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29日，英文：The First Opium War，英國稱通商戰爭、第一次中英戰爭，又稱鴉片戰爭），指的是19世紀中期英國政府對清政府發動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為扭轉中英貿易逆差，大力發展罌粟走私貿易，將大量鴉片輸入中國，清政府為維護國家利益，禁止鴉片入境并展開禁煙運動。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將大部分鴉片庫存銷毀，并在九龍、穿鼻口等地多次擊退英軍進攻。1840年6月，英國政府以林則徐的虎門銷煙等為借口，派出中國遠征軍侵華。遠征軍由艦船47艘、陸軍4000人組成，在海軍少將喬治·懿律、駐華商務監督查理·義律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谑?/a>，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英軍進犯廣東未逞之后北上襲擊廈門市，并于七月攻占定海區，十四日英艦抵大沽口并要挾清政府談判。愛新覺羅·旻寧派博爾濟吉特·琦善到廣州議和，后義律趁琦善撤防之機命英軍攻占大角、沙角炮臺。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三日（1841年1月25日），義律脅迫琦善簽字訂立《穿鼻草約》但被其拒絕，英軍次日以此為借口強占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后道光帝下詔對英宣戰并派愛新覺羅·奕山為靖逆將軍率軍抗英，英軍于同年二月攻陷虎門并進逼廣州。奕山等人由于輕率進兵而致英軍乘機炮轟廣州，奕山向英軍乞和并與之訂立《廣州和約》。英軍為進一步擴大戰果，七月至八月先后攻占廈門市、定海區、鎮海、寧波市等城。愛新覺羅·旻寧再派愛新覺羅·奕經赴浙江省防剿，奕經于次年春（1842年初）在浙江反攻失敗，隨后英軍相繼攻陷吳淞鎮、上海市、鎮江市，進逼南京。清朝投降派大臣愛新覺羅·耆英等人暗中與英軍頭目書信往來，英軍要求道光帝任命全權代表在南京談判。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并賠款割地告終。中英雙方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封建中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近代史(1840—1949)的開端。戰爭暴露了清朝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腐敗和虛弱，也促使部分中國人民開始覺醒并尋求改革方法，同時開展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中國歷史學者牟安世評價：“鴉片戰爭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集中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貪婪性、掠奪性和侵略性，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中國實行殖民掠奪政策的繼續?！?/p>
戰爭背景
國際背景
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各國經歷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主義思想熏陶后，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科技水平快速提升，主要的歐洲列強法國等國加快殖民擴張；同時大工場工業逐漸取代小作坊式的手工業，其中不僅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進口，還需要將大量的加工品銷售出去，以此維持資本主義擴張。這一歷史時期的歐洲殖民情況不是特別理想，美洲、亞洲、大洋洲的可殖民土地都被瓜分盡，面對非洲、南美洲內陸惡劣的熱帶環境，針對瘧疾的特效藥物奎寧（金雞納屬霜）還無法通過人工手段進行合成。歐洲境內的人口和消費市場有限，無法堆積大量的工業成品，于是列強轉而向較為封閉的大清帝國開辟市場。
中國背景
鴉片戰爭前的中原地區是世界上歷史悠久的封建國家，人口眾多且地大物博，但在清朝封建專制統治下由盛而衰。愛新覺羅·颙琰、道光年間，清朝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內部天理教、白蓮教、邊疆少數民族起義不斷，清廷為鎮壓起義而花費國庫進行鎮壓，致使1820年愛新覺羅·旻寧繼位時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同時清朝人口飛速增長，至道光十年（1830年）已經增長到三億九千四百七十八萬人左右，而耕地面積只增長18%左右，因此出現人均耕地不足、民眾生活疾苦的現象。此外，清朝長期施行閉關鎖國政策，缺乏與國際世界的聯系，統治階級固步自封，無論是科技還是思想均落后于世界水平。且統治階級大肆兼并土地導致土地集中化，大量自耕農淪為佃農或流民，再加上戰前罌粟輸入的逐年增多，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的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農民賦稅負擔加重，各省積年拖欠田賦稅課，國庫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清朝軍隊武備松弛且紀律敗壞，二十多萬八旗官兵和六十多萬綠營官兵戰斗力較弱，軍事操練的質量、官兵的身體素質以及武器裝備的質量逐漸下降。
英國背景
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最強大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經過1640-1688年資產階級革命后初步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資產階級政府為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開始實行殖民掠奪政策擴張殖民地，并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如1838年侵略阿富汗的英阿戰爭等；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從紡織部門擴大到機器制造業、運輸業、冶金業、煤炭業等部門，19世紀30至40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英國完成工業革命，確立世界工業壟斷地位。據統計，1840年前后英國工業生產約占全球工業總產量的45%。依托這一工業基礎，英國大規模建造戰艦與商船，進而確立海上霸權。中國因人口眾多、資源豐富，成為英國在亞洲下一個主要的侵略目標。
