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情”（又稱奪情起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禮俗，是丁憂制度的延伸 。在特定情形下，國家基于特殊需求，要求官員在遭遇父母之喪時，不必遵循常規離職守孝的流程。此時，官員可身著素服繼續處理公務，并且避免參與各類吉禮活動 ，以此在特殊時期平衡官員的孝道履行與國家治理對其能力的需求。
東漢時期，服喪期人數增多，奪情之事開始出現，宇文邕下詔讓王謙奪情任職。晉及南北朝時期，大臣可拒絕朝廷的奪情起用。到了明清時期，個人不能提奪情，否則遭輿論指責，居喪守制入國法，奪情更嚴。雍正年間規定任職守制官員素服 27 個月，特殊場合大員、州縣官分別委屬員、左貳代行。
奪情與丁憂之制均由來已久，歷經漢唐宋元明各朝得以承襲。清沿古制，官民父母或承重孫之祖父母等過世，子或承重孫應在家守制3年左右，其間不得出仕為官，不得婚嫁，不得宴筵娛樂，不得應考，稱為丁憂和守制。官員丁憂，漢員自聞訃日始解任回原籍守制，27個月服闋，以原官起用；滿員、蒙員在京任官，過百日后入署供職，惟朝會、祭祀不得參加，在外任官則回旗，過百日而于原衙門行走，亦不得參加朝會、祭祀，期滿則起復。官員丁憂后，如因朝廷的需要或者兵革、重大政治事件等，也可由皇帝下旨頒詔，釋去喪服，恢復官職。奪情的方式可以在任守制、不必解職或回旗，也可解職后就地守制，亦可在籍、在旗守制日期未滿，又奉命返任或出任新職。
“丁憂”是“孝”的體現，“奪情”便是與之不能兩全的“忠”的代表，丁憂的功能是"騰位子"，那奪情就是"搶位子"。丁憂制度從儒家倫理中的孝道思想演變而來，自漢代開始逐漸法律化，形成了一項職官制度。清代作為邊疆民族統治中原王朝，不僅吸收了明代漢文化中丁憂制度的經驗，同時也融合了本族習慣。清代在“丁憂”的“孝”與“奪情”的“忠”之間也做出符合統治需要的調整。
名稱定義
“丁憂”，是指官員在父母去世之時應棄官回原籍守制，服滿再行補職。而“奪情”，又稱奪情起復，是中國古代禮俗，是丁憂制度的延伸。
“奪情”，意思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中國古代規定官場人物一旦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復”。指的是必須請假27個月，回鄉下守喪，事后再重新復職。但是，為了應對各種局勢，“奪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禮制。如《周書·王謙傳》中載：“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唐代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奪情起復制度，但在李隆基之后奪情就比較少見了。
起源
“起復”，指官吏有喪，守制尚未滿期而復起用。因奪孝子哀思之情，故又稱“奪情”。《禮記·曾子問》：卜商問道：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就是說在三年之喪中，要是碰上戰爭怎么辦?孔子回答說：“吾聞老子曰：'昔者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追求）其利者，吾弗知也。"孔子回答說，他聽老子說過，從前魯公伯禽就碰上了這種事。鄭玄注：“伯禽，周公之子，封于魯。母喪，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孔子認為三年之喪內即使碰上戰爭也是應該參加的，因為“急王事”，王事即國事；但在三年之喪內去追求個人“利益”，我就不知該怎說了。
《史記·晉世家》載：晉文公卒，晉襄公即位。秦軍進犯，“秦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肴殳，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秦文公。”（注：“墨，變兇。”）“以兇服從戎，故墨之。”中國喪事用白色，黑色非禮制，但此時要進行戰爭，故喪禮有所變通，“記禮所由變也”。這說明西周天子、諸侯遇喪事也有特殊處理方式，奪情即其一。奪情時，連喪服的顏色也改變了。
歷史沿革
東漢時期
