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是中國古代官職名，唐朝沿用北周與隋朝舊制，在地方設置都督和總管，并賜予旌節，故稱節度使。
唐初將天下分為十道，并以都督駐守各道，都督持節者即為節度使，故節度使在唐初只是使名。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四月，賀拔延嗣任涼州都督，兼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自此正式出現。李隆基開元時期，在全國各地設置了十個節度使，此時節度使只有軍事指揮權，天寶年間，節度使大多將軍政財權集于一身，兼任觀察使、營田使及支度使。安史之亂爆發后，唐廷為平定叛亂，內地也相繼設置節鎮，增至二十余道，不置節度使處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賜旌節，多以采訪使兼領。又采取姑息政策，將安史降將封為節度使。致使戰后唐朝境內方鎮相望，轄境大小自十余州或數州不等，形成藩鎮。黃巢起義后，各地節度使形成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初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于節度使，先后多位建立政權的皇帝均出身節度使。
宋朝建立后，為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趙匡胤把國內藩鎮進行重新布局，以知州取代節鎮，節度使最終成為了榮譽稱號之一。此外，遼朝、金朝也出現過節度使制度。元朝建立之后，采用行省制度，遂廢除節度使。
節度使設立之初是為了防御邊患，但發展中期節度使權力過大，擺脫了中央的管束，造成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局面出現。長期的割據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破壞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清代學者趙翼認為，唐之官制，莫不善于節度使。近代歷史學家范文瀾認為，募兵和節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禍亂。當代歷史學家沙憲如認為，唐代設節度使職，是軍國要政中的創舉。節度使的設置及其權勢的發展，與唐王朝中后期的治亂興亡有著重要的關系。對唐代節度使職的作用應該全面地予以正確的評價，從而吸取真正有益的經驗教訓。
名稱由來
“節度”原為差遣性動詞，本意為“節制調度”，漢代時已出現并使用（如《后漢書·梁謹傳》 載：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唐初仍行用；至唐武后時，始以“節度”為使名，出現“節度大使”。曹魏時期，皇帝為了掌控對軍隊的指揮權，在州郡實行都督制，并兼任駐在州的刺史。據《通典》卷三十二載，曹丕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晉朝建立后，都督都持節，持節分為使持節、持節和假節三等，使持節可殺二千石以下官者；持節殺無官位之人；假節只可殺犯軍令者。到北周時，都督改稱為總管。隋初仍稱總管，后隋煬帝罷省此官。
唐朝建立后，李淵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諸州復設總管。貞觀十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將全國劃分為十道，行軍征討稱為大總管，在其本道稱都督。永徽年間，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等族，李治賜予部分都督“使持節”的權利。《舊唐書·職官志三》載，朝廷任命節度使時，會在其受命之日授予雙旌雙節，使其得以在軍事事務中專擅殺伐，出行時樹立旌節，在府署設置六纛。此時節度使一詞還不是正式官名。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李旦任命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
創立背景
均田制被破壞
隋朝末年，經過長期戰亂，大量土地荒蕪，唐朝建立后將這些土地收歸國有，為國家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創造了條件。李淵武德七年（624年），全國總人口不到2000萬，朝廷頒布了均田令：十八歲以上的男丁可分得田地一頃，其中20畝為永業田，為本人私產，80畝為口分田，本人死后要歸還國家。均田制實行之后，唐朝人口激增，到天寶已經達到了5000萬，國家實有耕地已經不能滿足需求，再加上從李治、武后時起土地兼并即已開始。隨著時間的延續，到開元、天寶年間，使均田制徹底毀壞，出現了“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致使無田可耕的逃戶數目巨增，編戶在冊者銳減，國家稅收隨之減少。盡管稅收減少，但政府開支未下降，反而愈來愈大。
府兵制被取代
