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籍又稱賤民，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種法定社會等級，主要指不屬于士、農、工、商四民之列的特定群體。賤民是等級社會中社會地位世代低于普通人的特殊的社會階層，一般不能和普通民眾通婚，在很多社會里賤民和奴隸制度有關。賤籍制度自古已有，沿襲千年，直至清朝雍正年間才被廢除。
賤籍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不得參加科舉，不能做官，不許購置土地產業，不能和普通民眾通婚，且從事當時社會所謂的“賤業”，備受社會歧視。主要包括浙江省惰（也作墮）民、陜西省樂籍、山西省樂籍、北京樂戶、廣東省疍（dàn）戶、浙江九姓漁船、安徽的伴當、世仆、江蘇省丐戶等。賤籍的產生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歷史遺留，如因政治問題遭到迫害的達官貴人的子孫后代，例如明燕王朱棣起兵后，將擁護建文帝的官員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二是生活環境，如廣東疍戶等以船為家、捕魚為業的群體。
雍正帝在位期間，認為賤籍是相沿之惡習，應開豁為良，下圣旨令各地督撫查明具奏，廢除賤籍，使上百萬地位極度低下的賤民重歸良民。這一舉措在當時社會中具有重大意義，為賤民爭取到了相對平等的生存權利，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賤籍由來
中國封建時期，平民分四個階層：士、農、工、商。士指士宦，農指農作，工指百工，商指商販，士最高而商最末，統稱四民。四民之下，還有一等，就是賤籍，亦稱賤民，而四民則稱良民。
賤籍制度據說始于唐朝。賤籍除了官奴和私奴之外，還包括從事社會最低層工作的人群，與其從事的職業有關，如娼妓、皂隸、倡優、樂戶、丐戶、墮民、疍民等。
有相當一部分賤籍是被作為一種懲罰手段由平民貶為賤民的。在天寶法典《唐六典》中有「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的典律，其中的「官奴婢」就屬于賤籍。
賤籍不能報捐，不能科試，不能香港置地，即使與平民結婚，其所生后代亦從賤不從良。因此，一旦為賤，則世代為賤，很難脫離。
由于出頭無望，很多賤籍或謀反或為盜寇，一些規模較大的賤籍部族，比如著名的建德市「九姓漁戶」，甚至受地方控制，成為對抗中央集權的地方勢力。為了解除隱患，清代雍正帝推出了「開豁賤籍」政策，即廢除賤籍制度，豁免所有賤籍。由此，中國的賤籍制度開始逐漸消亡。
賤籍特點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良賤制度是一種嚴格的社會等級劃分，它在國家的法律和民間習俗中都有所體現。賤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其身份和權利受到嚴重限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地位低下
賤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極為低下，他們只能從事被指定的低賤職業，如娼妓、樂戶、衙役等。這些職業往往是終身和世襲的，賤民的戶籍不得隨意變更，其子孫也繼承賤籍，難以脫籍。在日常生活中，賤民與良民的交往受到嚴格限制，包括稱謂、禮節、服飾、居住區域和出行方式等方面，都有明確的區分和規定。
法律訴訟不平等
在法律訴訟方面，賤民不具備獨立人格，因此也不具備獨立主體的地位，他們不能作為訴訟的主體，而只能成為訴訟的對象。在官司中，賤民的辯駁往往不被重視，而且在良賤之間的糾紛中，官吏通常會偏袒良民，賤民很難獲得公正對待。法律還對賤民的行為施加更重的處罰，如奴婢毆打家長的刑罰就比普通人重。
婚姻限制
賤民在婚配上受到嚴格限制，他們只能在賤民之間通婚，法律嚴禁良賤聯姻。一旦發生良賤通婚，將面臨嚴重的法律后果。良民通常也不愿意與賤民婚配，因為一旦與賤民結婚，良民就會失去其良民身份，轉變為賤民。因此，賤民之間的婚姻形成了一種封閉的循環，使得賤籍身份得以延續。
教育與仕途的限制
