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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首輔，即內閣中位列第一的輔臣。在明代，“首輔”是對內閣大學士（少數以翰林學士入直內閣）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稱，與內閣“次輔”、“群輔”相對，一說大致產生于朱祁鎮天順年間，始自李賢；另有從朱高熾時大學士初兼師保之官的楊士奇起算、從朱棣創建內閣時起算、從明世宗在位期間起算等說法。

內閣首輔并無明文規定，而是政治實踐的產物。嘉靖、隆慶與萬歷初年，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之權最重，主持內閣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擬權，次輔不敢與之抗衡。在內閣之外，內閣首輔也已成為文臣之首，并能有力地影響六部，其中張居正還嘗試通過考成法以使對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張居正之后，內閣首輔權力趨于衰落。

對于內閣首輔的性質和地位，存在“顧問”、“宰相”、“開府之書記”、“輔相”等多種說法，當代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其并非宰相。嚴格意義上，在明代內閣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強調大學士職權差別的時代，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歷史背景

唐宋學士

內閣官員的名稱，如“某某殿大學士”、“某某閣大學士”等官名，始創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賢殿學士的職責主要是編輯圖書、發現推薦文學賢才，不是掌握行政權的中央機構。宋朝設立的“殿閣大學士”名目繁多，如“觀文殿、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等學士，但多是作為榮譽銜，無實際職責，與宰相不一定重合。

內閣初建

明朝建立之初設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丞相，罷中書省，親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務繁重，朱元璋獨自處理，也感到力不從心，遂先設置春夏秋冬“四輔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為皇帝顧問。這些官員作為很小，與前代宰輔不可同日而語。此外，他也從翰林院中臨時啟用官員協助處理章奏。

朱棣篡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此后秘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內閣中的官員一般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作為官職名，但該“大學士”僅作為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為翰林院官員，品級不過五品，其下不設置新官署，職權受到限制，其性質也仍屬“顧問”。然而，閣臣們憑借接近皇帝，對皇帝的決策仍有重要影響力。洪熙、宣德年間，多人內閣逐漸簡為“三楊”輔政，而閣臣官階、內閣權力都開始快速上升。

閣臣分化

內閣首輔并非由制度規定在內閣中設置的職位，而是在實際政務運作當中形成的，其產生源于內閣“輔臣”（一般情況下即大學士）位次的差異和由此帶來的職權、地位的不同。

在永樂年間，七人內閣組成之初，成祖對內閣有所命令，就會說“解縉等”；解縉被貶謫后，就改說“胡廣等”。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經常是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稱其為“四朝耆臣，二圣元輔”（《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貞在追述史事時，也將楊士奇稱為內閣首輔。但這個時侯，各位閣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議事，首次尚無明顯區分。

正統年間，“三楊”與新入閣的陳循等人差距凸現出來。章奏票擬的機務原由“三楊”主掌，陳循等在三楊中僅剩楊溥一人的情況下，經過禮部奏請，才得以參預其中。這被趙翼認為是閣臣間職權不等的一條例證。

正統、景泰之際，閣臣議政票旨皆在文淵閣，當時楊溥已逝，由陳循主議。葉盛攻擊陳循，說他“謬當內相之首”，朱祁鈺也曾敕諭陳循說“朕任卿掌內閣事”：這些都體現了陳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間的內閣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陳循；在內閣外，六部分權、直屬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堅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書于謙也遠遠超過閣臣。曾有御史建言“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被于謙依據祖制駁斥。

制度沿革

首輔產生

天順初年，李賢二度入閣，朱祁鎮命其“掌文淵閣事”?，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地位獨尊。李賢自己也說，文臣中只有自己“濫叨少保”?。英宗凡軍國大事皆與他商議。這樣，李賢就被群臣目為首輔。《明實錄》云：“事皆處分于（李）賢。……賢卒，（陳文）首秉國鈞。”這是《明實錄》中第一次提到閣臣“首秉國鈞”，此后沿為故事。學者方志遠據此認為，明代首輔的出現宜定在天順、成化之際。此外，在《明史》列傳部分，“李賢”也是諸位內閣輔臣中被記載為“大學士”的年代最早的一位。

