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系元朝脫脫等人奉敕撰修的紀傳體斷代史，是一部綜合反映耶律氏遼朝和大遼國興衰歷程的官修史書，主要記述了自遼朝立國（907年）至金朝滅遼（1125年）期間兩百余年的歷史，為中國“二十四史”之一。
元朝議修《遼史》最早始于中統(tǒng)二年（1261年），后因種種變故致使撰修工作遷延八十余年，直至至正四年（1344年）方才最終脫稿；全書主要以遼朝《實錄》、金朝陳大任所修《遼史》為底本，一并采輯《資治通鑒》《契丹國志》及前朝各史《契丹傳》等著述編撰而成，囊括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通計一百一十六卷，是為后學研究遼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作為一部元末成書的官修正史，《遼史》在推崇儒學治世思想的基礎上，也反映出元代統(tǒng)治者強調多民族一體和希冀以史為鑒的治世思想；元修遼、金、宋三史的傳布，也首次從真正意義上確立了少數民族創(chuàng)立政權的正統(tǒng)地位，促進了后世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并產生有多方面的歷史學影響。與此同時，又因《遼史》記事簡略，缺乏詳校考訂，史事錯誤甚多，敘事自相矛盾等問題，自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鐫刻傳世至今，歷代史家對其多有批評詬病。
撰修背景
宋元之際，“國可亡，史不可滅”的思想即已開始生發(fā)，并為歷朝士大夫階層所漸次接受。金朝滅遼后，“帝統(tǒng)”承襲（“德運”“正閏”）問題尚在爭論期間即已亡國，金人所修《遼史》均未得以刊刻頒行。蒙古滅金不久，繼承這一思想的王鶚等人，遂向元朝統(tǒng)治者建言撰修遼金二史、傳于后世。
元順帝時期，伴隨著統(tǒng)治階級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加劇，元朝社會矛盾開始日益激化，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呈現(xiàn)出多點爆發(fā)的態(tài)勢；元朝統(tǒng)治者出于道統(tǒng)延續(xù)的政治考量，遂再度詔令翰林國史院開局修史，遼、金、宋“三史各與正統(tǒng)，各系其年號”，希冀籍此總結前朝興亡經驗，宣揚王朝更迭自有天數，絕非人為所能改變的“天命觀”，繼而實現(xiàn)壓制民眾思想、維護政權統(tǒng)治的目的。
主要作者
《遼史》撰修歷時綿長，金朝時期便已開始著手編，但終其一朝也未能刊刻頒行；元朝立國后，《遼史》撰修工作再度提上日程，早期系王鶚主持編纂，后期改由脫脫領銜都總，帖睦爾達世、太平、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總裁其事，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陳繹曾等四人一道秉筆纂修成書。
王鶚（1190年-1273年），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系完顏守緒正大元年（1224年）科舉狀元，官至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天興二年（1233年）金朝滅亡，王鶚在蔡州被俘，后為張柔解救招入幕府。蒙古乃馬真皇后三年（1244年），受聘加入孛兒只斤·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忽必烈登基稱帝初年，王鶚官拜翰林學士承旨，翌年主持撰修遼、金二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年屆八十四歲的王鶚去世，謚號“文康”。
脫脫（1314年-1355年），字大用，元蒙古蔑兒乞部人，出身元朝名門望族，父親馬札兒臺曾官拜中書丞相。脫脫自幼身強體壯，少年即能挽強弓，后師從元末名儒吳直方，一生文治武功頗有建樹，十五歲既已出任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元順帝年間，脫脫因平定唐其勢叛亂、驅逐擅權右丞相伯顏、整飭朝綱吏治有功，一度累官至中書右丞相，都總修纂遼、金、宋三史。元朝末年領兵鎮(zhèn)壓農民起義屢立戰(zhàn)功，后因派系斗爭遭致彈劾、罷官流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為哈麻假傳圣旨賜死，卒年四十二歲。
