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又稱靖康之亂、靖康之難、靖康之禍、靖康之恥、丙午之恥，是指宋靖康二年（金天會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東京汴梁，擄走徽、欽二帝，導致北宋滅亡的歷史事件，因發(fā)生于靖康年間，故稱“靖康之變”，又因靖康年為丙午年，故稱“丙午之恥”。
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完顏晟以宋朝未遵守宣和五年（1123）兩國訂立的“海上之盟”為由，兵分兩路進攻宋朝。東路由完顏宗望領軍攻燕京，隨后跨過黃河，陳兵開封市城下。西路由完顏宗翰領軍直撲太原。宋徽宗匆忙禪位于其子趙桓（宋欽宗），為南逃做準備。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1126年）正月，完顏宗翰率金兵東路軍進至汴京城下，逼宋欽宗與金朝簽訂割地議和協(xié)議，金人要求五百萬兩黃金及五千萬兩銀幣，并割讓中山、河間、太原三個戰(zhàn)略重鎮(zhèn)以換取金軍退兵。同年八月，金人指責宋人違約，再次南侵；閏十一月，金兩路軍會師攻克汴京，宋欽宗親自至金人軍營議和被拘禁。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丙寅日（3月20日），金太宗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貶為庶人，強行脫去二帝龍袍，北宋滅亡。五月，金人將徽宗欽宗、皇室宗族、貴卿、朝臣以及妃嬪宮女、樂師畫師、書籍珍寶等共三千余人劫掠而去，隨軍北上，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
開封市淪陷后，趙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稱帝，改元建炎，是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
事件背景
宋遼關系
后晉時期石敬瑭割讓給遼朝的燕云十六州戰(zhàn)略價值極高，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對中原王朝來說，是其在北方的門戶，能夠保護農(nóng)業(yè)區(qū)和抵擋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為實現(xiàn)恢復疆域、政局統(tǒng)一的目標，宋太祖與宋太宗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戰(zhàn)略，不免與契丹產(chǎn)生沖突。
景德元年（1004），遼對宋發(fā)起自946年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入侵，二十萬遼軍直插河北省，抵達澶州城下。趙恒雖在寇凖力勸之下親征澶州，但求和心切，最終以每年支付給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等條件與遼簽訂條約，澶州郡名為澶淵，故史稱“澶淵之盟”。澶淵之盟開啟了宋遼一百多年的和平對峙局勢，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此后遼朝內(nèi)部多有叛亂，加上耶律延禧昏庸，遼朝在其統(tǒng)治下日益衰敗。而東北部的女真族完顏氏部此時崛起于大興安嶺的白山黑水之間，并迅速統(tǒng)一諸部。遼天慶五年（1115），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即帝位，國號為金，年號為收國，是為金太祖。
海上之盟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遼人馬植（賜名“馬植”）歸宋，告知宋廷金朝造反一事，提出聯(lián)金復燕之議。政和七年（1117），遼朝蘇州（今遼寧大連金州區(qū)）人高藥師、曹孝才等人為避戰(zhàn)亂乘船逃往高麗，中途因風浪漂到宋朝駝磯島（今屬煙臺市），由此宋廷得知金國所占領的遼朝土地已達遼河之西。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廷便以買賣馬匹為名派出使臣馬政、呼延慶等人，由山東省渡渤海國至遼東，與金人聯(lián)絡，相約夾攻遼朝，將燕、、云、朔州市等舊屬漢地歸還給宋朝。經(jīng)雙方使者多次往返磋商，最終在宣和二年（1120）簽訂盟約，史稱“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的具體內(nèi)容包括：宋金兩國以平等關系結盟，互致國書，互稱兄弟，制定聯(lián)合滅遼的計劃；由于當時林東鎮(zhèn)臨潢府（遼朝皇都，遼五京之首，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巴林左旗南）、東京遼陽府（今遼陽市）已被金占領，故約定金朝攻取遼中京遺址大定府（今寧城縣西），宋朝攻取遼南京析津府（又稱燕京，今北京）；滅遼之后，宋朝收回五代十國時被遼朝奪取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宋朝將每年給予遼朝的五十萬歲幣轉送給金；事成之后，在山海關區(qū)以東設置榷場以供雙方互市貿(mào)易；盟約一成，雙方都不可與遼朝講和。
宋金海上之盟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改變了當時宋、遼、金三個政權之間的格局。其最終導致遼與北宋兩大帝國之衰亡，而金朝成為凌駕于南宋以上的最強國，東亞秩序由此巨變。
宋夏沖突
