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也稱學塾、鄉塾、家塾、教館、書房、書屋等。產生于春秋時期，開設于家庭、宗教或鄉村內部的民間教育機構。
孔子的家鄉曲阜市所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據說孔子是第一個有名的大塾師。中國古代私學始于春秋時期。史書記載，孔子興辦私學，“聚徒成群”，他的言論很有號召力。戰國時，私人講學之風大盛。戰國中晚期，齊國在私學廣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稷下學官”。至漢代，劉徹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一尊，成為當時社會統治思想。發展到南北朝時期，不僅有儒家私學，還出現了佛家私學、道家私學和儒、道、佛、玄各家兼綜備私學。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遼、宋、元時期私學也十分活躍。明清時代的私學，繼宋、元以后仍興盛不衰。發展至唐末以后的私學中產生了一批書院，這是私學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之一。從孔子私學，稷下學官，漢朝的書館、經館，發展到唐末書院，至宋代形成完善的書院制度時，此時私學已發展至教育的高級階段。書院的私學形式一直發展到清朝末年。近代，由于私塾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距離。歷經清末、民國的私塾改革，一部分私塾變為小學，一部分被淘汰。
私塾由塾師開設。塾師大部分是來自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它是舊時私人所辦的學校，教授內容以儒家思想為主，私塾是私學教育組成部分。學生年齡跨度較大，有五六歲的，也有二十歲的，但十二三歲以下的學生較多。私塾的學生招收人數不等，有一二人的，也有三四十人的。塾分家塾和義塾，家塾由地主、商人開辦。義塾是由聶氏宗祠、廟宇的地租收入或者是捐款興辦的，義塾讀書可免交學費或交一半學費。學生入學時都會有入學儀式，要向孔子畫像叩拜。學習時限靈活視個人接受情況而定，學習內容多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啟蒙內容為主，同時教授禮節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培養。私塾發展鼎盛時期，民間私塾主體形式多樣，但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多以人文為主，而少科技實業，從而成為與近代社會教育拉開距離的關鍵。
創設背景
塾是私塾的前身。西周時期，塾只是鄉學中傳統私塾在歷史變遷中的一種形式。人們一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曲阜市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庫、術有序、國有學?！碑敃r，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關于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卜辭中，就多處提到了塾。塾在卜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
中國古代私學始于春秋時期。由于生產和政治斗爭需要，沒落貴族官學全面崩潰而作為新興社會群體的“士”階層應運而生，新的教育組織機構私學興起并初步繁榮。史書記載，孔子興辦私學，“聚徒成群”，他的言論很有號召力，對社會影響很大。戰國時，私人講學興盛。養士之風與百家爭鳴促進了私學繁榮。當時對教育發展影響較大的四家學派有儒、墨、道、法，但最有名的是儒、墨兩家，當時也被稱為“顯學”。戰國中晚期，齊國在私學廣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稷下學宮”，它既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與縮影，也是當時教育上的一次創新，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歷史沿革
私塾從春秋期起至秦以后的兩千多年，一直處于穩定發展期。明清是私塾發展鼎盛時期，開辦學塾形式及私塾主體也呈多樣化方向發展。有以官宦富室開辦的家塾，由塾師自開的散館，還有民眾集資合辦的村塾，民間富人出資開設的義學和官方主導的社學也是其中之一。明清時期的學塾形式多樣化和易開辦的特點對推廣普通教育具有積極意義，也降低了塾師的就業成本。
