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龍門派是道教全真教主要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丘處機為開派祖師，為全真道明清以來傳承的主要派別，一直流傳至今，《金蓋心燈》《門公觀志》記有其傳代譜系。
在全真教祖師王重陽病逝后，丘處機在陜西磻溪洞穴居，苦心修煉，又在龍門山（隴縣）苦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東歸棲霞市，并在劉處玄之后接任全真教掌教。丘處機逝世后，其門下弟子形成全真龍門派。由于元初統(tǒng)治者的大力扶持，包括龍門派在內(nèi)的整個全真教，經(jīng)過丘處機、尹志平、李志常等人的發(fā)展，達(dá)到頂峰。后由于元朝宗教政策的改變，以及數(shù)次佛道爭論的失敗，包括龍門派在內(nèi)的整個全真教走向衰微。明代龍門律宗雖然傳嗣不絕，但道派傳衍不廣，道德聲望不高，未受到明朝及上層的重視。直到清代，第七代龍門律師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傳教，皈依者甚眾。尤其是王常月和其同輩沈常敬二人的弟子，在江浙一帶頗有影響，形成了不少龍門支派。但龍門派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別重用、扶植，其發(fā)展走向民間，在民間的發(fā)展比較興盛。
全真龍門派在思想繼承了全真教創(chuàng)派祖師王重陽的思想，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張相互吸收，共同發(fā)展。在修煉上，以修性為首，不尚符，反對黃白之術(shù)，以“全精、全氣、全神”為成仙證真的最高境界。在宗教實踐原則上，秉持“苦己利人”的宗旨。龍門派高道輩出，對于道教教理教義的影響深入而持久，從清以后，便成為全真道的主體。
名稱
“全真”一詞，出自《莊子·盜》，其意是“保持本性”。“龍門”二字是因為祖師丘處機在隴州龍門洞（今隴縣龍門洞）隱修，另有說法是由于姜善信所建之龍門建極宮。全真龍門派是道教全真教主要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丘處機為開派祖師，《金蓋心燈》《門公觀志》記有其傳代譜系。在全真教祖師王重陽病逝后，丘處機在陜西磻溪洞穴居，苦心修煉，又在龍門山（今隴縣）苦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東歸棲霞市，并在劉處玄之后接任全真教掌教。丘處機逝世后，其門下弟子形成全真龍門派，為全真道明清以來傳承的主要派別，一直流傳至今。
誕生背景
蒙古族建立了南北統(tǒng)一的大元帝國。這個帝國疆域空前遼闊，“北逾陰山山脈，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境內(nèi)民族眾多，信仰各異，怎樣才能使他們臣服于大元帝國，使自己的統(tǒng)治得到鞏固，便是元統(tǒng)治者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除武力征服和發(fā)揮政權(quán)的專政職能外，如何對待形色各異的宗教信仰，采取什么樣的宗教政策就顯得極為重要。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就確定了兼容并蓄各種宗教的政策，對境內(nèi)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一體優(yōu)待。這個政策，也為其后的歷代元朝皇帝所遵循。當(dāng)然，元朝對任何宗教不是一視同仁、無厚薄之分，早就有學(xué)者指出，元朝“最重視的是佛教，特別是佛教中的藏傳佛教，其次是道教，然后才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蒙古族入主中原，相繼滅金、滅宋，建立元朝，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取得漢族士人的支持，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因此，元統(tǒng)治者不僅利用儒學(xué)，對道教也表示了尊崇。道教在這個朝代的發(fā)展，以金、宋道派分衍為基礎(chǔ)而又有新的發(fā)展和演變，無論新舊，諸道派均更加興盛且逐漸合流。其興盛的景況，相對于唐宋來說，除在理論創(chuàng)新方面略為遜色外，在組織發(fā)展上則猶超之。在眾多的道派中，由于全真道和龍虎山正一道自身條件的優(yōu)越，發(fā)展更為突出。
當(dāng)成吉思汗在率軍西征時的1219年，他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往登州（今屬山東省）宣召全真道首領(lǐng)丘處機，當(dāng)時丘處機已拒絕金、宋兩國的召請，正在觀望形勢。丘處機于明昌二年（1191）東歸棲霞后，并沒有如在陜西省時那樣隱居苦修，而是盡展其社會活動才能，與不少達(dá)官貴人、當(dāng)代名臣相往還，其社會影響日益增大，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丘處機際遇成吉思汗，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歷史沿革
祖師奠基
丘處機是王重陽七大弟子中年紀(jì)最輕的一位，他在王重陽病逝之后，隨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等送師靈柩回終南山劉蔣村安葬后，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入陜西磻溪（今陜西寶雞鎮(zhèn)附近）隱棲苦修六年。又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隱隴州龍門山（今河津市西北）七年。經(jīng)過13年的隱修，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回劉蔣村居住。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完顏雍詔至燕京（今北京）主持萬春節(jié)醮事，同年秋返回終南。明昌元年（1190），完顏璟以“惑眾亂民”為由，下詔禁罷全真道等，遂于次年（1191）東歸棲霞，建觀居之。東歸棲霞后，丘處機便開始與社會上層人物相交往，逐漸影響四播。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贈予《大金玄都寶藏》一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賜所居觀名為太虛觀。
