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發(fā)生在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獄之一，也是事涉新舊黨爭的一大要案。蘇軾因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而被貶謫至湖北黃州。監(jiān)察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指控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使用“新進”“生事”等語譏諷朝政，并以其詩集《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的詩句與新政對應，構成“指斥乘輿”等罪名。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
北宋趙頊元豐二年(1079)七月，時任湖州知州的蘇軾，“托事以諷”，他在給皇帝的謝表中發(fā)牢騷，結果被依附王安石的御史們借題發(fā)揮，以作詩譏諷朝政的罪名指控他，神宗下旨將他追攝到京，交御史臺根勘所審訊。后經多方營救，蘇軾免于一死。當年十二月結案，蘇軾被貶黃州府。從元豐三年到七年，蘇軾居留黃州五年。另有二十多位官員受到牽連，成為宋代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
“烏臺詩案”讓蘇軾身經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獄之災和繼之而來的黃州之貶，而且打擊面極廣，牽連的人中有蘇軾的手足蘇轍，也有蘇軾的恩師張方平、歐陽修、范鎮(zhèn)等，還有蘇軾的密友王鞏、王詵、錢世雄、李常、孫覺、文同、黃庭堅等，以及一些與蘇軾關系不甚密切的人員如王安上、梁交、劉瑾、黃顏、李定等，更有作為方外之交的僧道潛和僧居則。烏臺詩案是歷史上通過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黨爭的產物，為以后宋徽宗禁毀蘇、黃文集打下了基礎，成了崇寧、宣和年間兩次“因人廢書”事件的前奏。
詩案背景
政壇黨爭
熙寧二年（1069年），趙頊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開展了“王安石變法”。變法的內容包括青苗法、募役法、均輸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馬法等。由于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于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于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市通判，之后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市、湖州知州，政績卓著。朝廷上下展開了變法與反變法的斗爭。因此，朝廷逐漸形成新舊兩黨，兩黨紛爭不休，一直持續(xù)到北宋末年。新舊黨爭，幾乎將北宋趙頊以來所有著名的文人士大夫都席卷其中。所謂新黨，就是以王安石為首的一批擁護且積極貫徹實施熙寧、元豐新法的文人士大夫；所謂舊黨，就是反對王安石等人的變法的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由于王安石等制定的均輸、青苗、免役諸法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豪紳大地主的利益，在實施過程中又顯現了不少弊病，所以盡管給國家財政等方面帶來了一定的收益，卻遭到了朝野各界的反對。
在王安石變法期間，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為同他政見不同，紛紛離開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表示支持新法但沒有什么能力的人，這些人被稱為“新進”。王安石由于遭到頑固派的攻擊，從熙寧七年(1074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數次被迫辭去宰相的職務。王安石罷相后，呂惠卿爭權被貶，變法派內部矛盾尖銳，政局不太穩(wěn)定。“新進”在王安石罷相后執(zhí)掌了朝廷大權，開始排斥、打擊那些執(zhí)不同政見的人。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御史臺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烏臺詩案發(fā)生在元豐二年(1079)，蘇軾四十四歲。御史臺李定、舒亶、何正臣一手制造了這一案件。蘇軾只做了三個月的湖州市知府就被逮捕。
人物背景
