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弘歷(1711年—1799年),清高宗,清朝第六位皇帝,清世宗雍正帝第四子,生母為雍正帝孝圣憲皇后(追封孝圣憲皇后)鈕鈷祿氏。乾隆自幼受祖父康熙帝寵愛,在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秘密立為皇儲,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為和碩寶親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后,弘歷登基,年號“乾隆”。
弘歷即位后,政治上實行“寬嚴相濟”方針,在繼承雍正帝政治遺產的基礎上,調整了一系列嚴苛的政策,安撫宗室,整頓吏治;經濟上鼓勵墾荒,興修水利,促進了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在執政中期達到了清王朝“康乾盛世”的最高峰。在軍事方面,弘歷通過一系列邊疆地區戰事,強化了中央政府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等地的控制,為近代中國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在文化方面,乾隆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等文化典籍,為傳統文化的保存與整理起了巨大作用,但同時也奉行“文字獄”的文化專制政策。在執政晚期,弘歷寵信和珅,弊政叢生,導致吏治敗壞、貪污盛行,社會矛盾加劇,清王朝進入由盛入衰的轉折點。
在位六十年后,弘歷于愛新覺羅·颙琰元年(1796年)禪位于皇十五子颙琰,但仍通過“訓政”方式把持政權。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弘歷染病去世于北京紫禁城養心殿,享年89歲。至此弘歷實際掌握最高權力已長達六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去世之后,弘歷廟號奉為高宗,謚號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圣純皇帝,下葬于清東陵之清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馬蘭峪鎮)。
生平事跡
早年經歷
幼年就學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年9月25日),乾隆出生于北京雍正帝府,生父為當時的雍親王愛新覺羅·胤禛,生母為鈕鈷祿氏(一說生于承德避暑山莊)。弘歷出生后雖排行第四,因長子愛新覺羅·弘暉、次子愛新覺羅·弘昀已夭折,實際為第二子。由于兄弟稀少,使弘歷在日后皇位繼承時缺乏競爭對手,沒有面臨雍正帝即位前諸王爭位的局面。
胤禛先后延請庶吉士富察·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徐元夢、翰林院編修蔡世遠等名士,為弘歷和第五子弘晝講授儒家經典及歷史典籍。弘歷天資聰敏,學業進步很快,12歲以前就已“熟讀詩書四子書,背誦不遺一字”,總是讓一起學習的弘晝落在后面。這幾位名師的教導,對乾隆性格、志向、學識、愛好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來弘歷曾評價說,自己“于軾得學之體,于世遠得學之用,于福敏得學之基”。
得寵康熙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康熙帝駕臨雍正帝的圓明園賞花,第一次見到了12歲的弘歷,非常喜愛,隨即帶回宮中養育,祖孫二人幾乎形影不離,培養出了深厚的感情。為了提高弘歷的武藝,康熙帝命他向皇二十一子愛新覺羅·胤禧學弓箭,向皇十六子愛新覺羅·胤祿學火器,在二人的傳授下,弘歷的騎射本領日見長進。
當年木蘭秋狝,康熙帝帶乾隆到永安莽喀圍場打獵,康熙帝射倒一只熊后,命弘歷再射。當弘歷剛上馬時,已經倒地的熊突然立起撲來,弘歷表現從容,控馬避開。康熙帝對弘歷在此事中的臨危不懼表現非常贊賞,稱此兒“是命貴重,福將過予”,認為弘歷的福氣將會超過自己。
康熙帝的格外寵愛,為弘歷日后立為儲君產生了一定影響,雍正帝傳位給弘歷的詔書中就曾提到:“圣祖仁皇帝于諸孫之中最為鐘愛,撫育宮中,恩逾常格。”
立為儲君
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將乾隆的名字寫入傳位詔書,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殿匾額之后。雖然名義上是秘密立儲,但雍正帝的一些行為已有暗示:雍正元年正月的祈谷禮,是雍正帝正式登基后的重要典禮,事后雍正帝單獨召見弘歷,賜予祭祀中的肉;同年年底,康熙帝逝世一周年,雍正帝本應親自前往清景陵祭拜,卻命弘歷代自己前去;弘歷的生母鈕鈷祿氏,早年位份不高,雍正帝登基后封為熹妃、進封熹貴妃,位份僅在皇后之下,高于其他皇子的生母。
雍正八年(1730年)秋,乾隆將自己14歲以來的詩文挑出一部分,輯成《樂善堂文鈔》,邀請了14位名人做序,其中包括愛新覺羅·碩塞愛新覺羅·胤祿、果親王愛新覺羅·胤禮、訥爾蘇愛新覺羅·福彭,大學士西林覺羅·鄂爾泰、張廷玉等當朝權貴,均在序文中對弘歷的才能和品德大加贊揚,為日后繼位進行了輿論準備。
受封親王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歷被封為和碩寶親王,自此經常奉命主持祭陵、祭孔、祭社稷等重大祭祀活動。雍正十三年(1735年),貴州省苗民為反對改土歸流,起而反抗清朝政府,雍正帝命乾隆與弘晝、鄂爾泰等人共同辦理苗疆事務,這是弘歷第一次接觸實際政治。
執政前期