相比遼朝，宋朝對黨項族的態(tài)度較為輕視，稱之為“西蕃”“西戎”“西狄”。黨項李姓政權處于宋、遼兩大政權中，宋、遼對其爭相拉攏，助長了其建國稱帝的野心。宋寶元元年（夏天授禮法延元年，1038），李元昊在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即帝位，國號西夏，史稱西夏。
宋徽宗登基后，宰相蔡京與宦官童貫勾結，實施開邊政策，在宋崇寧三年（1104）至宣和元年（1119）年間，不斷對西夏發(fā)起進攻，雖然摧毀了西夏在西北邊境的優(yōu)勢地位，但是由于宋軍戰(zhàn)線的拉長，最終反勝為敗。作為邊境六路軍隊最高指揮官的童貫缺乏戰(zhàn)略能力，使得宋軍傷亡人數(shù)不斷增加。這場戰(zhàn)爭使宋朝損失了巨量的財力與人力。
民眾起義
當宋朝與鄰國外戰(zhàn)不休時，內(nèi)部也爆發(fā)了大量的民眾起義，其中規(guī)模最大是兩浙路的方臘起義。宣和二年（1120），方臘利用摩尼教等秘密宗教組織起義，自立政權，深受“花石綱”之害的兩浙人民云集響應，起義軍在兩個月內(nèi)成功攻下了幾乎整個兩浙路。
方臘起義迫使宋徽宗將原本準備進攻遼朝的軍隊調(diào)往南方鎮(zhèn)壓叛亂，致使宋朝無法如期完成與金合力攻遼的契約，損害了宋金聯(lián)盟的穩(wěn)定性。除此之外，兩浙路是宋朝商業(y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而在方臘起義與朝廷鎮(zhèn)壓之后，被嚴重摧毀破壞。正如南宋黃度所說：“昔方臘反雖即減，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此不能立。”
事件過程
第一次宋金戰(zhàn)爭（1123—1126）
攻遼之失
宋金海上之盟簽訂之后，完顏阿骨打率軍進攻遼朝唐長安城。當時宋朝境內(nèi)方臘叛亂，童貫的十五萬精銳將士本應襲擊遼明朝大同府（今大同市），但卻從邊境被調(diào)往兩浙鎮(zhèn)壓叛亂。金軍勢如破竹，于金天輔六年（1122）攻占遼中京大定府，而宋軍在四月與十月兩次進攻遼南京，都慘敗而歸，主帥劉延慶甚至自燒營寨而走。最終西京與燕京都由金朝出兵攻破，宋人沒能兌現(xiàn)在“海上之盟”中的承諾，軍事上的潰敗使得其在與金的談判中居于不利地位。
宋宣和五年（1123）四月，宋朝以每年二十萬兩白銀、三十萬匹絲綢的歲幣和補償燕地稅收的一百萬貫錢，從金朝取得了燕京以及周圍六州（涿、易、檀、順、景、薊州）。此外完顏阿骨打承諾在宋出犒軍費的條件下，將遼西京之地歸給宋朝。五月，金許諾將朔州市（今屬山西省）、武州城遺址（今山西神池）、蔚州鎮(zhèn)（今河北蔚縣）三州歸宋，還沒有來得及執(zhí)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太祖完顏阿骨打去世后，其弟完顏晟登基，即金太宗。
宋金寒盟
宋收回燕京及六州之地后，又向金索要云中之地（即云、寰、應、朔、蔚、、儒、新、武等九州），金朝應允，但平州（今盧龍縣）堅持不還給宋朝，強調(diào)平、營、三州，雖然是宋人攻打收復的，但不在盟約規(guī)定之中。
宋宣和五年五月，張覺（本作張，又作張玨，因避諱改為張覺）叛金。張覺本是遼將，金兵破遼南京時投降金朝，金朝升平州為南京，以張覺為南京留守。張覺心存不滿，據(jù)平州反叛，欲以宋朝為援，秘密聯(lián)系王安中，獲得宋徽宗密詔冊封。金朝出兵討伐張覺，張覺落敗逃往宋朝，而宋朝暗中支持張覺一事也被金朝獲知，雙方聯(lián)盟徹底破裂。張覺的反叛最終成為了完顏晟入侵宋朝的借口。
在對宋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前，金解決了自己的邊境紛爭。金天會二年（1124年），金與西夏締結合約。次年（遼保大五年，1125）三月，耶律延禧被俘，遼亡。十月，金太宗召集諸將準備伐宋。
太原之圍
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金兵分兩路，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以左副元帥完顏宗翰為統(tǒng)帥，從西京大同府南攻太原市，東路軍以南京路都統(tǒng)完顏宗望、六部路都統(tǒng)完顏昌（女真名撻懶，金朝宗室將領，完顏阿骨打堂兄弟）為主將，從平州西攻燕山（今北京北部）。
十一月，東路軍占領檀州（今北京密云）、薊州（今天津薊縣），十二月進軍三河市（今屬河北省），戰(zhàn)勝降宋遼將郭藥師，郭藥師以燕山府（今北京、天津武清、寶坻區(qū)、固安縣、永清、安次區(qū)、三河等縣）降金。金占據(jù)燕山州縣，并借郭藥師提供的情報了解宋軍虛實，以之為前鋒繼續(xù)深入。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統(tǒng)帥完顏宗翰先派使臣前往太原市與童貫溝通，要求宋朝割讓山西省（今山西）、河北（今河北一帶）兩路，以黃河為界兩分天下，童貫逃往開封市。于是宗翰揮軍南下，朔州市（今山西朔州）、武州城遺址（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縣）、忻州（今山西忻州）均開門投降，軍隊圍攻太原。
徽宗退位
當宋徽宗得知金朝已占領燕山府、包圍太原，才下詔廢止“花石綱”，并封皇太子趙桓為開封牧，有禪位之意。宋徽宗發(fā)布罪己詔，并下詔令朝廷內(nèi)外直言進諫，號召天下兵馬勤王。十二月下旬，宋徽宗禪位于太子趙桓，自稱“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而后又與其寵臣童貫、蔡攸等一同逃往南方的鎮(zhèn)江市府。太子趙桓即位，是為宋欽宗。