賤民被剝奪了受教育和參加科舉的權利，這使得他們無法通過科考進入官僚體系。直到清朝乾隆，才有所放寬，允許部分賤民在報官改業后，經過審查，其子孫可以參加科舉。但即便如此，只要有近親屬仍從事賤業，賤民的應試權利仍然受到限制。此外，即使賤民有足夠的財富，法律也禁止他們通過納捐的方式獲得官職或功名。
賤籍分類
衙役皂吏
衙役的社會地位較低，他們沒有官方身份，屬于衙門自行召集的當差人員。在清代，衙役的年薪非常低，通常只有幾兩銀子，因此他們主要依靠陋規（即非正式的收費和賄賂）來維持生活。衙役中，皂隸、馬快、步快、捕役、仵作、禁卒、門子等法律上被列為“賤民”，其地位相當于妓女、戲子或奴婢，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及進入官場。
娼妓
娼，原為“倡”，起于音樂，與“優”同。漢許慎《說文解字》：“倡，樂也；優，饒也，一曰倡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其戲言之謂之俳，以其音樂言之謂之優；亦謂之倡，實一物也。”隋·陸法言在《切韻》中認為：“妓，女樂也。”古代的娼男女不分。《漢書·李延年傳》稱，李延年的父母兄弟都為倡。唐以后，娼妓多為女性。我國古代娼妓歷史發展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時期，殷商時期（前十六世紀～前1027 年），為巫娼時代。主要形式是宗教賣淫。第二時期，西周公國至東漢（前 1027～219 年）為奴隸娼妓及官娼發生時代。西周，開奴隸娼妓之端。春秋《管子》中所謂“女閭”，劉徹時期所謂“營妓”，均為奴隸。第三時期，三國歷南北朝至隋（220～617 年）為家妓及奴隸娼妓并進時代。秦漢，私奴隸極盛，此時變為家妓或私娼。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妓臻空前盛況。同時，仍襲漢代“營妓”。男娼在此期亦盛。第四時期，唐、宋、元、明四朝（618～1643 年），是官妓鼎盛時期，唐、宋有“官妓”“營妓”，明代有“教坊司樂戶”。第五時期，清入關以后（1644 年后），為私人經營娼妓時代。順治十六年（1659 年），京師教坊司女樂改用太監。康熙帝十二年（1672 年），禮部奏各省春儀禁用伶人娼妓。雍正元年（1723 年）以后屢次詔諭，開豁為良，解放各省教坊樂籍等賤民階級。至此，革除了歷唐、宋、元、明四朝的“官妓”。此后，娼妓完全為私人經營。相沿數千年的“奴隸娼妓”遂成歷史。娼妓制度貫穿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其起源和興盛，與政治、文化、社會、經濟有密切關系，是封建統治者的一種愚民政策。清·龔自珍在《京師樂籍說》中分析認為，封建統治者倡行娼妓之制，其目的在于使天下游士纏綿歌泣于床笫之間，耗資財，損體力，流失才華，無暇讀書，不思古今，漠視國事，從而“無謀人國之心矣”，以穩固其統治地位。
樂人
是官妓的一種。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專以歌舞娛人;另一類除了表演歌舞外，還兼操淫業。元·關漢卿《謝天香·楔子》:“小人張千，在這開封府做著個樂探執事，我管的是那僧尼道俗，樂人迎新送舊都是小人該管。”(《元曲選》)這里的“樂人”指的就是第二類。樂人的來源有二:一是樂籍子弟，世代為樂人。二是將犯罪的婦女或犯人的妻女沒入官府，充當官妓，從事歌舞吹彈，名隸樂籍，戶稱樂戶，人日樂人。樂人身份低賤，清代之前和清前期屬賤民等級，不得列于士農工商四民的名籍。不許讀書、應舉、做官，不準與良人通婚。自清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清廷頒發了一系列詔令，開豁賤民為良民。雍正元年和愛新覺羅·颙琰十四年(1809年)，曾兩次頒令，令樂人削樂籍，并改業從良，“與編氓同列”。(《清文獻通考》卷十九)樂人被豁賤籍后，除在日常生活中仍被賤視外，政治上，仍不能立即取得良民應有的全部權利。他們被準許從事農業或手工業、商業，甚至也可習文讀書，但不得應試出什或捐納為官。直至其第四代孫，在本族親友均系清白自守的條件下，方準報捐入仕。但“開豁為良”為樂人脫離賤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一大進步。
墮民/丐戶
