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美國社會學家，文化批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學師從H.格斯和H.貝克爾，1941年獲博士學位。長期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直至逝世。主要譯著和著作有：《韋伯社會學文選》（與格斯合譯，1946年）、《性格與社會結構》（與格斯合著，1953年）、《白領：美國中產階級》（1951年）、《權力精英》（1956年）和《社會學的想象力》（1959年）等。米爾斯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責任，并主張公共和政治參與，而非客觀觀察。他的著作對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社會運動產生了“特別重要的影響”。
人物經歷
1916年8月28日，米爾斯生于得克薩斯州瓦科（Waco）市。父親是保險經紀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兩人都有愛爾蘭英裔血統。在德克薩斯他家頻繁搬動，從瓦科、維赤塔富、福特烏斯、舍曼、達拉斯、奧斯汀到圣安東尼奧都住過。米爾斯曾是韋科天主教堂的唱詩班男孩，并對基督教產生了終身的厭惡。盡管在一個盎格魯-愛爾蘭天主教家庭長大，米爾斯遠離了教會，自認為是無神論者。41歲的時候，米爾斯稱自己是一個“天生的搗亂者”，“不比任何哪兒的淘氣鬼遜色”，但他的童年是比較孤獨的。父親經常出差在外，雙親的朋友很少，關系也一般。孤獨預示了他在語文學校、高中和大學的生活。在沒有書也沒有音樂的屋里長大，米爾斯說自己是一個“自力更生”的人。
1934年從達拉斯技術高中畢業后，懷著成為一個工程師的想法，米爾斯進了德州農業機械學院。這是一家軍事院校，父親希望米爾斯能在這里鍛煉成人。作為新生，米爾斯在學生報紙《軍營》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豆腐塊，抗議老生在訓練上對新生的愚蠢折磨。不久，學校的高級軍官看了這篇文章，米爾斯從他們臉上知道了什么是憤怒。一篇反駁文章說米爾斯沒“種”，米爾斯在《軍營》上的第二篇文章把這些話附在了末尾：是誰有“種”？是那些有能力和腦子洞悉機構缺陷的人，那些很敏感不能屈就錯誤命令的人，那些適應后就能屈能伸的人，那些有想像和智慧去形成自己準則的人，那些有勇氣和毅力不顧社會壓力和孤獨過自己生活的人。朋友們，這才叫有“種”。
在德州農業機械學校呆了一年后，米爾斯轉到了位于奧斯汀的德州大學，進了哲學與社會學系，這里的教員都擁有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米爾斯在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經濟學上表現如魚得水，還是一個本科生，他就成了George Gentry的社會學助教，干得相當出色。1937年10月，他和多蘿西·海倫·史密斯（菲婭）成婚。她漂亮可人，和青年男女基督教協會關系密切，這個協會一直在為黑人小佃農教育呼吁。由于菲婭堅持自己觀點，他們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在哲學上，米爾斯研讀了皮爾斯、約翰·杜威、賈科莫和喬治·米德的著作。他對社會學理論（包括馬克思的思想）、都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尤其是凡勃倫）和實證研究也發生了興趣。1939年，米爾斯獲得了社會學學士和哲學碩士學位。畢業時，他已經在兩本領先的社會學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了文章。
1939年，在導師的大力推薦下，米爾斯和菲婭一道去了位于麥迪遜的威斯康星大學，帶著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師包括霍華德貝克、E.A.羅斯、約翰齊林，哲學造詣都很深。此時的米爾斯已經在兩家頂級社會學期刊上發表了論文，同學眼里的米爾斯雄心勃勃，一心想成為社會學界的傳奇人物。他和漢斯格斯關系很好，漢斯從歐洲帶來了古典社會學包括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思想。他與格斯有兩本合著：一本是《馬克斯韋伯社會學論文選》（1946年），一本是《性格與社會結構》（1953年）。米爾斯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的早期論文《情境行動與動機語匯》，預示了數十年后興起的民族方法學對情境的重視。他在《美國社會學》上發表的《社會病理學者的職業意識形態》（1943年），帶動了社會學家（包括約當時威斯康辛社會學系主任翰齊林）重寫關于社會問題的教科書，當時通行的教科書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重要的古典思想，如社會分層的后果。
1941年米爾斯結束了他的課程工作，被聘為馬里蘭大學社會學系助教。因為血壓高，他推遲了服役。1942年，他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社會學與實用主義》，并于當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的博士學位，這篇論文直到1964年才出版。在博士論文里，米爾斯用知識社會學發展了實用主義尤其是皮爾斯、賈科莫和約翰·杜威的哲學。雖然米爾斯和菲婭的關系一直在惡化，但1943年他們還是生下了女兒帕瑪娜（Pamela）。對米爾斯來說，馬里蘭大學既提供了一個了解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機會，也成了他通往哥倫比亞和紐約的中繼站。正是在馬里蘭，米爾斯開始給《新共和》這樣的進步雜志寫東西，不斷磨礪自己，成了一個關注時代根本問題的創造性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家。他看到，新政反映的改革主義與自由主義已經不是解決美國和世界問題的有效答案。