徽宗的內(nèi)禪在北宋皇家禮儀中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他也成為兩宋歷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徽宗雖貪生怕死，但對統(tǒng)治權極為眷戀。宋徽宗所南逃的淮、浙是其寵臣蔡京、朱勔、童貫等人黨羽遍布、根基最深之處，追隨而去的官員數(shù)量頗多。徽宗在東南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剛到東南不久就連發(fā)“圣旨”，截留東南送往開封市的公文、勤王軍隊和糧食。趙桓為維護帝位，處死了“六賊”中的王黼、李邦彥、梁師成，將徽宗身邊的童貫、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貶官，并下詔禁止徽宗干預政事。徽宗被迫寫密信表示愿意放棄權力，回到開封。其寵臣蔡京死于貶途，童貫、蔡、朱相繼被處死。
割讓三鎮(zhèn)
宗望率領金朝東路軍連克慶源府（今趙縣）、信德府（今邢臺市），恰逢宋朝派遣通直郎、陜西省轉運判官李鄴以給事中的名義出使金朝求和，告知他宋徽宗已經(jīng)禪位，請求兩國修好。宗望擔心宋朝已有防備，本想退兵，叛將郭藥師卻說“南梁（指宋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趙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宗望占領相州、濬州，黃河南岸的守軍望見金軍旗幟便燒橋而逃，滑州也“望風迎潰”。宗望率軍渡河，逼近開封市。欽宗效仿真宗在澶州之戰(zhàn)時的舉動，下詔親征。在親征行營使李綱（兩宋之際抗金名臣，后官至宰相）的帶領下，開封軍民擊退了金軍的多次進攻。
在郭藥師的指導下，金朝遣使提出退兵要求：割讓中山、太原市、河間三鎮(zhèn)；金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奉金帝為伯父；放歸在宋境內(nèi)的燕、云人士；以宰相和親王為人質(zhì)，送大軍過河。李綱認為條件太苛刻，請求出擊，最終趙桓還是聽從李邦彥等人求和意見，答應金人全部要求。少宰（次相）張邦昌與趙構趙構（宋徽宗第九子，欽宗之弟）被送往金軍為質(zhì)。
靖康學潮
正月下旬，馬忠、種師道、姚平仲等宋軍將領率領勤王軍趕到開封市。李綱上書建議稱：城下金軍六萬，宋軍二十余萬，可以先圍困金軍，取回誓書收復三鎮(zhèn)，再趁其北歸一舉擊之。欽宗急戰(zhàn)，催促臣下出兵，姚平仲自請出戰(zhàn)。二月一日，他率步兵萬人夜襲敵營，想生擒宗望，迎回康王趙構。剛一出發(fā)就被金朝發(fā)覺，姚平仲兵敗逃走，李綱率領諸將出救，用弩槍箭射擊退了金人。
宗望叫來宋使，譴責宋人違背盟約，張邦昌恐懼落淚，趙構不為所動。金人便派出王去宋問責，并要求更換別的親王為人質(zhì)。趙桓推卸責任，稱出兵是李綱、姚平仲的個人行為，與朝廷無關，并罷免李綱、種師道、姚平仲以示誠意。
二月五日，以陳東為首的太學生千余人上書抗議，要求罷免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奸臣，復用李綱、種師道，反對割地議和，其主張反映了當時京城軍民的愿望，前來聲援的軍民多達十余萬。這場請愿最終演變?yōu)楸﹣y，憤怒的群眾沖擊宮門、毆打宰執(zhí)、逼迫樞密、殘殺內(nèi)侍，直至見到李綱和種師道復出，百姓才散去。
金兵撤離
趙桓雖然將李綱復職為京城防御使，但仍繼續(xù)割地求和。欽宗親筆御書割讓三鎮(zhèn)地界，并讓肅王趙樞（宋徽宗第五子，欽宗之弟）代替趙構，升張邦昌為太師（首相），將二人作為人質(zhì)。當時宋朝各地勤王軍不斷抵達開封市，金西路軍卻因久攻不下太原市而未能與東路軍匯合，二月九日，拿到割地詔書的宗望不等宋朝備足金幣，便率東路軍從開封退兵，肅王也被帶走。二月十九日，完顏宗翰率領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留下部分兵力繼續(xù)攻打太原，主力部隊南下攻克威勝軍（今沁縣）、隆德府（今長治市）。至澤州（今晉城市）時，遇到北上的宋朝割地使，得知宋已割讓三鎮(zhèn)，便返回太原，暫時居住在太原城外的舊城，號稱這里是“元帥府”，準備為攻城做長久打算。
第二次宋金戰(zhàn)爭（1126—1127年）
固守三鎮(zhèn)
開封之圍的危機解除后，種師道請求半路截擊退回北方的金軍，趙桓不許。呂好問認為秋冬之時金朝必會卷土重來，宋朝要做好應戰(zhàn)準備，欽宗不聽。朝廷之中，大臣意見不一，始終無法有所作為，欽宗甚至再一次罷免了種師道。
割地之約雖已簽訂，但中山、太原市、河間三鎮(zhèn)的軍民不接受此詔書。考慮到三鎮(zhèn)的重要戰(zhàn)略價值，以及在李綱等主戰(zhàn)派大臣的堅持與三鎮(zhèn)軍民的反抗下，至靖康元年（1126）二月下旬，欽宗罷免了主和派的大臣，并以完顏宗翰在協(xié)議達成后仍進攻隆德府、先違盟約為由，廢除了割地協(xié)議。復命種師道為河北省、山西省宣撫使，駐軍滑縣（今河南安陽滑縣），宣布固守三鎮(zhèn)。
太原淪陷
宋廷在宣布固守三鎮(zhèn)的同時，以姚古（姚平仲之父）為河東制置使，領兵六萬自河東援救太原，以種師中（種師道之弟）為副官，率兵九萬從河北支援真定、河間諸郡。三月末，姚古收復隆德府、威勝軍，與金朝交戰(zhàn)，互有勝負，但直到四月仍無法解救太原市。五月九日，種師中在榆次區(qū)（今山西晉中榆次區(qū)）與金軍將領完顏銀術可（金朝開國大將）展開大戰(zhàn)，被金軍鐵騎沖散，種師中死戰(zhàn)不敵而亡。金軍又乘勝進兵，擊敗姚古。宋朝這一次入援太原的行動宣告失敗。
金軍擊潰宋軍入援后，加強了對太原的圍攻，太原守臣張孝純向朝廷求援，于是宋廷命李綱為宣撫使，統(tǒng)軍共二十二萬于七月底進兵太原。但大小數(shù)戰(zhàn)都只是“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前鋒不勝，后方軍隊便都退縮不前。本次入援也失敗了，宋軍元氣大傷。恰逢此時，金軍再次大舉入侵，太原市危在旦夕。
