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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曉峰，浙江寧波縣人，中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他著有《中國地理學研究》《中國區域志》《中華民國史綱》等。

1923年，張其昀在《史地學報》上發表了《歷史地理學》一文，一舉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的學術地位。1927年，張其昀在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任教，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開山大師。1935年，張其昀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中央評議會聘任評議員。1936年，張其昀應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之聘，到浙江大學創辦史地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他組織出版《國史綱要》第一輯。1943年，張其昀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在哈佛大學為訪問教授兩年。1946年，張其昀返國后，并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1954年至1958年，張其昀任中國國民黨“教育部長”。1967年，他當選為中國臺灣地區民意代表。1980年，被蔣經國聘為中國臺灣當局領導人幕僚。1985年8月26日，張其昀病逝于臺北市。

張其昀曾被稱為臺灣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經其手完善了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而被臺灣學界譽稱為“博士之父”。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1年，張其昀出生于浙江鄞縣一個書香之家，其曾祖與祖父兩代皆為清末舉人，父親為當地鄉紳，家學淵源頗深，幼承庭訓極嚴。1915年，張其昀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919年，張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部。1923年，畢業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中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之后又在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哈佛大學等單位任職。

工作經歷

1923年，張其昀在《史地學報》上發表了《歷史地理學》一文，一舉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的學術地位。1927年，張其昀在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任教，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開山大師。1934年，張其昀應甘肅省政府之邀，在省政府大禮堂做了《甘肅省利病書》的講演，認為地理上的區位優勢使甘肅成為“近西北”之中重要省份。1935年，應國民黨青海省黨部之邀，張其昀又做了《青海省之山川人物》的講演，對青海省的政治地理狀況作了細密的分析。

1935年，張其昀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中央評議會聘任評議員。1936年，張其昀應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之聘，到浙江大學創辦史地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張其昀又創設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后改稱“史地研究所”）、史地教育研究室并擔任主任。1941年，他組織出版《國史綱要》第一輯。1943年，張其昀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在哈佛大學為訪問教授兩年。1945年，抗戰勝利后，張其昀回國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1949年，張其昀前往臺灣。1954年至1958年間任中國國民黨“教育部長”。主要著作有：《中國地理學研究》、《中國區域志》、《中華民國史綱》等。主要編著有：《中文大辭典》、《中華地圖集》、《世界地圖集》、《中華百科全書》、《中華五千年史》等。1963年，張其昀創辦了“中國文化學院”。1967年，他當選為中國臺灣地區民意代表。1980年，被蔣經國聘為中國臺灣當局領導人幕僚。1985年8月26日，張其昀病逝于臺北市。

主要成就

思想

文化現代化思想

20世紀初，中西方文化之間的碰撞達到頂峰。“五四”時期，一大批激進民主主義者持“不破不立”、“全盤否定”的徹底態度，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的鞭撻，并為中國帶來了“科學”和“民主”的先進思想。在這一歷史潮流的推動下，張其昀既懷著對儒家人文主義的傾慕之心，又懷抱救國的理念，積極地萃取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精神，企圖融通中西文化，重新構建中國的新文化體系。張其昀的文化現代化思想的內涵十分豐富，其中“科學”和“人文”為其文化現代化思想的兩大支撐。

張其昀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義精神，重視克己互讓而達于中庸，并能夠做到不偏不倚、不激不隨，是以人類的尊嚴與幸福為最終追求。張其昀認為，不健全的人生理想，有外重內輕的弊端。張其昀總括出人文主義的精神，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這一“內在制約”的觀念，張其昀尤為看重。

張其昀的人文主義思想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內在制約”觀念事實上是在說明個人要臻于自性的完善，與其在克制及自我克制方面的發展是成正比。而關于自我完善，不單單是白璧德“人文主義”所特有，儒家學說中的“人文主義”同樣以此為核心命題。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科學技術對現代社會的效用日益彰顯，導致了人文關懷的缺失，剛剛進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文化思潮，使得部分國民對科學產生了盲目崇拜和狂熱迷信。但張其昀對東西方“人文主義”的融合與提倡，無疑對唯科學主義起到了糾偏的做用。而這種“人文主義”更是始終貫穿于張其昀文化現代化思想中，并作為構成其文化現代化觀的一個重要組成因素。

經濟現代化思想

張其昀經濟現代化思想對當時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作為中國第一位國家戰略學研究者，他對于經濟發展有著比同時代學者更為超前的眼光。他把中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從中央與地方、工業與農業、沿海與內陸三個層面加以研究，并強調走一條新型經濟現代化道路，這是張其昀經濟現代化思想的過人之處。

教育現代化思想

張其昀有著其獨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尤其在我國近代以來的地理教育領域開創了數個先例。因而，其教育現代化思想更是其現代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張其昀教育現代化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厚。針對中國教育落后的現實，張其昀特別贊賞美國的通才教育，他提出了“通與專、就業與做人需兼備于一身”，以及教育平等、通才教育、科學知識的培養與健全人格的塑造并重等一系列現代化教育思想；其中通才教育涵蓋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屬于人類的精神遺產，功用主要體現為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宇宙，是對人內心的訓練，旨在培養學生的思考力、表達力、判斷力以及辨別各類價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國近代教育思想，不僅在當時，即使在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張其昀在《教育上之平等權》一文中指出：現行教育制度與社會經濟情形不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民無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之機會。

