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772年~842年），字夢得，漢族，洛陽人，自稱“家本滎上，籍占洛陽” ，又自言系出中山，家中世代是儒生，其先祖為中山靖王劉勝，晚年自號廬山人。唐代哲學家、文學家、大儒、詩人，有“詩豪”之稱。
劉禹錫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出生，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及第，初在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記室，為杜佑所器重，后從杜佑入朝，為監察御史。貞元末，劉禹錫與柳宗元、陳諫、韓曄等結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個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集團。李誦即位后，劉禹錫參與永貞革新。革新失敗后，屢遭貶。劉禹錫后歷任朗州司馬、連州刺史、兼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禮部郎中、蘇州刺史等職。會昌時，劉禹錫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戶部尚書。
劉禹錫的主要哲學成就在于對世界物質統一性的新論證，提出“天與人交相勝”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結合，強調了法制思想；文學上，獨創了民歌體詩歌，在散文、辭賦、論說文上也有不俗的成就，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劉禹錫詩文俱佳，所作詩文涉獵題材廣泛，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韋應物、白居易合稱“三杰”，并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著有《陋室銘》《竹枝詞》《楊柳枝詞》《烏衣巷》等名篇，還著有《劉夢得文集》，存世有《劉賓客集》。 劉禹錫銅像、劉禹錫紀念館、劉禹錫公園等都是后世人們為紀念他所留存下來的。
人物生平
早年游學做官
劉禹錫，自稱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劉勝。七代祖劉亮，北魏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生于李豫大歷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親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后，劉禹錫游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的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貞元十六年（800年），守父喪期滿，在宰相、揚州節度使杜佑那里掌書記。兩年后調任京兆府(今西安市)渭南縣主簿。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調升為監察御史。
中年屢次被貶
被貶緣由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誦(李誦)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劉禹錫升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王叔文推行“永貞革新”，這次革新運動只進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在大宦官俱文珍聯合守舊勢力的反撲下，順宗被迫讓位，太子李純(憲宗)繼位，貶王叔文為渝州司馬，后被殺害;王伾為開州司馬，后被逼死;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到邊遠州府作司馬，因此，歷史上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被貶朗州
劉禹錫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他離開了長安，到達洞庭湖時，寫了一首有名的《望洞庭》，以傳神之筆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寫得優美動人，儼如山水畫一般。劉禹錫到朗州后，住在城東的“招屈”亭旁(今常德市東門口)他曾感嘆地說:“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第二年，朝廷大赦，但明文規定劉禹錫等人“縱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他聞訊后曾自豪地宣稱:“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詠史二首》之一)表現了詩人的戰斗精神。
