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鞏，1048（慶歷八年）-1117（政和七年），是北宋文學家和畫家，字定國，號王恕，自號清虛居士，大名莘縣（今屬山東省）人，王素第四子、張安道之婿。王鞏是王旦之孫。
王鞏為人正直，早在年輕時就揚名天下，但由于其剛正不阿，又與蘇軾等人交好，因此不為王安石等政敵所容，官宦生涯十分波折，曾經三次被貶到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在神宗年間的“烏臺詩案”事件中，因受蘇軾牽連，被貶到賓州（今賓陽縣）監鹽酒稅；到了趙煦年間，新黨執政，王鞏又因為議論朝政，被貶至全州；宋徽宗時，又一次被貶，大觀年間才回到朝中，辭官后晚年徙居高郵。
他一生勵志于寫作，作品豐富多樣，包括《論語注》十卷、《王定國詩集》四卷、《王定國文集》《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清虛雜著補闕》一卷等。前三種作品均已散佚，而他的筆記內容涵蓋了制度沿革、朝野軼事、人物群像、風俗風尚、神怪之言等多個方面。
人物生平
依靠恩蔭進入仕途的王鞏，從補校書郎一路晉升至大理評事，后調任太常博士。然而，他在這個職位上任職不久便遭到貶。《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熙寧八年，坐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追兩官勒停。”在熙寧八年（1075年），有沂州（今臨沂市）百姓朱唐告發余姚市（今浙江余姚）主簿李逢謀反，此案涉及右羽林軍大將軍趙世居，河中府（今永濟市）觀察推官徐革、御醫劉育等人也受到牽連。王鞏作為時任大理評事的主要負責人，參與審問涉案人員。由于與徐革有過交往，王鞏曾勸告其焚毀涉案言論的文書。事件爆發后，王鞏因未上報徐革“言涉不順”，被朝廷追責兩官勒令停職。然而，不久之后他又復職擔任官秘書省正字。
在熙寧九年（1076年），王鞏再次因“坐借趙居兵書”而遭到追責，兩官勒令停職。這次停職一直持續到趙頊元豐二年（1079年），才“敘復太常博士”。
據《宋史翼》所載：“三年歸來，氣益剛實，言事如故。”當時，趙煦剛剛登基，高滔滔主政，渴望聽取直言，于是“吏民上書以千數，召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孔宗翰與王鞏也。”這次上書讓司馬光認識了王鞏，并對他極為欣賞。司馬光向朝廷推薦了王鞏，于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鞏被升為宗正寺丞。然而，這次任職并沒有持續太久。在任職期間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王鞏再次向哲宗上疏，奏章中提到：“宗室疏遠者不當稱皇伯、皇叔。”一些與王鞏政見不合的人，抓住王鞏的奏疏，誣陷他離間宗室，趁機向趙煦進讒言。對此，哲宗感到非常憤怒，于是貶謫王鞏除任揚州市通判。
元三年（1088年），蘇軾曾提名王鞏參加朝廷的節操方正科考試，然而臺諫官以王鞏曾有離間宗室之罪為由，反對這次提名，還指責他諂諛蘇軾。為此，蘇軾特地撰寫了一篇《辨舉王鞏札子》。在這篇札子中，他解釋自己之所以提名王鞏是因為他“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御”，而臺諫的所謂離間宗室之說根本不足為信。蘇軾認為，王鞏在奏疏中論及宗室事，只是他想要尊君抑臣，符合古禮而已。
元祐四年（1089年），王鞏從原本的通判揚州被調任知海州（今淮安市）。然而，王鞏對這次任命并不十分滿意。宰相呂大防得知后，出于對王鞏才華和人品的賞識，特地將其改任為知密州（今山東諸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一道詔書宣布：“詔王鞏罷知密州，送吏部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觀。”
元祐五年（1090年），王鞏因“起判登聞鼓院”而受到御史朱光庭的攻擊，最終“詔鞏別與差遣”。據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的記載，王鞏擔任太常博士時，經常與術士一起進行軌革和占卜等活動，他在一座廳堂中擺設了一個明珠，旁邊放置了棋局。不久之后，御史朱光庭批評了王鞏的這些行為，導致他被調離朝廷。