東漢的時候，處于服喪期的人逐漸增多，所以奪情（指官員遭父母喪，守制未滿而應朝廷之召出而任職）的事情也開始出現。《后漢書?趙憙傳》記載：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趙熙代替虞延行使太尉的職權，在太尉府履職如同正式擔任太尉一樣。后來他遭遇母親去世，便上奏章請求回家去行喪禮，顯宗（劉莊）不答應，派遣使者為他脫去喪服，賞賜的恩寵非常豐厚”。
北周時期
《周書?王謙傳》記載：“朝廷大臣商議認為王謙的父親（王雄）在戰場上犧牲，特意給予特別的恩寵，于是授予王謙柱國大將軍的職位，因為王謙覺得恩情和喪禮的時間還沒結束，堅決推辭不接受任命。宇文邕親自下詔書讓他奪情（任職），王謙繼承了庸（國）公的爵位。
晉及南北朝時期
朝廷想要讓官員奪情重新起用任職，大臣可以明確清楚地拒絕。《晉書?卞壺傳》記載：“卞壺遭遇母親去世，朝廷讓他起復擔任原來的職務，他多次推辭不就任。”《北史?李德林傳》記載：“不久李德林母親去世，才過了一百天，朝廷讓他奪情起復任職，他堅決推辭不就任。” 因為孝子拒絕的是榮華富貴，皇帝不能給他們治罪，反而這些孝子會受到輿論的贊揚，正史中所記載的這類拒絕起復的事情，都是帶著贊揚的口吻來記載的。
明清時期
奪情之事，個人絕不能提出，否則有棄孝而求富貴的輿論指責。明清以降，居喪守制成為國家法制的一部分，奪情也更為嚴格，非朝廷重臣很難受此殊禮。明末宣大（今山西省、河北省一帶）總兵盧象升，領軍與清兵作戰，值父死（丁外艱），奪情起復，盧象升戴孝從戎，最后戰死沙場。清朝曾國藩與太平軍交戰時值父死，亦戴孝于軍中任職。這些都是封疆大吏，位重權傾，形勢緊迫，不可須臾離職，故由朝廷下詔予以奪情處置之。
明朝大學士（相當于宰相）張居正父喪，朝廷中張的政敵甚多，那些人正企圖他滾遠點。朝中他的同黨卻“倡奪情議”，于是引來一片反對，反對者都受到廷杖、貶官的處分；時彗星從東南方起，橫貫天空，于是“人情洶洶，指目居正”，攻擊之聲更是甚囂塵上。此時皇帝年少，張居正為兩太后引為臂膀，于是“帝詔諭群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并派官員去代理辦喪事，張居正則“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又請辭歲俸”。及萬歷皇帝舉行婚禮，張居正以吉服從事，又被一些朝臣攻擊為“非禮”，張不客氣地予以貶官處分，這才將反對派壓下去。張居正要求回家辦喪事，皇帝只給三個月假，“葬畢即上道”（《明史·張居正傳》）。于此可見居喪守制禮的“神圣"色彩。當然此事已和明朝廷中劇烈的黨爭攪到一塊了，反對派意欲以“非禮"的罪名搞垮張居正。明朝廷的士大夫們將守制無限制地抬到超乎一切（包括朝政）的高度，因而使居喪成為一類形式主義之物。
雍正（1723~1735）年間為此規定：內外大小官員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準其素服27個月，以盡人子之心。若遇朝賀、宴會、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外省督撫、提鎮、司、道、府大員，則委屬員代行，州縣等官則委左貳代行。
區別差異
丁憂
唐宋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朝廷對丁憂的態度，和漢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漢朝是朝廷不要求官員守喪，但到了東漢，官員常主動要求守喪。唐宋以后是朝廷立法規定，官員需要守喪，但經常有官員想逃避守喪。
奪情之變
官員丁憂之后，大致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老老實實守喪三年。這意味著原來積累的一些資源可能會喪失，有一些機會因此錯過，還有再次排隊等缺又是漫長的煎熬。如歐陽修的兒子回顧父親生平時說，歐陽修在南京(今商丘市)做官的時候，得罪了權貴，于是朝廷對歐陽修進行審察，結果一審審出了個大清官，當地民間把歐陽修稱為“照天蠟燭”。眼看著皇帝要升歐陽修的官了，歐陽修的母親去世，他這次升官機會也就沒了。
第二種是：“匿喪”，就是隱瞞喪事繼續當官。這么做的好處是可以規避第一種選擇的損失，壞處則是一旦被揭發，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如在宋代，刑罰由輕到重分五等：笞、杖、徒、流、死，對匿喪的處罰，一般總在徒刑以上。到明代，開始的處罰是杖刑和罷職為民，后來覺得太輕，改為充軍，而對明代人來說，是“充軍鄰于死罪”的。
