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又名《大戴禮》《大戴記》）是儒家經典著作之一。《大戴禮記》并非一人一時所寫，一般認為該書中的文章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后學者共同創作而成，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傳，《漢書·藝文志》泛稱為：“《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學所記也。”西漢人戴德從中選錄八十五篇編輯成書，被稱為《大戴禮記》。
《禮記》原本是對《禮經》的補充闡述，從屬于《禮經》。《漢書·藝文志》指出，《禮記》是“七十子后學”在先秦至秦漢形成的。戴德利用《禮記》文獻編選了《大戴禮記》八十五篇。而戴德的侄子戴圣抄選的有四十九篇，被后人稱為《小戴禮記》。最早提及《大戴禮記》這部書的是漢代著名學者鄭玄。《小戴禮記》的傳述者眾多，而《大戴禮記》卻無人問津，并且不斷散失，現僅存三十九篇。《大戴禮記》的編次相對雜亂，但內容豐富，涵蓋社會觀、人生觀和儒家思想學說等眾多領域，如尊老愛幼、孝敬父母、尊師重教等，都可在其中找到根源。
《大戴禮記》的重要注疏包括《大戴禮記注》《大戴禮記補注》和《大戴禮記解》等，其中《大戴禮記注》是北周盧辯的注釋本，共計十三卷。此注自唐宋以來已散佚大半，現存的部分也因與原意不符而難以理解；孔廣森在《大戴禮記補注》中，廣泛收集多個版本，包括宋刊本、元本、《漢魏叢書》本、朱本、高安本，以及清代最新的盧文召校本和戴震校本，作為對校的依據；清朝王聘珍所著的《大戴禮記解》最為精審，該書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是目前最佳的讀本，由中華書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大戴禮記》為研究先秦時期的社會狀況、倫理觀念和禮學史提供了寶貴資料，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先秦社會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書名釋義
《漢書·儒林傳》提到，漢代有三家傳習《禮》記，分別為戴德、戴圣和慶普。戴德抄選的《記》文有八十五篇，被稱為《大戴禮記》。而戴德的侄子戴圣抄選的《記》文有四十九篇，被后人稱為《禮記》，以示區別。
作者介紹
戴德，西漢梁人，字延君，世稱“大戴”，西漢經師和學官，是今文禮學的“大戴學”的開創者，與侄子戴圣、慶普同師從精通禮學的后倉，學成后三人皆成為博士。戴德曾任郡太傅，其傅徐良因習《大戴禮》而成為博士，曾任刺史、郡守等官職。戴德大約生于劉徹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在劉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被任命為幼子劉興的太傅，去世時間大約在劉驁陽朔二年以前(公元前23年)。因此，他的主要學術活動時期是西漢宣帝、元帝、成帝時期(大約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23年之間)。
成書年代
關于《大戴禮記》成書年代情況，學術界觀點較多。最早提及《大戴禮記》這部書的是漢代著名學者鄭玄。唐孔穎達《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記載：“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圣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玄學通五經，尤其精通于禮學，曾師從太學博士東郡張恭祖學習三禮。
王葆玹先生在《禮類經記的各種傳本及其學派》一文中，根據《漢書·玄成傳》的記載，推斷《禮記》一書的成書時間在劉奭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之后。以此類推，他認為《大戴禮記》的成書時間應該略早于《禮記》。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中山王劉修之墓被發掘（墓葬時間為宇文赟五鳳三年，即公元前55年）。從該墓出土的一批竹簡中，整理者發現有兩篇殘簡，分別是《哀公問五義》和《保傅傳》。雖然這兩篇竹簡的內容尚未公布，但《大戴禮記》中的這兩篇能夠集中在一起被發現，似乎蘊含著《大戴禮記》成書的一些信息。丁進因此認為，“兩篇文章同時出現本身說明它們是以單篇形式流傳的《大戴禮記》篇目。前者講修養，后者講教育，其用意十分明顯。因此將該批書籍下葬的日期視為《大戴禮記》成書的下限。”
