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德·范·奧曼·因（英文：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年6月25日－2000年12月25日），美國的分析利奧六世和邏輯學家，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極受爭議。他以徹底的經驗論為出發點，站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立場，把哲學視為自然科學內在不可分的一部分。他的論著挑戰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石，重新恢復了本體論在哲學研究中地位，高舉了自然主義的大旗，對二十世紀至今的分析哲學的發展舉足輕重。
蒯因于1908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阿克倫市的一個商人之家。1930年，蒯因獲得了奧伯林學院數學學士。1932年，蒯因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之后，他被任命為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1932-33學年，他獲得了謝爾頓獎學金，前往歐洲旅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蒯因在美國海軍服役，擔任軍事情報職務，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大西洋反潛艇無線電情報處工作。1945年下半年，蒯因作為少校結束在海軍的服役。1956年起，蒯因在哈佛任教。在這期間，他和哈佛的同事希拉里·普特南發展了蒯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論證，主張數學實體具有實在性。1964-1965年，蒯因是維思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1980年，蒯因獲得了烏普薩拉大學人文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2000年圣誕節，蒯因病逝。
蒯因留下了大量的哲學論文和論著，如《論何物存在》在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摹狀詞理論的基礎上，闡述了著名的本體論承諾格言“存在就是成為約束變項的值；《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抨擊了分析-綜合的傳統區分和還原論，攻擊了當時流行的邏輯實證主義的重要觀點，提倡語義整體論；《語詞和對象》討論了“感官刺激-語言-知識”的關系，倡導行為主義的意義理論。在經驗論方面，蒯因只承認目前最好的科學理論所必須預設的實體，主張“科學的哲學就已經是哲學了”，發展出了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在實用主義方面，蒯因以對語言習得的行為主義描述和翻譯的不確定性論題而聞名。在現代數理邏輯方面，蒯因堅持一階邏輯是唯一可用的邏輯工具，發展了自己的數學和集合論體系，被稱為“新基礎”。蒯因的研究為二十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重要的哲學討論確定了議題，以致于分析傳統的哲學工作者如果是贊成或反對，都無法忽視他在相關議題上的論點。
人物生平
年少時期（1908-1926）
威拉德·馮·奧曼·蒯因于1908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阿克倫市，成長在一個熱愛學問和文化的家庭。蒯因的父親克洛伊德·羅伯特是一位制造業企業家，他創辦并成功經營著一家制造輪胎模具的工業公司。這家公司的總部設在阿克倫市，為整個家庭帶來了繁榮和安定。蒯因的母親哈里特原姓莫茲（Motz），童年時從德國的帕拉蒂奈特地區移居到了俄亥俄州附近的一個小鎮。蒯因的母親在阿克倫的一所學院接受教育，畢業后留校任教，后來成為家庭主婦。蒯因的家族歷史也為他的成長留下了深遠的烙印。他的祖父曼克斯（Manx）是一名水手，于1866年16歲時離開馬恩島開始了漫長的航行，穿越法羅群島和福拉克蘭群島之間的海域。最終，他在1870年定居于阿克倫市，成為一名機械師。而蒯因的祖母則在童年時隨著父母從德國移居到了阿克倫市附近的一個農場。蒯因的外祖父來自荷蘭，名字叫范·奧曼（Van Orman），這也是蒯因中間名的由來。
蒯因是家中的次子，他有一個哥哥名叫鮑勃（Bob），兄弟二人一同度過了溫馨而充實的童年。他們的父親是家庭的支柱，不僅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功，還在業余時間對當地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父親的業余愛好包括對果樹的栽培，這使得蒯因從小就接觸到了農業和自然的美好。蒯因自小就對“地理和遙遠的事物”很感興趣。6歲時蒯因就與家人乘坐福特汽車公司去尼亞加拉大瀑布，最終到達加拿大。十來歲時蒯因曾自制阿克倫市周邊的湖泊地形圖。年少的蒯因對編輯和寫作也頗有興趣，在9歲到13歲之間，蒯因嘗試編寫自己的刊物，取名《樹叢周刊》。在15歲至16歲期間，蒯因所作的另一個新聞嘗試是創辦了小型的《O.K集郵消息》，他稱之為“集郵活動的家庭機關刊物”。
蒯因在西部高中就讀，選擇的是科學課程，他的數學成績很好，同時也關注寫作，在學校的詩歌比賽中獲得過獎項。對文字編輯的興趣也使得他后來能自由地使用多門語言授課。高中三年級時，蒯因是一個無神論者，并開始對哲學感興趣。通過在奧伯林學院上學的哥哥，蒯因獲得了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這是他第一本接觸到的哲學著作，為他后來的邏輯實用主義立場打下基礎。1926年1月，蒯因高中畢業，在一家銀行工作了數月。1926年9月，蒯因進入奧伯林學院，開始大學的求學生涯。
求學時期（1926-1933）
1926年，蒯因進入奧伯林學院后，在同學比爾·貝內特的幫助下選擇了以數學為主攻方向，也開始對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數學哲學”產生興趣，并閱讀了羅素的諸多作品，包括《懷疑論文集》、《哲學》、《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和《數理哲學導論》。蒯因在自傳中提到，“證實這些著作，而不是我在哲學方面選修的兩門概論性課程，進一步增強了我對了解宇宙的興趣”。在主攻的數學方面，蒯因閱讀了文恩的《符號邏輯》、皮亞諾的《數學的陳述》、阿爾弗雷德·懷特黑德的《數學導論》等大師級著作。在此期間，羅素與懷特海合著的三卷本《數學原理》對蒯因走上學術道路發揮了重大的啟發引領作用，并開始獨立證明一些有趣的數學規律。1932年，蒯因在維也納的發表了自己基于《數學原理》的一個證明，刊載于《倫敦數學學會雜志》。