唐朝初期，政府實行均田制，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沖府，府兵在戰斗中失蹤、陣亡、致殘的人都可以保有土地，立功者可以分到新的土地，使得很多青壯年都愿意參軍。李治以后，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唐朝的均田制并未認真貫徹，用來均田的主要是官田荒地，同時也將隋末農民起義中占地自種的農民和原有的自耕農都編入國家戶籍，充作均田農民。家有兵士的人戶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兵役能夠勉強維持。唐高宗后期，為應對吐蕃等族的邊防壓力，儀鳳二年（677）唐政府于關內、河東諸州召募長期服役的健兒駐防于唐蕃邊境西北部的中亞，以時刻防范吐蕃騎兵的突然襲擊，長期服役的健兒開始取代定期輪番防邊的府兵。到唐玄宗時，隨著均田制的廢壞，使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經濟之柱。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以逃避兵役，府兵征發越來越難，府兵制早已無法維持，唐廷將屬于征兵制的府兵制改為募兵制，京師宿衛和邊鎮成兵都實行招募。
邊境防守壓力
唐初在邊境地域設置都護府，到唐中期時，聲勢大為下降，有的開始向內地遷徙，有的縮小與州縣相等的行政單位。李治后期唐朝多次敗于吐蕃之手，丟失了安西四鎮，雖然后來重新占領四鎮，卻也將四鎮的作用由安撫西域改為了防御入侵。高宗死后，四鎮又被吐蕃與唐朝反復爭奪，直到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武則天令王孝杰打敗吐蕃，并設置安西都護府與北庭都護府。景龍三年（公元709年）金城公主入藏和親，吐蕃趁此時又以和親為名索要河西九曲之地，并又開始騷擾唐朝邊境。到唐玄宗執政時，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東北的奚、契丹等族不時犯邊，給唐朝造成了極大的邊防壓力。面對周邊軍事態勢呈現的這種新特點，變唐太宗時期的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御戰略逐漸成為唐統治集團的共識。
歷史沿革
初創時期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李旦以賀拔延嗣為武威郡都督、河西節度使，賀拔延嗣負責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武威郡，今甘肅武威），統轄涼州、張掖市、肅州、瓜州縣、敦煌市、伊州、西州等7州，也是歷史上第一位正式的節度使。開元年間不斷增加，至唐玄宗天寶，沿周邊地區，已形成共有九大節度使，按設置年代排序為：河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幽州節度使、劍南節度使、安西節度使、平盧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除九大節度使外，在廣州市設有嶺南五府經略使，統轄經略、清海二軍，桂、容、、交四府，因此時人也稱十大節度使。
天寶年間節度使概況
權力大增
唐玄宗時，政府實行募兵制，節度使掌握著自行招募、選任屬吏、生殺賞罰大權，逐漸形成了以節度使為核心的軍事力量集團。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以后，李隆基逐漸懶政，各地節度使出現了久任和兼統的現象。如節度使安祿山就曾掌握平盧、幽州、河東三個藩鎮，統軍十六萬四千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安祿山傾覆天下”。為了監察地方州縣，唐玄宗將全國劃分為十五道，中央派出名目眾多的使官，先后有觀風俗使、巡察使、按撫使、采訪使等，這些都是臨時的。自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地方州郡常設采訪使，就成了道一級的行政長官，使州刺史變成其下屬。到天寶，采訪使往往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原為軍事長官，后照例兼觀察使，掌控地方行政權。又兼營田使、屯田使、支度經略使、轉運使、鹽池使、海運使、水運使、押諸蕃部落使等，掌握財權，集大權于一身。
形成藩鎮
唐朝前期由都督府演化而來的藩鎮勢力逐漸強大，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平盧、幽州、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和平盧兵馬使史思明發動兵變。自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的地方行政制度發生劇烈的變化。節度使的設置從北部和西部邊境地區擴大到全國各個地區，節度使最多達到了四十二個，較為穩定時也有三十多個，大多數是肅宗、李豫、德宗三個皇帝統治時期設置的。張國剛先生根據唐代藩鎮分布、權力、及職能的不同，將其劃分為河朔割據型（主要集中在魏博、成德、幽州三鎮）、中原防遏型（玄武、武寧縣、鐘武、澤潞、河陽、義城、河東）、邊疆防御性（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東南財源型（浙東、浙西、淮南、福建、江西）四種類型。這些節度使都兼任本道的觀察使及駐在州的刺史，其中史稱“河朔三鎮”的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割據一方，不僅不向朝廷納稅，還將親兵隊伍進一步發展和擴大。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就有十分強悍的牙軍萬余人，這些牙兵大部分是地方上的豪族子弟，成為地方割據的核心力量。
