年出版、朽木昌岡編撰的《新撰泰西輿地圖說》年出版、橋本宗吉的《新譯地球全圖》年出版等產生了很大影響。山村昌水于1803年推出《訂正增譯采覽異言》此書參閱32本西書、42本漢籍、52本日本書并載有“地球略全圖”，包括歐、亞、非、南北美洲輿地圖和“南北輿地半球圖”。1807年至1808年間幕府命天文方校訂萬國全圖，高橋景保等于1810年按投影法繪成標有經緯線的地圖糾正了將墨瓦蠟泥加當成一大洲之誤，出版了分南北兩半球圖的《萬國全圖》。其中《訂正增譯采覽異言》與《萬國全圖》反映出日本學界在國門打開之前研究世界地理所達到的高度。
醫學
貝原益軒和稻生若水（1655一1715年）初次實地調查了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分別寫出了日本的藥學書《大和草本》和反映日本物產的《庶物類》。
在內科方面，田川玄隨的翻譯荷蘭醫生霍爾特的內科書《西說內科選要》卷，這是日本最早的內科書。此書打破了西醫只有外科的錯誤說法。吉田長淑讀了《西說內科選要》后立志進行西醫內科診療。他反復研究荷蘭醫書終于在年開設了西醫內科成為日本最早的西醫內科。吉田長淑還翻譯了《泰西熱病論》卷撰寫了《內科解環》巧卷為西醫內科發展做出貢獻。
其他
窮理學（當時對物理學和化學的總稱也開始在日本植根。1825年，青地林宗著《氣海觀瀾》，描繪了19世紀初歐洲基礎物理學的概況，使物理學在日本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1836年，帆足萬里在參考十余種歐洲物理學著作的基礎上，撰成《窮理通》，共八卷。講述了中國、埃及等國家的古代歷法和眾多天文、物理知識。
天保年間，化學也以舍密（chemie的音譯）學的名稱形成獨立的學科。宇田川榕庵撰《舍密開宗》（1837年，全21卷），內容包括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和分析化學，并以被稱為近代化學革命的元素概念為中心，論及化學反應和試驗方法，將西方近代化學體系輸入日本。
在數學方面，吉田光由（1598一1672年）改編成的算術書（塵劫記）作為教學用書廣為流行。關孝和（?一1708年）創造了日本獨特的數學“和算”，顯示出較高的學術水平。
文化
思想
儒學東傳日本后發生分解，使德川時代成為朱子學、陽明學、古學等思想匯聚的時代。江戶時期，日本的漢學思想分為朱子學派、古學派和陽明學派。
朱子學
幕府為了替封建等級制度制造理論根據，尊崇宋儒朱熹創立的朱子學為官學，排斥一切異端。朱子學宜揚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安分知”等儒家思想，成為了幕府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和“武士道”的精神支柱。作為官學的朱子學在這個時期從實踐和官方意識上引領了日本人的價值觀念。與在中國不同，在當時日本人很少關注宋明理學中思辨的部分，也很少關注世界觀的抽象思考，而是把“理”這一思維作為道德準則，即宋學變成純粹的政治道德學說，與日本維護統治相結合。朱子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藤原惺窩（1561年-1619年）與其弟子林羅山。其中藤原惺窩開創了朱子學派，林羅山則在推廣朱子學上作出了貢獻。
古學
古學派，與在江戶時代是日本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朱熹學派相對，代表了在野的勢力，它反對朱子學官學哲學的壟斷地位，企圖用復古的名義，將儒學從朱子學一統天下的梏中解放出來。古學派的創始人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代表人物有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創建的這一學派被稱為“古義學派”。荻生徂徠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文言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
陽明學
日本江戶時代后期的心學復興，以陽明學為精神支柱，倡導人的主體精神和勇于改革的實踐勇氣，從而為即將到來的明治維新運動注入新的精神動力。日本陽明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樹及其弟子熊澤蕃山。中江藤樹在學習的過程中感覺到朱子學過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實的感覺。在接觸陽明學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論的深刻，遂傾倒于陽明學。中江藤樹之后，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展了陽明學。熊澤蕃三通過與藩主、大名的接觸，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熊澤蕃三之后，日本陽明學一度沉寂。直到東京后期，陽明學又出現復蘇，它的鼓勵實踐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會的革命家。如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陽明學還影響了一批后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