歐陽修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他作為翰林學士，十分樂于獎勵后進。蘇家父子三人進京趕考時，蘇洵就先行拜會了歐陽修。當年的主考官剛好就是歐陽修，蘇軾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經過糊名和謄錄，被歐陽修賞識取為第二名。按照當時的學風，歐陽修從此就是蘇軾的恩師。在王安石變法一事上，蘇軾也與歐陽修立場一致，一并反對王安石。加上蘇軾生性率性，他認為不合理的事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蘇軾寫過《議學校貢舉狀》《上神宗皇帝書》《再論時政書》等。不論在杭州市、密州，還是在徐州市，蘇軾的詩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譏諷時事，尤其是新法。他的弟弟蘇轍以及表兄文同，都多次告誡他禍從口出的道理，最終蘇軾還是被落以口實。
事件過程
新黨借表發(fā)難
蘇軾覺得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有許多對百姓不利的規(guī)定，于是時常借詩歌表達他的看法。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蘇軾調任湖州任知府，便例行公事給皇帝趙頊上《湖州謝上表》，
蘇軾在表中說的“新進”與“生事”，顯然正中一些本來就對他欲加治罪的人。六月，何正臣摘引蘇軾的“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要求對蘇軾“大明刑賞，以示天下”。同時他還特意進呈了市面上可以買到的蘇軾文集，要求皇帝一定留心閱讀，以定取舍。趙頊對此卻只命令送交中書省辦理。《湖州謝上表》讓何正臣等人抓住把柄。但單憑這篇謝恩表還不足以搞垮蘇軾。
此時，《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好問世，給御史臺提供了一個搜集材料的機會。七月二日，舒亶彈劾蘇軾。這回比何大正的更具體，把蘇軾的詩句與王安石新法的條例一一對照：陛下發(fā)青苗錢用以扶植貧民，蘇軾卻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為申嚴法律而考試郡吏，蘇軾卻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皇帝興水利，蘇軾卻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申明鹽禁，蘇軾卻說：“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隨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諷誹謗為主。舒亶認為蘇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罪行嚴重，“雖萬死不足以謝圣時”，而應以“大不恭”論處。與何大正相同，他同時進呈了四冊蘇軾的文集，請趙頊皇帝裁奪。
國子監(jiān)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彈劾蘇軾，他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最后是御史中丞李定，他曾經因為隱瞞母喪而被蘇軾譏諷不孝，這次彈劾蘇軾，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急于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譏諷權要。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蘇軾所寫之詩雖然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尤其是蘇軾對皇帝推行的青苗法多加針對詆毀，而且還將這些詩刻板印刷，廣泛傳播。他認為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一、“終不悔，其惡已著”；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盲偽而辯”、“行偽而堅”；四、“皇帝修明政事”，而蘇軾則“怨己不用”。總之，蘇軾是個“訕上罵下，法所不宥”的人。李定認為蘇軾“罪在當誅”，還把蘇軾印行的三卷詩集呈奏給皇帝，一時間蘇軾成了眾矢之的。盛夏七月，趙頊詔令將各位進呈的蘇軾文集送御史臺勘察，同時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市緝拿蘇軾。
入獄審訊
在接二連三的表章面前，元豐二年七月，宋神宗下令御史臺將蘇軾押來京城審訊。神宗下旨將他追攝到京，交御史臺根勘所審訊。但神宗皇帝不愿殺害蘇軾，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入監(jiān)獄過夜。此時，蘇軾在京城好友，身為駙馬的王詵派人火速趕往南陽市(今商丘市)，去給蘇轍送信。蘇轍拜托王適兄弟晝夜兼程去告訴哥哥，并囑他們在蘇軾被捕后接兄長的家屬到商丘安置。他還同時寫下《為兄軾下獄上書》，請求除去自己官職，以贖蘇軾死罪于一免。