春秋時期
中原地區古代私學始于春秋時期。發展至戰國時就有儒、墨、道、法家學派，但最有名的是儒、墨兩家，當時也被稱為“顯學”。戰國中晚期，齊國在私學廣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稷下學宮”，它既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與縮影，也是當時教育上的一次創新，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漢代時期
漢代，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便于統治劉徹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推崇，成為重要的社會統治思想。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興廢無常，而私學卻相當興盛。尤其在南北朝時期，不僅有儒家私學，還出現了佛家私學、道家私學和儒、道、佛、玄各家兼備私學。此時各家聚徒講學，常有幾百人乃至幾千人聽講。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典“五經”展開的。官學興盛，私學也隨之發達。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等都曾在私學中教授學生。許多博學大師甚至開學館、設書院，以招收生徒講授知識為業。
遼、宋、元時期
遼、宋、元時期私學十分活躍。其原因是統治階層發生了不同民族的更迭，各民族都迫切需要加速培養本民族的學術人才，而戰亂的頻繁，使得官學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私學因此得以興盛起來，其形式有私塾、家塾、經館、家學等。宋代私學教育和啟蒙教育都得以充分發展。經過北宋三次興學，南宋官學多有名無實，科舉考試弊端叢生，引起許多學生不滿，紛紛致力于私學。這一時期的蒙學教材既繼承了歷代教材的優良傳統又有新的發展，對后代有深遠影響。宋明理學家注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并制訂鄉規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明清時代的私學，繼宋、元以后仍興盛不衰。形式上無明顯區別。但在唐末以后的私學中產生了一批書院，書院在宋代得到發展后開始向官學轉化，這是私學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之一。
清末至民國時期
政府下令改良私塾，但收效甚微。至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頒布《私塾改良章程》，明確規定私塾要按照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頒布的《壬寅學制》規定的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課程設置開設課程，教學方法不得“專主背誦”。民國17年9月，安徽省教育廳頒布《安徽省改進私塾暫行規程》，規定私塾必須具備的設備和塾師的任教資格才可教學。明確規定私塾必修課為“越南語”“常識”“算術”等，選修課為藝術、音樂等。此后的民國18年、20年又分別兩次下達”改良私塾訓令“，同時面立私塾改進委員會，區成立分會。國民政府整體上對私塾改革但新教學方法實踐中收效不明顯，部分私塾僅為應付縣督學檢查。
消亡
取締私塾。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祝壽宴上，博士淳于越的發言，提起分封諸侯的話題，并斷言不分封諸侯，秦始皇的江山難以長久。丞相李斯對此觀點進行反駁。后李斯諫言將藏于民間的非秦國典籍，全部焚毀的想法得到秦始皇支持。將焚書作為法令頒行全國，取締私塾。
生產力發展。秦以后的兩千多年，生產力發展推動經濟上行，私塾也一直處于穩定發展期。明清是私塾發展鼎盛時期，此時學塾形式多樣，開辦私塾主體多樣化。但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封建教育制度一度處于失勢地位直至1905年科學制度廢除。1898年戊戌變法后，新學興起，私塾教育方式開始退出直至解放初期最終絕跡，文言文教材也由語體文所代替。
