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濟吉特·琦善（1786年－1854年），字靜庵，滿洲正黃旗人，清代大臣，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琦善先祖因率軍投附有功受封一等侯爵，后琦善得以承襲。愛新覺羅·颙琰十一年（1806年），琦善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此后歷任河南省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撫等職，期間因治理黃河決口失責而被革職，不久后起復，改任山東巡撫。在山東巡撫任上，因捕殺反清起義軍等業績而得到愛新覺羅·旻寧的賞識。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加總督銜，后授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后因治理不善，釀成“河工大案”，在道光帝的袒護下降為內閣學士，后再度起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在朝廷的禁煙之爭中，琦善上奏《遵旨復奏查禁鴉片章程折》，主張“首治囤販”，反對“重吸食、輕興販”。鴉片戰爭爆發后，琦善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與英國全權代表在廣州市進行談判。面對英國全權代表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割讓“香港島”一事，琦善一面口頭應允，一面上奏朝廷請準，但英國仍以此為依據，擅自宣布《穿鼻草約》，并強占香港島。愛新覺羅·旻寧拒絕英方的談判條件后，琦善拖延《穿鼻草約》的簽訂，英方由此發動虎門大戰，攻陷虎門炮臺，琦善被迫再度重啟談判，面對英方的苛刻條件，琦善都予允準。道光皇帝得知后，琦善被其革職抄家，后被判絞監候。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琦善被再度起用，歷任葉爾羌幫辦大臣、四川總督，陜甘總督等職，后因在平定叛亂時妄殺平民，再度被革職流放。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琦善再被起用，以欽差大臣身份前往湖北鎮壓太平軍。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琦善率清兵一路追趕至揚州市城外，建立江北大營。此后，琦善多次進攻太平軍，均無功而返，被朝廷革職留任。咸豐四年（1854年）閏七月初十日，琦善憂病死于軍中。清廷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謚“文勤”。
琦善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時人及后世大多因其“反對禁煙”，“軍事上撤防、不援虎門”，“ 外交上軟弱，簽訂《穿鼻條約》、割讓香港特別行政區”而稱之為“賣國賊”。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學者茅海建對琦善給出了相對客觀的評價，即“未為中國的變革作任何有益的事”。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琦善出生于滿洲貴族家庭，先祖恩格德爾（又譯為格得理爾）因率軍投附有功受封一等侯爵，琦善父親成德，曾任熱河都統，承襲一等侯爵。
愛新覺羅·颙琰十一年（1806年），琦善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嘉慶十九年（1812年）二月，升任通政使司副使。同年十月，出任河南省按察使，在任期間因抓捕700余名白蓮教教眾，被賞戴花。此后，歷任江寧區（今南京）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撫。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七、八月間，黃河決口，琦善奉命與尚書吳璥督工堵口，次年，因治河失責被革職，予主事銜留工效力。不久，即獲寬勉，授河南按察使，九月再調山東省，至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山東巡撫。
深受重任
愛新覺羅·旻寧三年（1823年）三月，琦善父親成德去世，琦善被奪情留用，并襲一等侯爵。任職山東巡撫期間，琦善捕殺反清起義軍馬進忠部300余人，又籌濟江南高家堰工費80萬，從而受到道光帝的賞識。
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道光皇帝琦善能干有為、任勞任怨，加總督銜，后授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任期內，琦善領銜奏請江蘇巡撫陶澍等人“試行海運以解漕阻之困”的主張，獲允準后海運成功，琦善由此在官場上博得了名聲。之后，琦善急功近利，不顧南河河道總督張井的反對，力主開放王家營減壩，大浚正河，前后耗銀600萬兩，卻無成效，釀成大案。琦善因此被時人譏諷為“冒失鬼”。道光七年（1827年）五月，在愛新覺羅·旻寧的袒護下，琦善未被革職，僅降為內閣學士。八月，又改任山東巡撫，此后歷任四川總督、直隸總督，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協辦大學士。
禁煙之論
琦善在深受道光帝倚信的同時，結交權臣郭佳·穆彰阿，蓄有田地250萬畝和大量資產。且琦善為人頑固，排斥漢臣、反對改革。曾在漢臣林則徐提出的“興輔水利”的建議時，認為他越代庖而加以反對。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鴻臚寺卿上《嚴塞漏以培國本疏》奏請嚴禁罌粟，重治吸食。愛新覺羅·旻寧下旨各將軍、督撫討論。琦善為表明對禁煙運動的立場和主張，上奏《遵旨覆議禁煙折》，主張“首治囤販”，反對“重吸食、輕興販”，尤其反對黃爵滋提出的處死吸食者的主張。九月，道光帝表示嚴禁鴉片的態度，召林則徐晉京陛見。十一月，琦善在自京師返回保定市途中，遇林則徐于安肅縣，勸其“無啟邊釁”。
與英談判