1945年，米爾斯成了哥倫比亞應用社會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1947年，離婚后的菲婭帶著帕瑪娜離開了他。1948年，他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我本人曾經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預科學生，在1951-1952年聽了米爾斯的課之后轉行學了社會學。作為教師，米爾斯體格高大結實，聲音低沉，醉心社會學，把它當作一個理解世界面對其問題的工具，給人的印象異常深刻。他給學生講的自己和艾森豪威爾偶遇的故事，重復了他第一次在《軍營》上發表文章的遭遇。一天，艾森豪威爾不聲不響地走進米爾斯上課的教室，在最后一排坐下，米爾斯馬上換了討論題目，開始說怎么用階級斗爭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米爾斯講得越來越像那么一回事，而艾森豪威爾越來越不安，臉紅了，最后站起來走了出去，再也沒進來。米爾斯對自己的壯舉非常得意。這種對其他人的敵意方式，使他失去了很多機會，而這些機會本可以幫他達到他致力追求的影響力。
米爾斯對政治研究興趣濃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大眾傳播與公共輿論，他試圖調和兩者，但研究所主任保羅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并不喜歡他這樣。米爾斯再次成為研究所里的邊緣人，不論哥倫比亞大學還是紐約的那些政治朋友都不看好他的社會學興趣。1947年，曾是米爾斯研究事務助理的魯斯哈博成了米爾斯的第二任妻子。一年以后，他離開了哥倫比亞應用社會研究所。但經驗研究對他幫助很大，他后來的幾本書可行度很高跟這有很大關系。米爾斯一直關心不同社會階層和他們的政治影響，如《權力的新人》《白領》和《權力精英》。當時反美活動白宮事務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首席檢察官手里掌握了一批從事顛覆活動的組織和個人名單，10000多人在這場反共大征討中失去工作，米爾斯的那些書在這種氣氛下顯得特別激進。
1950年米爾斯升為了助理教授，次年有了第二個女兒凱瑟琳，1956年又升為教授。但是米爾斯跟哥倫比亞大學和社會學系的關系總體上越來越糟，他和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的沖突基本上代表了他和其他人，包括與其他系的教授像萊昂內爾垂林（Lionel Trilling）的關系。一個例證是，米爾斯只教本科而不教研究生社會學課程。作為1956-1957哥本哈根富布萊特講座學者，米爾斯1956年訪問了歐洲。次年米爾斯和魯斯分居，1959年離婚。同年，米爾斯和雅若斯拉娃（Yaroslava Surmach）結婚，1960年兒子尼古拉斯誕生。1958年、1959年米爾斯分別出版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和《社會學的想象力》。他開始認可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戰爭，認為它是在蘇聯共產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之外可行的“第三條路”。1960年，米爾斯訪問了古巴，采訪了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其他人，并于1960年出版《聽吧，楊基：古巴的革命》。在準備和貝勒（A. A. Berle Jr.）上全國電視辯論的前一兩天，米爾斯心臟病嚴重發作。在一次歐洲旅行之后，米爾斯回到了紐約州西紐亞克。1962年3月20日，在新著《馬克思主義者》出版前夕，他在紐亞克因心臟病發作逝世。該書對眾多馬克思主義流派做了廣泛的分析。
米爾斯死后三年，一本紀念米爾斯的文集《新社會學》出版了。他自己的論文成集于1963年，博士論文在1964年終于找到了愿意出版的人，演講發言1968年結集出版，書信集2000年面世。米爾斯的傳記（Scimecca, 1977； Horowitz, 1983； Tilman, 1984）有三種，還有一本談米爾斯做權力精英研究的書，至少有三本書是寫給米爾斯的（Stein and Vidich, 1965；Wallerstein and Starr, 1971； Phillips, 2001）。從1964年開始，社會問題研究會設立了“米爾斯獎”，獎勵那些“在杰出社會學米爾斯研究傳統指導下，致力于增進對人與社會的理解，最能代表優秀社會科學研究的著作”。1997年，有人組織了一項對各國社會學家的調查，了解哪10本書對20世紀的社會學家影響最大。社會學家們把《社會學的想象力》位列第二，僅排在馬克斯·韋伯的巨著《經濟與社會》之后。2001年，菲利普斯出版了一本建立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研究方法之上的著作。2002年，我們編輯了第一卷在同樣方法指導下的研究成果集（Phillips, Kincaid and Scheff, eds.），這也是建于2000年的“社會學想象力小組”第一次年會的結出的碩果。
主要成就