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僎已出發(fā)，但蘇轍的信使王適兄弟先到湖州市一步。蘇軾聽到這個消息，感到事態(tài)的嚴重。他只好暫時告假，由通判祖無頗代行太守之職。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臺吏皇甫僎攜吏卒急馳湖州勾攝蘇軾。當皇甫僎帶人直闖州廳，穿著皇帝賜給的朝服朝靴，手執(zhí)笏板，“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時，蘇軾與本州通判祖無頗商議要不要出迎。祖無頗建議，定罪之前，還是以太守的身份穿朝服出迎。于是，蘇軾也穿上朝服朝靴，手執(zhí)笏板，迎于廳上，他請求回后堂與家人訣別，又自忖此去兇多吉少，便給蘇轍寫信交待后事。又托王適兄弟照顧家中婦孺。蘇軾全家哭成一團。蘇軾反而講了一個故事安慰夫人：趙恒時，有位名叫楊樸的隱士，能詩。真宗召見他，想試試他的詩才。但他不愿為官，便答不會作詩。真宗問；臨來前，有人作詩送你嗎?楊答：只有我老伴作了一絕：“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吟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后大笑，便放楊樸歸山。蘇軾問夫人：今日臨行，你就不能像楊樸的老伴一樣，寫一首詩送送我嗎?王夫人失聲而笑，家里其他人也跟著笑了。蘇軾的長子蘇邁已滿二十歲，獲準在路上照顧父親。祖無頗目擊以上拘捕與后來押送的情景，告訴了蘇軾的朋友孔平仲，孔平仲寫進《孔氏談苑》里。“出城登舟”時，“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用蘇軾自己的話，則為“如捕寇賊”。
八月十八日，蘇軾入獄后，朝廷便下令，凡是他做過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詩文送審，李定等人便從詩文中斷章取義，肆意誣陷。八月二十日，即開始對蘇軾進行提堂問案。最初，蘇軾“隱晦不說情實”，后來，提訊中，蘇軾對御史臺說，自從為官開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一次是任風祥通判時，因與上官姓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市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最初，當被問到那些譏諷的詩詞時，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其中的“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與時事無關。八月二十二，當御史臺審問蘇軾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所寫的“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時，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說成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而對于《戲子由》違抗“朝廷新興律”主旨的指控，蘇軾六天后才被逼作了交代。起初蘇軾不想拖累他人，“虛稱更無往復”，但他與朝野人士的交往詩文均被查獲，只好承認“與人有詩賦往還”，并寫下兩萬多字的“供狀”，供通自來與人有詩賦往還人數、姓名。九月，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的大量詩詞。其中，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39人受到牽連，受牽連者官位最高的是端明殿學士司馬光。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臺又搜羅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蘇軾承認這四句是譏諷當今重小人輕君子的形勢。還有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蘇軾承認這首詩是表達自己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他認為眼下農田事務還沒完成，開河會耽誤農事，而且河道中間有好幾里的涌沙，并不適合開挖，不該拿非農事的活計驅使農民，役人在泥地里勞作，辛苦得和鴨、豬沒什么兩樣。在御史臺的嚴刑逼供下，蘇軾不得不承認他們所指控的大部分詩句都是批評諷刺新政的，從“累次虛妄不實供通”到“因依招通”。至十一月二十日，蘇軾被迫供出作《山村》等文字（其中有帶譏諷者）之原由，直至十一月底，“詩案”都處在審訊即“根勘”階段。
案中牽連
趙頊命知諫院張璨、御史中丞李定負責審理此案。李定等人想借此機會把舊黨人物一網打盡。于是他們派人四處搜羅，凡是與東坡有文字交往的人士無一幸免，都被強令交出東坡的所有作品，片紙只字都無遺漏。他們甚至行文各地，命令當地官府搜集散落各處的東坡的作品。