蘭學
蘭學是指日本在“鎖國”時代（1639-1853），通過荷蘭人或者荷蘭語移植、研究的西洋學術的總稱，也包括來到中國的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所編著并傳到日本的漢文西洋學術著作。蘭學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醫學、天文學、歷法學、地理學、博物學、物理學等各種科學知識。
以江戶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蘭學，通過大槻玄澤等人的努力傳播，迅速擴展到全國。18世紀后半期，是日本蘭學的創始期，統治者利用蘭學家，積極吸收世界知識。特別是在世界地理學方面，從蘭學創始之時起，蘭學家們就從事對世界地理的譯述和研究工作，隨著對外關系的緊張，又從時局的立場開始進行研究、譯述，并先后譯、著了許多書籍。蘭學的傳播使日本人對西方文明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到19世紀初，蘭學已在江戶、京都、大阪、名古屋市和長崎市等城市的部分醫生和少數知識分子中傳播開來，在語學研究、醫學、天文學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同時還移植了新的科學部門，如植物學、化學、物理學等。
蘭學以研究西方近代科學為開端逐漸擴展到研究西方社會思想等領域，成為江戶城時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蘭學時期傳入日本的西方文化不再附隨宗教的因素，而是以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世俗文化。它以西方的醫學和天文學為主導基本上囊括了西方近代科學中的物理、化學、地理學等主要科學成果。隨著對西方理解的加深蘭學研究，進一步擴展到西方的社會思想領域。
藝術
繪畫
德川時代早期，新貴族崛起，導致社會階級瓦解，藝術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浮世繪和民眾畫派發端，在著色和線條方面頗有造詣。浮世繪鑒賞的對象是工商業階層和平民大眾，由此浮世繪的畫題主要反映的是社會大眾的生活和風俗，以刻畫美人、歌舞伎和風俗畫居多。“浮世繪”一詞的首次出現，是元和二年(1682年)問世的井原西鶴的名作《好色一代男》。浮世繪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是“肉筆畫”，即不經木版雕刻的畫，可以獨立創作；二是木版畫，須集體創作，首先由畫師畫出“板下繪”，然后由雕刻師將其貼在版木上雕刻出輪廓，再由畫師涂上顏色，最后由摺師印出。慶長十三年(1608年)，木阿彌光悅和角倉素庵等為《伊勢物語》繪制了插圖。此后，繪有所謂“墨摺”，即黑白插圖的通俗讀物木刻本不斷增加。之后，被稱為“丹綠本”，即繪有彩色插圖的讀物，也開始出現。
德川晚期，嚴格的階級限制壓抑了平民的藝術觀念。這個時期主要有狩野畫派。進入江戶時代后，以城為中心的城下町急速發展，建筑的發展推動了美術的繁榮。特別是由于營造江戶殿舍的需求，幕府將以狩野宗族為核心的狩野派畫師，如狩野光信、狩野孝信等招集到江戶，使江戶成為美術發展的源頭，而狩野派畫師也成了幕府的御用畫師。
狩野派始于室町時代，自元祖狩野正信之后，始終擔任江戶幕府的御用畫師，歷七代而不衰，以“大和化”中國畫風，雄踞日本畫壇三百余年，而在江戶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并稱狩野派“三大畫家”的狩野元信、狩野永德、狩野探幽。狩野派最典型的風格，是將中國水墨畫的挺拔筆勢同大和繪的絢麗裝飾相結合，具有氣勢磅礴的構圖和濃墨重彩的色調。
戲劇
17世紀下半葉，作為戲劇的歌舞伎初見雛形。18世紀下半葉，歌舞伎以江戶城戲壇為中心迎來鼎盛。歌舞伎起源于江戶時代島根縣出云大社巫女與名護屋山三郎合作創始的一種念佛舞蹈，后發展成具有劇本結構的戲劇。原先這種表演形式被稱為“かぶき”，意為“傾奇”，后有人用漢字取代了三個假名：歌(か)、舞(ぶ)、妓(き)。在江戶時代，“歌舞伎”和“歌舞妓”是混用的，至明治時代才定為“歌舞伎”。