三代削藩
唐德宗即位，正值安史之亂剛剛平定，唐王朝中央權威受到藩鎮力量的嚴重挑戰。藩鎮在政治上的獨立 性增強，不聽朝廷命令，修城營壘， 并相互聯姻，結成同盟，導致“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由此唐德宗對財政進行改革，不僅推行楊炎的兩稅法，還將地方財稅之權由原來轉運、鹽鐵、租庸、青苗等“使職”轉歸戶部之下的金、倉諸部。為加強對地方軍事力量的控制，唐德宗將郭子儀的朔方軍一分為三，將久任西川節度使十四年的崔寧調回朝廷，又任命李懷光率領朔方軍成功鎮壓涇原別駕劉文喜叛亂。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李寶臣的兒子李惟岳向朝廷請求襲其父位，連魏博節度使田悅也為其上書請求繼任，遭到李適的反對，隨即李惟岳、田悅聯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起兵反唐。七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去世，李正己的兒子李納也請求繼承節度使之位，唐德宗再次拒絕，李納也加入了叛亂的隊伍。唐德宗封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為南平郡王，令其征討叛軍，李希烈率軍擊敗梁崇義，梁崇義兵敗自殺，李希烈希望接管梁崇義的地盤，而唐德宗卻派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希烈反叛大肆搶掠山南東道后撤軍。
次年，李惟岳被部將殺死，唐德宗將成德節度使轄地分給李維岳的部將張孝忠、王武俊、康日知、朱滔。王武俊、朱滔對賞賜不滿，便聯手率兵救援魏博節度使田悅。李適任李希烈為檢校司空兼任淄青節度使征討李納，但李希烈暗地派使者聯絡河北三鎮的朱滔和田悅。不久，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成德王武俊稱趙王、淄青李納稱齊王、魏博田悅稱魏王，并派使者給李希烈，要奉其為帝。建中三年（公元783年）正月，李希烈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唐德宗派涇原兵討伐李希烈，當時涇原節度使朱泚被關押在長安，涇原兵路過長安時因賞賜問題發生嘩變，推舉朱泚為首領。涇原兵變的發生直接宣告了唐德宗削藩終結，第二年正月，唐德宗下罪己詔，朱滔等人亦相繼表示歸順朝廷。李適晚年任用宦官充當監軍，致使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并存。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順宗李誦即位，唐順宗即位伊始就任用王伾、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程異、凌準、韓泰、韓曄、陳諫等人，開始了永貞革新，這次改革旨在加強集權，抑制宦官，削弱藩鎮，結果由于觸動了宦官們與節度使的利益，八月，唐順宗被廢，傳位于李純。
唐憲宗任用宰相杜黃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度等組成中央決策機構，對藩鎮的攻伐和招撫起到積極作用，并采取“以方鎮御方鎮”策略，利用其內外矛盾，從中操藩制藩，使得權歸朝廷。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劍南西川節度副使劉辟因請求統治三川之地被被唐憲宗拒絕，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唐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劉辟被送到長安斬首。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去世，其子吳元濟企圖繼承節度使職位。吳元濟拒絕吊喪使者進城，隨即舉兵叛亂。元和十一年（816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勾結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參與叛亂。次年七月，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奔赴淮西，與隨鄧節度使李愬等，大舉進攻吳元濟，吳元濟被俘，李師道急忙獻上長子作為人質，隨即又反叛。元和十三年(818)七月，李純詔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前往討伐李師道，李師道部將劉悟殺李師道，淄青節度使轄地歸朝廷所有。在唐憲宗統治時期，雖節度使的權力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主觀平藩的目的只求歸附不求徹底的削平，只求收買軍心?不求徹底的彌兵。以致朝廷日漸腐敗，黨爭頻繁，藩鎮節度使參與并順勢與之勾結，其地位便日益牢固、勢力日益發展。