第三種選擇：就是“奪情”如果朝廷不希望這位官員離開崗位，會下詔要求他繼續工作，這被稱為“奪服”“奪情”或者“奪情起復”，意思是因為對皇帝的忠，不得不剝奪對父母的孝。如孫權不許官員奔喪，就可以看作是一種制度化全覆蓋的奪情，而類似孟仁這樣的孝子，大概也是真有被剝奪感的。而對那些不想守喪的官員來說，說起來是“奪”，其實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禮了。這是皇帝挽留你繼續工作，現在比起匿喪，奪情不但贏了里子，而且贏了面。所以奪情實際上是一種待遇，圍繞著奪情與否，官僚系統內部，展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攻防戰。
有研究者統計了文獻中記載的230位唐代官員的居喪情況，發現服喪終制與奪情起復的比例大致是1:1。名臣如房玄齡、張九齡等人，都是奪情起復的典型代表。當然，身居要職而一旦去守喪，對個人打擊也確實更致命些。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叔文，他主導了一次本來未必重要，但卻因為把柳宗元、劉禹錫等大文人卷進來而知名度極高的變革，當代學者喜歡稱為“永貞革新”。權力爭奪的關鍵時期，王叔文的母親去世，這時候他感嘆說：“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這話算是道出了后世諸多權臣共同的心聲。
宋代的制度，開始對高級官員是要奪情的，但有些真正高尚的官員，還是選擇了守孝三年。代表性的例子如趙禎、朱祁鎮趙頊的三朝老臣富弼，母親去世后，皇帝五次請他堅守崗位，富弼說，奪情起復是“金革變禮”，戰爭年代的做法，現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須的。富弼的做法，宋朝士人當然盛贊，但后來的權臣們，想必也恨得牙根癢癢。因為權臣們想留在崗位上不丁憂的時候，反對派們就會跳出來舉富弼為例，說你憑啥不走。
到了明代，最著名的自然是萬歷年間的大學士張居正的例子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他本人上表乞求回去守喪，他的黨羽則開始鼓吹奪情，這種演出過于缺乏技術含量，張居正的真實用意，大家當然都懂的。剛巧這時候出現了奇特的天象，引發人言洶洶，于是張居正大怒，用諸多兇猛的手段懲治要求他真去守喪的人。最后，張居正成功做到沒有回家，但因為這事名聲被搞得很壞，而反對者則很引以為榮。
國家的肱股之臣奪情，在明朝本來是正常現象。有學者統計，明的閣臣丁憂者共19人，詔奪情達11人。
相關影響
丁憂制度從儒家倫理中的孝道思想演變而來，自漢代開始逐漸法律化，形成了一項職官制度。清代作為邊疆民族統治中原王朝，不僅吸收了明代漢文化中丁憂制度的經驗，同時也融合了本族習慣。“丁憂”是“孝”的體現，“奪情”便是與之不能兩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憂”的“孝”與“奪情”的“忠”之間也做出符合統治需要的調整。
相關爭議
漢代官員的父母去世，正式的喪假大概只有幾十天。要不要守三年之喪，整個漢朝一直沒有形成制度。有的官員堅持這么做，往往因此得到美名。劉驁時的丞相薛宣，后母病死，他的弟弟薛修辭去官職守孝。薛宣公然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薛修不聽他的，堅持守孝三年，竟至于因此兄弟不和。劉欣時有個諸侯王，為母親服喪三年，漢哀帝特別表彰他是“宗室儀表”，并加封了一萬戶給他。凡此種種，正可見服三年喪并不是普遍的現象。
從守喪這件事里，隱約可以看見朝廷和宗族之間的緊張關系。西漢皇權更強大，放棄官位去守喪損失慘重，于是守喪的也少;東漢宗族勢力發展勢頭迅猛，通過守喪彰顯自己是孝子，回報率更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袁紹：他二十歲時出任濮陽市長，不久因母親病故服喪，接著又想起父親去世時自已年紀還小，三年之喪還欠著，要趕緊補。這六年時間，對他積累聲望，顯然極為重要。
相關事件
明代的“奪情”之爭