完顏珣貞祐二年（1214）秋，山東省大亂，楊安兒等起義，駙馬都尉討之，均告無功。金章宗請丘處機對起義者進行安撫，據(jù)說“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登州、寧海）遂定”。丘處機名噪一時，顯示出他的名望及全真道的號召力。從此，他成為金、南宋、蒙古三方統(tǒng)治者關(guān)注的對象，都派使臣前往召請，希其能為己所用。但是，丘處機審時度勢，準(zhǔn)確地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先后拒絕了金、南宋朝廷的召請。然而，當(dāng)成吉思汗于1219年5月派使臣劉仲祿召請時（劉于當(dāng)年十二月到達(dá)丘處機住地萊州），卻毫不猶豫地應(yīng)召，而也正是在這一年，他拒絕了南宋朝廷的召請。
丘處機在答允赴召之第二年，即孛兒只斤·忽必烈十五年（1220）正月，便率領(lǐng)弟子18人隨行，從萊州市啟程北上，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終于到達(dá)此行目的地——設(shè)于阿姆罕河南岸（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的軍營。對此，成吉思汗十分贊賞，丘處機一到達(dá)，就立即召見，丘處機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獲得優(yōu)寵。他在成吉思汗身邊待了近兩年，便請求東歸，被允準(zhǔn)。成吉思汗授其虎頭金牌及璽書，令其掌管天下道教，詔免道門賦役。
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恩寵有增無減，給予全真道發(fā)展的特權(quán)。丘處機不失時機，大力發(fā)展全真道。到達(dá)燕京后，丘處機即著手“立觀度人”之計劃。丘處機所做的這些事情，不僅擴大了全真教的影響和組織，而且也使他在朝野上下聲望倍僧，成為北方道教的風(fēng)云人物，全真道成為當(dāng)時最為顯赫的道派。以此為起點，至尹志平、李志常相繼掌教期間，全真道的發(fā)展進入了其發(fā)展的鼎盛期。
鼎盛標(biāo)志
全真道的鼎盛局面，有這樣幾個標(biāo)志：一是道門興旺，門徒眾多，且知名道士多。不僅丘處機門下如此，其他六真門下亦如此。僅就丘處機門下而言，真正是人才濟濟，既有隨其西覲的18位弟子，又有積極推行其立觀度人計劃的干將，還有繼其遺志編修《玄都道藏》的門徒，從中產(chǎn)生出接任他做掌門的后繼者，且再傳弟子中也多知名者。二是大批修建宮觀。以燕京地區(qū)為中心，遍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山東省、陜西省、甘肅省等地區(qū)，幾乎凡是丘處機到過之地，都修建了宮觀，如固本觀、清逸觀、長生觀等。三是重修金朝編的《大金玄都寶藏》。金代編纂的道藏經(jīng)板，在火災(zāi)中被焚，各地所存藏經(jīng)又多毀于兵火。丘處機覲見元太祖成吉思汗返回燕京后，有重新編修道藏之意，并將此事付予其徒宋德方承擔(dān)。這次編藏，是全真道完全以一派之力量來進行的，在道教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充分展示了全真道所擁有的實力，也是全真道鼎盛期的標(biāo)志之一。編成后的道藏，名《玄都寶藏》，共7800余卷，比《大金玄都寶藏》多收道經(jīng)1400余卷。
盛極而衰
1227年丘處機逝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接任丘處機掌教，為全真道第六任掌門人。尹志平嗣教后，他為蒙古統(tǒng)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會隱患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獲得了蒙古統(tǒng)治者的寵信和支持。1238年繼尹志平之后掌教，李志常是為全真道第七代掌教人，孛兒只斤·窩闊臺窩闊臺和李純孛兒只斤·蒙哥對李志常尤為賞識。在此之后，全真道在幫助元朝統(tǒng)治者收攬人心，安撫百姓，以穩(wěn)定其統(tǒng)治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全真道在李志常執(zhí)教時期能發(fā)展到巔峰。
到李志常晚年，由于佛教和道教間矛盾激化。元憲宗五年（1255），因為《化胡經(jīng)》和《老子八十一化圖》之事，全真道與佛教在御前展開辯論。佛教一方不僅說《化胡經(jīng)》和《老子八十一化圖》“謗訕佛門”，歷數(shù)《化胡經(jīng)》和《老子八十一化圖》之妄，而且特別提出全真道侵占佛教寺院。更為嚴(yán)重的是，佛教意欲將全真道置于反叛朝廷的位置上。以李志常為首的全真道徒對佛教一方提出的詰問根本不敢爭辯，最終敗在了以少林長老雪庭福裕為首的佛教徒之下，其結(jié)果是“燒毀經(jīng)板，退還佛寺三十七處”。從此，全真道迅猛發(fā)展的勢頭戛然而止，逐漸走向發(fā)展低谷。
李志常于1256年將教門事交付張志敬后辭世，張志敬掌教之初，即面臨由御前小辯論而導(dǎo)致全真道受挫局面。緊接著，在孛兒只斤·蒙哥八年（1258），佛、道之間又爆發(fā)了一場空前規(guī)模的大辯論。此次辯論，參加的佛、道徒共有五百余人，雙方各出17人作為主辯。從參加辯論的雙方的陣容看，佛教一方具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不僅有漢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更有多位被尊為國師的僧人。在佛教徒的猛烈批駁下，以張志敬為首的全真道一方，毫無招架之力，最終敗北在以那摩國師為首的佛教一方。落敗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遣使臣脫歡將道士樊志應(yīng)等17人，詣龍光寺削發(fā)為僧。又下令焚毀偽經(jīng)45部，歸還佛寺237所，全真道再遭重創(chuàng)。在這樣的情形下，張志敬在教事上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作為，全真道的景況是江河日下，處境維艱。