在大學學習生活之余，蒯因仍然無比熱愛旅行。1928年暑假，蒯因與室友一同出游，遍覽美洲大陸的風光，交流學術思想。1929年夏季，蒯因周游了歐洲12個主權國家，包括4個小國。1930年，蒯因以最優等成績獲得了奧伯林學院數學學士，并在《美國數學月刊》上發表關于尼科德的《幾何學和歸納的基礎》的書評，這成為他人生第一篇專業出版物。同年，蒯因申請進入了哈佛大學哲學系。當時美國邏輯研究的波特蘭開拓者隊都齊集哈佛任教，包括蒯因的指導老師C.I.辛克萊·劉易斯、舍弗、阿爾弗雷德·懷特黑德等等，這些學者都是蒯因從本科開始即心懷仰慕的大師。也正是在1930年，蒯因和在奧伯林學院結識的未婚妻諾米·克萊頓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這是蒯因的第一段婚姻。
新婚不久的蒯因受到經濟壓力的影響，奮發努力學習，在1931年春季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預試和語言考試，開始專心撰寫博士論文《序列的邏輯：對<數學原理>的一種推廣》。日后，蒯因回憶評論道：“這篇博士論文中值得推薦之處在于，它對《數學原理》作了一種清除工作。它排除了在使用和提及表達式這兩者之間的混淆。”對“使用“和”提及“的區分后來成為分析哲學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在蒯因早年的研究生涯中已經得到了形式刻畫。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蒯因得到了論文導師阿爾弗雷德·懷特黑德的悉心指點，兩周一次見面討論，并于1931年10月在懷特海的邀約下與來哈佛大學講學的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見面。
1932年，還有幾個星期就年滿24歲的蒯因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在修改后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刊印。1932-33學年，他作為博士后，獲得了哈佛的謝爾頓獎學金，也得到了四年不受教學約束的時間。1932年8月，蒯因攜愛妻諾米前往歐洲旅行，周游了27個國家，足以看出蒯因對旅游的癡狂熱愛。在旅行期間，蒯因也不忘學術研討。他在維也納會見了庫爾特·卡塞雷斯、卡爾·門格爾、哈恩和萊辛巴赫，以及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阿爾弗雷德·艾耶爾。對于蒯因來說，這次旅行最大的收獲或許是在布拉格拜訪魯道夫·卡爾納普一家。蒯因在回憶錄中熱情洋溢地把卡爾納普稱為“一個偉大人物”，認為是他激發了自己對哲學的莫大興趣。
在維也納的布拉格，蒯因在哲學領域里獲得豐收；在波蘭的華沙，他在邏輯領域里獲得豐收。蒯因在華沙與塔爾斯基、列斯尼耶夫斯基和盧卡西維茨等邏輯學大家暢談不倦，彼此交流的語言是德語或法語——這主要歸功于蒯因在本科期間對語言學習的熱愛。蒯因還會見了其他波蘭邏輯學家，包括柯塔賓斯基、阿杰杜基維茨和雅斯科夫斯基。
研究早期（1933-1942）
1933年6月，在離開華沙前往波羅的海諸國的途中，懷特海發來電報，告訴蒯因他已被選為哈佛研究員社團的初級研究員。從此，蒯因正式開始了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生涯。1934年，蒯因的早期邏輯學論著《一個邏輯斯蒂的系統》出版，同年《一種不引用直覺邏輯而引出算數的方法》發表。在這些著作中，蒯因的唯名論傾向十分明顯，他也不滿意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類型理論，這也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謂詞邏輯，發表了一系列影響持久的作品。1936年，《符號邏輯雜志》創刊，發起人是邏輯學家阿隆佐·邱奇，蒯因也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書評。作為初級研究員，蒯因不僅關心邏輯研究，也始終對哲學的其他領域饒有興趣，并再次前往維也納作關于魯道夫·卡爾納普的講演，懷著緊張不安的心情念完了德語寫作的講稿。
面對奧伯林大學、密歇根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席邀請，蒯因不愿意放棄研究員獎學金的剩余部分，在1936年接受了為期三年的哲學系教師職位，開設數理邏輯等課程。蒯因的學生中不乏后來的學界名人，例如科恩和內格爾。在教學過程中，蒯因積極思考如何簡化邏輯系統，并在講義的基礎上寫作了《邏輯的集合論基礎》和《數理邏輯的新基礎》，在邏輯學界引起極大反響。1938年9月至1939年1月，蒯因一家（包括兩個還是嬰兒的女兒）在蓬塔德爾加達帶薪度假，蒯因順利完成了教科書《數理邏輯》的寫作，順帶學習了葡萄牙語，這也為他不久之后在巴西講學和出版著作打下了基礎。1940年，《數理邏輯》出版。1941年，《初等邏輯》出版。1941年夏天，蒯因升任助理教授，獲得了穩定教席，應邀前往巴西講學，并出版了葡萄牙語的《新邏輯綱要》。
二戰時期（1942-1945）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蒯因安排邀請猶太籍波蘭裔邏輯學家塔斯基參加在劍橋大學舉行的統一科學大會，使得塔斯基趕在納粹德國入侵之前逃出波蘭。塔斯基之后在美國繼續工作了44年。1942年10月，蒯因深感報國重任勝于邏輯研究，開始在美國海軍服役，擔任軍事情報職務，在華盛頓大西洋反潛艇無線電情報處工作。至此，蒯因可以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德語授課。在空閑時間，蒯因主要關心語言學研究，試圖通過語言行為研究意義的相同性。戰爭后期，蒯因寫作了《論量化邏輯》，探討圖式字母和變項的區別，提出了一種一元的判定程序。1945年下半年，蒯因作為少校結束在海軍的服役。
哈佛時期（1946-1978）
1946年2月，蒯因重新在哈佛任教，為研究生授課，其中有約翰·邁希爾、亨利·希茨、威廉·克雷格、來自中國的王浩。在此期間，蒯因開始轉向對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的關注，再次提出對量化模態邏輯的疑慮，也開始關注本體論承諾等哲學議題。1947年至1948年，為蒯因而言是多事之秋。1947年，蒯因的第一任妻子諾米逝世。1948年，蒯因升任正教授，成為研究員社團的高級研究員，并在同年與瑪喬里·博因頓第二次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在這期間，蒯因也發表了在耶魯大學的講稿《論何物存在》，成為蒯因第一篇轟動性的哲學論文，之后也被收錄進論文集《從邏輯的觀點看》，其中包括《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同一性、實指和假設》等經典論文，都是這一時期筆耕不輟的成果。