米爾斯深受德國古典社會學理論和G.H.喬治·米德的實用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在政治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內頗有建樹。米爾斯批判了50～60年代在社會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以T.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大理論”和以P·F·拉扎斯菲爾德為代表的“抽象的經驗主義”，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學正面臨著深刻的理論危機。為深入理解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為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米爾斯倡導社會學的想象力，強調社會學要加強對歷史的研究，加強對社會心理的研究。他繼承了K.卡爾·馬克思和M.韋伯的傳統，深刻分析了當時美國社會的階級、政治和權力結構。他指出，美國社會的統治階級是商業、軍事和聯邦政府的官僚組織的典型代表，廣大民眾的權力的喪失恰好體現出上層社會權力精英們的專橫跋扈。米爾斯的社會學理論強調社會的沖突和矛盾，并具有濃厚的價值判斷和人文主義色彩，對后來的沖突變遷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觀點
米爾斯的學術觀點一直處于爭議之中。米爾斯常被視為一個“秘密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強調社會階層和各個階層在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并且努力保存馬克思主義傳統在社會理論中的地位。當然很多學者不這么看，他們認為米爾斯更接近馬克斯·韋伯，而韋伯則被很多社會學家視為社會自由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老牌代表。然而，米爾斯使用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來描述社會結構，而不是文化，這一點有力地證明了米爾斯站在了馬克思的立場，而不屬于韋伯陣營。此外，他編譯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并沒有收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也說明他不屬于韋伯這一派。米爾斯接受了韋伯的科層制作為內在的社會控制的思想，以及韋伯的歷史研究方法，但沒有接受自由主義（而是成為它的批判者）。
盡管米爾斯從來都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簽，但他曾對自己最親密的朋友說過，他感覺自己更接近經過修正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米爾斯在自己的選集《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中，將自己視為一位在青年馬克思主義精神下工作的“平民馬克思主義者”。在1956年他給朋友 貝特（Bette）和哈維·斯瓦多斯 的一封信中，他說，“在這個時候，不要忘了，即使是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比所有像約翰·密爾這樣墨守成規的自由主義者加起來更有用。”
在1957年秋天“給同志的信”（Letters to Tovarich，一篇自傳性文章）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叫做“我將成為什么樣的人以及我為何會成為這樣的人”（"On Who I Might Be and How I Got That Way"）：“你問我，‘你將成為什么樣的人？’現在我回答你：我是一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成員（Wobbly）。’我是指在精神和政治意義上的。我是從政治道德而非政治傾向上這么說的，我成為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成員就只為了一個目的：反對官僚制。……我在內心深處是一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成員，有良好的目的。我不在鯨魚的肚子里（喬治·奧威爾在作品集《在鯨腹中》將亨利·米勒的作品摒出一切政治的行為，稱為“在鯨腹中”），我通過社會區隔和自助走上這條路。但是你知道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成員是什么嗎？它是一種精神狀態。同志，不要害怕這個詞。一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成員不僅聽命于自己，而且他能保證自己永遠成為自己。他不喜歡那些老板，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或者共產主義的。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和任何追求下，他想成為，他想每一個人，都成為自己的主人。這種精神狀態，而且只有這種精神狀態，才是一個世界產業工人的自由。”
余下兩段引文是凱瑟琳·米爾斯（Kathryn Mills）為了讓人們更好的理解米爾斯微妙的思想而選擇的：
斯坦利·阿羅諾維茨 在《A Mills Revival?》中認為，米爾斯似乎知道自己盡管同時受到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但比起韋伯更接近馬克思。
米爾斯認為可以通過社會學的想象力將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連接起來，這使得他的后繼者們能夠在個體的內心和外部群體的歷程這個意義上理解更廣闊的歷史圖景。個體只有將自己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深刻領會自己的體驗，其中的關鍵是將個體困擾與公共議題相結合。
米爾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沖突社會學家”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認為美國社會無權者與有權者高度分化，制度化地形成區隔。他也關注異化，社會結構對個性的影響，精英和大眾媒體對民眾的操縱等問題。米爾斯將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議題，與馬克斯·韋伯式學者更關注的個體意義和小群體的動機等議題結合起來。