隨著位居第一者開始有了”首輔“的尊稱，其次的閣臣就稱為次輔，余人稱群輔。內閣首輔的人選，依閣臣的入閣先后、資歷、才能、聲望及皇帝旨意來確定。朱祁鎮天順之世，李賢為內閣首輔；朱見深時，萬安等為內閣首輔；武宗時，有李東陽、楊廷和等為內閣首輔。

這一階段，圍繞內閣首輔之位展開的黨爭已經出現，例如成化年間著名的“紙糊三閣老”中，首輔萬安與南人結黨，閣臣劉珝則與北人結黨，相互傾軋，最后以萬安和劉吉獲勝、劉珝致仕而告終。內閣首輔也對內閣之外的牽制力量進行打壓，例如弘治初年，劉吉曾對彈劾自己的言官進行陷害。

權傾一時

最晚到嘉靖時，內閣班次已經列于六部之前，在閣、部之爭中占得上風。明世宗于嘉靖九年（1530年）恢復永樂舊制，令閣臣單獨排班，即使是缺少加官的閣臣也免居各部尚書之后。與此同時，宦官的勢力也受到排斥，”閣權始專“。也正是從明世宗即位起，內閣首輔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權勢更重，尤其是擁有了專斷票擬的資格。在諭旨、詔令中，明世宗也首次正式使用大學士、元輔、首臣、首相等對首席內閣大學士加以稱呼，楊廷和即曾被稱為“內閣首輔”。不過，在君臣關系上，明世宗仍自操威柄，專制獨裁，內閣首輔雖有票擬權，但沒有獨立裁決的權力，而仍是承旨辦事。在閣部關系上，嘉隆萬時期內閣在與六部的權力交鋒中占據了上風，但是最終未能突“祖制”而完成宰相化。嘉靖一朝，首輔先后有楊廷和、楊一清、張璁、李時、夏言、翟鑾、嚴嵩、徐階等。朱載坖時，首輔有李春芳、高拱等。

這一階段，閣臣之間圍繞大學士位置的傾軋爭奪愈演愈烈，既存在內閣首輔頻繁更換的情況，也出現了多位強勢的內閣首輔。首先，張璁借大禮議取得明世宗信任。排擠楊廷和、楊一清；其后，夏言與嚴嵩、嚴嵩與徐階相繼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其中夏言成為明代首位棄市的內閣首輔，嚴嵩則開創了利用內閣首輔的票擬權處死輔臣和諫官（楊繼盛）的先例。

徐階成為內閣首輔后，吸取嚴嵩等專權獨斷的教訓，與閣臣袁煒共同草擬詔書而不專斷，又開言路、薦人才。然而，高拱不愿屈居其下，與他相互傾軋，又架空李春芳，取得了內閣首輔之職。朱翊鈞登基之初，張居正聯結馮保、使用權術，又代高拱為內閣首輔。激烈的斗爭，符合專制君主維護自身權力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內閣地位的提高、大學士地位的突出以及宦官權力的相對削弱。

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期間，所受優待，在明代是罕見的。與他同時在內閣的閣臣先后五人，都是由他疏薦入閣的。神宗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入閣諭旨是：“著隨元輔等入閣辦事。”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南歸葬父，神宗命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得專決。仍馳之江陵聽先生處分。”至比，首輔成了內閣的長官，閣僚則降為首輔的屬員。至于部院員缺，特別是吏、兵二部尚書的推用，實際均由居正決定。這樣，六卿對首輔也只有“同色探旨”，唯唯聽命了。張居正利用難得的政治機遇推行改革（見張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統治一度出現振興跡象，其本人也成為明代歷史上權勢最重的內閣首輔。內閣制度至此也發展到高峰。