人文科學

民族地理

1935年，張其昀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華民族之地理分布》一文，將全國分成平原、丘陵、高原、高山四個地帶，并具體闡釋了各個地帶的地形特點與民族地理分布的關系。在張其昀看來，地理環境不僅與民族分布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高寒地帶實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高原地帶地勢既高則氣候寒冷，河流湍急，天寒則農業歉收，流急則航運阻絕，此于平原民族之漢族均屬不利，以故人煙寥落，視為畏途，少數民族皆為地主，實占高原環境之大部分”。而如何突破民族之間的地理“邊界”，使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一起，張其昀也做出了其“地理學科”的闡釋。

對中國近代人文地理學的開拓

張其昀對中國人文地理學基本理論的開拓和創建，其標志是1932年的《人地學論叢》和1926年的《人生地理學教科書》。其特點是引入歐美和日本的先進入文地理學理論，如鮑曼的《戰后新世界》(1921)、《戰后新世紀》(1927)、白呂納寫的社會科學史從書《人生地理學教科書》(TheHistoryofSocialSciencesSeries，HumanGeography，1930)，同竺可楨、胡煥庸等共同翻譯的專輯《新地學》(1933)等。張其昀的譯著與原著幾乎是同年出版，如《戰后新世紀》和《人生地理學教科書》皆是如此。另一方面，就是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舉凡人文地理學的各個分支或部門學科，無不涉獵；凡是我國統一、建設和人民生產、生活的有關人地關系問題，無不敏銳的觀察，深入的研究。

政治理論

張其昀對政治倫理有自己的一套邏輯，他認為：“儒家思想有一個根本觀念，即政治與教育二者相為表里。一代的政治制度無非是政治哲學的反映，而政治哲學又源于教育哲學，故其著手耕耘處在學校，其所得美滿的收獲就成為政治上的干部，而一切實際政治又都要含有教育的意義和價值。”

張其昀還將“愛民”“教民”“養民”當作民主（《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諦》）。殷海光批判這樣的民主是“君主的民主”“慈惠的君主專制”。“避開基本人權而談民主者，不是對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對民主沒有誠意。”

張姓治學的特點是經世致用，古為今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引發他的思考，進而寫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寫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結合現實需要而寫的。經世思想的本質是為國家所用、為政府所用、為民族所用。個人只有在為國家、政府、民族集體所用中，才能體現出個人的人生價值，這是中國的國家主義特色。“他-一生為國家效忠”，晚年“闡揚領袖革命學”，從政治立場來說，可以批評他;但從歷史立場來說，是值得肯定的。

張氏治學是從治浙東學派開始的。張姓之重鄉獻精神，源于其父親。其父張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寧波市地方志，家中藏書也多鄉獻。1928年，他入中央大學任教后寫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學風》。《宋代四明之學風》是一篇長文章，全文分六章，實際上是一小冊子。這六章是:遺傳與學風之關系、環境與學風之關系、時勢與學風之關系、學業上之成就、社會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將浙東學術精神概括為五點:求智一-樂學，求仁一寬厚，完顏守緒一自愛，守義一廉潔，信實一致用。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東學派的文章。稍后，陳訓慈也寫浙東學派研究文章，職寫清代，可能和張姓有關。他后來撰寫的《孫詒讓之政治思想》稱“浙東學術的主旨，在繼承中原文獻之傳，融合經義與治道，以國事為己任，通今學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見，他對浙東學術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徹的。

1935年4月12日，張其昀在青海省政府的講演中，明確聲言，中國的病源在于國家不曾統一，而真正的統一，則包括“地勢的統一、物資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這樣國力才能充分集中，中華民族才能有自信。因為，在張其昀眼中，西北各族人民雖然“信仰不同，習尚亦異，但同為中華民族之子孫”。張其昀通過“在地化”的思考，已經認識到了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際西北民族地區在國家安全上的戰略地位，他認為在國家有難之際，如能因勢利導，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團結與合作，則能在捍衛邊疆保衛國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教育

1932年，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成立，張其昀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積極致力于推動中國的科學化運動。張其昀指出：“科學方法是西方文化的顯著之優點”。科學對中世紀哲學抽象的革命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發展三個步驟。對此，張其昀認為，“科學精神，尚觀察、貴經驗、重事實、信證據，作系統的推理，為客觀的論斷”。在張其昀看來，科學精神是科學的一大特色，科學發展的要素更是得益于“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而“中國到如今猶深有愧色”。

張其昀進一步又對“應用科學”和“純粹科學”的關系加以論述。“應用科學”即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科學技術；而“純粹科學”則是認知為主要目的的科學理論，純粹科學旨在了解世界，應用科學旨在改造世界。在張其昀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因科學方法所產生的工程技術不斷地迅猛發展，從而大地造福于人類。張其昀深入地分析了中西方之間文化上的差異，并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對中國科學的發展進行了深刻反思。最終，他把推動近代科學發展的要素歸結為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主要著作

書籍

所獲榮譽

張其昀曾被稱為臺灣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經其手完善了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而被臺灣學界譽稱為“博士之父”。

后世紀念

1985年張其昀逝世后，由其創辦的中國文化大學專門成立了一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委員會”，先后編輯出版了《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張其昀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以張其昀的友人、同事、學生等所作的54篇紀念文章為主。以一些報刊等新聞單位所發表的社論、特稿為輔．此外收集有家屬祭文、挽詩、挽詞、挽聯、挽幛等。