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又稱《春秋經》《麟經》或《麟史》），通常指魯國《春秋》，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屬于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自古以來被奉為中國核心經典之一。《春秋》涵蓋了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241年的歷史，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本，形式為編年史。現存版本據傳是由孔子修訂而成，但后世亦有不同說法，認為《春秋》是魯史舊文，孔子錄而藏之。
《春秋》記載了魯國境內每年發生的主要事件，如國君登基、結婚、死亡、葬禮、戰斗、祭祀儀式，以及天象、自然災害等，其記錄方式簡潔明了。記錄了諸如趙盾弒君、三桓之亂等春秋時期的歷史大事，并延伸成諸多典故、成語。漢朝時期，劉徹采納董仲舒建議，將《春秋》列為五經之一；宋朝時期，《公羊傳》與《穀梁傳》作為《春秋》的解讀文本，被列入十三經中；清代乾隆時期，將《春秋》編于《四庫全書》經部。
《春秋》以編年為經，以史實為緯，通過簡潔的文字記錄了魯國及春秋時期大事，對后世史紀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稱之為“王道之大者也”。同時《春秋》行文“字字針砭”之“春秋筆法”也對中國乃至世界經學、歷史學、文學等眾多領域產生影響和效仿。《春秋》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微言大義”。由其衍生的春秋三傳更令后世持續研究解讀，風靡至今。后人以此書記事所包括的時代，稱為春秋時代。
書名
古時稱記載歷史的文體稱為“春秋”，最早見于《國語·晉語七》《楚語上》。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各國有各國的春秋，但是后世不傳了。傳下的只有一部《魯春秋》，《春秋》成了它的專名。自西漢以來，《春秋》被儒家奉為經典，列為五經之一，故又有《春秋經》之稱。文中記載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魯哀公率眾“西狩獲麟”，麒麟受傷而亡，孔子至此停修《春秋》，故又別稱《麟經》或《麟史》。
成書背景
據《孟子·滕文公下》及司馬遷《報任安書》記載，世道衰微，邪惡的言論和殘暴的行為又隨之興起。有臣下犯上作亂殺掉君王的，有兒子不孝殺掉父親的，孔子因而困厄并作出《春秋》一書。
內容
《春秋》一書是基于魯國各君主在位年份編寫成的編年體史書，內容多涉及亂臣賊子，全書共記弒君三十三例，其意多在警醒后世君臣，匡時救世。內容以戰爭、會盟、祭祀、婚喪為主，也涉及日食、地震、水災、旱災、蟲災，以及日食、月全食、流星、彗星等自然現象，例如：莊公七年“星隕如雨”，是關于天琴座流星雨；滕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對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春秋》及其延伸的春秋三傳有許多經典篇目，成為后世的典故、成語。
經典篇目
矢魚于棠
【出處篇目】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又落棠，山名。日入處。
【釋義賞析】此處是指春秋時期魯隱公在棠地射魚祭祀的行為。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視為非禮，因為射魚是祭祀的一種儀式，而魯隱公在棠地射魚，卻沒有按照禮法進行祭祀，因此被批評為非禮。
璧假許田
【出處篇目】鄭桓公五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釋義賞析】此處是指鄭莊公向魯桓公借許田，并送璧玉作為抵押。這個行為在《春秋》中有記載，但《左傳》認為這個行為是不對的，因為周公是魯國的祖先，不是鄭國的祖先，不應該由鄭國去祭祀周公。另外，許田是周天子封給魯國的，田是周天子封給鄭國的，不能夠交換。因此，魯國的史官在記載時，只能委曲地記載，不能如實地記載。
星隕如雨
【出處篇目】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釋義賞析】此處指公元前644年發生在宋國的一次流星雨事件，表明了當時人們對天文現象的關注和記錄。同時，這一事件也表明了當時人們對流星雨現象的認識，即流星雨是由大量流星同時出現在天空中的現象。這一認識與現代科學對流星雨的認識是一致的。也是中國和世界關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記錄。
西狩獲麟
【出處篇目】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釋義賞析】西狩獲麟是周代時期發生的一次祥瑞事件，周天子在狩獵時捕獲麒麟，被認為是仁德君主統治的象征。同時，《春秋》一書的記載到此為止，也代表了春秋時期的終結和仁德的象征。獲麟在漢人心目中意義及影響巨大，劉徹時代也發生過類似事件，導致漢武帝被認為是有作為的君主。
特點
體裁特點
《春秋》采用了編年體的形式，將周代歷史的重要事件按年代編排，形成一部完整的年代史。其內容是在一年之下標出四季、月份、日期，再添加史事，以“魯公在位紀年+季節+月份+甲子紀日+記事短句”為體裁，如“二年春，……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中，年為魯國二年，時為春季，月為十二月，日為乙卯，記事為“夫人子氏薨”，其記錄方式簡潔明了，少則一字，或二、三字，最多不過四十五個字，風格精簡。