元明清時期特定區域內生存的賤民。又稱丐戶、惰民、大貧、怯鄰戶、惰病、大病等。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紹興市、寧波市和江蘇省的蘇州市、常熟市地區，以紹興最多。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風俗》“丐戶”條稱：“今浙東地區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為此稱，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即積巨富，禁不得納貲為官吏。”可知墮民與山陜地區的樂戶相類，地位卑下，屬于古代的賤籍，不能與良民通婚，不能應考做官。在行為舉止、居住區域和服飾等方面，墮民也受到各種限制，如不能高聲說話，走路不能昂首闊步，不能成群結隊、聚眾集議，只能在特定區域居住，不能與百姓混雜，且只允許住低矮的房屋，男子不能穿旗袍，衣服以青色為主，女子青衣藍裙，發髻高于常人，不能戴耳環，不能纏足，等等。
關于墮民的起源，論述眾多，如紹興市地區即存在七種說法：其一，墮民是越王勾踐時的“野合之后”。其二，墮民原是春秋戰國時某國的投降叛逃者，后淪為賤民，成為墮民的前身。其三，西漢初期項羽兵敗烏江后，江東子弟不肯降漢者被視為不臣之民，歸入墮民。其四，唐代宮廷樂師因在安史之亂中“樂而忘憂”，被貶為“墮樂”，流落江南，度曲為業，稱為“度民”，后演變為“墮民”。明代徐渭提出墮民“相傳為宋罪俘之遺，自云宋將焦光瓚部屬，因叛宋投金，故被斥”，稍后的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也說墮民“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瓚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其五，元朝政府貶宋皇室、功臣子孫為“大貧”。其六，墮民產生于明初，其說有三，一是明代宮廷貶元朝名將后裔與元兵“世為漢族奴”；二是朱元璋貶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部屬為“丐戶”；三是朱棣將朱允炆忠臣子孫貶為墮民。綜上所述，墮民來源今已很難有清楚的解釋，但從歷史上看，墮民的產生肯定與古代賤民政策有關，這種現象并非一朝所特有。明初至中華民國，墮民的悲慘境遇卻并無根本改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墮民才真正獲得了平等的地位。
自明代開始，墮民即被排除在四民之外，如萬歷《會稽志·風俗志》所云：“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墮民與讀書仕進、工商和農業絕緣，只能從事四民所不為的賤業，如收舊貨、賣雞毛、做飴糖、捉青蛙、倒夜香、剃發梳頭等。一般認為，墮民在四民中有自己相對固定的服務對象，其服務對象稱為“門眷”“門戶”“主顧”。四時八節，墮民可以各種名目到主顧家提供帶有討彩頭性質的服務，此時主顧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絕。主顧家有紅白喜事或其他慶典時，由女墮民充當喜婆、媒婆，男墮民充任樂戶，負責雜役、轎夫等工作和鼓吹、做戲等演藝活動。
萬歷《紹興府志》提及墮民在立夏日“出鮮衣，鼓笛相娛”，《清稗類鈔》則記載，墮民“男為樂戶”，在婚禮上吹唱。中華民國《蕭山縣志稿》亦稱：“人家婚喪，以墮民司鼓樂。”墮民在四民的各類儀式上主要從事“吹唱”，包括鼓吹和說唱，鼓吹以吹打為主，樂器多為嗩吶；說唱以坐唱為主，唱者不需裝扮，使用竹笛、洞簫、鼓、頭管、二胡、板胡、月琴、三弦琴等樂器伴奏，所唱曲目多帶有鄉土氣息。晚清以后，墮民逐漸成為當地演戲的主要群體，清代范寅《越諺》謂當地戲班“皆墮民為之”。墮民演戲的方式分登臺扮演和木偶戲兩種，所演劇目類型多樣，根據演出場合而有廟會戲、節令戲、聶氏宗祠戲、喜慶戲和事務戲等。
清末民初，墮民成為紹興市亂彈的臺柱，紹興地區三埭街幾乎每家的男墮民都從事戲業，演技好的進專業劇團，演技一般的進唱班。頗負時譽的紹劇演員有不少出身于墮民家庭，其中包括小花臉王茂源、小生阿林、老生彭云生（筱昌順）、花旦林玉麟以及以演出《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而聞名的章宗義（六齡童）等。可以說，紹劇的繁榮發展和墮民的參與有著直接關系。