1956年，蒯因成為埃德加·皮爾士哲學講座教授，之后多次前往牛津市、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講學，并在旅行期間游覽了夏威夷王國、東京、新加坡、曼谷、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和臺北市等地。1957年至1958年，蒯因拋開教職事務，專心寫作《語詞和對象》，后來成為他自視最重要的著作。1958年至1959年，蒯因在斯坦福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工作，并前往法國參加分析哲學會議，在會上蒯因不滿翻譯人員對哲學的無知，開始“滔滔不絕地用法語交流”。1959年回國之后，蒯因開始了《集合論及其邏輯》的寫作，并于1963年出版。1964-1965年，蒯因擔任維思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1968年，蒯因與知名利奧六世塞拉斯、普蘭廷加等人一起在長島縣為暑期講習班授課。蒯因與普蘭廷加等人生活在一起，彼此欣賞，盡管蒯因仍然對“從言必然性”和“從物必然性”等模態概念抱有懷疑態度。1969年夏末，蒯因參加了在斯坦福舉行的關于語言學和邏輯學的研討會，與會學者包括戴維森、哈曼、卡普蘭和其他一些語言學家，蒯因提交了名為《關于語言學理論的一些方法論思考》的會議論文。
1970年夏季，蒯因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金質獎章，在坦普爾大學和牛津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至此，向蒯因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的大學已經達到18個。前往牛津市領獎之后，蒯因一家與戴維森一家在埃塞俄比亞見面，游覽了東非七國。1973年至1974年，蒯因重返牛津，居住在默頓學院提供的霍利維爾街上一幢建于17世紀的房子。蒯因在英國各地都做過演講，之后前往佛羅倫薩宣讀用意大利語寫作的講稿《自然知識的性質》，意大利語也由是成為蒯因可以使用的第六門工作語言。蒯因的學術之旅仍在繼續，據統計，蒯因一生造訪過的國家有118個之多。
晚年時期（1978-2000）
1978年，蒯因正式從哈佛大學大學榮休。1980年，蒯因獲得了烏普薩拉大學人文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蒯因指導寫作畢業論文的博士生有：唐納德·戴維森、大衛·劉易斯、戴格芬·弗勒斯德爾、王浩、威廉·克萊格等。蒯因作為邏輯教授，受到了研究生們的一致歡迎和愛戴。蒯因的學生達格芬·弗勒斯達爾指出，蒯因在生命最后幾年遭受了記憶喪失。他的短期記憶力惡化得如此嚴重，以至于他難以繼續參與哲學爭論，無法再對《語詞和對象》做進一步的修改。臨終前，蒯因對莫頓·懷特說：“我不記得我的病叫什么，阿爾都塞或阿爾茲海默癥，但既然我不記得了，那一定是阿爾茨海默氏癥。”他于2000年圣誕節因病去世。他的兒子道格拉斯·蒯因創建并維護著獻給他父親的網站。
主要作品
主要著作年表
主要論文年表
《論何物存在》（1948）
《論何物存在》被收錄在《從邏輯的觀點看》中，是一篇獨立的論文，圍繞“存在是什么”或者更好說“我們認為什么存在”這一中心議題展開討論。
在這篇論文中，蒯因首先提出了否定存在句的難題，即在梅農等人看來，“帕加索斯（飛馬）不存在”這個語句只要是有意義的，就必須是關于“飛馬”的，因而預設了“飛馬”在某種意義上存在，無論是“潛在”還是實際存在。蒯因認為這種處理方式是荒謬的，因為這意味著所有被認為是不存在的東西都以某種方式存在，這不僅可能是矛盾的，還會導致一個無比膨脹的宇宙，其中充滿了各種可能存在的事物。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蒯因重述了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限定摹狀詞理論，認為每一個類似于“飛馬”的虛構名稱都對應著一個類似的謂詞“飛馬化”。由此，“飛馬”不再是專名，而可以被處理為限定摹狀詞“那個飛馬化的事物”。“飛馬不存在”這一語句實際上被改寫為一個否定量化句，即“不存在一個事物，這個事物滿足飛馬化的種種要求”，這一語句顯然為真，且無需承諾“飛馬”的存在。蒯因由此指出，在回答“何物存在”這一問題時，重要的不是名稱，而是約束變元，即“存在就是成為約束變元的值”。在本文中，蒯因也指出，中世紀爭論不休的實在論、概念論和唯名論三種立場，分別與二十世紀數學基礎論中的邏輯主義、直覺主義和形式主義相對應。
《經驗論的兩個教條》（1951）
《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最早刊登在1951年的《哲學評鑒》（Philosophical Review）第60期，后來被收錄在《從邏輯的觀點看》中，可能是蒯因被人引用最多的論文，也是研究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的必讀文獻。蒯因在這篇文章中從正面批評了魯道夫·卡爾納普的邏輯經驗主義立場（又稱為邏輯實證主義），提出了整體論的知識觀。
兩個教條分別指：分析陳述和綜合陳述之間存在本質性的差異；有意義的命題可以被還原為與“直接經驗”相關的命題，即意義的證實理論。在這篇論文中，對分析-綜合的定義的探討占據了大半篇幅。蒯因討論并拒斥了分析性的兩種定義。第一種定義是，分析真理是經過同義詞替換之后仍然保持為真的邏輯真理。蒯因假設分析性就是同義性，例如“單身漢”和“未婚男人”是同義的，因此“單身漢是未婚的”是分析真理。然而，大部分自然語言都存在一詞多義的現象，英語中的“單身漢”（bachelor）也有“學士”的意思，因此僅僅通過同義詞的置換無法確保得到邏輯真理。另外，對于“‘單身漢’這個詞由三個漢字構成”之類的語句，同義替換不能保證其真值不變，因為“未婚男人”這個詞由四個漢字構成。這根本上是因為“同義性”這一概念是模糊的，與“分析性”一樣都需要澄清，因而我們不能用“同義性”來定義“分析性”。第二種定義是，分析真理是通過意義論的規則而成為真的陳述。然而，意義論的規則本身也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最終需要借助“同義性”來定義，而勢必又會導致第一種定義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對于分析性的傳統定義是不可靠的，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分析陳述與綜合陳述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
對于第二個教條，蒯因指出其本質是孤立語句的意義觀，即每個命題各自與某一特定范圍的經驗相對應。對此，蒯因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整體論知識觀，即我們語言使用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經驗所判定的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命題，而是作為整體的命題集合。因此，縱使某個命題集合作為整體被否證，也不能邏輯地推出其中的某個特定命題為假。這就意味著我們的信念系統與知識體系有多種修正的方法。縱使是分析陳述，也可能在知識修正的過程中被放棄。因此，并不存在與綜合陳述相異、不依賴于經驗事實且不可被否定的所謂的分析陳述。