近現代學者王文錦最初認為《大戴禮記》編定時間在東漢時期，收錄的文章大多產生在公元之前，其中多是戰國時期的作品。在1973年河北定縣出土的漢墓中，其中《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兩篇竹簡簡文被證實為《大戴禮記》的一部分，而簡文所記載的最晚時間是劉弗陵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因此王文錦認為《大戴禮記》的編成時間早于東漢時期，應編定于西漢，且略晚于《禮記》，所輯錄的文章也主要是先秦時期的作品。
內容來源
《禮記》原本是對《禮經》的“記”，是對經義的說明和補充發揮，《禮記》就是對《禮經》經義的闡述和發揮，是從屬于《禮經》的。《漢書·藝文志》提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后學所記也。”《禮記》是“七十子后學”在先秦至秦漢禮學傳習過程中形成的，依附于《禮經》一書。到西漢時期，傳習的“記”已經不多，戴德利用《記》文獻編選了《大戴禮記》八十五篇。
內容主旨
《大戴禮記》記載了古禮逸文、古史舊聞、明堂制度等，闡述了孔子與曾子關于仁政、德治、禮教、教育為本的理念，以及君子的德行和孝道等內容。其主要內容來自戴德從孔子弟子及后學說禮的131篇文章中所挑選130篇文章，并加入了33篇《明堂陰陽記》、7篇《孔子三朝記》、21篇《王氏史記》和23篇《樂記》。其中治歷明時的有《夏小正》一篇；關于古禮逸文的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投壺》《公冠》等篇；關于古史舊聞的有《五帝德》《世本》《文王官人》《武王踐陣》等篇；關于《孔子三朝記》的有《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關于孔子語錄的有《主言》《 哀公問五義》等篇。
孔子語錄類
荀子、賈誼論議類
治歷明時類
曾子言行類
古史舊聞類
明堂陰陽類
《孔子三朝記》類
古禮逸文類
資料來源
注疏
《大戴禮記》現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盧辯的《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其部分篇目在宋代曾得到朱熹、楊簡、王應麟的注釋。然而，自唐至明，對其研究甚少。直至清朝，孔廣森、王聘珍、汪照、洪頤煊、孫詒讓、王樹神和戴禮等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留下了豐富的注釋和解讀著作。孔廣森在《大戴禮記補注》中，充分準備校勘工作，廣泛收集多個版本；清朝王聘珍所著的《大戴禮記解》最為精審，該書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在經文校勘方面，他反對根據其他書籍如《孔子家語》等來增刪《大戴禮記》中的字句。
《大戴禮記注》
《大戴禮記注》是北周盧辯的注釋本，共計十三卷。盧辯是北周范陽涿縣人，北魏正光初年的秀才和太學博士，他學識淵博，從元修時期到渭河平原，西魏的太子和諸王都向他學習。宇文泰當政時，盧辯參與了朝廷的各種制度建設，深得宇文泰賞識，官至大將軍，去世后被追封為范陽郡公。《大戴禮記注》中，有五卷共計十五篇沒有注釋，其余八卷二十四篇有注釋。雖然該注原未注明作者，但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確定為盧辯所著。然而，此注自唐宋以來已散佚大半，現存的部分也因與原意不符而難以理解。此外，該注的注釋較為簡略，未注之處較多，已注之處也有許多不當之處。在四庫館臣編《四庫全書》時，他們以《永樂大典》的版本為基礎，對《大戴禮記注》進行了重新校正和收錄。
《大戴禮記補注》
《大戴禮記》在唐代后傳承不足，文字錯亂嚴重，清代學者面臨重要問題，即通過校勘恢復其原貌。孔廣森在《大戴禮記補注》中，充分準備校勘工作，廣泛收集多個版本，包括宋刊本、元本、《漢魏叢書》本、朱本、高安本、盧文召校本和戴震校本，作為校對依據。例如，《王言》中“教定則正矣”一句，孔姓根據朱本修正“則”字；《哀公間五義》中，孔氏吸收戴震校本成果，注明脫漏的《荀子》內容。《諸侯遷廟》《諸侯畔廟》等篇，記錄了諸侯禮制，彌補了《儀禮》的不足。《五帝德》《世本》兩篇，載有上古帝王世系，為司馬遷撰寫《五帝本紀》提供了依據，是探索史前史的重要文獻。《夏小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月令，其中被稱作“經”的文字，據傳自夏朝，反映了上古先民對天文星官、氣象物候的認識，在天文學、氣象學、農業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大戴禮記解》
《大戴禮記解》是清代王聘珍所著，他花費三十多年研究《大戴禮記》，這部作品是他平生精心之作。該書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王聘珍仿照鄭玄的《三禮目錄》，為該書編寫了《目錄》一卷，描述了每篇的名稱、來源和順序。在經文校勘方面，他反對根據其他書籍如《孔子家語》等來增刪《大戴禮記》中的字句。他在自序中說：“只依據傳統的舊版本，不進行增刪改動。對于明顯的錯字，則注解說明應該是什么字；或者由于古今文字不同，存在假借現象，讀音相似，意義相通，則注解說明應該讀為什么。在解釋時，主要依據《爾雅》《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以及兩漢經師的訓來解釋字義。對于常見的解釋，不再標明出處；對于稍微深奧的內容，必然引用原書；也大量引經據典，以證明其義。如果有不確定的地方，絕對沒有杜撰之言。”舊說中有可取之處，則加以“盧注云”以作區分。在禮典與器物的詳細辨別上，以先師康成的論述為主導。