至元十七年（1280），又發(fā)生了元代第二次佛、道大辯論，全真道再次受創(chuàng)。佛教徒奏稱在保定市、真定、太原市、平陽、河中府、關(guān)西等處仍有道藏偽經(jīng)板未焚毀。元世祖忽必烈聞奏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詔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教掌教李德和、杜福春等，及其文臣、僧錄司教禪諸僧，一同于長春宮考訂道藏經(jīng)板真?zhèn)巍？加喌慕Y(jié)果，仍是不利于全真道，最終除老子《道德經(jīng)》及有關(guān)齋醮祠祭的道書允許保存外，其余道經(jīng)，特別是牽涉佛道關(guān)系的道書、傳記等，被堅決焚毀。據(jù)學(xué)者們研究，此次焚毀的道經(jīng)，有794種、2500卷，相當(dāng)于半部明《正統(tǒng)道藏》。
衰敗之因
全真道在幾次佛道辯論中的失敗，結(jié)束了其鼎盛的局面。全真道在政治上遭受慘重打擊，鼎盛局面的結(jié)束，其主要原因是元室宗教政策的改變。當(dāng)時，全真道發(fā)展勢頭之迅猛，可說是超乎想像的，不僅在下層群眾中擁有眾多的信徒，且亡金士大夫也多有人托庇其門下，這不能不引起當(dāng)朝統(tǒng)治者的猜疑，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考慮，如果任由其這樣發(fā)展下去，勢必有使自己的統(tǒng)治受到威脅的危險。而且，從宗教信仰上來說，元室崇奉的是薩滿教和藏傳佛教，事實上，一些全真道徒的行為，刺傷了他們的宗教感情。這樣，全真道受創(chuàng)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蒙（元）統(tǒng)治者放棄了成吉思汗以來的對全真道大力扶植的政策，轉(zhuǎn)而采取有限的支持和加以適當(dāng)?shù)匾种普咭矂菰诒匦校?dāng)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已統(tǒng)一了江南，注意力轉(zhuǎn)向南方，對于北方的全真道在政治上自然不會有太大的倚重，相反，還會顧忌到全真道發(fā)展過盛所起的反作用。
明代
全真道在元代受統(tǒng)治者的重視，在政治上享有極高的地位，發(fā)展也極為迅猛。然則，隨著元王朝的覆滅、全真道本身的蛻變，入明以后，幾乎銷聲匿跡，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僅在明中葉以前其道士榮貴者甚少，且終明之世也寂然無聞。明朝皇帝從朱元璋起，對全真道即不太重視。在朱元璋看來，全真道唯修一己性命的教旨，并不適合自己從政治上利用道教的政策，他認(rèn)為全真道不能滿足其敦人倫，厚風(fēng)俗，以鬼神暗助王綱的需要。再者，全真道是起于北方的道派，與元代統(tǒng)治者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這也可能是明代統(tǒng)治者與全真道關(guān)系疏遠(yuǎn)的原因。
明代全真道士中，除全真教的武當(dāng)?shù)朗繌埲S得到明統(tǒng)治者優(yōu)遇外，全真道北七真門下所形成的各門派于明初中葉罕見有影響的高道出現(xiàn)，受皇帝征召，賜號封官者更少，最有勢力的乃是丘處機所傳的龍門派。據(jù)明末清初王常月《缽鑒》記述，形成于元明間的“龍門律宗”，以戒律密傳。活動于元代的是第一代律師趙道堅和第二代律師張德純。第三代律師陳通微、第四代律師周玄樸、第五代律師張靜定和沈靜圓、第六代律師趙真嵩，他們皆活動于明代，并使龍門派的傳播范圍也擴展到江南地區(qū)。
龍門律宗雖然傳嗣不絕，但道派傳衍不廣，道德聲望不高，未受到明朝及上層的重視。因不受朝廷的重視而失去在元代的聲勢，幾乎寂然無聞，許多全真道士安于寂寞，恪守本分，具有全真道初期的純樸之風(fēng)，為后來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chǔ)。全真道雖然沒有參與明代宮廷政治，但它的影響，特別對于道教教理教義的影響，卻是深入而持久的。而道教仍向著各派融合的路子走，而且差別日漸縮小，各教派之間已無嚴(yán)格的宗派隔閡，互相間交融的傾向卻日趨明顯。
清代民國
1644年，順治帝進入北京，即皇帝位，國號大清，紀(jì)元順治，開始了清王朝對全國的統(tǒng)治。雖然清統(tǒng)治者在宗教信仰上信仰薩滿教，入關(guān)后又接受了佛教，對道教缺乏信仰。然而，要統(tǒng)治全國，對傳統(tǒng)的道教就不得不加以利用。這樣，他們對道教采取的政策是：在嚴(yán)格防范和抑制的條件下加以利用，且抑制不斷加強。
全真道在經(jīng)過長期沉寂之后，以丘處機門下的龍門派為主體，呈復(fù)蘇之勢，且出現(xiàn)了一大批高道。其中王常月，是為第七代龍門律師，是在清代振興全真道龍門派的主帥。王常月以振興教門、光復(fù)全真祖風(fēng)為己任，開始了振興全真道的闡教活動，并取得了順治帝的信任，賜為“國師”。順治十三年（1656）、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三次“奉旨主講白云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時間南北道士紛紛前來求戒，對全真道的振興意義非同尋常。不僅發(fā)展了大批教徒，使全真道實力大增，其中有許多人都成為“振興龍門”的得力干將，更為重要的是使世人得知全真道已獲得清統(tǒng)治者的認(rèn)可和支持。康熙即位后，王常月仍獲得支持。康熙帝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傳教。先后于南京、杭州市、湖州市、武當(dāng)山等地開壇說戒，系統(tǒng)闡釋全真道龍門派的思想特點，皈依者甚眾。這樣，不僅為龍門派在江浙一帶的迅猛發(fā)展播下了種子，而且使武當(dāng)山的道士大都皈依其門下。
全真道在清代王常月的振興下，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別重用、扶植，其發(fā)展還是走向民間，在民間的發(fā)展比較興盛。尤其是王常月和其同輩沈常敬二人的弟子，在江浙一帶頗有影響，形成了不少龍門支派。此外，東北、西北、西南等邊遠(yuǎn)地區(qū)都有龍門宗嗣。據(jù)《諸真宗派總簿》載，全真道除龍門派外，其他支派皆傳續(xù)不絕，但社會影響不是太大。事實上，全真道龍門派從清以后，便成為全真道的主體。