歐陽玄（1283年-1357年），字原功，號圭齋，湖南瀏陽人，與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同宗，彼時以文章著稱于世。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二年（1315年）賜進士出身，官拜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受命出任遼、金、宋三史纂修總裁官，后又多次官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追封楚國公，謚號“文”；著有《圭齋文集》流傳于世。
揭傒斯（1274年-1344年），字曼碩，龍興富州人（今豐城市），早年即以富有才學聞名，與虞集、楊載、范梈并稱“元詩四大家”，與虞集、柳貫、黃晉并稱“儒林四杰”。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初年，經程鉅夫等人舉薦，特授翰林國史館編修官，后升為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奉詔出任總裁官，治修遼、金、宋三史，系元末官修《遼史》實質負責人；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修史館，嗣后追封豫章郡公，謚號“文安”；多有詩文書跡傳布后世。
成書歷程
金治遼史
金朝滅遼不久，《遼史》議修工作既已啟動；金朝年間，兩次詔修《遼史》，均以遼朝《實錄》為底本。金人首次撰修《遼史》始于完顏亶皇統(tǒng)初年（1141年），最終成書于皇統(tǒng)八年（1148年）四月，系金朝時任廣寧縣尹耶律固、蕭永琪等人奉敕撰修；金人二次撰修《遼史》始于完顏璟大定年間，最終成書于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系金朝時任翰林學士黨懷英、直學士陳大任等人奉敕撰修而成，后世多稱陳大任《遼史》；金朝年間，雖有兩次撰修《遼史》，且均已相繼成書，但皆因修史“義例”長期懸而未定，直至金朝滅亡也沒有最終鐫刻頒行。
元治遼史
早期議修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后，時任翰林學士承旨王鶚進言稱：“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認為舊朝國體雖已滅亡，但其國史不可不立，且為舊朝修史亦是澤被后世之舉，力薦元朝統(tǒng)治者博采前朝遺事，正式開局撰修遼、金二史。元世祖中統(tǒng)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下令置翰林院開修遼、金二史。
歷朝詔修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3年），時任參知政事商挺、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推舉李冶、李昶、王盤、徐世隆、徒單公履、郝經、髙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道（）、孟祺、閻復、劉元為應舉，《遼史》初期纂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至元五年（1268年），王鶚年邁辭官后，元修《遼史》逐步擱置。孛兒只斤·忽必烈之后，又歷趙禎、趙曙、成宗、文宗等數朝，雖屢次詔修遼、金、宋三史，但受元朝政權時有動蕩、正統(tǒng)義例紛爭漸起、史料匱乏史才不足等疊加影響，始終未能纂修成書。
鐫刻刊行
累至元順帝一朝，各地反元農民起義已是此起彼伏。元朝統(tǒng)治者迫切希望假借修史之手，繼而進一步宣揚天命觀、神學論，希冀從思想統(tǒng)治入手挽救元朝日趨式微的命運。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元順帝決心下令重開史局，以中書丞相脫脫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帖睦蒙文通世、中書平章政事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等為總裁官，宗文太監(jiān)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王沂、秘書著作佐郎徐昺、國史院編修官陳繹曾等為纂修官，按照“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的原則展開撰修，編纂體例則總體取法史記、漢書、新唐書；其間，脫脫“三史各為正統(tǒng)”“江南三省官田稅收資為修史”的裁定，為后續(xù)撰修工作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遷延八十余年的《遼史》一書最終脫稿，翌年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首版刊刻發(fā)行。