《語詞和對象》（1960）
本書是蒯因在哲學語言學方面的主要著作，一方面蒯因在書中討論了語言習得、語言功能等語言學議題，另一方面蒯因也給出了關于翻譯不確定性的哲學論證。在這本書于1960年出版之后的二十年間，蒯因的哲學著述極為豐富，本書可以被視為其思考的起始點。
第一章回顧了語言習得應有的狀態，運用行為主義的考察方式逐漸提出了整體論的語言觀和認識觀，指出所有的語言現象只能從我們現今所擁有的知識體系中加以說明。第二章提出了“翻譯的不確定性”。直覺上，從源語言到目標語言的翻譯以同義性為前提，因此翻譯的確定性與語義直接相關。如果翻譯是不確定的，如果我們無從由感覺刺激決定同義性或意義，那么以感覺經驗為基礎的語義學就無從得出意義、同義性或分析性。蒯因認為，一種語言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可能總是有無數種可能的，每一種都與語言學研究者可獲得的全部經驗證據同樣兼容。蒯因舉的例子是，假設安東尼亞人的語言中有一個詞是“Gavagai”，且某個語言學家發現，安東尼亞人在發現兔子時會說出這個單詞。問題在于，我們無法確定“Gavagai”應該被翻譯為“兔子”、“兔子的時間段”、“未分離的兔子部分”抑或是“兔性”。蒯因還繼續討論了日語中的“分類詞”，例如“五頭牛”、“一根鉛筆”中的“頭”和“根”等詞，得出了作為“牛”和“鉛筆”的指稱對象可能會存在多種觀點的結論。這實際上都是基于指稱不確定性的弱的翻譯不確定性。第三章分析英語語法，按照語言習得的階段，分析了一些語言裝置得以成立的發生學過程。在本書的后半部分（第四章至第七章），蒯因討論了名字的謂詞還原、約束變項所發揮的本體論承諾的作用、命題態度（信念、愿望等）、對形式邏輯學的批判等等。實際上，這些觀點已經在此前的論文中有所討論，但在本書中這些議題彼此的聯系更加清晰。
《自然化的認識論》（1968）
在這篇論文中，蒯因區分了認識論研究的兩個層面，即“學說層面”和“概念層面”，回顧了自大衛·休謨以來的經驗論的發展。蒯因指出，休謨式懷疑論是不可超越的，即我們無法從“學說層面”擁有真理的保證。然而，在概念層面，經驗論的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尤其體現為“翻譯的還原”。這要歸功于弗雷格、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魯道夫·卡爾納普等人的工作，將自然語言中模糊的語句翻譯為更加清晰的人工邏輯語句，特別是卡爾納普在《世界的邏輯結構》中試圖把關于實體的語句全部翻譯成關于直接經驗的語句。然而，蒯因指出，卡爾納普的工作是不可實現的，因為整體論視角下的每個語句并不具有單獨的經驗內容在排除了“學說層面”和“概念（翻譯）層面”的研究之后，蒯因把認識論定性為自然科學、心理學的一部分。由此，認識論成為描述語言習得、獲取證據、形成認知等過程的學科，繼承了自然科學所有的可用資源，并在自然科學內部不斷自我構建。由此，蒯因拒斥了始自勒內·笛卡爾的“第一哲學”傳統，拒絕了認識論上的基礎主義，接受了“科學為科學提供根據”這一循環。
主要思想
自然主義
蒯因是一位不斷探索求知的利奧六世，其思想往往在不同的研究階段有不同的表述和發展，但貫穿其始終的根本立場是“自然主義”。自然主義是對外部世界與理論研究的一種系統觀點，強調“除了接受科學告訴我們的關于感官知覺、語言學習和理論形成的東西之外，我們沒有更好的做法。”在蒯因的著作中，“科學”的涵義非常寬泛，不僅包括物理學，也包括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另外，科學知識與我們的經驗常識并無沖突，而只是常識的提升與延伸，兩者都可以被視為我們的證據。面對更進一步的問題“為什么我們只能接受科學為我們描繪的圖景”時，蒯因的回應是這種說法本身也基于自然科學，換言之，自然主義無需進一步的奠基。
蒯因的自然主義實質上是對自勒內·笛卡爾以來“第一哲學”的拒斥，強調哲學并不是在邏輯上先于自然科學的預備性工作，而是自始至終與自然科學連續，哲學研究實際上是在經驗科學內部的研究，利奧六世需要使用科學家的工作方式與表述方法，哲學需要受到科學標準的制約。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主義者看來，哲學和認識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發生學方法，即對認識發生過程的描述，由此拒絕了認識論的基礎主義——對外部世界的知識建基于超驗的心理經驗之上，使得哲學成為心理學的一部分，哲學無非是對如何獲取科學知識的心理學解釋。身處科學技術大有突破的二十世紀，蒯因很自然地把哲學研究視為一項自然科學的事業，要求對世界給出最簡明而清晰的描述，我們全部的知識就是我們所能擁有的最好的科學。
“自然主義”作為對哲學與科學關系的一種簡要回答，有可能產生如下的問題：利奧六世不應該運用一些不能透過科學技術手段還原或澄清的概念，例如“意義”和“知識”。大部分哲學家都接受，“什么是知識？”、“我們真的能夠知道什么嗎？”等等都是嚴肅而有價值的哲學問題。然而，蒯因認為“知識”的邊界時模糊不清的，我們只能在日常談論中使用“知識”這個詞，而不應該在哲學分析中把它作為術語。自然主義的基本立場盡管不無爭議，但實際上受到二十世紀50年代之后的眾多分析哲學家的認可，包括約翰·希爾勒的物理主義身心論，以至于被稱為“自然主義革命”或“自然主義轉向”。
拒斥分析-綜合區分
分析與綜合的區分是西方哲學認識論傳統中的一個基本信念：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真理，一種是“分析的”，即僅僅根據分析而不依賴于事實就為真的陳述；另一種是“綜合的”必須以事實為根據才能為真的陳述，這個區分最初是由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提出來的，并被邏輯實證主義者接受。蒯因很欣賞邏輯實證主義者對現代邏輯的出色運用，但也認為他們的經驗論思想中存在著缺陷。蒯因稱之為“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其一就是對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其二是徹底的還原論思想。他對這兩個教條的批判構成了他的哲學的重要出發點。
蒯因從分析性的定義出發，批判了對分析和綜合的區別。他指出，分析性陳述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邏輯上為真的陳述，無論對該陳述中除了邏輯常項之外的其他成分如何解釋，這個陳述仍然是真的。舉例來說，第二類論述是通過用同義詞替代而成為一個邏輯真理的論述。例如，將“未婚的男子”替換為“單身漢”就能得到一個邏輯真理：“沒有一個單身漢是已婚的”，在蒯因看來，對于分析陳述的這兩種定義都是站不住腳的。需要對第一類陳述中除了邏輯常項以外的其他成分進行解釋，這些解釋通常需要基于經驗的內容，而非僅僅依靠其形式本身；而對于第二類陳述，用同義性概念替代分析性概念存在許多漏洞。蒯因的分析主要針對第二類陳述。