在宗教行持上，以龍門派為主體的清代全真道，其道徒多兼行齋醮祈，以香火收入為謀生手段，與正一道道士沒有多大區(qū)別，顯示出兩大道派之間不斷融合的趨向。全真道雖經(jīng)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復(fù)興之象，以至在清末時仍有相當(dāng)勢力，其宮觀庵院遍布全國各地，田產(chǎn)收入也相當(dāng)多，僅北京白云觀在清末至民國初年便有土地5800余畝。
傳承譜系
全真龍門派祖師丘處機師承于全真教創(chuàng)始人王重陽，王重陽去世后，其弟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郝大通、孫不二等七人及再傳弟子各自成立全真教分支。全真南無派遵譚處端為開派祖師，全真華山派尊郝大通為開派祖師，全真崳山派尊王處一為開派祖師，全真遇仙派尊馬鈺為開派相師，全真隨山派尊劉處玄為開派祖師，全真清靜派尊孫不二為開派祖師。其中丘處機年齡最小，其門下弟子成立全真龍門派，并遵其為祖師。
王重陽
王重陽（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字知明，道號重陽子。全真教創(chuàng)教人，為京兆（今陜西省）咸陽大魏村人。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王重陽自稱在甘河鎮(zhèn)遇神人授之修煉真訣，便在終南山筑穴洞，名“活死人墓”，穴居修道二年多，對外佯裝瘋狂，自號“王害風(fēng)”。完顏雍大定七年（1167），自己突然焚燒其居，只身前往山東省傳教，在文登區(qū)、寧海、福山區(qū)、登州（今蓬萊區(qū)）、萊州市（今掖縣）活動，先后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郝大通和馬鈺之妻孫不二七人為徒，世稱“七真”，并建立了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以“全真”名其教。四方前來受戒者接踵而至，不數(shù)年，徒眾遍及山東。
大定九年（1169）秋，他留王處一、郝大通二徒在昆崳修煉，自己則攜丘、劉、譚、馬西歸。一行人到達(dá)開封市的第二年，王重陽即辭世，四弟子扶柩回渭河平原，將其安葬于終南劉蔣村其舊隱之地（今鄠邑區(qū)祖庵街道）。此后，大弟子馬鈺便為掌教，其余六真便各在山東省、河北省、陜西省、河南省一帶修煉，活動中心主要在關(guān)中。從完顏雍后期起，全真道活動中心便隨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等的相繼東返，又回歸于山東半島。
丘處機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號長春子，金朝登州棲霞縣 (今山東棲霞市) 濱都里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全真龍門派祖師。祖、父輩務(wù)農(nóng)，幼小父母雙亡，過著流離生活。十九歲潛居昆箭山學(xué)道，大定七年 (1167)九月在寧海州全真堂投師王嘉，隨侍左右。王嘉死后，他居渭河平原溪、龍門潛心修道十三載。大定二十六年 (1186) 執(zhí)掌教事，后因政府清查度牒，罷全真教而返回山東老家。興定四年(1220)，丘處機拒絕宋、金多次邀請，斷然率十八弟子西覲成吉思汗，三次向其講道，并隨軍東行。天會四年(元太祖十九年)二月歸燕京，住太極宮，成吉思汗賜:掌天下道教，任其修建宮觀，免全真道徒賦役三大特權(quán)。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患癡疾，七月逝于太極官享年八十。次年（1228年），他被元廷追封為“長春弘道通密真人”。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96年)，又被封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孛兒只斤·海山至大三年(1310年)，又加封為“長春全德神化明應(yīng)真君”。有《硒溪集》《鳴道集》《大丹直指》《長春真人西游記》等著述傳世。
龍門后人
丘處機門下又傳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趙道堅等人。據(jù)清閔一得《金蓋心燈》記載，龍門派第一代律師為丘處機弟子趙道堅（有爭議）。趙道堅之后有張德純、陳通微、周玄樸、張靜定、趙真嵩等人繼承衣缽， 七傳至王常月時， 龍門派始公開傳戒。
下圖來自《道教史》
尹志平
尹志平（1169—1251），字太和，祖籍河北滄州，宋時遷往山東萊州（今山東掖縣），故一般都認(rèn)為他是山東萊州人。尹志平從小聰穎，讀書日記千余言。14歲時遇馬鈺，遂有出家之志。無奈其父不允，便偷偷從家逃跑，意欲出家，被家人追回。后又幾次逃跑，其父只好同意，終了出家之愿。起初，住昌邑之西庵，夢劉處玄為其斷首剖心，覺而大悟。明昌辛亥（1191），參丘處機于棲霞，遂執(zhí)弟子禮。1219年，丘處機赴西域大雪山見成吉思汗，尹志平也隨之前往。1227年丘處機逝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接任丘處機掌教，為全真道第六任掌門人。尹志平嗣教后，他為蒙古統(tǒng)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會隱患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獲得了蒙古統(tǒng)治者的寵信和支持。尹志平于1238年春將教事付予李志常，自己則隱居于大房山玉和宮，同時亦輔助李志常處理一些教事，于1251年春辭世。孛兒只斤·忽必烈中統(tǒng)二年（1261），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孛兒只斤·海山至大三年（1310），加贈“清和妙道廣化崇教大真人”。他著有《葆光集》，其弟子段志堅輯其平時講論為《北游語錄》。