劉禹錫在常德市有機會廣泛的接觸社會實際，對于人民的疾苦、貧富的對立以及當地的風俗習慣等，有較多的了解，并先后游覽了朗州的名勝古跡，寫了將近二百篇詩文，其中不少詩篇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如《百舌吟》譴責阿諛逢迎之徒的無恥;《聚蚊謠》用寓言形式諷刺宦官、藩鎮、大官僚互相勾結、為害人民的罪行;《采菱行》反映婦女們緊張而又愉快的勞動生活;《登司馬錯故城》借游覽名勝古跡，撫今思昔，感慨萬端;《賈客詞》揭示中唐時期“賈雄農傷”的社會現實;《壯士行》歌頌壯士不畏強暴、為民除害的英雄業績。
劉禹錫在朗州十年，曾多次游覽武陵勝境桃花源。他的《游桃源一百韻》《桃源行》等詩和他親筆題的“桃源佳致”，在當地幾乎家喻戶曉。現在游桃花源的人，還能看到“桃源佳致”的石碑和《桃源行》詩的石刻。他的有名的哲學著作《天論》也是在朗州寫的。《天論》是對柳宗元《天說》的補充和發揮，進一步闡明了他的無神論思想。
被貶連州
李純元和十年(815年)，劉禹錫從朗州被召回長安，詩人目睹執政者橫行霸道，權傾京師，內心無比憤慨，便借看花為題，寫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寓意深刻，引起京城權貴的不滿。他們群起而攻之，胡說什么“語涉譏刺”。劉禹錫到京只有一個月，又被貶到更邊遠的連州(今廣東連縣)去了。
晚年為官寫作
長慶元年(821年)冬天，劉禹錫改任州(今重慶奉節)刺史。第二年正月到任。在夔州任內，他寫了《浪淘沙詞》九首。劉禹錫在夔州三年，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唐敬宗寶歷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罷和州刺史，準備回洛陽市;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蘇州刺史，也準備回洛陽。兩位詩人在揚州相遇。白居易在酒席上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一詩，對劉禹錫先后貶官二十三年的痛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劉禹錫看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馬上寫了《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首名作。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劉禹錫被任為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大和二年，回到長安。重游玄都觀，寫下《再游玄都觀》，反映了元和十五年(820年)以來李純、李恒、李湛先后為宦官謀害，朝政陵遲、變幻的情況，譏笑了當年的權貴一個個銷聲匿跡的可恥下場，表現了詩人不怕打擊、繼續斗爭的精神。
大和三年(829年)，經裴度推薦，改任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大和五年，裴度罷相，劉禹錫出任揚州市刺史。他與白居易、韋應物三人先后在揚州做過刺史，都有政績，人稱“三賢”。劉禹錫在揚州兩年多，他寫的《楊柳枝詞》和以前寫的《竹枝詞》《浪淘沙詞》，吸取民歌特點，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大和八年(834年)七月，遷徙汝州市(今河南臨汝縣)刺史。次年十月，改任大荔縣(今陜西大荔縣)刺史。開成元年(836年)，劉禹錫因患足疾，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炎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仍兼太子賓客。會昌二年七月逝世，贈戶部尚書，年七十一歲。有《劉賓客集》，又稱《劉中山集》《劉夢得集》。劉禹錫臨終前撰《子劉子自傳》。
人物著作
學術著作
《天論》三篇
《天論》是劉禹錫在哲學領域的起點。《天論》的主要著力點在于通過論證天人關系，駁斥韓愈的“天人感應”說。劉禹錫創造性地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理論命題。這一命題既要比韓愈的“天人感應”說更“唯物”，也要比柳宗元的“天人相異”說更“辯證”。
在《天論》下篇中，不僅進一步厘清了天人關系，把“天與人交相勝”的哲理發揮到極致，而且特意拈出“氣”這一概念，將其視為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賦予其物質性，造成其實體化。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因論》七篇
《因論》則標志著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在經過多年的艱苦探索后，已發展到更加成熟的階段，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面貌。《因論》七篇則創作于劉禹錫謫守夔州(今重慶奉節)期間，時間要后于《天論》十年左右。《因論》七篇包括《鑒藥》《訊田亡》《嘆牛》《儆舟》《原力》《說驥》《述病》等七個寓言小品。它們彼此獨立而又相互支撐、相互映襯，著重從事物的兩個相反方面(禍福、大小、利鈍、聲實等)探討其相互關系和發展變化，系統而又深入地闡述了其不斷成熟、不斷深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