內容概要
《遼史》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立《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通計一百一十六卷，系元朝官修“三史”和中國現(xiàn)行“二十四史”之一，重點記述了上起遼朝立國（907年）下至金朝滅遼（1125年）期間兩百余年的歷史，大量輯錄了遼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對外關系等諸多內容，是為當代研究了解契丹族所建遼政權興衰歷程的最基本史籍。
《遼史·本紀》記述了從耶律阿保機耶律阿保機開國到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喪國期間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全書以帝王更迭為體，通篇運用編年體敘事，較為完整地載錄了遼朝九帝本人及其執(zhí)政時期的歷史事跡，該部長達三十卷之多，所占比重勝過《金史》《宋史》相關篇目，系《遼史》全書紀事的總綱。
《遼史·志》記述了兵衛(wèi)、營衛(wèi)、地理、歷象、百官、食貨、禮、樂、儀衛(wèi)、刑法等十個方面的內容，對遼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典章制度作出了比較詳盡的梳理，保存了大量較為原始的歷史資料。譬如《兵衛(wèi)志》，該部分上中下三卷展開，上卷專立《兵志》，中卷著有《御帳親軍》《宮衛(wèi)騎軍》《大首領部族軍》等，下卷敘述《五京鄉(xiāng)丁》《屬國軍》《邊境戍兵》，從中央軍、地方部隊、正規(guī)軍、鄉(xiāng)軍等多個維度對遼軍建制進行了詳細介紹。
《遼史·表》作有世表、部族表、屬國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等八表，以表格加按語結合的方式，記述了遼朝一朝的眾多人物史事、政權藩屬等內容，篇幅比重約占《遼史》全書的六分之一。
《遼史·列傳》以編年體的敘事方式，著有后妃、宗室、外戚、勛臣、文學、能吏、卓行、列女、方技、伶官、宦官、奸臣、逆臣等人物傳記，分類方面與歷代正史相仿；另設有兩國外記（高麗、西夏）、國語解各一卷，通計四十五卷，較歷代正史內容總體偏少。
撰修特點
以《表》見長
《遼史》作有八表，數量僅次于《史記》，且表目種類豐富、編撰精細，為全書的纂修省去了不少篇幅，也彌補了紀、志、傳篇目記載過于簡略的不足，其中《游幸》《部族》《屬國》三表均系《遼史》首創(chuàng)。譬如遼朝外戚蕭氏的家世顯赫，且與遼政權興衰史密切相關，故《遼史》專門著有《外戚》表；通過開立《部族》《屬國》二表，按照事件發(fā)生的年月順序進行編排，較為清晰地表述了遼代各部族、各屬國之間的復雜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政權的往來關系，其間還兼及記述了有關日本、高麗譴使赴遼的史事，這樣既免去了立傳的繁瑣，又使得篇目清晰易讀，在《遼史》諸表中頗具分量。清人趙翼所作《二十二史札記》也稱譽“《遼史》立表最善”。
《志》有創(chuàng)新
《遼史》纂修體例雖與歷代正史總體相仿，但其《營衛(wèi)志》確系二十四史中的獨創(chuàng)篇目，集中記述了遼朝人的部落族帳、斡魯朵和行營捺缽，直觀呈現(xiàn)了契丹政權“營衛(wèi)”“行營”的概況和各部族的建置、分布、演變等史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朝以軍事為主、軍事與漁相雜糅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凸顯了其與農牧社會的獨特差異性。《兵衛(wèi)志》和《儀衛(wèi)志》的安排也頗具特色，譬如《儀衛(wèi)志》記事，將輿服分為“國輿”“漢輿”和“國服”“漢服”；儀仗則分為“國仗”“渤海國仗”“漢仗”等內容，不但記述了遼朝年間車輿、服飾和儀仗的大量典制，而且還對后來采用漢制輿、服飾和儀仗的時間、規(guī)格、形制等內容進行了闡述，體現(xiàn)了遼朝社會的多民族融合色彩。