語言特點
《春秋》的語言簡練，文字精煉，特別是對于一些歷史事件，它只是簡單地記錄下來，不加評論或評價。《春秋》采用了一些簡略的記載方式，如缺年、不詳等，多義性，使得其敘述留有很大的空白和不確定性，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的多義性和解釋空間。
參照特點
《春秋》以“記事”為主要目的，主要是記錄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關系，反映了春秋時期的政治形勢和歷史變化。
影響
中國影響
寫作方面
編年體范例
《春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私人撰述，它采用了編年體結構模式，將事、文、義三者相結合，借助記史體例，剪裁、編排史料，展現出春秋大變革時代的歷史畫卷，從而將史官記錄變為歷史著述，這一轉變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編年體結構模式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但一旦形成以后又有其相對的穩定性。人們在實踐中不斷創造出新的敘事方法，但并不一定要徹底拋棄自己曾經選擇過的形式。任何敘事只要它選擇的結構模式適合于表現生活，它就有存在的價值。因此，編年體結構模式始終處于既嬗變、超越又穩定、守成之中。就結構模式而言，并無優劣可分，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就結構模式之由簡而復雜，由一種模式獨領風騷至多種模式多元共存，卻是發展變化的，這是結構模式的發展規律。
《春秋》記史內容的豐富、全面，編形式的穩定、成熟，不僅與社會變化相關，也與先秦國史記事內容的廣泛性和記時的穩定性趨勢的出現密切相關，這是國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春秋》的記史內容也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和深刻的歷史啟示，對于我們了解和認識中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價值。
春秋筆法
《春秋》主要在編年體結構和語言風格對后世寫作形成了一定影響：《春秋》按年代順序記載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共242年的事跡，這種編年體結構對后世的史書編纂產生了深遠影響，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都采用了這種結構；同時，《春秋》的語言風格簡練明快，富有象征意義，以其“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的特點，被后人稱贊、效仿。春秋筆法也影響了后世史官、文學家們對紀傳史體的編寫，宋代歐陽修組織編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就運用了大量春秋筆法。
史學方面
《春秋》在史學方面的影響主要在于其歷史觀和史料采集方法：《春秋》體現了孔子的歷史觀，強調了歷史的不斷進步和禮制的維護。它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評判，弘揚了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對后世的歷史觀念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春秋》的史料采集方法主要是“采書”和“筆則筆，削則削”，即采集已有的史料，加以整理和編纂，同時對史實進行考訂和鑒別。這種史料采集方法對后世的史書編纂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經學方面
《春秋》是五經之一，它的地位和影響力對其他四部經典（《尚書》、《詩經》、《禮記》、《周易風水》）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它的解釋和傳承方法：《春秋》的解釋方法主要是“經傳”，即將經文與傳文相結合，通過注解、闡述和發揮，來解釋經文的含義和價值。這種解釋方法成為了后世經學解釋的基本模式；傳承方面為“口傳”，即通過師承關系，將經文和解釋傳授給學生。這種傳承方法對后世的經學傳承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了中國古代經學傳承的基本方式。
思想方面
對于社會主義，《春秋》強調了“禮治”和“仁政”，主張以禮制治國，以仁愛待民。它通過對諸侯之間的爭斗和內亂的描寫，呼吁統治者實行仁政，關注民生，維護社會穩定。這種政治思想對后世的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對于社會倫理觀，《春秋》強調了“孝道”和“忠誠”，主張子女要孝順父母，臣子要忠誠君主。它通過對家庭關系和政治關系的描寫，弘揚了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并在歷代學者的不斷闡釋下得以豐富和完善，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理論范疇之一，對中國古代文化乃至古代文人的思維方式、話語模式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國際影響
日本影響