由于禮學以鄭氏為專，而其學又深受他生平所敬仰的諸位大師影響。他在維護舊本原貌的同時，根據古訓進行注釋，成果顯著。但過于強調他校的做法，反而忽視了舊本的獨特之處，部分釋義也顯得牽強。然而，總體來看，此書瑕不掩瑜，是研究《大戴禮記》的佳作。推薦使用王文錦先生的點校本，以《廣雅書局叢書》為底本，用咸豐元年（1851）家刻本進行對校，所有校正均有校記。標點以王氏注解為準，內容根據內容劃分段落。書前有王文錦先生的前言，深入探討了大、戴圣《禮記》的成書過程、研究狀況與價值，觀點精辟，是目前最佳的讀本。中華書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
文學特色
語言
《大戴禮記》收錄的篇目以語錄體和對話體為主，這種文體形式決定了其語言風格。它以日常用語為基礎，展現出平易近人、樸素自然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人們常用的語言通常是直截了當、開門見山的，這一點在《大戴禮記》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曾子直接表達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并坦誠地向孔子請教。這種直白的對話方式，既體現了曾子對孔子的尊敬，也顯示出他渴望得到孔子指導的真誠。在師生之間的問答中，孔子作為師長，與弟子之間的交流并沒有因為地位差異而顯得拘謹或客套。他們之間的對話簡潔明了，有問題就直接問，沒有過多的顧慮。這種坦誠、直率的交流方式，也體現了《大戴禮記》語言風格的特色。
情感
《大戴禮記》語氣詞在古漢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能夠顯露出個人的情感。上古時期，由于語調無法明確表達情感，人們開始使用語氣助詞來彌補這一缺陷。語氣詞的使用往往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因此能夠真實地反映說話人的情感。在《大戴禮記》中，通過使用不同的語氣詞，如嘻、哉、矣等，來表達自己對所聽內容的意見。例如，鄭哀公聽完孔子的講解后，連續使用了三個語氣詞來表達對孔子的贊同和尊敬。這些語氣詞的位置各不相同，但都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即哀公對孔子的解說十分贊賞。在《大戴禮記》中，有時會多用語氣詞，有時會單用，這通常是隨著當時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能夠真實地表達個人的情感。
價值意義
文獻價值
《大戴禮記》保存了《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殼》《公冠》等先秦禮典，為后世學者研究先秦制提供了珍貴資料。這四篇性質與《儀禮》所含十七篇一致，可以確定出自《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禮古經》五十六卷中的四篇，即魯恭王從孔子舊宅壞壁中得到的古文經。沈文倬先生指出，《儀禮》所載典在春秋時期現實生活中確實經常舉行，是客觀存在的實際。因此，《大戴禮記》中的《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等篇章是考察研究先秦存在的諸侯遷、宴會上舉行的投壺禮的禮儀形式、細節的文獻依據。
儒家學派在孔子去世后分化，產生了多個派別。《韓非子》提到，孔子死后，儒家分為顓孫師、孔伋、顏氏、孟氏、漆雕姓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八派。各派學者撰寫著作，闡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大戴禮記》中保存的“曾子”十篇是研究儒家主流思孟學派的重要文獻，而《子張問入官》《孔子三朝記》則是研究子張學派的重要文獻，這些文獻對于研究儒學發展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意義。
思想價值