元祐六年（1091年），蘇轍專門寫了《薦王鞏札子》向趙煦推薦王鞏，強調他的“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等優點，表達了對王鞏堅韌不拔、好學不倦的敬佩之情。與王鞏一同被司馬光舉薦的其他人都能在朝廷取得良好的職位，而王鞏卻屢次被罷官。
哲宗紹圣初（1094 年），謫簽書榮州（四川今縣）判官廳公事。
紹圣中，王鞏在薪州（今湖北薪春），至于是何官職，則不可知。
元符元年（1098年）十一月，哲宗親政，重新重用新黨，以章惇為首的新黨對元祐間受司馬光提拔的舊黨人極盡打壓，王鞏因此成為他們的眼中釘。章惇以王鞏曾在元豐末元祐中“累上書議論朝政，表里奸臣，欲盡變更先朝法度”的罪名對王鞏進行了“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的處理。王鞏再次被貶往廣西壯族自治區，直到元符三年才得以返還。
宋徽宗建中靖國（1101年），王鞏“復朝散郎，通判河南省”。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王鞏被“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九月己亥（十七日），朝廷黨禍再興，《宋史》卷一九《徽宗紀》載：“籍元裙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且將此石名為“元祐黨籍碑”。王鞏名列元祐黨籍“余官”之中。再次貶于廣西，但具體貶于廣西何處，擔任什么官職，這些史書均無記載。直至大觀年間王鞏才被詔還，后致仕退隱，徙居高郵。
家庭關系
祖父王旦
王鞏的祖父是趙恒朝的宰相王旦。王旦（957-1017），字子明，在《宋史》中有傳，是三槐王氏第二代中的人物。據史料記載，王旦自幼好學，在太平興國五年中進士及第，成為大理評事，后任職知平江縣。隨后歷任著作佐郎、殿中丞、鄭州市通判、轉運使、右政言、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兵部郎中、中書舍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等職務。
在景德三年（1006年），王旦自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加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為真宗的得力大臣。王旦為相十二載，德行出眾，政治清廉。宋代文人政客對他多有贊譽，錢若水在《人倫鑒》中稱其為“司馬光器也”。此外，他還信奉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真宗時期政局的穩定，而且影響到了其家風的形成，對其后世子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父親王素
王鞏的父親王素（1007-1073年），字仲儀，是王旦的次子。在慶歷時期（1041-1048年），他與歐陽修、蔡襄、余靖一同被稱為“四諫臣”，以剛毅敢言、直諫無忌而聲名遠揚。《宋史》有傳，他在長達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多次出知地方，每個職位都取得卓越的政績。例如，在他任濮州時，面對轉運使欲增加賦稅的提案，王素看到當地人民的苦難，堅決表示：“日者河決本道而民困于失職。今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乎？”于是他的建議被采納，詔令自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減輕了賦稅負擔，使人民得以休息。
在其它方面，王素罷鑄鐵錢，以穩定物價：“鐵錢惟行于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此外，他還裁減公費，這一系列政舉贏得了蜀地人民的愛戴。人民對他的感激之情深深體現在他所著的《王公異斷》一書中。
岳父張方平
王鞏的岳父張方平（1007-1091年），字安道，號樂全居士，謚號“文定”，是北宋的一位大臣，有傳記載于《宋史》。書中記述他少年時穎悟絕倫，舉茂才異等，以知昆山市而著稱。張方平年輕時聰穎非常，在科舉考試中展現出卓越的才華，曾擔任昆山縣知縣，后又因賢良方正而調任睦州通判。在他的仕途中，張方平歷任知諫院、知制詰、知東京汴梁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還曾擔任滁州市、江寧府、杭州市、益州等地的長官。在趙頊朝，他的官職升至參知政事。