割據地方
到李儇時，“天下離亂，禮樂征伐不自朝廷， 禹跡九州瓜分割，或并或析不可備書”。干符五年（公元878年），黃巢起義爆發，社會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打破自安史之亂以來中央朝臣、宮廷宦官與地方藩鎮三股勢力，三者彼此相互制衡的局面，由于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潘鎮除去自身的利益考慮必須要尋求自保之路。另一方面，中央禁軍的蛻化變質，不能有效的打擊擅自擁立者，從而為藩鎮的擁立提供了有力的條件。于是各地軍閥紛紛稱霸一方。黃巢起義之后，中原地區多數藩鎮被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吞并；山西省節度使李克用占據河東及西北邊鎮的一部分而與朱溫抗衡；西北邊鎮的另一部分則被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等所占據。中央能夠管轄的地區只有河西、山南、劍南道、嶺南西道的數十州。在這種情況下，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溫廢李柷，建立后梁，改元開平，定都開封市，史稱后梁。
五代時期
五代十國初期節度使形成了藩鎮割據，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于節度使。唐朝滅亡后，許多節度使依靠其軍事實力開始爭奪地盤，先后多位建立政權的皇帝均出身節度使。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建立后梁；河東節度使李存勖建立后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建立后晉。在朝代更迭中，節度使權力較大的事情逐漸被統治者意識到，于是節度使的權力開始逐漸被削弱。在行政上，適當限制藩鎮的人事任用之權，頻繁換任節度使人選，并剝奪了節度使任意任免判官的權力等。在軍事上，通過各種舉措逐漸收回兵權。如后梁太祖朱溫兩次整頓禁軍，并將藩鎮兵改編成侍衛親軍；遣散或被收編牙軍（節度使的親衛部隊）；消除私兵募傭制，并在地方實行屯戍制度，將禁軍派到各個藩鎮進行屯戍。
宋元時期
宋初，趙匡胤即位，其時內有諸侯割據，外有遼朝侵擾。因此宋太祖沿襲五代十國舊制，將節度使制度保留下來。但宋太祖始終對節度使心存戒備，因此對節度使的出身和晉升較為復雜。宋初節度使可分為開國功臣、舊藩鎮、新興戰功、潛邸親隨、宗室外戚其他六種類型。其中前兩類型具有相當于五代十國藩鎮的實權，保有唐末五代藩鎮習氣，是宋初節度使中最有實力的部分。新興戰功類型和潛邸親隨類型是由初統治者一手提拔起來的，沒有財政軍大權。宗室外戚節度使不乏領兵者，對宋初中央政權根本不會構成威脅。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收奪了開國功臣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的軍職，爾后又通過“后苑之宴”和一系列分散、具體的行動罷黜了舊藩鎮的節鉞，同時對節度使的地方職權實行 “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等措施。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時，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屬中央，不再隸屬于節度使。宋太宗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繼續削弱節度使的軍、政、財權，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待到趙恒時，節度使一職完全淪為虛職，只是代表地位與俸祿的標志。
唐末五代十國中原戰亂頻仍，遼朝南下入侵，占領了大量土地，遼國統治者仿效唐朝制度，將國內各部族首領封為節度使，并在各地設置頭下軍州，隨著契丹的封建化進程的加快，朝廷不斷降低頭下軍州的地位，節度使的地位不像唐朝那樣獨立。
金朝完顏阿骨打時期全部承用遼宋節度使名稱，完顏晟天會六年（公元1128年）開始獨立設置州軍節度使。經過完顏亶、海陵時期的官制改革，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制度，節度使的數量也不斷增加，同時還存在節度使連任現象。
元朝建立之后，采用行省制度，遂廢除節度使。
編制選任
編制
選任
開元十五年 ( 公元727年)，朝廷有以親王遙領節度使的情況，如慶王譚為涼州都督兼河西節度大使；忠王俊為單于大都護兼朔方節度大使之類，這些親王不實際赴任，而是以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又常以宰相兼領。如蕭嵩以宰相之職而遙領河西節度使，李林甫任相時為阻絕邊帥入朝為相，啟用胡人為節度使。唐中葉以后，節度使往往自擇將吏為留后。如蕭嵩以牛仙客為留后，李林甫以杜希望為留后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 中對節度使的任用做過總結：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顯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四夷之將雖有阿史那·社爾、契何力，但不擔任大將之任，都是以大臣為使。開元年間，李隆基崇尚武功，在驕侈心的驅使下，為征服四夷，因此邊將十余年久任，蓋嘉運、王忠嗣兼統數任節度使。