與此同時，朝廷也責令收受蘇軾譏諷文字的相關人員上繳入司。迫于壓力和恐懼，有些人上繳了有關與蘇軾交往的文字，如被牽連的四十七人：章傳、蘇舜舉、錢顗、蔡冠卿、呂仲甫、劉述、劉恕、李杞、李有閑、趙昶、李孝孫、仲伯達、晁端彥、沈立、文同、梁交、關景仁、張次山、徐汝奭、吳天常、劉瑾、李、晁端成、邵迎、陳章、楊介、刁約、姜承顏、張援、李定、毛國華、劉勛、沈、許醇、黃顏、單錫、孔舜亮、歐陽修、焦千之、孫洙、岑象求、張先、陳烈、張吉甫、張景之、李、孫弁。這其中的張先、刁約、歐陽修、沈立、李庠、文同、孫洙、劉恕皆于“烏臺詩案”案發(fā)之前去世，之所以被列入牽連人員名單，恐怕是其家人出于恐懼和擔憂，因此上繳了與蘇軾往來文字。
此外還有王、蘇轍、王鞏、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zhèn)、錢、陳襄、劉放、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館、盛僑、王安上、周邪、杜子方、顏復、陳理、錢世雄、僧居則、僧道潛、田濟、高立二十九人收受蘇軾譏諷文字而不申繳入司。
上諫營救
朝廷上，為蘇軾一案，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宰相王珪通過蘇軾寫過的一首《雙檜》詩，詩中蘇軾志向做地下之蟄龍，王便指控蘇軾“不臣”。趙頊覺得牽強附會，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變法派成員之一的章惇，揣摩帝意，也從旁為蘇軾開脫：“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龍也。”神宗受此啟示，又說：“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不君耶?”不久，獄吏問蘇軾“詠檜”詩一事，蘇軾巧妙地說：“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戈是也。”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詩中說過“蟠龍”也忘記了。
當蘇軾入獄，“天下之士痛之，環(huán)視而不敢救”時，范鎮(zhèn)與張方平憤然上書營救。張方平書成，商丘市(商丘)官吏不敢轉呈，他就派兒子張恕上京到聞鼓院投書。張恕在院前徘徊不敢投。以后蘇軾出獄，讀到張方平疏奏的副本，大驚失色。蘇轍看了，也感嘆道：難怪吾兄吐舌，蘇軾不死，正得張恕不投之力。蘇軾何罪?不過名聲太大，與朝廷爭勝。張方平卻在奏書中稱他是“天下之華盛頓奇才隊”，這樣只會更加激怒趙頊。蘇轍認為：“東坡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對神宗而言，新法實施并不順遂，而像蘇軾這樣有巨大影響力的人卻不愿合作，便自然產生懲一儆百的動機。有人問蘇轍，當時該如何向神宗進言。蘇轍答：應該講本朝未曾殺過士大夫，現在殺了蘇軾，后人會說神宗是殺士大夫的始作俑者。神宗好名而畏議論，這樣才能救蘇軾。
此案牽涉了七十余人。蘇軾自料必死，就把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下一些，準備一旦定了死罪，就超量服用自盡。押解途中，蘇軾已與蘇邁約定，每次送獄飯，均用菜、肉，如有不測(死訊)，則單獨送魚。一個月后，因糧快吃完，蘇邁去陳留郡(在開封市東南)謀求，臨時委托親戚送食，倉促中忘了交代。這位親戚恰巧燒了一條魚送至獄中。蘇軾見魚大驚，當即寫了兩首訣別詩，托獄卒梁成設法轉交蘇轍。梁成一直待蘇軾很好，每晚都要端盆熱水給蘇軾洗腳。此刻，他安慰蘇軾：“學士不致如此。”蘇軾對他說：“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
趙頊本來沒有殺他的意思，讀了這兩首《獄中寄子由二首》很受感動，便征求直舍人王安禮的意見。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雖然對蘇軾不無意見，但并沒有惡感，便說：“蘇軾是文人，自恃才學，以為功名可立就；不料郁郁不得志，所以感到不平，而在詩里流露出來，這也是難免的。自古大度的君主，都不以言罪人；如果對蘇軾法辦，不是不符合皇帝容納人才的方式嗎?”宋神宗是愛名聲的人，頗以為然，再加上朝廷內外許多大臣也對神宗進行勸諫，特別是一向受到神宗器重的王安石，當時雖已致仕，退居金陵，但也特地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蘇轍甚至上書皇帝，請求皇帝收回自己的官職以贖回兄長蘇軾之罪。還有在病中的曹太后，也為蘇軾講情，年邁的太皇太后見趙頊數日不歡，動問原因，神宗說：更張數事未就，又有蘇軾者，寫了許多謗訕文字。曹后問：是不是蘇軾蘇轍兩兄弟的那個蘇軾?神宗驚曰：娘娘何以聞之?神宗祖母、病中的曹太后也替蘇軾說話：想當年你的祖父趙禎初次見到蘇軾、蘇轍二人，回到后宮笑容滿面，說我今日為子孫選了兩個太平宰相，但可惜我來不及提拔他們了。”說到這里不免傷慟，又聞蘇軾系獄，當問清蘇軾政績上并無不良記錄，便說：這是小人無可攻擊，才摘舉詩文以加罪。“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又據《耆舊續(xù)聞》載：曹后病重，趙頊欲大赦天下，以析減輕病情，曹后說：“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不久，她便撒手長逝。杭州市、徐州市、密州的百姓聽說蘇軾遭難，自發(fā)組織起來公開為蘇軾做解厄道場，以祈求神明保佑。