所謂“因論”，是指事有所由、言有所指、因事而發的議論。他認為這些敘事與議論相結合的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者隨意發端、旨在正面垂訓的政論作品，也不同于“寓言”者任意想象、旨在側面寄諷的虛構故事，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的一種特殊文體。從哲學的視角看，劉禹錫在《天論》中曾提出“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的觀點，認為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認識有“以目而視”和“以智而視”之別。兩相聯系，所謂“造形而有感”尚屬基于形體、“以目而視”的感性認識，所謂“因感而有詞”則是脫略形體、“以智而視”的理性認識。劉禹錫以唯物論作為認識論的基本前提，已經接觸到、并且比較辯證地梳理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系問題。因此，這組小品文的貢獻是雙重的，跨越文學與哲學兩個領域的。
其他著作
散文
《陋室銘》
該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駢體銘文，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代表作品之一。劉禹錫在任監察御史期間，因參加的"永貞革新"，反對宦官和勢力的活動而得罪權貴，遭到皇帝的貶謫，由監察御史貶為朗州司馬，遷連州市刺史及安徽和州刺史，長期過著貶謫生活。《陋室銘》就是四年(公元824年)調任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后寫的。
詩歌
《竹枝詞》
劉禹錫寫作這首詩的時候，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被貶謫，但他能夠戰勝自己內心的愁苦，在民間重新獲得力量。他從當地民俗音樂中汲取素材，變民俗風情為文人風雅，該詩因受民眾喜愛而流傳至今，其中“東邊日出西邊雨”一句曾在民間廣泛傳唱。在這首詩中，詩人巧妙地運用諧音，通過描寫初戀少女在河邊聽戀人唱歌的情景，刻畫了陷入愛情而又得不到明確回應的少女的復雜心理。
《烏衣巷》
這首詩是劉禹錫的懷古名篇之一，曾博得白居易的“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此詩是作者任和州刺史時所作。他曾作《金陵五題》，這是其中的第二首，主要寫了烏衣巷的變化。烏衣巷在朱雀橋附近，是東晉時貴族王導、謝安宅第所在之地。野草，斜陽，表示當年這一帶的繁華已經衰落，成為尋常百姓的居住區了。所以，昔日曾經棲宿于王、謝雕梁畫棟上的燕子，現在只能飛人老百姓的屋舍去了。該詩抒發了對滄桑變化的感慨，也是對豪門貴族終于沒落的諷刺。
《春詞》
此詩題一作《和樂天春詞》，也是寫宮人悲怨的詩。妝成下樓，卻無人賞識，人與春光都深鎖在空院之中。百無聊賴，只好閑數花朵。此句對宮人愁悶心理，口謂刻畫人微。而差翅亞目無知，反愛新妝，這是如何令人惆悵。全詩具有細膩、曲折、含蓄、婉約之妙。這首詩是描寫宮怨的，只是對宮女的怨愁并沒有去正面描寫。這首詩巧妙地運用了比喻、象征和細節的描寫。從側面寫出處境的冷落，含蓄地表現了宮女的怨愁。
《西塞山懷古》
公元824年(長慶四年)，劉禹錫由夔州調任和州刺史，沿江東下，途經西塞山 (今湖北大冶東面的長江邊)，此處是六朝有名的軍事要塞，嵐橫秋塞，山鎖寒派，形勢險峻。公元280年(太康元年)司馬炎命王溶率水軍討伐孫吳。東吳孫皓憑借長江天險，并在江中暗置鐵錐，再加以千尋鐵鏈橫鎖江面，自以為萬全之策。王溶用大筏數十，沖走鐵錐，以火炬燒毀鐵鏈，順流鼓棹，直取金陵。詩人以這件史事為題成詩。詩寓意深刻，把鋒芒指向割據一方的統治者。時值李純時期，國家雖暫時出現安定，但到821年以后，又恢復了割據局面。故此詩懷古，也傷今。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這首詩約作于唐寶歷二年 (826年)，時劉禹錫從和州返回洛陽市途中，路過揚州市，與老友白居易相遇， 白居易在宴席上寫下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相贈，抒發了對劉禹錫長期遭貶不幸遭遇的同情，劉禹錫即寫下此詩作為應答。詩開頭兩句緊承白居易的詩敘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緊接著悼念已故并肩戰斗的友人 ，結尾處委婉表達 了個人對人生的看法。
論說文
劉禹錫的論說文在思想上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和獨到的哲學見解，針對當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各種社會積弊尤深的社會現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用人主張，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藝術上具有吐辭多諷托幽遠、善于引用典故、風格簡潔洗練等特點，在中唐及其以后都具有較大的影響。