登基經過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在圓明園處理政務時偶感不適,未曾重視,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劇,愛新覺羅·碩塞愛新覺羅·胤祿、果親王愛新覺羅·胤禮和大學士西林覺羅·鄂爾泰、張廷玉等重臣應召入寢宮。二十三日子時,雍正帝去世,在鄂爾泰、張廷玉的提議下,總管太監取出雍正十年藏于圓明園的傳位詔書,弘歷跪拜受命?。隨后,弘歷宣布遵雍正帝遺旨,以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九月三日,乾隆正式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寬嚴相濟
在即位初期,弘歷即提出了“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認為康熙帝尚“寬”,但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造成了很多弊端;雍正帝即位后不得不濟之以“嚴”,但臣下們以為雍正帝本心嚴厲,再度“奉行不善”,又造成了政令繁苛的局面。自己現在修正雍正帝的政策,同樣出于不得已。通過這一說法,弘歷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為政方針統一了起來,認為所不同的只在于因時制宜的具體手段上,這樣就為自己改變雍正帝的一些政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規避了“違反祖制”的嫌疑。
在“寬嚴相濟”的指導思想下,乾隆強調為政以寬,與民休息,實行仁政。即位當年,弘歷即免去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百姓所欠錢糧,后陸續減輕多項農業和商業賦稅,并對雍正帝時期一些過于嚴苛的政策進行調整,改革了耗羨歸公、攤丁入畝、墾田升科中的弊端,停止了清丈土地、契紙契根法、營田水利等多項不合理政策,同時還興修水利,進行了浙江海塘、黃河治理等多項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水利工程。在商業方面,與傳統的輕商思想不同,弘歷重視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計劃地采取措施,禁止官府勒索商人,保護商業資本發展。
通過各方面的舉措,乾隆在執政前期減輕了人民負擔,緩和了社會矛盾,調和了統治集團內部關系,推動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為日后的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礎。
整頓吏治
在執政前期,弘歷重視吏治,重視官員選拔,通過京察大計等形式對官員進行考核,對官吏不稱職的考核標準進行細致規定,并對貪污官員嚴加懲治。對于王室宗親,弘歷為避免宗室干政弊端,還做出了將其徹底排斥在最高權力機構之外的決定,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制度,相沿近120年。
在乾隆初年,朝野中存在著西林覺羅·鄂爾泰和張廷玉兩大政治集團,經常產生沖突。聚集在鄂爾泰周圍的大都是滿族官員,聚集在張廷玉周圍的大都是漢族官員,所以鄂張兩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滿漢官僚之間的矛盾。弘歷身處兩黨之間,采取抑制手段,不讓一派打壓另一派,盡量保持平衡,避免更大的沖突和分裂。后來隨著鄂爾泰的去世和張廷玉的致仕,弘歷通過一系列手段,逐漸清除了鄂張兩黨的勢力。
木蘭秋狝
“木蘭”為滿語,意為“哨鹿”,多在秋天舉行,木蘭秋狝以圍獵為名義,同時帶有軍事檢閱及演習成分。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十三,弘歷宣布“朕今年進木蘭行圍”,恢復了康熙帝時的木蘭秋狝活動,要各地派兵進京隨圍學習。自此以后,弘歷在執政前中期,進行過多次木蘭秋狝。
在歷次木蘭秋狝活動中,弘歷親作表率、習武騎射,在檢閱軍隊的同時,通過演習使八旗軍士熟悉塞外的地理環境,提高了戰斗力,同時還注重借助秋狝活動與蒙古王公貴族增進交流,從而起到了對蒙古地區巡視、震懾的作用,在客觀上密切了邊疆地區和中央政府的關系,對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安定有著積極意義,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軍事活動
平定苗亂
雍正年間,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因官府濫征錢糧,貴州省地區苗民起而反抗。在即位前,乾隆就奉雍正帝之命辦理苗疆事務,登基后更是將其作為“目前第一要務”。當時朝堂中不乏停止“改土歸流”甚至放棄苗疆的聲音,弘歷堅持出兵平亂,任命湖廣總督張廣泗為貴州巡撫,總理苗疆事務。為了規范清軍紀律,弘歷下令禁止清軍濫殺,提倡以德濟威,爭取民心。乾隆三年(1738年),張廣泗平定整個苗疆,弘歷下令“永除苗賦”,并奉行“以苗治苗”的政策,當地的爭訟按照苗例辦理,不必一概以官法處理,同時對派往苗疆的官吏嚴加審核,并在貴州推行屯田,減輕了苗民的負擔。乾隆的這些措施,弱化了苗疆的社會矛盾,減輕了苗民的負擔,之后苗疆平定了近60年的時間。
出兵瞻對
瞻對是四川省西部邊疆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分為上下瞻對兩部分。Z當地部落在當時處于原始社會狀態,民風強悍,因地處交通要道,經常聚眾搶劫行旅,稱為“夾壩”。乾隆九年(1744年),途經瞻對的小股官兵亦遭搶劫,引起弘歷重視。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弘歷命川陜總督慶復出兵進剿瞻對,經過一年高原地區艱苦作戰,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清兵平定瞻對,但下瞻對首領班滾逃脫。慶復為早日結束戰事,報稱班滾燒死于戰火之中,尸體難以辨認,乾隆對此存疑,但并無實據,亦同意班師。戰后,弘歷對瞻對實行加強管轄和巡查、嚴禁搶劫等政策,帶來了該地區的長期穩定。但在另一方面,戰役的草草收場、班滾的成功逃脫也留下了隱患,沒有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導致了鄰近土司對中央政府的輕視,間接推動了第一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戰的爆發。