首先，他首先指出，用定義來說明同義性的策略存在漏洞。他認為，定義并不能作為同義性的準則，因為定義只是詞典編者對同義性的觀察報告，并且通常是將一個難以理解的詞解釋為相對熟悉的詞語而已。因此，蒯因將定義視為對同義性和被定義詞使用語境的報道。然而，不管是哪種情況，同義性都早于定義的存在，定義只是根據同義性而做出的。其次，蒯因否定了用可互換性來解釋同義性的概念的可能性。所謂“可互換性”，就是指兩個語言形式在任何語境下都能互相替換而保持真值不變。蒯因認為，使用可互換性來解釋同義性存在問題，因為具有相同指稱的同義詞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能夠保持真值的互換。例如，"單身漢"和"未婚的男子"這兩個同義詞并非在所有場合下都能夠保持真值。此外，蒯因還推斷了使用語義規則來解釋分析性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他對魯道夫·卡爾納普的人工語言進行了詳細討論，指出該語言要么假定了"是分析的"這個概念，要么無法解釋"依據語義規則為真"中的語義規則是指哪些陳述，因此無法用來解釋分析性。蒯因得出結論，以往的利奧六世未能清晰解釋"分析性"的概念。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人們錯誤地認為陳述可以被分析為語言成分和事實成分，而沒有包含任何事實成分的真陳述就只能是分析陳述。但由于對分析性概念本身缺乏清楚的說明，這樣的區分是不能成立的。
根本上來說，蒯因批判的是分析陳述與綜合陳述具有完全不同的認識論基礎。分析陳述僅僅與語言的規定與運用相關，例如漢語規定了“單身漢”與“未婚男人”是同義詞，我們僅僅需要知道這一同義規定就可以判斷“單身漢是未婚的”的真值。相比之下，綜合陳述與我們對證據的報道相關，例如我們需要經過反復的天文觀測才能判斷“太陽系有八大行星”的真值。這種認識論基礎上的差異無法與蒯因的自然主義立場兼容。蒯因指出，語言的選擇不是理論中立的，選擇不同的語言會導致不同的理論，例如更優的理論需要更為精簡而富有表達力的語言。蒯因認為，語言的選擇需要符合實用主義的一系列要求，例如精簡性，因此語言的選擇本身也是一類經驗事實。舉例來說，漢語對于“單身漢”與“未婚男人”的同義規定本身是一個歷史事實，而非某種不可改變的“先驗”事實。分析陳述與綜合陳述都是通過經驗來認識的，兩者僅僅在程度上有差別，在種類上沒有差別，因此在面對相反的證據時原則上是可以修改的。
《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的發表在西方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由于蒯因直接攻擊了傳統經驗主義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因而招致了很多的反對意見。蒯因之后的利奧六世仍然相信分析與綜合區分的存在，不同的是，他們不再把這個區分看做是嚴格的、不可改變的。
本體論承諾
蒯因認為，拋棄經驗主義兩個教條帶來了兩個直接后果，即“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假定分界線。另一個后果就是轉向實用主義”。在蒯因的哲學中，這兩個后果分別表現為關于本體論承諾和翻譯不確定性的思想。蒯因始終關注存在、對象、共相等本體論問題，并從語言分析出發，運用現代邏輯方法澄清傳統哲學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這就使他的本體論具有了現代分析哲學的特征。
首先，蒯因明確區分了實際存在的事實問題和關于這些事實的理論承諾問題。前一個問題是追問世界是什么樣子，而后一個問題則是詢問在一個關于這個世界的理論中所談的是什么東西。蒯因認為，這種區分的意義在于明確了本體論談論的應當是后一個問題，而不是前一個問題。
其次，蒯因發現，只有特定的語言表達形式才能成為辨識本體論承諾的標志。與梅農主義者不同，蒯因認為使用限定摹狀詞并不能帶來本體論上的承諾，例如使用“當今法國國王”并不承諾法國當今真的有一位國王。本體論承諾的標志是帶有代詞或量詞的通名，例如“這個人”和“有個人”。從形式化的角度來看，蒯因的主張可以濃縮為一句格言：“存在就是成為約束變元的值”。一個理論所承諾的本體論對象，就是這個理論所包含的量化句中被限定的對象。蒯因把這種處理方式拓展到很多傳統的本體論爭論之中，例如，假設某種數學理論蘊含“大于一百萬的數”，那么這種數學理論就承諾了大于一百萬的數的存在，這就是關于數字的實在論。
再次，蒯因認為，一個本體論承諾是可以接受的，當且僅當我們最好的科學理論蘊含某個量化句，被承諾存在的事物可以成為這個量化句的約束變元的值。除此之外，蒯因還提出了外延同一性標準，即被承諾存在的事物必須是獨立的個體。由此，蒯因的本體論排除了性質、關系、函項等共相的存在，也排除了意義、概念、命題等內涵性實體的存在，更不接受虛構名稱所表達的可能個體的存在。蒯因對于本體論承諾的定義方式直接導致了他對一階邏輯唯一可用性的堅持和對高階邏輯的拒斥，因為一階邏輯的表達能力相對有限，量詞只能約束個體變元，而高階邏輯的表達能力更為豐富，量詞可以約束命題變元和謂詞變元。
蒯因的本體論思想有如下鮮明特點：把本體論問題完全語言化，把一個理論的本體論承諾看做是一個純粹語言的問題；只有用邏輯的語言才能清楚表達本體論承諾；對本體論的選擇只能采取實用的標準，即滿足保守主義和簡單性的要求。由此，蒯因最終把他的本體論思想建立在了實用主義的基礎之上。
翻譯的不確定性
蒯因放棄經驗主義兩大教條后，導致了實用主義的出現。實用主義直接引發了翻譯中的不確定性問題，并進而導致本體論的相對性。蒯因認為，翻譯是將不同語言之間的語詞意義和指稱進行轉換。因此，“翻譯的不確定性”包括了兩個子問題，即“意義的不確定性”和“指稱的不確定性”。他認為，指稱的不確定性直接導致了意義的不確定。然后，在蒯因的觀點中，翻譯被視為語言學習的一個特殊情況；翻譯的不確定性源于語言學習過程中對經驗證據的超越或類比思維的使用。因此，“翻譯的不確定性”不僅僅是與語言翻譯相關的問題，更主要地涉及到認知論和形而上學的問題。
蒯因通過對土著語言進行思想實驗，發現“指稱不確定性”的存在。具體表現為，語言學家在將土著語言的詞匯翻譯成英語時，并不能確保翻譯準確地傳達了土著語言中詞匯所指的對象。此外，他的翻譯與其他語言學家的翻譯可能完全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學家需要依靠他們的分析假設。也就是說，他們使用英語處理詞匯的方法來表示土著語言中的詞匯用法。然而，這個分析假設并沒有真正解決指稱的不確定性問題，而只是采用了一種自由靈活的方式來允許不同的分析假設系統的合理性：只要能滿足對當前刺激意義的理解，任何的分析假設系統都是可行的。這意味著在語言中完全確定指稱是毫無意義的。