江戶初期，擔任太政大臣的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學者林羅山。林羅山二十二歲時便開始研讀《春秋》三傳，對于林羅山的歷史觀形成了重大影響。在他擁護武家政權、為江戶幕府的統治服務時，推行其幕藩制和朱子學思想，整頓日本的政治機構和意識理念，使之制約和影響德川前期日本人的生活，對后世的日本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歐美影響
在西方國家，《春秋》三傳中的《左傳》在研究和推崇方面較為廣泛。主要有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美國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英語譯本、杜克義(Ferenc T?kei，1930-2000）的匈牙利譯本、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7）的德語譯本、法國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拉丁語-法語文言文對照譯本，以及1963年彼得·司徒盧威和列德爾摘選了俄羅斯漢學家波茲涅耶娃(L.D.Bozdneeva）的《春秋》《左傳》《國語》《論語》等書的俄語譯本的片段收錄于《東方古代史文選》。
西方學者研究《春秋左傳》的角度涉及歷史學、文學、語文學等各個方面，令海外漢學成為中國學術與文化重建一個不可忽視的對象。
評價
正面評價
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孟子評價：孔子作《春秋》，使得天下的亂臣賊子恐懼。
漢朝史學家司馬遷評價：《春秋》一書記載了三代王朝的治國之道，辨析了人事之紀，分辨是非，定斷猶豫，善惡分明，賢者尊貴，不肖者卑賤。《春秋》記載了國家的存亡、繼承、起廢等重大事件，是王道的精髓。
現代學者錢鍾書評價：兩漢時期最有后世影響的寫作理論就是“春秋筆法”，先影響了記載歷史的方式，而后推廣到所有的寫作領域。
現代學者朱自清、胡適等認為：必尊以經而后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
負面評價
中國臺灣作家李敖在自己的作品提及：“孔子是春秋時代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的皇帝，四個在國內被殺，一個被趕跑，一個在國外被殺，這樣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個字也不提。這哪里是寫真相呢？這不是有意說謊嗎？”
爭議
學術爭議
在對《春秋》一書的學術性質進行討論時，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史學派，主張《春秋》是一部史學作品，由晉代古文經學家杜預最早提出。他認為，《春秋》是孔子為了回應當時史官的失職和史書記載失真而編寫的史學著作，其體例和材料來源于魯國舊史，思想則追溯至周公。二十世紀，歷史學家顧頡剛、錢玄同、李宗侗等人對《春秋》的性質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當代學者如蔣慶先生也認為：“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作《春秋》，信矣。”對其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予以了廣泛認可；第二種觀點認為，《春秋》并非一部模范的史書，其宗旨并非在于記實事，而在于表達孔子個人對實事的評判。這一觀點由胡適提出。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范的史書看。后來的史家把《春秋》實為謬誤。而史學派和非史學派對于《春秋》一書持有分歧的觀點，主要源于儒學的內部分裂和對《春秋》的不同解讀。
作者爭議
關于《春秋》作者為孔子的定論，最初可以在《孟子·滕文公下》的記載中也可以得到作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而唐朝史家劉知幾對孔子修《春秋》一說存疑，被當時多數學者推崇。清代文人石韞玉在《獨學廬初稿·春秋論》推斷道：“《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認為是魯國史官所著。日本學者平勢隆朗根據魯國紀年采用立年稱元，而《春秋》采用逾年稱元法，認為《春秋》并不是由魯國官方編輯的史書。中國現代文學家朱自清則認為：“傳說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編。”
時至今日，通常稱《春秋》為孔子所作，而真實作者尚未有定論。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
作者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的教育家與哲學家，后代敬稱孔子或孔夫子。孔子生于魯國邑，祖先為宋國人，曾在魯國擔任官府要職，為儒家創始人。相傳孔子作史書《春秋》（也有人認為《春秋》是孔子編輯魯國原始史料后寄托其政治理想之作），微言大義，寄托政治理想，后世將其所載年代（公元前722年-前481年）稱為春秋時代。西漢時期的公羊學相信孔子受天命而為王，是一個沒有王位的王，即“素王”，他“為漢制法”，所作的《春秋》即代表了一王之法。
春秋三傳