人物思想
哲學
“乘氣而生”的自然觀
在自然觀上，劉禹錫繼承了荀子的傳統，進一步補充了柳宗元《天說》的思想對“天人感應”論進行了批判。劉禹錫的《天論》的要點是講天不能干預人事，這個論點是對柳宗元《天說》的解釋和補充。從劉禹錫的《天論》對天的解釋方面來看，他的哲學確實是對柳宗元的解釋和補充。但從總體看，是對柳宗元學說的發展。 劉禹錫認為柳宗元的《天說》對天與人的關系問題的論述是不透徹的，所以他著《天論》是要進一步闡明天人關系。
在《天論》中，劉禹錫首先對天作了說明。認為天是有形物體中最大者，人是動物中的最突出者，這就把天放在自然界的總體中，然后從基本的方面去概括自然界的特性，反映自然界的規律性。人是動物發展的最高階段，天與人都以一定的物質存在為其根本基礎。他說:“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宇，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天論》)這就是說，人之所以有其容貌和感官這樣一些精華的部分，其根本在于有身體;天之所以有日、月、星辰等變化多端的不可捉摸的現象，也是因為它有山河五行之氣作為基礎。
劉禹錫明確提出整個世界存在的基礎是物質的氣，他用清濁二氣的變化、陰陽二氣的作用。說明萬物的生成，描繪了世界萬物的生成過程。他說:“乘氣而生群分匯從;植類日生，動類曰蟲;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天論》)劉禹錫把世界萬物都看成是從氣產生，并分成若干種類先有植物，而后有動物，人是動物中最有智慧者，人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作用于自然界。劉禹錫對植物、動物、人類的順次敘述是對荀子的“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荀子·王制》)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劉禹錫不但肯定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發展規律性作了說明。這種說明集中表現在他對“理”“數”勢”三個哲疇的解釋。這三個哲學范疇是“古已有之”的，劉禹錫又賦予了它們以新的含義。“理”是貫穿于事物發展過程的規律性，“數”是事物存在及其規律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勢”是事物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理、數、勢三者都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原則。萬事萬物都受理、數、勢的支配。這種用理、數、勢來解釋萬事萬物的聯系、變化的復雜情況，從而說明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掌握，這就否定了神秘的有意志的天。這是對天人感應論的進一步批判。
天地是自然之物
在與韓愈、柳宗元等人討論的過程中，劉禹錫對前人有關“天人關系”的理論進行了總結，指出以往的種種天人之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天與人實影響”的“陰之說”和“天與人實刺異”的“自然之說”。
持陰騭之說的人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具體說人為惡則天必從而禍之，人行善則天必從而福之;窮病困厄者呼天則天必可聞之，隱疾痛苦者禱天則天必可應之。即對于人間而言，天是有意志的神圣主宰。
堅信自然之說的人則提出懷疑：如果天是有意志的，天能對應人間的行為施以賞罰，那么天降雷霆及于牲畜草木，難道也是因為這些牲畜草木有罪。何況人間不平之事不勝枚舉，盜無惡不作卻不遭報應，孔顏推行仁義卻厄運連連，這說明并不存在一個賞善罰惡的主宰之天，天只不過是與人間禍福無關的自然之物。
劉禹錫批判了前者，肯定了后者，他更傾向于“天人關系”的自然之說。
天與人交相勝
劉禹錫不滿于前人自然天論的片面，進而提出了自己系統的“天與人交相勝”的天人關系理論，將荀子以來的自然天論發展到極致。
劉禹錫重新界定了“天”與“人”的性質。他贊同柳宗元關于天地是自然之物的說法，從形器的角度對天的性質做出規定。他說:“天，有形之大者也。”(《天論》)天包舉萬物，乃是一切有形之物中的最大者;但無論天有多大，它都是有形器的。人當然也是有形器的，人是所有動物中最出類拔萃的。
劉禹錫還認為“天非務勝乎人”，而“人誠務勝乎天”，“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天論》）。這就是說，天不是有意識地“勝人”，天之所能乃是其自然的特性。人卻是有意識地勝天，自覺地改變無意識的自然。這樣，一方面反對了把天神秘化的“目的論”思想，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忽視人的自覺性、能動性的毛病。特別是他承認天有能勝人的特性，又強調其非務勝人。
天人各有所能