首征金川
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少數民族聚集地,歷來沖突不斷。乾隆十年(1745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發兵襲取小金川,并多次進攻鄰近土司,四川省巡撫紀山派兵彈壓,卻遭到伏擊而失敗。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歷任命張廣泗為川陜總督出征金川,因戰事不力,又于次年派首席軍機大臣鈕祜祿·訥親前往,但面對金川軍崇山峻嶺間的碉樓戰術,二人均束手無措,屢遭失敗。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九月,弘歷決定懲辦張廣泗和訥親,隨后將平定金川的重任交于大學士富察·傅恒。在岳鐘琪的輔助下,傅恒改變策略,采用“銳師深入,直搗賊巢”的戰術,繞開碉樓,直攻敵軍腹心地帶進行圍困。經過長時間的包圍,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大金川軍已是糧盡兵疲,莎羅奔只好請求投降,首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戰在清軍付出了巨大代價后宣告結束。
西藏自治區平亂
乾隆十二年(1747年),總理西藏地方事務的頗羅鼐病逝,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繼任,陰謀叛亂,不斷擴充軍隊、調兵搬炮,并大肆迫害擁護中央政府的上層人物。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接旨為名,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誘至駐藏大臣衙門誅殺。珠爾默特那木札勒黨羽羅布藏扎什逃脫后,率眾殺回,殺死傅清、拉布敦及衙中兵民。乾隆得到消息后,隨即命令岳鐘琪、鈕祜祿·策楞等帶兵征討。不久之后,格桑嘉措擒獲羅布藏扎什,叛亂平息。戰事過后,弘歷通過《酌定西藏自治區善后章程》,取消了藏王制,削弱了農奴主貴族權勢,提高了達賴喇嘛及駐藏大臣的地位與權力,從而強化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及西藏政局穩定有著重要意義
執政中期
在康熙、雍正兩朝勵精圖治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經營,弘歷治下的清朝于乾隆中期開始呈現出“盛世”景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后,國庫存銀常年保持在六千萬兩以上,國力雄厚。在農業方面,耕田面積擴大、提高種植技術、引進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大規模興修水利,令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全國人口方面,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持續增長,至乾隆晚年已達近三億人;商業方面,經濟作物種植增多,土地和勞動力商品化程度提高,民營手工業如絲織、制瓷、礦冶、造紙等獲得顯著發展,市場交易繁榮;軍事方面,通過一系列邊疆戰事,穩固了疆域版圖,尤其乾隆中期平定新疆之后,使清朝版圖空前擴張,奠定了“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局面;文化方面,通過《四庫全書》等叢書的編纂,也呈現出繁榮景象。此時在弘歷治下的清代,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達到了清代“康乾盛世”的頂峰
鞏固北疆
首征準部
乾隆,新疆天山北路由厄魯特蒙古準噶爾汗國部占據,簡稱“準部”。自乾隆十年(1745年)其領袖噶爾丹策零去世后,引起汗位之爭,內部攻戰不休,在達瓦齊取得優勢局面后,阿睦爾撒納等失敗勢力向內地遷移,引發安置問題。為平定西北邊陲,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弘歷發兵5萬,由阿睦爾撒納等人率領進軍準部,五月占領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平定達瓦齊勢力。隨后清廷晉封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釋放被準部扣押的南疆回部領袖大小和卓,達瓦齊因對清廷并無惡意,免死加恩封為親王。
再征準部
乾隆二十年(1755年)八月,阿睦爾撒納因野心未得到滿足,意圖統治整個準部,發動叛亂,擊敗清軍留守部隊,留守將領班第、鄂容安戰敗自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弘歷任鈕祜祿·策楞為定西市將軍平亂,因先鋒玉保誤信錯誤情報,以為阿睦爾撒納已被擒獲,上報朝廷,弘歷為此專程去清泰陵感謝祖宗庇佑,隨后發現真相,一怒之下將玉保、策楞革職治罪,接著任命達瓦黨阿、烏雅·兆惠繼續進軍。經過一系列戰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叛軍發生內亂,同時瘟疫流行,導致不戰自潰,阿睦爾撒納逃往俄羅斯境內。九月,阿睦爾撒納因感染痘疫死于俄羅斯,俄羅斯帝國將其尸體交給清朝,準部叛亂至此徹底平息。
平定回部