鴉片貿易
18世紀晚期，由于英國王室貴族推崇和喜愛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大量進口茶葉并銷往英國本土，伴隨著英國的茶葉消費群體逐漸擴大，茶葉在中英貿易中逐漸取得支配地位。但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白銀不斷流入中國而較少流出，致使英國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為扭轉局面英國選擇主要出口棉花原材料，十八世紀后期英國對中國的棉花總出口額達到年均29萬兩白銀左右，但很快英國國內紡織業迅速發展，同時工廠原材料需求飛速增長，大部分棉花都流入英國本土，英國對中國貿易依舊處于逆差。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于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于是英國將目光轉向罌粟貿易，由于控制全球最大罌粟種植區域印度、中亞，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取得對華鴉片貿易的壟斷權，大肆通過旗下附屬的商船和走私商人向中國傾銷鴉片，致使大量白銀從中國流出。截止1838年，英國對華貿易中鴉片出口額的比例已經占據總出口額的一半，加上走私成本縮減，英國逐漸完成扭轉貿易逆差。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同時，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時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曾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愛新覺羅·旻寧，詳細陳述吸食罌粟和鴉片買賣的危害，并建議嚴厲打擊鴉片走私和對吸食者處以重刑。道光帝隨后將此事交由各省督撫討論，各省督撫在禁煙一事上達成一致意見。同年六月，時任湖廣總督林則徐上書回復黃爵滋的奏折，陳述鴉片的危害并根據自己在湖廣總督任內推行的禁煙政策提出六條禁煙的方案。
戰爭起因
虎門銷煙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則徐進京被道光帝授予欽差大臣一職，前往唯一的通商口岸廣東省查禁鴉片并節制廣東水師，此時廣州私人商行為保障自身利益而共同成立公行，由于公行能減輕官府管理的負擔而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是廣東通商口岸負責對外貿易的壟斷組織，因此歐洲商人想要在廣東通商口岸進行正規貿易，就必須要找公行作為中介。愛新覺羅·旻寧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到達廣州市并與時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緊密合作，加緊督促禁絕吸食罌粟，同時照會英國等歐洲商人遏制鴉片走私，并且責令英國商人在時限內交出商船上攜帶的所有鴉片。但英商因繳煙期限已至而只交出少量鴉片，于是林則徐逮捕涉事英商。
同年三月（1839年4月），時任英國駐華最高領事、與林則徐商討鴉片貿易的查理·義律（Charles·Elliot）被清軍困在廣州商館，義律被迫答應林則徐繳納鴉片，并向英商宣布承諾交出所有鴉片，并由女王陛下政府承擔商人損失，義律通過外交辭令將在中國走私的鴉片從商人私人財產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公共財產，為之后發動貿易戰爭埋下伏筆。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林則徐接到愛新覺羅·旻寧的上諭后會同廣東省各級官員，在虎門海灘用海水浸化法銷毀收繳到的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罌粟，廣東民眾、外國商人、領事、傳教士紛紛前往觀看，直到五月十五日（6月25日）全部銷毀。之后林則徐請外商檢查銷毀情況，并照會此前有過鴉片貿易的英國商人，要求其出具保證書，承諾不再向中國出售或走私鴉片。查理·義律出于保證英國利益的立場，發布官方聲明拒絕出具保證書，并從廣州市將大部分英國商人帶回澳門。
林維喜案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英國商船到九龍尖沙咀村?？坎⑸习缎锞?，期間與當地村民發生斗毆沖突，導致村民林維喜重傷，最后不治身亡。事發后林則徐照會義律，要求交出兇手，以清朝法律論罪，遭到義律拒絕。義律私設法庭對涉事水手進行了審判，并以涉案人員需在英國監獄服刑為由，拒絕提供林維喜案的涉事人員信息。林則徐隨后下令封鎖查理·義律所在的澳門，并以官方命令停止一切向英國商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要求英國商人的中國雇工離開。同年六月（1839年8月），清政府禁絕鴉片貿易和封鎖在華商人船只的消息傳回英國本土，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在內閣會議上提議派出一支特遣艦隊前往中國進行軍事報復，并重新確定中英兩國貿易條約和保證在華英國人的權力不受侵害，之后英國東印度防區艦隊總司令馬他侖派遣裝有二十八尊炮的巡洋艦“窩拉疑”號來到中國海面，對中國沿海水師示以威脅。
力量對比
戰前態勢
第一次廣東戰爭階段（1839年9月-1840年6月）
九龍之戰
愛新覺羅·旻寧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中午十二時，“窩拉疑”號艦長士密乘坐裝備有十門旋回炮和四門三磅長筒炮的軍用小艇“路易沙”號駛到九龍，并命令裝備一尊十八磅炮的附屬快艇隨行，直到下午二時半，“窩拉疑”號艦長士密下令快艇向中國師船開火，但遭到清代廣東水師的回擊，“路易沙”號被打中十九炮。下午五時，“威廉要塞”號艇船和“窩拉疑”號開進海灣增援，同時英軍“甘米力治”號船長得忌剌士命令攻擊水師船只，水師船以火繩槍回擊，于當天下午六點半將英軍擊退。九龍之戰失利后，英國內閣會議于同年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決定派遣艦隊到中國海面并訓令印度總督對英軍行動予以合作，之后外交大臣亨利·坦普爾密函通知查理·義律有關女王陛下政府的行動，于是義律公然違反中國禁令，通知各英商在不具結的情況下駛船至穿鼻碼頭進行鴉片貿易，他認為照式具結進口之事對自己的威權產生損傷。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存放鴉片。
穿鼻海戰