再如《百官志》記事，分列北面官（遼朝草原舊有的官職）、南面官（中原傳統(tǒng)的官職）兩個部分展開，記述了遼朝在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在南面治漢族州縣、租賦、軍馬的施政舉措，清晰反映了遼朝“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治世理念。《禮志》也對契丹與漢族禮儀分別進行了記述，《樂志》則描述了契丹的“國俗之故”，較好反映了遼朝一代禮樂制度的多元特點。
附有《國語解》
《國語解》系元修遼、金二史所獨創(chuàng)，不僅反映了《遼史》鮮明的民族史特色，同時也彰顯了元朝史官對歷史發(fā)展大勢的洞察和遠見；遼朝語作為遼朝通用語言文字之一，政權滅亡后即隨著后續(xù)的多民族融合而漸次消亡，《遼史·國語解》作為全書終篇，對前文紀、傳、表、志中記載的諸多官制、宮衛(wèi)、人事、物產、部族、地名、姓氏等契丹詞匯進行注解，并作為全書的一部分而載入正史的做法，為后世研究了解契丹語言文字及其歷史提供了諸多便利；即便是對《遼史》編撰甚為不滿的清代史官，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也對《遼史·國語解》有所稱道，認為“惟《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善。”
思想主張
推崇新儒學
元修《遼史》繼承了漢唐以來的儒學治世理念，以“天命、君臣、王道”等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旨趣在全書多有體現(xiàn)，并將其視為評判歷史功過是非的義理標準加以施用；譬如《遼史》專門著有《奸臣傳》兩卷、《逆臣傳》三卷，總體篇幅占去了列傳篇目的九分之一，同時還在列傳篇記述有一定數量的儒學人物，其間不乏韓知古、耶律儼、邢抱樸、馬保宗等遼代知名儒士。又如《遼史》一書記事，間有多處論及“遼、金之祖皆能先知”一事，積極宣揚儒學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遼史》成書之際，都總裁脫脫所上《進遼史表》，更是將遼政權兩百余年的興衰緣由歸結定性為“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資于”的政治表達，集中體現(xiàn)了元末《遼史》纂修者對儒家治世思想的推崇之意。
多民族一體
元朝作為繼遼、金之后，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又一王朝政權，在確立“三史各為正統(tǒng)”撰修原則的基礎上，注重吸收了遼朝以來不斷萌發(fā)的多民族一體認知，《遼史·太祖本紀》后贊還有意識地追溯了契丹先世的本源，敘稱“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同時，全書亦有多處從不同角度闡述契丹先祖、遼朝前期情況的序文論贊，試圖從文化源流和民族演進的經緯出發(fā)，來進一步闡發(fā)元代大統(tǒng)一背景下不斷生發(fā)的歷史全局觀和多民族一體觀。
以史為鑒
《遼史》進獻之際，都總裁脫脫即已在《進遼史表》中申明“有助人君之鑒戒”的修史理念；隨后，元順帝又對時任中書丞相阿魯圖等群臣直言：“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更為坦率地表露了元朝統(tǒng)治者“君臣皆應以史為鑒，共同維護元朝統(tǒng)治”的心跡。《遼史》纂修官在論贊部分，同樣也對遼朝存續(xù)兩百余年的興衰緣由多有探究，全書曾在多個篇目論及遼朝國較長的問題，認為遼朝的興盛與衰亡除受天命因素影響外，還與契丹早期以武立國、開國即不輕言用兵、治國施政頗具章法等多重因素有關。在紅巾軍起義不斷、政權風雨飄搖之際，通過修史總結前朝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宣揚元朝政權上承“遼、金、宋”而得正統(tǒng)的合法性，希冀籍此來挽救早已身處危亡之中的王朝統(tǒng)治，則進一步凸顯了《遼史》撰修以史為鑒的迫切需要和現(xiàn)實意義。
歷史影響
政治影響
元修三史的成書傳世，首次真正意義上承認和確立了少數民族建立統(tǒng)一政權的正統(tǒng)地位，促進了中華民族一體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盡管有明以來延至當代，仍有部分學者不以遼朝為正統(tǒng)，但始終未能改變這一既有事實。《遼史》作為一部元朝官修的紀傳體史書，較為直觀地記述遼朝年間時代發(fā)展變化的同時，也集中反映了元朝統(tǒng)治階級民族、家國觀念的演進變遷；譬如元朝官修“三史各予正統(tǒng)”的治史思想，《遼史》論贊中以通史眼光審視遼政權的歷史，并從民族演變、地緣政治、文化源流等多個維度出發(fā)，追溯契丹先祖出自炎帝一代、遼與歷代中原王朝聯(lián)系的淵源等，這些都促進了唐代以來同籍貫、同編戶和同國人認知的形成，對后世家國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一體思想的確立產生了深遠歷史影響。