發展到近代，私塾的教學形式與社會發展要求相背離，私塾的教學方式受到質疑。而此時西方教授知識教育興起，提倡新教育的人士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歷史、地理等科目，知識面窄，而且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而中國想要發展，就需發展近代新式教育。歷經清末、民國私塾的改革后，通過對教育內容和塾師的改革后，一部份私塾變為小學，一部分被淘汰。直至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消失。
內容與運作
組織形式
私塾依據教學內容分為兩類：一類是識字教學，一類是講授經書與應試文體的；識字教學也叫“蒙學”，以講經文和應試文體叫“經館”；還有一種綜合性教學兩種都教的，學生的年齡跨度大。按不同的辦學主體可分為族塾、村塾、家塾和門館。族塾是由一處同姓宗族族長擔任學東，學舍是家庭聶氏宗祠，塾師以聘請為主，學生皆為本姓子弟；村塾是以村或地方為單位當地關心教育的人士作為學東，由學東負責籌辦學舍及聘請教師，教學對象皆是本村孩子；家塾是由富貴人家聘請塾師在自家中教學，也稱“坐館”，教授對象皆是本家子弟；門館是由落第秀才擔任學東，自家開館招收學生進行教學。
使用教材
私塾應用教材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周代至唐代期。教材選擇以字書為主，倫理及常識為輔。西周時代的《史篇》是最早的“蒙學”教材。隨后是秦朝蒙學識字讀本《倉頡篇》，是秦始皇統一文字的范本書。西漢時的《急就篇》則是流傳廣且影響較大的教材。蒙學教材大多為綜合性讀物。
教材發展階段
蒙學教材
中國古代歷來重視蒙學教材的編寫，且起源較早。周朝至唐代。最早的蒙學教材見于西周時代的《史箍篇》，之后秦代蒙學識字讀本《倉頡篇》是秦始皇統一文字的范本。西漢時，史游的《急就篇》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另有周興嗣的《千字文》，以及唐代的《開蒙要訓》等。這一階段蒙學教材多為綜合性讀物，以識字為主，也是思想品德修養教育，知識面廣泛。宋代以后是啟蒙教材的繁榮發展期，教學內容細化且教材種類多樣，開始出現了專題編寫，明清時期蒙學教材發展完善。
教材種類
蒙學教材
宋元時期，教材按內容可分為不同類別，如識字教學類、倫理道德類、歷史教材類、詩歌類和名物制度與自然常識等。識字教學類的教材代表作（宋末王應麟的《三字經》、宋代的《百家姓》《千字文》），教學目的是識字，掌握文字工具，也會綜合介紹一些基礎知識。倫理道德類的教材代表作有呂本中的《童蒙訓》、呂祖謙的《少儀外傳》、程端蒙的《性理字訓》、朱熹的《小學》《童蒙須知》等，教學目的是倫理道德知識以及為人處世、待人接物準則等。歷史教材類，教材代表作有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敘古千文》、黃繼善的《史學提要》、吳化龍的《左氏蒙求》等，達到能傳授歷史知識，又能進行思想教育的目的。詩歌類，教材代表作有《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朱熹的《訓蒙詩》、陳淳的《小學詩禮》等，教學目的是進行文辭和美感教育。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識類的教材代表作如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
經館教材
清中葉至民國期，教材增加了知識課本，主要有《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本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經典著作）等，到明、清后教學內容又增加了八股文范文選本，備學生科舉考試。
教學方法
蒙館
蒙館主要以認讀、寫字與寫作為主。認讀多是5、6歲兒童，以認讀識字為主，教授方法是在一寸左右的紅色紙上用楷書寫字，每天教單字，當認字數量達到千字左右，就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韻文書，完成后塾師開始教讀《論語》，教讀數遍直至完整背誦后，塾師會再授新課。處于蒙學期學生背誦大多以機械記憶為主。寫字也是蒙同期的學習重點，教學方法與學習內更細化，學生要自己練習并描寫，描寫時要用墨筆在紅色字形上描摹。熟練后進入背摹階段，臨摹每天都交由塾師批改。蒙學第三、四年時塾師開始教學生寫應用文。（書信、訟詞、婚喪、喜慶文等）
經館
經館學生有學習進度是在理解字義后，就開始學習對“對子”，為寫詩打基礎。其中讀《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書都是為作文做準備，“窗課”每周二篇，習作以游記、說論、序、傳和應用文等題材為主。明清時，習作主要以八股文為主，先由塾師選范文，然后學生仿作。塾師的教學任務是”批改窗課“，指導學生習作。