李志常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號真然子，開州觀城（今山東范城）人。幼孤，由伯父養(yǎng)大。19歲，負(fù)書云游，隱藏于牢山和天柱山。1218年6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公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取道號“真常子”。1219年，隨丘處機至西域謁見成吉思汗，返回后留居燕京。凡教門公事，丘處機皆與之聞。1227年，尹志平委其為都道錄兼領(lǐng)長春宮事。1238年繼尹志平之后掌教，是為全真道第七代掌教人。孛兒只斤·窩闊臺窩闊臺和李純孛兒只斤·蒙哥對李志常尤為賞識。窩闊臺在登基為皇帝前，于1229年在乾樓召見李志常，登基后，更是屢屢召見，賜號“玄門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對李志常大建全真道宮觀給予了大力支持。全真道在李志常執(zhí)教時期能發(fā)展到巔峰，不是偶然的，他為李世民、憲宗做了不少治國工作。晚年，由于佛教和道教間矛盾激化，全真道與佛教在御前展開辯論，以李志常為首的全真道徒全面落敗。于1256年將教門事交付張志敬后辭世。他著有《又玄集》（已佚）、《長春真人西游記》。
趙道堅
趙道堅 (1163- 1211) ，原名趙九古，道號虛靜子，人稱虛靜先生。他是金末蒙元時期全真道的重要人物，生前曾是丘處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逝世后被龍門派尊奉為第一代大律師。趙道堅出生于世宦家庭，父親為淄州 (今山東淄博) 知府，后改同知平?jīng)鍪?/a> (今甘肅平?jīng)?，舉家隨遷。趙道堅小時天資澹靜，風(fēng)清骨奇喜歡參悟道家經(jīng)典，尤其喜讀老莊。于大定二十年 (1180)到龍門 (今隴縣西北) 拜丘處機為師，為他改名為道堅。1219年冬，成吉思汗派使者赴山東省召請丘處機到西域勤見，隨丘處機西行。1211年春，趙道堅奉師西行從山東登州出發(fā)遠(yuǎn)赴西域，1211年11月病逝于中亞賽藍(lán)城。1250年，李志常掌管天下道教事務(wù)，奉命褒美道門師德贈趙道堅“中貞教玄應(yīng)真人號，葬其冠履五華山，每歲祭祀。元至大三年 (1310) ，朝廷下令，正式敕封趙道堅為“中貞翊教玄應(yīng)真人”。元代全真道呈衰微之勢后些龍門派道士重新理清傳承譜系，趙道堅跟隨丘處機多年，深受器重，很多情況都確實符合譜系傳承的需要，被尊奉為龍門派第一代大律師。
王常月
王常月（？—1680），原名平，法名常月，號昆陽，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今屬山西）人，七代龍門律師。王常月以振興教門、光復(fù)全真祖風(fēng)為己任，取得了順治帝的信任，賜為“國師”。順治十三年（1656）、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三次“奉旨主講白云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時間南北道士紛紛前來求戒，不僅發(fā)展了大批教徒，使全真道實力大增，其中有許多人都成為“振興龍門”的得力干將。康熙即位后，王常月仍獲得支持。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傳教。先后于南京、杭州、湖州、武當(dāng)山等地開壇說戒，系統(tǒng)闡釋全真道龍門派的思想特點，皈依者甚眾。這樣，不僅為龍門派在江浙一帶的迅猛發(fā)展播下了種子，而且使武當(dāng)山的道士大都皈依其門下。總之，王常月使久衰的全真道龍門派逐漸復(fù)興，被后世道教徒視為龍門中興之祖，譽為“我朝高士第一流人物”。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逝世，康熙帝追贈為“抱一高士”，并命于其墓上建響堂、塑像，每年忌日還遣官致祭。王常月著有《初真戒律》一卷、《缽鑒》五卷，以及弟子們根據(jù)他在南京碧苑說戒整理而成的《碧苑壇經(jīng)》（又稱《龍門心法》）。
核心思想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這個特點，可說是全真教義最為鮮明突出之處，從王重陽創(chuàng)教之日起，一直都很重視。全真龍門派祖師丘處機繼承了此思想，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張相互吸收，共同發(fā)展。他的外修功行方面就吸取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等說教，在《寄西州道友書》一文中提到的內(nèi)外日用理論便是以道為內(nèi)、以儒為外的儒道結(jié)合理論，即用道家的修性結(jié)合儒家的事功以達(dá)到追求的目標(biāo)。在論及性與道的關(guān)系時，他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論，將儒家的“天命”“天道”融入道家的“道”中。他號召全真教徒不斷修煉心境、消除邪念、雜念，也類似于儒家“性相近，習(xí)相遠(yuǎn)”的說法。在為金、元朝統(tǒng)治者講道時，他也將儒家的“仁愛”“忠孝”理論摻雜其中，以此作為重要的命題。而在內(nèi)修心性方面，丘處機則更多吸收了禪宗的觀點，與佛家的“明心見性成佛”頗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丘處機不贊成禪宗的“頓悟說”，而是要經(jīng)過長期艱苦的修煉來達(dá)成成仙的目的。另外他的和平思想也融入了佛教的“至善”觀念，要求信徒心存善念，提倡止惡揚善。他將佛家的“至善”觀念與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相集合，形成了他濟世安民思想的基礎(chǔ)。
修煉思想
以修性為首，不尚符箓，反對黃白之術(shù)，以“全精、全氣、全神”為成仙證真的最高境界。雖然追求長生成仙，但鄙棄肉體，認(rèn)為肉總歸要腐爛，血液總要干竭。肉體不可能永恒不滅，永恒不滅的只有身中不生不滅、超出生死的“性”。他們稱之為“心之性”，或“元神”、“本真”、“真性”、“本來真性”等等。從這種真性超出生死的觀點出發(fā)，在修煉上確定了唯重修心見性以期成仙證真的修煉路線，通過對心性的修煉以達(dá)到“全精、全氣、全神”，謂之“全真”的超出生死之外的最高境界，即通過對性的修煉以達(dá)到生命的永恒。總之，全真道龍門派的修煉之道，以降伏心意、明心見性為道要，是內(nèi)煉成丹之前提，而又主張煉化精、氣、神以結(jié)丹成仙，可說是明心見性與傳統(tǒng)內(nèi)丹的結(jié)合、融合。
苦己利人