蒯因認為，日常語言學習中也存在著“指稱的不確定性”。當孩子學習母語時，通常會使用一種實際指向的方法來確定語詞的指稱。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使用的語詞是否確切地指向某個對象，也并不是絕對確定的。為了教會孩子正確使用語言，必須假設他們具備一定的空間認知和抽象思維能力，并且有語言表達的傾向。然而，這些能力都是通過翻譯和語言學習過程獲得的，因此，語言翻譯和語言學習都不能脫離“分析假設”的前提。考慮到指稱本身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根據分析假設來判斷語詞在具體指稱過程中所指的對象。如果僅僅根據指稱來判斷哪一種翻譯或學習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都是沒有意義的。蒯因把指稱對分析假設的這種依賴性或者指稱的相對性，叫做“本體論的相對性”。在他看來，我們不能抽象地、一般地談論指稱，就是說，不存在孤立的、絕對的指稱。如果要絕對地詢問一個名稱是否指稱了某個對象，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相對于某個背景語言、翻譯手冊、實指過程才能有意義地提出這個問題。同樣，本體論的相對性還要相對于關于量詞的指稱解釋，因為指稱問題是與量詞和變項密切相關的。這也體現出蒯因在語言學問題上的行為主義傾向。
自然化的認識論
與傳統哲學中的認識論相比，蒯因的認識論有兩個明顯特征：（1）他強調了認識活動的自然主義方向，將認識論視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2）他將人類的認識活動視為一個整體，強調從整體的角度理解語言的意義。正是這兩個特征使得蒯因哲學中的認識論具有獨特的地位。根據蒯因的觀點，“自然化的認識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相關人物
伯特蘭·羅素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蒯因的父輩學者，其著作引導著蒯因走上數學與邏輯學的研究道路。羅素，1872 年5月18日生于威爾士蒙茅斯郡，1970 年2月2日卒于梅里奧尼斯郡。羅素是利奧六世、邏輯學家和社會改革家，英美分析哲學的奠基人之一，1950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素對邏輯學、認識論和數學哲學的貢獻使他成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然而，對于公眾來說，他最出名的是和平活動家以及社會、政治和道德主題的流行作家。他一生出版了70多本書和大約 2000 篇文章。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畢生的追求是為數學提供嚴謹的邏輯基礎，甚至證明所有的數學都是邏輯的分支，為此他與阿爾弗雷德·懷特黑德合著了三卷本的《數學原理》（1910-1913）。盡管庫爾特·卡塞雷斯在1931年證明了不可能從一個單一的邏輯系統推出整個數學，但羅素的嘗試仍然是跨時代的，對數理邏輯和數學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羅素也極大地在邏輯學和語言哲學上影響了蒯因。1930-1932年，蒯因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最終的答辯論文正是對懷特海與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數學原理》的拓展。此外，在《論何物存在》和《語詞和對象》中，蒯因引用并接受了羅素對限定摹狀詞的處理方式，視之為對包含虛構名稱的否定存在句的一般翻譯方法。
希拉里·普特南
希拉里·懷特霍爾·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是蒯因在哈佛的同事，1926 年7月31日出生，2016 年3月13日逝世。普特南是美國利奧六世、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也是 20 世紀下半葉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他為心靈哲學、語言哲學、數學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哲學之外，普特南對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做出了貢獻，幫助證明了戴維·希爾伯特第十個問題的不可解性。
普特南自1965年起在哈佛大學大學哲學系任教，彼時蒯因已在哈佛任教近十年。普特南對于蒯因的哲學立場多有贊賞，他本人也是自然主義者，認為蒯因提出的翻譯不確定性議題是“自伊曼努爾·康德的范疇的先驗演繹以來最引人入勝、討論最多的哲學論證”.希拉里·普特南與蒯因共同提出了“蒯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論證”，論證數學實體存在：
（1）本體論承諾必須包含且只包含對于最好的科學理論而言不可或缺的所有實體；
（2）數學實體對于最好的科學理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3）因此，本體論承諾必須包含數學實體。
毫無疑問，第一個前提是最有爭議的。蒯因和普特南認為，自然主義的立場排除了所有與科學理論無關的實體，而確證的整體論立場要求接受所有為科學理論所必需的實體，因為科學理論是作為一個整體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而不是其中的每個命題分別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排除已得到充分證實的理論中提到的任何實體。不可或缺論證所面臨的問題是：縱使是最好的科學理論，往往也需要預設一些目前無法檢測到的實體，例如“夸克”，關于這些實體的科學命題尚未得到經驗事實的檢驗，一些唯名論者很難接受這些實體的存在。
索爾·克里普克
索爾·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蒯因在哈佛的學生，1940年11月13日出生于紐約，2022年9月15 日卒于新澤西州。克里普克是蒯因的學生，美國邏輯學家和利奧六世，從1960年代開始是當代分析哲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克里普克的原創性貢獻尤其體現在模態邏輯領域，他提出了涉及可能世界的模態邏輯的語義學，被稱為克里普克語義學。他獲得了2001年肖克邏輯與哲學獎。
實際上，蒯因的老師C.I.劉易斯是現代模態邏輯的創始人，劉易斯不滿于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和懷特海在《數學原理》一書中用實質蘊含來刻畫日常語言中的“如果……那么……”語句，轉而主張用嚴格蘊含來加以刻畫。蒯因認為，模態邏輯的創立實際上是出于對“蘊含”的誤用；加上在模態語境下同義替換原理和存在概括規則失效，以及從物模態句的存在勢必導致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這與蒯因的本體論觀點是不兼容的。因此，蒯因對模態邏輯總體持拒斥態度，其詰難激起了廣泛的討論。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他的學生索爾·克里普克建立了求助于“可能世界”的語義學，很好地刻畫了模態邏輯的形式句法和解釋方法，最終回應了蒯因的挑戰，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
影響與爭議