史學影響
元修《遼史》因自身種種缺憾，長期為后世史學家所批評詬病，但在耶律儼所作《遼實錄》、陳大任所作《遼史》等遼朝史料大多亡失的背景下，元修《遼史》作為系統(tǒng)記述契丹族所建遼政權興亡歷程的唯一傳世史籍，其史學影響同樣是多方面的。譬如《遼史·帝紀》（除《天祚本紀》外）《遼史·列傳》，雖然總體上記事簡略，但其所記述的諸多內容多不見于它書，尤其是列傳篇目還收錄了大量的契丹人物傳記，這些都在其它史書中難覓蹤跡。
再如《遼史·營衛(wèi)志》《遼史·禮志》則記述了大量契丹宮帳四時移動和各種風俗禮儀的內容；《遼史·地理志》亦突破歷代正史自《漢書》以下，《地理志》唯記內地、罕載邊疆的慣例，所記地區(qū)“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的廣大疆域，內容上還涉獵了各地的建置沿革、戶口及其來源構成、產業(yè)和商業(yè)情況等等，如此對于后世研究遼代一朝的契丹族歷史、邊疆開發(fā)史均具有重要價值與影響；近代史家王國維在論及《遼史》時指出：“若遼朝、若女真，其文化較進，記述亦較多，然因其文字已廢。除漢族所編之遼、金二史外，亦幾無所謂信史也。”
史學功用
就功用而言，元修《遼史》雖有諱言民族關系、農民起義，又或間有不少記述內容簡略、疏漏誤，但總體較好地反映了遼朝所處時代宋、金、遼、高麗等王朝政權的關系變化和遼代一朝典章制度、民族關系以及民族意識的重要演變，使得中國歷史的整體發(fā)展進程與面貌得以完整呈現(xiàn)。元末治修《遼史》之際，元代史官即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對遼朝國祚較長的問題進行了探究分析，并在書中小序、論贊等部分進行了剖析和闡發(fā)；二十世紀初期，《遼史》被日本軍國主義者作為史料所歪曲利用，據此炮制了“遼國制度的二重體系”“異民族征服王朝論”等一系列企圖分裂中國的政治謬論，給學界正確研究運用《遼史》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干擾。
歷史評價
《遼史》自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付梓鐫刻，流傳至今已有近七百年歷史，明清史家多有批評攻訐，詬病其成書倉促、缺乏詳校考訂、記事簡略混亂、內容自相矛盾、多有諱言漏載、史事錯誤甚多等等；近現(xiàn)代史家則多持中立觀點，總體褒貶不一、毀譽參半。
明清時期
明代史家蔣誼、王洙、柯維騏等人，多不以元治《遼史》為官修正史，轉而編著《續(xù)宋論》《宋史質》《宋史新編》等書以代《遼史》，時年在漢族士人中產生過一定影響，但均未能成勢，即草草作罷。清代史家朱彝尊在《元史類編序》中指出，“元修遼、金、宋三史，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認為遼、金、宋三史的纂修班子多系毫無史才之輩，其所修史書固然也不足為觀。乾嘉學者趙翼也指摘“《遼史》為史家最劣”；但他也同時指出“遼史雖簡略，但其立表甚善”。清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遼史》：“潦草成編，實多疏略，其間左史右拙，痕跡灼然”“然其書以實錄為憑，無所粉飾”，認為《遼史》雖然問題很多，但記事較為平實。
近現(xiàn)代時期
近代史家梁啟超批評：“元人所修宋遼金三史，在諸史中稱為下乘，內中《金史》因官修之舊，較為潔凈。宋遼二史蕪穢漏略特甚”，認為宋、遼二史問題太多，在歷代正史中表現(xiàn)都是比較拙劣的。近人馮家升更是直言：“今之四史，以《遼史》成書最速，亦以《遼史》為最劣。”同時他還服明清史家權衡、朱彝尊等人的觀點，認為元順帝時期國子監(jiān)的祭酒司業(yè)多非其人，乃系“制造流氓惡棍”的機構爾，通修三史的人才又將何來？現(xiàn)代學者羅繼祖分析指出：“《遼史》一書的精華全在《紀》《傳》，《志》《表》都出于金元史官的編纂，由于遼朝史料過于匱乏，他們除以《紀》《傳》為唯一依據外，還參考了宋人的部分記載，但又不免于生吞活剝”“而且下筆粗疏，錯誤百出”；已故史家陶懋炳則認為：“評正史者專著眼于帝王將相事跡，但《遼史》志、表所載，罕有隱諱，對社會經濟、典章制度等紀載，多能如實，質量不高，是另一問題。《遼史》的志、表，恰恰突出了遼朝一代的特點，記載了廣大邊疆的情況，這是值得稱贊的。”當代學者瞿林東也點評稱“《遼史》列傳，史文簡潔，史論也都因人因事而發(fā)，很少虛言浮詞。”