鴉片戰爭爆發后，英軍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攻陷定海，琦善被調往天津市督辦防務，后英國軍艦駛抵天津大沽口外，威逼清政府。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因英國侵略軍在談判中要求懲辦林則徐和鄧廷楨，決定重治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抵抗英軍的林則徐、鄧廷楨，以琦善為使粵欽差大臣，并密旨琦善曉示英方，且隨機應變妥為辦理。八月初三日（8月29日），琦善與英國副全權公使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等會談于大沽口南岸。后又經多次反復照會，英方同意返回廣東省談判。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愛新覺羅·旻寧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達廣州市。進城前，琦善特派隨帶心腹直隸守備張殿元、白含章和路過山東省招致的譯員鮑鵬三人赴虎門口外面見義律堂兄、英國全權公使喬治·懿律（George Elliobt）等人，遭到懿律的詰問。不久，義律接替懿律為英國全權公使，與琦善談判。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琦善接任兩廣總督，追查林則徐“罪狀”，后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則徐引起沖突的原委：林則徐允諾賠償英人由他所毀之鴉片煙價，但未兌現；林則徐堅持出具甘結后方可繼續貿易，從事鴉片貿易者格殺勿論。他還駁斥了林奏折中的幾點說法。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查理·義律照會琦善，提出按英國外交大臣亨利·坦普爾（Viscount Palmerston）致清朝宰相書所載各款，琦善對其中的賠款、通商等款項表示認同，但對割地一款”實因格于事理“加以拒絕。義律在之后的照會中提出增開廈門市、定海為通商口岸作為取消割地的對等條件，至于訂立通商章程、稅則、英人入通商口岸居住和領事裁判權等四條”細節“，必須另約時間地點面談。琦善則答應”代請“增辟碼頭一處，繼而同意增辟二處，但只準舟中貿易，不得上岸居住。二十六日（12月19日），琦善上奏，請準賠款600萬元，增開廈門、福州市通商。查理·義律認為不符女王陛下政府取代割地要求的對等條件，遂于十二月初六日（12月29日）改變態度，重申割地要求，“予給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豎旗自治”。琦善因未得愛新覺羅·旻寧授權，不敢貿然答應。
擅訂《穿鼻草約》
英國政府面對琦善拖延談判，于十二月十一日（1841年1月7日）攻陷沙角、大角炮臺，面對英國的軍事恫嚇，琦善私自答應給“給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19日），義律照會琦善，強求“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島接收”，次日琦善上奏請準。
兩日后，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諭旨，嚴斥議和條件過于嚴苛，并下令不再與英方談判，準備調兵防備。但琦善仍于道光二十一年破五節日（1841年1月27日）在獅子洋蓮花城與查理·義律進行面對面的談判。由于談判前一天，英軍已強占香港，義律將割讓香港明示在條文中，請琦善加蓋關防。當天，琦善并未應允，之后琦善再次上疏愛新覺羅·旻寧，請允英國人在香港“寄居”。
正月二十二日，義律在澳門將擬定的善定事宜章程七條文本（即俗稱的《穿鼻草約》）翻譯人員交鮑鵬帶回蓋印，恰逢道光皇帝任命愛新覺羅·奕山為靖逆將軍，決心與英軍開戰，琦善稱病拖延蓋章一事。
英軍見琦善不肯就范，發起虎門大戰，最終于二月六日（2月26日）攻陷虎門炮臺，英軍溯游而上進抵廣州市城外。琦善急忙命令廣州知府余保純赴黃埔區與英軍求和，除之前的條件外，查理·義律提出新的條款，包括賠款1200萬銀元，割讓地除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島外，再加尖沙咀（今九龍）一地等，計劃于二月十三日（3月5日）蓋用公印。但當天，參贊大臣楊芳馳至廣州，雙方未如期蓋用公印。二月二十一日（3月13日），琦善被革職鎖拿解京，所有家產查抄入官，后經王大臣會審定，擬絞監候。
東山再起
同年九月，英國再次發動戰爭，連陷浙江省三城，愛新覺羅·旻寧下旨釋放琦善，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后改發軍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琦善被再度起用，賞四等侍衛，充葉爾羌幫辦大臣，次年二月賞三品頂戴，授熱河都統，但因御史當即對此上疏指責琦善，未能就職，琦善被下令“閉門思過”。十二月，琦善被賞二等侍衛，充駐藏辦事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賞二品頂戴，授四川總督，兩年后加賞還頭品頂戴，后又兼署成都將軍、復命協辦大學士，仍留川督任，以平瞻對藏民起義議敘。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九年（1849年）九月，調任陜甘總督，三十年（1850年）五月，兼署青海省辦事大臣。任內鎮壓回、藏等少數民族起義，妄殺平民，于咸豐元元年（1851年）五月，被言官彈劾，革職逮問，次年發配吉林效力贖罪。
病逝軍中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太平軍進攻湖北，琦善再被起用，賞三品銜署河南巡撫，駐防楚、豫界上。咸豐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授欽差大臣，奉命疾趨湖北圍困太平記，賞都統銜，專辦軍務。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琦善率清兵一路追趕至揚州城外，建立江北大營。
此后，他受命節制江北各路清兵，對揚州城多次發動攻擊，均遭失敗，在揚州太平軍突圍后，琦善被革職留營效力。此后，他屢次向太平軍進攻，均無功而返。咸豐四年（1854年）閏七月初十日，琦善憂病死于軍中。清廷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謚“文勤”。
爭議與評價
琦善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時人及后世大多因其“反對禁煙”“軍事上撤防、不援虎門”“ 外交上軟弱，簽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特別行政區”而稱之為“賣國賊”。
清末時人對于琦善就大多持否定態度，清官員張集馨在其自敘年譜《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評價琦善：“性氣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長，眸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權術，不能開誠布公。處于國家危難時期的蔣廷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兩個月，刊載《琦善與鴉片戰爭》，稱贊琦善有著“遠超時人”的外交家的智慧。但蔣廷的評價多被人認為是存在歷史局限性。
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期中，主流觀點也都認為琦善是打擊林則徐、主張“弛禁”的投降派和“賣國賊”。代表性的學者和論著有：范文瀾之《中國近代史》，林增平《中國近代史》等等。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浪潮，出現了茅海建等學者更加客觀的認識，茅海建認為琦善只不過是“一名無知的官員而已”。他沒有像之前一般荒誕的苛責琦善，對琦善給出了相對客觀的評價，即“未為中國的變革作任何有益的事”。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