回部是指新疆天山南路居住的維吾爾族部落,因信仰回教(伊斯蘭教),故通稱“回部”,歷史上長期受準部壓制。首征準部之役中,清軍解救了被扣押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但兩人回歸回部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殺死副都統阿敏道,發動叛亂。弘歷先后任命愛新覺羅·雅爾哈善、烏雅·兆惠前往平亂,經過長期艱苦戰斗,終于取得勝利,大小和卓兄弟逃往巴達克山,巴達克汗將其誅殺并將尸體交給清軍,回部之亂平息。平定準部和回部后,清政府統一了西域,命名為“新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歷設伊犁府,作為管理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繼續加強并完善了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理。
遏制沙俄
為遏制俄羅斯帝國對中國邊境領土的野心,乾隆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拒絕了俄羅斯船只借道黑龍江省的要求,并命邊防官兵加強對俄防范。乾隆三十年(1765年),組織力量對黑龍江中俄邊境諸河流進行了勘查,并制訂了巡查制度。在西北邊疆,弘歷在平定準噶爾汗國部之后,加強了西北邊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執政后,支持沙俄部隊不斷侵入烏梁海地區,并通過“造屋樹柵”等形式蠶食中國土地。弘歷得到報告后,命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帶兵驅趕,并下令停止中俄邊境恰克圖的貿易,以示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抗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俄羅斯使者的請求下,弘歷表示“俄羅斯既知遵照章程,著準其通商”,取消了貿易禁令。
土爾扈特為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年因受準部威脅,西遷至伏爾加河下游地區。雖身處異域,土爾扈特部一直和清政府保持往來。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因不堪俄羅斯帝國欺壓,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決定率領族人東歸,沙俄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兵阻撓,經過多次戰斗和艱苦跋涉,土爾扈特部終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到達伊犁,此時出發時的16萬余人只剩余約6.6萬余人。土爾扈特部回歸后,弘歷下令立即對部族民眾進行救濟,并于九月接見渥巴錫等人,大封土爾扈特部眾首領,隨后將土爾扈特部安置于新疆和博克多汗國等地區。
用兵西南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起,緬甸方面多次向中國管轄下的邊境土司要求貢賦,乃至縱兵入侵。乾隆三十年(1765年),弘歷命云貴總督劉藻追剿,因戰事不利,將劉藻革職。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弘歷命楊應琚接任云貴總督往征,戰事多次失利,楊應琚卻謊報軍情,奏稱連獲大捷,弘歷得知真實情況后,將其逮捕賜死。三十二年(1767年),弘歷任命富察·明瑞接任云貴總督出征,由于輕敵深入,被緬軍圍困,明瑞戰敗自盡。屢次戰敗,乾隆極為惱怒,于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富察·傅恒為主帥第四次出征,經過多次激戰,戰事陷入僵持,雙方議和停戰。由于合約系雙方將領約定,未能完全合乎兩國最高統治者意愿,導致后來的兩國交往中出現分歧。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緬甸國王為改善對華關系,派出使節奉表納貢,表示臣服,清緬沖突才落下最后帷幕。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清朝方面付出了巨大代價,損失眾多將領、兵員,但同時也收復了若干失地,削弱了緬甸中南半島的霸主地位,間接促成了泰國的崛起,同時緬甸也認識到了中國的軍事實力,最終放棄對抗表示臣服,中緬之間建立了長期的和平關系。
二征金川
首次金川戰役之后,當地局勢仍不穩定,四川總督開泰、阿爾泰的“以番攻番”策略,更進一步激化了眾土司之間的矛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渡河土司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再次發動反清叛亂,弘歷命溫福、桂林兩路出征,桂林一路兵敗,又以阿桂代之,終于三十七年(1772年)攻破小金川,僧格桑逃往大金川。隨后,弘歷命溫福等兵分三路進攻大金川,并派福康安(富察·傅恒之子、乾隆帝孝賢純皇后之侄)為領隊大臣前往四川省。三十八年(1773年),清軍在木果木遭遇大敗,溫福死于戰中,弘歷繼續增兵,并命章佳·阿桂繼續進攻。阿桂用兵謹慎,吸取戰敗教訓,步步為營,防護后路,逐漸推進,經過多次激戰,于四十一年(1776年)終于徹底平定清平大小金川之戰全境。戰后乾隆采取了設立成都將軍、逐漸廢除土司制、設置州縣、安兵屯墾等措施,從軍事、政治、經濟、宗教等各方面加強控制,逐漸鞏固了對大小金川及周邊土司地區的統治
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弘歷下旨征集古今圖書。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下旨編纂《四庫全書》,后批準大學士劉統勛舉薦,任命紀昀、陸錫熊為總辦,姚鼐、程晉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綱為纂修,組織眾多學者開展編修工作,并任命皇六子愛新覺羅·永瑢、皇八子愛新覺羅·永璇、十一子愛新覺羅·永瑆及大學士劉統勛、舒穆祿·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為總纂官,以示重視并提供支持。
