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劉宋范曄著，是繼《漢書》之后，中國第二部紀傳體斷代史，該書屬“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為“前四史”。今所見《后漢書》全書共一百二十卷，分紀、傳、志三個部分，包括“本紀”十卷、“傳”八十卷、“志”三十卷。志一般稱《續漢志》。《后漢書》原書只有九十卷（僅含紀傳，無表），即今本《后漢書》前面的九十卷，后面的三十卷“志”是南梁通直郎劉昭取晉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補入，因此這三十卷又被稱為《續志》。
《后漢書》記載了自公元23年王莽新朝滅亡至220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廢漢建魏的東漢一百九十七年歷史，為后人研究東漢歷史提供了依據。《后漢書》成書之后，南朝梁劉昭、唐代李賢李賢和清代王先謙等人均為此書做過注。據不完全統計，當今所看到的《后漢書》刻本有二十余種。
《后漢書》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又根據東漢歷史特點，進行了創新變動。無論是在歷史方面，還是文學方面，《后漢書》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后漢書》一書不僅創新了史書體例，還運用駢文和聲律著史，影響了六朝正史的編撰，有著獨特的文學價值。
作者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小名磚，劉宋史學家、文學家、官員，生于士族家庭（順陽范氏家族）。受到政治環境及個人因素等影響，范的政治生涯波折起伏，他先后出任過尚書外兵郎、秘書丞、鎮軍長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等官職。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因行為失檢而得罪了司徒劉義康，故被貶為宣城市知府，時年35歲。范曄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又渴望有一番作為以抒發政治抱負，留名于世，并“以文傳意”，故萌生著史之意，開始寫作《后漢書》。最后，范曄因擁立故主劉義康謀反，被告發而卒于獄中，時年48歲。除《后漢書》以外，范曄還撰有《漢書纘》十八卷、集十五卷、錄一卷，《百官階次》一卷，以及若干詩賦等，多已亡佚。
成書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政治上，自東漢末年分裂之后，直到劉宋，國家并未恢復到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了多變積弱的政治形勢。經濟上，劉義隆元嘉年間，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文化上，南梁時代的士人階層的政治能力退化，保守消極，不少文人選擇著史以立名。有學者推測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范曄《后漢書》的編撰；從歷史學發展來看，清代學者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統計，南朝宋流傳的南朝史書至少有十八家，一定程度上為范曄著《后漢書》提供了史料基礎。
成書過程
在范曄著《后漢書》之前，已經有數十部記述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以東漢國史《東觀漢記》為主要史料依據，并博采多家《后漢書》的精華，如三國時期史學家謝承的《后漢書》、東晉史學家袁宏的《后漢紀》與西晉華嶠的《漢后書》等，自撰成書。
范曄原擬《后漢書》的規模與《漢書》等同，分為十紀、十志、八十列傳。但由于范曄擁立故主劉義康謀反曹丕政權，被徐湛之告發而入獄，所以他的撰書計劃未能完整實現。張道勤等學者根據《后漢書·皇后紀下》章懷太子李賢注所引相關資料推測，范曄將《后漢書》的十志委托給謝儼完成，但是十志的具體情況已無法考證。南梁時，史學家劉昭取西晉宗室司馬彪《續漢書》的志八篇，加以注釋，析為三十卷，為《后漢書》的志；北宋趙恒（趙恒）時，經大臣孫奭的建議，于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兩書合刻為一部書，共計一百二十卷。
內容
《后漢書》全書共一百二十卷，分紀、傳、志三個部分，包括“本紀”十卷、“傳”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出于范曄。
《后漢書》的紀，前九卷是東漢諸帝紀，引用《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后附劉隆，《順帝紀》后附沖、質二帝，并將安帝后的北鄉侯和靈帝后的少帝事跡附于《安帝紀》和《靈帝紀》后。范曄也將在世短暫、史事不多的皇帝與前任皇帝合為一卷。九卷帝紀，大致講述了東漢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大事。紀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紀》，集中保存了諸皇后和外戚的史料，符合東漢太后臨朝稱制和外戚掌權的事實。