明代的“奪情”之爭很激烈。宣德年間，大學士楊溥被令“奪情”。成化二年（1466），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朱見深援楊故事，詔起復。新科進士、翰林修撰羅侖憤而上疏，認為“奪情”之事違背禮法，破壞人倫，進而指斥“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疏人，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不過，羅侖爭“奪情”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其奏疏卻傳誦天下，朝臣不敢以起復為故事。
萬歷初年，明朝又爆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奪情”之爭。當時，朱翊鈞幼沖在位，國政悉委大學士張居正。張居正進而與宦官馮保相結，控制朝廷。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制張居正應立即回鄉守孝。但戶部侍郎李幼孜為了討好張居正，倡議“奪情”。張居正和馮保也擔心離朝生變，內心傾向于留在京城。“奪情”議又引起軒然大波，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等人皆以為不可，張居正不聽。吏部尚書張瀚因反“奪情”被詔責，后又被勒令致仕廷臣“惴恐”，“交章請留居正”。而一些正統的官員則繼續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吳中行、趙用賢以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皆因此而被廷杖，“謫斥有差”。但是，對反對“奪情”的官員的打擊、迫害并沒有什么效果。時逢彗星亙天，京師“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最后，張居正等人不得不妥協，由朱翊鈞下詔令不得再論“奪情”事，張居正之子、編修張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張居正則“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講讀”，并“辭歲俸”，才基本平息反對“奪情”者的抗議浪潮。
左宗棠論奪情
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曾國藩父曾麟書卒。十一日，訃至江西瑞州湘軍大營。十六日，曾國藩上報憂折，請假守制。旋即不待批準，于二十一日離營回湘。清制：官員父（母）喪，則應離職回籍，居喪三年（丁憂二十七個月后除服）。督、撫、司、道等重要官員或軍務在身官員，如欽命不準離職居喪而令在職守制，則稱為“奪情”。曾國藩時為兵部右侍郎銜，且督辦軍務，依例不得擅自回籍奔喪，而應請示朝旨再行定奪。他竟置江西省軍務而不顧，不待準假，遽行回鄉，其原因乃如本書《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一章所述：曾國藩以客軍寄食江西，與地方官齟齬，又得不到朝廷的諒解和支持，軍事、餉事俱無起色，遂借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則，曾國藩此次奔喪是一種任性、沖動、不負責任的負氣之舉。左宗棠聞知此事，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對他這種“逃兵”行為進行譴責：
《綱目》一書于奪情題后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誠以兵禮、喪禮同一兇事，并無所謂希榮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際，事機急迫、有萬不能無變者。順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則世俗所謂“奪情”者，乃圣賢所謂“遵禮”，又何擬議之有?
參考資料 >
奪情.奪情.202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