版本流變
《遼史》初刻于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傳世至今已有近700年歷史，其間歷經數次刊刻印刷，現(xiàn)為史學界所廣為熟知的主要有：元至正本、明初抄本、明南監(jiān)本、明北監(jiān)本、清殿本、同文書局本、民國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中華書局修訂本等版本。
元至正本
至正初刻本系《遼史》最早的版本。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金史公文》載稱“即目遼金史書纂修了有，今令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印造一百部”，即《遼史》修成后第二年便在杭州市鐫刻付印，這即是最早一版的《遼史》祖本了。近人張元濟考證指出，“今存的元刊本《遼史》疑非初刻”；現(xiàn)代學者劉浦江則認為，“《遼史》至正本板片應已毀于元末戰(zhàn)火，但其印本在明初尚有幸存，明修《永樂大典》所據《遼史》底本，當是元至正初刻本；現(xiàn)今《遼史》至正本早已失傳。”
明初抄本
明初時期，內廷大庫藏有朱絲欄抄本，也系年代較早的《遼史》本子。今存四函十九冊，通計一百一十卷（缺失六卷），形制為半葉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每冊以黃綾裝裱，紙質上乘，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現(xiàn)代學者劉浦江判斷，此本或是據元至正本抄成，但其底本可能不如《永樂大典》本底本保存完好，抄寫時間應當早于明洪武覆刻本。
明南監(jiān)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時任錦衣衛(wèi)千戶沈麟提議校勘歷代史書，故嘉靖帝遂令祭酒張邦奇、司業(yè)江汝璧主持重刻涵蓋《遼史》在內的《二十一史》；翌年南京國子監(jiān)從吳下購得《遼史》底本（疑為明初覆刻本），籍此再次開雕刻印，其間勘正了底本中的一些訛誤，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舛(chuǎn)誤。南監(jiān)本《遼史》全書有二函十冊，卷首刻有“大明南京國子祭酒臣張邦奇、司業(yè)臣江汝璧奉旨校刊”字樣，版心上方亦刻有 “嘉靖八年刊”字樣；南監(jiān)本后續(xù)又曾歷經十余次遞修補刊，直至清嘉慶十年（1805年）遭遇火災焚毀；今傳本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近代史家馮家升認為：“除元本外，實以南監(jiān)較佳。”
明北監(jiān)本
北監(jiān)本系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北京國子監(jiān)所刻，全書有八冊一百十六卷。朱翊鈞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南監(jiān)本《遼史》等史書屆已刻成數十年，府庫所存官刻舊板多已磨損嚴重，北京國子監(jiān)遂“奏請重刊二十一史”，萬歷帝詔命時任司業(yè)張位主持雕板刻印。自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以南監(jiān)本為底本組織開雕，直至萬歷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相繼刻成，《遼史》重刻工作前后歷時近十年。學界一般認為，北監(jiān)本《遼史》是以南監(jiān)本為底本刻成，卷首刻有“皇明朝列國子監(jiān)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yè)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字樣，版心上部亦刻有 “萬歷三十四年刊”字樣，總體版式、字體都比南監(jiān)本更顯工整，但其內容校勘不精，且多承襲南監(jiān)本訛誤，加之間有妄加改動，刊本質量反倒不如南監(jiān)本。清康熙二十五年，清廷曾對北監(jiān)本《遼史》進行過一次全面修補。