米爾斯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和為人處世上，都有各種好斗的觀點。使用這種方式，米爾斯進行自我放逐。“我是一個異鄉人，不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在內心深處，在正義的道路上。”米爾斯也十分關注蘇聯。因為對美國社會的批判，他被邀請到蘇聯去，他利用這個機會攻擊蘇聯的審查制度。米爾斯持有一種富有爭議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是被相似的官僚主義權力精英所統治，因此他們之間更多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
總之，米爾斯將社會學家理解為，使用恰當方式進行的，一種發自內心的為民主進程服務的政治活動家。“將個人困擾轉換為公共議題，將公共議題轉換為諸多個體意義上的理解，這是社會科學家的政治任務。展示這種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他在著作中，在教學中，以及在他的一生中的任務。為身邊的人們培養這種心智品質是他的目的。保證這些結果就是保衛理性和個人主義，使其成為民主社會的主流價值。”當代美國學者康乃爾·韋斯特在他的著作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認為，米爾斯追隨實用主義傳統。米爾斯認同約翰·杜威“創造性的民主”的目標，強調政治實踐的重要性，但是批評杜威對美國僵化的權力結構的忽視. 米爾斯的博士論文以《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為題，韋斯特將米爾斯與與他同時代的悉尼·胡克和雷茵霍爾德·尼布爾并稱為實用主義中世紀危機中的思想家。
米爾斯強烈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喬治·米德、約翰·杜威、查爾斯·皮爾士和威廉·威廉·詹姆斯。米爾斯著作中社會結構的部分主要受馬克斯·韋伯和曼海姆的影響。米爾斯自稱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影響，他強調卡爾·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社會學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會學必須教授的內容。
在成為社會學家之前，米爾斯是一個哲學狂人，他激進的思想、平等主義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倫、喬治·賀伯特·米德和約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結果。
在威斯康星大學期間，米爾斯受到一位來自德國的社會學家漢斯·葛斯的巨大影響。通過葛斯，米爾斯了解到歐洲的社會理論。
人物作品
米爾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最重要的代表作不是別的，而是那本于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三卷本的代表作《資本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二卷本的《經濟與社會》等大部頭的作品相比，十余萬字的這本書，顯得有些單薄，但這卻一點不妨礙它憑借其開創性的觀點，而成為一部非常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著作 。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1946）是米爾斯與 Gerth 一起編譯的。他們從1940年開始合作，選擇了韋伯的一些德語作品然后將其翻譯成英語。他們在這本書引言的開頭就討論了英語單詞與德語文本中的一些差異，試圖表明他們想要盡可能地忠實原文。
《The New Men of Power: America's Labor Leaders》（1948）研究了“勞動的形而上學”以及勞工領袖與商業雇主的動態關系。這本書在結論中稱，勞工運動已經完全放棄了傳統的對抗角色，在資本主義系統內達成了和解。在面包與奶油的安撫下，工會在美國的權力結構中選擇了一種順從和次屬的角色。
《The Puerto Rican Journey》（1950）是米爾斯與克拉倫斯·瑟尼爾（Clarence Senior）和蘿絲·科恩·戈德森（Rose Kohn Goldsen）一起合著的，記述了一種方法論研究，沒有任何社會學的理論框架。
《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對美國的中產階級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描述，認為科層制已經碾壓了中產階級工人，剝奪了他們的獨立思想，將其變為近乎半自動化的、受壓迫的但是又很快樂的人。米爾斯認為在工作場合有三種權力：強制或者說身體暴力、權威和操縱。在這部著作中，米爾斯的思想與韋伯不謀而合，都認為西方社會陷入了科層制理性的“鐵籠”之中，這將導致社會更關注理性而不是合理（理性）。米爾斯擔心中產階級正在“政治上被閹割、文化上被愚弄”，這將導致權力從中產階級轉移到強大的社會精英的手中。中產階級工人獲得了足夠的薪資，但是已經與世界異化，因為他們無力影響和改變這個世界。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53）是米爾斯與葛斯合著的。這被認為是他最具有理論性的著作，盡管葛斯明確稱他為，“一個優異的行動者，一個傲慢的、在創作上前程遠大的、喜歡騎馬和射擊的德州牛仔。”字符 and Social Structure 將實用主義的社會行動主義和個人結構與韋伯社會學的社會結構結合，以角色為中心，這些角色的互動方式，就是與制度產生聯系的方式。