愛新覺羅·旻寧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繼英國商船“擔麻士葛”號之后“撒克遜”號也遵令前來具結，義律即派“窩拉疑”號和“華倫”號兵船于中午趕至穿鼻洋阻止“撒克遜”號，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準備前往調查之際，“士密”號率先開炮以致挑起戰火，于是關天培命令本船兵弁開炮回擊并令后船助攻，戰斗期間關天培親自挺立船頭并拔刀督戰，清軍水師船上三千斤銅炮擊中“士密”號船頭，水師提標左營游擊麥廷章督率兵弁，連轟兩炮擊破“士密”號后樓，一小時后“士密”號和“華倫”號先后逃走。穿鼻海戰之后，英軍艦船又攻打九龍官涌炮臺，至十月初八（11月13日）他們先后與清朝守軍交戰六次，清軍大獲全勝迫使英國侵略者放棄奪取官涌山炮臺的計劃。
增防廣州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39年11月26日），林則徐奉令宣布自十一月初一（12月6日）起停止清代與英吉利的貿易，已具結的英船仍照常進埔貿易，但愛新覺羅·旻寧接到林則徐關于穿鼻之戰、官涌之戰的報告后，于十二月初一（1840年1月5日）命令林則徐禁止一切英國船只進口，并將英國船只盡行驅逐出口，同時嚴禁其他國家的商人私代英商運貨，至此中英間正式貿易完全停止。兩次大戰之后，林則徐為防止英軍再犯而在尖沙嘴、官涌地區添建炮臺，擴充廣東水師兵力并購置外國戰船以增強實力，比如從美商旗昌洋行購置的“甘米力治”號船，此外燒毀怡和洋行的罌粟走私船“希臘”號等。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備外，其余均防備松弛。道光二十年三月（1840年4月），經過英國國會的多輪討論，最終主戰派以微弱優勢通過向清朝出兵的決議，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至同年五月（1840年6月）林則徐、關天培等人焚燒、剿滅英國鴉片走私和販煙船只幾十艘，致使英國侵略者不敢貿然進犯廣州，只好調整對清軍的作戰計劃，北竄侵犯東南沿海。
戰爭過程
英軍北上階段（1840年6月-1840年11月）
定海陷落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六月二日（1840年6月30日），英國海陸聯軍最高司令、海軍少將喬治·懿律下令“都魯壹”號、“拉呢”號、“海阿新”號及“哥倫拜恩”號等四艘軍艦，連同武裝輪船“進取”號以及陸軍士兵4000人封鎖廣東海口，在廣州海域稍作停留后，懿律與堂弟查理·義律率十二艘軍艦、三艘武裝輪船、一艘運兵艦、二十七艘運輸艦等大小船艦共計四十三艘，由“康威”號領航北上，英軍艦隊于六月五日（7月3日）在廈門市海面率先炮攻岸上的中國軍民，北洋水師中營守備陳光福、陳勝元等人安排士兵反擊，不久英軍?；鸪吠瞬⒘粝隆安m漢”號軍艦和一艘運輸艦封鎖廈門灣。次日英國皇家海軍司令、海軍準將伯麥爵士（Sir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率五艘軍艦、三艘武裝輪船、二十一艘運輸艦到達舟山島定?？h，伯麥威脅定海知縣姚懷祥獻城投降，姚懷祥拒絕投降并與水師總兵張朝發商議堅守待援。六月七日（7月5日）下午二時，英軍炮轟清軍水師，張朝發左股受傷落水被送往鎮海后不治而亡，水師也被英軍擊敗，英軍隨即占領關山并乘勝攻占定?？h城，姚懷祥于城陷時投普慈寺梵宮池殉難。
琦善和談
定海陷落后，英軍為長期霸占舟山島而聚集定海，并籌劃在該處建立殖民地統治，喬治·懿律任命陸軍司令布爾利上校管理定海軍務、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同時宣布嚴密封鎖寧波市的河流和港口，派遣“鱷魚”號、“康威”號、“阿吉林”號等軍艦四處劫掠。六月二十六日（7月24日），愛新覺羅·旻寧獲悉定海失守后下令將浙江省巡撫烏爾恭額和提督祝廷彪革職，又令鄧廷楨派北洋水師赴浙江，之后又派遣兩江總督愛新覺羅·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去浙江查辦。六月三十日（7月28日），懿律等人率領“威里士厘”號、“布朗底”號、“窩拉疑”號、“卑拉底士”號、“摩底士底”號和武裝輪船“馬達加斯加”號、運輸艦“愛爾納德”號和“達維德·馬耳科姆”號北上，英軍抵達天津大沽口后懿律將《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遞交給直隸總督博爾濟吉特·琦善的代表千總白含章。愛新覺羅·旻寧迫于壓力答應英國提出的恢復貿易、賠償損失的要求，懲辦林則徐并恢復中英通商，同時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負責對英談判，九月初三（9月28日）道光帝正式下令把林則徐、鄧廷楨二人撤職查辦。
道光二十年九月間（1840年10月），英國金奈炮隊的陸軍上尉安突德被浙江定海鄉民包祖才活捉，英國侵略者要求將其釋放，于是查理·義律、馬禮遜父子等人到鎮海東岳宮會見直隸總督愛新覺羅·伊里布、浙江提督祝廷彪、福建提督余步云，雙方就交還定海與釋放俘虜的問題進行談判，并最終于十月十三日（11月6日）簽署停戰協定。幾天后喬治·懿律率領英軍從舟山市出發南下到澳門，中國方面專辦廣東省事務的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博爾濟吉特·琦善也于十一月初六（11月29日）到廣州市，同日英方全權代表懿律因患病返回國內，并由伯麥準將接替擔任艦隊司令，義律作為全權代表與琦善商討和約條款細節。期間琦善為討好英軍而在廣州從事賣國投降活動，裁撤林則徐之前所招募的北洋水師壯丁以及布置的戰守設備。
第二次廣東戰爭階段（1840年12月-1841年8月）
第二次穿鼻之戰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1840年12月4日），琦善和查理·義律等人經過一再磋商達成初步的協議，其中英國人要求賠款二千萬兩白銀，雙方議定賠還六百萬元并不加利息，同時英國人要求清政府允許他們隨帶家眷并設館居住，此外還有開港貿易、給予兵餉、廢除行商制度等，琦善認為英國提出的條件在合理范圍內，但割地一項又顧慮皇帝不批準，于是開始試探道光帝的態度。與此同時英軍也積極備戰，直到同年年底金奈本地步兵第三十七團增援英國陸軍；“加略普”號、“薩馬蘭”號、“朱匹忒”號和“前鋒”號軍艦、“復仇神”號武裝輪船、“硫磺”號及“司塔林”號測量船先后進入粵江口，與本來在華的軍艦組成英軍廣州艦隊。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時，英軍在虎門鎮外發出登陸信號，他們進軍約二小時以后抵達大角山脊，英軍主力部隊居高臨下攻入有塹壕的軍營，三江口協副將陳連升于召集將士作戰之際胸部中彈而犧牲，攻占沙角炮臺（穿鼻炮臺）和大角炮臺，清守軍死傷700余人，被擊毀的帥船、拖船共11艘。
《穿鼻草約》