首輔權衰

張居正死后不久即被攻訐，其家被籍沒，至天啟二年（1622年）方恢復名譽。同時，包括考成法在內的大部分新政被廢除。直到明亡，內閣大臣大都碌碌無為，浮沉守位，沒有再出現此前一類”權臣“。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張居正等人的悲劇命運給繼任者帶來震撼，使他們小心翼翼；皇帝與朝臣對立，而內閣首輔則因相對接近皇帝，被視為皇帝心腹，從而成為朝臣激烈批評的對象，更難有所作為；而關鍵原因，在于閣權擴張使神宗感到威脅，遂削奪閣權，不再委政內閣。事實上，衰敗的不僅僅是內閣首輔一人的權力，明代內閣整體上亦日趨衰落，權力地位下滑，已難以發揮作用。

朱翊鈞親政后，張四維、申時行相繼任內閣首輔，期間，內閣在各方玫擊中勉強維持現狀。當時廷臣群起追論張居正，集中攻擊內閣侵奪吏、兵二部用人權和用考成簿挾制科臣二事違背祖制，應永為禁革，而張四維、申時行先后引嘉靖以來朝政的成例加以申辯，閣權得以茍延殘喘。嗣后，內閣又與吏部就人事權展開長期斗爭，內閣首輔張位成功排擠多位吏部尚書，但人事權之爭還是以吏部的勝利告終。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之后，因閣臣得不到補充，以至于朱賡、葉向高、方從哲都曾一度成為內閣中的“獨相”。又因為處于皇帝怠政時期，閣臣往往只能通過票擬與皇帝進行文字聯絡，長期不能見面。

天啟年間，閹黨權盛，阿附魏忠賢的魏廣微為了獲取更大權力，通過魏忠賢嘗試分割了內閣首輔韓爌的部分票擬權。不過，方志遠認為在顧秉謙擔任內閣大學士后，首輔“主批紅”的權力應該得到了恢復，但其原因恰恰在于顧秉謙也是閹黨分子，主票擬不過便利了他為魏忠賢服務。這期間，閣臣們也被譏諷為“魏家閣老”。

崇禎時，內閣首輔頻繁更換，多至十余人。在此期間，倪元珙再次提出分割票擬權，獲得明思宗首肯。不過，崇禎一朝仍出現了周延儒、溫體仁這樣的權奸首輔。

名存實亡

清代內閣大學士中雖仍有所謂“領班大學士”（有時亦被稱為首輔），但與明代內閣首輔不可同日而語。清代曾在內閣任職的席吳鏊說：“明重首揆，次輔幾不敢與齒，本朝閣臣少所差別。”（《內閣志》）具體分析清代閣臣狀況可知，清朝大學士的班次權力意義不甚明顯，閣臣彼此在職權上接近。在更嚴格的意義上，“首輔”成為對”領班軍機大臣“的稱呼，不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首輔職權

在明代，一般而言，內閣首輔指大學士中入閣最早、資歷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擁有相對重要的職權、地位。

其一，票擬權。票擬權起初并非由內閣輔臣獨享，更不為首席內閣大學士壟斷。但后來，票擬權逐漸專歸于內閣，在內閣之中又由內閣首輔執筆主稿，首輔委托則其他閣臣可以執筆。嘉靖以后，大學士趨于專斷票擬，不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閣臣置喙。一方面，首輔極力維護其“主票擬”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主票擬，則意味著他將取而代之。此后，首輔對票擬權的主掌，在天啟、崇禎年間先后受到過魏廣微和倪元璐的沖擊，但大體維持了下來。