《后漢書》的傳，除個別人物單獨成篇，大多采用合傳的形式，以明褒貶。如將不同時代的王充、王符、仲長統合為一傳，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平民百姓身份批判朝政之事。為突出郭泰、符融、許劭三人的識人的遠見，也將其合為一傳。《黨錮[gù]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和《列女傳》七種類傳，反映了東漢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類型的實際情況。《黨錮傳》和《宦者傳》，敘述了東漢一代黨錮大興、宦官參與朝政的史實，反映了東漢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獨行傳》和《逸民傳》，是專門記述以特立卓行獲得鄉評世譽的人物和清高不仕的知識分子的篇章。《列女傳》是范曄在西漢文學家劉向的啟發下所寫，也是正史中首次為女性立傳，記述了博學多才的女性，也記錄平民百姓的妻子等。
由晉朝史學家司馬彪所撰的《續漢書志》包括《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沿革，《百官志》記錄東漢百官的員額、職掌和源流，是研究秦漢歷史地理和官制沿革的重要依據。《輿服志》記載了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為研究秦漢服飾、車輿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此外，《律歷志》記錄了歷法，《禮儀志》包括禮儀制度和社會風俗等內容，《祭祀志》對祭祀天地鬼神、《天文志》和《五行志》對自然災害等都有相關記載，有助于相關研究。但是，八志中并沒有與社會經濟相關的《食貨志》。
特色
創新體例
一是創立若干類傳。類傳，即把相類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史記》《漢書》已有先例，《后漢書》根據后漢歷史的特點，創立了《宦者傳》《黨錮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等七種《史記》《漢書》沒有的類傳，反映了東漢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類型的實際情況；此外，還為少數民族立了六個列傳，并在紀傳體裁上繼承和創新了附記方式、紀傳有序、有論、有贊等體例。其中，《南匈奴傳》記錄南匈奴與東漢的友好關系，東漢與北匈奴的戰爭；《烏桓鮮卑列傳》記敘烏桓歸順東漢、為東漢守邊的史實，以及鮮卑發展強大和衰落的歷史。二是將其性質相近的歷史人物集中書寫，以類相從，使用“類敘法”使編次更為周密、嚴格，但又不乏變通之處。此外，除了類傳、合傳傳主以類相從之外，立傳行文中碰到有與傳主相關的人物，如有共同之處，也多采用以類記人的方法進行記錄展現，大幅度增加了《后漢書》的敘事容量。
史料豐富
《后漢書》記述了帝王列侯的史實，《后漢書》改變了歷代只為帝王將相立家譜的風氣，將皇后的事跡成單列傳，刻畫了宦官、酷吏等人物形象，還收集了東夷、西蠻、匈奴等各族人民的豐富資料，為后人了解東漢時期的歷史發展及政治經濟學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翔實的史料，極具史料價值。
觀點鮮明
《后漢書》顯著特色之一是觀點鮮明，褒貶之情明顯。清代學者邵晉涵、中國近代史學家汪榮祖等歷代學者多認為《后漢書》是用正統儒家的思想來記敘歷史事件，評判歷史人物。例如，在“論”“贊”中，作者范曄犀利地評判是非，表彰剛正，斥責奸惡而嘲笑昏君。《后漢書》不為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特立獨行的人列傳，也體現出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等人剛強正直的品質等，都表明了《后漢書》觀點鮮明的特點。
為女性著史
范嘩《后漢書》專辟《列女列》，記述了眾多才華出眾的婦女，給予了婦女一定的史學地位。比如《后漢書·曹世叔妻傳》記述了班昭的史事；《后漢書·樂羊子妻傳》記述了樂羊子的妻子的事跡；《后漢書·皇甫規妻傳》記述了賢惠堅強的不知姓名的皇甫規妻子等等。
思想
匡正得失
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范曄表明了《后漢書》的著述旨趣，即《后漢書》旨在就某些歷史事實抒發議論，以匡正一代的得失，這種思想在書中的序、論、贊中有所體現。比如《黨錮傳》的兩篇論，分別位于《范滂傳》和《張儉傳》之后，既記述了范滂、張儉二人在災禍來臨時不同的表現，還附上了評價。書中肯定了李膺、范滂等黨人不與奸邪同流合污的行為，贊揚了黨錮士人舍生取義的人生追求，并指出迫害黨人的結果必然是失敗，因為“漢世亂而不亡，百余年數公之力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以正一代得失”。
文學思想