第二次穿鼻之戰失敗后，博爾濟吉特·琦善由于依然畏懼英軍而未做應有的戰守準備，他拒絕廣東巡撫怡良以及鄧廷楨等人的增防建議，也不允許鎮守虎門鎮遠炮臺的關天培、威遠炮臺的李潤堂等人申請援兵，并自作主張恢復同英國侵略者的談判，最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1841年1月21日）與查理·義律達成初步的停戰協定《穿鼻草約》，其中規定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國、賠償女王陛下政府六百萬元、兩國正式交往應基于平等地位等內容，但由于琦善對愛新覺羅·旻寧帝的態度不明而并未簽字，也沒有蓋用關防，且該條約始終未經道光帝批準，因此不具備法律效力。道光帝在知道博爾濟吉特·琦善與英國私自簽署和談協議后，將琦善革職，另派御前侍衛內大臣愛新覺羅·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調各省防兵一萬七千人，前往廣東省負責對英作戰，而英方對《穿鼻條約》也不予以承認，但英國侵略軍卻實際上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強占香港，而且此前英軍因物資供應困難和水土不服而從舟山市撤退，兩江總督愛新覺羅·伊里布于正月十六日（2月7日）派人與英方統帥胞詛交涉歸還舟山島，之后清朝方面將俘虜安突德、拿布夫人等交給胞詛后收復定?？h城。
虎門之戰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一年二月初五（1841年2月26日）清晨，英軍向虎門發動總攻，并開始從虎門的下橫檔炮轟上橫檔，清軍不敵而退入炮臺，于是英軍在伯麥和荷伯特的指揮下，由“威里士厘”號、“加略普”號、“摩底土底”號、“薩馬蘭”號、“前鋒”號、“鱷魚”號、“硫磺”號等前往攻打上橫檔島上的橫檔炮臺和永安炮臺，并壓制蘆灣山方面鞏固炮臺的火力。炮轟之后，約在下午一點半，由“復仇神”號、“馬達加斯加”號運送英軍在上橫檔后方登陸，亞娘鞋島、西邊的鞏固炮臺也相繼被英軍攻占，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于靖遠炮臺督戰受傷多處，還親自燃放大炮并堅守炮臺，揮刀與英軍士兵戰斗，最后由于胸部中彈且被刺刀重傷而亡，都司署提標游擊麥廷章也隨之陣亡，虎門的南山、鎮遠、威遠、定遠、橫檔、永安六炮臺全部陷落。同一天愛新覺羅·旻寧以博爾濟吉特·琦善擅自割讓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擅準通商之罪，將其革職逮捕并押赴京城詢問，同時將其家產查抄入官。此外道光帝催促愛新覺羅·奕山、隆文兼程前進，并諭令楊芳先赴廣東省督辦。次日英艦溯江而上開進內河，烏涌炮臺的守將不戰而走致使烏涌失守，使得英軍長驅直入抵達迫近廣州市城郊，廣州海域已被英軍徹底封鎖。
廣州之戰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41年3月3日），廣州知府余保純在楊芳未到廣州之際親至黃埔區“加略普”號船上與查理·義律議和，而英國侵略者只同意停戰三天，期間英軍暗中派人探查內河虛實和江流情況，準備進一步軍事侵略。二月十三日（1841年3月5日），參贊大臣楊芳率先抵達廣東并暫管軍務，而英軍從二月十四日（3月6日）至二十四日（3月16日），先后攻占二沙尾島上的中流砥柱炮臺、大黃水道上的綏定炮臺、紅山河沿岸的磨刀炮臺、飛舒閣炮臺、上閘炮臺等，此時義律并不知道博爾濟吉特·琦善已被革職查辦而再次照會琦善要求停戰談判，但北上廣州城的談判小船途經鳳凰崗時遭到清兵炮擊，查理·義律為報復清軍于二月二十六日（3月18日）上午十一時半，命令“摩底士底”號、“阿吉林”號、“司塔林”號、“青春女神”號、“路易沙”號、“復仇神”號等船由大黃滘北上，分三隊進攻鳳凰岡炮臺、沙面炮臺、海珠炮臺、東炮臺等，期間楊芳無視英軍進逼導致清軍潰敗，大黃滘炮臺的守軍在臨戰前夕與英軍商議“假戰”，最終英軍奪去火炮一百二十三尊并占領廣州市商館，次日英軍直接致書楊芳要求通商，楊芳在與怡良、林則徐商議后，派遣時任廣州知府余保純同義律商議?；鸩⒒謴蛷V州通商。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靖逆將軍愛新覺羅·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和兩廣總督祁??[gòng]抵達廣州，被革職的林則徐重新被起用并派往浙江省辦理洋務，于是查理·義律按照此前與楊芳臨時達成的休戰協議內容進行確認，奕山便將義律提出的要求上書愛新覺羅·旻寧。道光帝接到上書后下令從各省向廣州調集軍隊，同時駁斥此前楊芳與義律達成的協議，并督促奕山加強武備。義律獲悉清軍向廣州市集結后，加緊將商館內的僑民撤出廣州，同時英國皇家海軍作出向廣州城進逼的態勢。閏三月三十日（5月21日）晚，奕山準備用火船突襲英國海軍但損失較大，英軍2400人重新整隊并于次日黎明向廣州城的駐軍及水師發動反擊，英國海軍摧毀西炮臺后溯江而上，同時英國陸軍在廣州登陸擊敗守備的清軍，在幾天時間內占領廣州城附近的武備工事，將奕山率領的2萬清軍圍困在廣州城內。四月初七日（5月27日），愛新覺羅·奕山被迫遣使求和并授權余保純與查理·義律簽訂《廣州和約》，和約不僅要求奕山等人限六日內率軍退出廣州城六十里以外，還要限一星期內賠償英軍六百萬銀元，之后奕山等率軍撤出廣州城并勒索廣州商行向英軍支付賠款。
三元里抗英
《廣州和約》簽訂后英軍在廣州城內外縱火燒殺并奸淫擄掠，領導平海營水勇的林福祥與楊汝正勸諭鄉民抵御英軍，而后英軍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1841年5月29日）到三元里一帶搶掠燒殺且奸淫婦女，世居三元里東華里的菜農韋紹光之妻李喜喜外出時遭英軍調戲，韋紹光不堪受辱奮起反抗，當地群眾也隨之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后他又親自到唐夏村、蕭崗等地求援，唐夏村農民顏浩長、蕭崗鄉舉人何玉成等相繼響應，他們召集三元里等一百零三個鄉的農民義勇，并決定于當天夜晚在牛欄岡舉行會議。次日三元里街道義勇進攻英軍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臺，并將英軍誘惑至牛欄崗，英軍使用的燧發槍發射藥因驟雨而受潮無法發射，義勇趁機圍攻英軍，英軍突圍不成就以撕毀《廣州和約》和進攻廣州城的借口威脅愛新覺羅·奕山，奕山聽聞后急派余保純出城安撫英軍，又帶領番禺、南海兩縣令向團練中的士紳施加壓力，最終圍困四方炮臺的鄉民散去。英軍撤出虎門鎮時發出告示，恫嚇中國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眾當即發出《申諭英夷告示》警告英軍，“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各鄉慘毒之害也！”
同年四月十四日（6月4日），奕山為掩蓋戰敗、簽訂和約的事實，避免被道光帝懲罰，在向道光帝上書的奏折中將敗因歸咎于有漢奸投敵帶路，將600萬銀元的贖城款改稱為廣州商行的欠稅，軍隊退出廣州城的行為謊稱為出城剿滅土匪，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虛報戰功，力圖讓道光帝批準通商。在愛新覺羅·奕山的蒙騙下，道光帝認為中英戰事結束，便同意與英國重新通商，并下令東南沿海各省裁撤軍備。英國政府因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來華以擴大侵略。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新到任的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和新任海軍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抵達中國，并按照英國內閣的指示向奕山發出外交照會，并要求按照此前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遞交的國書進行中英談判。奕山向道光帝隱瞞璞鼎查的真實要求，只將此事稱為英國更換外交領事。璞鼎查的外交談判沒有進展，只好按照此前英國內閣的指示，率領從印度增援的軍隊連通此前抵達的軍隊，沿著中國海岸線向北進發。