其二，對六部的影響力。嚴嵩、張居正等內閣首輔在事實上控制了六部，張居正還試圖通過”考成法“使這種控制正規化。

其三，位次。隨著地位的提升，閣臣常擁有各部尚書的兼銜，雖起初與六部的實任尚書仍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后則慢慢反超，科舉讀卷時的次第反映出了這種微妙的變化，朝會位次亦然。此外，自李賢以后，內閣首輔的加官都在正二品及以上。概括而言，內閣首輔一般官以“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但不絕對），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在內閣書寫詔旨、奏議朝政、封駁帝命、保薦人才、輔導太子、主持修書、外出督師等職權中，內閣首輔（包括早期的首席大學士）也有參與，在集體奏議等情形下具領銜地位。也有學者就其中的封駁帝命，討論內閣首輔的“封還執奏”權，不過學界一般把封還執奏視作內閣整體的權力，其對于內閣首輔的專屬性似不明顯。還有學者探討內閣首輔在黨爭過程中運用的司法權，等等。

內閣首輔的實際職權因人、因時而異，其行使職權的效果也是如此。嘉靖以后，內閣首輔已具備皇帝之下、七卿以上的輔政大臣的地位，然而，明廷典制對此始終未明確承認，在《大明會典》中內閣也僅被附于翰林院之下（其中也未明確規定“內閣首輔“之職）。總體上，閣權依附于皇權，并受到司禮監，外廷部院、科道等官的牽制。

代表人物

? 制度萌芽期：解縉，楊士奇（“三楊”均曾在內閣居首位），陳循；

? 初創發展期：李賢，商輅，萬安（“皇帝閣老”），劉吉（“劉棉花”），劉健，李東陽；

? 嘉萬鼎盛期：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青詞宰相”），徐階，高拱，張居正；

? 動蕩衰敗期：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獨相”），方從哲，顧秉謙，溫體仁，周延儒。

制度評價

總評

盡管明代中葉的內閣出現了多位“無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實”的權臣，而且閣臣也常常被俗稱為相，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內閣仍不能與過去的宰相等同。有明一代一共有160多位閣臣（包括50余名內閣首輔），像張居正那樣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作為十分有限。

歷代評價

張璁：內閣設官，止備顧問，後加以代言擬旨，遂招權納賂，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體念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長策，全君臣終始。

王世貞：帝之罷設丞相，著為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于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

申時行：夫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馀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安。

葉向高：①我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君上之威靈，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六年，百凡皆奉圣斷，分毫不敢欺負，部務盡聽主者，分毫不敢與聞。②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于謀議。今之閣臣，虛冐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茍中有所見，而默無一言，是并謀議而失之矣。

馮元飆：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止供票擬。”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于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

黃宗羲：或謂后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后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張廷玉等《明史》：①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敵士奇等親。自是內閣權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②至仁宗而后，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

紀昀等《欽定歷代職官表》：惟是大學士委寄雖隆，而終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官仍以尚書為重，其署銜必曰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本銜在下而兼銜反在上，此則其沿襲之失，而名實不能相副者也。

趙翼：①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②案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為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于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錢穆：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內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于漢唐宋傳統的。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并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黃仁宇：①經過一個時期，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職權。但從制度上來說，這種做法實有曖昧不明之處。②大學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間的更加復雜的糾紛局面。③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并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的。

歷史影響

政治

成為專制工具

內閣制及內閣首輔的產生，源于君主專制的加強及丞相的廢除，也成為強化君主專制的手段。例如，明世宗有意識地整頓內閣人員和完善內閣制，提高大學士的地位和權力，尤其是強化內閣中位居首席者的地位，其目的在于使內閣能在自己身體欠佳又難以信任宦官的情況下，有效發揮輔政作用，更好地為君權服務。另一方面，控制首輔，便控制了內閣，也就能將閣權限制在君權許可的范圍之內。