《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 描述了政治精英、軍事精英和經濟精英之間的關系，強調他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強調權力存在于社會精英的權威集中化過程中。權威的集中化由以下部分組成：第一，軍事上的形而上學，換言之，一個由軍事定義的現實；第二，階層身份認同，將他們自身與社會的其他人相區分，并且自認為優于其他人；第三，互換性，在三種制度機構之間或者內部相互流動，掌控著位置所帶來的權力；第四，組織化/社會化，即，新成員社會化的完成是基于他們多大程度上“克隆”已經建立起來的精英交往模式。米爾斯對權力精英的觀點是，他們代表了自身利益，包括維持一種“永久的戰時經濟”來控制美國資本主義的衰落與流動，掩蓋一種“通過大眾媒體來塑造的可操縱的社會和政治秩序”。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1958) 和《Listen, Yankee》 (1960) 緊隨其后的重要著作。在這兩部著作中，米爾斯試圖創造一種社會道德呼聲，使得權力精英能夠對“公眾”負責。雖然 Listen, Yankee 極具爭議，但是是在一個古巴革命戰爭的立場對古巴革命的探索，也是對美國那段歷史的創新性敘述。
《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是米爾斯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著作。1997年的一項調查，詢問國際社會學協會成員二十世紀出版的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著作，《社會學的想象力》排名第二（僅次于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社會學的想象力是社會學研究的心智品質，強調在個人經歷與社會關系中建立聯系。米爾斯強調社會科學家的關鍵任務是“將個人困擾轉變為社會議題”。困擾與議題的區別是，困擾只與個人有關，而議題則與一群人相聯系。例如，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是陷入了困擾，但是一個高失業率的城市則是遭受了社會議題。然后社會學家，將他們的個人經歷和挑戰與社會制度巧妙地聯系起來。社會科學家再將這些制度和社會結構聯系起來，并將其置于歷史敘述之中。
在《馬克思主義者》（The Marxists） （1962）一書中，米爾斯通過對“人的圖景”這一模型的解釋，來批判社會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認為自由主義行不通，不能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圖景，只是為中產階級準備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可能在整體上是錯誤的，但是它在社會結構、社會歷史的機制和個人角色中起作用。米爾斯使用馬克思主義模型的一個苦惱是，他的分析單位太小而且有自主性，因為太簡單而無法用來解釋資本主義。于是，米爾斯將馬克思作為決定論者。
遺產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將他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1962）獻給米爾斯，稱他為“北美洲真正的聲音，拉丁美洲奮斗中的朋友和伙伴”。富恩特斯是《Listen, Yankee》的粉絲，佩服米爾斯的遠見，因為米爾斯看到了作為國家公民的古巴人正在經歷革命性的變化。
米爾斯的書信和其他作品被他的兩個孩子 凱瑟琳（Kathryn）和帕米拉（Pamela）編印成書，取名《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可以從這本著作中全面感受米爾斯的遺產。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丹·韋克菲爾德（Dan Wakefield）認為米爾斯對美國社會的見解超出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米爾斯通過他的思想，阻止美國社會陷入“大眾社會”的陷阱。許多學者認為米爾斯的思想激發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盡管這些運動發生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在美國廣受贊譽而且傳播到世界各地，被翻譯成23種語言。最后，韋克菲爾德以爭議不斷作為米爾斯的特質：“在那個教授們穿著灰色的法蘭絨套裝的小心翼翼的時代，米爾斯騎著他的寶馬牌摩托一路轟鳴到晨邊高地，穿著格子襯衫、舊牛仔褲和工作靴，栓著皮繩的露營袋子里裝著書，斜跨在胸前。不論在教室里還是他的書里，米爾斯都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他的演講像他的個人形象一樣炫目，他與曼海姆、馬克斯·韋伯和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等重量級社會理論家為伍。他猛敲桌子，宣稱每一個人都應該建造自己的房子（他自己就是這么做的），宣稱在上帝的幫助下，使用恰當的研究，我們應該可以建造自己的汽車。使用這種方式，米爾斯將我們學者，從”麻木的一代”研究者中喊了出來。”
1964年，社會問題研究協會設立了賴特·米爾斯獎，獎勵那些“卓越社會科學研究和對超凡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傳統中的個人和社會有深刻理解的典范著作”。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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