閩浙戰爭階段（1841年8月-1842年5月）
廈門失守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五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領“威里士厘”號、“伯蘭漢”號、“布郎底”號、“阿吉林”號和“響尾蛇”號等十艘軍艦，并載炮三百二十門，同時帶領四艘輪船、二十二艘運輸船和兩千多名陸軍官兵北上侵略。幾天后英軍駛至廈門青嶼口門并要求福建水師提督竇振彪棄城投降，竇振彪因出洋巡緝海盜而不在城中，于是閩浙總督顏伯燾、金門縣總兵江繼蕓指揮白石頭、嶼子尾和鼓浪嶼守兵抵御英軍，下午一點左右英軍進犯鼓浪嶼和廈門沿岸炮臺，他們避開清軍的火炮強行登陸，直到次日早晨攻入廈門城，期間總兵江繼蕓、副將凌志等人均陣亡，顏伯燾率軍退至同安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國侵略軍進入廈門市城后奸淫焚掠，并破壞水師造船廠、鑄炮所、火藥庫和炮臺等設備，之后于七月二十日（9月5日）退出廈門北上，但“阿吉林”號和三艘運輸船及五百名士兵占據鼓浪嶼，愛新覺羅·旻寧聽聞廈門失守后命內閣將顏伯燾交部議處，降三品頂戴并革職留任。
江浙鏖戰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下午，英軍艦隊駛至舟山群島海面并聚集在黃牛礁一帶，巴加和郭富乘船闖入定海區的竹山門被定海鎮總兵葛云飛擊退，兩天后英軍登陸竹山門不成，于是繞至定海城南并占據五奎山，八月十五日（9月29日）英艦“布郎底”號等軍艦在五奎山以南停泊，并掩護炮兵在山上建造迫擊炮臺，葛云飛率軍向英軍開炮并多次擊退英軍艦船的進攻。同年八月十七日（10月1日）拂曉，英軍第55團、第18團利用大霧天氣和大炮掩護，趁定海守軍疲憊之際向曉峰嶺進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率軍奮勇作戰，被炮打斷一腿陣亡，之后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也中炮犧牲。英軍第49團等部進攻東港浦并仰轟關山炮臺，葛云飛率所部二百余人英勇奮戰，轉戰到竹山門時被炮彈擊中而陣亡，連同此前犧牲的王錫朋、鄭國鴻在內，此次戰斗共有四千將士戰死，英軍也損失慘重，于是定海區第二次失陷。
八月二十五日（10月9日），英軍進泊鎮海甬江口外，鎮海防兵此時數量在四千以上，次日黎明英艦“復仇神”號上的四百四十名士兵在甬江南岸登陸，隨后兩路夾攻金雞山，總兵謝朝恩率兵救護金雞山炮臺之時被炮火擊中落海，英軍攻占金雞山后開炮猛轟招寶山炮臺，并于上午十一時一刻登陸攻城，直到中午前后鎮海完全被英軍攻陷，江蘇巡撫、兩江總督裕謙投泮池自盡未死，被士兵救出后在余姚市吞煙自盡。英軍占據鎮海后立即溯甬江而上，海軍司令巴加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下午一時率軍達到寧波市城下，浙江省提督余步云、寧波府知府鄧廷彩等官員棄城而逃，英軍輕而易舉占領寧波。隨后浙江巡撫劉韻珂斷曹娥江西岸而守，沒有東渡以防備英軍，致使英軍在寧波以西的余姚、慈溪市和以南的奉化區燒殺搶掠。
奕經反攻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41年10月18日），愛新覺羅·旻寧獲悉定海區、鎮海失守后任命宗室、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又以侍郎文蔚為參贊大臣，調兵1.2萬人馳赴浙江反攻討英軍，同時升河南巡撫牛鑒為兩江總督。奕經于十月二十日（12月2日）始抵蘇州市，起初他不主戰而是在蘇州沉湎享樂，鼓勵沿海各省訓練團練鄉勇，修筑土堡，堅壁清海，直到次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前駐紹興市，奕經不考慮軍備、敵我優劣，反而和參贊大臣文蔚以夢見英軍登舟出海為“吉兆”決定“進剿”，又往西湖關帝廟占得“虎頭簽”，據寅屬虎擇定“四寅期”——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時，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時）出師，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為進攻寧波市的主將，分三路反攻寧波、鎮海、定海三城，并以此上書道光帝。
然而愛新覺羅·奕經的反攻計劃尚未開始，守衛的英軍早已有所準備，正月二十九日四更（3月10日夜）反攻寧波的三千六百兵勇在余姚東南大隱山聚集，并從該城西門和南門兩路進軍，但進攻西門的阿木穰被城內的伏兵和地雷擊敗，四川守備王國英被俘就義，進攻南門的游擊黃泰戰死，余步云等人未接應黃泰而棄戰逃跑；同一時間文蔚的副將朱貴、參將劉天保屯駐鎮海西門外的大寶山，部署兩路軍隊進攻鎮海，但兩路軍隊未能真正攻入城中而被英軍火炮擊退，副將朱貴自駱駝橋退慈溪市并在大寶山扎營，英軍隨后進攻大寶山，朱貴及其子英勇作戰但中炮身亡；第三路愛新覺羅·奕經任命海州知州王用賓從岱山縣進擊定海區，但被英軍擊敗，而鄭國鴻之子鄭鼎臣為報父仇督水勇乘火船，沖入定海道頭港圍攻英船，致使英軍裝備損失不少。奕經反攻失敗后英軍趁機先后攻占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區三城并四處劫掠，此時愛新覺羅·旻寧帝由于主戰的信心不足，而任命盛京將軍耆英為欽差大臣，命令前兩江總督愛新覺羅·伊里布輔助耆英，趕赴江南，準備與英軍媾和。英軍占領寧波市后，璞鼎查此時不愿與清政府和談，于是策劃將戰線推進至長江，以此威脅清政府的南北漕運，迫使清政府同意己方的和談要求。
侵略長江下游階段（1842年5月-1842年8月）
吳淞之戰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八（1842年5月18日），英軍對乍浦鎮發動進攻，依然采用海軍正面炮擊、陸軍側翼包抄的老戰法，駐防乍浦的清軍拼死作戰，英軍以9人死亡、55人受傷的代價，殺傷清軍1500余人，殺死平民1500余人。乍浦淪陷之后，清朝的投降派愛新覺羅·伊里布等人著手釋放英方俘虜以對之羈縻[mí]，但未能阻擋英軍的侵略步伐。英軍撤出乍浦之后，其艦隊停泊于乍浦以東的崎嶇列島一帶，直到五月五日（6月13日）巴加司令率艦隊到吳淞鎮江口，并于三日后的上午六時半左右對長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吳淞口炮臺發起進攻，清軍在吳淞至寶山沿線約安置一百三十四門大炮，且北洋水師守軍配備航速較快的明輪船，上面載有大抬槍、銅制大炮以及火繩槍等。