人物事件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二月，當時任徐州市知府的蘇軾改任知湖州市。他例行公事，并寫了《湖州謝上表》。然而，御史中丞舒亶、李定等人有意摘取其中的部分言辭，與蘇軾之前的詩句結合，借機譏諷并羅織罪名，致使蘇軾被逮捕監禁。在這次事件中，王鞏也受到了舒亶等人的彈劾，理由是與蘇軾交往密切，未上繳涉及謗訕言論的文件，并收受了王詵的錢。王鞏被貶往偏遠的賓州，這一處罰比“烏臺詩案”的主犯蘇軾更為嚴重。在那個時代，被貶謫遠離中央意味著幾乎是一種死刑。蘇軾為此感到內疚，他在一些詩文中表達了因罪牽連對方而感到的不安和歉疚。另外，蘇軾在《王定國詩集序》中提到：“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幾病死。”
主要作品
王鞏留有著述，包括《聞見近錄》《甲申雜記》《隨手雜錄》《清虛雜著補闕》以及十一首詩文。
著述
詩歌
挽蘇黃門子由三首
其一
憶昔持風憲， 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坤道存終始，干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
其二
己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
其三
靜者宜壽，胡為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
欣欣亭
清湘北郭崇崗路，松竹年來定幾圍。我亦臨淮筑新宅，與君萬里對柴扉。
全州卷煙閣
長江縈村若練帶，晴插天如畫屏。山青水秀兩奇絕，道人對此開禪扃 。
湘山光孝寺
半嶺風吹草木香，落階花雨送春忙。從師遠借云庵臥，還我平生午枕涼。蓮社緇黃常得伴，鹿門妻子亦相將 。化身欲似河東柳，更向山頭望故鄉。
蕭相樓
盧杞奸邪四海憂，相君邦國自同休。分符朝去云中闕，開府現來江上洲。百尺樓高瞻故國，九華山色倚晴眸。定知直道傳千古，杜牧文章在上頭。
過池陽
不見當年兩翰林，江天為我結層陰。九華門外柳三丈，蕭相樓前松十尋。
齊山僧舍
竹密通幽境，橫橋逐澗斜。陰崖聳掛壁，古蔓引龍蛇。寺僻虛僧，亭荒足兔。紫微今不見，著意采黃花。
寄山谷
北海未常樽有酒，馮何止食無魚。齡州婉脫無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句
春漬苔紋沿石塔，月含松韻雜琴聲。
人物影響
《聞見近錄》《甲申雜記》《隨手雜錄》及《清虛雜著補闕》這四部筆記總計超過一百八十條，內容涵蓋豐富，領域廣泛，為研究宋代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對王鞏的筆記進行評價：“所記朝廷大事為多，一切賢奸進退，典故沿革，多為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雖然《四庫全書》將王鞏的筆記劃歸子部雜屬之類，但其中的朝野軼事、典章制度等內容的記載并非盡為小說家之言。這些筆記對于補充史傳的缺漏、與史互證，甚至成為某些著作的文獻來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研究北宋歷史有著積極的意義。
除了史料價值之外，王鞏筆記的文獻價值也不容忽視。在王鞏的筆記中，收錄了多條關于官員仕宦經歷、逸聞軼事以及風俗民情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多僅見于王鞏的筆記，在其他作品中未見其詳細記錄。這使得王鞏的筆記成為獨特的文獻資料，為研究相關領域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信息來源。
人物評價
黃庭堅為王鞏《王定國文集》作序。其序有云：“定國富于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郁然發于文藻，未嘗自憐。此其老未易為俗人道之。”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五十九第十五條元花六年六月注引劉摯語云：“王鞏坐事竄南荒三年，安患難，一不戚于懷，歸來顏色和豫，氣益剛實，此其過人遠甚，不得謂無人道也。”
參考資料 >
賓陽與王陽明的賓陽堂.廣西南寧市賓陽縣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024-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