乾隆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親自確定了“經史子集”的分類體例,詳細制定書籍征集的原則和方法,并親自閱讀編纂人員繕寫呈送的部分著作,仔細考訂其中錯誤之處。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庫全書》完成第一部繕寫工作,弘歷命儲于文淵閣,并繼續進行繕寫工作。最終《四庫全書》共繕寫完成七部,分貯于北四閣(內廷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文津閣、沈陽文溯閣)和南三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四庫全書》的編纂先后歷時十余年,360多位高官、學者參與,3800多人抄寫,耗時十三年編成,據文津閣藏本,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000余冊,約八億字,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對于保護與整理文化遺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在另一方面,《四庫全書》的編纂也帶來了一次文化浩劫。清朝統治者出于穩固統治、思想控制的目的,長期奉行文化專制政策,乾隆除沿襲“文字獄”的做法外,更意圖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進行一次文化清查,在編修過程中,禁毀、刪改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統治的書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巡幸江南
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弘歷第一次出巡江南,在諭旨中弘歷給出的出巡理由為:第一,了解江南軍事、政治、河務、海防情形及民間疾苦;第二,仿效祖父康熙帝南巡的做法;第三,奉鈕祜祿·甄嬛游歷江南秀美山川,以盡孝道。在第一次南巡后,弘歷又進行了五次南巡,分別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前后共計六次,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寧府(今南京市)、蘇州府、杭州府、揚州府,后四次還巡幸了浙江的海寧
通過六次南巡,弘歷對江南各地的實際情況和民情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視察了眾多水利工程的進行情況,所到之處經常免去錢糧賦稅,減輕了當地負擔。但在另一方面,弘歷南巡排場巨大,浪費大量財力物力,助長了社會浮華之風,有史家甚至認為這也是清朝后期國力衰竭的原因之一。
晚期經歷
寵幸和珅
乾隆統治晚期,吏治腐敗逐漸嚴重,寵幸和珅成為代表性的事件。和珅初為侍衛,得到弘歷賞識后,乾隆四十年(1775年)開始平步青云,于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任戶部右侍郎、三月任軍機大臣、四月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賞一品朝冠、十二月任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短短一年多時間,便成為當朝重臣。
和珅為人機警,善于揣摩上意,又富有才能、辦事干練,得勢之后更是投弘歷所好,百般逢迎,深得寵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歷賜和珅長子名為豐紳殷德,并將最寵愛的小女兒固倫和孝公主嫁給豐紳殷德。后來和珅又將女兒嫁給康熙帝玄孫貝勒永鋆,侄女嫁給弘歷孫子愛新覺羅·綿慶,通過這幾樁婚姻,和珅和皇室更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和珅得勢之后,竭力培植親信,結黨營私,本人及其黨羽大肆貪污索賄。在乾隆晚期,高級官員要升遷,普遍都要先向和珅進行賄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歷采納了和珅的“議罪銀”提議,官員有罪,可以罰銀抵罪,收入大部分歸內務府供皇室消費,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向皇帝行賄,并進而鼓勵了官員進一步貪污,從而加速了乾隆晚期的吏治腐敗。
弘歷去世后,繼位的愛新覺羅·颙琰對和珅進行了清算,宣布和珅的二十條大罪,并下旨抄家。對于和珅的巨額財富,產生了很多傳聞,《清稗類鈔》中甚至宣稱總額有八億兩之多,有現代研究者考證后認為實際應約有2.2億兩,而當時國庫每年的收入僅為4000多萬兩,所以流傳下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
西南戰事
安南戰爭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廣南王國(今越南南部)親王阮惠攻打安南王國(今越南北部),安南國王昭統帝請求清政府干涉。安南黎氏王朝是經過清朝冊封的政權,乾隆遂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等領兵征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一月,孫士毅帶兵出鎮南關,一路勢如破竹,不到一個月便攻下安南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內),并正式冊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幫助黎朝正式復國。黎維祁復國后,殘酷報復,大肆屠殺,導致人心渙散,孫士毅部亦軍紀廢弛。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阮文惠趁清軍慶祝春節之際突然襲擊,清軍大敗。阮惠得勝之后,又畏懼清政府的力量,遣使臣懇請諒解,請求冊封。弘歷考慮再三之后,決定由扶黎改為扶阮,冊封阮文惠為安南國王,并接受黎姓舊政權人員進入中國避難,安南戰事正式結束