五月八日（6月16日）上午，英軍向來空法師進犯，清軍在江南提督陳化成領導下英勇作戰，雙方連續炮戰達兩個半小時，巡洋艦“布郎底”號上的少尉希威特被清軍炮火擊中身亡，但徐州市總兵王志元、參將周世榮與崔吉瑞等人卻作壁上觀而不救援陳化成，英軍“摩底士底”號華生艦長趁機率領海軍陸戰隊等在炮臺附近登陸，吳淞炮臺附近的防御工事很快被英軍攻占，兩江總督牛鑒等人倉皇逃走，陳化成沒有援兵而孤軍奮戰，最后帶領部下與英軍近戰重傷而亡。隨后不久英軍相繼占領寶山區、上海市縣城，之后留下部分軍艦封鎖吳淞口，主力海軍和陸軍則沿長江進逼鎮江市。
鎮江之戰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1842年7月20日），英軍全部艦隊集中于鎮江城臨近運河入口處，清軍鎮守鎮江的是京口副都統海齡，此外還有二千四百名士兵和幾門大炮。次日拂曉英軍登陸進攻，鎮江城外守軍齊慎、劉允孝未戰而退保新豐鎮，英軍順利攻至鎮江城外，但遭到城內四百名青州旗兵的堅決抵抗。早晨約在十點鐘左右，英軍炮兵前去援助陸軍向西門進攻，守城清軍予以炮擊，致使英軍十六名海員和八名炮兵受傷，最終英軍用炸藥轟開鎮江城的西門并用云梯攀登城墻，攻入城中后清軍與之展開近身肉搏戰和巷戰，給英軍造成較大損失，但由于裝備不足且敵眾我寡而失敗，鎮江城最終被英軍攻占，副都統海齡自殺殉國。英軍在鎮江之戰中當天死亡三十七人、受傷一百二十八人、失蹤三人，于是他們在據城之后為報復而大肆屠戮平民，掠取和破壞城中的武器等軍用物資，運走六萬元的紋銀，而清軍漢奸顏崇禮卻隆重招待英軍侵略者頭目，并給英軍銀五十萬元（三十五萬五千兩白銀）以作為揚州和儀征的贖城費。
南京和談
英軍在鎮江市的勝利，宣告英軍不僅能隨時切斷清政府南北運河的經濟命脈，同時也威脅到清朝財賦重地江浙一帶的安全。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42年8月4日），英國艦隊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駛抵南京，由于投降派大臣愛新覺羅·耆英、愛新覺羅·伊里布和牛鑒等人與璞鼎查、巴加、郭富等英軍頭目書信來往頻繁，璞鼎查提出雙方在兩江省城江寧（南京）會談，同時要求清朝賠償罌粟和戰費、平行通交以及割讓海島，并且要愛新覺羅·旻寧任命一個全權代表來談判，于是耆英等人沒有在南京積極設防，而此時清軍防守南京的是提督劉允孝、江西省總兵李鑄、吳淞總兵王志元和年逾八旬的江寧將軍德珠布，以及不過四千五百名左右的士兵。
南京談判的過程可以分成預備會議階段和正式會談階段，七月三日（8月8日）愛新覺羅·伊里布到達南京后，派出五品軍功頂戴張喜、外委陳志剛等人到英艦“皋華麗”（HMS Cornwallis，亦譯汗華、康華麗）號上遞交照會，并與英方代表總管領事麻恭、譯員馬禮遜父子、郭士立等人談判貿易和賠款等問題，期間英軍以開戰相威脅，于是伊里布等人派遣張喜、陳志剛到南京北門儀鳳門外的靜海寺與英國代表會談，麻恭、馬禮遜等人要求清政府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后清朝方面于七月九日（8月14日）將派委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的上諭正本交給英方，雙方正式談判開始。從同年七月十五日（8月20日）至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耆英、愛新覺羅·伊里布、牛鑒三人與璞鼎查先后在英艦“皋華麗”號、南京城外靜海寺和南京城內談判，愛新覺羅·旻寧的上諭要求耆英等人不可在福州與英國通商，但英方獲悉后不許而提出以天津易福州的條件，清朝方面為避免英軍節外生枝而被迫讓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上午十一時左右，耆英、伊里布、牛鑒等人在英艦“皋華麗”號與英方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至此中英兩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
戰爭結果
簽訂《南京條約》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女王陛下政府議約四次，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雙方于清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英軍旗艦“康華麗”（HMS Cornwallis，亦譯汗華）號上正式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該條約為中國近代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2.清政府向英國賠償罌粟煙價、商欠、軍費共2100萬銀元，其中600萬元賠償被焚鴉片，1200萬元賠償英國軍費，300萬元償還商人債務；
3.清朝政府開放廣州市、廈門市、福州市、寧波市、上海市五處為通商口岸，允許英國在這些地區派駐領事，英商及其家屬可自由居住；
4.英商進出口貨物所繳納的關稅，由兩國商定；
5.清朝政府廢除公行制度，允許外國商人自由選擇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
6.英國在通商口岸擁有領事裁判權，英國公民在中國涉訴案件中，由英國領事裁決。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1843年10月8日），女王陛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條款。列強不欲英國坐大，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次年清政府相繼與列強簽訂《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美國、法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之后比利時、瑞典、挪威、葡萄牙等西方國家相繼來華脅迫中國訂立類似條約，葡萄牙甚至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八日（1849年8月25日）強占澳門。
傷亡結果
對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傷亡人數，英國吉瑟林《在華六月記》、奧塞隆尼《對華戰爭記》、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張玉田《中國近代軍事史》、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研究》、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麥華生《在華兩年記》、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牟安世《鴉片戰爭》等各國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對于這次戰爭的傷亡人數存在較大出入，中國學者茅海建在其作品《天朝的崩潰》中，根據多方的考證，給出了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戰爭影響