《大戴禮記》中的《諸侯遷廟》《諸侯畔廟》《朝事》《公符》等篇目，詳述了諸侯的禮制，為《儀禮》提供了補充。而《五帝德》和《世本》兩篇則記錄了上古帝王世系，為司馬遷撰寫《五帝本紀》提供了重要依據。更重要的是，《夏小正》一文，作為現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其中的“經”字據傳自夏朝，深刻反映了上古先民對天文星官、氣象物候的認識，在天文學、氣象學和農業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大戴禮記》中“曾子十篇”的內容論述了立身孝行的要點（包括《立事》《本孝》《立孝》《大孝》和《事父母》），其次討論了行禮秉德、居仁由義的原則和進退有度的事宜（《制言》上、中、下篇），再進一步闡述了進德修業的重要性（《疾病》篇），最后深入探討了天地陰陽、禮樂律歷的道理（《天圓》篇）。這一系列內容涵蓋了修身養性、君子人格塑造、主體精神確立、孝道實踐、仁政禮治實施以及儒家天道觀等多個方面，形成了一個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體系。曾子在孔子去世后，留居魯地，積極弘揚儒學，廣收門徒，對儒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大戴禮記·明堂》集殷周明堂制度于一體，九室象征九宮，繼承了十月歷的明堂制度。九室36門、72窗與十月太陽歷每月包含的天數、五行天數相呼應，十二堂對應陽歷十二月。據《通典》記載，明堂有外搏二十四丈應節氣，二十八柱象七宿，均為漢代增設。《大戴禮記·明堂》融合兩種歷法、文化傳統于一體，形成巧妙結構。
相關研究
清代以前
《大戴禮記》最早由西漢劉歆在《七略》中提及。在北周時期，學者盧辯開始為《大戴禮記》作注。到了宋代，傅卿為《夏小正》篇作注，形成《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南宋的朱熹在編撰《儀禮經傳通解》時，選用了《大戴禮記》中的九篇，部分沿用盧注，部分自作注解。后來，他編撰的《先圣大訓》一書中，又從《大戴禮記》中選取了七篇內容加以敷演。元代的吳澄在編撰《儀禮逸經》時，也從《大戴禮記》中抽取了五篇。然而，這些著作都還談不上深入的研究。
清代
在清代，隨著樸學的興盛，學者們對《大戴禮記》的研究興趣大增。阮元曾表示：“如今學者皆以《十三經》為目，其實除了《十三經》，更應大力研究的，就是《大戴禮記》。”洪亮吉等學者更是提倡將其與《十三經》并列，稱之為“十四經”。清代學者研究《大戴禮記》的專著眾多，或對全書進行注解，或專注于某一篇章。據王鍔的《三研究論著提要》記載，現存的清代研究《大戴記》的專著共有十三種，其中汪紹的《大戴禮記補注》、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以及王樹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四部最為著名。對于《大戴禮記》中的單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夏小正》上，現存的著作有張岐的《夏小正傳注》等四十七種。而關于《孔子三朝記》的研究也有四種，其中洪煊的《孔子三朝記》最為知名。
20世紀
1964年，臺灣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了阮廷焯先生的《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一書。阮氏運用樸學方法對《孔子三朝記》進行了全面研究，并將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孔子三朝記考》一文作為本書的序言。在序言中，阮氏回顧了《孔子三朝記》的研究史，并對其內容進行了分析。他特別指出，《左傳》中有與《孔子三朝記》相似的文字內容，因此推斷《左傳》的編撰曾參考《孔子三朝記》，從而得出《孔子三朝記》的編撰時間可能早于《左傳》的結論。
197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高明先生所著的《大戴記今注今譯》。高氏對《大戴禮記》的四十篇內容進行了解題說明，并對疑難字詞進行注釋，最后用白話文逐句翻譯。
1981年，臺灣師范大學莊雅洲的博士論文《夏小正研究》通過論文答辯，其指導教師為高明、周何雨位先生。莊氏的《夏小正研究》一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夏小正書錄》，按照時間順序詳細列舉了各個時期的研究著作，包括漢代、晉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國七個時期。每一種著作下邊分為作者、著錄、序跋、板本和評論五項，詳細解釋了相關情況，對于了解該著作具有重要價值。
1991年，劉韶軍和謝貴安的合集《太玄大戴研究》出版。謝貴安在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的指導下進行《大戴禮記》的研究，其收錄的《大戴禮記校正》是其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在研究過程中，謝氏對《大戴記》的成書過程、內容、價值進行了考察，撰寫了《大戴禮記簡》一文。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