八月上旬，金朝以宋不遵守割地和議為理由，派出宗望、完顏宗翰分別率領東、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再次入侵宋朝。宗翰軍隊猛攻太原，太原城在堅持255天以致矢盡糧絕、九成居民死于饑餓或疾病后，于九月初三終被攻破，指揮官王稟自盡。
太原淪陷，山西省被占，使得金人達成了南北合圍開封之勢，得以攻陷首都，滅亡北宋。正如陳規(guī)（南宋軍事家）所論：“京城之難，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
開封陷落
太原淪陷是宋金戰(zhàn)爭的轉折點，宋廷中的主戰(zhàn)派下臺，主和派重新掌權，但與金朝的割地議和溝通遭到對方拒絕。十月初，戰(zhàn)略重鎮(zhèn)真定府（今河北石家莊市）以兩千人頑抗金東路軍主力四十余天后被攻陷，兩路金軍迅速南下。趙桓派出趙構趙構與刑部尚書王守仁為使，想與東路軍統(tǒng)帥宗望議和，再次同意割讓三鎮(zhèn)。此時東路軍已渡河南省下，金使提出劃河為界，欽宗立即同意，并派耿南仲、聶昌分別去往宗望、完顏宗翰軍前議和。趙構、王云至磁縣（今河北省磁縣）時，王云被磁州人民殺死，趙構退還相州（今河南安陽一帶）。耿南仲與聶昌也都未完成割地議和使命。
閏十一月初，東西兩路金軍先后抵達開封市城下，多次攻城未果。但欽宗與右相何聽信郭京“六甲神兵”可勝金軍之說，讓他招募年命符合六甲者為兵，結果只招來了一群市井混混。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聲稱出城而戰(zhàn)，實際棄城而逃，反令金朝攻占開封城墻。十二月二日，欽宗親赴金營奉上降表。四天后，河東路與河北路被完全割讓給金朝。靖康二年（1127）二月六日（3月20日），金廢宋徽宗、趙桓二帝為庶人。北宋滅亡。
事件結果
二帝北狩
靖康二年（1127）二月與四月，宗望、完顏宗翰分別押送徽宗、欽宗二帝北行，連同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擄走。趙構的即位冊文稱之為“金賊亂華，二帝北狩”，由此“北狩”成為皇帝被擄到北方的婉詞。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1128），二帝被遷往上京，素服拜金太祖廟，宋徽宗被降為昏德公，欽宗被降為重昏侯。宋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1135），趙薨逝于五國城。紹興三十一年（1161），趙桓薨逝的消息傳到南宋。
燒殺劫掠
除了二帝與宗室，金朝將其“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司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nèi)人、內(nèi)侍、技藝、工匠、娼優(yōu)，府庫畜積”，全數(shù)擄走。。開封市城內(nèi)慘遭縱火、屠殺，金人還利用宋廷中的投降派勒索百姓財物，最后連帶城內(nèi)一切壯丁婦孺、財物圖書都挾而北去，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所載：“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余萬，營中遺物甚眾，秘閣圖書，狼藉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須之物，無不畢取以去。”
不僅開封，金朝在整個中原殺戮百姓，掠奪財物，霸蠻婦女，焚毀產(chǎn)業(yè)，對該地區(qū)造成了極大破壞。
扶持傀儡
金人大肆劫掠之后，面對已經(jīng)占據(jù)的土地，擔心直接統(tǒng)領不被民眾接受，也不愿再立趙姓宗室，于是決定在中原扶持一個異姓王登基。宋廷遺留的臣子無人愿意逆，金人便選擇了一直留在金軍中為人質(zhì)的前太師張邦昌。張邦昌自靖康元年正月被派往金營為質(zhì)，至次年正月從燕京被押回開封市登基，在金軍中停留一年時間。期間他沿途勸說宋朝守城軍民投降，惟金朝指令是從，又生性懦弱，膽小怕事，是金人可選的最佳傀儡。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張邦昌被立為皇帝，國號偽楚。當時金人正在討論是否要留兵保衛(wèi)張邦昌政權，宋臣呂好問便推脫說北方將領與軍隊在南方久留恐怕水土不服，有害身體。四月一日，金人北歸，未在開封留兵。
張邦昌登基后，不敢真以皇帝自居，冊封百官都加“權”字，百官也不以君臣之禮對待他。呂好問、馬伸等勸其迎回元祐皇后（即宋哲宗廢后），并請趙構趙構登基。張邦昌被形勢所迫，四月十日還政于元皇后，“偽楚”政權僅存在三十余天。同年六月，張邦昌被貶往潭州（今湖南長沙），九月下旬，張邦昌被處死。他的死也成為金朝再次進攻宋朝的理由之一。
南宋建立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軍進攻開封市時，趙桓派遣康王趙構與王云北上與金人談判，但在途中被磁州（今磁縣）人民扣留，王云被殺，趙構返回相州，他也由此成為了唯一未被圍困在開封城內(nèi)、逃避了金軍抓捕的皇子。閏十一月，欽宗從被猛烈圍攻的開封城中傳詔，任命趙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令其即刻起兵勤王。十二月一日，趙構在相州建起大元帥府，就任大元帥，各地勤王之師紛紛匯集麾下，但趙構并未馳援開封。他命令宗澤（宋朝抗金名將）打著大元帥趙構旗號南下向開封進發(fā)以吸引金軍，自己則率主力逃往東南。偽楚建立后，趙構準備自建朝廷，沒有追擊北撤的金朝，任其順利而返。張邦昌自愿讓位稱臣后，五月一日，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市古城）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是為宋高宗。后建都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