“苦己利人”是全真教所有分支派別的宗教實踐原則，是祖師王重陽所立。“苦己”是要求全真道士應(yīng)把物質(zhì)生活需求降低至最小的程度，摒絕一切物質(zhì)欲望。“利人”不僅是宗教道德要求，而且是成仙得道的重要條件，金朝全真道上至創(chuàng)教祖師及其“七真”，下至一般道徒，都以此作為宗教實踐的原則嚴(yán)格奉行，史料中關(guān)于他們“苦己利人”的記載，俯拾皆是。
相關(guān)典籍
祖庭
白云觀
白云觀位于北京西便門外，其前身為唐朝天長觀，至今觀內(nèi)存有一座漢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據(jù)說為唐代遺物。金正隆五年 (1160年)，天長觀遭火災(zāi)焚燒盡。金大定七年(1167年）敕命重修，歷時七載，至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竣工，完顏雍賜名為“十方天長觀”。泰和二年(1202年)，天長觀又遭遇火災(zāi)，僅余老君石像。翌年重修，改名曰“太極宮”。丘處機西行返回燕京后入住太極宮，孛兒只斤·忽必烈二十二年(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敕改太極宮為“長春觀”。丘處機病逝后，其遺骨被埋葬于處順堂（今邱祖殿），白云觀遂成為道教全真道龍門派祖庭。明初，以處順堂為中心重建宮觀，并易名為“白云觀”。清代王常月主持該觀后，對該觀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重修，今現(xiàn)存建筑多為清代重修。因今全真教徒大多數(shù)屬龍門派，白云觀也就稱為“全真道第一叢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道教協(xié)會、中國道教學(xué)院及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等道教界的全國性機構(gòu)均曾設(shè)立在白云觀。
棲霞太虛宮
棲霞太虛宮，位于山東煙臺棲霞市長春湖畔，因其所在地名為濱都里，當(dāng)?shù)厮追Q“濱都宮”。于明昌二年（1191年）丘處機回鄉(xiāng)隱居時在其故居上所建，泰和八年（1208年）被金章宗賜名“太虛宮”。1912年時，大多數(shù)殿堂被火焚毀，但尚存丘祖殿、范祖殿、丘祖父母塔等建筑。1956年時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修筑棲霞庵里水庫時，為防止太虛宮被淹，丘祖殿、范祖殿等建筑被拆除。“文革時期”，墓塔和詞碑等文物古跡遭到破壞。現(xiàn)存太虛宮是1995年在原址基礎(chǔ)上恢復(fù)重建的，占地面積13萬平方米，宮殿建筑面積52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34座。2003年被國務(wù)院批準(zhǔn)為宗教活動場所。
龍門洞
龍門洞，始于春秋，建于西漢，盛于金元。因道教全真派真人之一丘處機丘處機隱修于此，創(chuàng)立龍門派，被譽為“龍門祖庭”。龍門洞景觀以奇險著稱，素享渭河平原第二華山之譽，與“西鎮(zhèn)”吳山（今屬寶雞市）東西相望，相互輝映。它是全真龍門派的發(fā)祥地，為道教徒頂禮膜拜的祖庭，因而馳譽遐邇。龍門山奇峰疊起，森林茂密，飛瀑流泉比比皆是，更有寒潭幽洞遍布山中，為關(guān)中山水奇觀。
教義教制
全真道教義教制由王重陽制定，包括全真龍門派的所有分支派別都謹(jǐn)遵教誨，其主要為：一、凡出家者先須投庵，身以心定，氣神和暢；二、云游訪師，參尋性命；三、學(xué)書不尋文亂目，宜采意心解；四、精研藥物，活人性命；五、修蓋茅庵，以遮日月，但不雕梁峻宇而絕地脈；六、道人必須擇高明者合伴，以叢林為立身之本；七、凡靜坐者須要心如泰山，不動不搖，毫無思念；八、剪除念想以求定心；九、緊肅理性于寬慢之中以煉性；十、調(diào)配五行精氣于身；十一、修煉性命是修行之根本；十二、入圣之道，須苦志多年，積功累行；十三、超脫欲界、色界、無色界；十四、養(yǎng)生之法在于得道多養(yǎng)；十五、超離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離凡世。
龍門字譜
嘉靖三年 (1524) 河南王屋山 《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所列的龍門派字為：“道德通玄凈，真常守太清，一陽微復(fù)本，合教永延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陜西宗圣宮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記》所列的龍門派字為：“道德通玄凈，真常守太清，一陽來赴本，仁義禮知信。”明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山東青州 《金蓮正宗仙源圖》所列的龍門派字則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fù)本，何教永元明。”三個版本的前 12 個字基本相同( “凈”與“靜”在道教中常有混用)，而《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和 《金蓮正宗仙源圖》中后5 個字中存在3 個同音不同字的情形，而《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記》最后 5 個字與其他兩個版本則完全不同，其內(nèi)容則是后來華山派字譜中的最后5 個字。
全真龍門派字譜最初誕生在哪里，現(xiàn)無從考證。但由于派字譜追溯到了全真掌教宗師丘處機祖師，因此更具有道統(tǒng)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而得到教門廣泛的認(rèn)同。經(jīng)由教內(nèi)口耳相傳而不斷傳播，許多不同傳承的全真道士便乘機改換師承譜系，搖身一變成為全真龍門“正宗嫡傳”，這是明代龍門派字譜得以迅速傳播和廣泛使用的重要因素，其流行于大部分北方地區(qū)，湖北、江西省和云南省也有少量的傳播。至于從第幾個字開始使用龍門派字，各地全真道士的做法并不相同，似乎比較隨意地從某個字開始使用，而沒有考慮從丘處機時代到當(dāng)時的年代間隔。如明隆慶元年(1567)終南山萬壽宮通仙觀，鐘款署名有本宮道士39人，其中“凈”字輩1人，“真”字輩6人，“常”字輩13人，“守”字輩13人，加上弘治年間的“通”字輩和“玄”字輩，終南山萬壽宮通仙觀從“通”字輩開始連續(xù)6代使用龍門派字。弘治十八年(1505)是目前發(fā)現(xiàn)全真龍門派使用“通”字輩的最早時間，其之前所師承的派字不詳。當(dāng)然也有道士甚至從比較靠前第二個字“德”字輩開始取名的，如山西介休后土廟全真道士在正德十四年(1519)從“德”字開始使用龍門字譜，其所師承的前兩輩道士輩字卻分別是“洞”和“福”。