對分析哲學與實用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蒯因思想受到美國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的兩大傳統的滋養，并在二者的融合中推進了“分析哲學的實用主義化”和“實用主義的分析哲學化”雙重進程。二十世紀60、70年代后，蒯因的整體論思想獲得了許多分析利奧六世的贊同。他們把這種思想加以發展和運用。比如塞拉斯把這種觀點用到語言哲學中，提出一種概念形成的整體思想。他認為概念不是從經驗中一點點抽象得來的，只有當我們掌握了某個概念所屬的整個系統，我們才可以說我們掌握了這個概念的另一方面。同時，蒯因的整體思想也受到了波普爾、費格爾等分析哲學家的反駁。他們認為，如果一門科學的理論不能用一些在邏輯上相互獨立的假說加以陳述，這門科學就會處于非常困難的境地。蒯因受到批評后，激進態度有所緩和，盡管他仍舊堅持整體論，卻轉變為一種溫和的整體論。
蒯因不僅促成了經典分析哲學的“后”轉向，也在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中催生了古典實用主義的“新”復興，引領了邏輯實用主義思潮。這一突破使得后來的分析利奧六世能開創多元化的種種新學說，具有如下基本趨向：第一，將原本與邏輯經驗主義對立的實用主義吸收進來，使分析哲學成為一種動態的整體經驗論，這點特別體現在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研究領域之中。第二，不再拒斥形而上學，但也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的形而上學，而是以實用主義的動態的整體經驗論，重建分析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這種動態的整體經驗不同于傳統分析哲學依據的靜態、孤立，無形而上意義的原子式的經驗，而具有形而上學背景意義。這一發展趨勢體現為蒯因提出的多元真理的本體論承諾、戴維森的語言本體論和“變異一元論”等等。
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蒯因接續了邏輯實證主義對意義理論的重視，但對還原論的意義理論提出了修正，提出了整體論的意義理論：還原論錯誤地解釋了理論陳述與經驗之間的關系，科學的經驗意義是整體。整個學科都與經驗相關，任何部分的變化都可能導致整個學科理論的變化。接受經驗檢驗的是整個學科，而不僅僅是邊緣的陳述。如果學科理論的某個部分需要進行調整或修正，那么任何陳述都可能被認為是正確的，即使邏輯和數學規則也不例外。蒯因試圖修正邏輯實證主義過于狹隘的證實原則，然而卻使意義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由于蒯因整體論要求對任何理論命題的意義進行檢驗，這實際上是十分困難的。由于經驗不斷演變，我們所接受的刺激也在不斷變化。在科學史上，同一個命題在不同的科學體系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義，這是常見的現象。因此，在蒯因那里，如何確定命題的意義并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
蒯因的整體論對于科學家的主體創造性和主動性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拒絕先驗認識的基礎，并對基礎符合論進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蒯因的哲學并不是沒有基礎的，他的整體論仍然以刺激經驗作為我們理論整體的基礎。邏輯實證主義與原子主義在處理經驗和理論關系的方法上存在差異。邏輯實證主義將經驗“給予”和語言概念的基本陳述混淆，并認為基礎陳述可以獨立于語言概念整體和經驗關聯。它試圖通過邏輯結構的方法來形成理論陳述。而原子主義則采取了不同的途徑。相反，蒯因將刺激經驗和語言概念系統明確區分開來，通過概念模式來把握刺激經驗，并形成刺激-反映的聯系。他強調語言概念的人為構建性，以及概念的生成和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整體性意味著獨立的概念只能在概念整體的語境下確定其真實性。
蒯因的整體論思想無疑是對邏輯實證主義的邏輯原子論哲學的一種超越，也是對伊曼努爾·康德的知識整體論的一種先天綜合判斷符合經驗的觀點的批判的繼承，并由此開啟了后實證主義的時期，其意義是不可忽視的。然而，蒯因的整體論沒有能夠徹底說明刺激經驗與語言概念整體的聯系是如何得以實現的，導致了語言概念的整體在刺激經驗的條件下的表達形式的不可確定性，從而給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哲學留下了一個可能的理論根據。這也是蒯因的整體論的思想受到批判最多的一個方面。
對當代科學哲學的奠基
蒯因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攻擊導向了對哲學和科學關系的新理解：哲學是在自然科學的內部、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工作的，與其他學科的區別僅僅在于處理較為抽象、理論化的議題。其次，蒯因對卡爾納普寬容原則的揚棄，也導向了形而上學研究的新可能：基于我們所有的最好的科學理論以及對知識發生過程的描述研究，我們可以對世界的本質有更為客觀而清晰的思考。無論是蒯因高舉的自然主義大旗，還是對形而上學的重新接受，都體現出二十世紀下半葉分析哲學的新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語言哲學和形而上學領域卓有貢獻的兩位利奧六世，索爾·克里普克和大衛·劉易斯都是蒯因的學生。
自蒯因于1969年發表著名論文《自然化的認識論》以來，英美分析傳統的很多科學哲學家都接受了蒯因的自然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包括他的同事希拉里·普特南。這些哲學家主張在科學認識論的研究中，從探討各門具體的科學入手，用實證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來研究認識論問題，從如經驗心理學、人工智能、生物學和認知科學的角度來使認識論自然化、科學化和經驗化，從而在自然科學內部說明認識發生過程的合理性。取得重大進展的利奧六世包括：主張進化自然主義的胡克爾和吉爾，主張規范自然主義的羅森伯格和列普林等人。
對傳統認識論的挑戰