義軍抗金
北宋滅亡之后，河東、河北路被割讓給金朝，但兩路軍民群起反抗，抗擊金軍。宋廷向兩路提供錢糧支持其抗金活動，廣大軍民屢挫強敵，收復部分失地，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金軍大舉進攻的勢頭，使之無法完全占領黃河以北地區(qū)，也無法實現(xiàn)短期內(nèi)攻占開封城的計劃。
原因分析
用人不當
宋徽宗即位之后，朝廷中守舊派與變法派的斗爭日趨激烈，作為在這兩派中搖擺不定的政治投機者蔡京，憑借一手好字獲得了喜好書畫的徽宗賞識，逐漸升為宰相。蔡京與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等人被當時人合稱為“六賊”，他們控制著徽宗時期朝政，打著紹述趙頊改革的旗號，用黨爭手段排除異己，公然賣官鬻爵，增稅加賦、搜刮民財。
蔡京重用蘇州市人朱勔主持蘇州應奉局、杭州造作局，從全國各地特別是江浙一帶往開封市運輸民間的奇花異草和怪石，修建延福宮和華陽宮，這一運輸線路稱為“花石綱”。地方官員在搶奪民間花石竹木時趁機敲詐勒索，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以至于引發(fā)了聲勢浩大的方臘起義。
在軍事上，從南宋時就有人指責童貫作為將領，沒有治軍能力，屢遭敗績。且據(jù)說他主動挑起了邊境之亂對遼用兵，因為他在政和元年（1111）以宦官身份出使遼朝時遭到遼帝的羞辱。
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啟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論》中談及北宋滅亡時所評價的，北宋坐擁財富和兵力卻不知道如何使用，正是因為用人不當?shù)木壒省?/p>
黨爭之禍
趙煦元祐年間（1086—1093）的元祐新舊黨爭導致了此后牛李黨爭的惡性連鎖反應。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蔡京登上相位后高舉“紹述”之旗，在各地立下“元祐奸黨碑”，將司馬光、文彥博等人打為異黨，以此排除異己，實現(xiàn)專權。連綿黨爭引發(fā)了政治腐敗，官員唯利是圖，以中飽私囊為目標，不關心民生疾苦。異黨人士相互傾軋，抓住機會就要致對方于死地。黨爭之禍起也不乏最高統(tǒng)治者的推波助瀾。宋徽宗繼承祖宗遺訓“異論相攪”，平衡新舊兩黨勢力，令其相互制約，激化了宰執(zhí)權力之爭。黨爭之禍使得北宋政局紊亂，元氣大傷。
第一次宋金戰(zhàn)爭結束后，金朝退兵，趙桓即位，北宋獲得喘息之機，但朝廷內(nèi)部并未正本清源，而是又陷入黨爭辯論之中。楊時（程頤弟子，理學大家）攻擊蔡京等“六賊”，要求廢除王安石之學，并為元祐黨人正名。雖然驅逐了蔡京、王黼等人，但楊時仍未跳脫出黨爭視野，在官員任免時，起用元祐黨人后代，而不是以能力強弱為標準。如抗金忠臣李綱和許多有才行的官員，就因為曾被蔡京舉薦而遭到排斥。這些矛盾與斗爭造成了頻繁的人事變動，影響了對軍國大計的決策，朝廷中主戰(zhàn)主和爭論不休，難以達成一致，使得北宋終至覆滅。
投降政策
北宋末年，統(tǒng)治集團的統(tǒng)治政策是“防內(nèi)甚于防外，防民勝于防敵”。對女真統(tǒng)治者，宋徽宗、趙桓一再遞交投降書與割地書，并將其掠奪行為美化為保存人民生命的義舉。開封城破之后，甚至令全城軍民到金軍軍營前感謝其不殺之恩，并且協(xié)助金朝搜刮財富、劫掠婦女。
北宋政府對于主戰(zhàn)派的將帥朝臣和主動抗金的人民都采取了鎮(zhèn)壓態(tài)勢，如在開封市第一次解圍后，以年老為借口解除種師道的兵權，數(shù)月之后，以主戰(zhàn)消耗兵力財力的理由放逐了李綱。主和派丞相耿南仲當政時，將李綱等主戰(zhàn)將領搭建的開封防守設備全部拆除。北宋政府還殺害了自發(fā)抗金的愛國官兵，鎮(zhèn)壓自行組織起來的抗金人民武裝，使得人民力量難以得到團結。
軍隊衰弱
宋朝建立之后，為確保政權穩(wěn)固，避免唐末五代時期藩鎮(zhèn)割據(jù)、軍閥混戰(zhàn)、王朝短命的情況出現(xiàn)，宋初統(tǒng)治者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這一政策最終成為了趙宋王朝一脈相承的“祖宗家法”。宋朝統(tǒng)治者從多方面限制武將，以文臣任知州、設置轉運使，使得中央、地方的政權和財權都歸于文官，由皇帝直接領導，實現(xiàn)軍政分離，軍不代政，發(fā)展到文官領軍的地步，又時常調(diào)動將帥，導致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宋徽宗統(tǒng)治時期，河北一帶軍備不振，“將不知兵，兵不知戰(zhàn)”。邊關守臣如果考慮改革振作軍隊，便被視為大張旗鼓，不為朝廷所容；如果只是安于現(xiàn)狀，那么軍隊紀律、作戰(zhàn)能力便日漸下降。至趙桓時期，軍政不修已經(jīng)三十余年，過半軍隊缺失部員卻不及時補充，剩下的都是些不會作戰(zhàn)的殘兵敗將。而宋朝耗費巨額財力供養(yǎng)的禁軍，也多因統(tǒng)治集團的奢靡需要，轉而專門研習“奇技淫巧”。宋朝軍隊戰(zhàn)斗力喪失殆盡。
違背盟約
宋宣和四年（金天輔六年，1122）初，金軍率先攻下遼中京，四月與十月，宋軍兩次進攻遼南京都以失敗告終。十二月，金軍抵達燕京城下，遼人不戰(zhàn)而降。由于燕京最終由金朝攻破，所以宋人求取燕云之地時，金人不許，在國書中指責宋人失約，沒有按照要求夾攻遼軍，宋人不得不在歲幣之外另支付一百萬貫，以燕地賦稅的名義付給金人以換取此地。在聯(lián)金滅遼的軍事行動中，北宋出力很小，但金朝獨力作戰(zhàn)仍消滅遼朝，暴露了北宋在軍事上的弱點，使得金人對宋人十分輕視。北宋要討回失地，只能接受金人逐漸增加的價碼和附加條件。北宋簽訂“海上之盟”聯(lián)金攻遼這一行為是引狼入室。