劉再錫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原則，即：“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論》）有形有器者，就是自然之物；既然是自然之物，就一定是有限的，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因此，“天“和“人”這兩種最重要的有形有器之物，也必然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的。換言之，有些事情是天能夠做到的，而人對此則無能為力;有些事情是人才能做到的，天對此也只能無可奈何。“天”與“人”各有其所發揮作用的領域，彼此的作用不可取代。這就是"天與人交相勝”。
人之道在法制
劉禹錫認為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天的作用是生育長養萬物。陰陽生殺、水火傷物、新陳代謝，這是天所擅長的領域。而人類的本領在于治理管轄萬物。因順陰陽而春植秋斂、取物為用，制定道德仁義而興禮樂刑政，這是人發揮作用的舞臺。
劉禹錫“天與人交相勝”之說在提法上是天與人“交相勝”，實際上更偏向于“人勝天"的一面。在他看來，“人”從“天"那里收復了大塊的失地，因為“人"原本在“天”的面前幾乎沒有獨立性和地位可言的。
“人勝天”關鍵在于人能行“法制”。為此，劉禹錫對人與法以及人與天的關系進行了辯證的思考。他將人與法的關系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所謂“法大行”，在這種情況下，法制完備、公道盛行、賞罰分明、福禍皆由自取，此時人事是不需要天意的干涉的；第二種情況是所謂“法小馳”，此時法制略有松施，是非有時淆亂，賞罰或者失誤，人道駁雜導致有些人開始相信上天主宰之說;第三種情形是所謂“法大馳”，此時法紀廢絕、是非易位、賞罰餑理，人所以制天之具盡喪，已經無法治理社會，只好轉而求助于冥冥不可知的天道了。所以，法制就是人道之所在;法制廢則人道衰，人道衰則天道盛。實際上，并不是天道真的能夠干預人事，只是在法制廢絕、人道衰敗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病急亂投醫。
《天論》所蘊之思
劉禹錫的哲學著作《天論》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他繼承了荀子的傳統，進一步補充了柳宗元《天說》的思想對“天人感應”論進行了批判。通過《天論》提出了相對“陰騭之說”和“自然之說”，在此基礎上，又繼承了荀子的人定勝天的思想，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學說。“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論》還強調了法制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法制還是“人勝天”的關鍵所在。
文學
詩歌
詩歌創作
劉禹錫今存詩八百余首，內容非常豐富，或懷古憂今，慨嘆世事變遷、宦途的沉浮;或諷刺時政、發泄積憤、抨擊貪官污吏和世俗小人;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懷，表現自己的處世態度。詩風沉著穩練，風調自然，格律精切，意境優美，思想深刻，頗具藝術價值。劉禹錫的詩歌創作與中唐諸大家相較，藝術個性鮮明、自成家數 。“無體不備，蔚為大家”，其詩語言能合氣骨、情致、韻律于一體，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爐。既重雕琢之功，豪宕而不俚俗 ；又不遺斧鑿痕跡 ，明快而又含蘊。
民歌體詩歌
民歌體詩歌是劉禹錫詩歌作品中獨特的創作成果，頗受學界關注。學者陳祝義認為，豐富的民間歌謠給劉禹錫的詩歌創作帶來了新的氣象，這首先表現在敢于沖破舊詩格律的限制，標新立異，別創新格;口語人詩，是劉禹錫學習民歌，革新詩體的又一特色。另外，劉禹錫吸取了民歌“比興”的長處，有時“托物取喻”，有時“借物發端”，有時也借助諧音、雙關語。 “劉禹錫吸取民歌的養料和形式，為當時民間歌舞寫下了大量的樂詞，既有當地民歌新鮮活潑，爽朗明快，節奏明亮的特點，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細膩和凝練，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
散文
劉禹錫是唐朝杰出的散文家，如今他存世的文章將近二百五十篇，其中不乏為人稱道的散文名篇。劉禹錫一生仕途坎坷，在他參與的永貞革新運動失敗之后，劉禹錫的政治抱負則無從施展，只好通過散文來明志寄意。這一做法使劉禹錫在散文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劉禹錫說：“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懇于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于浮華。”劉禹錫通過散文來寄意明志，一方面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宣揚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影響深遠。古文運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推到了駢體向散體的發展，加強了文章的教化功能。