與王瑋同為宰相的吳充，曾問神宗：曹操(曹操)怎么樣?神宗說：何足道!吳充進一步婉勸：“皇帝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神宗故作驚訝：“朕無他意，只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耳，行將放出也。”據蘇軾本人的記錄，此案結束前真有一次考核。一天晚上，昏鼓已畢，蘇軾正要睡覺，忽然看見兩個人推開牢門，往地上丟了兩個小箱，枕著便睡。蘇軾也不在意，酣然入眠，鼻息如雷。到四更時分，被人推醒，有人連聲為他賀喜。他慢慢轉過身子，問是怎么回事。對方只說：請學士安心睡寢。說罷，那兩人依舊夾箱離開。原來這天(十一月三十日)，正是蘇軾案件具緒上奏之日。趙頊不放過最后一次對他“考核是非”的機會，密遣小黃門(皇宮新補的內侍)于晚間來獄中察看蘇軾的動靜。當那兩個小黃門將實情呈報后，神宗對左右大臣說：“朕知蘇軾胸中無事。”
詩案結果
宋代司法有“鞫讞分司”的制度，指的是審訊和判決分別由不同的官署負責進行。御史臺在這個案件中，只負責調查審訊，勘明事實，其結果即“供狀”，烏臺詩案的處理結果同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zhèn)、張方平王銑蘇轍、黃庭堅等29位大臣名士；接下來由大理寺負責“檢法”，即針對蘇軾罪狀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判決，其結果即“判詞”。大理寺對蘇軾一審判決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也就是說，原來判決應該流放二年，因為趙頊的大赦令，改判無罪釋放。御史臺對這個判決結果不滿，于是繼續(xù)審訊，羅織了其他“罪狀”，要求修改判決。御史中丞李定上奏把蘇軾流放并徹底罷免，不再起用。御史舒壹提出不要赦免駙馬都尉王詵。又提出誅殺張方平與司馬光范鎮(zhèn)、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人。當時體制規(guī)定，當御史臺與大理寺意見矛盾的時候，由審刑院負責復核，審刑院頂住了御史臺的壓力，向朝廷提交了支持大理寺的終審判詞——“徒二年，準赦書，原免釋放”。這個判決提交到皇帝之后，皇帝有權法外加恩或給予懲罰。到十二月二十七日，趙頊皇帝對蘇軾從輕發(fā)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其余牽入本案的大小官吏，視其情節(jié)輕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王詵身為駙馬，因為泄露機密，被削除一切官職爵位；蘇轍代兄受過，貶官筠州；王鞏因與蘇軾關系密切也被遠謫賓州；其他如張方平、司馬光、黃庭堅、范鎮(zhèn)、陳襄、李常、孫覺等與蘇軾關系最密切的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罰銅責罰。至此，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元豐三年(1080年)元月，蘇軾在長子蘇邁陪伴下赴黃州府，而把其他家人留給蘇轍暫時照料。蘇軾在去黃州途經陳州(今淮陽區(qū))時，蘇轍特地趕來和他見面，兄弟相敘三日而別。他所授的團練副使，只是由黃州安置掛名而已，不僅無權簽書公文，而且要受知府監(jiān)視，和如今的所謂“軟禁”差不多。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蘇軾到達貶所黃州。蘇軾因為內疚，不敢與人交往，也不敢寄人文字。一些親戚朋友也因懼怕牽連，主動斷絕與蘇軾的交往。但此境此況之下，仍有不少人不顧個人安危，主動與蘇軾交往，如文彥博、王詵、王鞏、孫覺、李常、錢世雄、張方平、范鎮(zhèn)、司馬光、陳軾、蔡承禧、辯才、懷璉、思聰、、佛印禪師等。
事件影響
政治影響
烏臺詩案是一個來勢兇猛的信號，開了中國歷史上以詩治罪的先例。之后，還發(fā)生過一起不太有名的“車蓋亭詩案”。幾年后的東坡之獄，蓋始于此。到趙頊去世、高滔滔掌權的元祐期間(1086~1093年)，蘇軾一度升官，而趙煦親政、再度起用變法派的紹圣期間(1094~1098年)，蘇軾的災難接踵而至；先貶惠州(今惠陽區(qū))，再貶儋州市(今海南島儋縣)。他一再遭貶斥，均出于文禍。烏臺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的第一個因作詩而得罪的文字獄，雖說蘇軾本人并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是這給北宋后期的政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后果，士大夫諱言國事，明哲保身，北宋的政局遂漸漸不可收拾。
文化影響
“烏臺詩案”的檔案記錄有三種版本，傳到今天還是相當完整的。由于“烏臺詩案”審訊過程要求蘇軾必須老老實實交代自己詩歌每一句的意思，他服罪時承認曾經寫過諷刺詩誹謗當政，不得不為被指控的一百多首詩進行解釋。后人有幸因為“烏臺詩案”見識到蘇軾對自己文句進行詳細的闡述和分析，這是文學史中和他地位相仿的人從沒有做過的事情。“烏臺詩案”的原始案卷被宋人視為蘇軾詩歌的權威解讀和蘇軾詩話，并在南宋時代廣泛印刷傳播。
蘇軾個人