北宋還違反了十分重要的一則盟約條款，即“不得容納叛亡”。在宋遼與宋金的盟約中，都包含了此則事項，北宋從未對遼違反這一點，卻接納、支持了叛出金朝的張覺，給金人入侵的口實。
重要爭議
事變主因
后世學者對造成靖康之變的主要原因存在諸多觀點，比如“命定論”、投降政策、違背盟約、新舊黨爭、宋徽宗用人失察等等。
許多人用“命定論”解釋靖康之變的發(fā)生，如南宋人強調(diào)天命，把國家的安危歸咎于“天意民心”，認為北宋滅亡是因為“天實惡之”。游彪認為北宋開國以來重文輕武、文人統(tǒng)兵的祖宗家法，注定了北宋滅亡的事實，北宋軍備廢弛的軍事背景使其注定難敵金人。
明末清初的學者王夫之則在《宋論》中反駁了“命定論”，他從財力、兵力、將相三方面分析了北宋實力，認為在靖康之變前夕，北宋無論從軍事實力、財力還是人民的抵抗情緒來看，都不至于遭致滅亡。臧嶸同意其觀點，并將原因歸為北宋統(tǒng)治集團的投降政策。
宋亡以后，宋徽宗的昏庸奢侈與朝政混亂，逐漸被視為靖康之變的主因，如《宋史》卷一四九評價：“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
陶晉生認為宋朝沒有固守盟約是引發(fā)靖康之變的主因，同時認為相比君臣議論不定和新舊黨爭，徽宗用人不當是更直接的原因。
還有一些學者的假設為靖康之變的結果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如張邦煒認為如果不是北宋末年宋徽宗與趙桓內(nèi)訌，北宋或許可以延續(xù)。王曾瑜提出應對開封之圍的新方法：金朝不耐炎熱，不擅雨戰(zhàn)，如果守城得當，拖延到夏天，金軍只能無功而返。
邦昌之心
張邦昌被金人推為“偽楚皇帝”，其政權只延續(xù)數(shù)十天，便讓位給肅王趙構，但對于張邦昌是否自愿讓位的問題存在著爭議。
《宋史紀事本末》中既記載張邦昌心中不安，不敢使用皇帝專有稱呼，“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拜百官皆加“權”字，顯現(xiàn)其不愿為帝之意。又記載他“凡言事皆用君臣之禮”，監(jiān)察御史馬伸稱呼他為“太宰相公”時，張邦昌為此感到氣餒，似乎對皇位有所眷戀。《偽楚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均認為張邦昌搖擺不定，有異心。學者張偉則認為張邦昌登基是被金朝脅迫，登基后拒絕金人留兵護衛(wèi)、致書金人祈求歸還宋朝舊臣被拒絕等事，足以證明其沒有僭越之心，一些看似背叛的舉措只是為掩人耳目。
歷史書寫
在中國傳統(tǒng)歷史學中，無論正史還是野史，宋徽宗與蔡京等“六賊”總是被認為是導致金國入侵、北宋顛覆的罪魁禍首。而（英）崔瑞德（又稱杜希德）和（美）史樂民主編的《劍橋中國宋代史》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
《劍橋中國宋代史》認為從歷史書寫的角度來說，中國傳統(tǒng)史學在文獻編中存在著道德褒貶的偏見。徽宗朝的文獻始終用負面手法書寫蔡京與其同黨，與這種譴責史觀立場不同的史料幾乎沒有能夠幸存于世的，現(xiàn)存的文獻都受到南宋以及之后史家的譴責態(tài)度影響。北宋末年的歷史敘述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目的論影響，后世史家極易以上帝視角把徽宗朝描繪為必然衰落和滅亡的時代，任何行動都被視為王朝滅亡的先兆。這會使讀者忽略導致北宋突然滅亡的隨機和偶然因素，以及其中不斷出現(xiàn)的穩(wěn)定平衡階段。
影響與評價
影響
重心南移
宋室南渡后，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東南地區(qū)成為新的政治重心、經(jīng)濟重心與文化重心地區(qū)。
建炎元年（1127）五月，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趙宋政權便開始一路南逃。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軍攻占揚州市，高宗逃往杭州市（今浙江杭州），金軍撤退后，南宋政權遷都江寧區(qū)（后改稱建康，今江蘇南京）。金軍再度南侵后，南宋軍隊望風潰敗，高宗南逃以至于乘船入海暫避。追擊高宗的金軍被南宋軍民的反抗擊退，高宗從海上歸來之后，在臨安與建康之間反復變換駐地，最終在紹興八年（1138）定都臨安。
經(jīng)濟重心的轉移源于北方資源配置的落后與南方經(jīng)濟實力的上升。金朝對黃河流域的河北、山西、河南、山東省、陜西省等地蹂躪頗多，造成了城市經(jīng)濟的殘破、勞動力的缺損與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的凋敝，同時對北方進行土地掠奪、政治壓迫、賦役剝削等，削弱了北方地區(qū)的經(jīng)濟實力。宋室南渡是經(jīng)濟重心南移的關鍵之一，靖康之變造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三次人口南遷高潮，向南方輸入了大量勞動力。再加上經(jīng)過開發(fā)的南方水熱條件比北方更適宜進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于是南方逐漸成為經(jīng)濟重心。
金軍占領中原，破壞了中原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導致其衰落為傳統(tǒng)文化的荒漠。以江浙為代表的江南地區(qū)，接納了大量逃亡的北方貴族、官僚、文人世族，這群文化精英將發(fā)達的文化傳播到南方各地，使南方整體文化水平提高，為其文化之興盛奠定基礎。政治重心的轉移由此帶來文化重心的轉移。
戰(zhàn)和之論