歌舞伎的主題大致分兩類，一是展示公卿武士的生活，一是表現平民生活。其內涵或借古喻今，或渲染愛情，或宣揚忠孝，或說教道德，并且有文戲，也有武戲。盡管出現過“若眾”“野郎”那樣的另類，但從江戶時代迄今，歌舞伎演員全部都是男性。作為日本國粹，歌舞伎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另外還有同樣形成于江戶城初年的“偶人凈琉璃”。“偶人凈琉璃”意為“木偶戲”，始于室町時代末期，最初形式是盲人和著節拍說唱凈琉璃故事，后來加上三弦琴和木偶，是民眾喜愛的藝術形式，并形成了許多流派。17世紀末，竹本義太夫在大阪創設了竹本座，以近松門左衛門為劇作家，開創了獨特的義太夫節。不久，演員與劇作家交相輝映，迎來了凈琉璃的全盛時期。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也因此和松尾芭蕉、井原西鶴一起，成為創建近世文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其中近松門左衛門被譽為“日本的莎士比亞”，一生創作了一百多部劇本。他寫的偶人凈琉璃劇本題材廣泛，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以市民生活為題材的“殉情劇”，代表作有《曾根崎心中》《冥途飛腳》。他創作的殉情劇以義理和人情的沖突為主題，深刻反映了生活在封建社會的人們的悲歡離合。
文學
江戶時代，由于町人(市民)經濟實力的增長，出現了真正產生于市民并謳歌其生活的獨特的文學。在江戶幕府時期文學的顯著特征是反映社會商人，工匠和其他非精英階層的利益和取向。慶長十四年（1609年），商業性木板印刷術的出現使書籍普及到了平民階層當中，這讓小說和詩歌快速發展，文學作品開始成為一種商品。俳句、浮世草子等就是典型代表，它們一封程度上代表了市民生活意識。
漢俳是中國漢詩絕句日本化的一種短詩，由5、7、5共17音節組成。其中松尾芭蕉(1644-1694)被稱為“俳圣”。俳諧來源于前代連歌之發句，在江戶時代經松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脫離連歌，成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來西山宗因將俳諧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松尾芭蕉的俳句，經過正岡子規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為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
“浮世草子”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意為“風俗故事”，是由御伽草子以及與其一脈相承的假名草子演變而成。主要內容為呼吁人們享受當下的歡愉，其作品有許多描繪城市享樂生活。比如：《日本永代藏》、《好色一代男》等。這一文學體裁的代表人物有井原西鶴(1642-1693)。井原西鶴本是俳人，后轉寫小說，他的作品既肯定了市民的享樂生活和營利行為，也反映了社會底層的人們窘迫的生活和絕望的心理，使日本現實主義文學達到頂峰。
另外在大御所時代，彌漫著一種近乎無條件肯定現實的氛圍，人情本、滑稽本在這時流行了起來。它們在全國范圍內擁有廣泛的讀者群體。人情本、滑稽本裝訂成冊，配以濃艷的插畫，產生了合卷。1802年，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面世，開啟了滑稽本流行之先河。此后，式亭三馬的《浮世澡堂》《浮世理發館》也相繼問世，確立了滑稽本的地位。人情本出現在寬政改革以后，起初以花街柳巷的戀愛故事為主要題材。后來，人情本逐漸吸收讀本、凈琉璃、歌舞伎等藝術形式中的傳奇色彩，轉而成為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小說。
外交
中國
寬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國清朝正忙于統一戰爭，無暇顧及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江戶幕府也于華夷成見，傾向于明朝殘余勢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國。這一時期中日關系仍以民間為主，而且僅限于經濟貿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經完成對臺灣省的收復，極為關注對日關系。康熙帝派官員赴日查探，試圖打破對日僵局，進而建立外交關系。此時的江戶幕府雖沒有與清朝建交的意愿，但對清朝的態度已由原來的敵視、排斥轉變為默認，并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對清朝的尊重。雙方關系轉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關系，雙方往來仍舊以民間經濟往來為主。