五代十國柴榮時，節度使的選任與所居藩鎮的重要性及被君主信任程度、出身、能力等因素相對應。其一為禁軍兼領節度使，其二為藩鎮與敵境接壤，戰事較多，往往由能力較強的親信擔任。其三主要任務是防務、治安、提供賦稅、力役，往往由前朝遺留的節度使擔任。其四是藩鎮名義上歸附中央，但具有半獨立性質，根據該藩鎮與中原地區的距離和藩鎮自身的實力，中央對此類藩鎮的控制力有限，節度使往往得以世襲。
歷史意義
軍事作用
從安史之亂之后到黃巢起義之前，各地節度使往往能夠很好地發揮軍事上的作用。大歷三年(公元768年)八月，吐蕃發十萬大軍侵犯靈武市，寧節度使馬璘率軍擊破吐蕃二萬余眾。大歷九年(公元774年)四月，為抵御吐蕃，李豫命節度使郭子儀、李抱玉、李忠誠等十七萬兵力邊備御防。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進犯涇、隴等地劫掠牲畜和糧食，護國軍李元諒率軍馳援。九月，吐蕃再犯，鳳翔節度使李晟調派其部將王必夜襲吐蕃軍營，后又派兵襲擊吐蕃沙堡，斬殺吐蕃酋長扈屈律設贊。此時的節度使們不但能夠防御外敵，還能維護地方治安。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轄境內多有盜賊，為防備盜賊，他另置軍營進行訓練。崔安潛任西川節度使時，對告發捕捉盜賊的百姓予以獎勵。
發展經濟
安史之亂爆發后，對賣商品進行征稅，彌補國家財用不足，管理榷稅成為藩鎮節度使的重要職責。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將泗口稅場稅收不合理狀況上奏朝廷，并請求對額外征收雜稅予以停止。唐文宗隨即停罷泗口稅場所置胥吏及差役，廢除其所征雜稅，每年由戶部撥給水驛所需經費，從度支上供錢中劃撥泗、宿二州所需軍費，以此平息民怨，以利商旅通行。同時藩鎮節度使還要負責地方的農田開墾、興修水利等事宜。如鳳翔節度使李惟簡為執政時，積蓄財谷，鑄造農器，使其轄境墾田倍增，連年豐有余。為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流通貨幣的需求，朝廷賦予藩鎮節度使管理地方鑄幣職權。
改善民生
在民政方面，節度使還要負責地方漕運的疏通，治理水患以及賑災救濟等。如興元元年(公元784年)，蝗成災，百姓陷入饑荒。淄青、澤潞、魏博等藩鎮節度使發放朝廷所賜五萬石米；貞元八年(公元792年)，荊南節度使李皋為流民建置房屋、修堵古堤、開辟農田，修建橋梁，挖鑿水井；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黃河泛濫，滑州羊馬城受災，義成節度使薛平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征發萬人，加寬廢黃河以此緩解水力。
影響與評價
社會影響
節度使的設置之初，是解決社會矛盾和應對邊境問題的必然措施。藩鎮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亂及其平定前后各種復雜的政治、軍事形勢和茅盾相互作用的結果，之后藩鎮成為凌駕于州之上的行政建制。這期間，藩鎮與朝臣和皇帝三者之間，依然能達到平衡。到唐朝后期，藩鎮不再受中央管控，由此導致的負面因素在整個國家體系中不斷蔓延。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連年戰爭，使人民的賦役負擔不斷加重，大量人口逃亡或死于戰亂，大量土地荒蕪，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造成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
相關評價
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評價：唐之官制，莫不善于節度使。
近代歷史學家范文瀾在《 通史簡編 》中評價：募兵和節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禍亂。
近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和史念海評價：節度使建立，其動機純為軍事計劃,其設置地亦非內地，與都督府轄州者略有不同,唐代疆域開拓，節度使建置實與有力，其后分割浸多，建置益雜，武夫猛將竊據一方，襲使之號，及其勢衰力弱，為他人所分奪,則其區劃名號又隨之變更。
當代歷史學家高鳳林評價：節度使制度的形成與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它破壞了國家的統一，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唐朝的滅亡。
當代歷史學家沙憲如評價：唐代設節度使職，是軍國要政中的創舉。節度使的設置及其權勢的發展，與唐王朝中后期的治亂興亡有著重要的關系。對唐代節度使職的作用應該全面地予以正確的評價，從而吸取真正有益的經驗教訓。
當代學者張玲評價：由于節度使“專地、專兵、專利、專殺”，迄晚唐五代十國，致使天下分裂、戰亂頻仍、賦役繁重、刑法苛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