靖康之變后，迫于宋金戰(zhàn)爭的嚴峻形勢，北宋政權原本文臣掌兵的祖宗家法遭到挑戰(zhàn)，以文制武的體制難以維持。在內(nèi)外戰(zhàn)爭中，因為文臣不善戰(zhàn)，武將的實權得以逐漸增加，南宋進入了武將掌兵時代。
宋高宗即位后，金朝于天會六年（1128）再次南侵，準備一舉消滅宋朝。高宗本在揚州市，聽聞金軍到來，棄城逃往江南，江北之地都被金軍占據(jù)。建炎四年（1130），金軍途經(jīng)鎮(zhèn)江時被宋將韓世忠率軍八千阻擊，回程又被岳飛等部追擊，南侵失敗，從此退出江南。此次出征江南失利之后，金朝轉而主攻陜西省，結果紹興元年（1131）在和尚原（今陜西寶雞西南）慘敗。此時秦檜等人仍主張議和，但次年由于主戰(zhàn)呼聲甚高，高宗不得不罷免秦檜相職。與此同時，金朝放歸了扣押六年的宋朝使臣王倫，有議和之意，迫于主戰(zhàn)之聲，南宋并未回應。
紹興三年（1133），金軍與偽齊（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權，以劉豫為“大齊皇帝”，坐擁中原）聯(lián)軍再度南侵，在陜西敗于吳玠，在江淮敗于韓世忠，在襄陽市敗于岳飛。金朝意識到南宋難以輕易擊敗，連年戰(zhàn)爭損耗了金朝國力，恰逢紹興五年（1135）完顏晟去世，完顏亶即位，雙方使臣都傳達了和議態(tài)度。紹興八年（1138），南宋大臣群起反對和議，史稱“戊午讜議”。
金朝忌憚岳飛武力，將殺害岳飛作為和議的前提。紹興十一年（1141），高宗與秦檜合謀，殺害岳飛，迫害主戰(zhàn)派官員，并向金朝納貢稱臣，以此達成了“紹興和議”。“紹興和議”前，金朝對待南宋的態(tài)度是完全否定的，采取的策略一直是追捕趙構、殲滅北宋政權、建立新的異姓政權以統(tǒng)治漢族。“紹興和議”后，金朝認可了南宋作為從屬藩國的地位，南宋得以與金并存。但“紹興和議”相比隆興二年（1164）宋金達成的“隆興和議”，后者雖也是不平等協(xié)議，但是南宋以武力迫使金朝作出一定讓步的結果，使雙方正式進入了相持階段，更具積極意義。
文學新風
靖康之變催生了一批具有高度愛國主義精神，滿懷抗戰(zhàn)救亡、恢復中原情懷的文學作品。
代表北宋詩壇風氣的江西詩派，原本以吟詠書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為功，遭逢靖康之變后，多創(chuàng)作以愛國、抗金為主題的詩歌，表達對淪陷山河的懷念、抗擊金軍之志和憂國憂民之情等等。
靖康之變后，以李清照、朱敦儒、李綱、陳與義為代表的南渡詞人登上詞壇。原本吟風弄月的雅詞，在山河破碎、民族屈辱下，轉變?yōu)橘N近現(xiàn)實生活，表達民族、社會苦難與個人理想破滅的壓抑苦悶。南渡詞拓展了詞體抒情言志的功能，使之更具時代感與現(xiàn)實感。
民族融合
經(jīng)濟、政治融合。靖康之變后，女真、遼朝等族大規(guī)模移居中原屯田，與漢族錯居，逐漸接受以土地租佃和買賣為特征的封建經(jīng)濟關系，從公有制過渡到私有制，在生產(chǎn)關系上實現(xiàn)了融合。在禮樂、刑法、官制等方面也接受漢族影響，實行重大改革。
文化融合。南宋張端義《貴耳集》記載宋徽宗被擄到金朝的五國城或韓州時，遇到各種吉兇、喪葬、節(jié)氣之事時，金人都會給他賞賜，有賞賜便要寫謝表，金人將宋徽宗的謝表集成冊子，在榷場中售賣。為鞏固統(tǒng)治，早在完顏亶（1135-1149年在位）時期，就開始以孔子為尊，在金上京建立孔子廟。金人在黃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嘗試失敗后，更倡導尊孔、讀經(jīng)，程朱理學也在金朝得到發(fā)展。
語言風俗融合。金人進入中原之后普遍改說漢語，宋人說胡語，女真歌曲也在中原廣泛傳唱，形成了“女真風流體”。開封舞女在金朝長期統(tǒng)治后，已不記得北宋時期的“宣和妝”。
強化守節(jié)
北宋末，金軍第二次包圍開封城時，宋廷試圖通過協(xié)議保留政權，犒軍費籌措不齊，便以上萬名宮廷、宗室、京城婦女抵債。這些婦女在金軍中遭到蹂躪，北宋滅亡后，又被金軍押送隨同北遷。到達金朝首都上京后，被遣入洗衣院、金軍營寨等供金君臣享樂之地，甚至流落民間為奴為娼。
趙構即位后，金人大肆宣揚其妻母被辱之事，這段歷史讓南宋君臣人民痛入骨髓。同時也讓南宋道學家關注到在戰(zhàn)場失利后婦女貞節(jié)受到的威脅，于是他們提倡婦女舍棄生命保重貞節(jié)，北宋末以后有記載的烈女節(jié)婦數(shù)量激增。靖康之難并未提升士大夫忠君報國境界，卻讓為父獻身、為夫獻身的觀念深刻烙印在女性心底，貞節(jié)觀由此強化。女性承擔的道德壓力增加，生存空間日益縮小。
評價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序：“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至臨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抗敵：青城變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何可挫其焰而折其鋒，惜乎！仗節(jié)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士，俯首承順，惟恐其后。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