分布
全真龍門派是全真道影響最大的支派，其勢力遠(yuǎn)超全真門下的其余諸派，情況與佛教禪宗的臨濟相似，故世有“龍門、臨濟半天下”之說。關(guān)于龍門派形成時間和過程，目前尚缺乏關(guān)鍵史料證據(jù)，教內(nèi)及學(xué)界的看法也難以統(tǒng)一。但是全真龍門派的存在和流行卻是事實，從明代開始在山西、陜西、山東、河南、江西、湖北、云南、北京等地均有依照龍門派字譜取名的全真道士在活動。
龍門派分支
龍門派在其傳播過程中，又不斷分衍出許多小支派。如王常月弟子第八代金筑老人在浙江省余位金筑坪啟天柱觀派，下傳第九代潘太牧 ，遞傳第十代王清虛，第十一代潘一元。常月弟子第八代陶守貞在湖州金蓋山啟云巢支派，下遞傳第九代陶思，第十代徐清，第十一代徐一返。常月弟子第八代黃守正，在蘇州啟太微律院支派，下傳第九代孫太。王常月弟子第八代呂守，在蘇州啟冠山支派，下傳第九代呂太晉。王常月弟子雞足道者黃守中在雞足山啟西竺心宗，下傳管天仙，管傳金懷懷，金傳不死生物，再傳住住生等。龍門派第九代周太朗，在杭州啟金鼓洞支派，下傳第十代戴清源 、高清顯，戴傳第十一代駱一中，再傳第十二代蔡陽善，再傳第十三代戴北莊，再傳第十四代張復(fù)純。第十代高清顯啟天臺桐柏宮支派，下傳第十一代方一定、沈一炳，其后不斷傳衍，門庭很盛。第十代陳清覺在四川青城山開碧洞宗，歷傳至民國，已至第二十三代。其他龍門支派尚多，難以枚舉龍門派自清代“中興”后，一支獨秀地傳衍不絕，支派愈衍愈繁，地城愈傳愈廣。其規(guī)模不僅超過和掩蓋了全真道其他支派，而且在許多省區(qū)更取代正一派。
相關(guān)宗派
全真教
全真道，又稱“全真教”，是京兆府甘河鎮(zhèn)酒監(jiān)王重陽于南宋與金簽訂“紹興和議”、劃定疆界之后，在金朝占領(lǐng)的原北宋土地上創(chuàng)立的一種新道教，也是道教鼎革過程中涌現(xiàn)出來的一支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教派。因它以三教圓融的內(nèi)丹為主要方術(shù)初期流行于北方，史稱“內(nèi)丹北派”。全真道經(jīng)“北七真”、尤其是丘處機及其弟子的完善與發(fā)展，成為元代以來家喻戶曉，與正一派對峙流傳至今的道教兩大派之一。
全真道的教祖、骨干多出身于知識階層，其文化素養(yǎng)在金初三大道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現(xiàn)存金代全真道士的著作約有二十余種，其中有關(guān)教義、教制的論著重要的就有：王重陽《立教十五論》《金關(guān)玉鎖訣》《授丹陽二十四訣》，馬鈺《丹陽真人直言》、《丹陽真語錄》，劉處玄《至真語錄》，丘處機《大丹直指》，侯善淵《上清太玄鑒誡論》及《晉真人語錄》。而且，他們還善于用詩文表達(dá)其思想，這方面重要的有：王重陽《全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馬鈺《漸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燦》，劉處玄《仙樂集》，譚處端《水云集》，丘處機《磻溪集》，郝大通《太古集》，王處一《云光集》，侯善淵《上清太玄集》，長筌子《洞淵集》等等。這些論著和詩文集，不僅全面而系統(tǒng)地表述了全真道的教義教制，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文學(xué)水平。
全真南無派
全真南無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譚處端為開派祖師。譚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全真道祖王重陽之弟子。卒于金大定二十五年 (1185)。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長真云水蘊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據(jù)《南無道派宗譜》以譚處端為第一代宗師，傳至第五代宗師楊理信，時至明初，又經(jīng)胡玄宗、馬微善、劉至洞、周妙超、陳仙后、朱立剛，傳至第十二代宗師許去乾，時為明末。再由清初第十三代宗師孔云峰，經(jīng)羅霄遠(yuǎn)、鄭上乘、邢功廣、高成岳、曾必先、甄有虛，傳至第二十代宗師劉名瑞。劉名瑞(1839-1931)，號盼蟾子，隱居于京華桃源觀，撰有《道源精微歌》《深煽易考》《敲洞章》、《清靜經(jīng)圖注》等書，闡述內(nèi)丹學(xué)，集為《盼蟾子道書三種》刊行，是該派宗師中唯一有著作傳世者。劉名瑞自稱:“演法于龍門、受法于南無。”似又曾受法于龍門派。該派徒眾活動于華北、東北，勢力、影響遠(yuǎn)不及龍門派。
全真華山派
全真華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郝大通為開派祖師。郝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全真教祖王重陽之弟子。卒于金崇慶元年 (1212)。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廣寧通玄太古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該派活動無系統(tǒng)記載，僅見零星記錄。清陳銘理《長春道教源流》卷七:貝本恒，字常吉，淮陽人。年十七，禮武當(dāng)袁正遇為師，后師龍門派于常月受戒律。于《易》學(xué)頗有造詣，著有《周易參義》《黃老旨?xì)w》。此處謂其受龍門派王常月戒律，當(dāng)為龍門派道士。但《金蓋心燈》卷四《沈輕云律師傳》則謂其為華山派。卷三《樊初陽律師傳》亦謂貝本恒為華山派裔，謂其又從樊太初《號初陽)學(xué)，“得其宗旨”。他和弟子李仁凝在清康、雍、乾間活動于浙江德清、余杭區(qū)一帶。于此可見華山派活動之一斑。《諸真宗派總簿》第十三，記有華山派之傳代派字，前四句為:“至一元上道，崇教演全真，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據(jù)此，貝本恒為華山派第十五代，李仁凝為第十六代。
全真崳山派