清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愛新覺羅·弘歷下令重刻歷代正史，武英殿遂以明北監(jiān)本為底本展開校勘，最終在乾隆十一年鐫刻成書，再版《遼史》形制與明北監(jiān)本總體相一致，但紙色更佳，世稱“殿本”；殿本《遼史》卷末間附陳浩等考證，書邊刻有“乾隆四年校刊”字樣。較之南北監(jiān)本，乾隆四年所刻武英殿本《遼史》，校勘修正了底本中存在的大量訛誤，同時也造成了不少新的舛誤，但其卷末附有若干“考證”的史法，卻是開創(chuàng)了官刻正史后附校勘記的先例。乾隆殿本《遼史》刻成后，便漸次取代了此前傳布較廣的南監(jiān)本，繼而成為百衲本問世前流通最廣的本子；其后乾隆年間，朱、徐以坤，吳鑲等人又曾奉敕覆勘改譯《遼史》，而后修成有《四庫全書》本。
進至愛新覺羅·旻寧年間，清政府再度重啟鐫刻《遼史》，總體仍以乾隆四年所刻殿本為底本，改其八冊一百一十六卷為二十八冊一百一十五卷（不錄國語解），且根據乾隆殿本和《四庫全書》本，參引《永樂大典》本做了大量的校勘補正工作，在繼承《四庫全書》本早期所作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諸多新的“考證”附于卷后。道光四年（1824年) 刊刻的武英殿本《遼史》，紙色、字體與乾隆四年本總體相一致，書邊則刻有“道光四年校刊”字樣，今傳殿本均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
同文書局本
同文書局本又稱“老同文本”，系清光緒年間同文書局用石影印制的《遼史》刊本，全書每卷末間或附有考證，形制與乾隆殿本相一致，書邊亦刻有“乾隆四年校刊”字樣，板心則刻有“光緒十年甲申仲春上海同文書局用石影印。”
民國百衲本
百衲本史書系近現(xiàn)代國學大師張元濟主持影印，由商務印書館1931年正式出版發(fā)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見本為底版，擇善而從之，殘缺不全者則以他本配之，故稱為“百衲本”；百衲本《遼史》是以明初翻刻本殘本配補而成，全書共有十六冊一百一十六卷，卷首印有至正三年順帝的二詔旨和三史凡例、修史官員、進遼史表，后續(xù)該版本問世后一度流通較廣。
中華書局點校本
點校本《遼史》是新中國成立后，由現(xiàn)代史學家馮家升、陳述主持點校的新一版《遼史》，中華書局于1974年正式出版發(fā)行。校勘過程中，工作人員以百衲本為底本，以清乾隆殿本為通校，以明南監(jiān)本、北監(jiān)本和愛新覺羅·旻寧殿本為參校，又以《永樂大典》本全部校過一遍，且兼具借鑒吸收了《冊府元龜》《資治通鑒》《新舊唐書》和宋金二史等既有歷史學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撇號、分段、校勘，繼而使得諸多史料中訛倒衍脫的問題得以校正，是為當代《遼史》諸本中比較好的版本。
中華書局修訂本
修訂本《金史》系當代學者劉浦江主持校修，中華書局2016年出版發(fā)行的《遼史》最新版本，匯聚了當代《遼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輪修訂仍以百衲本為底本，通校原內閣大庫所藏朱絲欄抄本、《永樂大典》殘本，參校明南監(jiān)本、北監(jiān)本、清乾隆殿本，借鑒吸收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愛新覺羅·旻寧殿本的《考證》內容，一并參詳正史、石刻、出土文獻、校讀札記和高麗古籍展開本校、他校，對中華書局原點校本《遼史》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地修訂，最新增補校勘記1000余條，系當今學界公認最好的《遼史》流通本。
后世研究及衍生作品
《遼史》作為系統(tǒng)反映遼朝歷史面貌的唯一傳世史籍，雖然長期飽受歷代歷史學家批評攻訐，但因其自身具備較高史學價值和諸多亟待澄清的史實，故此仍被視為研究契丹族和遼政權的最重要史料，而備受清代以來的歷史學者所關注。
《遼史》成書不久，元朝政權即已滅亡；明朝滅元后，也鮮有史家關注遼朝歷史，且間有文官士族反對將其列入正史，基本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研究資料，明人所做工作也多集中體現(xiàn)在《遼史》重刻方面。傳至清代，始有學者開始重視研究《遼史》；早期比較知名的，當屬清初二萬學派代表人物萬斯同所著《歷代史表》；崇德年間，皇太極曾命希福等人以滿文翻譯《遼史本紀》，后又詔令將滿文《遼史本紀》譯為蒙古文字，內容與滿文本相一致。康乾年間，清代漸有考訂、校勘、補遺等《遼史》研究成果問世，先有學者厲鶚搜集各類書籍三百余種，對《遼史》紀、志、列傳加以考訂校補，撰成《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后有學者楊復吉采集厲鶚所未見諸書（如《舊五代史》）加以考證續(xù)修，又撰成《遼史拾遺補》五卷，兩書后經蘇州書局合刻刊行，對后世研究遼史頗有裨益。