《宋史·宋徽宗紀》史臣贊：“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馬植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于金，必啟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斥正士，近奸諛。……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王夫之《宋論》：“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遼朝，而授國于方張之女真族。”“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為其本。……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nèi)以御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于朝，開釁于邊，允當之矣。”
謝桃坊：“靖康之變是宋代歷史轉折的關鍵，成為宋人的奇恥大辱。”
劉揚忠：“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變”是宋朝歷史上空前的浩劫。”
王永年：“發(fā)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劇，導致徽欽二帝被俘北國。這使當時世界上經(jīng)濟、文化的最大城市（指開封市）頃刻間覆滅。'靖康之變'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格局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這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角是中原民族歷史，即漢族歷史占主流。即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南北自治，沒有產(chǎn)生從屬王朝關系。而到了宋朝，面對北方少數(shù)民族遼朝、女真等民族強勁崛起，致使中國歷史格局發(fā)生了變化。'澶淵之盟''海上之盟''劃淮而治'，大致內(nèi)容都是宋朝對契丹、女真'稱臣納貢'，歷史的主角變?yōu)橐云醯ぁ?a href="/hebeideji/2766608278905895234.html">女真族為主了。'靖康之變'后，金王朝政權擴大到了秦嶺、淮河，南宋'偏安'江南。而元、清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地位。”
相關典故
靖康恥
指靖康之變。出自宋·岳飛《滿江紅·寫懷》：“怒發(fā)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元·李濂《水調(diào)歌頭》：“誰雪靖康恥，千載恨無窮。”
清·方孝標《于少保墓》：“焉知北狩車，不踵靖康恥。”
清·席佩蘭《德風亭 其二》：“天寶流離靖康恥，晚年俱作上皇奔。”
北狩
本指到北方去狩獵，又作為皇帝被擄到北方去的代稱。出自趙構即位冊文：“金賊亂華，二帝北狩。”最早使用這個詞指代皇帝被擄，就是在宋徽宗和趙桓被金朝擄走之時。
王明清《揮后錄》卷四：“逮二圣(宋徽、欽二宗)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留內(nèi)庭。”沈德符《野獲編·科場二·內(nèi)官子弟登第》：“朱祁鎮(zhèn)北狩不返，徐埕輩議南遷，于謙等爭之不能得。”
相關書目
筆記小說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
宋·確庵、耐庵《靖康史》
宋·王若沖《北狩行錄》
專著
游彪《靖康之變——北宋衰亡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
張吉寅《汴梁悲歌 靖康大變局》，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遺跡場館
昌圖縣八面城古城址
位于遼寧省鐵嶺市，據(jù)考為金朝韓州城舊址。《金史·太宗本紀》記載，金天會六年（1128），宋徽宗與欽宗被遷往韓州城羈押，曾居住在此處。八面城城址為土筑方城，面積66萬平方米，大部分被夷為平地，僅有城東墻墻基幸存。
相關文物
大晟鐘
遼寧省博物館藏上京款大晟南呂編鐘，出土于金上京一帶，青銅鑄造，形制古雅。全高27.9厘米，開口長18.4厘米、寬14.9厘米，厚0.7厘米。以雙龍鈕懸掛鐘體，鐘面鑄有虺紋，屬于橢圓形甬式鐘。鐘身正面鑄“大晟”器名銘文，背面鑄“南呂中聲”律名銘文，鐘唇沿下有金朝“上京都僧錄官（押）”驗刻款。
北宋崇寧三年（1104），應天府崇福院挖掘出了六枚古鐘，被視為祥瑞之兆，宋徽宗因此制作新樂市以及禮樂儀器，賜新樂名為“大晟”。目前世界范圍內(nèi)至少有25件大晟鐘實物被發(fā)現(xiàn)，應該是靖康之變后流落各地的。遼博藏上京款大晟南呂編鐘，在靖康之變后，流入金上京的一處寺院用作佛教法器。
鹵簿鐘
遼寧省博物館藏鹵簿鐘，全高1.84米，鈕高0.74米。圓桶形，鐘身六層，由五道弦紋分隔，第二至四層為鹵簿圖。鐘身有兩處刻款，分別為金朝驗刻款“右街僧官（押）宛平縣仰山院官（押）”銘文和清代追刻的“大清乾隆年造”銘文。
據(jù)考證形制和紋飾，此鐘應為宋徽宗時期的宮廷遺物，鑄造于北宋末期、政和八年（1118）以后，可能是作為北宋首都的朝鐘使用。靖康之變后，此鐘被掠運至燕京，成為金皇家寺院仰山院的佛教法器。
文藝影視
古代小說
宋元話本《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出自馮夢龍《喻世名言》卷二十四）
現(xiàn)代小說
紀錄片
《開封府》（2015）
導演:梁偉 編劇:王櫻澄/徐潔勤
《追尋宋金時代的別樣生活》（2018）
導演:張馨尹
參考資料 >
射雕英雄傳.豆瓣讀書.2023-06-02
靖康奇恥.豆瓣讀書.2023-06-02
大金王朝.豆瓣讀書.2023-06-02
開封府 (2015).豆瓣電影.2023-06-02
追尋宋金時代的別樣生活 (2018).豆瓣電影.2023-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