全真崳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王處一為開派祖師。王處一，字精通、號玉陽子。全真教祖王重陽之弟子。本于金宜宗興定元年 (1217)。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玉陽體玄廣度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觀抄藏之《諸真宗派總簿》，記有該派傳代派字，證明該派至那時尚有傳承。但傳承及活動情況，未見記載。
全真遇仙派
全真遇仙派 ，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馬鈺為開派相師。馬鈺（1123—1183），字玄寶，號丹陽。全真教祖王重陽弟子。本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丹陽抱一無為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觀抄藏之《諸真宗派總薄》中，記有該派傳代派字，證明至那時，該派尚有傳承。其傳承與活動情形不詳。
全真隨山派
全真隨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劉處玄為開派祖師。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全真教祖王重陽弟子。卒于完顏璟泰和三年 (1203)。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觀抄藏之《諸真宗派總薄》記有該派傳代派字，其傳承、活動情況不知其詳。
全真清凈派
全真清靜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孫不二為開派祖師。孫不二，號清靜散人，馬鈺之妻，全真教祖王重陽弟子。卒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清靜淵貞順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清靜淵貞玄虛順化元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觀抄藏之《諸真宗派總簿》中，記有該派傳代派字不知其傳承與活動詳情。
全真隱仙派
全真隱仙派，全真道支派，又稱隱派或猶龍派，尊明初道士張三豐為祖師。張三豐，元末明初人。其名字、籍貫履歷，各家記載不一，傳說甚多。據(jù)清李涵虛《張三豐先生全集·道派》該派稱名隱仙派，一稱隱派或猶龍派并張三豐師承火龍真人，火 龍師麻衣先生李和，麻衣師陳持，陳持師文始真人尹喜。至陳持時，又兼得少陽派劉海蟾之傳，合老子門下文始、少陽二派而為一。此派形成時間雖不可考，但明清中華民國確有此派承傳。《諸真宗派總簿》記有多個宗祖張二豐的道派。有:自然派，三豐祖師自然派，三豐派，三豐祖師日新派，日新派，三豐祖師蓬萊派等八個。三豐崇拜最初興起于湖北武當(dāng)山，隨著武當(dāng)?shù)赖倪h(yuǎn)播，遂在其他地區(qū)分衍出更多的小支派。
相關(guān)爭議
龍門派創(chuàng)始人爭議
對于全真龍門派的創(chuàng)始人，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清代懶云子在其編著的龍門派歷史《金蓋心燈》中認(rèn)為，龍門派是由丘處機所開創(chuàng)的。在此書卷一的《趙虛靜律師傳》中，閔一得記載了龍門派第一代律師趙道堅從邱處機受戒的經(jīng)過，丘處機親傳心印，付衣缽，受天仙戒。贈偶四句，以為龍門派，計二十字，即“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fù)本，合教永圓明”。閔一得認(rèn)為龍門派的始時間是“至元庚”，即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 年。地點在燕京白云觀，龍門派二十字乃邱處機所贈，龍門派名系因“棲隱龍門者多載”而得。
清代陳教友認(rèn)為龍門派乃丘處機再傳弟子姜善信所開創(chuàng)，其地為龍門建極宮，與邱處機曾居之隴州龍門無涉。龍門建極宮系在大禹廟的基礎(chǔ)上改建而成，其認(rèn)為，龍門派之“龍門”，即是指此“龍門”。另外，《金蓋心燈》卷一《趙虛靜律師傳》鮑廷博注引《逸林·全真錄》載:“元世祖賜開龍門派，欽定二十字。”陳教友認(rèn)為，此系譜并非邱處機自作，也不是孛兒只斤·忽必烈賜給邱處機或趙道堅的，而是賜給姜善信的。
現(xiàn)代學(xué)者王志忠在《全真教龍門派起源論考》一文中對《金蓋心燈》的記載有所懷疑，據(jù)其考證，邱處機再傳弟子李道謙撰寫的《七真年譜》記載，邱處機年八十是大元丁亥（公元 1227 年），據(jù)李志常《長春真人西游記》和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nèi)傳》記載，趙道堅已于辛已年 (1221)在西游途中病逝于賽藍(lán)城(今哈薩克斯坦的奇姆肯特附近)。邱趙于“至元庚辰”傳心印、付缽之事決無可能。據(jù)此，王志忠認(rèn)為閔一得關(guān)于龍門派創(chuàng)始經(jīng)過的說法可疑。結(jié)合陳教友的觀點，王志忠最終認(rèn)為龍門派恐非邱處機所開創(chuàng)，但姜善信的名字與龍門派系譜并不符合，而他所傳弟子的詳情也不得而知，具體的創(chuàng)派過程仍有待于進一步考證。
影響
中興全真教
全真教元代時，由于其丘處機受到成吉思汗的禮遇，全真教在蒙古帝國的支持下迅速發(fā)展，一度達(dá)到了非常鼎盛的局面。至明代，全真教卻相當(dāng)?shù)爻烈植徽瘢瑤撞粸槿怂c蒙古(元)時期形成鮮明的對比。明中葉以后，全真教的境況稍有改觀。在民間自相授受的全真道士在長期的秘密流傳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小的全真教分支岔派，其中以邱處機為祖師的龍門派的活動較多。至清初，全真道在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月的振興下，在民間的發(fā)展比較興盛，在江浙一帶頗有影響，形成了不少龍門支派。全真教終于在龍門派的帶動下從地下轉(zhuǎn)到地上，由秘密傳授變?yōu)楣_傳戒，各地皈依者甚眾，呈現(xiàn)一復(fù)興景象，龍門派也因此成為全真教乃至整個道教的一個最大的宗派。
參考資料 >
北京白云觀.北京白云觀.2023-07-21
太虛宮景區(qū).棲霞市人民政府.2023-07-20
陜西龍門洞.360圖書館.2023-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