伴當、世仆
伴當，世仆的一種稱謂。常見于江南徽州府。他們與地主之間有人身隸屬關系。社會地位相當于樂戶與墮民。元明清時期世代相襲的仆從稱為 “伴當”。伴當始自元初，可能是因勢家大族隱占軍匠戶而產生。由于世代相襲，便出現了此姓為彼姓服役、乙姓為甲姓世仆的隸屬關系。明清時期徽州伴當較為多見。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經過長期的斗爭，安徽徽州、寧國市、池州市三府的 “伴當” 被清政府宣布一律不以 “世仆” 對待。
佃仆
佃仆是封建社會奴隸制的殘余。佃仆制出現于宋代，在明清時期的徽州比較興盛。佃仆一般被稱為“佃田之仆”，即佃仆是租佃地主士地的奴仆。其來源主要是迫于生計而租種地主莊田、被釋放的家內奴仆，一般都是“種主田、住主屋、葬主山”。佃仆在社會地位上屬于小姓、小戶。小姓、小戶先前并非都是佃仆，但都是被勒迫為佃仆的對象。年深日久，小姓、小戶之稱便同佃仆一詞通用了。
佃仆近于奴仆，以賤民視之，在法律上歸入奴仆類。其妻女則稱為“"婢”或“莊婢”。一旦淪為佃仆，即打上主仆名分的印記，且是“數十世不改”，佃仆即便三代不再應役，仍被視作賤籍，在地方社會中飽受歧視。佃仆在經濟上不同于奴婢，他們相對獨立，有獨立的個體小家庭經濟，有自由支配的勞動時間。地主只能以地租和勞役的形式部分地占有他們的人身和勞動成果。
疍戶
亦作“蜑戶”“蛋戶”或“蛋民”。疍民是福建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沿海地區的一種水上居民。多以船為家，少數居于水濱。地位較一般民戶為低，是賤民的一種。疍疍戶之稱源于何時，已不可考。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將 “蜑” 釋為 “南方夷”。后來稱為 “疍蠻”“水居蠻”。主要從事捕魚、采珠及水上運輸等業。元以前，統治者一般不允許其冒充民戶、改換職業或上岸居住，元泰定元年（1324 年）將部分疍戶改為民戶。明洪武年間，有人主張籍疍戶為兵。清朝改變不許疍戶上岸居住的政策，并允許其同一般良民編入保甲。但其實際社會地位仍較一般民人為低。清以后疍戶飄泊流離、遭受歧視的境況一直未得到改善。
廢除
清世宗雍正帝登基后，先后發布一系列詔令，開豁某些賤民為良民。雍正五年(1727)四月，世宗發出上諭，決定將“山西省之樂戶、浙江省之惰（也作墮）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并把這些“賤籍”之民編入齊民，成為向國家承擔賦稅的“良民”。改造“賤籍”的活動在雍正朝之后也一直持續，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69)規定，準將徽州(今歙縣)、寧國市(今安徽宣城)、池州市(今安徽貴池)三府未立文契的佃仆開豁為良。嘉慶十四年(1809)重申關于將皖南細民與樂戶、惰（也作墮）民、丐戶-樣削籍并改業為良。清政府豁賤為良，使這些“賤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些良民應有的權利。他們被準許從事農業或手工業、商業，甚至可習文讀書。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革除了千百年來的積弊，對于消弭民間反抗、穩定社會、維護專制統治均有積極意義。
參考資料 >
雍正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保證推行朝廷廉政.中國新聞網.202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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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衙役.豆瓣讀書.202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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