促進社會改革

在中國古代史上，改革與權力尤其是集權之間往往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的進行常以集權為條件。內閣首輔的產生，客觀上為才大志大的大學士施展抱負創造了條件，從而促使明中后期特殊歷史條件下一系列社會改革的展開。例如，楊廷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利用朱厚照去世后起草遺詔、主持朝政的機會展開改革，內容包括裁撤錦衣衛、打擊宦官、恢復民力、加強邊防等，其后世宗繼續與費宏、楊一清、張璁、桂萼等幾任大學士先后主持一系列興利除弊活動，即“嘉靖新政”。高拱作為朱載坖親信，也曾展開吏治、兵制、財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更是利用朱翊鈞年幼的機會，“包攬了明神宗的皇權、李太后的訓子權以及馮保的司禮監權”，使權力集于張居正一身并通過張居正的行使而顯現出來，由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系列改革（有學者概括為“嘉隆萬改革”），對于明王朝統治的重振起到了積極作用。

加劇黨爭政爭

隨著內閣首輔制度的發展，首輔一職成為官僚們最大的目標，內閣成員的斗爭趨于激烈，內閣呈現混亂局面，并與黨爭交織在一起。這些政治斗爭，在一定歷史時期、一定程度上使得內閣首輔制度走向衰落并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文化

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有研究者指出，內閣首輔的尷尬處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明朝士大夫的關于出仕與否的價值取向。在君主專制加強、士大夫尊嚴受到踐踏的背景下，代表士大夫傳統責任的內閣首輔不得不以無權之名行使有權之實，屢受部臣彈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與君主威權形成沖突，即落得身敗名裂下場。這種困境長期困擾著明代君臣，導致一部分士大夫拒絕出仕，轉而將詩賦、傳奇、書畫等本屬“小道”的技藝作為主業；部分士大夫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的歸宿；另外一些文人士大夫選擇了講學。從明中后期起，講學傳道的風氣歷久不衰，書院盛行。然而，避世與清談所構建的政治-文化理想遠離政治實踐，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以及明末外族侵入之下顯得不堪一擊，這也成為集權統治下明代士人乃至于明王朝的悲劇。

歷任名單

明代內閣首輔，自李賢計，共76人次，56人，以公歷記（1457年7月-1644年3月），平均任期為3年4個月。重復出任大學士的，次數最多的是四任首輔的李時和夏言。任期達到十年的有：嚴嵩，15年8個月（兩任合計）；萬安，10年4個月；張居正，10年。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有天順年間的李賢，成化年間的陳文，但在任首輔期間也都提升為大學士。

若自仁宗登基后的楊士奇計，則內閣首輔中任職最長者為楊士奇，任期達19年6個月，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除李賢、陳文外，還有正統年間的曹鼐、陳循，天順年間的徐有貞、許彬，其中除曹、許彬外亦皆提升為大學士。

下表依《明史·宰輔年表》，自朱棣建立內閣時起算，開列內閣中位居首位者的名單。關于清代領班內閣大學士（亦稱“首輔”或“首揆”），參見詞條清朝大學士列表。

上表參見《明史·宰輔年表》、相關人物傳記以及對《宰輔年表》的考訂文章。說明如下：

（1）表中上任時間，如其人于詔書下達時尚在外地，而詔書下達當月未能應召到京的，以應召到京時間為準；

（2）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按照加官則徐有貞在前，按照殿閣則高榖在前，一說按實際情況大學士當已為徐有貞（本表序號9）；

（3）嘉靖五年（1526年），《宰輔年表》將楊一清列為內閣首輔，系就該年五月至七月而言。但即使這一期間，楊一清的官銜為“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費宏則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而太子太師高于太子太傅，且《明實錄》亦將費宏列于楊一清前（例如），據改（本表序號28）；

（4）嘉靖十二年（1533年），《宰輔年表》將方獻夫列為內閣首輔，據《明實錄》及《嘉靖以來首輔傳》改為李時（本表序號34）；

（5）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朱賡卒后，繼任首輔存在爭議，《宰輔年表》采李廷機，《明實錄》在此期間亦仍將李廷機排在葉向高之前（例如），姑依《明實錄》（本表序號60）。

參考資料 >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傳第二十五.國學導航.2018-11-22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明史·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國學導航.2018-08-31

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六十八景泰七年七月二十九日.???????.201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