政治影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后，英國侵略者通過《南京條約》以及其他后續條約迫使清政府割讓香港島等領土，致使中原地區的領土主權受到嚴重損害；中國的領海主權、貿易主權也開始遭到嚴重破壞；英國殖民者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導致中國在司法方面的主權受損；中國的關稅稅率被英國殖民者控制，清政府的關稅自主權受限，使清朝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殖民者通過支持傀儡政權、利用清政府內部的矛盾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中國政治走向，中國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為阻止英國一家獨大，相繼迫使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更多不平等條約，規定美國、法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之后比利時、瑞典、挪威、葡萄牙等西方國家相繼來華脅迫中國訂立類似條約。但從側面來看，中原地區傳統的天朝體制也在西方侵略者的侵略下開始崩潰，中國傳統的夷夏觀念從客觀上受到了近代國家平等理念的沖擊，開始形成近代外交體制。
經濟影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國內市場被迫開放，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出商品，導致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致使中國的白銀儲備不斷流向外國，加劇國內經濟困境。商品交易中鴉片貿易逐漸合法化，鴉片的種植和吸食造成農村貧困化和農民身體素質下降，致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由于列強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和資源掠奪，如開礦、筑路、辦廠等，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中國逐漸淪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地，對外依賴程度加深，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實現工業化，導致國家經濟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以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被動地位，難以實現自主發展。此外清政府為償還戰爭賠款，不得不大量發行鈔票以至于引發通貨膨脹，同時列強在中國設立銀行，進一步控制了中國金融命脈。第一次鴉片戰爭和后續條約制度的沖擊，也使得中原地區開創了具有近代性質的新的經濟形態。傳統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通商口岸和租界成了傳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客觀上打破了中國社會長期封閉的狀態，加強了同世界的交往，并且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近代文明的擴散，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思想文化影響
鴉片戰爭失敗之后，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并意識到國家實力的差距和民族危機，他們開始反思傳統文化和制度，以及對國家命運的擔憂。一批有遠見卓識的愛國人士如林則徐、魏源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科技和思想并尋求改革，傳播新思想的同時提倡學習西方科技和制度，推動國內的教育改革和科技進步以振興民族，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沖擊作用。林則徐領導編撰的《四洲志》、魏源受林則徐委托編撰的《海國圖志》、稍后的《海國四說》、徐繼畬的《瀛寰志略》成為近代中國人了解和認識世界的最初的窗口。鴉片戰爭期間，西方傳教士隨著侵略者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部分中國人開始接觸并信仰這些宗教，從而引起了中國宗教觀念的變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宗教信仰，促使中國人對宗教進行重新審視。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尋找各種救國救民的真理，以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和國內封建專制統治，最終找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走上獨立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戰爭評價
清末大臣趙爾巽在《清史稿》中評價：“遠方的外國人來華貿易，制造爭端挑起戰爭……所謂有英明的君主而沒有能干的大臣，大臣能順從圣意而不能匡救國家，國家局勢的衰微正是肇始于罌粟戰爭?！?/p>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的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評價：“英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目的不正義、永遠玷污英國名聲的戰爭。英國國旗被高高舉起保護可恥的走私。如果它除此之外從未在中國的沿海升起過，我們應該因其丑惡而自慚形穢。”
民國歷史學家蔣廷黻評價：“中西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p>
民國歷史學家胡繩評價：“鴉片戰爭的爆發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后，這場戰爭在中國歷史上重要影響在于，從此以后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全新且陌生的階段：在新舊歷史的更迭以及中西方兩種文明相互碰撞的過程中，清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并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p>