這場文字獄巨大的心理沖擊力對蘇軾造成了很大影響，以至于他出獄后即謂：“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遭貶黃州府后回顧獄中情景，蘇軾仍心有余悸，烏臺詩案的沉痛教訓，使出獄后的蘇軾不得不低調做人并深刻反省。烏臺詩案不僅給蘇軾留下深刻的創(chuàng)傷，也給其親友造成巨大的心理沖擊與傷害。在《黃州上文潞公書》中蘇軾自述：“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余守舍，皆婦女幼稚。”家中被州吏圍船搜書，長幼幾乎嚇死。妻王氏埋怨蘇軾說：“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而蘇軾自湖州市被逮入獄后，親朋多與之絕交。初到黃州時又衣食無著，不得不種稻牧牛維持生計。為自己的言語不慎，他甚至說：“及在囹圈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圣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與章子厚參政書》)這種憂畏心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對詩文創(chuàng)作的顧忌，天性樂觀的蘇軾不得不要求自己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保持相對的謹慎。
涉及人物
記錄古籍
“烏臺詩案”結案之后，有關蘇軾的被逮、審訊、供狀、處罰和被牽連人員等資料即被存檔，外人無法窺知。胡仔父親胡舜陟任臺端時曾經閱覽并抄錄。靖康之變難起，臺吏攜原案奔逃，“烏臺詩案”原案宗被張守私藏，后一分為二，一部分藏于張浚之處，一部分藏于張守子孫之處。再后，“烏臺詩案”原案下落即不甚明晰。但自蘇軾被逮之日起，好事者即已將此案輯錄成冊，最初名《詩讞》，也有直接名為《烏臺詩案》者。至南宋晚期，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記載《烏臺詩話》。歷元、明、清，出現許多“烏臺詩案”的抄、刻本，其中最有名的是佚名《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八六所載“烏臺詩案”和《函海》所收《東坡烏臺詩案》一卷本。
事件評價
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戴建國認為蘇軾一案，緣起于御史臺官員的職守、例行公事的彈劾，是趙頊實施新政背景下發(fā)生的一起詔獄，本質上說是宋神宗維護新政、肅正朝廷綱紀的產物。
日本學者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一書認為詩案很大程度上與新興的雕版印刷媒體有關。趙禎朝以來，雕版印刷業(yè)全面繁榮，此前的作家（比如歐陽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詩文集的，而蘇軾是第一個實現了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合作的詩人。蘇軾得到了印刷傳媒的強力加持，言論影響力大為提高。當時的御史臺之所以要彈劾蘇軾，可能不止是因為他寫了許多批判朝政的詩歌這個事實，更是因為那些詩歌被各種媒體刊載并廣泛傳播這個社會現象，從朝廷的角度看，影響非常惡劣。?烏臺詩案因此成為第一件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案件。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剛在《蘇軾十講》中認為：元豐二年（1079），此時新法已進入平穩(wěn)推進時期，蘇軾因為詩文里面嘲諷、諷喻“新法”的內容而被御史臺起訴，引發(fā)“烏臺詩案”，其中有一個重要歷史背景因素需要加以考慮。熙寧九年以后王安石罷相，隨后由趙頊親自主政，改年號為元豐，而“烏臺詩案”是宋神宗在熙寧、元豐之交發(fā)起的一系列“詔獄”之一，包括熙寧八年的李逢“謀反”案、元豐元年的大理寺“納賄”案，緊接著就是“烏臺詩案”。有歷史學家認為，宋神宗通過王安石變法，強化了君權，打破了從北宋開國以來一直遵循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的體制。蘇軾非議“圣政”、指斥“乘輿”的罪名就是無可逃遁的了。
涉案詩文
烏臺詩案的涉案詩文整理來自于宋人朋九萬的《烏臺詩案》、宋人周紫芝的《詩讞》、宋人胡仔的《苕溪漁隱從話》、清人張鑒的《眉山詩案廣證》。根據蘇軾的供詞記載判斷有無譏諷和譏諷何事。
資料來自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烏臺詩案與黃州詞-中華讀書報-光明網.光明網.2023-05-11
蘇東坡新說.今日頭條.2023-05-17
百家講壇：蘇軾.豆瓣.2023-07-11
蘇東坡.豆瓣.2023-07-11
蘇東坡.豆瓣.2023-07-11
從烏臺詩案看蘇軾逆境中的自處.遼寧日報.2023-05-17
蘇軾986歲生日，舞蹈詩劇《東坡》官宣.今日頭條.2023-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