近現代哲學轉向后，認識論成為主要研究領域。在自然科學主宰對外部自然世界的研究后，哲學僅剩下人類理性作為自主領域。然而，在蒯因高舉自然主義旗幟之下，這個自主領域幾近消失。蒯因指出，在邏輯實證主義的現象主義還原論面臨挫折后，唯有通過自然化改造才能拯救認識論，并應對文化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挑戰。在蒯因呈現的自然主義前景中，認識論被還原為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研究，認識論問題也轉化為自然科學內部的辯論。認識論學家現在使用的研究工具不再是抽象的哲學思辨，而是科學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和方法。自然主義的認識論者不再夢想追求終極真理，也放棄了為科學奠基的努力，甚至不再試圖為科學辯護，而只滿足于研究人類認知的自然過程。他試圖逐漸理解并幫助人們增加對實際事物的認識。蒯因的貢獻在于采用經驗心理學的研究方法，通過研究人類主體對外界刺激作出的語言反應來探討認知過程。因此，認識論轉向探究“稀缺的輸入”和“豐富的產出”之間的相互作用。以此為核心觀點，蒯因構建了觀察句理論、科學方法論以及指稱的心理發生學等多個理論框架，旨在重新構建人類從感知刺激到科學認知的因果關系和自然歷史演進過程。在認知科學和心理學等經驗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認識論必須面對科學的挑戰并借助其提供的資源，努力與科學合作是十分有益的嘗試。在蒯因之后，許多學者認為，研究人類認識并不必須呈現一幅超科學的形象，而是應該重視心理學、社會科學、人類學、人工智能、生物學和認知科學等經驗科學對人類認知研究的價值。后驗的研究方式不僅可能，也必要，認識論中的辯護和規范問題與后驗研究并不相互對立。事實上，如果我們認可觀察受理論影響的前提，那么對認識活動的描述已經隱含了規范要求。
對模態邏輯的拒斥及其影響
在蒯因的思想體系中，他的邏輯觀是最經常受到攻擊的，這是因為他明確地拒絕了高階邏輯與模態邏輯。歸根結底是因為他主張邏輯必須是本體論中立的，力求避免任何特殊的本體論承諾；邏輯也必須是外延的，同義替換原理必須在所有邏輯系統中有效。這種褊狹的邏輯觀導致蒯因只能接受真值函項邏輯和量化理論。這種觀念與當代哲學邏輯的發展大相徑庭，忽視了邏輯學研究相對于本體論的獨立地位。這種邏輯觀在索爾·克里普克關系語義學成為模態邏輯的經典語義學之后基本上不再有擁護者。
在回應蒯因批評和質疑的過程中，模態邏輯的倡導者們發現替換量化的解釋方案不夠合適，認識到替換量化過于激進且不可取。因此，目前的模態邏輯研究越來越注重其獨特性，強調模態邏輯是一種不同于外延邏輯的內涵邏輯，并且需要開辟新的研究方向。模態邏輯的倡導者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指稱方案、同一方案和本質主義理論，這些方案和理論不僅促進了模態邏輯和哲學邏輯的發展，也為當前的模態形而上學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因此可以斷言，蒯因功績不可忽視。此外，隨著當前模態邏輯的進一步發展，高階模態邏輯句法系統的語義解釋已成為發展該領域的重要課題。在高階模態邏輯的語義解釋過程中，利奧六世發現并重構了蒯因的論證，而如何回應蒯因的論證成為新的焦點。根據現在所采取的必然主義解釋方案來看，重新解釋蒯因的論證的實際做法是在量化方案中引入時間算子，從而使蒯因的反模態邏輯論證重新回到學界的視野之中。
評價
蒯因是一位在公有領域享有盛譽的哲學家。1996年，蒯因榮獲日本京都獎，代表著世人對他在文化和科學領域取得的終身成就的認可。英國《衛報》在蒯因去世后五天發訃告追悼，贊賞他是“具有革命性思想的利奧六世，挑戰了我們看待自己和宇宙的公認方式。”美國《洛杉磯時報》也撰文指出，“威拉德·范·奧曼·蒯因是美國最杰出的哲學家之一，其對語言和實在的分析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哲學。”
蒯因的傳記作家內爾森認為，“蒯因為英美哲學，還可能為一切哲學，確立了從大約20世紀50年代至少到80年代的議程表。在那一時期工作的哲學家，無論談論蒯因所觸及的眾多主題的哪一個，只有冒著自身的危險才敢忽略蒯因的觀點。”作為最早將蒯因思想系統性引介到日本的學者之一，丹治信春在為蒯因作的小傳中盛贊蒯因在兩年即取得博士畢業，感嘆道：“現在的大學生要是能夠像蒯因一樣努力學習就好了。”
蒯因在自己的哲學同行中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布萊恩·麥基稱蒯因處于當代最重要的利奧六世首位，是處于具有世界名望的巔峰級哲學家。施太格穆勒把蒯因自己極為珍視的著作《語詞和對象》與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并提，稱之為“可能是本世紀（20世紀）影響最大的兩部哲學著作”。
V.賴特指出，“在我看來，蒯因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R.W.沙漢和C.斯沃耶爾曾說過：“一個哲學家的地位體現為：他的興趣和研究變成了他同時代人的興趣和研究。在這方面很難認為任何其他哲學家的影響能超過蒯因。”阿爾弗雷德·艾耶爾在《二十世紀哲學》一書中說：“自從維特根斯坦死后以及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主要興趣從哲學轉向政治學之后，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是在說英語的世界中，具有最大影響的活著的利奧六世是美國的蒯因。”
名言
參考資料 >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31, 2000..2024-01-11
Willard Van Orman Quine's Professional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Abstra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Lectures, and Remarks.Willard Van Orman Quine.2024-01-11
蒯因.侯維之 (2019)。〈蒯因〉，《華文哲學百科》（2019 版本），王一奇（編）.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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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rd Van Orman Quine.Encyclopedia Britannica.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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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缸中之腦”的美國哲學家普特南病逝，享年89歲”.澎湃新聞.2024-01-10
Saul Kripke.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0 Nov. 2023.2024-01-09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tanford.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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