美國歷史學家勒芬·斯塔夫羅斯·斯塔夫里阿諾斯評價：“由于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受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打開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著遠東和全球的影響?！?/p>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卡爾·馬克思評價：“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罌粟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后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了新稅捐?！?/p>
中國臺灣歷史學者柏楊評價：“這一場戰爭（鴉片戰爭），事實上是貿易戰爭，不是為鴉片而戰，而是為貿易而戰?！?/p>
中國歷史學者牟安世評價：“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或起點，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鴉片戰爭集中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貪婪性、掠奪性和侵略性，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中國實行殖民地掠奪政策的繼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蔣大椿評價：“鴉片商人及其集團幫助策劃和直接推動英國政府對華用兵，更加集中地反映了英國發動的這次戰爭主要是為鴉片而戰?！?/p>
《中國近代史》編寫組所編《中國近代史》中對鴉片戰爭評價道：“鴉片戰爭是英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戰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戰后中國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社會的主要矛盾變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從此反帝反封建成為近代中國的主題，中國歷史開始進入民族民主革命時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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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紀念
鴉片戰爭博物館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于廣東省虎門鎮解放路88，始建于1957年，是一家紀念性和遺址性相結合的專題博物館。博物館主要由虎門林則徐紀念館、海戰博物館、沙角炮臺舊址和威遠炮臺舊址四部分組成。其館藏文物共計8083件（套），三級以上珍貴文物 258 件（套）?；㈤T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銷煙池舊址）旨在紀念林則徐及其領導的禁煙運動。海戰博物館則以鴉片戰爭古戰場——虎門炮臺舊址為依托，通過文物史料和現代聲光技術，真實、生動、逼真地展現了鴉片戰爭的歷史。沙角炮臺舊址和威遠炮臺舊址則是鴉片戰爭時期的實際戰場遺址，向世人展示了當時戰爭的慘烈景象。
大沽口炮臺遺址
大沽口炮臺遺址位于天津市濱海新區，原置于海河南北兩岸，俗稱“津門之屏”。大沽口炮臺始建于明代后期，清代多次進行修正，逐漸形成以“威”、“鎮”、“?！薄ⅰ伴T”、“高”為主體的完整防御體系。近代，隨著外國列強對華侵略，大沽地區更成為北方的軍事要地。大沽口炮臺遺址主要遺存內容為南岸的“威”字炮臺、鎮”字炮臺、?！弊峙谂_、長炮臺 4 座炮臺，以及南岸營地、彈藥庫等。這些遺址見證了近代以來多次戰爭和歷史事件，如 1840 年至 1900 年間的 4 次外國列強入侵，1858 年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炮臺遺址，以及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政府海戰。
鎮?？诤７肋z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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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暑期人文專場講座丨中國近代史——第一次鴉片戰爭.微信公眾平臺.2024-11-16
王亞楷 李騖哲 | 圖像中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中英交涉史實新釋.微信公眾平臺.2024-11-16
鴉片戰爭.中國文化研究院.2023-11-05
鴉片戰爭英軍 “船堅炮利”的秘密 （上）.鳳凰網.2025-03-16
初中組29號 黃石市第十五中學709班聶文清 .黃石市公安局.2025-07-14
俞良早:馬克思關于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兩極相聯”的思想.上海對外經貿大學.2025-03-16
鴉片戰爭是怎樣爆發的.中國青年報.2023-11-09
鴉片戰爭的內部視角.新京報.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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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 (1997).豆瓣電影.202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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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演義 (1997).豆瓣電影.2023-10-29
東莞市鴉片戰爭博物館??廣東省人民政府門戶網站.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2023-10-29
大沽口炮臺遺址博物館-大沽口炮臺.北方網.2023-11-03
鎮?？诤７肋z址.浙江省人民政府網站.2023-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