劉禹錫寫了很多散文來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比如《獻權舍人書》，劉禹錫在這篇散文中類似于“文以載道”的思想，這與古文運動的主張是一致的。所以說，劉禹錫的散文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劉禹錫通過散文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對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革新雖然失敗了，但是通過劉禹錫晚年的散文，使我們可以重新審視革新運動，重新審視王叔文等人的措施。可見，劉禹錫的散文在文學上和政治上都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劉禹錫的散文不僅在唐朝受文人推崇，在宋代也受到了當時學者們的重視。
辭賦
劉禹錫是唐代辭賦作家之一，現存辭賦十一篇。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并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并論，即可見一斑。由于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于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他的論說文大體分為兩類: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范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諸多方面。哲學論說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并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說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二是雜文。他的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
相關人物
“劉柳”
劉禹錫和柳宗元于貞元九年同時考中進士，因而得以相識，兩人志趣十分投合。幾年后，兩人又通過考試開始了做官生涯。王叔文改革中劉禹錫和柳宗元都是積極參加者，他們為實現共同的理想與抱負，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永貞革新”這場政治運動之中。改革失敗后，劉禹錫、柳宗元分別被 貶官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和永州市（今湖南零陵），共同的理想和遭遇使他們的情誼更加濃厚，始終不斷書信來往，互相鼓舞。十年后 ，劉禹錫和柳宗元奉召還京，但又因劉禹錫詩涉嫌譏諷當朝權貴，分別被貶到荒涼遙遠的播州區（今遵義市地區）和柳州市（今廣西柳州）。當時劉禹錫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柳宗元為此十分難過，上書朝廷要求與劉禹錫換任到播州后，在宰相斐度的幫助下得以改任連州市（今廣東連縣）。后柳宗元去世，劉禹錫將他的作品整理編輯成《 河東先生集》 ，并將柳宗元的遺子視如己出 ，一 直把他撫養成人 。
“劉白”
劉禹錫晚年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就是白居易，因為他們二人后來一同住到了洛陽，并且二人還有著不少唱和詩，比如白居易多年患病、意志消沉，寫下《詠老贈夢得》，劉禹錫感覺到其消沉的意志，于是就和了一首《酬樂天詠老見示》安慰白居易。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唱和歷程長達 40 年，約略可分為 4 個時期。他們遵循“相戒”“相勉”“相慰”“相娛”的創作初衷，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不同背景下，賦予唱和詩多種功能。其所抒寫的固然都是一己之情懷，但其中往往融入家國之思和身世之感。兩人勢均力敵，作品難分高下。不過，劉禹錫唱和詩中所表現出的豪邁、壯闊胸襟和曠達、樂觀情懷以及生生不息的辯證法思想，卻是白居易詩所缺少的。
人物影響
哲學
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劉禹錫《天論》等哲學著作，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主張革新的進步政治思想與反對“天命”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劉禹錫身上得到統一。從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說，劉禹錫的《天論》二篇繼承屈原《天問》、荀子·天論、王充《談天》、柳宗元《天對》及《天說》等天道“自然之說”的唯物論傳統，借助“體用”等哲學范疇，提出“天人合一”于“物”的思想，觸及并試圖解釋“有無”等哲學難題。他提出“空”、“無”是"形之希微者也”的觀點，認為“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在宋代，劉禹錫的《天論》對王安石、張載的唯物主義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在《天論》一書中，劉禹錫將哲學思想與政治倫理相聯結，從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視角，肯定永貞黨人變革與刷新政治的訴求。