江戶幕府在初期的對華貿易中，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辦法，并隨著兩國貿易走向的變動做出調整。在這一時期內，由于受到中日貿易形勢變動頻繁，江戶幕府管理貿一易經驗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本的對華貿易政策更迭頻繁。幕府曾四次調整對華貿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絲割符制度、相對商賣法、市法、貞享令、長崎貿易改正令在內的五種貿易制度，平均每十幾二十幾年便有新政策出臺，其政策更迭頻率之高可見一斑。在法規的刺激和鼓勵下，中日貿易走向繁榮，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日本白銀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貿易的規模越大，日本白銀的流失越嚴重。
朝鮮
1592年豐臣秀吉發兵三十萬侵略朝鮮，想要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關原合戰后，德川家康命宗義智和朝鮮議和。慶長五年（1600），對馬藩落主宗義智派家臣柳川調信為使者，以送還一部分侵朝戰爭中的俘虎為條件，請求朝鮮向日本派出使節重新修好。而朝鮮方面因為明朝的大軍已經回國，也害怕遭到日本的再度侵略。幾番交涉之后，朝鮮在慶長九年（1604）提出，派出使節之前，日本要先向朝鮮遞交國書，并送還破壞朝鮮王陵的罪犯。慶長十二年（1607），朝鮮的通信使在宗義智的引導下，于駿府渴見了德川家康。經過多個回合的談判，到慶長十四年（1609），江戶幕府與朝鮮重新締結了貿易與邦交條約，史稱《己酉條約》。
在德川“鎖國”時代，對馬藩與朝鮮的貿易以三種運營方式進行，即封進（向朝鮮國王進獻）、公貿易（政府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商人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在17世紀后期興盛起來。日朝貿易以“藥材、絲、綢衣料”為主，同時也包括銀、銅等金屬。但是，生絲貿易也將中國納入其中，日本、朝鮮、中國之間貿易的往返路線于是由“絲綢之路”和“銀之路”構成。
西歐
德川幕府起初對于歐洲和天主教持寬容態度，但是天主教傳教士在日本大肆傳教和西歐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殖民活動就引起了江戶幕府的不滿。江戶幕府先后下達五次鎖國令，驅逐日本境內的傳教士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先是限制居住外國的日本僑民發展到后面徹底禁止等。1609年德川幕府與荷蘭建立了通交關系，并在平戶設立了荷蘭商館。寬永十六年（1639年）八月，屠戮葡萄牙帝國57名船員標志著幕府鎖國政策的落實。8月23日幕府宣布只允許荷蘭和明朝船只來日貿易，但是荷蘭船只限于在平戶，明朝船只限于在長崎市。在對西歐鎖國的政策下荷蘭因為其信奉新教，無意于傳教，只在乎商業利益的特性一直與幕府保留著貿易來往。
東南亞
在江戶幕府成立初期，德川家康及其家臣就致力于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在1600年到1614年就向呂宋、安南保護國、柬埔寨、占城、泰國等地發出76副信件，旨在打破葡萄牙船只對于日本貿易的壟斷。除此之外，東京幕府還曾設想在東南亞地區搭建一個獨立于中華朝貢體系，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君外交體系”但是這個想法最終并沒有實現。
其中在1600年，一艘荷蘭商船在九州島豐后國的白稱摘淺，船上的一名英國籍水手三浦按針作為代表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見。出于對亞當斯航海與科學知識的賞識，德川家康特別任命他為幕府的航海與外交顧問，并給他取了一個武士名字“三浦按針”。在三浦按針的指導下，江戶幕府陸續與黎姓越南、阮氏越南、占城、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建立了邦交，從而擴大了貿易對象的范圍。
軍事
軍事制度
江戶幕府成立時就著手對軍事領域的改革，首先是改革兵役制度，實行兵農分離制，其次是對領導指揮制度進行改制，之后是完善和優化編制體制等。江戶時期典型的軍隊編制方式和指揮層級大致由高到低將軍、總大將、軍官（通常為騎兵）、槍奉行（槍兵長官）和郡奉行（軍隊長官）、低級軍官、物頭（師長）和組頭（隊長）、足輕（步兵）、弓組與槍組以及鐵炮組組成。
兵役要求
在江戶幕府時期規定了旗本的兵役義務，規定沒收500石出兵役13名，寬永年間旗本共有260萬石領地，在慶安年間這個數字提高到了300石，還要提供槍兵、大久保利通護從、馬夫、拎鞋人等多種侍從來保證軍隊的后勤工作。
歷代將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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