《春秋》全書分條記事，不相聯屬，因此古人在春秋的基礎上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為此書又寫了一些著作，稱之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春秋》共有五家作傳：《左氏傳》30卷，《公羊傳》11卷，《穀梁傳》11篇，《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其中《鄒氏傳》和《夾氏傳》今已不存。其中《左傳》為魯國左丘明所作，是一部僅存的古代編年通史，殘缺又少，被后世研習討論的較多。
春秋三傳中側重也有不同，《公羊》《穀梁》以解經為主，《左氏》則以敘事為主。
相關研究
《春秋》三傳自漢至今，相關研究枝葉峻茂，其研究方向主要包含以下三種：
校勘誤字
在《左傳·隱公元年》中記載有“爾有母遺緊我獨無"，前人多以“緊我獨無”為句，把“緊”看作是發語詞，書中通過排比《左傳》“緊”字用例，在顧野王、江藩、阮元舊說的基礎上，參照出土文獻用例，認為“緊”之本字為“毆”，是句末語氣詞，當屬上讀。又如《左傳·昭公四年》“旦而皆召其徒”，古寫本《玉篇》殘卷“占”字書證引作“皆占其徒”，《文選》李善注引作“旦而瞻其徒”，占、瞻音近義通，皆可作窺視、察看義。從此異文出發，推斷“召”為“占”字形訛，又多方舉證，驗敷是說，且《左傳·成公十七年》“公使之，信”之“覘”或是“占”字加注意符“見”的分化字，“占”作“窺察”義實始于先秦。再如《公羊傳·成公十五年》“魯人徐喪歸父之無后也”何休注：“徐者，皆之辭也。關東語。”《廣雅·釋三》“馀，皆也。”王念孫《疏證》據此判定“徐與馀亦聲近義同”，然而古寫本《玉篇》“馀”字書證引此正作“馀”，可證《公羊傳》之“徐”原即為“馀”。
抉發舊注
古寫本《玉篇》殘卷征引《轂梁傳》凡27則，其中15則附有晉朝劉兆的舊注，而范富注卻只字未引，可見《轂梁傳》劉兆注在南朝梁代極為盛行。又如《左傳·桓公二年》“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預注：“西河介休市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眾。”傳世本皆作此，而《史記·晉世家》“十年，伐千畝，有功”《集解》引杜注“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集解》引杜注“意取能成其眾也”，可知“意取能成其眾”實是釋“成師”之詞，今本《左傳》將兩條杜注合為一條，造成了誤讀。
考察流變
在詞語“血”中的“歃”字，當代盟誓研究多據《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釋作“盟者以血涂口旁”，可是《說文》“歃”字并無此釋義，通過梳理文獻的遞承演變，發現這是宋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的解釋，后來被《康熙字典》等辭書誤為出自《說文》，又經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誤引而致。又如借助日本存藏舊抄本《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等內容，嘗試對中古時期的“音隱”“隱義”類古書形制展開還原探索。
此外，近現代還有《中國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中國經學》《歷史文獻研究》《漢語史學報》《圖書館雜志》《書品》《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相關論文、札記十五余篇。
春秋注疏
研究書目
考古發現
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余枚，專家釋讀后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其中《春秋》現存竹簡200余枚，皆為殘斷，且文字大多無法辨識。目前有文字且可辨識的簡40余枚，其內容多是《春秋》僖公經傳。
通過與今本春秋三傳對比存在較大差異。如簡文“夏，東門襄仲如楚乞師。乞，卑辭也。曷為外內同之也？重師也”，在今本《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中為“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顯然較簡文更詳細。又如簡文“使宰周公來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即右圖8）”，今本《公羊傳》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钘、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陽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簡文前、后兩句，在今本《公羊傳》中分別見于兩處。
目前對海昏縣竹簡的保護、研究還在進行中，隨著全部簡牘的修復、整理工作進一步開展和在此基礎上研究工作的深入，對海昏簡牘的內涵還會有新的發現。
參考資料 >
《春秋公羊傳》：闡釋《春秋》“微言大義”.今日頭條.2025-06-12
天象預告 | 天琴座流星雨將如期而至.百家號.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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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在海昏侯墓簡牘中發現多種儒家典籍失傳版本.百家號.2023-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