《后漢書》中體現出的的文學思想有：一是自覺的文學理念。《后漢書》設立《文苑列傳》，表現出其對文學活動、詩賦一類文體及詩賦作家的重視，是一種自覺的文學理念，《后漢書》體現的嚴謹規范的著錄作品體例也表現出文體分辨意識，二、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審美作用。《后漢書》重視作品諷諫的社會功用的同時，兼顧文學的情、采即審美特征。《后漢書》中的《皇后紀贊》《二十八將論》《逸民列傳論》《光武皇帝本紀贊》等還被梁蕭統蕭統收入《文選》，被各種散文選本編錄和稱贊。
史學思想
一是立高存遠、以事論史。《后漢書》中的議敘都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并且不局限于東漢一代的史實，而是聯系了西漢、東晉、晉朝時期中原王朝與匈奴的關系，總結了東漢在匈奴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在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時，《后漢書》的記述往往從歷史人物所處的特定歷史條件出發，分析他們的主觀動機。《后漢書》中還對“民心”“天命”等問題作出了探討，總結出了規律性的認知。二是生動活潑、富于文采。《后漢書》作者范曄認為文章要“以意為主”，單純追求華麗詞藻的文風會影響到文章主旨的表達。雖然《后漢書》有六朝盛行的華而不實的文風，但同時也準確表達出了自己的旨意。《后漢書》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論述，用以論證觀點，較有說服力。三是愛憎分明，重視史書的訓誡作用。一方面《后漢書》述評歷史人物時，往往從正面激發人們的正義感。另一方面，《后漢書》在總結歷史的同時，還透露出對后人的勸誡，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轍。
版本
抄本
隋唐以前都是抄本。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記載，范嘩原書及其抄本有九十七卷、九十二卷兩種抄本，而范嘩原書有九十卷。抄本時代的抄本卷數紛雜的成因復雜，今已無傳本，所以無法考證傳本卷數不同的原因。對于《后漢書》抄本卷數眾多的成因，學術界趨向于兩種解釋：一是卷數殘缺；二是抄書人或者校注人有意分合。此外，還有吳均注本及其注本的抄本；劉昭注本及其抄本；李賢注本及其抄本。
刻本
北宋淳化以前，《后漢書》尚無刻本。宋以后，據不完全統計，當今所看到的《后漢書》刻本有二十余種。
南北朝注本
南北朝時有劉昭、蕭方、吳均、劉芳等多人為范嘩《后漢書》作注。南梁劉昭最先為《后漢書》作注，他搜集各種他人編撰的后漢書及相關材料補注《后漢書》，并將他作注的司馬彪的《續漢書》中的八篇志補入，劉注絕大部分已散佚，只有八篇志的注流傳。
唐朝注本
至唐代，劉昭《后漢書》注本已經散佚不傳，僅存八篇“志”的注。唐代高宗年間，李賢李賢（公元653-684）在他從立為太子（公元678年）到廢為庶人（公元684年）的六年間，召集張大安、劉訥言、許叔牙、成玄一等人，對范曄《后漢書》所作的紀、傳重新加以注釋，重點是解釋文字，但也參考其他東漢史書，對史實有所補正。故《后漢書注》雖題名為李賢注，實際上是出自眾人之手，因而書中體例難免不一。
宋刻本
《后漢書》的宋刻本包括淳化本、景德本、乾興本、景本、熙寧本、紹興本，其中淳化本、景祐本、嘉祐本和蜀大字本成為元明清刻本的四大底本系統。《后漢書》最早的刻本是淳化監本。趙光義淳化五年（994年），陳充等人校勘《后漢書》完成之后，由內侍裴愈赴杭州市刻板。趙恒景德二年（1005年）刁衍等續校《后漢書》，為景德本，此本南宋時已失佚。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采納判國子監孫奭的意見，將兩書合刻。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后漢書》。于是形成了流傳下來的今本《后漢書》合刻本。
今存宋代刊本有北宋刻遞修本數種刊本、宋紹興江南路轉運司刻宋元遞修本、宋刊大字本、宋王叔邊刊本、宋慶元間建安劉元起家塾本、宋嘉定元年蔡琪—經堂刊本、宋白鷺洲書院刻本、宋黃善夫刻本等。
元明清刻本
元刻《后漢書》第一個版本是寧國路大德本。大德本《后漢書》是在大德九年（1305年），由江東建康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主持，寧國路刊刻，卷首有《后漢書注補注序》，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
明南北雍本，即南監本和北監本。南監本刊于嘉靖八至九年，學界普遍認為其所據底本為大德本，也有一說認為嘉靖本出自劉元起本。北監本于北京國子監在宋神宗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開始雕刻，它將二十一史合刻，成書于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代監本的志在紀之后，列傳之前。南北監本是直接繼承的關系，兩者款式相同，僅志的位置有別，南監本的志附于傳后，北監本將《后漢志》置于紀傳之間。這兩個版本均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明閩本，即明代福建地區的刻本，由明人周采、柯喬等刊刻，該版本也將《漢書》《后漢書》合刻。明崇禎六年毛氏汲古閣刊《十七史》本，汲古閣自明崇禎元年（1628年）訖崇禎十七年（1645年）陸續刊成《十七史》，但經明末清初之亂，書版多有缺失，《后漢書》是汲古閣在（1655年）補輯印刷的本子。毛氏汲古閣敗后，汲古閣《十七史》書版散出，該刊本流傳至席氏掃葉山房。汲古閣《十七史》的翻刻本是乾隆間蘇州書業堂趙氏本。另外，還有明代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到十一年（公元1446年）間刻本、嘉靖十六年廣東崇正書院本重修本、明嘉靖汪文盛刊本、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福建按察司本等。