劉禹錫《天論》最有價值之處，是繼承并發揮荀子《天論》中的天人相分論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天與人"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的哲學觀點。劉禹錫的哲學思想重新確立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之學”，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積極推進“天人關系”論的哲學思辯的深度，還促進自然觀的一大進步。
文學
作為文學家，劉禹錫詩文中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劉禹錫的詩作在中晚唐詩人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劉禹錫晚年除和白居易等人唱和較多外，中唐其他詩人與劉禹錫也多有交往，晚唐詩人受他影響的不少，杜牧和劉禹錫是對忘年交，兩人曾見面談詩，杜牧學習劉禹錫詩，受其啟發，寫了不少仿照劉禹錫的詩句，也學出不少新東西。劉禹錫另一“弟子”李商隱不僅仕途上得益于劉禹錫舉薦，他對劉禹錫的詩也甚為喜愛，用心學習。晚唐詩人溫庭筠對劉禹錫及其詩作相知甚深，學習其詩文的精華也創作出來許多好詩好詞。
劉禹錫對宋代詩詞的影響也很大，北宋的王安石很贊賞劉禹錫的詩歌風格，追慕劉禹錫詩歌的立意深遠，學習劉禹錫詩歌的取境之美。蘇軾贊賞劉禹錫只用虛景略加點綴、烘托意境的方法，多次運用劉禹詩中的典故，其諷刺詩也和劉禹錫的諷刺詩有一脈相承之處。劉禹錫的某些作品已開江西詩派風氣，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諸詩人繼承劉禹錫“為詩用僻事，須有來處”理論，對劉禹錫詩皆多有推崇學習。
劉禹錫對后世的影響還體現在詩體創新上，其創新的以《竹枝詞》為主體的擬民俗音樂的新詩體在唐朝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傳極廣，民間迎神鼓舞所唱的歌曲，“率多禹錫之辭。” 此外，劉禹錫的散文也影響著后世文學家的創作與文學的發展。
人物評價
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在《答劉禹錫天論書》中說：“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意思是說，劉禹錫的《天論》的要點是講天不能干預人事，這個論點是對他的《天說》的解釋和補充。
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對劉禹錫評價很高，稱之為“詩豪”，稱其詩“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劉白唱和集解》)。他還稱贊劉禹錫的才氣與名望。此外，白居易還將劉禹錫稱為“劉二十八”，因為他是在家族的同輩人中以長幼排序第二十八位，所以白居易稱呼他為“劉二十八”。
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稱贊劉禹錫的《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三閣辭》“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也。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于大篇，詩優于它文耳”，他還贊許其《武昌老人說笛歌》“使宋玉、馬融復生，亦當許之”。
宋代文人蔡百衲稱“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何汶《竹莊詩話》卷一引)
明代文學家胡震亨稱:“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 (《唐音癸簽》)
明代文學家楊慎曾通觀劉禹錫的文集而后贊曰:“元和以后，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人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詩話》卷十二)
明代詩人、學者胡應麟形容劉禹錫的七律“骨力豪勁”(《詩藪》) 。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稱“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于白，而韻遜于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藝概》卷二)
清代詩人管世銘稱“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為大家，絕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議論人詩，下開杜紫微一派。”(《讀雪山房唐詩·七絕凡例》)