兩征廓爾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今尼泊爾)侵略中國西藏自治區,乾隆命成德等人進剿,結果西藏當地權貴私下議和,以賠款換得廓爾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爾喀再次入侵,攻入后藏,并洗劫扎什倫布寺,達賴和班禪相繼向中央政府求援,于是弘歷命福康安率軍赴藏。到達西藏后,福康安制定了兩路作戰的方針,但弘歷否決了這一方案,指示應該集中兵力進攻。在之后的戰爭中,清軍取得一系列勝利,兵鋒直抵廓爾喀首都加德滿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廓爾喀向清軍投降。戰事結束后,乾隆對駐藏大臣的權力進行了加強,強化了西藏地區的軍備,并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從而使清政府對西藏的統治進一步強化。
鎮壓起義
乾隆晚期,社會矛盾激化,各地不斷爆發起義,弘歷在其執政晚期及太上皇“訓政”期間,對各地起義進行了持續鎮壓。
青海蘇四十三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今屬青海省)撒拉族中新教和老教發生沖突。新教受底層貧苦百姓擁戴,老教則更多代表“門宦”地主世家利益,在沖突中清政府偏向老教,導致新教領袖蘇四十三等人發動起義,攻陷臨夏回族自治州(今臨夏),直攻蘭州市。乾隆先后命阿桂、和珅等人進剿,于當年六月將起義鎮壓,但起義余波未平,后來又發生了新教田五、張文慶起義,弘歷命福康安等再次進行了鎮壓。
臺灣林爽文起義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臺灣漢族和高山族人民為反對官府壓迫,在林爽文領導下發動起義。弘歷一開始對起義軍的實力不夠重視,在初次鎮壓未成功后,連續調兵渡海赴臺,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命福康安督辦臺灣軍務。五十三年(1788年),清軍連續擊敗起義軍,并俘獲義軍領袖林爽文,解往北京處死。
湘黔苗民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鳳凰廳(今湖南省鳳凰縣)勾補寨苗民為反抗官府欺壓起義,很快被鎮壓。乾隆六十年(1795年),鳳凰廳及周邊共八廳一州苗民再度起義,各地苗民群起響應,弘歷作出八路軍會剿的部署,派福康安等人前往鎮壓。至愛新覺羅·颙琰元年(1796年)十二月,義軍領袖石柳鄧兵敗戰死,起義被鎮壓了下去。
川楚陜白蓮教起義
清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嚴重,大批流離失所的農民加入白蓮教,四川省、湖北、陜西省三省交界的山區一帶成為活動中心。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的白蓮教眾率先起義,四川教眾亦隨之起義,波及數省。乾隆令各省督撫進行鎮壓,但直至死前仍未成功。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弘歷臨終時仍以“軍務未竣,深留遺憾”,執著嘉慶的手“頻望西南”。
閉關鎖國
弘歷在位期間,堅持閉關鎖國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國人民出海貿易僑居,禁止許多種貨物出口;另一方面,對來華的外國人也作了種種限制和防范。乾隆晚期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就是其閉關鎖國政策的集中體現之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政府意圖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想要與清王朝最高統治者進行談判,于是派喬治·馬戛爾尼率領使團訪問中國。清政府從“天朝上國”的傳統觀念出發,認為英使是為慶賀乾隆八十壽辰而來,使雙方在交流上一開始就出現了錯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弘歷在避暑山莊接見馬戛爾尼,聲稱“天朝撫有四海”,“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后續在對英王的復信中,拒絕了英方提出的通商、使節、借地、傳教等一系列請求,關上了中英之間進一步交往的大門。
18世紀,正值西方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突飛猛進的時代,弘歷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與世界潮流漸漸脫節,落后于時代大勢。同時通過此次訪華,英國使團也看到了清帝國正在走向衰落的真實面目,對以后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產生了一定影響。
傳位嘉慶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弘歷在登基六十周年時,公布儲君人選,宣布皇十五子永琰為太子,明年改元嘉慶,永琰同時改名為颙琰。嘉慶元年(1796年),傳位大典舉行,弘歷正式禪位,并舉行千叟宴慶祝。成為太上皇以后,弘歷仍然把持權力,掌握經濟、軍事、官員任免等大權,嘉慶帝只能“敬聆訓誨,隨同學習”。后來弘歷甚至撇開“歸政”二字,而代之以“訓政”,如嘉慶三年稱:“三載以來,孜孜訓政。”
嘉慶三年(1798年)秋,乾隆偶感風寒后,健康狀況急劇下降。愛新覺羅·颙琰四年(1799年)元旦,弘歷在乾清宮受賀禮,翌日病危,第三天去世,享年89歲。
下葬裕陵
弘歷去世后,廟號為高宗,謚號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圣純皇帝,下葬于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馬蘭峪鎮)。
