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吾剛（1930年2月23日-1997年1月14日），德國著名漢學家，原名沃爾夫岡·利安得·鮑爾（Wolfgang Leander Bauer）。高中畢業后，他進入慕尼黑大學東亞研究所學習漢學、日本學、蒙古學和哲學。
人物經歷
鮑吾剛（Wolfgang Bauer）于1930年2月23日生于德國薩勒河畔的薩勒河畔哈雷（Halle）城。雙親過早去世后，幼小的鮑吾剛于1937年隨哥哥一起來到慕尼黑，在那兒讀完了文科高中。并于1948/49年冬季學期在慕尼黑大學剛成立不到二年的漢學學科開始漢學生涯，師從海尼士(Erich Haenisch）、福克斯(Walter Fuchs）和奧托·福蘭閣(Herbert Franke）。除漢學主專業外，鮑吾剛還選修日本學、蒙古學和哲學，并修習滿洲語、梵語和藏語。1953年，年僅23歲的他以題為《張良與陳平——漢代開國時期的兩位政治家》（Chang Liang und ch'en P'ing der Han－Dynastie）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便在慕尼黑大學東亞學院開始助教生涯（1954-1960）。在此期間，于1959年完成了漢學專業教授資格論文。自那以后執教于漢學專業，并于1962年秋參與籌建海德堡大學的漢學學科，次年出任該學科的主任教授。1966年應母校慕尼黑大學的聘請，由海德堡返回慕尼黑大學，在慕尼黑大學東方學院執教，任東亞研究所所長，直至1997年去世。盡管不斷收到其他大學的聘書，鮑吾剛卻始終留任于母校。
在教學生涯中，鮑吾剛曾多次受聘于美國密歇根州（Michigen）大學，擔任該校的客座教授，并與美國漢學界和東亞研究者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聯系。他曾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西雅圖美國華盛頓大學以及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夏威夷等國家和地區做過研究工作。此外，鮑吾剛還是下列大學的客座教授：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68—1969），密執安大學（1977），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lty，Canberra）（1984），日本筑波大學(University of Tsukuba，Institute of 哲學，Tokyo）（1984）。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里，鮑吾剛培養的一批又一批中國學家如璀璨繁星照耀在德國漢學界，其中有的早已成為活躍于文化和經濟領域的國際知名人士。近30年來，鮑吾剛在慕尼黑大學指導的碩士論文超過了100篇（慕尼黑大學直到1969年才設立漢學碩士學位，漢學在這之前只能作為副專業），他自己是東亞研究所培養的第4位漢學博士，如今慕尼黑大學畢業的漢學博士已經接近三位數，而其中的大多數博士論文都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自1990年起，他還被聘為德意志研究會漢學專業的鑒定專家，1976年至1993年間擔任了德意志研究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1985年還被選為巴伐利亞州科學院院士，1992年成為萊茵－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科學院（Rheinisch—Westfalische Akac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通訊院士。
鮑吾剛治中國學頗有家學淵源。他出生的家庭對廣義的亞洲懷有濃厚的興趣，父親鮑爾（Hans Bauer）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學家和閃米特學家，大名赫然列在德國大百科全書(Brockhaus Enzyklop?die）之中，生前曾任德國東方學院研究協會（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主席。鮑吾剛子承父業，但把研究目光投向東亞，據他說是擔心父親名氣太大，自己再搞中亞學不易突破。而這一念之差造就了一位本世紀繼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之后對德國社會和文化影響最大的漢學家。鮑吾剛曾于1977年5～6月來華訪問。1997年1月14日，鮑吾剛去世。
學術研究
鮑吾剛一生著有16部學術著作，論文達69篇，還有眾多的譯文。他長于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對中國文化的其它方面也十分精通。他與他老師福赫伯合譯的中國古典小說選集《金匱——二千年中國短篇小說選》（Die Goldere Truhe.Chinesische Novellen 澳大利亞 Zwei Jahrtausenden.）自1959年出版后在西方漢學界廣受好評，到1964年不僅出到第三版，而且有了英譯本。而像《中國戲劇》（Chinesisches Theater），《中國——從帝國到共產主義》(China 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等著作和論文使他在廣大民眾中有了廣泛的影響。他發表過一些道教論文，如《葛洪關于“知足”之理》。載《亞洲：傳統和進步》﹙維斯巴登，1971﹚；《老子》，載《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個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主持編了《<；國語>；詞語索引》兩大冊和《〈人物志〉詞語索引》一冊，二書分別于1973年和1974年在臺北市出版。他領導過一個課題組，研究德國文化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和中國人關于德國的研究。領銜主編奠基性文獻《當代中國的德國形象——中國人研究德國論文索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60年代的西方漢學家一般都重考據而輕義理，而鮑吾剛深刻認識中國歷史精神價值。他在教學之余用他那支妙筆寫下一系列專著，其中一些更早已列在德國漢學家必讀書目的首位。在鮑吾剛眾多的學術成果中，最受推崇、在學術界最有影響的著作當是以下三部學術專著：《中國人的命名――論名、字、小名的構造規則及內涵》（Dc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1959）、《中國人的幸福觀――論中國思想史的天堂、空想和理想觀念》（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ck.Paradiese，Utopien，I der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s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1971）、《中國人的自我畫像――古今中國自傳體文學、文獻綜述》（Das Antlitz Chinas.Autobiographische Selbszeugnisse von den Anfangen bis.zur Gegenwart，1990），從思想內容角度來審視，此三部學術專著具有同一主線，內容互相關聯，由此構成鮑吾剛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尤其是后兩部著作，從準備到成書，寫了近30年，在長達幾十年的研究中，無論是從文獻的擁有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這兩部著作都是德國漢學界的經典之作，在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領域中，這兩部著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分別就這三部專著的學術背景、內容及特點作一闡述。
評價
致力于中國文化中“自我”“個性”文化表現形式的研究構成了鮑吾剛中國文化研究的獨特之處。誠如鮑吾剛本人所總結的那樣：“我認為，每個學者在經過一定時期的學術研究后，會在自己的著作中形成一種類似紅線的東西。……對我來說，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群體觀念的另一面，即個人主義，更確切地說，是個人及個人在中國是如何思想的?”鮑吾剛把個性的研究同中國思想史中被人遺忘的那部分文化現象的探索進行結合，由此挖掘出中國文化中獨有的“自我”表現形式。“自我”不僅僅出現于西方文化，中國文化中也有“自我”，只是中國人的“自我”表現形式不同于西方文化中“自我”的表現形式。“同西方‘自我’相比，中國人的‘自我’是以社會壓力為基本特征。這同中國人的倫理觀有著直接關系”。鮑吾剛從以“自我”、“個性”為核心的本我文化價值觀出發，力圖證明中國文化中特有的“自我”、“個性”這一被人經常否認的文化表現形式，并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國人的名字》和《中國人的自我畫像》，佐證他對中國人也有“自我”和“個性”的立論。
1997年1月16日，鮑吾剛去世后的第三天，德國《世界報》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稱：“他淵博的學識為學生打開了認識中國歷史與哲學、道教與佛教、文化與文學的大門。他的言傳身教已經突破了狹窄的中國問題，為許多學生指明了生活和實現自己的才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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