清刻《后漢書》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刊北監本，其后官刻皆出乾隆武英殿本或影印或重刻，各版本一脈相承。清代武英殿本，即殿本，刊刻于乾隆年間，以明北監本為底本，該本的志也在紀、傳之間。清后期流行翻刻、影印乾隆殿本諸史。另外還有百衲本、清代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本。
近代刻本
今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后漢書》是較好的版本，該版本汲取了清代以來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校勘精審，有利于當代學者學習、利用和研究。
評價
正面評價
《后漢書》在唐初時就已聲名遠揚，傳到高麗等國。南梁人劉昭較早對《后漢書》作出認真評價，他在《后漢書注補志序》中對《后漢書》評價道：一是說《后漢書》“誠跨眾氏”；二是肯定范曄作志的計劃與旨趣，“書雖未明，其大旨也”；三是“乃借舊志”，“以合《范史》”，并將其作為一項重要的事業。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所著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曾稱贊《后漢書》“簡而能周，疏而不漏”。清代史學家、經學家王鳴盛評價《后漢書》說：“這部書推重德義，貶抑勢利，推揚那些隱逸之士，痛斥那些奸之輩。宰相公卿不怎么寫，而特別著墨于不愿做官的清流。足見范曄這個人的品行與流俗不同。”清代史學家、經學家王先謙也對《后漢書》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近現代以來，不少學者肯定《后漢書》的成就，并將其與《漢書》相提并論。與之對應地出現了《后漢書》的專題研究，這些都是對《后漢書》不同方面的肯定，比如現代學者程方勇稱贊了《后漢書》的文學成就。
不足之處
學者葉霞認為，范曄未完成《后漢書》便暴死，所以他沒能像司馬遷、班固那樣為自己的著作寫一篇《自序》，后人對其全書要旨，難以有更多的了解，比如，對“志”部分的寫作情況究竟如何，無法得知。此外，夏祖恩認為范曄《后漢書》有著思想的矛盾性與時代局限性。思想的矛盾性具體表現在《后漢書》對史實及人物的記載較為客觀與務實，但是也記述了一些諸如靈祥災異神徽之類的事物，體現出神命史觀。以及范曄以同情的筆調對待農民，但卻反對農民起義等等，都體現了范曄《后漢書》思想的矛盾性與落后性。
影響
文學影響
《后漢書》對六朝正史及后世史書的文體風格有明顯的影響。范曄在編寫《后漢書》時，既是聲律、駢體的倡導者，也是實踐者。除《梁書》《陳書》等史書外，其余各史的編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漢書》駢體及華麗文風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等就受到了范曄《后漢書》的影響。
史學影響
《后漢書》史學方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后世史書著作體例上，可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文苑列傳》的設立。《后漢書》設《文苑列傳》之后，《魏書》《晉書》《北史》等皆設《文苑傳》，《南齊書》《梁書》《陳書》等則皆設《文學傳》。未設文學傳或文苑傳的《宋書》和《周書》，也對各代文學的源流派別附有長篇論述，可認定為文苑傳論或文學傳論的變體。二是史論體式。《后漢書》涉及討論了序論贊的功用、內容以及是否必須設置等諸多問題，且《后漢書》的序論贊體現出論史的自覺意識，明確了序論贊的功用—“評論”，確立了“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的史論宗旨，開啟了新的史論體式。
范曄《后漢書》和包括《郡國志》在內的《續漢書》諸志中的《春秋》《三史》記述的地名，對于研究前郡縣制時代的施政區域問題和郡縣制形式下的政區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天文成就
《后漢書》記錄的超新星爆炸，是人類歷史上對超新星觀察和描述的最早記錄。《后漢書》對超新星SN185記載的原文為：“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如今，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通過高科技手段把這顆超新星爆炸后的遺跡精確完整地呈現在了圖片上。這證明了中國《后漢書》記錄的真實性，而《后漢書》中的記載也為今日天體物理的理論和實踐的完美精準作了有力的背書。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