后世紀念
劉禹錫銅像
劉禹錫銅像高2.8米，坐落在連州中學燕喜山的劉禹錫紀念館前，是中國雕塑泰斗、廣州美術學院終身教授潘鶴歷時一年多構思與創作的。銅像兩袖清風，衣帶飄逸，左手拿卷書，右手握筆，令劉禹錫紀念館倍增肅穆。
劉禹錫紀念館
粵北古城連州投資千萬元人民幣、歷時近3年修建的劉禹錫紀念館于2011年11月20日正式落成啟用。“劉禹錫紀念館”占地756平方米，建筑總面積2210平方米，共三層。一層內設有劉禹錫雕像、詩詞文章、遺址展覽等，系統地復原劉禹錫在連州市為官期間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和歷史功績。二層展館則著重介紹千年古城連州的歷史名人與文化等。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阿祥表示，連州作為一個嶺南與中原文化交匯的地方，有著與眾不同的文化特點。劉禹錫任刺史期間為連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劉禹錫紀念館”很好地將劉禹錫與連州歷史融合在一起，具有文化教育與歷史傳承意義。連州市相關官員表示，“劉禹錫紀念館”將成為展示當地文化的重要載體，且對于連州乃至全國日后研究劉禹錫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
劉禹錫公園
劉禹錫公園是滎陽市第一個文化主題公園，以劉禹錫的詩歌文化為主題，是一處充分融合了園林景觀藝術的開放性公園。內有劉禹錫雕像和墓碑，以及紀念館1座、陋室3座、牌坊13座、亭子5座，重現了《陋室銘》中所說之景。2009年初，為了增加靈動性，公園引進了第一批鴨子；2015年公園新增了麻鴨和鴛鴦。
衍生作品
文化形象
由曹春生所著的《連州刺史劉禹錫》以劉禹錫在連州的詩文為基礎，通過藝術的手法，生動形象地再現了當年劉禹錫在連州的行政、生活情景。
由卞敏、卞寧所著的《江蘇歷代名人傳記叢書:劉禹錫》勾勒出劉禹錫波瀾壯闊的人生軌跡。在儒學家風熏陶下，他早年苦讀詩書，志存高遠，注重道德修養;青年時期意氣風發，三登文科，享譽京華，“憂國不謀身”，期望輔時濟世;中年時期參與“永貞革新”，施道展志，叱咤風云，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革新失敗后，仕途受挫，貶謫邊州，遇挫不餒，堅毅不屈，積極進取;衰老之年不甘老暮，對生活、老病持樂觀豁達的態度。劉禹錫才華橫溢，不甘心當一名文士，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利國計民生。他仕途坎坷不平，一生顛沛流離。在長期的貶謫生活中，他始終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自己。
影視形象
由盧加拿導演的電影《劉禹錫》根據歷史小說《連州刺史劉禹錫》改編，故事以劉禹錫出任連州刺史，引導和開化連州學子劉景為主線，講述連州學子在劉禹錫的影響下，開啟了連州學子進士之先例，成長為考中進士的國家棟梁。劉景之子劉瞻，清正廉潔，官拜宰相。在劉禹錫的影響下，連州市科第甲通省，千年文脈，延續至今，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連州學子。該電影中劉禹錫一角由演員魏凱出演。
人物爭議
籍貫爭議
關于劉禹錫的籍貫，一般人都沿《舊唐書·劉禹錫傳》的誤記，稱他為彭城人。其實，劉禹錫與彭城沒有什么關系。劉禹錫曾說自己“籍占洛陽市”(《汝州上后謝宰相狀》)，這算是自己填寫的履歷表。劉禹錫的曾祖父劉凱，在唐朝當過博州(今聊城市)刺史。祖父劉锽，做過殿中侍御史，父親劉緒，曾在場橋(安徽省宿縣城南)做管理轉運業務的官吏。他們家因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市，劉禹錫就出生在蘇州屬縣嘉興。
《陋室銘》作者爭議
《陋室銘》的作者是有爭議的。一說《陋室銘》作者為天寶崔沔。自南宋起，民間普遍說是劉禹錫所作。很多資料也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劉禹錫因政改失敗，被貶官后遭遇當地官員排擠而三患其屋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僅是民間傳說，并無史實依據。古文觀止一書明確標注其作者是劉禹錫，統編教材也采用了此說法。還有學者分析認為此文僅是江浙一帶民間文士假借劉禹錫之名所作。但作者的缺失和爭議并沒有讓《陋室銘》失掉它經典的色彩，反而在歷史的滌蕩中，獨樹一幟、愈發清麗。
參考資料 >
人生緣何不快意，只因未讀劉禹錫.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12-25
劉禹錫銅像連州揭幕-新聞中心-北方網.北方網.2023-07-20
粵北古城連州斥千萬元修建“劉禹錫紀念館”——中新網.中國新聞網.2023-07-20
鴨叫蟬鳴劉禹錫公園 增添靈動之美－鄭州晚報數字報-中原網-省會首家數字報.鄭州晚報數字報.2023-07-20
劉禹錫.無極縣人民政府.2023-12-29
詩 豪——劉禹錫.河南省人民政府.2023-12-25
《劉禹錫》.豆瓣網.2023-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