乾嘉年間，愛新覺羅·弘歷乾隆敕撰《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三種，為遼、金、元三史所載人名、地名、文華殿大學士通計加注6680余條，是為后世研究遼、金、元三朝歷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的重要工具書之一，后被統(tǒng)一收入清代官修《四庫全書》。同一時期，清人趙翼所作《廿二史札記》《廿二史札記補遺》、錢大昕所作《二十二史考異》《諸史拾遺》、汪輝祖所作《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均對《遼史》作出了部分考證，也提出了新的一些研究問題。清代后期，相繼又有李有棠廣采史書、比較考證，著成《遼史紀事本末》一書；學者李慎儒從輿地學的視角出發(fā)，對《遼史》所載地名、地理進行了一系列考證，著成《遼史地理志考》五卷，后被收入《二十五史補編》。
二十世紀以來，在王國維等人歷史學新思想的宣導下，中國遼史研究方向也漸次從傳統(tǒng)史學轉向實證史學、現(xiàn)代史學，同時史學界對《遼史》的考補工作持續(xù)依舊。繼清代趙錢二人治《遼史》大成之后，復有近人陳漢章撰成《遼史索隱》，吳廷燮所作《遼方鎮(zhèn)年表》，羅福頤所作《遼漢臣世系年表》，張元濟出校《百衲本遼史校勘記》；馮家升則匯校《遼史》兼考其纂修歷程、史料源流，著成《遼史源流與遼史初校》一書，首開新時期從校勘入手全面研究《遼史》的先河。其后一個時期，遼史的研究開始更加趨于全面多元，先后涌現(xiàn)出了王國維、陳寅恪、陳述、楊家駱、金毓黻、羅繼祖、姚從吾、傅樂煥、蔡美彪等諸多遼史學家，形成了《觀堂集林》《契丹社會經濟史稿》《遼史匯編》《遼文匯》《宋遼金史》《遼四時納缽考》《遼史外戚表新編》等一批研究性著述，1974年中華書局刊行的點校本是為新中國成立后《遼史》研究的典型代表。
進至二十一世紀，今人研治《遼史》同樣取得了不少成果，2016年劉浦江領銜校勘刊行的中華書局修訂本《遼史》、2018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陳述所著《遼史補注》、2021年李錫厚、劉鳳翥主持校注成書的《今注本二十四史·遼史》，均系當代《遼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就。放眼世界，亦有日本、美國、俄羅斯等地多國學者長期從事遼史研究。其中尤以日本起步較早，對遼史做了不少歪曲性解讀；歐美等國出版發(fā)行的《劍橋中國史》《哈佛中國史》等著作，也從不同角度對遼史做了部分評述和研究，同樣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典型性。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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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探析.光明網.202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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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史修撰看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2023-04-07
中國古代史史料學（陳高華、陳智超）·遼金西夏史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2023-05-06
二萬學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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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遼史》出版.今日頭條.2023-05-09
遼史研究的豐碑.今日頭條.2023-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