裕陵于乾隆七年(1742年)開始修建,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其中葬有弘歷及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兩位皇后,慧賢皇貴妃、哲憫皇貴妃、淑嘉皇貴妃共三位皇貴妃。在裕陵西側的裕陵妃園寢中,還葬有乾隆的另三十六位后妃。1928年,裕陵曾遭軍閥孫殿英盜掘,毀棺揚尸,掠走珍寶。1978年,在經歷了全面修繕后,清裕陵及定陵地下宮殿開始對外開放。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弘歷統治期間,開疆擴土,國力強盛,經濟文化高度發展,達到了“康乾盛世”的頂峰,對其歷史功績歷來有眾多正面評價。如《清史稿·高宗本紀》中認為弘歷的文武功業與長久統治是“自三代以后,未嘗有也”;趙翼評價稱“惟我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蕭一山認為,乾隆在位六十年,不僅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中是絕無僅有的時代,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亦可以媲美漢唐,光延史冊;戴逸認為,弘歷在位期間,國力強盛,四海升平,經濟文化發展鼎盛,他以強大的武力和比較正確的政策,平定西北,保護西藏,加強國家的統一,奠定了中華的版圖,文治武功,臻于極盛;閻崇年認為,在清朝皇帝中,可以作為英杰人物來論說一番的只有四位皇帝——清太祖努爾哈赤、皇太極、清圣祖康熙和清高宗乾隆。乾隆平準定回諸役,統一了準、回各部,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域的統轄,鏟除了準噶爾汗國東犯喀爾喀、威脅京師及大西北的禍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省、西藏的社會安定。張宏杰認為,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負面評價
對弘歷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于其文化專制、閉關鎖國及晚期吏治腐敗等方面。如呂思勉認為,清朝的衰退就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生性作風奢侈,南巡耗費巨大,晚期又任用和珅,貪污腐敗情況為上海古今內衣集團有限公司所無,導致管理殘酷剝削人民,于是吏治大壞。閻崇年認為,乾隆帝執政時間過長,晚年志驕意滿,思想僵化,喜諛惡諫,懶于進取,老人御政,宵小環繞,做了許多錯誤事情,積累了嚴重的社會矛盾。戴逸認為,弘歷的對外政策是失敗的,他沒有覺察到盛世中隱伏的危機,沒有意識到外部世界的廣闊性和先進性,自我封閉、虛驕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拒絕和外國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貿易關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鑒和學習外部世界的機會,延誤了社會的發展,增加了中國發展前途上的困難。張宏杰認為,乾隆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敏感,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清代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乾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于這一時代的成就。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中,認為弘歷是“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君主 ”?同時又是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物”?雖然使清朝的經濟達到鼎盛?但同時又喜怒無常?揮霍浪費?導致晚年面臨貧困和腐敗之局面。
家族成員
父母
后妃
皇后(3位)
孝賢純皇后(1712年—1748年),富察氏。
皇后那拉氏(1718年—1766年),初為嫻妃。
孝儀純皇后(1727年—1775年),魏佳氏,愛新覺羅·颙琰生母。
皇貴妃(5位)
慧賢皇貴妃高佳氏、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淑嘉皇貴妃金佳氏、純惠皇貴妃蘇佳氏、慶恭皇貴妃。
貴妃(5位)
忻貴妃戴佳氏、愉貴妃珂里葉特氏、循貴妃玶常在、穎貴妃巴林氏、婉貴妃陳氏。
妃(6位)
舒妃葉赫那拉氏、豫妃孝莊文皇后、容妃和卓氏、惇妃汪氏、芳妃陳氏、晉妃富察氏。
嬪(6位)
儀嬪黃氏、怡嬪柏氏、慎嬪拜爾葛斯氏、恂嬪霍碩特氏、誠嬪鈕祜祿氏、恭嬪林氏。
貴人(12位)
金貴人、瑞貴人、武貴人、新貴人、福貴人、秀貴人、壽貴人、順貴人、陸貴人 、鄂貴人、白貴人、慎貴人。
常在、答應
常在、答應是清代后宮妃嬪制度中的低級品位,沒有固定數額。乾隆的常在、答應中,死后能進入裕陵妃園寢隨葬的共有四位常在:張常在、揆常在、寧常在、平常在。
皇子(17位)
皇長子,愛新覺羅·永璜(1728-1750),母哲憫皇貴妃。追封和碩定親王,謚曰安。
皇次子,愛新覺羅·永璉(1730-1738),母孝賢純皇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帝將永璉秘密立為儲君。乾隆三年(1738年)永璉去世,冊贈皇太子,謚端慧。
皇三子,愛新覺羅·永璋(1735-1760),母純惠皇貴妃,追封循郡王。
皇四子,愛新覺羅·永珹(1739-1777),母淑嘉皇貴妃,封履親王。
皇五子,愛新覺羅·永琪(1741-1766),母愉貴妃,封榮親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謚號純。