私塾學規
學規要求蒙童入學需要入學儀式，向孔子牌位跪拜。對學童課堂紀律與課間行為進行規范，如不大聲說話，不隨意走動，完成課業再回家，放學后學生要列隊到孔子牌位作揖。對學生犯錯的懲罰也有明確規定，如站在孔子牌位前面壁、留在學堂、用戒尺或板子打、跪在孔子牌位前認錯等。
塾師資歷和待遇
塾師工資標準，各時期并沒有統一標準，清末前以白銀計算，據傳蒙館塾師每年可得白銀10兩左右，經館的塾師略高。清末至民國初年，塾師工資改用銀元，蒙館塾師每年銀圓百余元，經館的塾師每年銀圓二三百元甚至四五百元。民國20年后，因物價波動大，塾師工資大多以實物計酬如大米、小麥、黃豆等，數量以每年約二至四千斤不等。除工資外不同節日也有酬勞如端午節、中秋節、春節等，此外還有學生家長送節禮，學生學習到寫作文時要向塾師送“課肉”。
塾師的伙食有兩種。一種是每個學生每年交“三斗”（三斗米）、“六斤”（豬油、香油、食鹽、黃煙、茶葉、表紙各一斤）,塾師自炊自食，此種方式多見于村塾蒙館。二是塾師由學東或全體學生家庭輪流供膳。此種方式多見于“族塾”和“家塾”。
影響與評價
影響
就官府而言歷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與官府關系不大所以，官府從不干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展。民間力量大于官辦力量。宗族是支持私塾發展的主要財政力量。
就百姓而言私塾多存在于農村，而中國農村經濟屬于小農生產，需要大量勞動力，子女在私塾讀書則比較方便。
就塾師而言塾師職業是受人尊敬的職業。在中國古代的詩禮之家賓客中是最尊貴的“西賓”。西賓也被稱為塾師。尊師是中國私塾教育的一大特點，也是中國傳統美德之一。如《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塾師賈雨村，求林如海介紹他去結識賈府時，林如?；卮鹫f：“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弊阋娏秩绾λ淖鹬?，完全以自家人待他，以誠以禮相待。當時私塾的先生，大抵比較年長并極具尊嚴，這是塾師的特點。
私塾是舊時學童接受的啟蒙教育，因設備簡單，費用低，學制靈活加之生源跨度等影響是當時社會底層群體樂于接受的教育形式。私塾是官學的補充教育。私塾教育成為基礎教育基礎。私塾的招生時間與招生范圍靈活性為市民或農民提供了便利，掌握了讀、寫、算等基本知識的培訓與訓練，為普及教育打下基礎。
私塾多存在于農村，學制靈活性加之生源跨度等影響是當時社會底層群體樂于接受的教育形式。私塾的培養方向以關注學生天賦，培養學生興趣，注重探討教學方式為主，學生私塾期間基本掌握了讀、寫、算等基本知識的培訓與訓練，為普及教育打下基礎。私塾不論學生出身背景和家庭貧富，學以致用，求精求專，不搞文憑教育。這在傳遞文化、培養人才等方面，私塾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評價
中國近代哲學家、教育家蔡元培認為私塾重人文精神，輕自然科學。他在批評舊式教育時，說：“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為目的?？泼嘶拢亟浛荚嚕荚嚤赜性娢?，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為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規律，社會狀況，雖然兒童所急欲了解者，均不得闌入教科，以其于應試無關也。”
中國近代作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回憶幼時家熟受體罰時的一段記憶：“他的塾師有一根兩分厚、三尺來長的竹片，是專門用來打學生的。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非正式的打法則是隔著衣裳帽子的亂打。有時竹片打破了，塾師就干脆把隨便找來的細竹抽來打人?！?/p>
上海市特級教師于漪評價《從百草園到三昧書屋》，認為：三味書屋“關得住兒童的身，關不住兒童的心”，他們在先生讀書的時候，各行其事。寫出了兒童的心理特點以及對私塾教育制度的抗爭，作品批判了封建教育對兒童的毒害，針砭了舊的學校教育的弊病。
明末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比較過同時代的中國學塾與歐洲學校的異同之后，對前者評價甚高。他認為中國學塾注重因材施教，塾師整天跟學生一起，認真負責，而歐洲學校則是以考慮收入為前提的招收大量學生。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