皇六子,愛新覺羅·永瑢(1743-1790),母純惠皇貴妃,封質郡王。
皇七子,愛新覺羅·永琮(1746-1747),母孝賢純皇后,二歲時殤,謚號悼敏。
皇八子,愛新覺羅·永璇(1746-1832),母淑嘉皇貴妃,封儀親王。
皇九子,未命名(1748-1749),母淑嘉皇貴妃,幼殤。
皇十子,未命名(1751-1753),母舒妃,幼殤。
皇十一子,愛新覺羅·永瑆(1752-1823),母淑嘉皇貴妃,封和碩成親王,為著名書法家。
皇十二子,愛新覺羅·永璂(1752-1776),母皇后那拉氏,愛新覺羅·颙琰四年(1799年)追封多羅貝勒。
皇十三子,永璟,母皇后那拉氏,幼殤。
皇十四子,愛新覺羅·永璐(1757-1760),母孝儀純皇后,幼殤。
皇十五子,永琰(1760-1820),母孝儀純皇后,即嘉慶帝。
皇十六子,未命名(1762-1765),母孝儀純皇后,幼殤。
皇十七子,愛新覺羅·永璘(1766-1820),母孝儀純皇后,封貝勒。
皇女(10位)
皇長女(1728-1729),母孝賢純皇后,幼殤。
皇次女(1731),母哲憫皇貴妃,幼殤。
皇三女固倫和敬公主(1731-1792),母孝賢純皇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嫁科爾沁區孝莊文皇后色布騰巴勒珠爾。
皇四女和碩和嘉公主(1745-1767),母純惠皇貴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嫁富察·傅恒之子富察·福隆安。
皇五女(1753-1755),母皇后那拉氏,幼殤。
皇六女(1755-1758),母忻貴妃,幼殤。
皇七女固倫和靜公主(1756-1775),母孝儀純皇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下嫁豫妃拉旺多爾濟。
皇八女(1757-1767),母忻貴妃,幼殤。
皇九女和碩和恪公主(1758-1780),母孝儀純皇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嫁烏雅氏札蘭泰。
皇十女固倫和孝公主(1775-1823),母惇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和珅之子豐紳殷德。
軼事典故
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向清軍投降。十月三日,弘歷做《御制十全記》,總結在位期間的“十大武功”,共計十次戰爭:“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自此以后,乾隆經常以“十全老人”自詡。
高產詩人
弘歷擅長書畫,兼長詩文,留下了大量書法、繪畫作品。文章編成文集的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他的御制詩集,有即位前的《樂善堂全集》,禪位后的《御制詩余集》,共750首;在位期間的《御制詩集》共有五集,其中初集4166首,二集8484首,三集11519首,四集9902首,五集7792首,弘歷的詩歌作品總數存在兩種統計數據,分別為42613首和42630首。這些詩作包含御筆稿(朱筆)和大臣謄寫稿(墨筆)兩種形式。其個人創作的詩歌數量與《全唐詩》規模相近,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作品數量最多的高產詩人。
收藏大家
弘歷在其統治生涯中,利用身為皇帝的便利,收藏了大量名家字畫、古董珍玩,其書房名為“三希堂”,因收藏了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而得名,同時還收藏有晉以后歷代名家書法作品。乾隆十一年(1746年),弘歷搜集齊“四名卷”即顧愷之《女史箴圖》及傳為李公麟所作的《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后,辟出專室存放并命名為“四美具”。在收藏鑒賞之余,乾隆還安排對內府藏品進行系統整理登記,先后編撰《石渠寶笈》著錄內府書畫藏品、《秘殿珠林》著錄宗教類書畫藏品、《西清三編》收錄清宮所藏數千件古代銅器。
野史傳說
身世之謎
在正史中,弘歷生母為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但在民間野史傳說中卻出現了多個版本。流傳最廣的是海寧大學生陳世倌夫人的說法,稱雍親王的陳知畫與陳世夫人同日生產,雍正帝命陳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結果用自己的女兒換了陳家的男孩,這個男孩就是后來的乾隆,此一傳說被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采用后,產生很大影響。第二種說法認為弘歷生母是承德民間女子,因服侍病中的雍親王而懷孕,生下弘歷。第三種說法稱弘歷生母為熱河省漢族宮女李佳氏。第四種說法是民國時曾擔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從“老宮役”口中聽說,稱乾隆帝生母為南方人,渾名為傻大姐,隨其家人到熱河營生,這種傳說因《胡適之日記》而流傳甚廣。
香妃情史
民間傳說中還廣泛流傳著弘歷與香妃的情史,稱香妃出自南疆回部,身有異香,美貌絕倫,入宮后備受弘歷寵愛。一種說法稱其與乾隆感情美滿,生活幸福,但不幸早逝,令弘歷悲痛萬分;另一種說法稱香妃為平定大小和卓時被擄進宮,雖然受弘歷寵愛,但仍身懷利刃,想要刺殺皇帝,皇太后得知后將其賜死,后世很多戲劇及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都采取了這一版本。據學者考證,香妃原型可能為弘歷的容妃和卓氏。在歷史上,弘歷對容妃確實比較寵幸,曾多次在出巡時命其隨駕,考慮到容妃的伊斯蘭教信仰,還特地安排回族廚師,并修建寶月樓供其居住。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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